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歐元前景不明以及阿拉伯世界突然爆發的政治劇變，歐洲領導人均將民意調查和選舉過程作為其治理的基礎，并千方百計想要保住權力，即便這樣做會毀滅投入如此多時間、做出如此大犧牲方得以建成的歐盟也在所不惜。

　　丹麥以控制犯罪這種民粹主義的借口，再次提出了邊境控制措施。藉由這一措施，丹麥這個曾經在民主、寬容和社會正義方面堪稱楷模的國家，充當了一個日益屈服于恐懼和仇外的歐洲的急先鋒。與此同時，希臘一年多以來一直徘徊在懸崖邊緣，其歐洲伙伴幾乎沒有哪國政府對希臘有可能放棄歐元表示沮喪——其中的一些國家甚至暗中支持反擊希臘政府的市場措施。芬蘭則毅然投入了仇外性民粹主義的懷抱，并且步斯洛伐克的后塵，拒絕對葡萄牙進行金融救助。由于大選迫在眉睫，法國和意大利以突尼斯起義為借口，對歐盟內部民眾的自由移動實施限制。而德國，因對地區選舉期間尚要分神應對歐元危機感到不滿，在聯合國安理會做出的對利比亞的決策中與法英兩國分道揚鑣，從而破壞了維持十年之久的歐洲安全政策。

　　歐洲計劃(European project)在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均未曾招致如此質疑，其恥辱也未曾如此昭然若揭。對今日的歐洲國家而言，擁有一個大型的持仇外立場的政黨似乎是必需的。事實上，歐洲已沿著四條斷層線而四分五裂：價值觀、歐元、外交政策以及領導權。如果沒有徹底的改革，歐洲一體化進程將土崩瓦解，從而令歐洲作為一個經濟上和政治上有意義之實體的未來成空。

　　一項缺乏動力的計劃

　　歐洲現在的危機并非一時或短暫的：我們并非僅僅在遭遇厄運，也非受害于憑空而來的悲觀情緒。要認識歐洲一體化計劃當前所面臨的危險，我們只需對過去的十年稍加回顧。過去與當前局勢之反差深具啟發意義。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投入使用后，歐盟通過了《里斯本戰略》(Lisbon Strategy)，承諾要將歐盟打造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競爭力和可持續性的經濟體。歐盟還致力于自由、安全和公正議題上的擴張，從而使歐洲的一體化延伸至警務、司法和移民等領域，這些領域直至當時在歐洲建設議程上仍處于邊緣地位。同時，為了完成最終的一體化并實現真正的政治團結以使自身在21世紀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行為者，歐盟還著手起草《歐盟憲法條約》。

　　但歐盟并非僅僅著眼于內部，它也放眼外部世界：它實現了歐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擴張，接納10個中東歐國家以及塞浦路斯、馬耳他為其成員國;它還做出了一個具有戰略眼光的深謀遠慮之舉，即致力于啟動與土耳其的入盟談判，從而架設起一座通向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珍貴橋梁。與此同時，歐盟還奠定了真正意義上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石：歐洲國家，包括德國在內，聯合制止了米洛舍維奇對科索沃的種族清洗企圖，并承諾組建一支6萬人的快速反應部隊，在歐洲領土之外展開危機遏制和維和行動。曾幾何時，隨著歐元之流通、歐盟之擴大、共同憲法之唾手可得以及在歐盟理事會秘書長哈維爾·索拉納(Javier Solana)領導下，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日臻成熟，每當談及歐洲，人們心中所激起的并非厭倦或冷漠，而是欽佩。

　　十年之后，上述一系列輝煌成就及樂觀前景遠非僅僅遭遇質疑這么簡單：我們承諾的是一個成功、開放的歐洲，而遭遇的卻是一個盡管擴大但卻日益狹隘的歐洲，一個盡管共用歐元但卻日益自負且不相互扶助的歐洲，一個因懼怕外部世界、憂慮認同喪失而自我封閉、不再相信和踐行其價值觀的歐洲。許多人對歐盟的擴大感到后悔，且不愿再提及任何更進一步的擴張;他們對履行當初的土耳其入盟承諾興味索然，甚至無意考慮巴爾干國家的加入。柏林墻倒塌后的20多年本應是歐洲充實內外的大好良機，但現實卻大異其趣：擴張之后，我們表達了對歐盟擴大的疲勞;立憲失敗之后，我們目睹了對政治一體化的厭倦;歐元危機之后，我們則見識了經濟和金融的衰竭。經過10年的制度改革和反思，原本計劃拯救歐洲免于癱瘓并將其帶入21世紀的《里斯本條約》則湮沒不聞，其成果也不見蹤影。

