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內容系網傳《雪山下的丑行：西藏暴亂的來龍去脈》一書摘錄(作者：徐明旭)，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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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選】第三部：懷柔政策

　　第九章“撥亂返正”

　　2、胡耀邦與陰法唐的攻守戰

　　同年5月，胡耀邦偕副總理萬里等領導人親自視察西藏，藏農牧的貧困令他震驚。5月29日，胡在西藏干部大會上慷慨激昂地演講，稱“西藏現在的情況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生活沒有顯著的提高”，“我們黨對不起西藏人民”。他強調，西藏的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盡快提高藏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萬里插話，稱之為“一個發展，兩個提高”)。為此他宣布了六條措施，總結起來是三點：一是由中國政府給西藏更多的錢。上一章說過，從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間)，中國政府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年均增長9.09%;此時，胡許諾年增10%。二是大批內調漢干(把漢族干部調回內地)，大量提拔藏干。他說漢干進藏30年了，他們的歷史任務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萬里則說要占80%(這里說的干部主要指黨政官員)。三是大力發展西藏文化(5)。

　　胡的講話在西藏干部職工中引起強烈反響。大多數藏干當然歡欣鼓舞，他們最聽得入耳的是大批內調漢干、大量提拔藏干。他們趁機大肆嘲笑、擠兌漢干，催他們趕快打包走路：總書記都說你們在西藏沒干好事，你們的歷史任務完成了，你們還不快滾蛋!

　　漢干的反應十分復雜。那些“和平解放”與“平叛民改”時期進藏的漢干(漢人稱他們“老西藏”，藏人稱他們“老漢人”，他們大部分有一官半職)認為胡全盤否定了他們的豐功偉績，使他們陷入了被嘲笑被擠兌的不光彩境地。他們絕大多數出身貧下中農，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根深蒂固，對胡積極協助鄧小平發動思想解放運動、批判個人迷信早就反感透頂(由于他們的抵制，思想解放運動在西藏毫無動靜)，此時一齊大怒，大罵胡“亂放炮”。后來進藏的“新西藏”(大部分是小公務員、專業人員與工人)則歡喜若狂。他們在西藏并無值得自豪的光榮歷史與豐功偉績，卻深受缺氧、嚴寒、缺電、缺菜、高山病、物資匱乏、生活枯燥、交通不便、家庭分散、土皇帝(上司)跋扈、文革后遺癥(冤假錯案平反不徹底、整人或被整或派性斗爭造成的人際關系緊張)之苦，巴不得馬上內調，早日離開這塊對他們毫無魅力的地方。

　　以上各點，除了土皇帝跋扈之外(當時西藏的土皇帝大多是“老西藏”自己)，其余各點，“老西藏”也同樣身受，甚至因進藏時間更長而更嚴重。據自治區黨委1978年給中央的報告，當時西藏的漢干中，長期(一年以上，有的15年)在內地治病，基本不能回來工作的有1035人，其中地專級官員19人，占同級8.2%;縣級官員137人，占同級10.6%。在藏邊工作邊治療的共3436人，其中地專級官員28人，占同級12.1%;縣級官員183人，占同級14.2%。一人在藏工作、與家屬長期分居的達50%。家分幾處，負擔重;或夫妻在藏，子女在內地分托二至四處;或夫妻在藏，內地無家可歸等情況的達48.1%(6)。不言而喻，他們中大部分是“老西藏”。平心而論，“老西藏”中許多人尚有毛時代培養起來的“獻身精神”(獻身西藏的革命事業最光榮)，并不怎么想內調。再說他們也明白，以他們的學歷、能力與年齡，調回內地未必有西藏那樣的地位與權力，更無西藏那樣的關系網。

　　有趣的是，許多“和平解放”與“平叛民改”時期加入中共的翻身農奴干部，一方面巴不得漢干統統走光，讓他們當權;另一方面也反感胡否定中共進藏以來的“偉大成就”，因為這中間也有他們的一份功勞與苦勞。他們和“老西藏”聯合抵制懷柔政策，特別是其中的宗教、統戰政策，使之難以貫徹得如胡所愿。他們(以陰法唐為首)認為，放寬政策發展經濟責無旁貸，但無限制地撥款修復寺廟、恢復宗教活動將會或已經導致宗教狂熱，等于在為達賴喇嘛效勞;無限制地給上層人士退賠、做官將會或已經使后者翹尾巴，甚至向西藏當局指手劃腳，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農奴主階級投降。長此以往，有可能引發新的叛亂。

　　他們特別反感的是班禪，后者自平反后，重新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曾要求兼任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相當于省長)，被鄧小平以政教分離為由拒絕。他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視察時，雖也說了許多反對西藏獨立的話，卻引發了宗教狂熱。單在拉薩和日喀則兩地受其摸頂的藏民達30萬人次。藏民對他夾道歡迎、獻禮、磕頭、歡呼，規模之大、人數之多，均為歷史罕見。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舉行佛事時發生混亂，踩死一人，擠傷11人。而班禪還認為自治區黨委執行宗教政策是“收”不是“放”。陰法唐不同意他的說法。雙方各自向中共中央告狀，結果中央批評陰法唐“不尊重班禪”。1983年6月《西藏日報》報導六屆人大會議時，沒有刊登班禪的照片，班禪又向中央告狀，中央批評自治區黨委犯了“政治錯誤”(這在中共是很嚴重的事情)。自治區黨委不得不專門寫報告，說明會議期間新華社沒有單獨發過班禪的照片和言論(據其他人大代表說，新華社幾次拍照，班禪均不在場)，因此《西藏日報》無法采用班禪的照片和言論(7)。由此可見，班禪復出以后，野心膨脹，想當西藏的太上皇。而胡耀邦也事事遷就他，使他的野心越來越大。

　　鄧小平、陳云19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發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給了陰法唐一個借口“反右”。在傳統的術語里，“反左”就是要放松控制，即實行懷柔政策;“反右”就是要加強控制，即實行強硬政策。既然“清污運動”明言“反右”，對胡耀邦的懷柔政策不滿的陰法唐就趁機做文章。西藏的事情總是慢半拍，11月18日，自治區黨委才給中央寫報告，先表示擁護“清污運動”，然后說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現是：政治上，反動勢力(指達賴集團，當時胡耀邦不準公開點名批判達賴喇嘛，所以只好含糊其辭，反正大家都明白所指)的顛覆宣傳十分突出(這是鄧、陳發動“清污運動”時列舉的“精神污染”的內容里沒有的，是西藏當局自己的發明，目的是提醒中央放任宗教狂熱的嚴重后果);理論上，也有人宣揚“異化論”(這是“清污運動”批判的重點，雖然自治區黨委成員誰也不懂什么叫“異化”，西藏也沒有人宣揚“異化論”，但必須寫上，才能與這場運動掛上鉤);文藝上，有人搞“自由化”(這也是“清污運動”的題內之義，必須寫上，反正“自由化”是頂大帽子，到處套得上);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傳無神論，有些民族干部說：“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戰線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繼續糾“左”，又要著重反右，克服軟弱煥散、放任自流傾向(這“宗教工作”云云也是“清污運動”的題外之義)。圖窮匕首見，自治區黨委原來是想借“清污運動”，反對胡耀邦無限制地放寬宗教、統戰政策。他們借“民族干部”之口說出“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這句話，也可謂用心良苦。因為他們知道，如果用第一人稱說出這句話，一定會被胡斥為“大漢族主義”、“違反民族、宗教政策”。12月12日，自治區黨委又給中央寫報告，說明西藏宗教勢力抬頭，干預政治、生產與教育。有的黨員參加念經、求神、朝佛、轉經等。農牧區參與宗教活動的黨員約占20%，有的地方高達50%，極少數黨員要求退黨。以此證明宗教政策上已出現煥散軟弱和右的傾向，必須“反右”。

　　然而胡耀邦不買帳，僅僅過了一個月，自治區黨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關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確對待宗教問題的指示》。該指示說，清污運動就是解決理論、文藝界的問題，宗教和精神污染是兩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動和精神污染區別開來(8)。陰法唐只得轉向，把規模極小、微不足道的西藏文藝界當成替死鬼，在茶杯里面掀風作浪，這就是本書導論里說過的、我有幸恭逢其盛的“清污座談會”。

　　為了逼迫以陰法唐為首的自治區黨委徹底執行懷柔政策，1984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胡指出陰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錯誤(這是我在西藏聽到的正式傳達)，特別是沒有執行好宗教、民族、統戰政策，對班禪、阿沛等尊重不夠，對西藏宗教與文化不重視。胡強調要從個別到一般和從一般到個別兩個環節認識西藏的特殊性，并列舉了西藏特殊性的五大表現：地處世界屋脊、長期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單一藏族聚居區、全民信仰喇嘛教、外國勢力策劃分裂活動。他認為西藏當局對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認識，在工作中有四個擔心，即擔心是不是在搞社會主義、黨的領導會不會削弱、宗教影響越來越大后會不會出叛亂(不知為什么他只說了三個擔心)。他說，丟掉這四個擔心后，西藏工作就可能大進一步(9)。同年8月，胡又派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副總理田紀云到西藏，督促陰法唐徹底貫徹懷柔政策。1985年6月1日，胡終于撤掉了陰，代之以從未去過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華(10)，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大反特反“左”。當時藏人不服氣，他們說，中央派個漢人領導西藏倒也罷了，漢族畢竟是藏族的老大哥;可彝族是藏族的小弟弟，憑什么來領導西藏?伍果然不負胡的期望，他穿上藏袍，置政教分離于腦后，親自參加各種宗教活動，各級藏干紛紛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熱，伍因而被稱為“喇嘛書記”。

