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殖民體系的形成及其運行機制

　　鄭彪

　　一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取決于它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盡管科技進步對于近現代世界經濟發生著決定性的影響，但是當代世界經濟和國際分工的基本格局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大體上原來吃肉的還吃肉，原來喝湯的還喝湯，甚至于湯都喝不上了，如非洲某些國家和地區。蘇丹是歐洲殖民者最早的黃金產地，幾百年來不斷被吸血，現在又陷入所謂“達爾富爾問題”，所謂“人道主義危機”，根源在殖民主義。所以，經濟全球化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完全是一場作不完的噩夢。

　　中國在1842年被英國強行卷入經濟全球化，淪為半殖民地。1949年以后，一直被排斥于經濟全球化之外。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1997年更主動加入WTO。這一次加入經濟全球化，盡管與一百多年前那次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后進國家加入WTO這種強者的游戲，吃虧、上當、被愚弄，受欺騙，“付學費”，是難以完全避免的，有些是由于沒有經驗，有些是由于愚昧無知，這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特點，只是程度不同。所以，了解早期殖民體系的形成及其運行機制，對于理解當代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的利益，是有重要意義的。

　　一、早期殖民體系的形成

　　沃勒斯坦指出，資本主義是一種人類發展實踐和理論的創新，又是人類文化的一種恥辱。其突出表現就是伴隨資本原始積累和形成早期國際分工的西方近代殖民史。資本主義其所以后來長成參天大樹，是因為它從生長的早期就已經將自己的根系分布跨出歐洲(象榕樹的氣根一樣)，逐步伸向非洲、美洲和亞洲，通過建立殖民體系逐步實現了根系分布“全球化”，也就實現了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經濟的良性循環。所以，在西方關于早期世界體系形成的文獻中試圖饒過殖民主義對國際分工的影響是荒謬的，而在我國有關西方經濟的教學和研究中歷史部分薄弱也是有弊端的。

　　近代殖民體系的建立，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形成，是同一個歷史過程的兩個方面，兩者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1450-1640年西歐海外殖民體系的建立時期，既是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孕育和形成的時期，也是近代世界經濟體系形成和全球化的第一階段。馬克思說“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16世紀創立。”(36)為什么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得以“在16世紀創立”?是因為西歐自1450年前后以來的殖民擴張。所以，布羅代爾認為，“我看‘我們的’16世紀分成兩個……第一個16世紀開始于約1450年，結束于約1550年，第二個16世紀開始于同一年代而延續到1620年或1640年。” (37)這也就是西方學者所說的“延長的16世紀”的含義。沃勒斯坦在評論布羅代爾的這個觀點時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把歐洲的世界經濟體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我們認為1450-1640年是一個富有意義的時間單位，在這段期間，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創立起來了。”(38)考慮到史學界一般以1640年作為世界近代史的開端，本書采用了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歷史劃分。

　　早期殖民體系由西歐殖民者的海外“探險”活動發展而來。“探險”當然是西人特有的說法，實際是探“寶”，“寶”者，黃金之謂也。按照西方和中國傳統教科書最通常的說法，西人海外“探險”的最初目的是尋找黃金和香料。而香料其實遠在其次，所以最初的動機就是“淘金”。在1250-1500年期間，貴金屬“不斷通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從歐洲流向印度和中國”，造成歐洲金銀的極度匱乏。這個現象使得西人長期感到神秘不可解。其實這是中世紀晚期東西方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的貿易逆差所致，并沒有什么神秘。那時候中國的國際貿易相當賺錢，且都是現金交易。不象后來的外貿，既賠錢又欠“三角債”。當時西歐尚處于世界的邊緣，中國的絲綢、瓷器享譽世界，成為西方封建貴族和莊園主等上流階級重金追求的商品。當然他們也追求來自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許多貴重商品。而歐洲由于經濟落后和凋敝，沒有什么東西交換，當時的“WTO”規則是東方定的，就是現金硬通貨交易，這樣長此以往就造成了那里支付手段嚴重匱乏，這是歐洲中世紀晚期興起金銀熱的基本原因之一。據沃勒斯坦引用的資料，1350-1450年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開采的白銀成為歐洲貴金屬的重要來源;1460-1530年，白銀產量在中歐增長了4倍，但是還不夠。(39)于是歐洲涌起海外“淘金”的狂潮，最早是葡人饒過北非取得蘇丹的黃金，后來又有了更大的美洲金礦來源。