　　價值觀危機和政治短視

　　當前歐洲危機之嚴重源于四個離心力之聚合：仇外情緒高漲;歐元危機;外交政策不健全;缺乏領導。這幾個問題平行存在，但它們都有著一個危險的通病：缺乏長遠眼光。結果是，成員國之間的任何分歧，無論呈現為何種形式，均會成為零和博弈，成為不惜一切代價都要贏得勝利以便向國內民眾炫耀的殘酷爭奪，無論這種爭奪對歐洲一體化有著怎樣的利害影響。

　　大約三年前，意大利焚燒羅姆人帳篷所產生的滾滾濃煙便對排外局勢發出了警告。自此以后，伴隨著各個國家的選舉，仇外勢力在許多國家出現并站穩了腳跟(如瑞士、芬蘭、英國和匈牙利)，而在那些仇外情緒已分外明顯的國家則得到進一步強化(如意大利、法國、荷蘭和丹麥)。像癌癥一樣，仇外勢力蔓延并把持了各個國家的政治話語和議程設置，他們強化邊境控制，實施移民限制，為家庭團聚設置重重障礙，并收緊社會、醫療和教育服務的獲取渠道。更為惡劣的是，德國的蒂洛·薩拉辛(Thilo Sarrazin)這樣的仇外分子則越過紅線，大肆宣揚“穆斯林智商低劣”之類的種族主義言論，令人恐懼地回想起納粹分子將猶太人、黑人和斯拉夫人貶稱為“劣等人類”的史實。面對當前的經濟危機，構成歐洲最珍貴遺產的寬容、開放價值觀備受質疑甚至逐漸敗退。

　　鑒于歐洲的問題并不能全然歸咎于移民，這種對外國人的恐懼著實令人驚詫。事實上，真實情況恰恰相反。歐洲的問題除了主流移民觀點帶來的道德自殺外，如果不改變其人口發展趨勢，歐洲將走向經濟自殺，以歐洲當前的出生率，其適齡勞動人口將慢慢萎縮，進而隨著人口老齡化和依賴性的日益增強，社會供養成本也將越來越高。歐洲應當借鑒美國的經驗，后者吸納并整合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僅改善了移民的處境，也增強了整個國家的福利。歐洲卻樂于制造一個偽問題，圍繞該問題來建構解決方案，這樣只會加速自身的衰敗。

　　種族主義者和仇外分子的魯莽和愚蠢使他們無法獲得人們的重視。然而，其影響傳統政黨的能力卻不容小覷，反而正在日益增強。每當他們在某個成員國上臺執政，其不具合法性的種族主義的反歐盟議程往往與諸多歐盟機構相抵觸。為了阻止其倒行逆施，其他成員國政府理應挺身而出，援引歐盟條約，對仇外分子和威權主義者迅速實施制裁，一如對那些不遵守預算赤字規則的成員國實施制裁那樣。但令人遺憾的是，歐盟機構和成員國政府面對法國對羅姆人的驅逐所做出的軟弱回應，對《匈牙利憲法》新聞自由條款的過度關注，或意大利對非法移民的騷擾均顯示：當需要挺身而出反對其他成員國政府時，歐盟機構及其成員國都是靠不住的。

　　團結的終結

　　人們認為當前的危機應歸結為經濟，但這并非全部真相。歐洲一體化所面臨的主要風險并非來自危機本身：歐洲在歷史上也曾面臨危機，但卻愈挫愈強。上世紀80年代，面對美國和日本所帶來的技術進步方面的壓力，歐洲各國政府決定推進一體化方面的實質性跨越。彼時，歐洲領袖們清楚地預見到了當時所稱的“非歐洲化之代價”，亦即消除阻滯經濟增長之障礙所可能創造的財富和福利。

　　當前，由于歐洲經濟面臨著嚴重而棘手的挑戰(尤其是人口老齡化和競爭力的喪失)，人們在如何應對這些挑戰方面有著廣泛的共識。因此，真正的問題在于：關于此次歐元危機怎樣形成又該如何擺脫，各方的觀點看法不可調和。對以德國為首的一些成員國而言，當前面臨的危機源于一些成員國財政上的不負責任，解決方法也應簡單明了，那就是要求這些成員國遵守業已生效且得到進一步強化之緊縮措施。與該解決方案緊密相伴的是居高臨下的道德說教，似乎一國之盈虧反映出該國人類群體道德之優劣。另一些人想要的則是一個以文化和宗教模式為基礎而非以績效為基礎的雙車道歐洲：位于快車道的是秉承新教徒信仰的道德高尚的拯救者;位于慢車道的則是揮霍無度的天主教徒，他們不可信任，必須被加以管束，抑或，歸根到底，必須把這些人攆上街頭。