　　胡耀邦的學歷雖然不高，卻是個非常聰明好學的人。他概括的西藏的五大特殊點也非常精辟。可惜他壓根兒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天真爛漫地認為只要不惜血本地善待藏人，藏人就會投桃報李、將心比心，善待中共與漢人。他把懷柔政策發展到了極點，實際上變成了綏靖政策。他說不要擔心宗教影響大后會出叛亂，竟變成了懺語----1987年至1989年的拉薩三次大騷亂與十多次小騷亂實際上就是不拿槍的叛亂。那時他雖已下臺，卻還健在，親眼看到了綏靖政策的后果，也不知作何感想。

　　1987年初胡下臺時，傳說有一條罪狀是對西藏“太右”，“老西藏”們也曾高興了一陣，以為中央對西藏的政策會有所收緊。不料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后，宣布西藏政策不變。他不僅繼承了胡的綏靖政策，甚至變本加厲，終于導致了三次拉薩大騷亂，迫使他在拉薩戒嚴，這是后話。

　　根據我在西藏的觀察與有關資料，所謂懷柔政策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取消階級與階級斗爭。給全體因政治、宗教原因受到迫害或懲罰的藏人平反。這項工作從1978年就開始進行，所有因參加過1959年叛亂而被判刑、關押或“群眾專政”的藏人全部被釋放、摘帽(這是專用名詞，意指不再被稱為“反革命分子”，不再受到歧視、監視與管制);所有在民改、社教(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革中被定為“階級敵人”(農奴主、富農、牧主、富牧、壞分子、新資產階級分子、資本家等)也全部被摘帽。六十年代初與文革中的冤假錯案----諸如“小班禪案”、“七星黨案”、“中華民族黨案”、“地下寺廟、經堂案”、“復叛組織案”、“回民叛國集團案”等，以及數不勝數的反革命組織與分子、叛亂組織與分子、達賴特務等等----全部一風吹(11)。1983年10月鄧小平、陳云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下令在全國開展清理“三種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 與“打砸搶分子”)，胡耀邦特地明令在藏族中不清理(我在西藏聽到正式傳達)。文革初中共停發了給未叛領主的贖買金，此時也全部補發。文革初被造反派抄家的，也盡量退還;無法退還的折價賠償。據統計，當時共補發了近百萬元工資，折價賠償被抄財物800多萬元，補發贖買金400多萬元(12)。是謂“落實對敵斗爭政策”。

　　二、收買舊西藏上層。把大批昔日的“階級敵人”----達賴時代的官員、貴族、上層喇嘛、新老活佛等恭恭敬敬地請進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佛協，高官厚祿養起來，享受各種特權。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層人士當官(13)。他們的子女也被送進中央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鍍銀鍍銅，畢業后也當干部。1959年時的叛軍司令拉魯，曾坐過六年牢，然后當過十年農民，如今是自治區政協副主席;昔日的貴族吉普，曾是噶廈政府的五品官，如今是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是謂“落實統戰政策”。

　　三、讓農牧民休養生息。自1984年起，解散人民公社，把公社的土地、牲畜、牧場及其它生產資料全部分給農牧民，實行“兩個長期不變”政策：“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14)。自1980年起至今，不收農牧稅、不派購征購農牧產品、不收農牧區工商稅(即農牧民在自由市場上出售產品不交商業稅;鄉鎮私營、集體企業也不交稅)、不向農牧民攤派任何錢物，鄉村干部的津貼全部由政府開支。政府還向全體農牧民提供免費醫療、免費教育(部分藏族中學生還由政府包吃、住、穿)、免費科技與獸醫服務、免費或廉價(由政府補貼)生產資料(良種、機械、電力、油料、化肥、農藥、農膜等)、廉價(政府補貼)茶和鹽(這是藏農牧的頭號生活必需品)、無子女者的養老金、各種扶貧款、撫恤款、救濟款等，農牧民的汽車、拖拉機也免收養路費，還允許農牧民開采礦產(15)。實際上對農牧民實行半包養政策。

　　1992年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去拉薩郊區達村調查時，發現“達村農業對國家的依賴性很強。達村使用的良種，過去一直是國家低價售給，價格相當于國家的糧食收購價，現在才逐步走向良種自給。使用的化肥、農藥、農機更是國家高額補貼。一噸化肥國家約補貼260元，一臺手扶拖拉機，約補貼770元，農藥幾乎是白送。農用周轉資金往往也是國家無息、低息貸款甚至撥款，資金回收率非常低，事實上國家在相當大程度上承擔農民的農業投資，農民享受投資帶來的實惠。如1990年達村固定資產的255848元中，農民的自有資金只占39.34%，銀行貸款卻占53.87%，其它資金占6.79%。資金的大部分購買了手扶拖拉機，到1992年我們調查時，歸還貸款的數量相當少，鄉信用社透支15萬元上交縣人民銀行補助。躺在國家高補貼之上的達村農業，基礎非常脆弱。”“達村的農業生產已基本實現了機械化和半機械化，如過去打場、揚場需一、二月時間，現在因使用機器而只需20多天，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并沒有很好地轉化為農業進步，反而加劇了農村勞動力的過剩，每年除了三個月的農忙外，四分之三的時間都是農閑，青壯年勞動力浪費相當嚴重。”(16)

　　據統計，1991年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為455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比1979年的159元增長160%。1996年，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975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比1991年增長48%，年均增長8.2%。1997年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1040元，突破千元大關(17)。然而由于西藏的自然條件實在太惡劣(高寒、缺氧、干燥、大風等)，又無發展鄉鎮企業的條件(如前所述，西藏由于地處亞洲腹地與世界屋脊，內外交通都極為艱險，又缺乏廉價能源，加以人口文化素質太低，又深受喇嘛教的非理性思維束縛，根本不具備發展工業的條件，何論鄉鎮企業)，人口增長又過快(因為中國政府懾于國際輿論不敢要求藏農牧搞計劃生育)，藏農牧的人均純收入仍遠遠低于全國平均值。1997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2090元(18)，藏農牧的人均純收入僅為其一半。眾所周知，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靠東部沿海農村的外向(出口)型鄉鎮企業，這是遠離海洋的西藏永遠無法企及的。考慮到西藏以外的全國農民沒有免費醫療與教育、廉價生產生活資料等福利，藏農牧的實際純收入與全國平均值的差距要比統計數字顯示的小。又考慮到西藏的自然與地理條件是全國最惡劣的，能做到這樣已屬不易，那是與政府的大力扶持分不開的。

　　據噶廈政府統計，1950年西藏約90%的人口沒有自己的住房，現在除了少數游牧區外，絕大多數藏人都有固定住房。1995年西藏農村人均住房面積為20平方米。1952年西藏每畝地糧食產量僅80公斤，人均占有糧食僅125公斤。盡管1991年西藏人口比1952年增長一倍多，但1991年西藏人均占有糧食仍達290公斤，比1952年提高1.2倍。1996年西藏人均占有糧食372公斤，比1991年增長28%。在人口增長了一倍半的情況下，人均占有糧食仍比五十年代初增長了兩倍(19)。

　　四、提干、招工、加薪

　　大量內調漢族和其他非藏干部工人(以下簡稱漢族干部工人)，大量提拔藏族干部、增加藏族職工。胡耀邦一聲令下，西藏立即大規模內調漢人。最西邊的阿里地區最積極，全區918名漢干，走783名，占85%。各縣的秘書、會計、統計、醫生、獸醫及其他專業人員幾乎全部走光。結果醫院的醫療機械無人會用，一般手術無人會做，危急病人無人會搶救，牲畜生病也無人會治，財會制度混亂，有的縣委機關甚至連工資都發不出(因為無人會做工資表)，商業供銷無計劃，貴的賤賣，賤的貴賣，各縣區情況無法匯總上報(因無人會統計、總結)，有的縣區工作癱瘓，有的縣委連中央文件都無人能看懂。自治區黨委不得不報告胡耀邦，請求西藏第二批內調時保留領導骨干和業務骨干，胡被迫同意(20)。

　　盡管如此，自1980年至1983年西藏共內調漢族干部20045人(包括退休者，下同)，工人25069人，共45114人，連同家屬子女約八萬人(21)。1986年又內調漢族干部工人約17000人(22)。同時大量提拔藏干，到1984年底，全自治區民族干部(藏族與西藏其他少數民族如門巴、珞巴等族)占干部(包括領導干部與業務干部)總數的60%，民族工人占64%。自治區級官員30人，其中民族干部24人，占80%;地專級官員691人，其中民族干部539人，占78%;縣級官員889人，其中民族干部668人，占75%;縣以下官員全部是民族干部(23)。

