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新工人

　　本刊記者 李北方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此憲法原則在法理層面規定了中國的國家性質，但現實的情況遠為復雜。市場化的浪潮沖擊了每一個人，總體而言，從國企老工人到進城的農民工，工人群體在過去30年為改革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在利益上承受了很大損失。

　　現在，新一代農民工夾在城鄉之間，既有的經濟模式下的收入無法支持他們在城市定居，成為新市民?？哭r村承擔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模式已經無法維持。

　　他們怎么辦?這是中國社會亟待回答的問題。

　　老工人的美麗傳說

　　中國革命和建國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其主要依靠力量是農民。同時，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國家建立了一整套工業體系，創造出了一個“工人階級”。學者黃紀蘇對此有精辟的概括：“雖然中國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真正壯大卻靠的是中國革命的成功。”

　　《新華字典》對“工人”的解釋是：“個人不占有生產資料，以工資收入為主，從事生產的勞動者?！边@一定義無疑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做出的，描述的是伴隨資本主義市場化進程和“人的商品化”趨勢出現的、作為私人資本或私人資本家階層的對立面存在的“工人”。

　　計劃經濟時代的“老工人”不符合這一定義，他們不是市場化進程的產物，是政治進程創造了他們。老工人雖不直接掌握生產資料，但與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是一樣的，都以生產資料的主人身份出現。通過以“鞍鋼憲法”為代表的國企管理體制，老工人和干部階層被盡可能緊密地捏合在一起，在生產中鍛造出了某種程度的“主人翁”精神。在后來的國企改制過程中，老工人們往往將國企管理者的腐敗行為斥為“敗家”，即是這種精神的回響。

　　老工人的生活方式是對“人的商品化”的反動。學者王紹光將1949年至1984年這一歷史階段的經濟模式概括為“倫理經濟”，即人的經濟生活服從于人生存的倫理準則。通過單位體制，老工人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生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單位既是工作的場域，也是社會關系網絡的依托體。

　　政治進程造就了老工人，同時也遮蓋了工人的實際政治影響力和工人真實的集體意識。隨著意識形態取向的轉變，老工人與干部階層表面上的平等瞬間就消逝了，國企管理者迅速將對國有資本的管理權變現為剩余索取權，以不同的形式成了改革后“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學者李靜君將這種管理模式稱為“混亂的專制主義”，老工人的反抗則表現為“集體懈怠”，以出工不出力、偷懶、自發停工、曠工等方式抗爭。這無疑會導致國企效率的降低，低效則為激進私有化提供了借口。在這一過程中，老工人被無情地甩了出去，有的下崗，有的被迫適應新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工人和干部共同參加生產和管理的一頁被翻了過去。

　　計劃經濟時代的價值取向是平等，然而其現代化建設方式卻創造出了新的不平等。老工人在工資之外，還享有住房、醫療、教育等各個方面的福利，乃至穩定的可以傳承的工作權利。工人出身意味更多的社會機會，更不消說“工人老大哥”在文化上的象征意義?？傮w上，工人的處境要遠遠好于農民。

　　在老工人群體的內部，不平等也是存在的，有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和集體企業職工之分，后者在福利待遇上稍有遜色。這種不平等在當時是不明顯的，到了國企改制階段才表現為在工齡買斷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區別對待，成為改制過程中對工人分而治之的手段。

　　被商品化的農民工

　　計劃經濟時代的城鄉二元分割不是絕對的，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一部分農民得以通過招工的形式轉變為工人。與后來的進城打工不同，那個時候成為工人即享受工人的一切待遇，是一種身份的徹底轉變。此外，農民還有另外一種形式參與工業生產，即在地方集體辦的企業里做工，但不改變身份。在計劃經濟時代末期，中國的化肥產量有一半由農村地方工業貢獻，也就是鄉鎮企業生產的，1970年代中期，幾乎每個縣都有上百家生產數百種不同產品的小工廠。據此可見，參與工業生產的農民為數眾多。

