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紀念記者節，已經不大談起這個節日的由頭：1937年11月8日，一群二三十歲的年輕記者在上海聚會，籌劃成立一個愛國抗日的同盟組織。在那段戰火紛飛、山河破碎的時光，這些原本各自為戰的新聞人為了民族解放的共同期許，號召以筆為槍、同心抗戰。他們編輯了自己的刊物《新聞記者》，并在全國各地開展各種抗日宣傳活動。

　　七十多年過去了，我們漸漸淡忘了記者節原本應有的政治內涵和歷史意義，反而更愿意用現代市場新聞業中的普遍規范來看待記者的社會角色。然而，正是記者節的歷史提醒我們，理解記者、理解現代新聞業，我們不能割斷這個群體與歷史和政治之間的連結：一方面，我們今天當做普遍規范的專業化新聞生產邏輯本身就是源于19世紀歐美社會的特殊歷史背景;另一方面，近代以來中國新聞記者的社會角色和政治意識也始終與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構建和轉型的政治過程緊密聯系在一起。本文將在討論西方現代新聞業興起背景和中國新聞業發展獨特性的過程中，以回歸歷史的方式重新認識新聞業和新聞人。

　　一、“杰克遜時代”的神話：自由主義的媒體史敘事

　　1838年，美國著名作家庫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在一篇政論文章中這樣描述當年新興的大眾化報紙：“新聞媒體對公眾人物、文學、藝術、戲劇甚至私人生活盡情施暴。在保護公共道德的假面具下，報紙其實是在徹底腐化道德;在保障自由的外貌下，報紙其實逐漸在建立一個暴政”[1]。對于熟悉了西方新聞史肯定性敘事的讀者來說，這樣的負面評價顯然是非常令人驚訝的。19世紀出現的市場化媒體向來被認為是從政黨報刊或封建專制中獲得解放的自由力量，甚至是民主力量，怎么會在庫珀的筆下成了公共生活的施暴者呢?

　　在《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一書中，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從反面引用了庫珀的這段評價，并認為這些言辭“反映了既有勢力對民主化(中產階級)社會秩序的反抗”[2]。這種信手拈來的階級分析不能說毫無道理，畢竟庫珀本人就是紐約州顯赫的大地主家庭子弟。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在庫珀的思想中，還有著深刻的聯邦黨人政治遺產，那就是對共和主義的堅守，以及將道德與善放在個人權利之上的倫理觀念。面對商業利益對傳統、穩定、理性、莊重的精英公共生活的侵襲，面對道德上的相對主義和偽善的中立主義，庫珀的憂慮和憤怒當然有文化和政治上的理由。實際上，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再封建化的批評也不過是這種憂慮和憤怒的學術版本而已。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感謝舒德森的寫作，他雖然延續了對現代市場新聞業那種簡單的肯定性判斷，卻也為我們展現了一些批評觀點和豐富的歷史背景。但是要把現代新聞業的興起放回歷史原境中，我們還是要對他這本報業社會史著作進行一些反思性的解讀，并由此進入我們的核心問題：究竟是什么樣的歷史狀況造成了現代市場新聞業的產生?從這些歷史狀況中我們能認識到市場新聞業的哪些特性?

　　舒德森認為，造成現代新聞業博興的根本因素，不是傳播科技上的革命，不是識字率的提高，也不是報紙自然進化的結果。他從社會政治氣候的變化來認識19世紀30年代的革命性變革，那就是“杰克遜時代” [3]的平等主義和民主。在對這個“平等主義”時代進行褒揚時，舒德森沒有吝惜任何美好的詞匯：人才就業開放、出身不論貧富貴賤、所有民眾享受同等機會、傳播公共教育、反對政府壟斷、敦促權力下放、不再死死抱住貴族價值觀不放、人的個體獲得了新的地位、追求利己主義成為一種榮耀……[4]在這種敘述中，顯然不見了當時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事實、不見了勞工對新興資本主義的反抗(實際上舒德森的新聞史寫作完全忽視了19世紀中期美國大量存在的勞工報刊)，也不見了杰克遜們對奴隸制的頑固堅守以及對印第安人種族滅絕般地“遷移”歷史。

