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內外都出版了不少闡述蘇聯歷史真相的論著。但是,關于蘇聯真正的歷史真相,應當更多參考權威餓羅斯學者、特別是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教材的觀點,因為這畢竟是他們國家的歷史,甚至是他們親身經歷、感受和見證的時代的歷史。
由俄羅斯學者A.A.丹尼洛夫、A.Φ.菲利波夫主編、俄羅斯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俄羅斯歷史(1900-1945年)》(教師參考書),在我國已經翻譯出來(吳恩遠等譯,張樹華、張達楠等校),并即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之所以對認識蘇聯歷史真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權威性,有兩個原因。第一,它由出版教材和教師參考書據有權威性的俄羅斯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2009年出版的俄羅斯11年級歷史教科書《俄羅斯歷史(1900-1945年)》,經過了餓羅斯權威機構審批并獲得俄羅斯科學院和俄羅斯教育科學院的高度肯定評價,所以與之相對應的、基本由同一作者群所寫的教師參考書亦具有相當高的權威性。特別是教師參考書中含有豐富的參考文獻和相關說明,有很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這本教師參考書所寫的時間段(1900~1945年)是蘇聯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當前學術界有關蘇聯歷史的一些爭論點、熱點、敏感點大都發生在這一時期,如十月革命的評價、新經濟政策的施行及取消、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大清洗問題、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及評價、衛國戰爭的過程真相等。關于這些問題,此書都毫不回避,對于認識蘇聯這一時期的歷史真相而言,其觀點很值得重視。
一、關于十月革命
1.關于列寧是德國皇帝的所謂“間諜”問題。最近國內網上流傳一篇文章,引用俄羅斯一個叫祖波夫的人所寫《20世紀俄羅斯史》中的內容,認為十月革命的發動是一場陰謀,是列寧領取了德皇威廉的金錢而成為德國間諜,回國發動了十月革命。這個觀點在學界影響甚大,流傳極廣。但事實真相到底如何?這本教師參考書是這樣寫的:為了證明向專政過渡和迫害政治對手的正確,臨時政府散播虛構的“德國資助千百萬金錢”和“布爾什維克是德國的代理人”的神話。參考書在這里明確表明所謂“列寧領取了德皇威廉的金錢”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虛構的神話”。
那么,臨時政府為什么要捏造這個神話呢?書中對此進行了分析:“布爾什維克領袖關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號召,以及他那意志堅強的徹底革命者的形象,不能不引起政府工作人員的憂慮。對于廣大群眾來說,在列寧的立場中包含著群眾期待已久的在當時唯一可行的具體行動計劃。隨著布爾什維克的聲望的日益增長,庸俗低級的報刊受當局的指使,就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為什么從瑞士經過德國返回俄羅斯一事大做文章,暗示他們是根據威廉愷撒下達的任務和接受他的金錢回來的”。
然而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書中寫道:對這件事情“公開進行的調查證明,沒發現任何有損害列寧威望的東西:與德國當局的談判最初是由孟什維克的首領爾•馬爾托夫倡議的,他建議把政治僑民與德國和奧地利戰俘進行同等數量的交換”。參考書進一步揭示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捏造這個神話的實質在于:將完成了偉大革命的偉大的人民描繪成受外人的陰謀蒙騙的可悲犧牲品,并且是為“世界黑幕”事業效力的。
