《中國不高興》：一種新型知識分子的誕生——紀念《中國不高興》出版三周年

　　2009年春天，我忽然收到鳳凰聯動公司剛剛出版的《中國不高興》。該書五位作者中，只有宋強因為是校友，有一面之緣。另一位劉仰，雖常讀他博客，卻一直緣慳一面。另外三位作者，即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更是了解甚少。那陣子我正在趕寫《中國的疼痛》，跟寫作無關的書我無法顧及。不多久，我發現《參考消息》先后兩次發表整版文章，介紹西方輿論對這本書的批評意見。這本書的什么內質刺痛了西方人?我忽然好奇起來，于是在寫作之余，陸陸續續地、一字一句地讀完了這本把中國輿論界和西方輿論界都攪得沸沸揚揚的暢銷書。

　　一讀才發現，它跟我正在寫的《中國的疼痛》，思想上如此相通。受《中國不高興》的啟示，我還將《中國的疼痛》無法采用的邊角料，寫成了大眾讀物《中國站起來》，由長江文藝出版社于2010年1月出版。頗有意味的是，那些一直在誣陷《中國不高興》的媒體，拼湊了一個2009年暢銷“爛書榜”，將體現了中國民間社會嚴肅思考而受到讀者廣泛歡迎的《中國不高興》列在第一，同時將實際上出版于2010年的《中國站起來》，迫不及待地拉進榜單，列為第二。這從一個側面表現了我跟《中國不高興》諸位作者的思想聯系。

　　三年以來，我跟五位作者和出版商張小波都有深入的交流，對他們的立場、觀點、知識背景、學術思路有較多了解，對他們共同經營這本暢銷書、發出民間聲音的良苦用心，一直懷有敬意。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國不高興》的思想價值不是日漸淡薄，而是日益凸顯出來。

　　在持續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中國得到了高速發展，創造了經濟奇跡?？墒沁@些奇跡是不是蘊含著某種辛酸?我們的社會經濟格局值得樂觀嗎?符合理想嗎?我們在全球化經濟框架中處于產業鏈的最低端，僅僅掙了點錢糊口，卻把上端的國家養得膘肥體壯，我們對這種屈辱境遇能夠一味沾沾自喜嗎?我們精神文化上的狀態還算明亮嗎?我們能夠清醒而又昂揚向上地創造出一個富強、幸福的中國嗎?《中國不高興》把這一連串的問題提給了廣大讀者，同時又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知識視野，進行了點到為止的分析。難怪這本書創造了頭一個月就銷售六十萬冊的市場奇跡，因為它確實能夠給讀者以啟迪。

　　每個讀者所受到的啟迪可能不完全一樣。時隔三年，我依然按捺不住一種沖動，就是一定要說說《中國不高興》中那些思想主題，那些精神文化信息，究竟有什么思想價值，究竟給了我什么感受，什么啟示。我姑且說說其中三個主題，然后嘗試談談我對其思想史價值的理解。

　　第一個主題：對逆向種族主義的批評

　　逆向種族主義這個詞，我似乎是第一次從《中國不高興》中讀到的。后來知道，王小東早在1996年就開始使用這個概念，只是我以前沒有留心。我覺得這個表述真好，正是我當時所要尋找的概念。

　　這些年我一直在清理五四以來建構“國民性批判”概念的過程，《中國的疼痛》就是試圖完成這項學術命題的。西方國家在殖民全世界的過程中，建構了一種奴役他者的文化思潮和相關觀念。西方是多么文明多么先進，東方是多么愚昧多么落后，類似說法還有很多很多。五四一代呼風喚雨的文化英雄，諸如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等，他們對殖民者的這么一套建構基本上是全盤接納，并反反復復地推銷給國人，告訴國人西方人是先進的文明的，我們是野蠻的落后的。這樣講了一百余年，最后的結果是，我們心甘情愿地將西方種族供奉在神龕里，自己則成了跪在地上的香客。

