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Léon Gérôme，開羅的禮拜者)

　　前言

　　愛德華•沃第爾•薩義德(Edward. W. Said)作為一個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裔學者，長期活躍在西方的話語舞臺上，開創了后殖民時代的文學批評理論，他甚至投身巴勒斯坦的政治運動，踐行他的東方理想。在《東方學》中，他從歷史的角度詳細梳理了西方的東方學傳統，尤其是其中上承下繼的譜系延伸，這是一本關于話語，權力和文化的著作。這部書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不僅僅依賴強力的政治力量，更是借助了文化、思想與學術這些不為人知的手段在西方內部建構了“東方”。這一“東方”被剝奪了主體意識，只是作為了服務于西方意志的，取悅于西方審美情緒的客體存在——它是被杜撰出來的。一方面，在現實層面，整個世界被變成了以“西方”為中心， “其他”為附屬的原料提供地和商品傾銷地;另一方面，西方在意識層面重組了一切的話語權力，在這一過程中，西方摧毀他者文化，推行純西方化的文化價值標準，西方對他者的(東方)社會按照自己的需要理解，解說，建構和重塑，東方千姿百態，難以言盡的存在被變成了文本化、符號化的過程。東方學成了西方控制東方的無形工具。本文研究了西方如何在本質主義的立場上建構東方，獲得文化和話語上的權力，并簡要論述我們該如何對待全球化的浪潮，該如何闡釋自身的文化傳統，該如何保持人類文明的多元化和生命力，這些，都從薩義德帶給我們的啟示出發。

　　一、東方在哪里

　　談及“東方”，首先我們會意識到這是一個地理概念：與西方相對而言的即是東方，統括了除歐美以外的世界，一定程度上，東方甚至是第三世界的代名詞。但是，閱讀《東方學》后，我們發現，事情遠非如此簡單。薩義德明確告訴我們，“東方不是東方”，前者“東方”是被西方話語建構起來的，被政治權力投射出來的《東方學》里的“東方”，后者“東方”才是我們理解的地理意義上的東方。也就是說，“東方”在《東方學》里，只不過是一個被西方的東方學家人為建構出來的一種想象，一種幻想，一種實體，這個“東方”廣泛存在于西方的學術著作、文學作品、新聞報道、政論、游記、宗教和語言學著作等各種文本中，是西方真實權力運作出來的更為隱蔽的話語權力。所以說，東方不是東方，是“東方化”的東方。

　　現實的東方，在西方的認識中，化為近東和遠東，近東是西方直接面對的伊斯蘭文化圈，埃及是主要代表。遠東是儒家文化圈，中日是最重要的成員。從歷史上來看，以二戰為界限，前期的東方學研究的大舞臺存在于英法這些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中，主要的對象是近東;后期的東方學研究則轉戰至美國，主要對象是中日，然后逐漸染指到整個東方范圍，英法美共同唱了一出大戲，前仆后繼，頗為壯觀。

　　關于“東方學”的表述，薩義德賦予其彼此相關的三種含義。首先，“最易于為人所接受的是其作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學科的含義，這一稱謂的確仍然用于許多學術機構中。任何教授東方、書寫東方或研究東方的人——不管是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還是語言學家，無論面對的是具體的還是一般的問題——都是‘東方學家’(Orientalist)，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東方學’。” [1]這樣一來，東方成為了東方學家書寫的對象，東方被東方學家所書寫。也就可以設想，東方成為了客體，它被動地接受著西方的打量，觀察，描寫，研究，甚至是話語的殖民，同時，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西方，東方學家們的西方，也就天然得到了主體地位，擁有了不可思議的權力。“東方被表述為僵化停滯，一成不變，需要別人對其加以考察，甚至需要別人提供有關自身的知識” 。 [2]東方學家還提供了大量諸如此類的東方的形象符號，我們可以在《東方學》中隨手翻閱到：東方代表著羅曼司，異國情調，美麗的風景，難忘的回憶，非凡的經歷。東方是未被開化的，野蠻的，好斗的，抵制和平的，沒有理性的，東方的專制政體，東方的壯麗，東方的殘酷(西方人固執地認為中國人把貓肉，狗肉當作食物是普遍現象)，東方的縱欲，東方的猜疑，而與這些符號對應的形象，東方學家自然涂畫到了西方的身上。在東方學家的眼中，東方這個被認識的客體成為了一種不能開口說話的“他者”——只有被西方的框架框量，只有東方學家能夠表述。在此概念上，薩義德認為東方學家文本中的東方不是東方存在的真實呈現，不是經驗出來的，而是一種文化構想，一種權力實踐。