　　必須說明，所謂干部，既指黨政官員(又稱“領導干部”)，即統治者、當權派;也包括各種專業人員(小公務員、教師、醫護人員、經濟管理人員、科研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文化工作者、農藝師、獸醫等等，又稱“業務干部”)，即老百姓、被統治者。在上述自治區、地、縣級與縣以下領導干部即官員中，民族領導干部即官員的百分比高達80%、78%、75%與100%，而包括領導干部與業務干部在內的混合干部總數中民族干部僅占60%，大大低于領導干部總數中民族領導干部的百分比。由此可見，在西藏，漢族業務干部在業務干部中的百分比要大大高于漢族領導干部在領導干部中的百分比。換言之，大多數漢干在西藏是干實事、賣苦力、受壓榨的被統治者、老百姓，而大多數藏干是指揮、壓迫、奴役漢干的統治者、官員。不僅如此，由于藏人在升官、提級(職稱)、加薪、分房、出美差、招工、考大學、家屬醫療(藏人全民公費醫療，漢干家屬卻要自費)、中小學教育(藏人全部免費，農牧民子女還包吃、包穿、包住，漢人子女全部自費)、計劃生育(藏干與藏族市民可生兩胎，藏農牧無限制，漢人只能生一胎)等方面藏人都有優惠，除了極少數漢族領導干部以外，絕大多數漢人在西藏變成了時時處處受歧視的二等公民。

　　在西藏如果漢人打罵藏人，那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一定會受到嚴厲處分，藏人打罵漢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我認識的一個漢族大學畢業生與一個藏族姑娘戀愛，遭到藏姑家長反對。漢生不從，繼續與藏姑來往，藏姑家人便把他打得死去活來。他還是自治區黨校教師，卻無處伸冤，憤而切脈自殺(幸被救活)，兇手卻消遙法外。我還聽說西藏某縣一個新提拔的藏族縣長一槍打死了一名漢族小干部，只因后者說了句“某某這種人連文件都讀不通，也能當縣長?”死者家屬到處上訴，兇手穩如泰山。有記者告訴我這樣的故事：某水電站的發電機出了毛病，不斷跳閘，正在打撲克的藏族技師不勝其煩，干脆用膠布把閘刀捆死，致使發電機燒毀。這事放在漢人頭上必定判刑，而那個藏族技師只作了口頭檢討。1985年拉薩破獲一個藏族青年流氓集團，他們輪奸與強奸了幾十名藏族姑娘。如放在漢人頭上，為首者必定槍斃，從犯也要判十來年徒刑。但該集團的首犯僅被判了兩年徒刑(因為他們強奸的是藏族姑娘，如果他們強奸的是漢族姑娘，連兩天刑都不會判，漢族姑娘告狀根本無人受理)，從犯全部“教育釋放”。我親耳聽到一個漢族老法官發牢騷，認為有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不堪忍受種族歧視與壓迫，百余名與我同年或次年自愿進藏的漢族大學生畢業生(他們進藏時大多受到贊揚，有的還上了報紙、電視)紛紛放棄戶口與工作逃離西藏(有的逃亡者還是西藏大學的教師與政府公務員，大都有很好聽的工作)，寧可去新疆、青海等地當“盲流”，1985年9月《中國青年報》還為此發過該報記者孫亞明寫的內參《進藏大學生為什么紛紛逃離西藏?》。胡耀邦、喬石、胡啟立、王兆國都在這份內參上作了批示，要求伍精華妥善處理，伍作的唯一的事是派人去逃亡大學生內地老家中好言安撫，勸他們回藏。

　　藏族國家職工(不包括集體所有制單位職工)的比例也相應提高，詳見下表(24)。

　　年份 年末職工 其中藏族　藏族百分比%

　　1965 62500 26600 　42.56

　　1970 84424 36003 　42.65

　　1975 114721 　　54726 　47.70

　　1980 178433 　　95047 　53.27

　　1985 152566 　　96896 　63.51

　　1990 149144 　　95521 　64.05

　　1995 151971 　　109478 　72.04

　　1997 154262 　　115394 　74.80

　　由此可見，到1980年，藏族國家職工就超過西藏國家職工總數的一半;到1997年，藏族國家職工占了總數的四分之三。1997年底西藏非農業人口(市民)為33.6萬人，占總人口的13.8%;同年底有西藏戶口的漢族為6.9萬，占總人口的2.85%(25)。把1997年西藏市民總數減去漢人數，可知同年藏族市民總數為26.7萬人。同年藏族國家職工為115394人，以每個職工有一個家屬計(在西藏，只要一人為職工，其配偶也很快會變成職工。西藏市民可生兩個孩子，平均每個職工有一個孩子)，則藏族國家職工連子女總數當為230788人，占藏族市民總數86.5%。如把藏族國家職工家中的老人也算作家屬，這個百分比還要高。由此可見，西藏的藏族市民絕大多數是由中國政府供養的職工及其家屬，這一現象對分析西藏的局勢與騷亂至關重要。

　　研究一下西藏國家職工的職業構成，可以發現他們究竟在干些什么。下面是西藏國有單位各行業職工人數(年底數)對照表(26)：

　　行業 　　1980年 　　1990年 1997年

　　總計 178433 　149144 154262

　　農林牧漁業 29417 　9026 　　7322

　　采掘業 　　6143　 　3723 4435

　　制造業 　　12481 　7624 5425

　　電水煤氣業 7389 　4544 5173

　　建筑業 　　16603 　8379 5639

　　地質水利 6508 　2687 2812

　　交通運輸倉儲郵電通訊 34913 20534 17630

　　商業與餐飲業 14921 　11266 10136

　　金融保險業 1480 　3172 5996

　　房地產業 　0 　304 100

　　社會服務業 566 　4085 4933

　　醫衛體育社會福利業 7250 　10175 12031

　　教育文藝廣播電視業 13484 　19209 24034

　　科研與綜合技術服務業　1625 　2300 2388

　　黨政機關與社會團體 26328 　42116 45241

　　其它行業 　　　　0 0 　 　967

　　從上表可以看出，西藏國家職工的大頭是黨政機關包括國家供養的社會團體如佛協、文聯之類的官僚、辦事員與輔助人員(把他們算作工人)，其百分比從1980年的14.8%增長到1990年的28.2%再增長到1997年的29.3%，翻了一番，占了國家職工總數的將近30%，這是大量提拔藏干的結果。西藏只有200多萬人口，相當于內地一個大縣，卻也算一個省級行政區，有70幾個廳局，編制與內地2000多萬人的中等省不相上下。西藏文聯的編制100人，和上億人口的四川省的文聯編制差不多。1990年，西藏黨政機關與社會團體工作人員占西藏全體從業人員(包括農牧民)的4.44%，而全國黨政機關與社會團體工作人員僅占全國從業人員(包括農牧民)的1.94%(27)，西藏是全國平均值的2.29倍，西藏可謂世界上官僚密度最高的地方了。這些官僚機構的成員當然都不創造任何財富，然而他們及其家屬需要消費與享受，于是便有服務性行業。

　　西藏國家職工的半數集中在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商業、公用、教育、文藝、衛生、廣播、電視、科技、金融等服務性行業即第三產業，其百分比從1980年的41.6%增長到1990年的47.6%再增長到1997年的50.1%。其中交通運輸與商業炊飲等業的國家職工不斷下降，說明其職能不斷被私營企業分擔。其他各項都有很大增長，特別是教育、文藝、廣播與電視由1980年的7.6%增長到1990年的12.9%再增長到1997年的15.6%，醫療、衛生、體育與福利等業從1980年的4.1%增長到1990年的6.8%再增長到1997年的7.8%，都遠遠超過了同期的人口增長。在西藏這些行業幾乎都是賠錢的，由政府補貼、供養。不能說他們與農牧民完全無關，特別是其中的教育、醫療、運輸、商業、金融(藏農牧的醫療、教育與必需的糧、茶、鹽、生產資料、貸款、日用百貨等要由他們提供)，但西藏第三產業的大部分卻是為藏漢官僚及其家屬服務的，當然他們還相互服務。有趣的是，九十年代在漢地發展迅速的房地產業在西藏無聲無息，1980年時從業職工為零，1990年為304人，1997年減少到100人。這當然不是說，西藏不造房子，而是因為西藏市民(包括個體戶與無業游民)的住房都是由政府免費分配的，這是藏獨騷亂的最大成果，西藏堪稱中國最后的社會主義大鍋飯樂園。

　　第一產業的農林牧漁水包括國營農場、林業與農牧技術獸醫服務等，其百分比從1980年的16.5%跌到1997年的4.8%，主要因為農場工人大量內調。西藏農場生產規模很小，但農牧技術獸醫服務對促進西藏的農牧業發展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產業的采掘、制造、電力、自來水、煤氣、地勘與建筑等業的國家職工的百分比也從1980年的27.5%跌到1997年的15.2%，因為西藏的工業虧損嚴重，1982年關、停、并、轉了33個企業，工人大量內調(28)。與民生有關的工業如發電廠、自來水廠等不能關，藏族職工多的企業也不能關，只好都由政府補貼。建筑工程則讓給私營企業承包。如前所述，西藏由于缺乏廉價能源、運輸成本奇高、缺乏市場(人口太少)、缺乏熟練工人與技術、管理人員、特別是藏族的非理性思維方式及藏文沒有科技詞匯，不適合發展工業。所以西藏的工業無論如何改革，都不可能有起色。從1965年到1997年，西藏地方財政收入中的企業收入年年是負數，1997年高達11071萬元(一億多元)(29)。1997年西藏分項財政收入中，國營企業上繳利潤總額為908萬元，交納所得稅7401萬元，兩項合計8309萬元，但國有企業計劃虧損補貼總額高達11979萬元，還有國有企業所得稅退稅228元，兩者相加為12207萬元(30)，也就是說國有企業凈虧3898萬元。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在西藏辦企業，與其說是為了賺錢，不如說是為了送錢。其動機之一與建立龐大的官僚機構一樣，是為了解決藏族市民的就業問題，或者說為了包養二十幾萬藏人(西藏藏族人口的十分之一強)，在西藏造成一個效忠于中共的階級----《天葬》稱之為“穩定集團”(31)----和一批畸形繁華的城鎮，作為中共統治西藏的社會基礎和向西方顯示其德政的櫥窗。后文將證明，其結果適得其反。