　　歐洲追逐黃金最初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購買來自東方的香料。這個說法一直使人感到困惑。香料用于制肉，不難理解，在沒有冰箱的年代，這確實是保存食品的好辦法。但是，中世紀晚期歐洲的生產力很低，加以災難頻仍，吃肉是很奢侈的，貴族也不可能經常吃肉。所以肉的需求是有限的，何以使香料成為支持幾百年東西方貿易的“支柱商品”?原來，東方的香料還有妙用，就是能做春藥(這可能是來自古代印度的宮廷技術)。可是這也不能成其為理由。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香料被制成春藥，好象貴族們舍此便不能作愛似的。”(40)所以，“我懷疑這種貴重物品的交換，無論在歐洲上層階級的自我意識中如何重要，竟能支持象大西洋世界的擴張這么巨大的事業，更不必說創建歐洲的世界經濟體了。從長遠來看，大宗商品比奢侈品在人類經濟奮進中的作用更大。西歐在14世紀和15世紀需要的是食物和燃料。擴張到地中海和大西洋島嶼，擴張到北非和西非并穿過大西洋，以及擴張到東歐和俄羅斯大平原，最后又擴張到中亞，——所有這些擴張，都得到了食物和燃料。”(41)這樣解釋，既合乎邏輯又符合歷史真實，就可信多了。試想，一伙饑餓的人群首先追求的必定是食物。所以，沃勒斯坦的結論可信，它不僅符合西方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而且也符合西方近現代直到最近擴張的歷史(追求石油——工業的食物)。

　　實際上，除了黃金和香料以外，谷物、小麥、食糖和燃料、染料(靛青)以及奴隸是最初葡人向大西洋島嶼擴張的主要經濟原因。對歐洲來說，“食物的需要支配了歐洲的地理擴張，食物的好處到頭來比預期的大得多。”“除食物外，另一個基本需要是木材——作燃料的木材和造船以及建造房屋的木材。”這種強大的需求使得西歐森林面積逐步減少，櫟樹尤為稀缺，也改變了生態。“到16世紀，波羅地海地區開始向荷蘭、英國和伊比利亞半島大量輸出木材。”(42)

　　于是十六世紀形成了早期殖民主義國際分工體系和最初以西歐為中心的早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沃勒斯坦對這個最初的世界經濟體系的范圍做了描述。他說：“在16世紀末，歐洲的世界經濟體不僅包括西北歐和地中海的基督教地區(包括伊比利亞)，而且包括中歐和波羅的海地區。它也包括南北美洲某些地區：新西班牙，安的列斯群島，地峽地區，秘魯，智利，巴西——或者不如說那些在西班牙或葡萄牙有效的行政控制下的美洲各個地區大西洋島嶼和非洲海岸的少數幾個飛地或許也包括在內。但不包括印度洋地區;不包括遠東，除了某一時期的菲律賓部分地區;不包括奧斯曼帝國;不包括俄國，或者俄國至多是一段短暫的時間內勉強包括在內。”(43)早期的世界經濟體系遠不夠完整，但是它已經是近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雛形。

　　二、早期殖民體系的國際分工

　　早期的地理擴張得到了食物、燃料和黃金，不僅將歐洲從中世紀晚期的危機中解救了出來，而且促進了經濟發展和深化了國內分工，更促進了早期殖民體系的國際分工形成。這是一個由國內分工和國際分工相聯系的既有水平分工，但主要是垂直分工的體系。十六世紀歐洲初步形成的國際分工體系，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在歐洲內部形成的;一部分主要是在西歐和殖民地國家之間形成的。

　　這個時期歐洲國際分工的地區結構主要由三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組成：一個是以威尼斯等意大利北部城市為中心的地中海經濟體;另一個是以歐洲西北部的佛蘭德斯、布拉班特和德意志北部城市為中心的西北歐經濟體;第三個就是東歐的波羅的海經濟體。在前兩個經濟體中存在著水平分工，也存在垂直分工。佛蘭德斯和漢薩是毛紡織業、手工制造業和商業中心，例如在十二至十四世紀，英國的生產是為佛蘭德斯供應羊毛和為德意志的漢薩供貨，處于分工的下游;葡萄牙則主要為佛蘭德斯提供初級產品，(44)后者處于半外圍地位。到十五世紀中葉，英國已經上升成為毛紡織業的出口國，羊毛出口量下降了4/5;(45)到1640年英格蘭、尼德蘭已經上升到核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還包括法國北部，起先還包括西班牙，后來西班牙下降為邊緣地位。佛蘭德斯的食品大部分靠進口：從英格蘭和法國進口小麥和大麥，從波羅的海進口黑麥和魚類(也從荷蘭進口)，從法國進口葡萄酒。(46)十四至十六世紀西歐地區內部的競爭已經相當激烈，安特衛普崛起成為北歐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中心，后來為倫敦所效仿。

　　中世紀晚期西歐人口減少，加以羊毛和肉類價格較高，所以不少種植業轉為養羊和養牛的牧場，用人少。于是十四世紀西歐受到養羊業的刺激而開始圈地，直到十六世紀英國、西班牙興起大規模“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大規模的圈地運動造成農民失地而淪為自由勞動者，這在英國加強了手工業，而在西班牙，政府卻把失地農民驅逐到海外殖民地，這是后來導致其經濟衰落淪為西歐邊緣地位的一個原因。(47)