　　再者，東方學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關于東方的二元對立的，本質主義的思維定勢，這種思維缺少批判，狹隘自私。一定程度上，薩義德的《東方學》就是對這種思維方式進行的解構。“有大量的作家，其中包括詩人，小說家，哲學家，政治理論家，經濟學家以及帝國的行政官員，接受了這一東方/西方的區分，并將其作為建構與東方，東方的人民，習俗，‘心性’(mind)和命運等有關理論、詩歌、小說、社會分析和政治論說的出發點。” [3]“心性”這種專斷的詞語在《東方學》中頻繁出現，說明東方學家對東方的本質性的概括認識是多么的根深蒂固!這些東方學家從不描寫東方與西方共同的價值，而是從西方與東方的差異出發，去構建東方和東方人的本質化，定型化和沒有絲毫多元個性的概念，這種本質化主義認識上的固執，不僅導致了東方學家的集體無知，更滋長了他們的傲慢——東方是這樣的，東方人是這樣的，所有的東方和東方人都是這樣的。“東方被描寫為一種供人評判的東西(如同在法庭上一樣)，一種供人研究和描寫的東西(如同在教學大綱中的一樣)，一種起懲戒作用的東西(如同在動物學教科書中一樣)” [4]，這種二元對立的認識方法毫無疑問強化了西方的主體意識，西方的主體意識又演變為一種中心主義的判斷，“他者”概念也就浮現出來。于是，東方成為了西方集體晚宴上的食物，他們各取所需，他們評價是否可口美味，東方學家還在一旁指指點點，喋喋不休。這種東方主義的思維方式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維成見如出一轍。

　　最后，東方學是一種話語機制。是一種對東方形成的話語權力。“簡言之，將東方學視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 [5]在這個層面的概念中，薩義德引入福柯的話語觀念來考察東方學這一龐大的學科體系。“話語”原本是一個語言學上的術語，后來對其它的社會學科產生了深入的影響，它指的是連貫的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的，外在成符號和聲音的共同體。福柯認為話語并不是傳播信息的載體，而是在傳播過程中具有主動的，積極建構作用的權力。這種建構體現了建構者和被建構者之間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即一種權力關系。所以說，作為話語的知識不再是對客觀世界的反映，而成為了一種權力的外在形式，也就是說話語就是權力，知識就是權力，知識成為了一種待批判的力量。“最首要的，它(東方學)是一種話語，這一話語與粗俗的政治權力決沒有直接的對應關系，而是在與不同形式的權力進行不均衡交換的過程中被創造出來并且存在于這一交換過程之中，其發展與演變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制于其與政治權力(比如殖民機構或帝國政府機構)、學術權力(比如比較語言學、比較解剖學或任何形式的現代政治學這類起支配作用的學科)、文化權力(比如處于正統和經典地位的趣味、文本和價值)、道德權力(比如‘我們’做什么和‘他們’不能做什么或不能像‘我們’一樣地理解這類觀念)之間的交換。” [6]所以說，東方學本身就是西方各種政治學術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西方政治和文化的現實，它與真實的東方沒有什么關系，而是與西方自己的世界關系密切。東方就是一個任由西方打扮的小姑娘，這個小姑娘還未曾接觸到自己的親生父母。

　　東方學的這三層概念是逐漸內化出來的，更是三種可以經驗到的現實。東方的學術研究，東方主義的思維方式，西方得天獨厚的話語權都在強化著這種二元對立，東方學家沒能令東方和西方越來越近，而是相反的，越來越遠。“因此,表面看起來充滿異域風情的東方學實際上與西方對東方的殖民、控制息息相關。東方學暗含了政治權利，是服務于西方社會的一套話語系統。于是乎，東方學家們開始按照西方的需要大肆‘編寫’東方神話。” [7]東方主義不僅為西方的各種學術，西方社會的各個階層人士認識東方提供著框架，更提供著為理解這種腔調所需要的整體語境，散布在那些聲稱是自由知識的領域，散布在那些聲稱是真實的，客觀的新聞報道中，不一而足。東方，西方欲望對象的東方，悄無聲息的東方，到底該如何是好?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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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2][3][4][5][6]愛德華•沃第爾•薩義德:《東方學》，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3頁、第396頁、第4頁、第50頁、第4頁、第16頁。

　　[7]孫延瑞:《從〈東方學〉看“東方不是東方”》，《棗莊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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