　　五、大力提高藏族生活水平。如果說藏農牧的收入增加有一部份要靠自己勞動的話，那么藏族市民幾乎全靠政府增加工資福利。1988年，西藏職工年均工資是2739元，年均福利費(醫療、勞保、退休金等)583元(32);而同年全國職工的年均工資只有1810元，年均福利費只有537元(33)。同年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是1211元，而全國市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192元(34)。西藏都高于全國。

　　1990年西藏職工的年均工資是3224元，全國職工的年均工資只有2284元(35)，西藏比全國高了41%，因為1989年拉薩爆發了導致戒嚴的大騷亂，這就是中共包養藏人的結果。西藏的工資繼續上升，1994年西藏職工的年均工資是7304元，而全國職工的年均工資只有4797元，西藏比全國高了52%。是年西藏職工的年均工資僅低于上海(7534元)和廣東(7410元)，高于北京(6671元)和天津(5806元)，是最低省份黑龍江(3689元)的兩倍(36)。1997年全國市民人均純收入為5160元，而西藏市民為5913元，也高于全國平均值(37)。西藏職工平均工資大大高于全國平均值，但西藏市民人均收入與全國市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沒有那么大，因為漢族市民只能生一個孩子，而藏族市民可以生兩個孩子。據在拉薩的朋友告訴我，拉薩自由市場的肉蛋菜價和北京不相上下。由于政府或單位大量補貼，拉薩居民的房租微不足道，水電、燃料等價格均低于北京，有許多單位干脆免費供應。但西藏職工平均工資卻高于北京，可見拉薩市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高于北京。如前所述，西藏農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國農民，而西藏職工人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也高于全國市民，說明西藏的城鄉差別大于全國，這也是拉薩藏人大鬧獨立的結果。

　　1995年，西藏市民人均住房面積為14平方米(38)，遠遠高于全國市民人均住房面積九平方米(39)。1994年拉薩市民80%用上液化石油氣(俗稱煤氣灶，來自青海格爾木)(40)。1992年西藏與全國及青海市民每百戶擁有耐用消費品比較如下(41)。

　　全國 西藏 　青海

　　自行車 　　190.0 219.0 　169.0

　　摩托車 　　2.8 　　5.0 　3.8

　　黑白電視機 37.7 3.0 　20.6

　　彩色電視機 74.9 99.0 　85.3

　　照相機 24.3 35.0 　25.5

　　錄放像機 10.0 14.0 　4.1

　　游戲機 11.3 21.0 　8.8

　　組合音響 4.0 　　7.0 　3.1

　　鋼琴 0.5 　　3.0 　0.3

　　由此可見西藏市民的生活水平大大超過全國市民的平均值。其彩電擁有率已達到99%，照相機與錄放像機擁有率比全國高了近50%，摩托車、游戲機與音響擁有率幾乎是全國的兩倍，而鋼琴擁有率竟然是全國的六倍。考慮到把鋼琴從上海運到西藏是一項多么浩大的工程，簡直堪稱奇跡。這里沒有計算電冰箱與空調機，因為西藏夏季非常涼爽短暫，我在拉薩時從未有過穿短袖襯衫的機會。冰箱與空調在西藏沒有多少用處。

　　注釋：

　　(18)任仲平，《評改革開放二十年》，《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2月17日。

　　(20)(21)《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250頁、299頁。

　　(22)《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438-439頁。

　　(23)《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300頁。

　　(24)(25)(26)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49頁、34-35頁、52-53頁。

　　(27)張可云，《青藏高原產業布局》，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7年，85頁

　　(28)《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419頁、424頁。

　　(29)(30)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100頁、101頁。

　　(31)《天葬》，404頁。

　　(32)西藏自治區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89年，499頁。

　　(33)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89年，101-151頁。

　　(34)馬戎，《西藏的人口與社會》，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189頁。

　　(35)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年，120頁。

　　(36)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113頁。

　　(37)任仲平，《評改革開放二十年》，《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2月17日;西藏統計局，《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8年，13頁。

　　(38)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2月24日。

　　(39)《安居方能樂業》，《人民日報》海外版，1997年10月17日。

　　(40)劉偉，《西藏人民走向小康之路》，《人民日報》海外版，1995年8月28日。

　　(41)《青藏高原環境與發展概論》，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1996年，200頁。

　　第十章：法輪常轉

　　。。。。。。

　　確實也有完全漢化、不信佛教的藏官;出身農奴或奴隸、對中共忠心耿耿的藏官。1989年騷亂時任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康巴翻身農奴子成對秦文玉說：

　　“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這是我們法院工作的至高原則。民憤極大的打砸搶分子，也必須查明實據，證據確鑿，量刑定罪。3月5日大騷亂，三路匯合在大昭寺廣場，北路、南路、東路領頭的是誰?打旗的是誰?總指揮是誰?必須一個一個查明實據，人證物證，鐵證如山，然后提交法律判決。策劃、煽動分裂祖國的骨干分子必須嚴懲。

　　分裂思想不是今天才有的。59年一次，69年又一次，尼木、比如，卷進去18個縣，搶糧食倉庫，殺解放軍，打砸搶，這一次加了個“燒”。69年在藏醫院靠西的大語錄牌上出現了“西藏獨立隊”的傳單，后來很快破了案。……

　　有個著名的藏族老教授說得好：假如西藏真正獨立了，首先要爆發內戰，康巴人與衛藏人，山那邊流亡藏人與山這邊的紅藏人，首先要打內戰，藏族歷史上多次發生過，藏王朗達瑪死后他的兩個兒子還打得血流成河，各自割據，西藏分裂了三百多年，那才是黑頭藏民的大災難呵。”

　　時任武警拉薩支隊上校政委的翻身農奴曲達告訴秦文玉說：

　　“59年咱們沒有原子彈、沒有氫彈，只有一桿槍外加一個小背包。人家有噶廈政府、有軍隊、有幾千座寺廟，還有國際上那些白色朋友的支持。那時咱們國家打過了抗美援朝，也挺窮的。但那時人心齊。群眾對黨的話百說百信，能把心掏出來點燈。

　　62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群眾拼命支前，一仗就把山那邊打得落花流水。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情況就有些變了。黨政機關的作風變了，軍隊的好作風慢慢也有點丟了。黨和軍隊的威信都沒法跟從前比了。不錯，是從文化大革命以后開始變的。我們和老百姓過去的關系是魚和水，現在呢，有點像云和水。三大法寶還要不要?當然要。但不能一根鞭子放羊，無主無從。放羊還得看頭羊呢。黨的建設恐怕是帶頭的。從根本上端正黨的作風，提高黨的威信恐怕是主要的。黨的建設帶了頭，黨的政委黨的組織黨的群眾路線真正有了一個新氣象，與此同時再抓槍桿子和統戰工作，恐怕局面就完全不同了。這次騷亂少數黨員干部也卷了進去，相當一部分人觀望同情態度曖昧。有一個單位的黨支部書記和經理打包票：本單位沒有一個人參加騷亂，結果呢，一下子就查出了五個，還搜出“青年大會黨”的綱領，還有燒貨物的汽油箱。媽媽的，我們的人在為誰說話?有意無意地在掩護誰?去年3月5日騷亂，公安武警戰士受傷300多人，犧牲一人;今年3月5日及后兩天的騷亂中，公安武警戰士又受傷400多人，犧牲一人。傷亡這么大，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損失那么大，部份干部群眾還很不理解，對我們還有意見。有人認為公布的騷亂分子和圍觀群眾16人死亡的數字打了埋伏。天曉得，既然死了人已是客觀事實，那么死16人與死17、18或更多一點并不會改變問題的性質。當然并不排除有的騷亂分子受傷或死亡后隱匿不報這種情況，但根據我們的6所醫院及各個渠道匯總的情況，千真萬確死亡者只有16人。現在最讓人難過的是真話受人懷疑，流言卻總信以為真。我們有些干部戰士包括我自己，有時真想罵娘，或者躲起來哭一場。這里我透露一點軍事秘密，不得已透露一點軍事秘密吧。被騷亂分子用小口徑步槍打傷的兩名戰士所在的九中隊，那天面對那樣嚴峻的局面，戰士手里拿?的不是槍而是盾牌和木棍。犧牲了一名班長的三中隊，有35名戰士端?槍，另75名戰士拿著木棍。說起來外界簡直不相信：戰士們手上的那35桿鋼槍，卻沒一粒子彈，全部都是空槍!集中保管的1400發子彈全部由一名排長背在軍用背兜里，排長坐在200米開外的汽車駕駛室里。我們的小戰士就是這樣端?空槍沖鋒，眼睜睜地用胸膛面對飛石與槍彈，眼睜睜地被打倒在血泊中。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這樣的軍隊，我不知道有誰打過這樣窩囊的戰爭，我們對不起的是這些小戰士的父母和他們的親人……(43)。”

　　。。。。。。

　　9、喇嘛尼姑——藏獨主力

　　如前所述，西藏的宗教從未經過歐洲宗教改革那樣的改革，至今仍是一個中世紀式的宗教。中共自1980年以來全面復興、大力提倡宗教，這個中世紀式的宗教就必然會按照自己的固有傳統運作，并要求恢復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政教合一制度。何況還有達賴喇嘛在電臺里煽動，暗中派人去西藏指揮。上述陳奎元的講話里提到：“今年3月9日達賴集團的頭面人物之一桑東活佛(現任“西藏流亡議會議長”----引者)一語道破天機，他說，他們37年的‘主要教訓在于未能一貫地執行政教合一的政策，過分地強調了宗教而忽視了政治’。他強調指出‘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組織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在西藏歷史上，甘丹、哲蚌與色拉三大寺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與經濟實力(莊園與農奴)，噶廈政府的許多重大決策都要有三大寺參與才能決定。1959年叛亂時，三大寺也最積極。所以，毫不奇怪，在八十年代最后三年拉薩歷次騷亂中，三大寺的喇嘛都充當了先鋒。

　　《人民日報》駐拉薩記者劉偉在1987年10月1日拉薩騷亂時“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采訪了一個喇嘛”(大約是謊稱自己是海外華人，這樣才能逃脫被打的命運，而且讓鬧事的喇嘛友好地回答問題)，下面是他們的對話：

　　問：你贊成西藏獨立?為什么?