2.關于布爾什維克勝利的原因。蘇聯解體后,國內外學界充斥一種觀點,認為布爾什維克黨不應當過早發動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招致后面的一系列失敗,而應當讓革命停留在資產階級二月革命階段。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為什么沒有能夠繼續執掌政權?是因為它們不能解決當時俄國社會急需解決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的問題,由此導致群眾和其他黨派的不滿,爆發了“四月”、“六月”、“七月”幾次社會危機。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審時度勢,提出從資產階級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方針,是擺脫社會危機的唯一出路。當時的歷史真實是:布爾什維克的這一方針得到俄國大多數群眾和政黨的支持。
參考書解釋了這一過程。書中所寫的四月危機的主要結果是:第一,“群眾自發的布爾什維克化”,即布爾什維克的口號成為了街頭口號;第二,布爾什維克黨本身在列寧的《四月提綱》基礎之上加強了團結,成為了所有革命行動的中心。
到八月前夕,布爾什維克黨的總人數已經超過20萬,許多工會組織支持他們,孟什維克黨的基層組織明顯地“變左”,而社會革命黨發生了徹底的思想分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際上在當前所有的政治問題上支持布爾什維克,給布爾什維克提供實實在在的幫助。人民群眾不僅僅是贊同停止戰爭的方針,而且認為在有強大的中央集權的條件下以國家資本主義方式進行的能夠挽救國家的激進改革,是客觀必須的。例如,在“七月事件”以后,總參謀長助理H.M.波塔波夫軍務總監就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的軍事組織提供過幫助,北方方面軍司令員B.A.切列米索夫將軍就曾從前線的金庫中給布爾什維克的報紙《我們的道路報》提供資金。這個趨勢也表現在一些私人工業家和銀行家中,如彼得格勒工廠主Г.A.列思涅爾、大煙廠主M.C.阿迦給黨的銀行帳戶交來巨額捐款,而百萬富翁H.B.梅什科夫不僅僅捐款20萬盧布,而且親自參加布爾什維克黨的工作。
所以,參考書寫道:1917年8月末的事件,使所有的人都十分清楚:對克倫斯基和溫和派社會黨人的民主幻想已徹底破滅。國家瀕臨經濟浩劫和解體,需要強有力的政權。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工人和士兵斷然地拒絕支持科爾尼洛夫的軍事專政,因為它除了強權、鎮壓的方針,以及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外,不會帶來任何好處。相反,列寧所建議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很多人看來,是解決人民生活基本問題的唯一手段。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勝利的原因。實踐證明,“假設”當時仍然可以繼續資產階級革命的論調是不成立的。
3.關于十月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國內外都有人否認十月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把蘇聯解體歸咎于十月革命的“原罪”。參考書則充分肯定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
首先,認為十月革命徹底改變了舊俄國的社會結構。該書寫道:“十月革命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俄國大革命。稱為大革命--這不僅是給十月革命作出肯定評價的問題。在現代科學里能夠稱作大革命的,是指那些除了改變政治制度外,還徹底改造經濟和社會結構,它的意義遠遠超越了民族界限的革命”。
其次,認為十月革命對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給予深刻影響。參考書寫道:“俄國革命從它給予世界發展的影響來說,超越了其它大革命。它在政治和社會經濟變革的規模、深度和質量上,以及在給予周圍世界以長久影響方面,幾乎是史無前例的。只要提一下,大眾福利國家和社會,也就是現代人道主義資本主義的形成乃是西方針對社會主義革命給它帶來的的威脅作出的反應,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可以同布爾什維克革命在世界歷史意義上相提并論的僅僅是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如果法國革命是世界向資產階級現代化轉變的轉折點,那么,俄國革命就預先決定了20世紀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