　　作為一個與東部輝格黨人針鋒相對的邊疆開拓者，安德魯·杰克遜及其追隨者的政治觀念遠比“平等主義”和“民主”復雜得多。按照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的說法，正是與印第安人作戰的共同任務，以及面對底層奴隸階級和東部貴族這兩個異己力量的現實，把美國西南地區各階級的白人男性維系在一起，使社會上層產生了安德魯·杰克遜這樣眾望所歸的英雄人物。而這一階層可以在種植業經濟的論爭中完全站在保守派一邊，卻同時成為全國民主運動的領袖，無須為前后態度矛盾而內疚。所以，“當我們看到這類種植業上層表示絕對相信民眾的判斷時，將其斥為蠱惑人心者未免失之不公正”[5]。舉例來說，安德魯·杰克遜經濟政策上最著名的反對國有銀行的主張，非常類似今天部分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指責金融業國家壟斷的言辭，實際上根本不是出于對金融權貴獨裁的抵制和對平等的要求，只不過是要為私人的債券投機打開大門罷了。要知道杰克遜登上政壇的堅強后盾就是美國西部的地產投機商和放債人[6]。由此看來，“杰克遜時代”的平等不過是美國西南種植園主、證券投機商與都市新興資產階級以“民主”為名聯手對傳統聯邦主義發動的一場“嘩變”而已。只是在自由主義的歷史書寫中這出喜劇和鬧劇才成了“正劇”。

　　更進一步來看，舒德森對“杰克遜時代”的贊頌實際上是將當代的自由主義觀念投射到19世紀的結果。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曾經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舒德森式的理論錯置，在《民主的不滿》一書中，他提到：“杰克遜派對財富分配日益增長的不平等的反對與公正關系不大，而與財富、權力的巨大集中對自治構成的威脅卻有很大關系。輝格黨人促進經濟發展的理由，與提高生活標準或最大化消費關系不大，而與培育國民共同體以及增強聯邦的紐帶有很大關系”[7]。雖然桑德爾完全從政治理念角度展開的論述忽略了這兩股力量的經濟背景，但至少說明了他們的分歧并不存在于“民主”或“精英”的理念上，而主要存在于“自治”或“聯邦”的理念上。實際上，20世紀末興盛于美國各地的“民兵與愛國者運動”，即那些宗教、文化、種族方面的極端保守主義勢力和美國地方的反全球化、反聯邦主義力量才是杰克遜政治理念的真正繼承者。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的無政府主義、地方自治主義、反全球化意識與經濟觀念上極端放任主義奇怪地耦合在一起。

　　在這里，我們可以稍作總結：以美國“便士報”為代表的現代市場新聞業的興起，并非是拜“平等主義”和“民主”的政治氣候所賜。美國現代商業媒體實際上是伴隨新興資產階級異軍突起而出現的一股都市文化力量，它所創造的，正是這群爆發戶和投機商所需要的相對主義文化政治。而從市場化報業自身的發展來看，其存續的前提也是扳倒一座文化上的大山，那就是正當性政治，其中主要的是關于善和倫理的傳統認同。否則，我們不能想象那些深入私人生活的膻色腥內容能夠肆無忌憚地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美國19世紀中后期野蠻商業化過程中的道德悲情劇確實也常常被小報演繹，但其出發點絕不是正面的道德塑造，而是專門發掘丑陋現實來摧毀公眾的道德信仰，從而引發轟動效應。這一點與當今的都市媒體的社會新聞報道并無二致。報業宣稱的黨派中立，也并非來自什么偉大的職業理想，只不過是現代新聞人“消費真實”和“販賣受眾”的邏輯前提而已。在這個意義上，市場新聞業天生就是另一種保守力量，用托克維爾的話說，這種消費意義上的平等和選擇只能是一種“溫柔的專制”。當然，一旦遇到復雜的政治經濟糾葛，一旦受到細分市場和廣告主的限制，一旦有反抗自由經濟的力量威脅現有體制，市場化媒體會毫不猶豫地沖破中立的底線。

