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的歷史豈能為謊言加無恥所顛覆---

---從茅于軾的《中國人民是什么時候站起來的？》到今年的國慶社論　　

二0一一年是中華民族來值得大喜的一年，這一年，中華民族不僅迎來了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第九十周年，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六十二周年，而且也迎來了封建帝制被推翻而中華民族從此進入到了民主共和時代的第一百周年。

二0一一年又是中華民族應該感到大悲的一年，這一年，人民的領袖、中華民族的守護神毛主席已經離開整整三十五周年了。

二0一一年也是中華民族在國際和國內兩方面同時面臨重大考驗的一年，這一年，中華民族不僅在國際上繼續遭受到了東海被日本強占、南海被東盟各國瓜分、渤海被美國污染以及繼續向臺灣出售大量的先進武器和會見達賴這樣的威脅與侮辱，而且在國內更是出現了新一輪的歪曲、篡改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歪曲、篡改和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歪曲、篡改和否定中國人民革命的歷史的高潮。這一高潮，就是以茅于軾的《把毛澤東還原為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發表在《炎黃春秋》雜志上以及互聯網上的一些貶低和妖魔化毛澤東的文章為標志。特別是今年的國慶社論，則更是從權力的角度為由茅于軾的《中國人民是什么時候站起來的？》這篇文章領唱的這場歪曲并妄圖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徹底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否定中國人民革命歷史的大合唱，完成了最后的定音。

由于歷史不僅堆積成了一個民族今天的現實，而且更引領著一個民族的未來。而一個民族如何認識當前的現實？一個民族的未來又會是怎樣？完全取決于今天的人們如何認識自己民族的歷史，如何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今天的中中華民族之所以會再次面臨如此嚴峻的外來威脅和遭受到了如此嚴重的侮辱，就是由于當年不僅沒有能夠正確認識之所以貧困的現實，而且也更由于沒有能夠正確認識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光榮歷史，所以才慌不擇路地選擇了這種在經濟上、尤其是在科學技術上嚴重對外依賴的道路才造成的。而今，當大部分的中國人在如此慘痛的現實的刺激下清醒了過來，開始能夠正確地認識中華民族當前所處的嚴峻現實并要求改變這種現實以求得中華民族未來生存的時候，于是才有了茅于軾等人的迫不及待地跳了出來，于是才有了這樣的國慶社論。

在今年第八期出版的《炎黃春秋》雜志上，刊登了茅于軾所寫的《中國人民是什么時候站起來的？》一文。緊隨其后，由于《炎黃春秋》雜志在刊登該文時有所刪節，所以茅于軾又將該文全文發布在了互聯網上。而就在茅于軾極力歪曲并妄圖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徹底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否定中國人民革命歷史的《中國人民是什么時候站起來的？》一文發表的前后，有的人甚至比茅于軾走得更遠，接連在互聯網上接連發布了《不褻瀆抗戰史，是中國人的底線》、《反思五四，回歸傳統》等一些列文章，不僅妄圖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的歷史，否定中國人民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而且就連“五·四運動”和辛亥革命也要一同否定掉，而回歸到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改良主義時代，甚至是回歸到孔孟的封建時代。　　

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先生不是不應該紀念，更不是不值得紀念。特別是這場由當年湖北新軍中的下級軍官和士兵所發動的不僅推翻了一個封建王朝，而且同時也更反應出了這種更多的只有蘊藏在中國社會底層人民大眾中的反抗精神和奉獻精神以及不屈的意志與憂患意識的偉大革命，更值得今天的中國人、尤其是更值得今天的那些身處中國社會底層的人民大眾去認真地紀念。毛主席不僅早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就曾經寫下過《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而且還更是與中國共產黨的另兩位創始人陳獨秀與董必武以及中國共產黨黨內許多元老級的人物如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和朱德等人一道，親自參與了這場推翻了封建帝制的偉大革命。所以紀念辛亥革命與孫中山先生，不僅是每一位中華子孫如何去牢記自己民族歷史的一種方式和途徑，而且還更是一種應有的表現。然而從目前國內主流們這種極其反常的表現上來看，他們紀念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先生的目的已經與人民大眾紀念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先生的目的發生了根本性的不同，主流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里拔高地紀念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并無恥地夸大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歷史作用，絕不單單是為了紀念辛亥革命和贊美孫中山先生，而更是為了徹底改寫中華民族的歷史，更是為了掩蓋和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建設而對中華民族所創下的巨大歷史功績。

