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我們以為自有女工就有女工罷工，女工都是具有工人階級自覺意識與革命精神的女性;不識字的農村女孩一旦進入工廠，立刻搖身變為堅定的革命者，具有崇高的政治信念，具有改變社會的理想，天生具有革命性;所有罷工都是共產黨發動與組織的。但《姐妹們與陌生人》一書用翔實的材料告訴我們，歷史不是這樣的，這樣敘說的歷史，是一種假設與推論的歷史，真實的歷史是復雜的、變化的、不那么“講政治”的。

　　那么，歷史的真實面貌到底是什么樣呢?

　　同全世界工業革命的興起一樣，二十世紀中國工業革命也是建立在紡織業與女工、童工的結合之上的，(紡織)女工也就這樣被推上歷史舞臺。但在這個歷史舞臺上，她們不是一夜長大的，她們經過種種的蛻變，經過近二三十年的時間，才成長為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具有階級意識與革命精神的工人階級。

　　艾米莉 洪尼格：姐妹們與陌生人 江蘇人民出版社

　　她們是近代中國凋敝的農村貧困農民的女兒，她們從不識字，在父母看來她們沒必要識字，因為她們是家庭的累贅，是賠錢貨，不過是家里多出的吃飯的嘴，將來還會是潑出去的水。事實上，這些可憐的女孩，大多在兩三歲的時候，就被父母許配給了某戶人家或賣作童養媳，只因為她們是女孩，命運不管如何總歸是悲慘的。事實上，這些女孩四五歲時就幫家里干家務，再大一點，蘇北的女孩開始干農活，江南的女孩開始從事手工業：紡紗織布。十一二歲的女孩普遍為家里掙錢，或是為了幫助家庭維持生計，或是為了讓兄弟們多讀幾年書。

　　一個貧困的家庭，如果沒有女孩子們的手工業收入，簡直難以為繼。可當城市的紡織工廠建成以后，女孩子們靠手工業掙錢的夢想破滅了?？晒┻x擇的路只有兩條：一是留在貧困的農村與父母一起餓肚子;二是到上海去，賺比在農村做手工業多兩倍的工資，但卻要過充滿危險且累死累活的生活。女孩們，還有她們的父母，都選擇了后者，那些已經做了人家童養媳的女孩就更不用說了——只要能給婆家賺錢，公婆才不在乎她們的死活呢。

　　她們想去上海掙錢，但如果沒有門路與關系，她們只能落入包工頭的魔爪。上海紡織業甚至更多行業的招工被青幫所控制，青幫的包工頭來到農村花言巧語地游說，用一紙契約將女孩子買走。女孩們的父母并不會做更多縝密的思考，既然可以將女孩賣作童養媳，也就可以賣給包工頭。包工頭將十一二歲到二十歲不等的女孩們帶到上海，再在各個工廠兜售。那些因為年齡太小，或個子不達標，或其他原因沒有被工廠接受的女孩，則被賣作奴仆、妓女，或留在包工頭家里做女傭，直到能被工廠錄用為止。那些被錄用的女孩并不會天然地感到什么階級仇恨，她們為自己能給家里掙錢而慶幸。她們所有的愿望是工作，并保住工作，這時的她們不可能去罷資本家的工，不可能想到爭取更合理的生活與更多的權益。

　　事實上，直接剝削、壓榨、欺凌她們的不是資本家，而是包工頭與青幫。從把女孩們買到手的那一天，包工頭就把這些女孩當作盤剝的對象，直到再也無從盤剝為止。包工頭完全控制了她們，她們的工資，包工頭直接從工廠領走，女孩們一年只能得到少得可憐的零花錢。女孩們必須吃包工頭的飯，早晚是稀飯，中午是米飯與少得可憐的蔬菜，一年四季很少能吃到肉。她們必須住在包工頭包好的工房里，每人只有能容身的一席之地。因為營養不良，她們常?；璧乖跈C器旁，渾身是病卻得不到治療。包工頭還常常要求她們提供性服務，如果不從就毒打她們。因此她們在最初工作的兩到三年或更長時間內，面對的是包工頭及工廠的工頭(往往是與包工頭有關系的人，或者干脆就是包工頭的老婆)，而不是資本家。女工們那時是不可能想到罷工的，她們想到的，是怎樣忍受(還不是擺脫)包工頭的壓榨與欺凌。因此，艾米莉認為，女工具有階級意識，并主動進行罷工，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些從貧困的農村來到上海楊樹浦的女孩，多年來仍受傳統思想與生活束縛。她們不會自由戀愛，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農村女性認為自由戀愛是丟人的事情，她們會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同樣貧窮、同樣在上海做苦工的老鄉結婚;結婚后，她們要把工資交給丈夫或婆婆，既要做工，又要干家務，生活比結婚前更苦。但最苦的，是不斷的懷孕與生育。由于家庭貧困，為了保住工作，她們懷孕后往往會想辦法墮胎，如果孩子生了下來，她們可能把孩子送人——自己帶孩子是一件麻煩的事。她們可能把孩子帶到工廠，或背在背上，或放在地上，這只是為了方便喂奶。更多的情況是，她們的孩子由于惡劣的環境而夭折了。在我們的想象與推論中，認為她們是有收入的女性，有獨立意識的女性。事實并非如此，貧窮與家庭的拖累使她們很難融入城市生活，傳統也很難使她們有新思想，因此，雖然她們是工人隊伍中的一員，但成為有覺悟的工人階級卻是以后的事情。