　　1980年代，鄉鎮企業的勃興開辟了“離土不離鄉”的工作模式，農業生產的剩余勞動力就地轉化為鄉鎮企業的工人。至今仍有論者認為，鄉鎮企業是真正具備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可惜的是，1990年代以后鄉鎮企業逐步被政策放棄了，為私人企業和三資企業讓路。

　　計劃經濟時代的城鄉二元分割和1980年代的農村改革為后來的大規模使用農民工的發展模式提供了條件。首先，農村的境況大幅落后于城市，這個對比在1990年代以后愈發的明顯，以至于農民進入城市打工，無論如何都是向上流動，中國農民吃苦耐勞的優秀品性在此激勵下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其次，1980年代初期的農村改革雖然促成了農業生產效率的增長，但代價是集體主義的瓦解，這深刻地影響了農民的行為模式。早期農民外出務工有不少結伴同行的情況，這有助于增強農民工在市場中的博弈能力，集體主義瓦解后，大量農民工只能以原子化的形態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契合了資本積累的需要。

　　農民工是市場進程創造的，但農民工也不符合字典上“工人”的定義。農民占有一定的生產資料，即土地，早期絕大多數農民工是一個人外出打工，其他家庭成員在家務農。他們將打工視為階段性的選擇，期待一旦賺夠了蓋房子或其他某種特定用途的錢，就回到家鄉，繼續在土地上討生活。這種心理導致了外出務工者省吃儉用、將打工所得盡可能地寄回家的行為模式，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的巨額匯款對緩解地域差距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在上個世紀末期曾經是經濟學家們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

　　在市場經濟時期，生產的目的是資本累積，這與“倫理經濟”時期以滿足人的需求為首要生產目的是截然不同的。這決定了農民工的地位與老工人天壤之別，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之一，成為市場上的商品，作為一個群體的農民工則作為“廉價勞動力”，被經濟學家們視為中國的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所謂“兩頭在外”、“三來一補”等貿易形式正是建立在對這一比較優勢的理性利用之上的。

　　在“效率優先”主導的時代，中國極度缺乏社會保護政策，人和自然環境都成了資本積累的工具。在微觀經濟層面，企業的目的是獲取最大利潤，提高利潤率的方法之一即是控制成本—人力成本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于是，壓低農民工工資甚至大面積拖欠農民工工資成為普遍現象，這才出現了總理替農民工討薪的事情，甚至使用“奴工”的案例也屢見不鮮。勞動保護措施的匱乏導致了一代農民工為經濟發展付出了血與淚的貢獻，有估算認為，在1993~2002年間，有5%~7%的農民工因工傷致殘，喪失勞動能力，且未能得到合理的補償。

　　無法維持再生產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資水平應以足夠支持勞動力再生產為標準，這是一個硬約束，因為工資若是達不到這個標準，勞動力再生產就會在萎縮的條件下進行，長此以往會危及整個經濟。勞動力再生產的內容不僅包括勞動者自身的吃穿住用，也包括撫養子女和贍養老人等家庭開支。

　　農民工在老家有一片土地，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身份只是“半無產者”，其勞動力再生產一部分成本由土地承擔了，理論上，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工家屬也間接地受到資本的剝削。這是農民工可以承受低工資的奧秘，中國因此成了資本的天堂，博得了“世界工廠”的虛名。

　　現代化意味著減少農民，但是在過去的若干年里，農民的數量持續增長。這表明，風風火火的城市化并沒有安置城市的建設者。不少人是希望這種局勢持續下去的，即繼續把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丟給農村，維持現有的資本積累方式，但他們同時又把目光盯在農民的土地上，希望把土地的資本化作下一個增長點，仿佛沒有意識到這在理論上是不可能成立的。

　　農民工群體內部已經發生了變化，最顯著的是代際更替。研究表明，跟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一代呈現以下特點：保持了吃苦耐勞的特性;已經結婚的新一代農民工往往夫妻雙方全部脫離農業;完全不懂務農，回歸農村已經不可能;遭遇不公正時，反抗的傾向更強烈，等等。