無論是孫中山等人所推動的辛亥革命，還是毛澤東等老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是在中華民族處在民族危亡的最緊急關頭開始的，都是為了挽救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辛亥革命盡管由于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從而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確實是一次偉大的進步，孫中山先生畢生為鼓吹革命和致力于振興中華而四處奔走也確實是功不可沒，然而辛亥革命卻不僅絲毫沒有改變中華民族屈辱挨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命運，沒把中華民族引上擺脫生存危機而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反而還把中華民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現實基礎上推向了更加痛苦不堪的軍閥混戰和民族分離的四分五裂的苦難深淵，把中華民族推進到了更加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機之中，也確實是不爭的歷史事實。就是由于辛亥革命沒有能夠將中華民族從嚴重的民族生存危機之中挽救出來，因而其后的中國也就才有了毛澤東等老一代共產黨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國歷史證明了，不是辛亥革命與資本主義道路挽拯了中華民族，而是只有在毛澤東主義的指引下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挽救中華民族。然而面對這鐵一般的歷史事實，今年的國慶社論中卻出現了極力贊美孫中山等人推動的辛亥革命和在特色理論指導下的改革開放，而對毛澤東等老一代共產黨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歷史作用卻輕描淡寫地一筆而過的反常現象。這種反常的現象表明，這篇國慶社論的目的和作用實際上與茅于軾的《中國人民是什么時候站起來的？》這篇文章如出一轍，就是為了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等老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挽救了中華民族危亡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真正使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帝制是歷史的必然還是歷史的偶然？如果從歷史事實來看，這其中既有必然也更有偶然，而且偶然還要大于必然。這一點，不論是從孫中山，還是從武昌的首義者以及其他地區的附義者的言行與要求上就能得到充分的證明。特別是當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廷在袁世凱的威逼之下宣布退位之后，孫中山馬上就于二月十五日率領南京臨時政府所有的高級文官武將齊聚明孝陵，向朱元璋這位成功地驅逐了蒙古韃虜從而恢復了漢家河山的漢人皇帝告祭。從此不難看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才是這些人的第一要求，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只不過是他們的第二要求或者根本就不是他們的要求。所以，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后能夠走進民主共和的時代，與孫中山能夠當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樣，既有其必然性，也更具有相當的偶然性。

所謂的辛亥革命，實際上就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由湖北新軍中的一些士兵策動的武昌首義以及其后在南方數省引起的一系列連鎖反應。而武昌首義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完全是得益于“文學社”的首領蔣翊武推出的“抬營主義”。“抬營主義”的具體辦法就是把受到革命思想影響的人向清政府組建的新軍之中輸送，或是在新軍之中直接策反。就是由于長期不懈地堅持“抬營主義”，所以到武昌首義爆發之前，清政府在湖北編練的一萬六千名新軍中，已經有三分之一成為了革命的力量。

一九一一年九月，蔣翊武領導的“文學社”和孫武領導的“共進會”舉行聯席會議，推舉蔣翊武為總指揮，孫武為參謀長，準備適時發動反清的武裝起義。十月九日，孫武等人在漢口的俄國租界里準備炸彈時不慎引爆了炸彈從而致使起義的秘密泄露。蔣翊武等人在得知沙俄巡捕搜走了革命黨人的名冊之后，決定提前發動起義。而就在蔣翊武剛剛發出起義的命令之后，清政府的軍警就趕到了起義的秘密指揮機關，起義的領導人彭楚藩、劉復基和楊洪勝被捕并于次日被殺害，而蔣翊武則乘機逃脫。

起義的秘密指揮機關被清政府發現，起義的領導人或被殺害，或逃走，特別是清政府已經掌握了革命黨人名冊并且正在按照名冊捕人的消息更是在新軍里的革命黨人中引起了極大地恐慌。特別是十月十日晚上七點多鐘革命黨人金兆龍和程正嬴由于過度緊張而不慎導致的步槍走火，偶然地打響了武昌首義的第一槍。

金兆龍和程正嬴的步槍走火的槍聲在本已十分恐慌的軍營中引起了更大地恐慌，潛伏在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內的革命黨的總代表，而公開身份卻是工程第八營后隊正目（班長）的熊秉坤決定借機領導該營首先發動起義。起義發動起來之后，熊秉坤率領十幾名起義士兵直奔楚望臺軍械庫，在那里的革命黨人的配合下，很快就攻占了楚望臺軍械庫。但是由于這場沒有策劃、沒有組織的起義的參與者都是一般的士兵，沒有組織與指揮作戰的能力，但是由于他們已經沒有了任何的退路，所以還要必須走下去，于是中國歷史上非常滑稽的一幕就開始上演了。