　　我們在這個教育框架中受了幾十年的洗禮，完全相信這個結論了，無論世界上發生什么事，我們對西方人信任的前提不變，然后再來判斷對錯。比如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我的第一反應是美國人不會瞎搞，他炸大使館肯定是中國人瞎搞了什么事情。他為什么炸中國的大使館呢?是不是中國人參與了當地的什么反美活動之類啊，是不是當地的情報機構什么的藏在了中國的大使館里啊。這種思路，說白了就是無條件相信西方人永遠正確，錯的肯定是我們自己。

　　有了這種錯誤的觀念背景，對自己社會和國家的什么東西都不信任，對別人的什么都肯定。那幾年我正從這種走火入魔的教條之中掙脫出來，感覺中國人的這種荒唐信念中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屈辱和辛酸。那時候我想找一個方式給這種屈辱、辛酸、卑賤的精神現象命名，可是一時找不著。當我從《中國不高興》中讀到“逆向種族主義”這個詞語，極感認同。這不正是我要找的詞語嗎?

　　這個詞概括得極妙，借西方人的概念——種族主義，我們加了一個“逆向”，就把我們的病根講清楚了。這個詞把《中國的疼痛》里討論的國民性批判問題講清楚了。國民性批判理論，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逆向種族主義。比如說紐約街頭的銅牛，別的人爬了就爬了，要是中國人爬了就顯示了中國人的劣根性，這不就是一個逆向種族主義嗎。別的民族可以爬，我們就不可以爬，我們爬了就是劣根性，就這么一個毫無邏輯的“理論”。逆向種族主義這個名詞，實在太有概括力了，我一見到就不想放棄。

　　從逆向種族主義思潮中，不難體會我們民族在遭受西方強盜侵略、掠奪、奴役的過程中，精神文化上所受到的傷害有多么嚴重，嚴重到我們已經不把自己當人，只相信西方殖民者才是人。這種自我卑賤、自我奴役的現象，至今還從各個角度、各種人物身上表現出來。

　　最近有一個名叫張小海的中國人，為了幫助西方產業集團打擊中國的熊膽藥品，為西方相關藥品掃清市場障礙，堅決主張取締中國的養熊業。而他提出取締養熊業的理由是什么呢?請看張小海的言論：對于中國的養熊業，西方國家都持非常強烈的反對態度。首先，西方國家就從來沒有過養熊場，他們不相信中醫。像我們亞洲動物基金會，由英國人創辦的基金會，也是代表了來自西方的聲音，希望淘汰養熊業。

　　張小海是亞洲動物基金會中國區外部事務總監，他是拿著洋人的錢為洋人打產業戰爭，但是他采用的戰爭手段，是從道義上將中國的養熊業摧毀。用什么來證明中國的養熊業是違背道義的呢?用西方人的意見和傾向作為唯一標準。他為什么采用這種說話角度呢?就因為這種逆向種族主義思潮在中國大有市場，他這么一說，中國的媒體，從報紙到網站到電視臺，幾乎全都跟著他起哄，義憤填膺地控訴養熊業，高呼必須取締養熊業。像張小海一樣，中國媒體從業人員，都是受過較多教育的人，他們身上表現出的這種逆向種族主義思潮，只能說明我們百年以來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潮流中，崇洋媚外、自卑自賤的意識是如何嚴重地主導著文化人的神經。

　　這種逆向種族主義思潮在三十年改革開放中，發展到登峰造極的荒唐地步?！吨袊桓吲d》對此提出的批評，振聾發聵，算是一聲棒喝，極具思想價值。

　　第二個主題：對國家利益的強調與維護

　　今天的歷史教科書，一般將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史的開端。這個文化思潮乃是一幫文化人，在討論文化問題，急切地解決文化認同問題。中國在外國槍炮下失敗了幾十年，面臨亡國亡種亡教的命運。為了挽救國家和種族的生存，那一代人主動選擇了“亡教”——就是拋棄自己的民族文化，選擇西方文化作為指導我們謀求民族新生的救生符，因而提出了全盤西化的主張。