　　然而，現代市場新聞業進入社會主流的后果還不僅僅是政治正當性的消散，它不但壓制了傳統倫理的衛道士，還同時排斥了激進的文化力量。詹姆斯•卡倫(James Curran)的著作《媒體與權力》給我們展現了自由主義媒體史從未觸及的一段史實[8]。在英國，19世紀后半葉廣告稅和印花稅被取消一直被視為一個媒體發展史上的巨大進步，是自由報業迅速發展的重要開端。然而，卡倫的研究指出，正是辦報限制的解除使得原本發行量遠遠超過主流都市報刊的激進派勞工報紙迅速走向衰落。印花稅的取消等于為資本力量大舉進入報業打開了綠燈，而廣告稅取消則給小報帶來了巨大的市場壓力。都市商業報刊開始對印刷機器設備升級換代，并擴大經營規模。不斷增長的辦報運營成本和資金流動則有廣告商埋單。這種狀況最終拖垮了不能滿足廣告主需求的激進勞工報。

　　這段史實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擊碎了自由主義媒體史那種國家與市場相互對立的二元論敘事。卡倫的研究證明，19世紀中后期，英國傳統貴族與新興資產階級實際上有著近在眼前的共同威脅，那就是勞工運動及其強大的宣傳攻勢。傳統貴族精英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對新興商業力量做出了讓步，將他們納入統治集團，從而利用資本所構建的阻隔機制，成功地限制了激進民主力量的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卡倫將報業稅的取消這個被廣泛認為開啟了自由報業史的舉措稱作是“資本的自由”和一套“新興的許可證體系”。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用民主和進步來理解現代市場新聞業的誕生就意味著用迷信來解釋歷史。

　　二、中國經驗：現代新聞業的另類嘗試

　　“改革開放”后新聞學科重建以來，西方現代進步史學對新聞業發展的肯定性敘事在中國新聞學界和業界構成了一套理解新聞業的固定模式。它甚至成了反思中國新聞業發展的“照妖鏡”，不斷試圖在這個顯得有些另類的社會中推廣成形的西方市場新聞業體制。

　　以研究中國新聞記者的各種文獻為例，最流行的分析范式就是討論國家、市場與新聞記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在這種思路中，“國家”、“政府”、“政黨”等分析單元常常被看做是外在于社會公眾，甚至與社會公眾相對立的“威權力量”、“保守力量”、“傳統力量”，而新聞從業者則幻化成“最廣大人民”的代表，成了無可置疑的進步力量和威權壓制下的弱小反抗者(草根)。新聞從業者“獨立”、“自由”的信息傳播活動所面臨的若干限制成了印證這種對抗性二元關系的論據。與此同時，“市場”的力量則常被當做消解威權的有力手段。有了前面對舒德森理論的解析，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分析框架與西方主流的自由主義媒體史觀是如此相似，它基本是關于西方現代市場新聞業那種肯定性敘事在中國社會的投射。這樣的思路既缺少對文化政治復雜性的把握，也沒有對社會結構，特別是都市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審慎考量，更忽視了市場邏輯所制造的保守立場，甚至是壓制性能量。

　　實際上，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所創造的新聞實踐范式一直有著十分鮮明的特色，提供了一條西方現代新聞業之外的另類方案，而正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主流新聞觀念在對西方現代新聞業模式的頂禮膜拜中埋葬了二十世紀中國新聞人的獨特遺產，也抑制了我們對新聞業社會角色的想象力。

　　從中國近代新聞業產生伊始，中國都市新聞記者的文化意識就有著獨特的個性，這種獨特個性正是成就于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邊緣位置和被動現代化的發展路徑。我們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中國現代新聞業的產生和中國新聞記者的獨特社會角色。