　　答：贊成，西藏本來就是西藏人的嘛，我們有達賴喇嘛，漢人有嗎?漢人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嗎?我們不一樣。

　　問：你愿意當喇嘛?

　　答：當然，藏族人最光榮的就是當喇嘛。

　　問：你對政府的宗教政策怎么看?你認為西藏人現在的生活還不錯嗎?

　　答：他們漢人把我們西藏的寺廟都毀了，當然該他們修。我們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們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應，噶廈也專門供應，現在錢很少，寺廟里很多值錢的東西他們都拿走了。漢人在拉薩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們住的，拉薩城就是修得再好，我們也不需要。我們希望的是到處都有寺廟，人人都可以做喇嘛，漢人沒來以前，我們西藏人和平相處，沒有斗爭，沒有更多的貪心，貪心多了會下地獄，漢族人把他們的貪心帶來了，也教壞了我們一些藏族(49)。

　　劉偉還記錄了警察審問一個參加騷亂的喇嘛的對話：

　　問：你為什么要游行，怎么來的?

　　答：我們自己來的，我們應該享受我們的一切。

　　問：享受什么?

　　答：獨立。

　　問：什么是獨立?

　　答：不知道。聽了廣播，達賴喇嘛在國外說西藏要獨立，我們喇嘛就要響應。

　　問另一個十來歲的小喇嘛，他回答說：西藏文化革命前是獨立的，漢人搞了文化革命，西藏就不獨立了(50)。

　　這兩段話頗能說明今日西藏喇嘛尼姑的心態。他們作為出家人，對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與現代化等等一概不感興趣，反而認為那是貪心，要下地獄的。他們的理想是寺廟與喇嘛、信徒與供奉越多越好。中共雖然修復了許多寺廟，津貼了許多僧尼，但剝奪了寺廟的莊園與農奴，而且限制寺廟與僧尼無限制發展，自然要引起僧尼的不滿。這真像本書第四章所引的戈茨坦的《西藏現代史》結論所說的那樣：西藏宗教有一種喇嘛越多越好的觀念，為此就要向社會索取越來越多的土地與捐贈，反對噶廈政府為了政教事業而削減寺廟財源的任何嘗試，頑固擁護莊園農奴制，因此成為極端保守的勢力和社會進步的桎梏。----戈茨坦的結論是針對1950年前的西藏宗教的，只消將“反對噶廈政府為了政教事業而削減寺廟財源的任何嘗試”、“頑固擁護莊園農奴制”這兩句話改成“反對中國政府為了藏族的繁榮昌盛而限制寺廟無限制擴展”、“頑固復辟政教合一的舊制度”，放在今日西藏宗教頭上也絲毫不差，可見西藏宗教本性難易。

　　必須說明，1985年8月21日自治區黨委批轉了自治區統戰部、宗教局《關于清退“文革”中沒收寺廟珠寶、瑪瑙的意見》的通知，命令全區銀行、財政、文管(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其它單位把文革中存放的寺廟的珠寶、瑪瑙全部退還給寺廟。1988年1月24日，自治區黨委與政府又批復自治區統戰部、民族宗教委員會關于《拉薩三大寺和大昭寺當前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處理意見》，命令西藏各單位把保存的寺廟文物全部退還寺廟。對三大寺在文革中被查抄的的財物，按1985年拉薩市政府核實并宣布過的數額，減去已落實的甘丹寺七萬元、色拉寺五萬元、哲蚌寺五萬元，其余一次性落實給甘丹寺95萬元、色拉寺78.8萬元、哲蚌寺77.6萬元。寺廟僧尼和市民一樣享受肉價補貼。老年僧尼由政府包養(51)。如前所述，自1980年以來，自治區財政每年都有巨大的落實政策支出，絕大多數是給寺廟文革中損失的退賠。有個藏族干部都對此有意見，他說：“一些市民住房條件非常不好，而有職位的干部，有錢人在郊區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樓，心里當然不滿意，沒錢嗎?每年國家把幾十萬、幾百萬丟給寺廟，老百姓得到什么呢?(52)”當然，無論中國政府如何退賠寺廟，喇嘛尼姑是永遠不會滿足的。

　　西藏獨立本是政治訴求，與佛教沒有任何關系。佛經里從來沒有“西藏獨立”的內容。然而達賴喇嘛利用自己是“觀音菩薩化身”的神話與中世紀西藏政教合一的傳統，借宗教的力量煽動藏獨。喇嘛尼姑們雖然不知獨立為何物，但出于對達賴喇嘛的絕對崇拜，自然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是林彪在文革中狂熱吹捧毛澤東時說的話，他還說毛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何況他們也朝思暮想回到“到處都有寺廟，人人都可以做喇嘛”，信徒如蟻、供奉如山，宗教可以干預政治、三大寺可以決定西藏前途的達賴喇嘛時代。西藏獨立與僧尼的利益就這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

　　喇嘛尼姑的觀念至今停留在中世紀不足為奇，奇的是西藏民眾至今仍保持著政教合一的中世紀觀念，把喇嘛尼姑當成自己的精神導師，把達賴喇嘛當成“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的神，這才是令中國政府最頭疼的事情。有個藏族小女孩告訴警察：我不知道舊社會，也不知道新社會，抓喇嘛反正不對。還有個藏族老太太在騷亂后的座談會上說：共產黨如今的政策這么好，寺廟里的喇嘛不好好念經，跑到城里來鬧，好好的生活給擾亂了。國家有法律，寺廟有規矩，跑出寺廟做壞事就不配做喇嘛。達賴喇嘛不會搞獨立的，他在印度怎么會指揮到八廓街呢?去印度探親，聽過達賴喇嘛講經，他還說過共產黨的好話，讓我們在西藏的藏族，好好干活，好好念經。活著靠共產黨，死了還得靠達賴喇嘛呢。我最恨的是那些乘騷亂中發財搶劫的壞人，騷亂鬧得那么大，就是他們，也不抓他們，這些人大搖大擺在街上走，有的還說：太痛快了，再來幾次騷亂。現在聽說抓了好多喇嘛，教育教育還是放了他們算啦，因為喇嘛會念經(53)。

　　可見在他們的腦子里，壓根兒就沒有政教分離、喇嘛不得干預政治的概念。這也難怪，中共自己從1980年以來就在大力倡導宗教，“喇嘛書記”伍精華還帶頭參加宗教活動，怎能叫老百姓分清宗教與政治的界線?倒是有個頭腦清醒的藏人在座談會上說：政府總是翻過去的事情，總想做出寬懷仁厚的樣子，過去的傷疤越揭痛，當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復和平解放前的兩千多座寺廟，再制定哲蚌寺7700人、色拉寺5500人、甘丹寺3300人的喇嘛定額，宗教政策仍然不會讓一些人滿意。因為西藏過去是政教合一社會，總不至于落實到政教再合一，三大寺重新過問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級政府領導吧?

　　馬上有個學生模樣的藏族青年說：我們西藏應該有現代化，應該有一個和平安寧的環境，但是出于信仰的原因，也應該有達賴喇嘛(54)。----還是那句話：現世靠中國政府包養，來世靠達賴喇嘛超度。既然中共的意識形態永遠無法解決藏人超度來世的需求，既然中國政府的財力永遠無法滿足藏人對現代化享受的欲望，那么懷柔政策就永遠不可能取得成功。

　　達賴喇嘛自然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在其洋高參們的指點下，他一心仿效伊朗教主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在西藏進行“醬色革命”(西藏喇嘛穿醬紅色袈裟)。除了日夜向西藏廣播、派特務去西藏活動外，還以親自接見與摸頂(藏人傳統，被活佛特別是達賴喇嘛摸頂會交好運)為誘餌吸引藏人偷渡印度。然而這些藏人去印度后就想留下，達賴喇嘛無錢包養他們，于是改變策略，他利用中國政府允許流亡藏人回去探親之便，派大批流亡活佛回原寺活動。他深知：利用一個活佛，可以掌握一座寺廟;控制了一座寺廟，就控制了一個地區。“喇嘛書記”伍精華不知是計，反而大加歡迎，將他們奉為上賓。有人這樣描寫流亡活佛衣錦還鄉的場面：

　　“活佛回來啦!”活佛乘著中國政府派出的高級轎車來到原寺：“達賴喇嘛很想念大家，他讓我來看望你們!”眾人歡呼，有人下淚。“達賴喇嘛是我們藏人今生的依靠，來世的希望，是藏人的救星，藏人的代表。呼喊一次達賴喇嘛萬歲，等于念誦了一億次六字真言!”