　　而在西歐和東歐之間，實際上是一種具有殖民地性質的垂直分工。西歐日益成為商業和手工業制造中心，生產工業制成品和初級產品;東歐以農奴制勞動為基礎的封建主莊園經濟日益淪為外圍國家的地位，成為前者的糧食和原料產地。這可以由波羅的海的貿易結構得到證明。沃勒斯坦引用的資料說;“從15世紀起，由東歐流入西歐的產品首先是大宗商品(谷物、木材、后來還有羊毛)，雖然古老的出口商品毛皮和蜂蠟繼續出口。而從西歐流入東歐的是紡織品、鹽、酒、絲綢。到15世紀末荷蘭已經依賴波羅的海的谷物，沒有東歐的木材、大麻、瀝青、動物脂，荷蘭人和英國人的海運事業將不可想象。另一方面，小麥已經成為東歐最重要的出口產品，甚至出口到伊比利亞半島和意大利。”(48)以至于“西歐經濟的崛起成了東歐城鎮衰落最強有力的原因之一。”(49)隨著西歐農業中畜牧業的發展和城鎮工商業興起，谷物越來越依賴進口，于是1544年形成了以低地國家為中心的世界谷物市場。(50)十六世紀東歐和西屬美洲被卷入歐洲的國際分工，促進了西歐社會就業結構的變化和城市化，以及多樣化和專業化。而東歐長期保持單一經營的殖民地經濟結構，其專業化主要是小麥生產。

　　這一時期西歐的殖民地國家主要是兩類，一是東歐，主要是提供食物(小麥);二是亞非拉國家，提供黃金、食糖、香料和奴隸等。這里以葡萄牙的早期殖民擴張為例來考察當時的殖民地分工。

　　上文已經提到，“從1400年到1750年，歐洲是面包的大消費者，有一半以上的人是素食者。”這主要是由于沒有別的東西吃，那時不懂什么飲食結構。西方后人寫史往往有意或無意中粉飾先人，說“卡路里”什么的，其實那時候面包能吃飽已經不錯。但是光吃面包，又沒有什么蔬菜水果，人受不了，這就非得有食糖不行。所以當初葡萄牙國王“御駕親征”大西洋群島，主要找的也是黃金和糖。(51)制糖業包括甘蔗種植和加工。1456-1500年葡人在塞浦路斯和馬德拉建立了制糖基地;1580年起圣多美、普林西比已經發展成為大西洋蔗糖中心。1700年以后直到十九世紀末，巴西、英屬加勒比、法屬加勒比都是歐洲的主要食糖來源。

　　黃金的收獲最為驚人。早期西歐已經開通了從馬里的廷巴克圖到摩洛哥海岸的黃金航道，葡人更開辟出運送黃金的新的海上通道，這條航線運送了進入歐洲的2/3 的黃金。(52)1482年葡人建立了位于加納海岸埃爾明納要塞的黃金貿易中心，黃金成為葡萄牙國王最豐厚的收入來源。根據安格斯•麥迪森引用的資料，1471-1700年西非黃金出口總量為145噸，大部分流向了葡萄牙。1471-1500年，從西非輸出的黃金總量達17噸，這些黃金成為葡萄牙國王用于支付最昂貴的擴張活動的財政資源——打通好望角到亞洲的通道。后來西歐其它國家加入進來。1500-1600年一百年間美洲運往歐洲的黃金為150 噸，白銀7500噸;1600-1700年分別為158噸和26168噸;1700-1800年為1400噸和39157噸，其中來自巴西的在 800-850噸之間;這三百年里從美洲運往歐洲的黃金和白銀合計分別為1708噸和73835噸。(53)俗話說，馬無夜草不肥，人無外財不富。信哉斯言!聯想到中國明代鄭和船隊在1405-1433年七下西洋，幾乎與葡人同時動身，但耗資巨萬，不久明朝國庫告罄。不少國人為此感慨不已，以為中國與資本主義失之交臂，其實完全不必。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歷史、社會背景和發展道路使然。按照沃勒斯坦的說法，中國古代的政治和文化是有意壓制資本主義，長期搞“輕商主義”，不想發展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既與中國傳統政治相矛盾(分化、動蕩)，也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矛盾(弱肉強食，違反人性與社會和諧)。現在中國需要發展資本主義也是為了最終消滅資本主義。對中國漫長社會歷史發展的這個大道理，西方人除了少數有識之士，絕大多數人不懂，至今許多誤解都源于此。

　　黃金多了，吃肉就多，這也是人之常情。黃金多、吃肉多就催生荷爾蒙(中國叫“飽暖思淫欲”)，追求人性解放，歐洲的飲食結構和農業結構從此改變，畜牧業大興，對香料的需求也就大增。這樣講，當然不無揶揄成分，也是一個事實。在到達亞洲以前，葡人在西非洲得到胡椒和一種叫“天堂谷”(Amomum melegueta)的胡椒代用品。這東西雖然不能給歐洲貴族和富人“入藥”(做春藥必須是亞洲香料)，但卻可用于制造一種“頗受歡迎的稀糊糊”，也就是 “入酒”。后來果然一種成為以西波克列斯(Hippocras)知名的葡萄酒。(54)在十五世紀，幾內亞和貝寧成為葡萄牙的胡椒產地。后來達·伽馬饒過非洲到達亞洲，更擴大了亞洲香料的來源。1503年達·伽馬從印度一次就帶回十三艘船，載了1700噸香料回到里斯本。這相當于十五世紀末威尼斯一年從中東的進口量。(55)據麥迪森引用的資料，十六世紀前五十年，葡萄牙平均每年進口香料1475噸，后五十年平均每年進口1160噸。到1600年，整個西歐對香料的消費量可能是1500年的2倍左右，人均消費增長了一半。(56)十六世紀歐洲香料消費量的變化不僅是西歐農業結構和飲食結構變化的反映，也是這一時期歐洲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和商業蓬勃興起的反映。