　　她們的整個工作生涯被艱難的生計與外部惡劣的環境所占據，沒有更多的時間、經歷、機會成為具有反抗意識的工人階級。她們整年都生活在楊樹浦的工業區，一年只有春節假期才能進城一趟。她們的生活空間只是車間與住所，車間充滿噪音與棉塵，而住所只是容身之地。她們接觸的人只是本車間的同鄉姐妹。來自不同地域的女工被分配到不同的車間，來自江南的女工可能被分配到技術含量高又干凈的車間，而來自蘇北的女工可能被分配到技術含量低又臟的車間。而來自不同地域的女工由于偏見、歧視與敵對，很可能從不交往，甚至連一句話都不說。地域的隔離與偏見使她們很難團結起來，爭取共同的利益。對這些女工來說，團結與反抗并非自然的，而偏見與觀念卻很難消除，沒有來自外部的啟發與啟蒙，她們可能永遠是兩股不匯合的水流。

　　棉紗廠的工作時間長，工資低，工資環境差，但這卻是當時女工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工作環境是艱辛而惡劣的，早上四點半就得起床，六點之前必須到達工廠——工廠六點準時開工;工作到晚上六點，才能離開工廠。在緊張的十二個小時的工作期間，幾乎沒有喘息時間，只有中午半小時用來吃飯，即使上廁所也要領到竹簽才能去。如果她們做錯什么事，工頭將鞭打她們的手，如果車間有男工頭，她們還經常受到性騷擾。營養不良，工作時間長，工作環境充滿棉塵，十個女工中有七個患結核病。在工廠外，上下班路上更是充滿了危險，男工和周圍黑幫的地痞惡霸常常性騷擾她們，有些勢力強大的地痞惡霸甚至強迫她們做情婦。除了性威脅外，他們還會通過敲詐勒索或收保護費等各種手段瓜分女工的工資。為了免于受到幫會的傷害，女工們干脆加入幫會或同幫會的頭頭建立正式關系，拜惡霸的妻子為“干娘”。有時，她們也會同車間的幾個姐妹互相“拜姐妹”，通常姐妹會里有一個男工，或一個女工頭，或有兩三個身體強悍的女工，她們上下班時一起行走，互相保護，免受騷擾。這是她們有意識地成立的最小的互助組織。此時，她們還不能構成無產階級的力量，還沒有無產階級的斗爭意識，只是為了自保而互助。

　　同車間女工之間成立的姐妹會，是為了滿足工業化環境中女工新的需求而適應傳統習俗的過渡性組織。對不識字的女工說教高深的理論任何時候都是沒有用的，要改變不合理的社會，要鏟除剝削制度，不是她們所能認識到的問題。要推翻資本家，也不是她們的需要。她們需要的，是從資本家那里獲得比在農村更高的工資，是姐妹們互相幫助，不受男工和地痞惡霸的調戲與騷擾，是有人與她們結伴，經濟困難時有人能伸出援手，遠離高利貸的盤剝。因此，當上世紀二十年代的革命者向她們灌輸革命思想時，收效甚微，幾乎沒產生任何影響。要想改變她們，一種外來的思想要能觸動她們，必須與她們的切身利益與日常生活有關，能真正影響她們的不是有高遠志向的共產黨員，而是踏踏實實關心婦女生活的婦女組織——基督教女青年會。