　　中國人決定拋棄民族文化的時候，其目的本來是救民族救國家，可是那一代人在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時，一時糊涂就把自己的主張打扮成了純文化的訴求，好像把謀求國家新生與富強的訴求排除在外了。

　　那些提出全盤西化的五四時賢，作為個人而言，每個人都是非常高貴的愛國主義者，這是不用懷疑的。但是他們在發動新文化運動的時候，用的是逆向種族主義思維，他們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進行了最激烈、最徹底的批判，對中國歷史、社會和國家實體的批判也同樣嚴厲。他們用疾風暴雨式的思想文化運動，為自己塑造了一個批判者形象。他們說中國歷史只有“吃人”二字，說我們的祖宗歷史上全是罪孽，我們要為祖宗懺悔。胡適還說中國不亡，天下就沒有公理了。他們似乎有一種用中國的滅亡，來證明他們所認定的西方真理的自虐傾向。

　　五四時賢一天到晚嚷嚷的全是民主啊、科學啊、自由啊、人權啊、個性啊等等文化概念，幾乎看不到他們從正面討論國家利益問題，好像一種偉大的文化、偉大的人物，就是要徹底超越甚至拋棄國家利益的，只有低級的、卑賤的、丑陋的人才會關心國家和國家利益。

　　我們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受惠者，在受教育的過程中，接受了他們討論問題的范式和框架，基本上排除掉了國家形象和國家利益這一維。我們只想要民主、要科學，覺得國家利益那是俗人關心的，咱們是超越國家、超越政府的高貴人群，是精神貴族，只愿意討論文化問題和精神問題，不屑于討論國家形象、國家利益這些俗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降，逆向種族主義思潮越走越高，個人主義思潮也日益泛濫，知識分子在體制內有穩定的位置和收入，不需要涉及實務就能酒足飯飽，于是越來越凌空蹈虛，把自己理解為超塵脫俗的天使。更有甚者，有的人認為，國家利益那是政府應該經營的，而政府通常是個沒有理想、沒有理性、沒有民主自由的負面形象。知識分子的價值就體現在要跟政府作對，要把理想和信念置于政府和國家之上。久而久之，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結構中，大多數沒有國家利益這一維。

　　而《中國不高興》把國家利益擺到前臺來，談論在當下的國際格局中中國的國家利益是什么，如何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這一點讓我眼前一亮，我馬上意識到，這本書顯示了中國知識分子一種新的自我定位，一種新的自我期待，中國的知識分子再也不是只談天下不談國家，只談主義不談利益的書呆子，他們已經有足夠的知識背景和現實視野來赤裸裸地討論國家利益、維護國家利益。這是我從《中國不高興》中所看到的新信息，我當時感到非常振奮。

　　這正是中國知識分子應該補上的東西，《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們已經及時補上了這一點。我們在五四一代和八十年代一代知識分子的著作中，讀不到這些東西，比如魯迅、胡適，比如李澤厚、劉再復，這兩代人有自己的任務，他們沒有為討論國家利益準備相應的知識結構。他們太執著于民主、自由、科學、人權、個性這些抽象的概念，他們用這種殘缺的知識結構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學子，讓中國知識界成為一個知識生態、精神生態極不健全的空間。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在西方國家的侵略和籠罩之下謀求生存空間。國家的生存空間決定著每個國民的利益和福祉。百余年來幾代知識分子只知道凌空蹈虛，不知道維護國家利益，這比洋務派和梁啟超倒退了千萬里。

　　2009年，《中國不高興》和《中國沒有榜樣》，以及宋鴻兵、時寒冰等人的著作接踵問世，為中國知識界補上了一個新東西，那就是對國家利益的關注與維護。中國知識界在西方文化的龐大天空籠蓋下，用了西方的思想資源、按著西方的種族利益，自卑自賤地發展了這么多年，在逆向種族主義思潮中自虐了這么多年，現在終于有知識分子知道必須自立起來，必須強調中國的國家利益，這個信號的標志性意義太強烈了。