　　所謂“儲蓄等于投資”只是西方經濟學的假設，不能太認真，它既不適合于西方早期，也不適合于西方現在，例如美國(美國人不儲蓄)。中世紀晚期的歐洲，面包都吃不上，何來儲蓄?可是一旦海外來的黃金多了，除了用來滿足奢侈性消費和打仗，主要還是用于投資。而且投資規模巨大，最初的海外投資都是直接投資(那時還沒有間接投資那玩意兒)，主要是投資金礦和制糖業。所以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主要來自海外掠奪，“羊吃人”的內部積累沒幾個錢。而且西歐多是小國寡民，以葡萄牙為例，如此大規模的殖民擴張和投資擴張，本國區區一百萬國民哪里夠用?所以本國社會結構急劇變動，許多下層社會的人開始向中產階級移動，而一旦殖民海外，搖身即是“上等人”(監工之類)。勞動力“缺口”(與二十世紀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中的“雙缺口”不同)太大，于是西歐的奴隸“貿易”在幾百年里長盛不衰。但是也不是什么樣的人都適合當奴隸，例如印地安人桀驁不遜，動不動就逃亡，最后連進入殖民社會的資格也被剝奪，種族幾遭滅絕。“無奈之下，葡萄牙轉而使用進口的非洲奴隸作為勞力。”(57)所謂“進口”或“奴隸貿易”，也是西人的粉飾之辭。實際上“貿易”是連蒙帶騙、巧取豪奪的“交易”，如 1445年葡人發現佛得角群島后開始大規模販賣奴隸，用服裝、馬匹、小飾物和食鹽交換奴隸。更多的是干脆就“獵取”：在安哥拉和以南的非洲到處抓捕奴隸。如此這般，1500-1870年間西歐國家輸往美洲殖民地的奴隸達940萬人，其中450萬人由葡人提供。(58)

　　這樣，我們就可以從歐洲中世紀晚期到十六世紀早期殖民主義國際分工體系的形成中看到一條復雜的“生物鏈”：在東歐和非洲、美洲等殖民地的社會最底層的民眾中，生產和再生產出為西歐國家提供基本食物(糧食和食糖)的生產者;同時這些生產食物的生產者還需要為那些向中心地區提供工業原料的生產者提供食物;這兩者共同為西歐中心地區的工業人口提供食品和原料，工業中心生產的制成品再銷往殖民地市場;這三者共同支撐著歐洲國家的上層社會。從中產生的利潤(剩余產品)則在各國家的有關利益集團之間分配，其中超出消費的相當一部分剩余價值就不斷地轉化為資本投入再生產，于是西歐國家開始“駕長車，破萬里浪”，乘著興起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翅膀，開始在中心國家、半外圍和邊緣地區之間形成的國際化、“洲際化”過程中，也就是早期全球化“良性循環”的過程中崛起了。

　　從西歐早期建立殖民主義國際分工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一個現象，就是在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的資源稟賦方面起初存在的相對細小的差別，經過長期持續的人為的強化，這種起初細小的差別就可能從量的差別累積成質的區別，久而久之就轉化為“比較優勢”的區別，轉化成前者和后者各不相同的“優勢”;后者的“優勢”再穩定一個時期就變成了“傳統優勢”，實際上等于將后者的國際分工鎖定在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實際上高度發達與低度發展的共存(共生)是世界經濟的一體兩面，兩者互為生存條件，這在早期殖民主義時期就是如此。不是我作你的“菜籃子”，就是你作我的“菜籃子”，總得有“墊背”的。西歐與東歐的早期分工也是如此。在十五世紀，西歐的工業較東歐只具有不很明顯的優勢，到十七世紀則變成“比較優勢”;到十九世紀西歐成為“世界工廠”，而東歐的國際分工地位相對鎖定。發達國家有意人為地擴大國際分工差距，這是維持其壟斷地位的重要機制和秘密。但是從外圍國家來看，當地的既得利益集團也有積極性，因為生產越多，他們分得的利潤盡管比例小，但絕對數相對也越多，于是心安理得。這也就是今天某些發展中國家地方官員招商引資時流行的說法——“你發財，我發展”——的道理。殊不知，一旦鎖定國際分工，經濟依附形成，政治上獨立自主就逐漸沒有了，更遑論經濟發展，最后的結果是民族和文化被消滅。文化被消滅了，文明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就沒有了，存在的只是沒有靈魂的行尸走肉。現在撒哈拉以南一些國家已經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東歐國家掙脫了蘇聯的控制，以為得到了自由和民主，殊不知自由和民主“不管飯”，那里的普通民眾首先是得到了馬克思所說的“自由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的自由，拋妻別子，滿歐盟打工，人民落入西歐國家壟斷資本的掌控之中，國家成為歐盟的囊中之物。東歐國家的命運，使人聯想起早期的漢撒同盟和十六世紀以來形成的東西歐的國際分工。這是歷史的進步，抑或是倒退?