第三,十月革命促進了俄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在學界存在一個爭議十分激烈的問題:十月革命是阻礙還是促進了俄國社會現代化進程?那些認為“舊俄國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的落后,沒有基礎和條件來建設科學社會主義”的人,把蘇聯解體和失敗與十月革命聯系在一起。參考書完全不同意這個觀點,認為十月革命極大促進了俄國現代化進程。該書寫道:“還應著重指出,人們爭取解放和公平思想是1917年革命及其之后時期的主要思想之一。正是這種對公平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布爾什維克在國內戰爭的勝利,并成為上世紀30年代現代化進程的動因。”
所以書中最后總結道:1930年代,蘇聯人民實現了真正的歷史性飛躍。國家飛速發展,社會經濟和文化面貌得到根本改變,世界地位發生變化。而這一切,都是十月革命的影響。
二、關于斯大林取消新經濟政策的問題
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內戰結束后,國內經濟面臨危機,工農聯盟的基石受到破壞。列寧果斷施行新經濟政策,短短幾年扭轉了經濟困境。更為重要的是列寧能夠大膽創新馬克思主義,提出利用當時還認為屬于資本主義范疇的“市場經濟”等經濟杠桿來建設社會主義,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在20年代末期,斯大林等認為新經濟政策已經不能支持蘇聯即將開展的大規模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因而放棄了新經濟政策。由此引發學界一場爭論:對斯大林放棄新經濟政策的評價。反對者認為:如果繼續施行新經濟政策,蘇聯可以不必付出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實行中那樣的巨大代價,因而是斯大林對列寧的背叛。如果從馬克思主義需要發展和創新的角度看,不能把斯大林放棄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視為“背叛”,否則無法解釋列寧“社會主義一國勝利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發展,更遑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認為“如果繼續施行新經濟政策可以不必付出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實行中那樣的巨大代價”的觀點,僅僅是一種“假設”。歷史不可能重演。我們只能根據實踐中已經發生的事情來判斷是非曲直,而不能根據“假設”的歷史發展來判斷。
這本參考書認為:應當盡量說明那一判斷,即認為新經濟政策對布爾什維克而言不僅是“迫不得已”的,也是“暫時的”,目的是能夠擺脫1920年末到1921年初尖銳的政治和社會經濟危機。實際上,這是一個如何保住政權的問題。該書認為,新經濟政策的施行并非“永恒不變”的,國家經濟政策需要根據具體情況的變化而變化。同時該書具體論證了為什么不能繼續新經濟政策的原因:農業方面。開展全盤集體化運動是為解決新經濟政策已經不能夠給工業化提供資金這個任務的另一種替代選擇。的確,它打亂了農村生活。但當時確實沒有解決所這個問題的其他方案(包括新經濟政策)。工業方面。新經濟政策的主要任務是:保證蘇維埃經濟快速向工業化躍進,構建工業化社會的基礎。但是這一任務并沒有完成。依靠新經濟政策終究不能保證蘇俄城市、軍隊、工業的糧食和原料的穩定供應。經濟杠桿不能發揮作用。工業化需要每年翻番增加的大量資金投入,而這是新經濟政策所不能給予的。這也鑄就了新經濟政策的命運。
所以,此書在新經濟政策這一章中最后總結到,新經濟政策不是被人為地“中斷”的,而是被其所肩負的沉重任務“壓倒”的。
三、關于大清洗問題
該書首先承認:大清洗問題是整個教學參考書中最尖銳的問題。因為對這個現象任何辯解的嘗試都被會當今俄羅斯社會一部分人看作是為鎮壓行為開脫。所以,研究這個問題要特別仔細。