　　這種危機論調有葬送歐洲的風險，必須加以駁斥。情況各異的歐洲各國，無論是窮國希臘或富國愛爾蘭，還是極力擁護企業權力、新自由主義和放松管制的國家，均發現處境相似，這迫使我們對這場危機做出更為復雜的解釋。我們所經受的是經濟增長危機，這是打造貨幣聯盟過程中的一個合乎邏輯的階段，在該階段，單一貨幣政策的推行未得到財政政策和金融體系規范的充分輔助，從而誘發了不平衡，日積月累便產生了當前所面對的問題。身處該情勢，且鑒于該貨幣聯盟設計之初并未考慮應對類似當前危機的必要機制，那么接下來應該做的也許是討論如何完善該貨幣聯盟，使其能夠以一種平衡的方式運作，同時另一項必須進行的工作似乎是，引進新工具并加強機構權威以改善貨幣聯盟的治理。

　　但我們并未沿著深化貨幣聯盟的道路走下去，相反我們當前所看到的是一種贏家/輸家的心態，一些國家正借機將自身的經濟模型強加給其他國家，仿佛所有國家情況相同，可以在同一規則下運轉。這一切所帶來的后果便是，由于缺乏更具雄心的措施，我們將自身禁錮在一個永恒的危機情境中。與此同時，與當前援助措施相關的政策調整和開支削減將進一步惡化受困國的危機情勢，而非助其脫離“苦海”。循此路徑，局勢惡化將不可避免，因為如果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無法很快到來，結果便是，要么債務國群起反對政策調整和過度的債務負擔，要么市場和債權國政府聯合起來對不具償付能力的國家實施封鎖，或將之逐出歐元區。如果情勢繼續下去，那么在許多歐洲人眼里，歐盟將最終成為1980年代和1990年代許多亞洲、拉美國家眼中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個強制推行不具合法性的經濟意識形態的工具，受援國卻又必須遵守這種意識形態，因為缺乏任何替代選項。歐盟有可能繼續運作，但歐洲將不再是一個政治、經濟和社會工程，相反它僅僅成為一個負責監督宏觀經濟穩定性的監管機構，并且這種穩定性缺乏民主與認同。

　　世界舞臺的缺席者

　　與內部協同的崩潰同樣嚴重的是，歐洲在21世紀的世界舞臺上無法做到以同一個聲音發聲、行動。身為全球最大的經貿國集團、世界最大的發展援助項目提供者，以及擁有盡管規模有所削減、但依然數量可觀的軍事和安全機構的歐洲，還在以一盤散沙的方式各行其是，以致效率明顯低下。

　　顯然，以實力而論歐洲算不上一個強權國家實體，它也無意以強權國家的方式行使權力。問題在于，即便在像地中海這樣地理位置最為接近的地區，歐洲也無法以一種團結而果斷的方式行動，要知道，歐洲在地中海地區的實力無疑是壓倒性的;而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歐洲有著龐大政治經濟實力的機構中，它也同樣缺乏影響力或效率。在所有這些多邊機構中，歐洲國家眾多，而作為整體的歐洲近乎缺席。

　　曾許諾要實行新的、更有效的外交政策的《里斯本條約》正式生效已一年有余，但歐洲的外交事務卻全面癱瘓了。歐洲對阿拉伯革命所作的回應，毫無疑問，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幾十年來，為了換取移民、能源及安全方面的利益，歐洲支持一連串威權、腐敗政權的持續統治，并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對民主價值觀的推廣和對人權的尊重。然而，當阿拉伯地區的民眾在缺乏任何外國幫助的情況下最終掌控自身命運時，歐洲的反應卻遲緩、膽怯而懶散，歐洲國家領導人明顯更多關注的是保護本國經濟利益及控制移民潮，而非支持民主變革。

　　我們不要自欺欺人，阿拉伯革命與歐元危機類似，在避開絕境后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除了達成和平之外，歐洲還應重建其備受質疑的軍事能力的可信度，重建其備受打擊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機構的可信度。由于對歐盟新的外交政策機構，尤其是對歐洲理事會常任主席赫爾曼·范龍佩(Herman Van Rompuy)、歐盟外交事務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凱瑟琳·阿什頓(Catherine Ashton)以及新的歐洲對外行動局(EEAS)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萬分沮喪，各成員國政府已開始脫離這些機構，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協調和運作。