　　三、早期殖民體系的經濟后果與資本積累機制

　　不難看出，西歐經過十五至十七世紀上半葉長達兩百多年的大擴張，其經濟后果是：

　　第一，西歐的“生存空間”和人口資源比從根本上得到改善，“這是歐洲在這個現代早期的關鍵性階段有能力維持持續經濟增長的一個根本因素。”沃勒斯坦引用的資料表明，“在1535-1540年的5年中西班牙就實現了對西半球一半多人口的控制。并從那時到1670-1680年的時間內，歐洲人控制下的地區從大約300萬平方公里增到約700萬平方公里(一直到18世紀末，這一擴張成果才穩定下來)”。(59)不過，這七百萬平方公里范圍內的總人口并沒有增長，因為歐洲人口的迅速增長“大部分被廣大歐洲以外地區(殖民地——引者)的人口下降所抵消。”為什么歐洲以外地區人口下降，顯然是殖民擴張帶來的屠殺。沃勒斯坦其所以認為“這是歐洲在這個現代早期的關鍵性階段有能力維持持續經濟增長的一個根本因素，”是因為“歐洲的世界經濟體的土地與勞動力的比率極大地增加了”，這是沃勒斯坦作為美國學者對現代世界經濟體系形成得出的中肯的歷史結論。言外之意，海外擴張使得西歐由此得救，否則其發展就“不可持續”了，哪里有今天?從這個意義上說，西人信仰上帝，但上帝沒有拯救他們，殖民地才是他們真正的上帝。沃勒斯坦說：“16世紀，歐洲如同一匹騰起的野馬。”(60)或者，如果把西歐比作一輛待上道的歷史跑車，從十四至十六世紀的兩百多年這輛車一直在不斷地邊加油邊啟動，而世界許多其它地區在為這輛車不斷地輸油。十六世紀西歐這輛資本主義跑車開始二擋上路。而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工業革命發生，這輛車如同掛了三擋，以后又加到四擋、五擋，就風馳電掣，所向披靡了。至于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開始發生，這輛跑車的動力系統開始出問題;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危機時，已經不得不借助“社會主義原理”來改進其動力系統。

　　第二， 持續兩百多年的對外殖民主義擴張，主要是對非洲和美洲等地區的擴張，徹底解決了西歐的資本原始積累和資源需求。西歐是近代歷史上靠掠奪殖民地起家的最大的暴發戶。早期重商主義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通過建立殖民主義國際分工最大限度地汲取來自非洲和美洲和其它地區的黃金白銀，形成西歐資本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早期的西歐幾乎可以不依賴內部積累，而且還足以支持其上層集團的窮奢極欲。事實上，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主要來自海外掠奪，“羊吃人”的內部積累沒幾個錢。來自非洲特別是美洲的廉價金銀極大地沖擊著西歐的貨幣信貸市場，導致利率驟降。歐洲中世紀晚期的利率大約在4-5%，在1520-1570年最高到5.5%,在1570-1620年陡降到平均2%。(61)低利率極大地刺激了投資工商業的浪潮。除了資本原始積累，殖民體系還解決了西歐的資源危機，并且為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解決了原料來源，建立了中心地區和外圍之間的“輸血機制”。中世紀晚期的西歐原本是塞萬提斯筆下的一匹羸弱不堪的瘦馬，騎士唐·吉珂德原本也餓得眼冒金星，其所以到十六世紀這匹瘦馬開始“騰起”，或如同加滿油箱的跑車上路，是因為這匹馬吃了兩百多年的“夜草”，或這輛車得到兩百年的廉價“加油機制”或“輸血機制”。用經濟學語言說，就是在持續兩百多年中將世界各地區的壓榨出的“剩余”集中起來，變成自己的原始積累，然后先是主要在西歐本土加以資本化，工業化，再加以全球化，于是就推動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起飛了。

　　第三， 十六世紀西歐國家建立起來的殖民體系，也就是早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雛形，它大體上奠定了西歐地區的中心地位、東歐地區和非洲、美洲的外圍和邊緣地位，這就是早期國際分工體系的基本格局，也是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以后進一步完成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最初始的框架和基礎。這個體系在十八世紀以后的三百年里不斷發生著大的結構性變動，但是其本質和基本格局并沒有根本改變。至于十六世紀西歐地區內部，實際上也存在著自己的中心、半外圍、外圍和邊緣國家的結構。西歐內部的“小分工體系”在形成過程中，由于存在激烈的競爭，本身是一個很不穩定的結構。這方面，十六世紀的突出特點是英格蘭一直不懈地在工商業領域趕超先進，并且在向形成大不列顛的方向發展。(62)西歐和北歐至今是這一不斷發展和演變的體系的中心之一和主要受益者，只不過后來霸主國從歐洲移到了北美。美國本質上無非是位于北美的“另一個”英國。而世界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至今仍在吞咽著五百多年以來西歐國家殖民統治和掠奪種下的苦果。