1.關于大清洗時間。參考書寫道:所謂“大清洗”在歷史著作中絕不僅僅指的是整個蘇聯時期,甚至也不是整個1930年代,而是一個十分短暫的時期--從1937年8月至1938年11月,在這段時期逮捕政治犯和按照政治條款被槍決者最多。當1938年秋,斯大林剛一明白社會單純劃一的模式實現了,對政權的威脅已不復存在,大清洗便立刻停止了。
我國學界曾就這一問題進行爭論。筆者一直認為大清洗的起止年代是1937~1938年。現在看來這個觀點是站得住的。
2.實行大清洗的原因。參考書將此分成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原因。客觀原因是:對斯大林加速現代化方針的抵制和國家領導人擔心局勢失控,是大清洗的主要原因。首先,當時在黨的官僚中,普遍存在著“右傾”的思想(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不僅需要進行思想領域的斗爭,還有政治方面的斗爭。斯大林不知道攻擊來自誰,因此,他發起了對后來熟知的所有反對派和集團的打擊,打擊甚至波及了那些不是他說一不二的同路人和盟友;其次,注意到當時針對國家領導人實施恐怖手段的擔憂。他們甚至面臨著被肉體消滅的危險,所以對基洛夫的暗殺成為了已經成熟的(大清洗)進程的催化劑。第三,這些人還被視為在即將來臨的戰爭中敵方“第五縱隊”的潛在力量。其他一些國家(最明顯的例子是西班牙)利用“第五縱隊”的外部力量的教訓也被蘇聯領導層認真研究。所以下令對這些人實施鎮壓。(注:C.M.基洛夫,1886-1934,蘇聯黨和國務活動家,1904年成為蘇共成員,參加過三次俄國革命。1926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列寧格勒州委書記。)
主觀原因在于:一方面是與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和實踐的學說特性有關,另一方面和斯大林個人的個性相關。計劃中的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也是開啟1937年夏天大清洗運動的重要因素。因為根據1936年蘇聯新憲法,取消了一些公民參與選舉的限制。前富農、神職人員和信徒、反蘇維埃武裝行動的積極分子、“反蘇維埃政黨”成員、白匪軍、遣送回國的人(如戰俘、難民和移民等)和其他某些人,獲得了今后選舉中的投票權。這不僅使斯大林在領導層中有喪失地位的威脅,并且還會造成普遍的政治不穩定局面。
3.大清洗的規模。鑒于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教師參考書作者特別強調在書中只引用那些今天不會被懷疑的一些數字:在整個大清洗中共逮捕了約160萬人,其中被判處死刑的68.2萬人。在1930-1953年期間,共有786098位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筆者在2001年曾發表《蘇聯30年代大清洗人數考》一文,也曾引發學界的一場爭論。筆者當年在文章中所考證的大清洗數據,和這本教科書完全一樣。
4.對大清洗事件的評價。教師參考書承認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存在分歧。衛國戰爭的統帥,蘇聯元帥M.C.科涅夫持反對意見:“毫無疑問,不僅是在軍隊中,還有在黨內和國內,如果不經歷37年和38年,我們到41年的時候會比過去無與倫比的強大。”參考書列舉了清洗行動涉及的人的分類,幾百萬人被牽連其中,因此認為從全人類道德的立場出發,傷亡和傷害生命是不應原諒的。
斯大林的戰友B.M.莫洛托夫(1930-1941年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則認為:“我們在革命后從左從右掃清了道路,取得了勝利,但是各派敵人的殘余勢力還存在,在法西斯侵略迫在眉睫的情況下他們有可能聯合起來。在戰爭期間沒有出現‘第五縱隊’,這一點我們應歸功于1937年。”
四、關于蘇共和社會主義體制在戰爭勝利中的決定作用
近來俄羅斯官方某些人發表言論,認為衛國戰爭的勝利主要在于俄羅斯人民的貢獻,似乎和蘇共、社會主義體制沒有多大關系。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國立社會大學校長茹科夫對此進行了反駁。他舉例說道:在1853-1856年俄國與英法克里米亞戰役中,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這些戰爭也都是俄羅斯人民參與的,但俄羅斯均遭到失敗。衛國戰爭的勝利當然主要歸功于俄羅斯人民的貢獻,但同樣離不開當時國家的領導和國家體制的作用。