　　活佛還串家走門，自古以來活佛何時親自走進藏人家里?藏人感激涕零。

　　活佛留下大堆達賴喇嘛的照片、像章、錄音帶、語錄與小冊子，還有他用過的法器、墊子與衣帽，帶著大量布施走了。

　　“藏歷5月15日達賴喇嘛要在月亮中出現了!”

　　有個活佛回到主寺后，把所屬各分寺人員悉數召來，集中了四省區40多座寺廟80多個活佛，1600多僧人，主持了長達兩個多月的“講經活動”，灌輸藏獨理論與思想(55)。

　　流亡活佛回達蘭薩拉后向達賴喇嘛報告：他們的藏獨煽動取得了巨大成功;伍精華則去北京向胡耀邦、趙紫陽報告：他的統戰工作取得了偉大成就。

　　注釋

　　(49)(50)(52)(53)(54)劉偉，《拉薩騷亂紀實》，《西藏腳步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4年。

　　(51)《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1995年，309-310頁、334頁。

　　(55)直云邊吉，《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海南出版社，海口，1997年，219-221頁。

　　第四部：新的冷戰

　　第十二章：冷戰在繼續

　　3、從雙重標準到怪圈22

　　如前所述，胡、趙自1980年以來在西藏實行懷柔--綏靖政策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安撫藏人、穩定西藏，更重要的是想從西方特別是美國那里贏得“尊重西藏人權”的好評，緩和西方特別是美國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政府的譴責與壓力，在經濟上從西方特別是美國得到更多的好處，其結果也像用鉅款安撫藏人那樣適得其反。

　　《天葬》指出：“在觀眾圍聚的國際拳臺上，中共雖是勢力強大的一方，卻因為規則是西方的，并且由西方進行裁判，頻頻得分的倒是對西方規則游刃有余的達賴喇嘛。中共在拳臺上步履蹣跚，破綻百出，不斷被動挨打，丟盡臉面。(20)”中國政府在國際政治拳臺上之所以只輸不贏，并非達賴喇嘛的拳術多么高明或多么精通比賽規則，而是西方裁判極不公正，毫無遮掩地袒護達賴喇嘛，從而使中國政府永遠不可能贏。

　　記得新加坡元老李光耀說過：當東方學會了西方的游戲規則之后，西方就修改游戲規則。在西藏問題上，西方豈止修改游戲規則，他們采取絕對有利于達賴喇嘛的雙重標準，或者干脆就無視他們自己制定的游戲規則，隨心所欲地給中國政府橫加罪名。

　　如前所述，西方可以不顧達賴喇嘛自己都承認的藏人首先使用暴力的事實，把打砸搶燒的藏獨騷亂叫做“和平示威”;也不顧他們在自己國內也鎮壓暴亂的事實，譴責中國政府鎮壓藏獨暴亂是“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與自由”，這不是對1948年聯合國《普遍人權宣言》第20條“每個人都有和平集會的自由”的公然篡改與雙重標準嗎?至于說他們毫無保留地、不厭其煩地重復達賴喇嘛的謊言，諸如西藏自古以來是獨立國家，中國侵略西藏、消滅了100多萬藏人、大量移民西藏、正在毀滅西藏文化宗教等更是違背了起碼的公正原則與客觀態度，令人想起“謊言重復一千遍就變成真理”這句話。

　　在民族自決問題上也是如此。聯合國1960年《給予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立的宣言》(21)第二條規定：“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根據這一權利，他們可以自由地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自由地發展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第六條與第七條卻規定：“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與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和原則相違背的”;“一切國家應在平等、不干涉一切國家的內政和尊重所有國家人民的主權及其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忠實地、嚴格地遵守《聯合國憲章》、《普遍人權宣言》和本宣言的規定”。這文件本身就有矛盾，西方于是根據自己的需要，時而引用第二條，時而引用第六、七條，從而構成雙重標準。比如說，當他們支持西藏、蘇聯各加盟國與南斯拉夫各國獨立的時候，就援引“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當他們禁止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獨立的時候，就援引“主權國家不得分裂”。甚至派飛機去轟炸、派軍隊去彈壓塞爾維亞人。

　　西方也從不支持英國的北愛爾蘭、蘇格蘭與威爾士獨立、不支持法國的科西嘉、巴斯克、布列塔尼與大西提獨立、不支持加拿大的魁北克獨立(美國總統曾公開反對)、不支持西班牙的巴斯克與加泰羅尼亞獨立、不支持意大利北部獨立、不支持土耳其與伊拉克的庫爾德人獨立、不支持印度的克什米爾與錫克獨立、不支持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獨立、不支持俄國的車臣獨立、不支持烏克蘭的克里米亞獨立、不支持格魯吉亞的阿布哈玆獨立、不支持阿塞拜疆的納---卡地區獨立、不支持摩爾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國”獨立、甚至也不支持南斯拉夫的科索沃獨立，也不承認已自行獨立25年之久的“北塞普路斯土耳其共和國”。他們單單支持西藏、蘇聯各加盟國與南斯拉夫各國獨立。這不是地地道道的雙重標準嗎?

　　不難看出，西方的雙重標準是為冷戰服務的。凡是他們的冷戰對象國內鬧獨立，他們就一概支持;否則就反對。當克羅地亞與波斯尼亞宣布獨立時，德國搶先承認，還向他們提供武器，其目的是肢解南斯拉夫。結果自食其果，德國被迫接受了20萬波斯尼亞難民。波斯尼亞戰爭結束后，德國要遣返他們，他們卻賴在德國不走。當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援引西方支持波斯尼亞獨立的同一理由----民族自決權----要求獨立時，西方卻堅決反對，不惜大動干戈。因為塞爾維亞人是俄國的傳統盟友，禁止他們獨立與北大西洋公約集團東擴一樣，是為了遏制俄國的勢力。雖然俄國已經“民主化”并得到了西方的贊揚，但西方仍然把俄國看作軍事上的頭號敵人。由此可見，即便中國也“民主化”了，西方也不會拿它當“自己人”看。

　　西方支持西藏獨立的借口是人權問題，然而西班牙至今仍把500多名巴斯克獨立分子關在監獄里，占該國該族人口的萬分之五(22)。西班牙政府還派出暗殺小分隊追殺巴斯克獨立分子(23)。土耳其正在血腥鎮壓庫爾德獨立分子----庫爾德工人黨游擊隊，甚至越過邊境到伊拉克境內追殺庫爾德游擊隊。據土耳其軍方宣布，自1984年到1998年，土耳其消滅了39900名庫爾德獨立分子(24)。西方各國領導人與議會對此或者裝聾作啞，或者輕描淡寫，從未施加過像他們在西藏問題上施加過與正在施加的那么大壓力。更未像他們對付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問題那樣以武力威脅，強迫其撤軍。因為西、土兩國都是北大西洋公約集團的盟國。印度曾經血腥鎮壓錫克族的獨立運動(英迪拉甘地總理就是因此被其錫克衛兵刺殺的)、正在血腥鎮壓克什米爾穆斯林的獨立運動。斯里蘭卡正在血腥鎮壓泰米爾人的獨立運動，并受到印度的支持(拉吉夫甘地總理就是因此被一名泰米爾婦女刺殺的，他們母子兩代總理都死于民族矛盾)。然而西方對此也裝聾作啞、輕描淡寫，因為印、斯兩國都是“民主國家”。西方在人權問題上也持雙重標準。

　　有鑒于波斯尼亞戰爭的教訓，1993年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規定：“實現自決權不得被解釋為授權或鼓勵采取任何行動去全面或局部地肢解或侵犯主權和獨立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統一。(25)”西方人權衛士也終于認識到濫用自決權的危害了。1996年6月21日，我在德國波恩“漢藏對話會”上作完報告后，有個德國學者站起來說：“西藏獨立的法律根據并不充分，要說西藏與中國在歷史上毫無關系，那是胡說八道。《聯合國憲章》與《普遍人權宣言》都是從理想主義出發的，我們不是幼稚的理想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忘記波斯尼亞戰爭的教訓。所以我贊同徐先生的意見，西藏只能自治，不能獨立。”

　　世界上共有兩三千個民族，其中人口超過百萬的有三百多個(26)，卻只有一百多個國家。除了少數幾個島國外，世界上170多個國家里，只有不足一打的國家是語言與民族單一的。而即使是它們，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包容一個種族(27)。如果每一個民族都要求自決、獨立建國，那還得了?國界如何劃?領土如何分?只有靠武力解決，那么絕大多數國家都將陷入種族戰爭，那將是人類的浩劫、世界的末日。正如英國政治學家Eric Hobsbawn指出的：由馬志尼在十九世紀創立的民族主義信念----每個民族應該形成一個國家，每個國家只有一個民族----是永遠行不通的。比照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民族自決的模式，來解決現在的危機，并不是萬靈妙藥(28)。為了人類生存與世界和平，西方人權衛士只好將民族自決或人民自決束之高閣。然而正因如此，他們對“西藏人權”的特殊關心就顯得格外可疑。

