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在烏魯木齊發生了大規模的疆獨騷亂。有關媒體報道，此騷亂是由民族分裂分子熱比婭等在國外策劃的。當然，這點不假。問題在于，沒有一定的國內、國際條件，熱比婭之流能造成這樣大的暴亂嗎？因此，分析促成這次暴亂產生的國內、國際條件，對吸取經驗教訓是很有幫助的。　　

以上所說的國內、國際條件的形成原因比較多，但我們黨和政府的一些錯誤，促成使疆獨發展的這些國內、國際條件的形成（我們黨和政府的正確作法，則會阻礙這些國內、國際條件的形成）。我認為，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國際帝國主義反對阿富汗革命而進行的宗教“圣戰”，以及我國對“圣戰”的支持態度，刺激了相鄰阿富汗的新疆的疆獨的發展，危害了新疆的安全和穩定。　　

1970年代末到80年代，當主要由國際帝國主義和中近東及巴基斯坦的私有制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支持伊斯蘭宗教極端分子煽起宗教狂熱，對阿富汗工農政權和蘇聯進行“圣戰”時，我國與“國際社會”一起，攻擊阿富汗工農政權和蘇聯，支持以伊斯蘭宗教極端分子面目（如拉登等）出面進行的、對阿富汗工農政權和蘇聯的“圣戰”，促使其后宗教狂熱在緊鄰阿富汗的我國新疆的漫延，并促成疆獨在新疆的發展，危害了新疆的安全和穩定。　　

1978年4月27日奪取政權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是阿富汗歷史上唯一為工農利益服務、并建立了工農政權的政黨。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本質是共產黨。“人民民主黨指出，他們的成員‘主要是工人、農民和軍隊的同志’”。該黨于1978年5月9日“作為施政方針提出的《三十點政綱》中明確指出，阿富汗國內的基本矛盾是農民與封建主以及人民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人民苦難生活完全是因為‘封建階級、大投機商、買辦、腐敗的官僚和國際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代理處的經濟和政治統治’，而黨就是要剝奪剝奪者，就是要代表廣大阿富汗人民的利益”。因此阿富汗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質。對阿富汗這種落后國家來講，只有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能邁向社會主義。　　

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在1978年7月頒布廢除貧苦農民債務的第6號法令，該法令規定，無地農民的高利貸債務一律廢除，地主和高利貸者必須在1978年秋將因債務抵押的土地還給農民，這就使得絕大部分農民擺脫了高利貸的剝削”。“又于1978年底正式頒布了土地改革法令，這就是著名的阿富汗革命委員會第8號令。該法令規定了每戶擁有土地的最高限額，超過限額土地由國家無償沒收并無償分配給農民，原屬王室的土地也一律進行無償分配；由農民直接參加土改各個進程，各省縣軍成立了專門監督的人民委員會；對于那些力量單薄的貧苦農民，則由國家發放貸款并提供其他幫助。”即阿富汗革命政權打碎保護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維護剝削階級利益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物權”概念，將大地主超過限額的“土地由國家無償沒收并無償分配給農民”，使無地農民有了土地，使少地農民的土地有所增加。“對于那些力量單薄的貧苦農民，則由國家發放貸款并提供其他幫助”，使農民免受原來廣泛流行的高利貸的盤剝。　　

另外阿富汗人民民主黨還“擴大工會權利，增加教育及社會服務，支持男女平等及政教分離”。以上這些都是民主革命并將邁向社會主義的實際步驟。網友們回想下，在阿富汗迄今的歷史上，甚至在全世界主要信奉伊斯蘭教的幾十個國家中，還有哪個執政黨或統治者，曾有這樣服務于工農利益的？沒有！阿富汗革命對世界主要信奉伊斯蘭教的幾十個國家的受剝削壓迫勞動人民來講，具有開創性的示范和榜樣作用（甚至在非伊斯蘭國家的資本主義國家，可能現在也只有宣稱要邁向社會主義的委內瑞拉，才有接近阿富汗革命的進步作法）。對這場偉大革命，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是支持，還是和帝國主義為首的“國際社會”一起予以反對？我認為，我國應該給予堅定支持和幫助。從階級斗爭觀點看，反對帝國主義并消滅本國封建地主階級的革命應該支持。從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看，一個工農政權做為近鄰存在，遠比一個剝削階級政權做近鄰好。但是，把和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國際社會”一起反蘇作為當時外交重點的我國，卻是和帝國主義為首的“國際社會”一起反對阿富汗革命政權，支持向革命政權進攻的反革命勢力。　　