這本參考書具體證明了這個說法。該書高度贊揚了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寫道:在戰爭初期我們的工業幾乎被破壞到極點,由于蘇聯人民難以置信的自我奉獻的精神創造了奇跡--在國家生產總量急劇縮減的情況下,武器的數量和質量卻增長了。蘇聯生產的坦克和飛機無論在數量或者質量方面已經超過了德國。更令人驚奇的是,蘇聯有著最高的勞動生產率。可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做一對比。1916年12月《莫斯科公報》雜志以“相互掠奪的社會”為標題形容當時的俄國經濟。而正是蘇聯體制,在可耕地幾乎損失一半的情況下,卻能供給軍隊和后方糧食,甚至后來還補給了德國兒童。1924~1949年期間,有9000個大型企業投產,幾十個新的工業領域建立起來。工業生產總值增長了5.5倍,其中生產資料的生產增長了9倍。在衛國戰爭前兩年內,軍工產品生產的增長依靠絕對壓縮許多重要國家機器制造產品的種類來實現。在戰爭時期蘇聯建起的動員體制全面運轉并發揮著自己的優勢。
該書還高度贊揚了蘇共在衛國戰爭中的作用。蘇共是整個衛國戰爭的領導者組織者,包括戰時體制的確立、對外政策的斡旋、干部隊伍的培訓、軍事科技技術提升等方面的作用。參考書還特別論證了蘇共在組織敵后抗戰方面的貢獻。該書寫道:從戰爭初期開始,聯共(布)就是游擊斗爭的組織者和鼓舞者。1941年7月29日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發布的命令中,已經包含了游擊隊在被占領土開展活動的計劃。1941年7月3日,斯大林的廣播講話中發布了6月29日令中的主要原則,號召賦予反法西斯戰爭以全民戰爭的性質。1941年7月18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通過的《關于在德軍后方組織斗爭》的決議包含了培養干部、發展地下黨組織以及游擊隊的組織、人員補充、武器裝備等問題的指示,確定了游擊運動的目標和任務。到1941年底,在被占領土上有18個地下州黨委,超過260個區委、市委和地委在活動,計有6.55萬名共產黨員。有565名州黨委、市黨委和區黨委書記和104名州團委、市團委和區團委書記領導斗爭。靠近前線的地區成立了各州的游擊運動司令部。在1941年的艱難時期,2000支游擊隊、總數近9萬名戰士曾同占領者進行了武裝斗爭。到1943年,有24個地下州黨委和370多個其他組織活動在敵后。1 941年到1944年間,有6000支游擊隊(總計近100萬名戰士)曾與占領者作戰。“假設”沒有蘇共的領導,能夠取得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嗎?
五、關于斯大林體制和斯大林問題
該書寫作年代到1945年為止,所以不可能對斯大林體制和斯大林問題作全面評價(在《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年)》(教師參考書)涉及對這個問題的評價)。但由于國內外比較公認斯大林模式開始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而這本書也贊同這個觀點,所以花了相當大篇幅論證這個體制的特點。
該書作者首先表明:不贊成使用“極權主義”這一概念來解釋20世紀30年代及此后的蘇聯歷史。而是要求學生把注意力集中于了解當局行為的動機和邏輯。“為什么這樣做,而不能那樣做”,這是分析1900~1945年歷史事件的基礎和出發點。對于這一時期形成的體制特點,作者概括為“動員性模式”。書中寫道:由于必須為新制度奠定基礎與做好備戰工作,這就注定了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蘇聯社會發展的特殊的動員性模式。當時社會需要在短期內完成一系列極其迫切和極其重要的任務,但同時完成這些任務的資源并不具備或不足,這種發展模式就是在這段時間形成的。動員型發展模式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明確確定全國性的優先項目;第二,為了完成優先項目有計劃地和目標明確地重新分配現有資源;第三,動員一切社會團體投入到上述任務中。這種發展模式要求形成特殊的能保證經濟在歷史短期內實現突飛猛進的動員性政治體制。這種體制基于行政管理的嚴格集中化,國家一切機構及社會組織都要服從于完成最高政權機關提出的任務。其中主要的重大問題有:刺激勞動,如何促使人們在資源匱乏的環境中、在落后的產品生產與服務不能滿足人們需求的條件下工作。在不存在經濟刺激機制的情況下,首先只能寄希望于年輕建設者的建設熱情與激情。當時顯而易見的是,僅憑熱情,不利用行政壓力甚至鎮壓或威脅的手段是不夠的。斯大林公開指出:“那些認為能戴著白手套建設社會主義的人錯了”,強調強制手段的使用不可避免。