　　且不說美國國會九十年代的一系列決議案與外交授權法把西藏叫做“被占領的國家”，也且不說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97年的報告還要求中國讓全體藏族在聯合國的監督下就“大西藏”的前途進行“自決”，單說西方對中國政府鎮壓藏獨暴亂的譴責，實際上就是要逼迫中國允許西藏獨立。試想，如果中國政府聽任藏獨分子在拉薩打砸搶燒政府機關、商店學校與警察平民，其后果當然是聽任藏獨分子占領拉薩，宣布西藏獨立。某些西方人權衛士礙于國際公法，口頭上不得不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再表白他們只是關心西藏人權，而不是支持西藏獨立。但他們所謂的“西藏人權”，其實就是打砸搶燒、分裂中國與西藏獨立的代名詞，只不過轉了一個彎而已。

　　西方在其它許多問題上對“中國侵犯西藏人權”的指責也似是而非，常常令人想起美國成語Catch 22。Catch22本是美國作家海勒(Joseph Heller)1961年發表的小說的標題，中文翻譯成《第二十二條軍規》。這條軍規是這樣的：如果一個飛行員不停地飛行而不要求休息，說明他精神不正常;但是如果他真的要求休息，又說明他的精神很正常，必須繼續不斷地飛行。Catch 22從此變成了美國成語。據《美國遺產成語詞典》的定義，Catch 22就是“永遠不可能贏的怪圈或悖論”(A no-win dilemma or paradox)。比如：沒有工作經歷就找不到工作，然而找不到工作就永遠不會有工作經歷(29)。把Catch 22翻譯成“第二十二條軍規”未免冗長拗口，我想稱之為“怪圈22”更簡潔傳神。

　　比如說：《1988-1989財政年度美國外交授權法》(30)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西藏人權”的小標題下說，“發現----國會發現：”“九、西藏的經濟、教育、衛生和人類服務遠遠落后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平均水平;十、中華人民共和國鼓勵大批漢人去西藏，損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與文化傳統”。

　　這兩條單獨看都很有道理，放在一起就荒謬絕倫。正因為西藏的經濟、教育、衛生和人類服務遠遠落后于中國的平均水平，所以中國政府才派出大批工程技術人員、經濟管理人員、醫療衛生人員、教師、科研人員、文化工作者及其輔助人員到西藏去大興土木，建造醫院、學校、發電廠、輸電網、電視臺、電視轉播網、電話局、電臺、公寓樓、自來水廠、上下水道、公路、飛機場、輸油管、加油站、商場、飯店、電影院、舞廳、圖書館以及各種各樣的金融機構、通訊機構、運輸機構、科研機構、維修機構、管理機構……提高西藏的經濟、教育、衛生和人類服務水平，讓藏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然而這樣尊重西藏人權的大好事卻被叫做“鼓勵大批漢人去西藏，損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與文化傳統”。那么如果中國政府不派大批漢人去西藏大興土木，建造醫院、學校、發電廠……呢?又會被指責為“西藏的經濟、教育、衛生和人類服務遠遠落后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平均水平”。

　　中國政府要逃脫美國的議員先生們的譴責，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給每個藏人發一盞阿拉丁的神燈。藏人只消對著這個燈說一聲“我要電燈、電視、電影、電話、自來水、煤氣灶、公寓樓、醫院、學校、自行車、摩托車、汽車、飛機、商場、舞廳……”那些東西就會自動出現，毋需中國政府派出大批工程技術人員、經濟管理人員、醫療衛生人員、教師、科研人員、文化工作者及其輔助人員去西藏。可惜自從《天方夜譚》的時代消逝以后，伊拉克就不再生產阿拉丁的神燈了。中國政府無從進口阿拉丁的神燈，自己又不會制造，只好頂著“損害藏族人民的政治與文化傳統”的罪名派人去西藏大興土木。這就叫做怪圈22，教中國政府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永遠無法逃脫“侵犯西藏人權”的罪名。

　　順便說說，美國國會關于“中國向西藏大量移民”的指責也像它關于“中國消滅了100多萬藏人”的指責一樣，是從達賴喇嘛那里聽來的。達賴喇嘛在1987年9月21日演講“五點計劃”時，就大肆指責“中國的移民政策”，后文將詳論。

　　如果中國政府真的給每個藏人發一盞阿拉丁的神燈，使藏人的經濟、教育、文化和人類服務水平在沒有一個漢人進藏的情況下大大提高了，美國的人權衛士是否就會說好呢?也不會。美國國務院1996年的人權報告中國部分說：“最近幾年來，政府的開發政策改善了少數民族的生活條件。據政府的統計，從1991年到1995年，少數民族地區的年經濟增長率為11%。但是，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的收入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開發計劃破壞了少數民族傳統的生活方式，如西藏人和新疆西部維吾爾族人的生活方式。(31)”這“但是”后面的第一句話譴責中國政府未能把少數民族的收入提高到中國平均水平，第二句話又譴責中國政府旨在提高少數民族收入的開發計劃破壞了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又是一個怪圈22。

　　美國國務院1997年的西藏人權報告(32)也說：“ 總的來說，政府的發展政策提高了許多藏人的生活水平”----按照上述《1988-1989財政年度美國外交授權法》的意思，這應該是尊重西藏人權的大好事啰?不料該報告話鋒一轉，“中國政府補貼的經濟發展政策使西藏社會部分現代化，改變了西藏的傳統生活方式。”“經濟的高速增長、旅游業的發展和現代文化的影響破壞了傳統的生活方式與風俗，導致環境問題，威脅西藏的傳統文化。”還是一個怪圈22。

　　按照世界公認的定義，提高生活水平就是現代化，那當然要改變傳統生活方式，使部分社會現代化。比如藏人以前點酥油燈，現在點電燈;以前燒牛糞，現在燒煤氣灶;以前要下河背水，現在家里就有自來水;以前每年只在沐浴節(九月間，為期一周)去拉薩河洗一次澡，現在天天可在家中浴室洗澡;以前沒有電視、電話、電腦、電影、收錄機、音響、自行車、摩托車、汽車、飛機、西式醫院、現代學校、百貨公司、舞廳、卡拉OK、游泳池、體育館、圖書館、電教館、西服、牛仔褲、可口可樂、啤酒、耐克鞋……現在有了。這本是全世界經濟落后民族，包括美國的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亞人都無限向往，美國政府正在努力向他們提供的東西呀。如果中國政府不向藏人提供這些東西，西方人權衛士一定會指責說：藏人的生活如此落后、貧窮，他們沒有電燈、電話、電視、電影、電腦、汽車、飛機、西式醫院、現代學校、百貨公司、圖書館……這是種族歧視。現在中國政府用漢人的血汗提供了這些東西，他們又說是改變西藏傳統生活方式，威脅西藏傳統文化。那教中國政府怎么辦?

　　從美國電影《在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里可以看到，少年時期的達賴喇嘛就在玩汽車、電影放映機、收音機、留聲機、望遠鏡、畫報等物。這個電影是根據達賴喇嘛的英文老師、奧地利人哈勒(Heinrich Harrer)的同名回憶錄拍攝的，所以這些細節都是真的。那些洋玩意兒都來自英國，是西藏傳統生活中沒有的。而且當時全西藏只有達賴喇嘛一人有電燈、汽車與電影放映機。由此可見，正是達賴喇嘛在中共進藏之前就帶頭使西藏社會部分現代化、帶頭改變西藏傳統生活方式、帶頭毀滅西藏傳統文化。

　　按照美國國務院的西藏人權報告的邏輯，中國政府只有讓藏人滯留在中世紀生活方式中才算尊重西藏人權。他們大概不知道，今日藏人是如何如饑似渴地、如癡如狂地追求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誰要想剝奪他們享受現代物質文明與現代商業娛樂的權利，他們大概就會同誰拼命。美籍華人作家陳若曦去西藏時問過許多藏人“西藏最需要什么?”不約而同的回答都是“現代化”(33)。連董尼德都發現：“老一輩的還在手轉經筒，口誦咒語，年輕的一代卻夢想沒有神祗，沒有菩薩，只有金錢、時裝、物質享受的天堂。(34)”1986年聯合國《發展權宣言》說：“確認發展權也是不可剝奪的人權”。世界公認，發展就是現代化，“發展中國家”就是想現代化而尚未現代化、正在向現代化發展的國家。美國的人權衛士要剝奪藏人的發展權，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侵犯西藏人權呢?美國讓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阿留申人與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亞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是不是也在改變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威脅他們的文化、侵犯他們的人權?

