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居安思危·世界社會主義小叢書》首輯10本出版發行后,社會反響強烈。今年是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有讀者建議將該書“引言”在本網發表,以有助于人們正確認識和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現將該書“引言”刊登如下(標題為編者所加)。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虎氣雄風、一世堅強,但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憂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說,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此話可能有點偏頗,但也確實反映了毛澤東晚年心緒、心境和心結的一個側面。順手查查迄今為止最為權威的2003年12月由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下)的記載及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毛澤東在其晚年確是常動感情,甚至痛哭失聲。毛澤東晚年常在淚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實。
如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小學教員李慶霖致信毛澤東,反映他的一個插隊務農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以及作為父親的苦惱和不平。這封來信,使特別關心農民的毛澤東受到很大觸動,看后流下了眼淚。用毛澤東后來的話說,這封信寫得“相當好”,“我擺在這里幾個月,經常看,看了三遍半,這才下決心寫回信”。第二年4月,毛澤東復信說:“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這可能是促使毛澤東進一步了解到基層群眾,特別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十分困難的生活狀況和“文化大革命”對全國生產和人民生活影響的重要原因,這也可能是1975年11月6日毛澤東下決心提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的依據之一。
如1975年的一天,毛澤東在讀了根據他的指示有關部門寫出的詳細敘述賀龍親屬及友好遭受殘酷迫害情況的報告后,他“一會兒把報告放在胸脯上,一會兒眼睛望著臥室的頂棚。看完后,他非常難過地把報告放下,一句話也沒有說,兩行熱淚滾落在枕頭上……”可以說,這其中可能也有毛澤東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失誤失察的認識和反思。
如1975年7月28日,即毛澤東剛剛做了眼睛白內障手術的第五天。親自為毛澤東做手術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是這么敘述的:當時“房間里只有毛主席和我兩個人,戴上眼鏡的毛主席起先靜靜地讀書,后來小聲低吟著什么,繼而突然嚎啕大哭,我看見他手捧著書本,哭得白發亂顫,哭聲悲痛又感慨。事發突然,我既緊張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趕快走過去勸慰他,讓他節制,別哭壞了眼睛。過了一會,毛主席漸漸平靜一些,同時把書遞給我看,原來是南宋著名思想家陳亮寫的《念奴嬌 登多景樓》” 。陳亮力主抗金,曾多次上書孝宗,反對“偏安定命”,痛斥秦檜等奸邪,倡言恢復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朝廷置之不理。出于愛國者的責任感,陳亮又于1178年一年之中,連續三次上書,由于奏疏直言不諱,大膽揭發了一班大臣退讓求和、茍且求安和儒士們脫離實際的空談之風等,即遭到了當道者們的忌恨。陳亮曾兩次下獄經受嚴重打擊排斥,但并未對恢復中原之志有所改變。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陳亮為駁斥投降派所謂“江南不易保”的謬論,親自到京口、建康等地觀察地形,并準備依據實際調查結論,再向孝宗皇帝上書,提出一系列經營南方,進取中原,統一國土的具體建議。多景樓,在鎮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內,北臨長江。陳亮揮灑大筆,在詞中直抒胸臆:“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崗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卻長江,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強對!”