　　第三個主題：對國家戰略和文化戰略的強調

　　《中國不高興》對于文藝腔的批評深得我心，只是本文無暇細論之。我想稱贊它對國家戰略和文化戰略的強調，為什么從文藝腔談起?因為文藝腔作為一種脫離實務、凌空蹈虛的小資情調，妨礙了中國知識分子對于國家戰略和文化戰略的關注。

　　我本人受的教育，就很務虛。我以前對戰國時期的東西很看不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戰國時期大家要么搞合縱，要么搞連橫，談來談去都是利益，我認為這不是知識分子形象，所以敬而遠之。在《中國不高興》看來，那恰好是知識分子的職守所在，那些人成天琢磨國家的外交戰略、政治戰略、軍事戰略，都是在為國謀劃，值得肯定。

　　在當下世界秩序中，每一個強國都有大量知識分子在為國謀劃。我這幾年讀了一些西方人描述世界、規劃世界的著作，我看他們怎么描述東方和西方的關系、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關系。在我閱讀的范圍內，大多數西方著述家都是本能的愛國者，都在為自己的國家效力。他們在為國家謀利益的時候，需要不講道理就不講道理，需要說假話就說假話，需要講強盜的言辭他就講強盜的言辭，毫不含糊。一開始我也感到很驚訝，怎么會這樣呢?我崇拜了很多年的西方知識分子，怎么就這德行?

　　后來我終于想通了，其實就應該是這樣。這個道理很簡單，人類社會的第一條分群界線，就是以國家為單位劃分的，每一個人都要維護自己的族群利益，而國家，就是劃分族群的鋼性界線。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都在為他們的國家征服、掠奪、奴役其他民族建構文化優勢，制造文化輿論，謀劃國家擴張和文化擴張的戰略部署，這就是他們維護國家利益的方式。西方五百年的擴張歷程，包括傳教士在內的知識分子居功至偉。

　　如果中國知識分子反其道而行之，不談國家利益和國家戰略，甚至連起碼的地緣政治眼光和國際博弈意識都沒有，他們心底所懷有的愛國主義就將落空。《中國不高興》適時地強調要有地緣政治眼光，要有國家戰略，是對知識界的一個提醒，甚至標志著一種新的文化風氣。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加入這個由西方國家建構并控制的國際秩序之中，可以說處處受制于人，所有東方國家都處于絕對弱勢。我們作為弱者再不談國家戰略，只能瞎打瞎撞，明天可能會更弱。中國讀書人在國家戰略上用一點腦筋是非常應該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而謀劃國家戰略的時候，文化戰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們之所以有如此嚴重的逆向種族主義特征，中毒這么深，其實就表明了西方文化戰略的勝利。劉仰特別強調了美國人為什么搞了個庚子賠款的教育啊，實際上那就是一個非常簡單、非常明確的文化戰略。1906年初，美國官員詹姆士向當時的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提交了一份《關于向中國派出教育使團的備忘錄》，主張對中國的文化教育進行干預。該備忘錄開始在私下流傳，1907年被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收錄在《今日的中國與美國》一書中，遂為公眾所知。

　　詹姆士說，如果我們美國能擁有教育中國一代青年人的權利，就能引導中國社會朝著有利于美國的方向發展。我們只要主宰了新一代中國人的精神道義和價值觀，所獲得的利益回報將遠遠超過軍事征服所能實現的收獲。這就是赤裸裸的文化戰略和國家戰略。

　　傳教士明恩溥發展了詹姆士的思想，接著游說美國總統，要他將從中國得到的庚子賠款，專門用于資助中國青年來美國留學，美國就憑著這點錢，擁有了教育中國青年的權利。

　　百余年來，中國知識界的主流聲音是：美國多了不起啊，我們賠他的錢他都不要，他用于扶助中國的教育，多偉大的國家啊——天天給美國歌功頌德。中國的知識界長期以來愚蠢到這種程度，從一個側面襯托了美國教育的成功和戰略的成功。中國耗費納稅人的巨量財富，養著一大幫這樣愚昧的知識分子，中國不吃虧還能怎么著啊!