　　美國國務院1996年中國人權報告還說：“在少數民族人口眾多的許多地區，學校分別用普通話(漢語----引者)和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教學，學生可選擇到使用其中任何一種語言的學校上課。這種做法的意圖是保護和保存少數民族文化，但它的一個副作用是強化了一種隔離式的教育制度。”----又是一個怪圈22。

　　美國國務院1997年西藏人權報告也指責說：“鄉村小學用藏語教課”，“大部分地方的中學生繼續用藏語文接受某些課程，但漢文知識對于進大學是必不可少的”。“雖然在大學招生中給予藏族優惠，但漢族學生也因漢文優秀而得以錄取”。

　　美國國務院的先生們可能不知道，藏文沒有科技詞匯與現代社會科學詞匯。中國政府雖然下大力發明創造藏文數理化詞匯，但由于藏文翻譯隊伍的素質關系，所創造的藏文數理化詞匯還不夠成熟。而大學理工醫農與現代社會科學(經濟學、法學等)的詞匯在藏文里更是盡付闕如。這是連達賴喇嘛都無法解決的難題，他開辦的流亡藏人學校也不得不用英語教授數理化。如果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小學里只教藏文不教漢文，藏人將永遠無法進大學與中專學習，那么西方人權衛士與達賴喇嘛一定會說這是種族歧視;如果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小學里既教藏文也教漢文，那么他們又說這是“毀滅西藏獨特的語言遺產”(美國國務院1997年西藏人權報告語)----還是一個怪圈22。

　　美國的人權衛士可以不知道西藏語言的獨特就獨特在沒有科技詞匯與現代社會科學詞匯，但他們應該知道印第安語與波里尼西亞語也沒有科技詞匯與現代社會科學詞匯，所以在美國的印第安保留地與夏威夷的中小學里也不得不用英語教授數理化生與社會科學。美國的印第安人與波里尼西亞人要上大學，英語更是必不可少的、頭等重要的語言，那么這是否也是在毀滅他們獨特的語言、侵犯他們的人權呢?

　　尤其可笑的是董尼德把西化指鹿為馬地叫做“漢化”。他在《西藏生與死》里化了一節十多頁的篇幅來譴責“漢化的武器”(該節小標題)(35)。除了前述語言問題外，他還說：“西藏漢化的另一種措施，就是開放旅游”。“這種利用外國第三者進行顛覆活動的策略，從某些角度來看，已經成功地動搖了拉薩及其他列入開放旅游城市的習俗與生活方式。”這真是天下奇文。去西藏旅游的外國游客帶去的當然是西方的思想、習俗、語言與生活方式，怎么會成為漢化的武器呢?莫非西方游客在去西藏前，先使自己完全漢化，然后再使西藏漢化?

　　他也把西藏流行西服、西方流行音樂、迪斯科與搖滾舞叫做漢化，甚至說：“電視又將要謀殺西藏文化”。他還有起碼的常識嗎?

　　董尼德也承認中國政府花費鉅款造房子，使大批藏人“離開破舊危險的房子，搬進有自來水、有衛生設備的新房子”。然而這只是“漢化”的陰謀。“到處可以看到高大的中國樓房取代了傳統房子”，“白柱藍窗的低矮藏式建筑消失了”。“這些新的建筑物有些外貌看起來有點像藏式建筑，它們可全部都是用水泥蓋的中國式樓房”。他忘記了鋼筋水泥與鋼筋水泥樓都是西方的發明，中國傳統建筑是磚木結構的四合院，沒有樓。他把藏式建筑的特征概括成“白柱藍窗”是錯誤的。隨便找本西藏畫冊看看就可發現，藏式建筑的柱子一般是紅色的，也有黃色的，沒有白色的;窗框一律是黑色的。當他贊美“十七世紀時期建筑的達賴喇嘛的故宮，布達拉宮纖細優美的金頂”時，也忘記了：布達拉宮的金頂乃是仿效漢式大屋頂的(請比較北京故宮的金頂)。大昭寺、扎什倫布寺、色拉寺與羅布林卡都有這樣的仿漢式金頂，建于十四世紀的夏魯寺甚至有地地道道的漢式琉璃瓦歇山頂、斗拱、飛檐翹角與四合院布局。不過這些都是藏人在中共誕生前很久就自覺自愿“漢化”的證據，與董尼德說的“共產黨陰謀”毫不相干。董尼德的文化學與建筑學知識幾乎等于零，卻硬要挖空心思地指責中共“漢化”西藏文化與建筑，結果只能當眾出丑。

　　無獨有偶，1993年9月27日我在華盛頓參加美國和平研究所召開的西藏問題討論會時，有個美國教授在會上得意洋洋地朗讀了他的新書的開頭的文字。那段文字說：他一到拉薩，滿眼只見穿漢式服裝的漢人和漢式房屋，幾乎看不到藏人與藏式房屋，這是中國的人口侵略與文化侵略!他說完后，我拿出美國報紙發表的西方游客拍攝的1993年5月24日拉薩藏人示威的照片說：這位先生所謂的漢式服裝，其實是西式服裝，現在連漢人都很少穿中山裝了。這些藏獨示威者都穿著西式上衣(jacket)，就像我一樣(我指了指自己的西服)，如果他們沒有舉著寫有藏文的標語，誰能分辨出他們是藏人還是漢人?這位先生把穿西服的藏人當成了漢人，所以得出漢族人口侵略的結論。至于中國政府在拉薩修建的醫院、學校、公寓樓、商廈、影劇院、辦公樓等，大都是鋼筋水泥的西式建筑，沒有一幢是漢族傳統的四合院。如果說這是文化侵略，那是西方的文化侵略，不是漢族的文化侵略。今天，不僅藏族市民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樓，中國內地的漢族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樓，連亞洲各國的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樓，可見西方的文化侵略已經深入到亞洲各國各地。那位美國教授啞口無言。

　　董尼德在西方人中頗具代表性。許多西方游客去西藏，就是為了看看中世紀生活方式。他們在西藏一看見現代物質文明，就大罵中共侵犯西藏人權、毀滅西藏文化。他們自己在西藏旅游時是要用電燈、看電視、打電話、坐汽車、住有自來水與衛生間的洋樓的，卻希望藏人永遠不要享用這些東西，像中世紀留下的活化石一樣供他們觀賞。

　　前引陳若曦的文章也說：“保存佛教文化的迫切性實超過現代化”，“真正要保護的是佛教文化的精華，以及藏族的生活方式”，“若現代化傷殘了難能可貴的藏族文化，對中華民族、對全世界，都將是無可彌補的損失”。她尤其欣賞藏北牧民的生活：“一頂帳篷伴著嬉耍的小狗和幼童，主婦一旁搗桶打酥油，遠方一群牛羊，山坡上坐著喝青稞酒的男子。任誰也會承認，這是世界上最和平自足的生活。只須存一點鹽和茶，他們可以一整年不與外人接觸。牛糞燒火，酥油點燈，肉奶不斷，骨針縫皮袍，大地任倘佯，來生有希望，今生夫何求?這種生活方式不會燒山毀林，一切取其自然，又回歸自然，與天地和諧如一，原始也健康。若把電燈、塑料和可口可樂強加給這些自然的兒女，對造物毋寧是種褻瀆。何況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已普遍公認為一項基本人權。”這是典型的觀光客的感想。

　　陳若曦是否知道，由于藏人幾千年來一直以牛糞為燃料，又因人口爆炸而過度放牧，西藏草場的有機質越來越少，產草量越來越低，大片草場退化、沙化，已嚴重威脅到西藏的畜牧業與“自然的兒女”的生存?她去西藏時正當夏季，所以看到如此美妙的圖畫。她是否知道，本世紀二十年代末，藏北發生大雪災，噶廈政府不聞不問，無數牲畜與牧民凍死餓死;1985年、1990年與1997年藏北又遭大雪災，全靠中國政府出動軍隊與飛機救援，無償給予大量物質，才使這些“自然的兒女”免遭自然的毒手?中國政府并不曾強加電燈、塑料與可口可樂給藏農牧，只強加公費醫療給藏農牧，又不敢要求藏農牧計劃生育，致使藏族人口爆炸，草場更加超載，燃料更加缺乏。我在十幾年前就在拉薩街頭看到藏農牧大量出售草根(供市民作燃料)，這無異于毀滅他們的自然母親。這樣的生活方式原始則原始矣，和平則和平矣;健康則未必，自足也未必----需要中國政府用漢人的血汗去給予醫療與救濟。董尼德強調：“昔日的西藏已經不存在了，如果她想要生存，她就必須要能適應現代的世界。(36)”然而他卻憤怒譴責中國政府用鉅款使西藏現代化，他還有起碼的邏輯概念嗎?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中共從來沒有強迫藏人穿西服與牛仔褲、跳迪斯科與搖滾舞、看好萊塢電影、聽西方流行音樂……那都是藏人自己的選擇。如果中共禁止藏人選擇那些洋玩意，就像中共在1983年秋“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時在漢地所做的那樣，董尼德一定會譴責說：中共不準藏人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是侵犯西藏人權。又是一個怪圈22。

　　注釋：

　　(20)《天葬》，449頁。

　　(21)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tries and People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1514(XV), New York, December, 1960.

　　(22)《挽救人質，西班牙大示威》，《世界日報》，1997年7月13日。

　　(23)"Short Takes", The News Tribune 21 July 1995, South King County Edition, Tacoma, WA, USA.

　　(24)《土國宣稱14年消滅4萬叛軍》，《世界日報》，1998年4月26日。

　　(25)轉引自：王貴，《西藏歷史地位辯》，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712頁。

　　(26)《世界民族概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北京，1993年，31-32頁。

　　(27)(28)Eric Hobsbawn，《新民族主義的危險》，美洲《時報周刊》(China Times Weekly)，總350期，1991年11月9-15日。

　　(29)Ammer, Charistine,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Idio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7).

　　(30)United States Public Law 100-204,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88 and 1989,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2, 1987.

　　(31)《北京之春》，1997年5月號，54頁。

　　(32)"Full Text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1997 Report on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X:I (February 1998).

　　(33)陳若曦，《西藏最需要什么?》，《明報周刊》，1085期。

　　(34)(35)(36)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Tibet mort ou vif)，蘇瑛憲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臺北，1994年，26-27頁、223-233頁、27頁。

　　原文：http://www.lkong.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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