毛澤東離我們而去已經36年多了。當年領袖內心深處的真實境況,很難準確揣度。但毛澤東此時的心境,無疑直通700多年前的陳亮。從目前已知的毛澤東晚年的哭聲中,此次“嚎啕大哭”,可能最能窺見毛澤東晚年憂患百姓憂患黨的心緒、心境和心結。正因如是,筆者在這里特用較多一點筆墨加以闡發。
有人認為陳亮的《念奴嬌 登多景樓》是一首批判現實、積極進取、氣宇軒昂、鼓舞斗志的抒情詞。而筆者認為,陳亮此詞無疑是借古論今、批判現實之作。此詞下闋之中也不乏“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強對”的氣宇軒昂、鼓舞斗志之旋律,但陳亮深知,這僅是“應然”即“美好理想”,而“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和“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則是“實然”,即“無情現實”。多景樓本身是座危樓,還是作者把南宋王朝比作“危樓”,亦可能兼而有之?筆者無從考證。但此詞的主調卻是作者抒發內心諸多的憂患、積憤、悲憤乃至無奈。在我國歷史上,東晉和南宋兩個政權,都被北方強敵擊敗流落江南,憑借長江天險,當權者卻都不思收復失去的大片國土而偏安一隅。大凡讀史,常常會引人共鳴。深諳我國古文的毛澤東,閱誦古文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溝通古今,古為今用,以推助對現實問題的思考。毛澤東在閱誦陳亮這首詞時慟哭失聲,我們對毛澤東此時強烈共鳴的內心世界如何較為準確地揣度、把握和詮釋呢?筆者試談如下三點陋見。
一是1975年的7月,毛澤東認為,他所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已遇到極大的阻力,且極可能失敗;中國黨、國家和民族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而自己的身體卻如西風殘燭。此時的毛澤東還認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雖然正確且無任何私心,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更鮮有人堅定有力支持。環顧當時的天下大勢:從國際上看,我國已經加入聯合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大三線”“小三線”建設,成功化解了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對我國進行的“核打擊”,有力地捍衛了我國的主權和神圣領土。加上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勒緊“褲腰帶”,支持研發出“兩彈一星一潛艇”,成功打破外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我的嚴重封鎖,真正跨入了大國的行列,并即將迎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總之,此時的國際形勢對我十分有利。但從國內看,“文化大革命”雖已進入“收尾階段”,卻極不順利。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無疑仍是社會的基本矛盾,但社會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新中國建設的實踐中,毛澤東否定了黨的八大《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關于“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結論。在黨的八大特別是反右斗爭之后,由于指導思想的失誤,毛澤東一直強調階級斗爭的現實性、嚴重性和長期性,甚至在其晚年他還作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來一次”等石破天驚的結論來。在毛澤東看來,對自己的上述思想,包括與他并肩戰斗了幾十年的老戰友在內的相當多的各級干部不僅不理解、不接受、不支持,甚至反對者眾;他所精心培養的一批批新人對他雖然支持但卻很不得力、屢屢出錯甚至嚴重干擾,直至把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推向另外一個極端,使自己親手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實質上已經處于失敗的境地。聯系到1969年廬山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針對林彪、陳伯達等人的突然襲擊,毛澤東說,黨的高級干部“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不讀好了……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的當”,黨的高級干部要讀十幾本馬列的基本著作;聯系到1974年下半年毛澤東對“四人幫”一系列的如“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等嚴肅批評;聯系到1975年4月23日毛澤東對新華社關于報道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請示報告上“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的批語 ;聯系到1975年7月25日凌晨,剛剛做完白內障手術20多個小時還蒙著眼睛的毛澤東,在六張紙上“盲寫”了對電影《創業》“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的評價等種種復雜現實,我們可以十分清晰地體味到毛澤東曾經喟感“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里,而是在少數人手里”的心境和此時深深的焦慮。當年陳亮的“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這一沉雄悲壯的感嘆自然會引發毛澤東的強烈共鳴。
二是毛澤東認為,黨、國家和民族雖面臨著如此險境,但有相當多的干部,卻不察此危險,碌碌無為,得過且過,甚至“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即不少干部為了個人家庭蠅頭私利而放棄黨、國家和人民的大目標,滿足于自己眼前利益而不顧黨、國家和民族未來根本利益之風日盛,有的甚至恰如當年的王謝諸人 ,雖也曾跑到“多景樓”上登高望遠,流下所謂的英雄慷慨悲歌之淚,即在公眾場合發出為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并奮斗到底的誓言,但這僅僅是為掩飾圖謀“門戶私計”故作姿態而已,其結果只能是“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即任由普通百姓重受無際的腥膻之苦。這真令人悲嘆。