階級分析會使我們知道，阿富汗的勞動大眾開始在經濟、政治上獲得解放，而原來騎在勞動大眾的原統治階級被推翻這種狀況，會引起什么樣的階級斗爭結果。阿富汗當時的狀況為國際帝國主義和在中近東及巴基斯坦等有深厚勢力的封建地主、資產階級所不容，他們馬上聯合起來，向被推翻的阿富汗原統治階級提供武裝支持，并派出大量如本·阿登這樣的“圣戰者”，向阿富汗工農政權發起武裝進攻。　　

國際帝國主義千方百計阻止落后國家的人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因為這些國家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意味著帝國主義能控制的國家的減少和國際社會主義力量的增大。帝國主義遏制社會主義的本性，決定了它會想方設法直接或假手其它力量，向阿富汗這個將向社會主義邁進的國家發起進攻。據有的資料講，“在78至92年之間，美國政府至少用了60億美元（有人估計高達200億美元）支持圣戰組織一派購買軍火、培訓士兵及設立各種基金。”其它帝國主義國家也向以宗教“圣戰”名義掩蓋的反革命勢力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中近東及巴基斯坦等主要信奉伊斯蘭教的幾十個國家的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和極端宗教勢力，也仇恨阿富汗革命。阿富汗革命做為主要信奉伊斯蘭教的幾十個國家中第一個進行如此深刻的民主革命，將具有開創性的示范和榜樣作用，將激勵這些主要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的受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給這些國家的勞動者指明怎樣改變自己受剝削壓迫命運的道路。這些國家的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和極端宗教勢力擔心自己國家的勞動大眾效仿阿富汗革命而將其推翻，剝奪其土地等財產，因而必然極盡全力要阿富汗革命發起進攻，以扼殺這個有榜樣作用的阿富汗革命。因此，如本.阿登一樣的來自主要信奉伊斯蘭教國家的外國反革命匪徒，大量涌進阿富汗，向阿富汗革命進攻。　　

而阿富汗國內的、被推翻的原統治階級，也不甘心喪失原有地位，他們要進行反撲。“那些大地主，大高利貸者眼看反封建民主土改逐步深入，他們的好日子就要結束了，于是狗急跳墻，走上了武裝暴動的道路。這些地主、部落頭人、神棍們成立了所謂‘民族救亡陣線’，用心險惡的煽動民族、階級矛盾，大肆殘殺阿富汗無產階級革命者，制造了震驚阿外的赫拉特慘案。此外，他們還在巴基斯坦成立了所謂‘伊斯蘭黨’在白沙瓦成立了聯合指揮部”。　　

正如網上一篇文章寫道，“我為阿富汗人民革命的殘酷命運感到悲傷。這是又一場23國武裝干涉，又一次國際反動派的大聯合。在圍剿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面前，全世界的反動派聯合起來了”。　　

當國際帝國主義和主要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的封建地主、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向阿富汗革命進攻時，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內部存在派別，甚至還有以阿明為首的、對反動派的進攻采取“韜光養晦”、退讓投降的集團。但如徐亮所說，“誰要求沒有瑕疵的革命，誰就永遠沒有革命”。 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對巴黎公社領導人選有看法，認為巴黎公社有許多錯誤（奪下巴黎后未乘勝追擊，未控制銀行等等錯誤），但并未公開對巴黎公社進行指責，相反，他們積極為巴黎公社辯護，熱情歌頌巴黎公社的偉大。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不實是求是，因為相對巴黎公社的偉大創舉，巴黎公社的錯誤只是支流末節，并且巴黎公社的錯誤是創造進步的新社會中的錯誤。另外，階級立場決定了他倆應該這樣做。當階級兄弟在同階級敵人戰斗或對峙時，不要對戰斗中的革命政黨或革命戰士求全責備，不要以指責錯誤等名義，在戰斗中的革命政黨或革命戰士背后捅刀子（不管你是有意還是無意）。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犯有不少錯誤并最終失敗的巴黎公社仍感到激動和高興，并認為“一步行動比十打綱領重要”，雖然這步行動有不少不如意的地方。　　　　