　　現在我們來看看最初西歐這輛“跑車”在海外殖民地的“加油機制”。

　　首先，是控制自然資源。最初主要是糧食、食糖和黃金，后來擴大到其它資源。控制資源的手段主要是靠武力征服，西方的殖民擴張都是在海陸軍的配合支持下進行的，或者“探險”船隊本身幾乎就是海軍。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和美洲等地的武力擴張基本上都比較順利，在許多地區例如在南美洲幾乎沒有遇到多少象樣的抵抗，不象在中國抵抗的激烈，有三元里抗英、義和團、抗日戰爭等。十九世紀以前，西方殖民者對中國一直懷有神秘感，心存敬畏，不敢貿然造次，除了中國歷史上長期強大形成的心理威懾以外，與荷蘭人和西方殖民者在中國沿海多次遭到明朝海軍的頑強抵抗和痛擊有關，一直心有余悸。這一點與中國在世界上幾乎是最晚(十九世紀中期)才被迫卷入世界經濟體系，多少有一定關系。而1840年以后，西方列強最終未能從領土上瓜分中國，與列強終于認識到中國人民拼死抵御外侮的頑強不屈的民族精神、政治意志和力量也有關系。反觀非洲和中東，幾百年持續不斷的“抽血機制”完全摧毀了某些民族國家的精神和意志。隨著戰后國際形勢變化，西方國家對過去殖民地的控制手法被迫從直接控制資源轉變為通過控制后者的思想和政治來對資源實行“間接控制”，也相當有效。

　　其次，建立殖民主義的國際分工體系。通過建立由“中心-半外圍-外圍-邊緣”結構組成的殖民主義國際分工體系，建立起由殖民地邊緣地區通過垂直分工體系的 “梯級結構”向西歐輸出資源的通道。這些巨大而寶貴的資源在幾百年里源源不斷地流入西歐，形成資本積累。而殖民主義國際分工體系其所以能夠建立，其秘密正如漢斯·摩根索所說：“主要是因為殖民大國與殖民地之間存在著技術差距。換言之，在人力和國家權力的其它許多方面都處于劣勢的英國之所以能夠征服印度，主要是由于英國掌握了較高的技術，當這種技術被轉化為軍事力量的時候，印度各邦就抵抗不住了。”(63)這里主要指火器優勢。遺憾的是，中國發明的火藥、火炮通過成吉思汗帶到歐洲，在那里很快發展成征服東方的近代槍炮，反過來被用來打敗自己。

　　再次，邊緣地區的自然資源流入西歐，是通過國際分工體系的“梯級結構”實現的，更是由“梯級結構”中各個“梯級”所使用的無數廉價的活勞動推動的。正是由這種殖民體系強制推動的幾乎是無限供給的廉價的活勞動創造的價值，形成了西歐早期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來源。對此，下文還要進一步分析。

　　最后，通貨膨脹作為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機制，成為西歐早期資本積累的重要來源。早期的殖民擴張帶來的巨量金銀流入，導致十六世紀歐洲持續的通貨膨脹，也稱 “價格革命”。從十六世紀三十年代到十六世紀末，西班牙的物價平均上漲4倍，谷物價格平均上漲5倍。英法等國的物價平均上漲2-2.5倍。通貨膨脹歷來以掠奪窮人特別是工資勞動者為最甚，當時西歐工人的工資是“年薪制”，一年一付，在高通脹條件下必然淪為絕對貧困化狀態，而且當時法律禁止提高工人工資(后來歐洲工人的工資能按月或周發放，是階級斗爭的結果)。但是通貨膨脹對于富人也有不同的再分配作用。工資固然跟不上物價上漲，地租也跟不上，所以封建地主也遭到削弱。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工商業資產階級和國家。通貨膨脹既是對工人的強制儲蓄，又提高了資本家的利潤，有利于積累、投資和再投資，更刺激投機。持續整個十六世紀西歐的通貨膨脹，在形成殖民主義國際分工體系的條件下更有利于新興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掠奪財富，不僅加大掠奪中心地區，也加大掠奪半外圍-外圍地區的財富，。至于邊緣地區使用奴隸勞動，過度壓榨只能導致奴隸大批死亡。如西印度群島的印地安人于十六世紀上半葉遭到滅絕，也不光是屠殺所致。