　　吊詭的是，我們越是希望歐盟和成員國的利益融為一體、希望布魯塞爾與各成員國聯合一致，我們從中所發現的分裂也就越大：一方面是僅僅以書面形式存在的、缺乏任何效力的歐盟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則是一系列間歇性地以成員國間志愿同盟為基礎的政策，且同盟之形成完全借助成員國的資源。如果阿拉伯之春以快速、皆大歡喜的方式收場，歐洲這方面的失敗也就不為人知。但如果阿拉伯未來的民主之路異常坎坷，充滿局部的成功與失敗，具有巨大的不穩定和不確定——事實似乎正是如此——那么歐盟就將分裂，將無力對外展現任何影響力，并將在海外變得無關緊要。由于在中東缺乏任何影響力，由于設置入盟障礙從而使土耳其蒙羞，由于放任地中海地區自生自滅，歐盟將不再是一個世界上可信任的政治行為者。

　　精英的背叛

　　多年來，歐洲公民和精英對一體化進程收益有著心照不宣的共識，歐洲一體化便在此基礎上得以推進。但如今該共識在兩邊均已破裂。一方面，民眾收回了授權歐盟機構“民享非民治”的方式進行治理的全權委托。隨著時間的推移，一體化進程已觸及國家認同，尤其是福利國家和社會政策這一最敏感神經。對經濟、自由主義和放松管制的偏愛最終使一體化建設變得政治化和理想化，而人們原先認為該計劃最好掌控在專家和官僚手中。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伴隨著民眾的背叛，同時出現了我們稱之為的“精英背叛”。

　　德國可謂此現象的最佳例證。根據民意調查，63%的德國人不再信任歐盟，53%的人認為德國在歐盟中沒有前途。對德國精英而言，情況也沒有多少不同：當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即將超過對法國的出口時，南歐已被視為經濟增長的一個絆腳石。關于歐洲一體化承諾的記憶也已隨著代際變化而消失：德國當前662名議會成員中，僅有38名在1989年當選。毫無疑問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新德國。鑒于其分量和重要性，德國所發生的任何變化對歐洲一體化建設均具有深遠的影響。并且由于新德國的關鍵特征是對歐盟缺乏信心，它正在輸出懷疑而非信任，一如它在過去所做的那樣。歐洲引擎一個至關重要的零部件就此停止了運轉，沒有任何零部件可以替換。缺乏德國的信任，法國可以在經濟上得以幸存，甚至可以利用英國來填補德國在外交政策上留下的漏洞，但顯而易見的是：沒有德國的完全投入，歐洲一體化進程將無法推進。

　　在缺乏德國的領導或任何替代領導者的情況下，一體化進程千瘡百孔。歐盟執委會主席巴羅索(Jose Manuel Barroso)、歐洲理事會常任主席范龍佩以及歐盟外交政策高級代表凱瑟琳·阿什頓均徘徊迷失在歐洲的迷霧中，無力發出簡單明確的話語以便將自身與那些依然對一體化充滿信心的“親歐派”聯系在一起。唯有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出于道德良知會偶爾站出來，構筑反對民粹分子和仇外過激行為的屏障，并試圖推動一體化進程。然而，只有個別歐洲議會成員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并在必要之時愿意反對本國政府及政黨。在德國、法國和意大利，以及其他許多國家，我們發現自己面對的是這樣一代領導者：他們目光日趨短淺，專注于競選活動;既無人向歐盟諫言又無人替歐盟講話。

　　結 語

　　時間一天天過去，歐洲分裂的感覺也一天天真切，一天天令人信服。歐盟會徹底解體嗎?答案顯而易見：會，當然會。歸根結底，歐盟只是一種人為構建。正是其必要性和有益性賦予其以存在的合理性，但這一事實并無法阻止其消亡。正如一系列有利因素促使我們大膽推出這一宏偉計劃一樣，一系列不利因素的涌現也會輕易令其消失，尤其是如果那些負有捍衛之責的國家推卸責任的話。

　　許多一以貫之的“親歐派”們切切實實意識到了歐盟解體的危險，他們適時地表達了對局勢走向的擔憂。然而，他們同時卻擔心，這種性質的警告會激發悲觀情緒，結果只會進一步加速歐盟崩潰。但是，當我們日復一日地目睹歐洲所象征的正派及價值觀之底線頻頻被執迷不悟的政客們所踐踏，政客們肆無忌憚地激發歐洲公民的恐懼之時，我們不可能繼續對另外一條道路充滿期待。只要看看“反歐派”以何等清晰的思路和決心追求其目標，就很難令人相信僅憑樂觀主義就足以將歐洲從當前四處彌漫的冥頑不靈、自私自利和仇外主義泥沼中拯救出來。如果另一方不展現出同等決絕的態度和清晰的思路，那么歐洲終將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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