同樣，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內部的瑕疵、阿明集團出現，以及阿富汗革命在國際國內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下失敗，并不能抹殺阿富汗革命在主要信奉伊斯蘭教的幾十個國家中，率先進行剝奪剝奪者和實施土地革命等進步政策的偉大功績。這尤如蘇聯內部的錯誤、叛徒戈爾巴喬夫的出現和蘇聯的解體，都不能抹殺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和偉大意義一樣。　　

面對國內外反動派的猖狂進攻，阿明集團不是堅定反擊反動派的猖狂進攻，卻在革命陣營內對不同意他的作法的其他領導人動了殺機。阿明集團殺害主張同反動派作堅決斗爭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總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席塔拉基。阿明上臺后，對國內外反動派的進攻是妥協退讓，導致反革命力量加緊進攻，使“流血事件接連不斷，城市交通癱瘓，無數援阿蘇聯專家慘遭殺害，人民的生活受到極大的威脅，陷入困苦之中，數以百萬的農民失去了家園，成為了戰爭的難民”。面對這種狀況，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內要求捍衛阿富汗革命成果的黨員、干部，要求蘇聯出兵制止阿明集團的背叛行為，并幫助阿富汗革命擊退帝國主義為首的國內外反動派的猖狂進攻。　　

當時的情況證明，阿明尤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放縱反革命暴亂的納吉。因此只有象1956年蘇聯出兵匈牙利捍衛匈牙利革命成果、保衛蘇聯西部邊界安全那樣，蘇聯出兵阿富汗，才能捍衛阿富汗革命成果、保衛蘇聯南部邊界安全。于是，蘇聯于1979年12月27日派出紅軍部隊進入阿富汗。因此蘇聯出兵阿富汗，如1956年蘇聯出兵匈牙利一樣，是蘇聯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的表現；又如1950年中國出兵朝鮮，是保護中國東北邊境安全需要一樣，蘇聯出兵阿富汗也是保護蘇南部邊境地區安全的需要。　　

蘇軍對阿富汗的支援，使阿富汗的廣大工農政權掌控地區的免除農民受高利貸盤剝、土地改革、引導分得土地的農民組織合作社（這是走向集體化的初始階段）、解放婦女、使工農及子女等能夠治病上學等符合勞動大眾利益的工作得以進行和鞏固。而美帝為首的“國際社會”支持的以伊斯蘭教名義掩護的反革命分子，則以襲擊來阻撓以上使勞動大眾獲得解放的工作的進行。　　

阿富汗革命干著有利勞動大眾的工作，而美帝支持的反革命匪幫則通過進攻革命來阻撓這些工作的情況，甚至一些西方媒體也有報道。網上一篇名為《阿富汗的秘密》(人民網強國社區）的文章寫道：“《新世界評論》季刊的前主編瑪里琳*比奇特爾在1980—1981年蘇聯干涉的頭兩年，曾經兩度訪問阿富汗。她親眼看到了阿富汗婦女在手工藝品合作社工作的情況，她們的勞動第一次得到了可觀的報酬，并且可以控制自己的勞動所得。她看到婦女和男人一起學習。婦女成為職業女性，在政府部門擔當負責的高級職務。貧窮的工人家庭第一次看得起病，第一次能夠送孩子上學。比奇特爾還談到，政府勾銷了農民的債務，開始進行土地改革，鄉村開辦了農民合作社，物價得到控制，主要食品的價格下降，政府幫助游牧民定居。她不大高興的是，美國支持的伊斯蘭游擊隊對農村地區的學校和教師進行了殘酷的襲擊（而我國對這“伊斯蘭游擊隊”也是支持的——筆者注）。《舊金山紀事報》的一篇報道說，‘喀布爾一度是一個世界性的大都市。藝術家和嬉皮士云集到這里。女性在這個城市的大學里學習農業、工程和工商管理。阿富汗的婦女在政府擔任要職；在20世紀80年代，有7名女議員。女人開著汽車，到處旅行，參加約會。在大學中，有50%的女學生。’在蘇聯支持的馬克思主義政府的統治下，婦女從事著各種各樣的職業。” 　　