　　在十六世紀歐洲的殖民體系內，形成了新的生產關系。沃勒斯坦發現，在這種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支配下，形成了一種控制勞動進而占有剩余的機制。這就是中心地區使用自由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外圍地區使用封建強制勞動，如東歐;邊緣地區使用奴隸勞動。因為這幾種生產方式和勞動方式的“結合體現了資本主義的本質。如果到處都是自由的雇傭勞動，將會看到社會主義。”(64)他進一步指出：“在形成中的世界經濟體里，商人得到的各種利益，比起他們如果必須在單一的、國家的框架內謀取利益，在政治上要容易得多，因為各國統治者將不得不對多種多樣的利益和壓力作出反應。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奧秘：何以是在一個不是帝國的世界經濟體的構架內建立勞動分工，而不是在單一的民族國家的框架內建立勞動分工。”(65)簡單地說，這種越出民族國家的國際化的世界經濟體的國際分工，和幾種生產方式和勞動控制方式的結合，使得商人能在政治上避開國家(干預)，好賺錢。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有在國際化勞動分工體系下才能建立，民族化的發展無論多大規模都只能是發展成帝國，資本國際化發展才能是資本主義。這是資本主義的秘密。一句話，資本國際化、經濟全球化有利于資本積累，而資本積累又需要國際化機制。沃勒斯坦的論斷從商人好賺錢的角度強調了國際分工和資本國際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意義，有啟發性。但是這一點還是可以歸結為有利于資本積累，區別不過是國家積累還是私人積累。而且商人盡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開國家監管，但商人賺錢畢竟要受利潤率制約，無論如何趕不上海盜，而早期的商業殖民活動幾乎就是海盜。據西方學者估算，“西歐早期商業殖民活動的利潤率是非常高的：‘有時幾乎從無異于海盜行徑的交易中獲得的利潤超過了200%或300%’。”(66)

　　建立殖民體系，如果離開殖民地國家或當地利益集團的配合協助，也是難以實現的。所以，扶植殖民地政權和改造殖民地的政治機制也是西方殖民體系運行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早期的西非和南美洲沒有遇到大的困難。在西非，達荷美和其它一些王國竟然淪為當地王室壟斷的販奴大國，即當地的特殊利益集團靠出售同胞中飽，這是一種極為可怕的“依附”經濟。(67)

　　四、 強化國家機器的作用

　　在中世紀盛期(1050-1300)，歐洲是教皇的天下，建立了教會政府，可以發動十字軍東征，而國王處于軟弱無力的地位。那時歐洲的世俗國家尚未形成，在彼此分割的貴族地主的領地和封建莊園里，貴族領主和莊園主享有很大的自由，也很少被征稅，卻可以隨意欺壓農民和向其征稅，對國王只有象征性的忠誠。到了十三世紀末，隨著教皇的衰落和英法民族國家的初步形成，王權地位上升，英格蘭和法國國王已經可以向教士征稅而無須借口。十四至十五世紀歐洲的嚴重災難削弱了貴族和封建主階級的地位，他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不得不改變其政治態度，轉而效忠王室，擁護民族國家和中央集權興起的趨勢。這時期的技術進步和火器的普遍使用使得國家為建立常備軍以及維持官僚機構所需要的財政需求和能力迅速擴大，這就更加強了中央集權的趨勢。這一切的經濟和政治目的是對外擴張，用武力爭奪財富。中央集權和民族國家的建立以及國家對外擴張，對于君主都是有利可圖的事業。那時候國家的需要，就是君主需要;君主的需要，也就是國家需要。“朕即國家”自此成為近代歐洲君主的信念。

　　早期的西歐國家，為了對外擴張、窮兵黷武而擴大稅源，也是無所不用其極的。“賣官鬻爵”、(68)沒收教會財產、舉債、人為降低貴金屬硬幣的成色，等等情事，都是有的。為了刺激私人積極性，起初國家還實行包稅制，并將征兵權授予私人，當然兵餉也得自籌。這是初期國家無力興辦軍隊時的過渡辦法，后來就把稅收和軍隊都拿到自己手中了。隨著國家實力增強，操縱貨幣，制造通貨膨脹也成為有利可圖的事業。因為這不僅可以增加國庫收入，還可以在政治上削弱封建主階級。甚至建立各種國會機構，也成為協助其通過立法程序來征稅的機制。

　　歐洲不象中國，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并很早就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官僚體制。在歐洲，國家是近代歷史上一大創新，而且其形成方式也與中國大不相同。西歐是“先打仗，再劃線(邊境線)，后有民族”，“線”里就是自己的國家。根據沃勒斯坦引用的資料，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的分界線是經過公元1212-1214年的一系列戰爭之后確定的。后來的民族感情的形成是以分界線為基礎的。(69)首先是劃分界線，而后才是培養感情，也就是“先結婚，后戀愛”，形成民族。早期歐洲是這樣，二十世紀的非洲也是這樣。非洲國家的“線”實際上是歐洲人給劃的，而且都是直線，刀切的一般。這說明歐洲和非洲的民族形成較晚，比中國晚得多，“劃線”之前還沒有形成民族，不然同一個民族分成兩半，也是麻煩事。一直到十五世紀以前，西歐的國家，主要就是英、法、西這三個國家，加上一個葡萄牙。其它多是城邦國家，不是同一個意義。十五世紀以后，歐洲民族國家興起成為潮流，大部分近代民族國家陸續形成，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近代西歐民族國家興起，王室和封建貴族為了經濟政治利益而不斷強化其國家機器的作用，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也是非洲、美洲淪為殖民地的重要原因。因為那里甚至沒有國家機器，所以殖民擴張所到之處，原住民族缺乏組織，一盤散沙，殖民者甚至如履平地。阿拉伯世界和亞洲的情況有所不同，但是這里也有一條規律，就是哪里的國家機器軟弱，哪里的遭遇就更悲慘，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就更邊緣化，最終被全球化所吞噬，被“化”掉。