　　由于西方殖民國家的文化戰略做的非常好，許多東方國家全盤接納，于是淪為洋奴。中國的逆向種族主義，說白了不就是心甘情愿地淪為洋奴嗎?除了伊斯蘭世界，全世界的非西方國家，都先后淪為西方國家的奴隸。東歐國家本來還跟著蘇聯老大哥硬撐了幾十年，可是隨著蘇聯的垮臺，東歐的世界也淪為西歐的洋奴。這種失敗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缺乏文化戰略，不懂得維護自己的話語權即文化權力，是失敗的原因之一。

　　當今的中國，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有點脫穎而出的勢頭。這時候，真正激烈的博弈將會逐步展開，這就到了必須講國家戰略、講文化戰略的時候。我們五四時期，采取全盤西化的文化戰略，已經棋輸一招，如果到了今天再不調整自己的文化戰略，或者干脆就不講文化戰略，我們往后還要繼續輸下去。

　　一個民族的崛起，沒有文化自覺，就不可能真正崛起。今天的中國，文化發展問題，話語權問題，已經成為中國崛起的短板。知識分子群體一味言必稱希臘，喪失了知識生產的能力，已經成為制約中國崛起的負面因素。不改變這種現狀，中國的發展必將遭遇困境。

　　《中國不高興》和《中國沒有榜樣》，具有強烈的國家戰略意識，并將戰略問題延伸到了文化戰略方面。《中國沒有榜樣》對文化戰略的論述尤其充分，十分難得。我認為，這兩本書對國家戰略和文化戰略的重視，乃是中國文化界的新信息、新氣象。文化應該為誰服務，應該怎樣在社會發展和國家競爭中發揮作用，中國的新型知識分子已經覺醒過來，《中國不高興》和《中國沒有榜樣》體現了知識界的這種覺醒和成熟。

　　結論：《中國不高興》的出版，標志著一種新型知識分子的誕生

　　《中國不高興》幾位作者，原系名不見經傳的邊緣人物，他們在學術體制內毫無影響。他們出于對民族的熱愛，對國家的責任感，發宏聲于草莽之間，帶有鮮明的泥土氣息和草根色彩。這本書當時受到中國廣大媒體的瘋狂圍剿，也激起西方輿論的激烈批評，而中國普通讀者對它歡迎的程度，也頗為少見，所以創造了上市一個月就銷售60萬冊的奇跡。

　　三年之后，這些作者依然是文化界的邊緣人物，依然遭到掌握國家文化資源和媒體資源的那個群體的肆意批評和貶損。但是，在網絡世界，他們的影響越來越大，粉絲越來越多，他們的聲音受到越來越廣大的網民的響應和傳播。

　　網民把一廂情愿地信賴西方國家、主張簡單地模仿和復制歐洲和美國發展道路、用普世價值覆蓋中國的人，叫做帶路黨，把維護中國國家利益，主張根據中國具體國情尋找中國價值觀和發展道路的人，叫做五毛黨。十年前的中國，帶路黨在包括網絡在內的一切媒體上，都占有絕對優勢，即使是三年前，他們的優勢也頗為明顯。那時狂購《中國不高興》的人群，還是沉默的大多數。

　　今天的情形已經有若干變化。許多知識分子帶著明確的中國立場登場，在各種場合，從各種角度，維護中國的國家形象和國家利益，比如軍事專家戴旭，貨幣經濟學家向松祚、張明，產業經濟學家梅新育、白益民，媒體人胡錫進、王文、彭曉光、一清、盤索、鮑迪克、金微、司馬南、司馬平邦、饒瑾、唐杰等。一些八十年代知識結構比較單一、發言角度比較狹窄的學者，也慢慢拓展知識結構，將中國放在西方霸權所建構的世界體系中予以觀察、理解，逐漸明白了中國的特殊境遇和特殊道路，成為國家利益的堅定維護者。