講述美國當年在阿富汗支持恐怖主義的《且看美國如何制造拉登》寫道：“美國在阿富汗的政策早在卡特政府時代便形成。當時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制定此政策并由其繼承者執行。他的計劃遠遠超出只是迫使蘇聯撤軍那么簡單，他要培植一個國際運動，把伊斯蘭狂熱主義傳播到信奉回教的中亞蘇維埃共和國那里去，藉此令蘇聯解體。”從這可見，美國當時支持本.阿登等主要信奉伊斯蘭教的幾十個國家中的宗教極端分子，支持他們到阿富汗去向阿富汗工農政權和駐阿蘇軍發起進攻，不僅是想借這些宗教極端分子的進攻推翻阿富汗工農政權，并逼迫蘇軍撒退，還希望通過在阿富汗掀起的伊斯蘭教狂熱漫延過邊界，漫延到阿北部的“信奉回教（即伊斯蘭教——筆者注）的中亞蘇維埃共和國那里去”，促使蘇聯中亞地區不穩定，乃至分裂。其實，美國不止于此，美國還希望通過在阿富汗掀起的伊斯蘭教狂熱漫延到原信奉伊斯蘭教的居民較多的中國新疆，企圖在新疆少數民族中煽動伊斯蘭教狂熱，促使新疆不穩。

而1989年戈爾巴喬夫從阿富汗撤軍，恰恰證明戈氏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背叛阿富汗革命，證明戈氏在美帝為首的各國反動勢力進攻面前放棄斗爭、投降退讓。戈氏行動后果，是屈服美帝壓力，放棄蘇聯南部邊界的安全，放任美帝為首的全世界反動派支持的反革命勢力在阿富汗橫行，放任其在蘇聯南部邊境外橫行，為分裂蘇聯的“宗教”勢力大肆滲入蘇聯中亞地區提供了方便。戈氏對階級敵人的投降背叛行為，從反面證明了蘇軍當初出兵阿富汗是應有的同帝國主義等反動勢力進行斗爭的態度，是正確的，是其他共產黨人應該支持的。　　

而當年中國外交考慮中已忘記了階級分析，思維處于聯美反蘇的慣性中，國際上反蘇的就支持。這樣思維下，對許多反動勢力也支持。當年阿富汗問題是典型代表。中國與反共反蘇的西方以及在中近東、巴基斯坦等有深厚勢力的封建地主、資產階級聯合起來，最積極地進行反蘇、反阿富汗革命的斗爭。這種情況下，和這些反動勢力一起，積極支持攻打駐阿蘇軍和阿富汗革命的伊斯蘭教掩護下的反革命分子們，成為當時中國外交的一部分。在媒體上稱贊那些反蘇“游擊隊”也是我國宣傳的一部分。　　

中國當時在阿富汗問題上支持反蘇的伊斯蘭狂熱的態度，加劇了新疆伊斯蘭教熱的復活，給國外和新疆一些人用伊斯蘭教狂熱來對抗新疆的共產黨政權可乘之機。我國最近10多年在新疆抓捕、擊斃的搞恐怖活動的分裂分子，不少是曾在阿富汗參與“圣戰”實戰后潛回國內的。我國要求美國將關塔那摩基地釋放的東突分子引渡回國（雖未能實現引渡），這些東突分子也是在阿富汗被美軍抓捕的。我國通緝的、現流竄在國外的東突恐怖主義分子，其中不少也曾在阿富汗參加過“圣戰”。這些都說明，美中等當初支持的反蘇“圣戰”，使這反革命的伊斯蘭教狂熱也蔓延到與阿富汗近鄰的新疆，吸引著新疆的狂熱分子到阿富汗參加“圣戰”。其中不少參與“圣戰”實戰訓練的恐怖分子又潛回新疆，在新疆進行分裂祖國的恐怖活動。中國當時錯誤支持反共反蘇的國際反革命勢力用伊斯蘭教狂熱來對抗蘇聯和阿富汗工農政權，卻給自己的安全和穩定造成了惡果。　　