三是此時的“文化大革命”已歷時9年多,黨內外憂心之事繁多,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已有明顯的失控之勢,中國共產黨將來的前途如何?中國老百姓未來的命運何在?這正是對黨、國家和民族有著極其強烈責任感并已達82歲高齡且疾病纏身的毛澤東所日夜深深牽扯掛念的。此時此刻的毛澤東,除了對資本主義復辟即“河洛腥膻無際”危險的深深憂慮之外,他對我們黨的干部隊伍中“只成門戶私計”私心的頑疾,對黨的干部隊伍中真懂馬列不多的現狀,更是深深地憂慮。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和黨的干部隊伍中的私心、理論素養不高,這正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黨的干部隊伍中的私心和理論素養不高同樣是結伴而生、相輔相成的。私欲膨脹和理論素養不高發展的最終導向則必然是資產階級的重新上臺。捧讀并浸入當年陳亮的《念奴嬌 登多景樓》這首詞所渲染的悲壯的意境之中,毛澤東的憂患、無奈、悲傷、悲憤的強烈共鳴,自然會油然而生,從中而來。此時的失聲慟哭,則應是毛澤東憂患百姓憂患黨強烈責任心的集中迸發。
如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員為毛澤東讀周恩來逝世的《訃告》,身在重病中的“毛澤東聽著聽著,緊鎖起眉頭,慢慢地閉上眼睛。工作人員看到,不一會兒,從他閉著的眼里漸漸溢出兩行淚水”。 14日下午,工作人員為他念中央送審的周恩來追悼大會上的悼詞稿。“聽悼詞時,毛澤東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聲痛哭。這在毛澤東是極少見的。”這其中無疑有對自己戰友的深切懷念,同時也可能有他對黨和國家未來命運的強烈關注和深深的隱憂。如1976年前后,“毛澤東喜歡懷念往事,常談起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的事情,愿意看這方面內容的電影。一次,銀幕上伴隨著高昂雄壯的樂曲,出現人民解放軍整隊進入剛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們熱烈歡迎的場面。漸漸地,毛澤東開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陣陣抽泣,隨即失聲大哭,工作人員只得將他攙扶退場”。另據毛澤東身邊衛士周福明回憶,當電影《紅燈記》放映到李玉和攙扶李奶奶走向刑場時,主席難過地哭了,喃喃地講:“敵人又要殺害我們的同志了。”以上兩個例證可以作為毛澤東對身邊護士長吳旭君所說的“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這一談話的心靈的注釋。
如1975年夏天,由于連降暴雨,河南省南部發生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洪澇災害,造成河堤潰決,水庫坍塌,駐馬店、許昌、南陽等地區30多個縣(市)嚴重受災,當地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一天,工作人員給毛澤東讀有關河南水災的內部報道。當讀到受災某縣仍有大批群眾處于危難之中,解放軍救援隊伍趕到現場已有幾十名群眾喪生時,工作人員忽然聽到抽泣聲。這才發現,毛澤東眼中早已浸滿淚水,面部表情極為傷感。為了避免術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員用消毒毛巾為他擦拭眼睛。毛澤東自言自語道:“我這個人感情越來越脆弱了。我一聽到天災人禍,就忍不住傷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時42分,河北唐山、豐南一帶發生了7,8級的強烈地震,隨后又出現多次余震。擁有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唐山被夷為一片廢墟,人民生命財產蒙受重大損失。這時,毛澤東許多時間處在昏迷半昏迷狀態,靠鼻飼生活。但他清醒時仍十分關心唐山震情。他身邊的醫療組成員、神經病學和老年醫學專家王新德回憶道:“送來的地震情況匯報,主席不顧個人病重,都要親自過目。這場地震傷亡達二十四萬多人,其他的損失難以估量。當秘書報告地震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親見主席嚎啕大哭。”這體現著他把對黨和國家根本命運的深切關注與千千萬萬基層百姓的根本利益及眼前安危冷暖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為什么晚年毛澤東的眼睛里常常涌流淚水?因為他對我們這個黨、國家、民族和人民愛得無比濃烈和深沉。他與他的戰友們,歷經艱辛,指揮千軍萬馬,用28年時間,率領億萬人民,用千千萬萬先烈的頭顱與熱血終于換來了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建立后,黨領導人民無疑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無比輝煌的成就,但新中國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脫胎而來的,絕不可能徹底擺脫舊中國遺留給我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遺產中各種腐朽夢魘的糾纏,加上面對比我們強大得多的西方世界的軍事威脅、經濟封鎖和政治文化侵蝕,以及我們對完全嶄新道路、制度等探索中出現的失誤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使得我們黨和政權內出現很多不盡如人意的腐敗現象甚至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性,因此,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成了縈繞在毛澤東特別是其晚年心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情結。毛澤東的理想信念、思想理論與客觀歷史現實以及他本人根本無法超越的時代局限的巨大反差,“文化大革命”中常常出現的連毛澤東本人也無法想象和掌控的局面,對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在整個黨、國家、民族和人民中最終竟出現了“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的狀況,使得晚年的他在思想理論及精神上常常處于憂慮、不安、孤獨、孤寂、無助、無奈甚至是傷感、凄涼、內疚、悲憤、痛苦的集合之中。