　　有的學者八十年代致力于用西方思想資源給中國社會啟蒙，今天，竟然在用中國的思想資源，一而再再而三地給西方社會進行啟蒙。

　　發展最為典型的也許莫過于劉小楓。劉小楓本系精神哲學甚至神學領域的學者，其學術思想在讀書界具有廣泛影響。可是近年以來劉小楓竟然從國際政治、地緣關系和中國革命史角度，研究中國的道路，理解中國歷史演變和發展模式的正當性。其間蘊含著中國社會知識轉型的豐富信息。

　　《中國不高興》似乎適時地體現了知識界研究視角和知識結構的轉型，具有風向標的意義。它的批評者也不得不受到其知識結構和文化視野的挑戰，因為批評的過程就是了解的過程，也是受影響的過程。

　　草民群體(普通網民)知識風氣的扭轉，也能見出《中國不高興》的影響。當年那些“沉默的大多數”，已經相繼成了網上?？?，甚至充滿豪情地自稱五毛黨。在網絡世界，這些五毛黨由前幾年的絕對弱勢，發展為今天與帶路黨基本上勢均力敵。而《中國不高興》的作者群，實際上就是五毛黨的濫觴。他們是率先站起來做五毛黨的，而且是自帶干糧的鐵桿五毛。

　　這種自帶干糧五毛黨的姿態，賦予《中國不高興》以更為豐富的思想價值?！吨袊桓吲d》的出版，標志著一種新型知識分子的誕生。當然，也標志著一種新的知識結構、新的知識范型在中國社會的出現。這種知識分子既有強烈的底層關懷，也有遼遠的世界視野和地緣政治眼光。他們能從正面理解自己民族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制度的正當性，能以清醒的眼光看清國際政治舞臺上強者與弱者、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產業鏈高端與低端、有話語權與無話語權之間的權力關系和嚴重不平等的格局。面對國內，他們看重國計民生，關注經濟增長、產業發展、軍事建設、政治改良，關注文化資源、價值立場、教育格局、國家戰略。面對國外，他們關注中國在國際社會實力的增長和地位的提高，關注對國際社會嚴重不平等的游戲規則的突破與改造。

　　這種知識分子，對百年以來錯誤的教育制度制造出來的、嚴重意識形態化的、書呆子類型知識分子，是一種適時的補充，甚至有可能取而代之。

　　在《中國不高興》出版三年以來，網絡上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像雨后春筍一樣，甚至像潮水一樣，迅速地涌現出來。他們的成長并不是受惠于十分殘缺的中國教育，而是受惠于國際社會各種力量瘋狂打斗、中國社會各種階層激烈博弈的現實。嚴格說來，他們不是中國學術體制所界定的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是各有所司的實業人士，是靠勞動養活自己的草根群體。他們擔心錯誤的學術體制所豢養的那批帶路黨把自己的國家引向歧途，乃帶著民族自尊心，和國家責任感，熱心辦網站，上論壇，寫博客，泡微博，力圖把中國引向造福于全體國民的光明前途。

　　中國學術體制所豢養的知識群體，百年以來習慣于言必稱希臘，根據中國發展實際從事知識生產的能力越來越弱化、萎縮，而以《中國不高興》作者群體為代表的新型知識分子，正在日益崛起，他們所生產的知識產品和文化產品，對民間社會擁有越來越強大的影響力。這種趨勢就像中國崛起的趨勢一樣，已經洋洋乎大觀，勢不可擋。這再一次印證了禮失求諸野、學在民間的古訓。

　　中華民族絕對是一個偉大民族，當一種失效的學術體制所豢養的一代知識分子不能履行知識生產、思想探索的功能，竟然從草根群體中自然而然地崛起另一種新型知識分子，承擔起知識生產、思想探索的責任。這體現了民族文化生態自我調節的旺盛生機。這里說的既是《中國不高興》的作者，也是網絡世界遍地開花的五毛黨。

　　這樣的代際更替和范型更替，在清末已經經歷過一次。中國曾經因上一次知識范型的代際更替而死里逃生，中國將有可能因這一次知識范型的代際更替而隆然崛起。

　　《中國不高興》，一本標志著中國新型知識分子誕生的普及性思想讀物，一本將會伴隨中國崛起而自身卻退出歷史舞臺的草根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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