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隱喻，在隱喻、包括聯想思維中布下陷阱，使隱喻變成真正的物質力量，是意識操縱的一項主要任務。

　　隱喻不需要論據。制造虛擬的現實，擺弄一些“某上層人士”、“某靈通人士”、“某不愿透露姓名人士”或者“據我看”，就夠了。與其說這是說服，不如說是引誘，使人們誤認為誘惑確實可信。裝幀鮮艷漂亮的書籍，香皂外包裝上的性感金發脫衣女郎，和書籍本身的價值、和女郎毫無關系，但是這一套和馬賽克文化如影相隨，在政治宣傳中得到廣泛而巧妙的利用。

　　民主派1985年在蘇聯掌權。“我們歐洲共同的家”、“改革的建筑師”、“文明的康莊大道”，貨色陳腐而密集轟炸，一大堆隱喻被塞進意識，把所有的人都迷住了，致使社會的主要部分終于就范。改革鬧得蘇聯社會意識四分五裂，人們的素質和辨別能力明顯下降。在1989年的選舉中，作家B·馬克西莫夫感到驚訝：“我們自由主義的進步的知識分子現在有了一套萬能鑰匙，靠它可以確保自己思想上的舒適。”這把萬能鑰匙就是，只要說出老一套的“民主”呀、“多元化”呀，罵罵別人“倚老賣老”呀，“就會得到進入社會有影響的圈子的通行證”。

　　西班牙首相菲利普·岡薩雷斯在蘇聯改革初期有一句名言：“寧可在紐約地鐵里被人殺死，也不愿在在莫斯科寂寞死”。這個隱喻在西方非常流行，而且強烈地影響了蘇聯知識分子。一個類似的例證，是西方的體面的午餐會上的故事，也在蘇聯和東歐社主義國家傳播開來：一位出名的自由主義者吃完一大塊牛排，憂郁的情緒上來了，嘆了一口氣說：“可憐的波斯尼亞人。好像今冬要有好多人被凍死了”，“但是，見鬼去吧!這總比從前在南斯拉夫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桎梏下要好!”

　　岡薩雷斯的任務，是在意識中標定對蘇聯的評價。他永遠不會去紐約地鐵，也不會發生他在莫斯科寂寞的事情。他的結論是挑釁性的。他清楚，莫斯科一個城市的劇院比整個西班牙還要多。馬德里酒館一小杯啤酒的價錢，在莫斯科可以買到5本好書或者5張密紋唱片。在莫斯科讀其他國家的文學作品，其廣度和快捷程度不知道比西班牙大多少。莫斯科有70萬科學工作者和設計師，他們在工作中不會寂寞。莫斯科體育比賽的多樣化和質量，也比馬德里高出許多級。任何看重精神、文化和知識價值的人，沒有道理在莫斯科感到寂寞。岡薩雷斯的格言只不過是意識操縱計劃的一個成分。

　　1992年有一個發生在西方新聞界并傳遍世界的《塞爾維亞死亡集中營》照片事件。這不是直接的謊言。英國電視公司——據說是“獨立”電視臺——播發一組鏡頭：帶刺的鐵絲網，波斯尼亞穆斯林囚徒疲憊不堪的面容。這組電視鏡頭經過美國國會討論，成為美國在那里戰爭中公開反塞爾維亞的理由。1997年2月，英國左派雜志《活的馬克思主義》刊文，敘述這組照片的經過。原來鏡頭對準的不是“死亡集中營”而是學校，那里戰前就有鐵絲網，用來隔離校園和公路，以防孩子們跑到馬路上去發生危險。

　　1993年到1995年，西方掀起的妖魔化塞爾維亞人的運動，成為對西方民眾直到在全球進行意識操縱的一次大型試驗。塞族人不間斷地出現在反面語言、反面鏡頭中。他們完全不讓人們想起，50年來，南斯拉夫人和睦相處，30%的人混合通婚，從來不存在什么共產主義制度壓制的問題。對一切問題的千篇一律的回答仍然是：“隨著共產主義垮臺，就開始了民主。”