　　一個外國人成立的宗教組織被女工接受并當作自己的家，改變她們的思想，使她們成長為工人運動的積極分子與領袖。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罕見的現象?基督教女青年會肯定是傳教的，但這個組織看重女性或女工的社會福利遠遠超過傳教，這個婦女組織中的一些成員甚至根本就不傳教，特別是工業部的一些女性，她們關心中國女性的生存，而不是自己的宗教信仰或崇高理想。說她們是上海女工最貼心的姐妹一點都不過分，她們的所作所為全是為了解決女工的困難與痛苦。當然這個女性組織的工作者有她們的社會理念，她們認識到：勞工運動是構成未來經濟社會的一大因素，勞工運動的思想將要改變整個世界;如果希望幫助創建那種思想，需要從工人那里入手。

　　于是1928年基督教女青年會開始了一項成熟的計劃——在上海所有主要工廠區建立女工學校。對這些不識字，工作又辛苦的女工來說，能來學校學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浇膛嗄陼さ霓k法是在她們的生活區演出娛樂節目，教她們唱歌。一些女性希望改變她們單調、乏味、壓抑的生活，她們渴望的目光表明她們想來學校學習，當然，她們要克服許多的阻礙——家庭的阻礙、身體的困乏等等。學校提供三年的學習計劃，一周上五天課，每節課一個半小時。前兩年她們只是學習寫作、算術、地理、歷史、唱歌、時政等課，第三年有人給她們講解工業問題、工團主義、勞工法規;什么是帝國主義，怎樣是愛國，工人為什么受苦，工人的生活為什么不如資本家;在寫作課上，她們學習怎樣寫信反映工廠不符合勞工法規安全的情況;在俱樂部活動中，她們學習如何演講，怎樣籌劃和組織計劃。這些課程的目的，是向她們灌輸激進思想，讓她們明白自己作為女性也作為女工的地位，理解自己在中國經濟制度中的作用，告訴她們如果想有所改變，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學生因為生病、家務、家庭問題等不能來學校上課，老師就去家里給她們補課。如果學生生病了，老師就帶她去基督教女青年會的醫生那里看病。如果學生看病沒錢，老師就代她們支付住院費。青年會的老師有時候比女工的家人更能了解和幫助她們，為此女工相信并尊重她們，也愿意相信她們所講的道理與思想。結果是，三年下來，這些女工被改變了。

　　一位十五歲的女工上了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學校后，當她再看到女工頭打自己的工友時，不再退避，而是據理力爭。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女工罷工運動中，基督教女青年會學校的女工們自然而然成了積極分子和領袖，成了自覺的社會工作者與愛國者。這就是婦女組織的作用，她們的作用和效果遠大于二十年代共產黨人的動員。因為基督教女青年會首先成為女工們的姐妹，然后才是教育者。她們與女工一起學習，最后才可能幫助她們成長?；浇膛嗄陼⒉还膭顚W員罷工，但罷工一旦發生，她們就發揮重要作用。如1936年開始于日商同興廠的罷工，學員們在這里商量對策、互相聯系，這樣的罷工就不再是一個工廠的孤立行為，而是從一個廠傳播到另一個廠，這樣的罷工更容易勝利，罷工的目的更容易實現。這時的女工真正成了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工運分子，這也正是基督教女青年會從1928到1936年不斷啟蒙、教育的結果。

　　1937年，共產黨成為抗戰的合法黨派，從農村回到城市的共產黨又開始組織女工，開展大眾教育，這次他們沒有像二十年代那樣居高臨下地演講、發傳單、成立俱樂部，而是利用基督教女青年會與姐妹會的現成組織，將自己變成女工生活的一部分。他們通過在這兩個婦女組織中發展黨員，讓這些黨員發動女工，這樣女工也是黨員，黨員也是女工，更容易讓姐妹們接受宣傳。他們的宣傳工作完全融入女工的日常生活中，作為黨員的女工，本身就是姐妹會中的一員。當周日姐妹們逛街或逛公園的時候，黨員們利用一點時間，給姐妹們講述俄國婦女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與成長，講述共產黨在延安的工作與生活。那些本來就由基督教女青年會啟蒙激進思想的女工，最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員雖然在這些女工中還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但已經比以前多了許多，當有工人運動或發生罷工時，她們將起著組織的領袖作用?？箲鹌陂g共產黨并沒有發動罷工，而是利用女工的愛國熱情，破壞日本人的生產，偷日本人的布匹，使日本人遭受慘重的損失。共產黨鼓勵女工加入基督教女青年會，這樣一來，在共產黨、基督教女青年會的聯手教育與組織下，女工的生活與思想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最終成為真正具有工人階級自覺意識與革命精神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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