晚年的毛澤東深深認識到,自己發動的這個旨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大革命”如他自己估計的那樣“第一個可能性是失敗” 分明變成了現實。他在生命垂危之際,幾次背誦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庾信的《枯樹賦》,其中的“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便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此時的心境,而常常涌流的淚水則從另一個層面上反映出他“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對事物的發展進程無可奈何、無能為力的無奈之態。任何偉人都不是完美無缺的,這是被已有歷史反復證明的鐵則。我們決不能也決不應替毛澤東的錯誤辯護,但也應高度重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其進行具體分析,以從中汲取經驗教訓,進一步做好我們今后的工作。同時,我們也應深刻認識到,放入歷史的長河中,一些偉人所犯的錯誤與他的巨大功績相比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僅把偉人所犯的錯誤與普通人所犯的錯誤相比,往往會造成偉人的錯誤至大至重,不可饒恕,普通人所犯的錯誤至小至微,可以略而不計。這就常常出現一些普通人往往對已故去的偉人隨時隨地拉出來毫不負責任地進行置評的現象。更須警惕的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國內外資本的操縱之下,更是對毛澤東等偉人公然進行無恥的謾罵、攻擊甚至惡意的誹謗、造謠。這是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西化、分化我們的花錢最少而最有效、最直接、最便利的手段,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并認真應對。否則,說得嚴重一點,就有亡黨亡國之危險。另外,也有不少同志擔心隨著時間的流逝和人事的滄桑,一些人所肆意歪曲、偽造的一些所謂歷史細節將會永遠成為“歷史的鐵案”,這種擔心有一定道理;所以筆者主張,了解歷史特別是重大關鍵歷史細節的同志,都有責任把歷史特別是關鍵的細節真實地留給歷史和人民。但從另外一方面說,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觀其大略特別是把其放在“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 和“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架天平上去衡量,常常無需繁多瑣碎的歷史細節。歷史對各個階級的代表人物的所作所為以及各位“歷史撰寫者”所撰寫的歷史最終都會進行公正的審視,越是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功過是非,人民和歷史最終將會對其辨析得清清楚楚。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毛澤東等偉人巍巍然如永遠屹立的昆侖,而那些絲毫不顧事實、任意造謠攻擊毛澤東等偉人的人,不過是毛澤東等偉人腳下的一抔黃土而已。還是讓我們回到毛澤東晚年的淚水上來吧。無情未必真豪杰。毛澤東晚年常常涌流的淚水,不僅絲毫無損于我們領袖的輝煌,反而使我們平添了對他的無限敬仰之情。
從一定意義上講,毛澤東的一生,是為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而奮斗的一生。盡管毛澤東晚年在探索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之中犯了錯誤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但其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在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中不僅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在我國當前特別是黨的純潔性、先進性及執政能力建設中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導意義。
本小冊力求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和鄧小平相關講話精神為依據,梳理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產生的淵源、發展脈絡及其實踐,對毛澤東晚年的探索與失誤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以對我們現在的工作特別是確保實現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有所啟示。
韓德強評: 柔情似水,憂患如山。李慎明認為:“毛澤東的理想信念、思想理論與客觀歷史現實以及他本人根本無法超越的時代局限的巨大反差,‘文化大革命’中常常出現的連毛澤東本人也無法想象和掌控的局面,對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在整個黨、國家、民族和人民中因不真正理解而最終竟出現了‘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的狀況,使得晚年的他在思想理論及精神上常常處于憂慮、不安、孤獨、孤寂、無助、無奈甚至是傷感、凄涼、內疚、悲憤、痛苦的集合之中。”
這個認識非常重要。就在無數人把毛主席想像成料事如神、無所不能、自信豁達時,就在人民高喊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之際,毛主席自己體會到了憂慮、傷感、無助和痛苦。毫無疑問,毛主席和人民心連心。他見微知著,警覺到了戰友們的“門戶私計”;他高瞻遠矚,預料到了今日中國貪污腐敗、兩極分化的現實。但是,面對巨大的歷史慣性,他也只能傷心流淚,聽天由命。希望復興社會主義、回歸毛澤東思想的有志之士們,可曾體會這種無助和悲傷?可曾理解人民群眾也有因循、自私、保守、落后的一面?只有深刻地體會毛主席晚年的痛苦,才能明白思想革命的重要,才能明白歷史變遷的漫長和曲折,才能想辦法走新路,成新人。
“希望復興社會主義、回歸毛澤東思想的有志之士們,可曾體會這種無助和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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