　　制造想象，操縱想象，在把人們的思維引進狹窄的胡同，失去辨別想象中虛擬的現實和真實的現實的區別的能力。關于私有化如何美好的想象，塞滿報刊、電視、廣播和人們的頭腦。當一個人被這種想象俘獲的時候，會認為自己已經大徹大悟，深入到事物的本質。如果這種徹悟集體出現，就會群情激動，甚至好像舉國瘋狂。1990年發生庫茲巴斯礦工反蘇大罷工。操縱者造成罷工者的這樣一種想象：如果煤礦私有化，他們將把煤賣成美元，而蘇聯制度給予他們的其余的一切好處還會繼續。罷工者不知道，他們正在毀滅的，正是他們作為享有社會特權的社會群體而生存的社會制度，而他們要求的只是必然把他們這個社會群體降為微不足道的人群的社會制度。

　　歷史記憶中存儲的信息和象征，能夠把人們結合成一個社會，保障共同語言和正常的交往渠道。改革塞給蘇聯人的歷史，已經不再是曾經真實地存在的歷史，而是經過別有用心的編造的歷史。

　　民主派意識形態專家從美國搬來連環畫《俄羅斯的古代壯士歌》，插圖精美，印數100萬冊，描述俄羅斯古代壯士大戰韃靼人的故事。俄羅斯古代壯士歌形成于10世紀末，那時韃靼人尚未作為一個民族出現。這種花錢打造的歪曲民族史詩的連環畫，毒害孩子的心靈，離間目前的民族關系，成為一種破壞源遠流長的歷史記憶和破壞俄羅斯精神支柱的活動。

　　報紙還發表“著名軍事史學家”論述“蒙古韃靼穆斯林諸汗國大規模入侵”的文章。故意扯上穆斯林。而當時伊斯蘭教并沒有傳到蒙古人中間，蒙古諸汗國中沒有穆斯林，而是多數屬于基督徒。“俄羅斯偉大的圣人”、決定俄羅斯道路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曾經和蒙古人結盟反擊條頓騎士團。這就得罪了文明的西方，要向他身上大潑臟水。1989年，按照戈爾巴喬夫指示行事的“意識形態化了的”進步出版社，推出牛津大學教授G·芬奈爾的《中世紀羅斯危機》，序言稱其“開啟了通向英國人制造有關俄羅斯過去和蘇聯現在的固定思想模式的修造廠之門”，把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制造為“俄奸國賊”。1990年被稱為“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年”，一大幫西方教授應邀出席隆重的國際學術會議，會議材料結集出版。該書的題旨，就是要“重新審視檢討對過去事件的詮釋”、“批判性地重新思考陳舊的評價標準”。

　　改革年代的洗腦活動，試圖毀滅蘇聯人心目中美好的、積極的、促進社會發展的象征，從蘇聯人的記憶中抹去克倫威爾、雅各賓派乃至美利堅合眾國的誕生，特別是在反蘇宣傳中嚴重歪曲20世紀初的蘇聯政治史。到處可以看到反共分子玩弄歷史、切斷歷史的表演。

　　象征是積淀在意識中的事物、現象、人與人的關系、制度法規的形象，其意義遠超出事物本身的，而且組成一個完整的世界。象征世界使民族、社會、國家的歷史井然有序，建立了我們共同的記憶，無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災難臨頭之際，都支撐著我們。已經逝去的祖國的奮斗者的大軍，活在民族精神的深處，構成我們生活中一支特別偉大的政治力量、現實力量。逝者不會說話，然而針對在他們陵墓圣地上的喪盡天良的歡宴，針對對他們用鮮血染紅的祖國的背叛和劫掠，發出沉沉的怒吼。我們將永遠緬懷民族心靈上的亡靈。

　　和靠個人投票的政治市場戲劇表演不同，蘇維埃國家是“思想統治型”國家，合法化和領導地位需要各種象征和神圣觀念的權威。民主派和愛國者都在指責，似乎蘇維埃制度把象征世界壓縮到了“階級價值”的地步。這種說法荒誕無稽，本身具有純粹意識形態的性質。蘇聯是歐洲文明國家中以國家規模把民間童話和古典文學引入教育體系，也就是引入大眾意識的唯一的一個。偉大的衛國戰爭形成許多象征，衛國戰爭當然與階級斗爭相關，但是人們從來沒有把它僅僅歸結為階級斗爭。

　　把凝聚社會的象征作為意識形態化的譏諷嘲笑的對象，可以發揮巨大的破壞作用。弗洛伊德《譏誚及其與無意識的關系》論述有傾向性的俏皮話的社會功能：它是“沖擊那種對于公然的輕蔑具有內部和外部抗御力的偉大、尊嚴和強盛的事物的武器”。