戈爾巴喬夫背叛性撤離蘇軍和當時中國支持美帝為首反動勢力的錯誤，都是符合美國等反動派利益要求的行為，二者行為都有利于進行“宗教圣戰”的反革命力量在阿富汗橫行、泛濫，有利于他們推翻阿富汗革命政權，并把阿富汗變為將其“宗教圣戰”向中亞和新疆幅射、擴展的基地。二者行為同時也是不符合蘇聯、中國社會主義利益的行為，因為二者行為都為其后蘇聯中亞地區伊斯蘭教盛行、泛濫（并中亞最后分裂為幾個有濃郁伊斯蘭教特征的“斯坦”國），新疆東突分裂活動猖獗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我國那時作法違反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同剝削階級斗爭的號召，我國將其變成了與世界上剝削階級國家聯合起來，同社會主義國家和向社會主義方向邁進的進步國家進行斗爭。這不但嚴重危害國際共運事業，最終也危害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損害我國西部安全。　　

當年我國的正確作法，是同蘇聯一起共同支持官方實行無神論、民間允許信仰宗教但政教分離的阿富汗工農政權，支持該政權打擊以宗教狂熱為掩護的、國際反動勢力支持的反革命恐怖力量。這既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對國際進步力量的支持，也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對保證我國西部國家安全有很大幫助。因為中蘇團結合作支持阿富汗工農政權打擊這反動勢力，將能確保官方實行無神論、民間允許信仰宗教但政教分離的阿富汗革命的存在、發展，國際反動勢力支持的宗教狂熱為掩護的反革命恐怖力量，在阿富汗將失敗并被趕出阿富汗，而這對在鄰近阿富汗的蘇聯中亞和中國新疆搞反革命“宗教圣戰”的企圖將是嚴重的打擊。因為阿富汗反革命“宗教圣戰”的失敗，不僅對這些企圖在新疆等地也搞類似“圣戰”的匪徒的信心是打擊，并且紅色阿富汗如存在并發展，紅色阿富汗就成為阻攔“伊斯蘭圣戰”向新疆滲透的屏障。紅色的阿富汗是不會象現實中的阿富汗那樣，變為疆獨分子在境外的訓練基地和滲透跳板。　　

美帝當年拉攏中國一起反對蘇聯援助阿富汗革命，一起支持美國為首的國際反動派煽動的、進行“伊斯蘭圣戰”的反革命勢力，推翻了阻止“伊斯蘭圣戰”向新疆滲透的屏障。美國的這一策略不僅使阿富汗變為了疆獨分子在境外的訓練基地和滲透跳板，也使阿成為美國在中亞和南亞一帶的最大的、威脅我國西部的軍事基地。美國為首的北約各國在阿富汗的大量駐軍，實際已使“北約東擴”到新疆邊境。而蘇聯支持的紅色阿富汗存在，本可將北約擋離距我國邊境上萬里外，增加我國西部安全。但我國卻大力支持反動勢力摧毀紅色阿富汗，而后美帝找借口糾集北約部隊云集阿富汗，實現北約組織兵臨中國西部邊境的圖謀。　　

因此國際問題拋棄階級分析，將犯極愚蠢的錯誤。現在美帝又在重施在阿富汗問題上拉攏中國的相同伎倆，拉中國與帝國主義為首的“國際社會”共同制裁朝鮮，想借中國之力共同搞垮朝鮮，使中國失去東北方向阻擋美帝侵略的屏障，并將朝鮮變為美帝向中國東北進攻的基地和跳板，使“東方北約”——美日、美韓軍事同盟兵臨鴨綠江邊。因此，中國應警醒，避免再犯當年在阿富汗上的使親者痛、仇者快的錯誤。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