　　這一代農民工夾在城鄉之間，既有的經濟模式下的收入無法支持他們在城市定居，成為新市民，有調查結果顯示，40%的打工夫妻不得不各自住在宿舍或工棚，因為工資水平負擔不起租房的費用;回到農村也不可能，甚至有些人的土地已經因為流轉或征地而失去了。無論如何，靠農村承擔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模式已經無法維持。

　　他們怎么辦?這是中國社會亟待回答的問題。

　　這個龐大的人群暫時還是沉寂的，尚未形成集體意識。他們在政治上很少有表達的渠道。他們最常用的反抗形式是“用腳投票”，頻繁地更換工作，但這使得對勞動者的法律保護形同虛設，最終結果是有利于資本。

　　誰是新工人

　　“新工人”這個概念越來越多被使用，但還不是一個規范性的理論范疇，不同的人用“新工人”指代不同的人群。那么，誰是新工人呢?

　　學者潘毅曾提出，新工人包括農民工、國企下崗工人、國企轉制工人。有數據顯示，國有企業職工人數從1995年的7544.1萬人減少到2007年的2382.1萬人，差額為5162萬人，這5000多萬人即為下崗和轉制工人。他們在市場經濟中的生存方式類同于進城的農民工，又與農民工存在著直接的競爭，他們在吃苦耐勞方面顯然略遜一籌，對農民工搶占工作崗位、拉低工資水平多有抱怨，但由于歷史的原因，他們基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住房，具備在城市長期生活的基本條件，這是農民工無法企及的。

　　但是，如果以計劃經濟時代的老工人為參照，那么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的所有工人都是“新工人”，因為老工人的社會地位同樣是今天的國企工人無法比擬的。高收入的國企職工集中在個別行業和特定的崗位，并非一線工人。全國總工會2010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兩成職工5年間從未漲過工資，208家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1979年，這一差距僅為1.18倍。今天的國企已經蛻變為純粹的營利性機構，管理方式上與私營企業的差異漸趨雷同，2000多萬國企工人已泯然眾人矣。

　　還有一部分論者口中的新工人僅指農民工。他們主張用新工人這一稱謂的理由是，為農民工爭取產業工人應有的地位，同時也是要打消一些人對農民工還能回到農村的幻想。潘毅的論點比較精確地概括了這種傾向：研究農民工是要解體農民工，讓農民工可以真正轉化變成工人。

　　也許對“新工人”進行界定并非緊要的任務，緊要的是認識到工人群體分裂和孱弱的現狀，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使他們的境況得以改善。而最急迫需要面對的，正是農民工問題。

　　新工人，怎么辦

　　中國工業化成就的最大功勞理應屬于中國工人。3年前，中國工人被美國《時代》雜志評選為年度人物，4位女工作為他們的代表登上了這本雜志的封面。

　　這種籠統的表述方式無助于理解中國工人問題的復雜性。新中國的前后兩個30年經歷了兩種不同的生產方式，“工人”一詞的內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為了使討論更加深入，很多學者引入了“新工人”這個概念，但這一概念尚未規范化。為了討論的方便，本專題采取了狹義的“新工人”概念，即通常所說的農民工。

　　用“新工人”取代農民工，并非簡單的文字游戲，而是為了揭示在社會條件發生轉變的情況下全社會面臨的新課題。

　　農民工是中國獨有的勞動用工方式，它在特定的一段歷史時期起到了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以低成本支持工業化發展的作用。在改革開放的早期，農民工是一批將外出務工作為副業的農村人口，由外出務工而帶來的財富轉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鄉差距的作用。

　　但是，這種情況隨著農民工群體的代際更替發生了變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農民工客觀上已經無法回到農村。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再是“農民工”，只能是工人，他們的最終歸屬不再是農村，只能是城市。然而，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戰略沒有及時回應這個轉變，滯后的收入分配方式不能支持他們融入城市。