參考書對于這個體制有一個總體評價:1930年代,蘇聯人民實現了真正的歷史性飛躍。國家飛速發展,社會經濟和文化面貌得到根本改變,世界地位發生變化。
巨大的成就是通過不可思議的極大努力而取得的,為此付出了人類最高昂的代價。具有動員性質的國家政治體制保證了艱巨的任務得以完成。在戰爭的背景下,這一體制通過嚴格的中央集權被建立起來,能夠保證將現有資源集中到主要方向。建立起來的垂直政權管理體制結合運用強制措施和道德刺激,依靠人民的激情與熱情,在總體上解決了1920年代末國家面臨的那些任務。自然,與此相關不能不涉及到對這一時期蘇共主要領導人斯大林作為的評價。該書寫道:“作為政治家的斯大林的行為基礎,并不是他本人在過去和現在多次被指責的個人利益或剛愎自用,而是完成國家內外政策的重大任務這一愿望。這是一個將貧困、破產、充斥著紛爭和問題、處于國際孤立狀態國家接過手的領導人。而他留給自己接班人的是世界兩個超級大國之一,沒有它任何一個世界政治問題都不能解決。其外交政策的高深造詣被許多同時代的國外政治家們所稱道。其中一位指出,斯大林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在二戰中能從對立的雙方為自己國家爭取到利益的領導人。在同時代人的歷史記憶中,斯大林的形象與我國人民在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是不可分割的。戰后核武器的建造甚至是當代俄羅斯安全得到保障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如果忽視另一面則亦顯不公--斯大林的名字與我國歷史的其他一些頁面緊密相關:對反對派的殘酷鎮壓、1930年代初的大饑荒、大清洗、衛國戰爭初期的重大損失……斯大林的勝利讓人民付出了過于高昂的代價。從歷史進程的角度來審視,這位人物的矛盾性既不能使其優點遜色,也不能減輕他為其決定所產生的一切后果而應承擔的責任。”
除此之外,這本參考書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觀點,限于篇幅,不一一列舉。在此要強調指出:該書的觀點并非都正確,也并非我們都贊同此書的觀點。但由于這本教學參考書的權威性,以及代表了當前最新俄羅斯史學界的觀點,所以很值得重視。
注:《俄羅斯歷史(1900~1945年)》(教師參考書),和之前翻譯的由A.Ф.菲利波夫主編的《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年)》(教師參考書)(吳恩遠等譯,張樹華、張達楠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由于兩本書涉及的時代上下銜接,主編及作者群也大體相同,基本上可以視作上下篇。這兩本教師參考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權威性:第一,它是由出版教材和教師參考書據有權威性的俄羅斯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2009年俄羅斯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仍然是由A.A.丹尼洛夫、A.Ф.菲利波夫等主編的俄羅斯11年級歷史教科書《俄羅斯歷史(1900-1945年)》和《俄羅斯歷史(1945-2008年)》。在這兩本教材扉頁上都特別寫道:“本教科書得到俄羅斯科學院和俄羅斯教育科學院肯定的評價”,并刊登了兩個科學院對此批示的文號。2007年在時任俄羅斯總統普京主持下,俄羅斯學界召開了關于歷史教材的會議,針對當時充滿對俄羅斯歷史歪曲的各種教材泛濫的情況,規定今后凡進入課堂的教材,必須經過相關機構批準。這兩本教科書就是經過了權威機構審批后出版的。而作為這兩本教科書的教師參考書,在篇章結構上與教科書大致相同(其中,《俄羅斯歷史(1900~1945年)》教科書和教師參考書篇章結構甚至章、節、目的標題都完全一致,《俄羅斯歷史(1945~2008年)》教科書和教師參考書大體一致)。這就是說,作為同一主編所編的歷史教材和相應教師參考書,觀點是一致的,并得到俄羅斯權威機構的認可。相比較而言,作為教科書,由于是給學生看,附有教師參考書所沒有的較多插圖以及思考題和討論題;教師參考書則增加了更多的文獻資料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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