　　本來具有弘揚勞動群眾國際團結意義的“五一勞動節”，里根卻在1984年把5月1日宣布為“法律節”，試圖把勞動群眾團結的理念從記憶中排除出去。此后特意把一些熱熱鬧鬧的活動安排在這一天。美國還在1985年的5月1日，宣布對尼加拉瓜實行禁運。

　　布爾什維克在理論上從來沒有想過要清洗象征世界。赫魯曉夫開始了對象征世界的破壞之舉。他主政期間拆毀的教堂，比此前40年的總數還要多。在蘇聯和俄羅斯的改革中，意識形態專家全盤接受西方那套破壞象征的技巧。通過破壞象征世界，使人們失去方向標，摒棄原先清清楚楚的現實生活概念，換取意義模糊不清的偶像概念即意識形態幻影，成為意識形態操縱的政治活動的重要部分。俄僑休金的《一個西方派俄羅斯人的文化世界》，如此奉承這批人：“任何神圣化的東西與他們都是格格不入的。西方主義文化具有塵世此岸性，沒有對圣物迷信的地位。”沒有象征、沒有支柱的空虛生活被作為樣板。

　　葉利欽政府把“五一勞動節”改為“春天與勞動節”，十月革命紀念日11月7日改為“和睦節”。健康的、嚴肅的藝術家銷聲匿跡，唯有諷刺小品和獨角戲演員大走紅運。1992年，圣彼得堡出版諷刺蘇軍的笑話。反蘇笑話署名結集出版。諷刺矛頭還指向家庭的象征。學術刊物說，這是一種自發的、民間的創作。實際上，這是一些不大的團體和三流詩人炮制的、令人生厭的意識形態傾向性明顯的東西。

　　為了摧毀蘇維埃制度，出現破壞作為文化核心的國家觀念的現象。國家歷史上的象征和里程碑被抹黑，受到嘲笑，黑白被顛倒。在一些年里，《星火畫報》、《首都周報》、《莫斯科共青團員報》，都曾經為國家發生的任何事故高興得要命。莫斯科的紅場，凝聚著蘇聯和俄羅斯的全部歷史，成為與歷史相隨相伴的人民團結一致的象征。但是1992年。恰恰是6月22日——這是法西斯德國發動進攻蘇聯戰爭的日子，在紅場舉行了巨大的搖滾音樂會。紅場安葬著許多為民主派仇恨的死者，安葬著列寧。對于蘇聯人來說，列寧墓具有類似宗教的象征意義。一些知識分子圍繞列寧陵墓進行炒作，總是想方設法毀滅神圣的象征標志。陵墓是一種祭祀崇拜的設施。現在，電視播音員竟然宣稱：“我們將在全國名氣最大的墓地縱情歡舞”。

　　他們的目的，是侮辱對俄羅斯國家意識來說神圣的地方，破壞俄羅斯人的傳統文化標準。這種破壞神圣象征的傾向，正是西方主義意識形態所固有的。破壞國家象征，具有總體心理戰的性質。

　　偉大衛國戰爭的象征對于蘇20世紀下半葉的民族意識極其重要。改革之后的官方綱領就是，腐蝕破壞這一象征。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已經改名，《觀點》電視欄目又堅持把加里寧格勒州稱為哥斯尼堡。仍屬國有的出版社和電視臺，在把叛國行為相對化，否認其絕對的消極意義。弗拉索夫分子既是叛徒，又與斯大林主義做斗爭，那場戰爭不過是“兩股垃圾旋風的沖突”。叛徒文學和大量這類所謂“學術”著作出現了。西方90年代一部巨片《斯大林格勒》，基調荒謬絕倫，整個情節是高尚的德國人打擊野獸般的俄國佬而且得到勝利。這種影片竟然大獲成功。一位搖滾樂著名歌手，把“揭露極權的英雄主義的可笑之處”，作為他在1990年的演唱會的主題。演唱結果，也竟然萬眾歡呼。

　　嘲弄和否定的對象，包括直接與俄羅斯政治制度和整個國家體制相關的象征——先是斯大林，然后是列寧等人，直到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弗拉基米爾大公)，被嚴重歪曲的還有普希金、肖洛霍夫、蘇沃洛夫等人的形象。1991年，《觀點》堅持，加加林沒有飛上太空。報紙還敗壞衛國戰爭女英雄卓婭的形象。他們企圖砍倒文化和道德的支柱，撕碎民族意識機體的整個組織。

　　對蘇聯人和后來到俄羅斯人來說，這是遭受嚴重精神折磨的時期。

　　2013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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