　　民族國家的建立是西歐國家對外實行殖民擴張的前提和基礎。葡萄牙最先邁出這一步，即是由于國家機器的強大支持。另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威尼斯。安格斯·麥迪森說：“國家在威尼斯的商業活動中發揮了領導作用。作為主要造船者，它將國有帆船租賃給私人企業，并負責組織護航船隊和確定護航時間表。它開發出適合威尼斯商業和地中海貿易條件的各種類型帆船。這種國家活動為商業活動創造了免造敵人攻擊的安全環境，從而降低了私營商人的成本。另外它還幫助小商人利用有限的資本參與國際貿易。”(70)為了對外擴張，西歐一些國家很早就建立了大型國有企業，而以威尼斯為最早。“威尼斯最大的企業是阿森諾(Arsenal)，一個在公元1104年創建的國有造船廠。它經營的時間長達幾個世紀，雇傭的工人多達數千人。”(71)至于在葡萄牙后面接踵而來的西班牙、荷蘭、英國和法國，其殖民擴張莫不以國家為后臺發動和支持。國家機器也是建立和維持殖民主義國際分工體系的條件和保障。沒有國家機器的強大支持，僅靠私人資本和實力去建立、維持和擴張殖民體系，是不可能成氣候的。這是經濟全球化的硬道理，無論早期還是現在，都是如此。其實國家與私人資本集團已經合為一體，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正因為如此，十四世紀葡萄牙的大西洋航行是以國王掛帥，西班牙也是王室大力資助，后來的荷蘭和英國干脆授權其東、西印度公司代表國家行使外交權力，包括可以隨時代表國家對外宣戰。所以，東印度公司哪里是“公司”，根本就是一個到處征戰游動的帝國。所以，布羅代爾說：“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國家互為一體，它本身即成為國家。”(72)

　　值得注意的是，十六世紀西歐早期資本主義發展史也提供了濫用國家機器而導致衰落的實例，這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在王室推動下緊跟葡萄牙開始海外殖民擴張，到十六世紀已經建立起(主要在美洲)擁有龐大殖民地的帝國。十六世紀上半葉西班牙在長達五十多年里陷于同法國爭奪意大利半島的戰爭，加以王室和貴族的極度揮霍，使得從龐大的殖民地汲取的無數黃金等資源沒有轉變為本國的資本原始積累，終于在1557年因財政崩潰而退出戰爭，從此迅速走向衰落。這其中，除了王室窮兵黷武之外，國家被貴族階級的利益所挾持，政治上目光短淺，經濟上無能，不能順應歷史潮流是一個重要原因。十六世紀西歐國家的歷史潮流是重商主義，是積極發展資本主義農業和工商業的經濟民族主義。西班牙王室和貴族的窮兵黷武和極度奢侈，使得從龐大的殖民地汲取的無數黃金等寶貴資源或變成無謂的消耗，或沉淀于“房地產”(教堂、宮殿、修道院等)和藝術品，或流入別國，轉化為別國的資本原始積累。其次，國家站在貴族立場上，推行經濟上自我毀滅的驅趕摩爾人(穆斯林)的宗教政策;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點是，查理五世(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完全罔顧西班牙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不實行當時西歐國家盛行的重商主義的保護政策，“聽憑卡斯蒂利亞(位于西班牙東海岸中部——引者)資產階級被物價飛漲的影響、貴族的窮奢極欲和皇帝借錢導致的通貨膨脹與反保護主義所壓垮，”(73)也就是聽任其民族工業被后起的英國和法國擠垮。沃勒斯坦引用的資料說：“西班牙衰落的根源在于它不能接受保護主義政策，自己倒變成了敵國英法工業的主要推動力。”(74)于是，1588年西班牙在它的“無敵艦隊”被英國擊潰以后就迅速衰落，以后簡直就破罐子破摔，“到了17和18世紀的弊政導致大規模砍伐森林，從而毀壞了相當大部分的可耕地，它的政治沒落已確定無疑。結果西班牙中部和北部的廣大地區實際上變成了沙漠。”(75)所以，在二十世紀以前的三百多年里西班牙這個早期殖民帝國一直淪為歐洲的半邊緣和邊緣國家，根本原因在于這個國家早期的王室和貴族沒有政治遠見，逆重商主義的歷史潮流而動，成為過路財神，結果“過把癮就‘死’”了。

　　(本文系拙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第七章“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形成及其機制”的第二節。該書2008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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