　　首先，與19世紀的歐美新興資產階級文化反對傳統權威的單一面向不同，近代伊始，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性思想就蘊含了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脫離傳統政治、文化和經濟結構奔向現代化的理念;二是反抗殖民的民族解放意識。我們可以將這種思想構造稱為“雙重現代性”。支持商貿、意圖發展科技和改造社會制度這些現代思想自然都是當時中國的新生觀念。然而，人們往往會忽略“現代性精神”的另一面，即以新聞人為代表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還具有強烈的反殖民意識。正如柯文在分析報人王韜的思想時所概括的，“從這種世界觀念在近代中國剛剛出現的時候起，它就暗含著一種強烈的(有時是無聲)向西方復仇的不滿和義憤之情”[9]。作為近代最早的報人，王韜所提出的“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10]，即學習先進科技文化，振興中華，抵御外患正是這代知識分子傳播實踐的主要政治訴求。因此，與同時期美國新聞業反對黨國壟斷，強調自由市場經濟和文化相對性的“杰克遜主義”剛好相反，近代中國報人始終將構建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當做一項重要訴求。這種政治理念兼具反侵略和現代化的雙重目標。正如浦嘉珉在描述這一時代新聞業者的職業志趣時所指出的，這些人感興趣的“并不是‘所有適合印刷的新聞’，而僅僅是那些他們最為關心的，有關中國富強的內容”[11]。齊慕實也曾提到，“一方面，梁啟超等人意在運用新聞媒介來吸引君主的注意，以求說服國家權力核心推動改良;另一方面，戰后民族國家所面臨的極端危急的狀況也使得此時中國新聞業的傳播內容相比西方更加嚴肅” [12]。

　　由此可見，歐美早期大眾化報刊與中國近代報業雖然基本處于一個時代，但是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訴求，這正反映了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平衡特征。19世紀中期，基本完成了資本所需的現代化和殖民化使命后，歐美社會中國家力量開始隱藏在市場的幕后，這一隱身過程，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新聞媒體和知識界的文化創造。而此時，亟待解決國家建制促發現代化的中國，則面臨構建現代政治組織的重大使命。從那時起的幾代報人正是在文化上塑造國民認同的關鍵力量。這樣的傳統一直延續到抗戰時期的記者同盟組織和共產黨人的新聞實踐。直到二十世紀末大量沿海都市媒體興盛之前，與民族國家同呼吸共命運一直是中國現代新聞人的正面宣稱。

　　其次，在19世紀歐美現代新聞業快速興起的過程中，幾乎都出現了都市知識分子與勞工群體分臺唱戲的局面。一邊是都市中職業新聞記者的商業報刊迅速發展;另一邊則是勞工報刊先崛起再衰落的過程。然而在中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出現了一種世界新聞史上極為少見的現象，即知識分子走向勞工，與社會底層相結合，共同創造新型新聞實踐的運動。在這個意義上，詹姆斯·卡倫所使用的階級分析范式在中國遇到了難題，因為“五四”以后中國新聞史中出現了新聞文化再造的現象，這段歷史不簡單是階級對立和資本排斥的歷史。眾多都市新聞人非但不是以與勞工階層對立的面目出現，甚至也不是要代表底層勞工，而是創造一個與中國大多數民眾共同發聲，融為一體的新型新聞業。這種變化首先體現在“五四”之后《每周評論》和《新青年》等刊物的迅速轉向上。尤其是《新青年》開始集中精力關注勞工問題，陳獨秀此時已經將“新文化運動”在產業層面的目標指認為“令勞動者覺悟到他們自己的地位”，在政治層面的目標指認為“要創造出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實政治底羈絆”[13]。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勞動節紀念”專號，不但介紹了歐美和日本的工人運動，而且集中刊登南京、山西、江蘇、湖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工人生產和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與此同時，在北京、上海、廣州等產業工人集中的地區，出現了大量直接面向工人的報刊。這些都市知識分子主辦的媒體不但注意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溝通工人生產和運動的訊息，而且直接刊登工人自己的詩歌和文章。

　　“五四”時期這種倡導知識分子與勞工相結合的新型新聞理念和實踐一直延續到延安時期。此時的編輯和記者不但被要求走向基層去采訪，還被要求到基層參加生產勞動，并加強自己的“思想改造”。主管延安出版工作的博古曾經對即將奔赴基層蹲點駐村的記者講：“要以小學生的態度，虛心請教的精神去接近群眾……我們不是無冕之王，不是居高臨下的社會輿論的指導者……我們要去發掘埋藏在群眾生活中積極的東西”[14]。更引人注目的是當時共產黨報刊普遍實行的通訊員制度，這一制度的思路是陸定一所說的“把專業的新聞工作者與非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結合起來”[15]。1942年《解放日報》的通訊員已經有2000 多人，其中工農兵通訊員1100 多人。新華社到1945 年抗戰勝利的時候，已經擁有近3 萬名通訊員。1948 年僅在華中解放區的新聞通訊員已經有4.6萬多人，每月平均投稿約3 萬篇[16]。從當時新聞人的觀念來看，大量基層勞動者以通訊員方式參與新聞活動并不是出于擴大新聞線索來源的目的，而是一種打破職業分工邊界，強調新聞大眾化的努力。新聞人努力的方向不是代表大眾觀察，代表大眾發聲，而是為大眾提供觀察和發聲的平臺，與此同時成為大眾中的一員。這種所謂“群眾辦報”的理念相比新聞專業主義顯然在民主的意義上是更加進步的。它甚至也超越了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謂的“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的二分，成為塑造新型政治主體的一股重要力量。