　　稱他們為“新工人”，淡化農民工稱謂，是為了打消那種他們會如同上一輩那樣“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幻想，是為了提示調整發展策略以便能讓他們在城市落地生根、獲得有尊嚴的人的生活的緊迫性，是為了全社會不至于忽視這個寂靜無聲的龐大人群的存在。他們與父輩是不同的，他們受教育程度更高，對世界有著自己的看法，一旦他們開始說話，每個人都必須傾聽。

　　如何看待這數以億萬計的懸于城鄉之間的群體及應對其連帶的社會問題，是新的政治周期之內需要應考的難題之一。

　　策劃|李北方 統籌|楊 軍

　附：　1957-02-05《人民日報》社論: 給新工人以政治教育

　　人民日報社論

　　給新工人以政治教育

　　工人階級是我們國家的領導階級。它所以能夠居于領導地位，就是因為它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有堅強的組織性、紀律性，有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正因為這樣，它能團結廣大群眾，戰勝一切困難，為實現人類的最高理想——共產主義而奮斗。我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完成和幾年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證明了我國的工人階級是有很高的覺悟的，它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戰斗性都是很強的。目前，我國工人階級正擔負著一個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任務，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這個偉大的任務要求工人階級增強自己的組織性、紀律性，英勇地站在斗爭的最前列領導人民前進。

　　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我國工人階級隊伍已經沒有缺陷了。不是的。由于我國工人階級的隊伍正在迅速地發展壯大，新工人大量地增加，這就需要不斷地注意加強對他們的教育，以保持工人階級隊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鞏固。據統計，1949年全國職工總數為七百二十五萬七千人，1953年增長到一千七百五十一萬五千人;1956年9月底，全國職工總數已經達到兩千四百七十三萬人，比1949年增加了兩倍多。這許多新工人往往容易沾染上或帶來了非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我們應當針對他們的特點，加強對他們的教育，發揚他們的積極性，克服他們所沾染的非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讓他們健康地成長為我國生產戰線上的新生力量。

　李昌平：工業化與新工人的未來

   新工人的未來


　　東南沿海的很多城市政府，現在手上是有財力的，也可以調動巨大的財力。這些可用的財力非常寶貴，用對了，可以幫助走出困境;“瞎折騰”，就會加速“?？诨?、“北海化”。東南沿海很多城市政府視打工者為包袱，異口同聲高喊“打工者返鄉創業和就業”。這恰恰會加速“?？诨薄ⅰ氨焙；?。



　　為什么吸納人口和提升社保水平可以防止“?？诨焙汀氨焙；蹦?這是因為，“制造業外移”后，產業升級的主要方向是深化服務業。一個城市的社保水平越高，服務業升級就越快。服務業升級越快，人氣就越旺，房地產等財產性收入就會穩步增長。如果一個地方制造業外移，同時人口大幅減少，就會出現財產性收入大幅下降，企業和居民就會出現“負資產”，銀行就會出現壞賬等等就會出現經濟關系“惡性循環”。不僅會出現“爛尾樓”，整體經濟關系都會出現“爛尾”。這就是海口化和北?；?。



　　東南沿海政府現在手上的財力，要重點用在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上;用在閑置廠房改居民樓上，用在打工者市民化上;用在環保事業上;用在成立資產信托公司，盤活存量資產，防止經濟關系惡化上。不是向中西部政府和中央政府呼喊“打工者返鄉”，而是要向中央要政策，安置打工者，將打工者變為市民。



　　未來30年內，中國人口高峰不會低于15億，中國如果像先發國家一樣現代化，農民占人口的比例低于10%，城市要生活13億多人，農民只有1.5億人。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速度驚人的快，很多資源已經不得不依賴國際市場了但農民數還增加了2億多，總量高達9億多。即使今后每年城市化1500萬人，再過30年，中國的農民數量可能也不會低于5億，如果低于這個數，除了資源供應會嚴重短缺外，社會穩定也難保證。30年后，城市市民10億人，農村(含鄉鎮)居民還有5億多人。



　　鄉鎮以下的農村要留住5億多人，并過上和市民差別不大的“幸福生活”，這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所在。農民不能一股腦地進城，應該有序進城，進城的生活水平和沒有進城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這就需要安排好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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