　　以上所總結的這些新聞人與社會底層相融合的新聞實踐在建國后遇到了各種曲折和變革，并最終在市場新聞業大規模植入的過程中漸漸消散。一套源自西方的現代新聞規范逐漸成為中國記者的“目標”、“方向”和“正軌”。 如今，19世紀歐美新聞業的理念不僅看起來比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新聞理念更熟悉，而且已經在很大范圍內轉變成制度性的現實。國家在文化傳播領域的放權，抽空了知識分子與底層之間的中介協調力量，這為掌握媒體資源的都市新聞人創造了依附資本力量和官僚力量的機遇，客觀上造成了這一群體文化意識的整體轉向。在經濟和市場屬性更被傳媒行業看重的今天，新聞記者整體上正在轉變為服務業的勞動力，而不再是創造新社會的政治主體，更有甚者，由于新聞生產中的“去政治化”邏輯，他們也不再是葛蘭西意義上的“有機知識分子”。

　　從歐美和中國的經驗來看，現代新聞業的產生和變革是無法規劃的歷史事件，是社會結構變動的結果。然而，當代我們對新聞業的主流認知，卻是規范性的，即使是名為新聞史的寫作，提供的也常常是一套反歷史的馴化觀念。我們用歐美現代市場新聞業的誕生和20世紀中國新聞人的獨特經驗來討論“什么是現代新聞業”，目的并不是展現新聞業發展的歷史，而是要展現一種認識新聞業，認識新聞記者的思路。今天，中國的新聞記者面對行業的種種痢病、面對社會的種種問題、面對全球化的各種危機，更需要創造一種新的新聞文化和新聞實踐，讓我們從反思新聞業的歷史，反思自身的社會角色和文化意識開始吧。

　　[1] James Fenimore Cooper, The American Democrat, [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9, p. 183. 轉引自【美】邁克爾·舒德森著，陳昌鳳、常江譯《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頁。

　　[2] 【美】邁克爾·舒德森著，陳昌鳳、常江譯《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頁。

　　[3] 安德魯•杰克遜(1767─1845)，是美國第七任總統(1829年—1837年)。民主黨創建者之一，杰克遜式民主因他而得名。在美國政治史上，1820年代與1830年代的第二黨體系(Second Party System)以他為象征。

　　[4] 【美】邁克爾·舒德森著，陳昌鳳、常江譯《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頁。

　　[5] 【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著《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58頁。

　　[6] 同上，第55頁。

　　[7] 【美】邁克爾·桑德爾著《民主的不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頁。

　　[8] 【英】詹姆斯·卡倫著，史安斌、董關鵬譯《媒體與權力》，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至134頁。

　　[9] 【美】柯文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6頁。

　　[10] 王韜著《上潘偉如中丞》，見《弢園尺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版，第206 頁。

　　[11] Pusey, James R. Wu Han:Attacking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Past,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84- 85.

　　[12] Cheek, Timothy.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 [M],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97, p.17.

　　[13]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么?”，《新青年》，第七卷，五號，1920年5月1日。

　　[14] 轉引自，田方，“深深扎根于群眾之中”，《延安時期新聞出版工作者回憶錄》，延安時期新聞出版工作者西安聯誼會內部發行，2006年版，第98頁。

　　[15] 陸定一著《陸定一新聞文選》，北京: 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 8至 9頁。

　　[16] 朱聯營，“延安時期中共新聞傳播思想的創新實踐及當代啟示”，《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8月，第41至42頁。

　　(王維佳: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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