熊秉坤等人在守衛楚望臺軍械庫的革命黨人的配合下攻占了楚望臺軍械庫之后，由于其他的各營革命黨人也陸續趕到了這里，所以很快就聚集起了近三百人。由于這些人不知道下一步應該如何去做，所以在經過商量之后，大家決定跪請吳兆麟出來領導。吳兆麟是湖北新軍工程營左隊對官（該職務相當于今天軍隊里的連長），是十月十日那天清軍派駐守護楚望臺軍械庫的最高指揮官。當熊秉坤等人攻打楚望臺軍械庫的時候，吳兆麟既控制不了部下士兵對熊秉坤等人起義的響應，也沒有機會逃走，就在這不尷不尬的時候，近三百人的起義士兵卻跪請他來擔任領導。面對大家的跪請，吳兆麟恢復了漢家男兒的血性，在得到了大家都服從其指揮的保證之后，決定擔任領導這場起義的總指揮。

在承請擔任了總指揮之后，吳兆麟立即做出了如下的軍事部署：一、義軍以彈藥充足的楚望臺為根據地，從三面向督署衙門圍攻。二、炮兵在戰斗中非常重要，炮隊內的革命同志很多，馬上派人催促他們響應起義。三、將城內電線一律割斷，以防清督署調兵鎮壓。四、派人到各營去聯絡，促使他們盡快響應起義。在作出了上述軍事部署之后，吳兆麟又規定了當夜起義軍的口號為“興漢”。

在進行完了軍事部署之后，吳兆麟首先派一隊步兵掩護響應起義的炮兵進城并轟擊清政府在武昌的湖廣總督署和楚望臺附近北面及西面的湖北新軍第三十標與憲兵營等湖廣總督瑞澂的親信部隊。湖廣總督瑞澂開始并未把這幾百名的起義軍當回事，因為兩個星期前的一場類似的爆動，很快被撲滅了，但當他調兵時，電話不通，他對外指揮失靈了，于是只好龜縮在督署衙門內，以待天明．但不久一顆義軍的炮彈在督署院內爆炸了，瑞澂驚恐萬分！命差役將后院打了一個洞，倉皇鉆洞面逃，躲到楚豫號兵艦上，打算如果失敗便可乘船順江而逃。　　

半夜時分，天開始下起雨來。由于割斷了電線．武昌全城一片漆黑，起義軍的炮兵很難找到射擊的目標，而步兵對總督署的進攻也遭到了守軍頑強的抵抗。緊急關頭，吳兆麟傳令各隊只許進不許退，并又從預備隊挑選了上百名勇敢的士兵，由親自率領他們向總督署后面進發。在攻到總督署附近后，吳兆麟看到總督署的后街都是店鋪，于是靈機一動，決定用“火攻”。吳兆麟命士兵將總督署后街所有店鋪的門板拆下堆在總督署的后院墻外引燃，并命令炮兵向火光處轟擊。各路起義軍看到總督署起火，士氣大振，在炮兵的支援下呼喊著向總督署沖來。而總督署的守軍見自家后院起火，則驚惶無措，馬上派人到兵艦上去向湖廣瑞澂請示，而瑞澂見總督署起火，以為大勢已去，早已開船逃走了，清軍由此而成了無頭的蒼蠅亂作一團。吳兆麟心中大喜，馬上把這一消息傳知各隊，命令加緊進攻。瑞澂已經逃走的消息令起義軍士氣大振，終于在十月十一日凌晨五時攻占了總督署及清軍的各處據點，武昌城全城都為起義軍所控制，武昌首義成功了！　　

在占領了武昌之后，十月十一日上午吳兆麟派人敦請城內有聲望的紳耆父老到咨議局開會商討成立革命軍政府的事宜，然而最令吳兆麟感到困頓的，那就由誰來做革命軍政府的最高首領，自己身微言輕，肯定是擔當不起這個責任的。恰在此時巡城的起義軍捉到第二十一混成旅統領黎元洪的一個衛兵并把他帶來見吳兆麟，從黎元洪的這名衛兵那里吳兆麟獲知黎元洪尚隱匿在城內的消息。對此吳兆麟喜出望外，馬上命令一名軍官帶兵去把黎元洪找來。不長時間，穿著一件灰呢長袍，面帶憂容的黎元洪被起義均官兵挾持到了楚望臺，吳兆麟領兵列隊歡迎并向昨日起義士兵要求他做總指揮那樣要求黎元洪做革命軍政府的都督。哪知黎元洪不僅一口回絕了，而且還指責吳兆麟說：“你怎么做出這種殺頭滅族的事情來。”一位起義軍軍官憤而要殺黎元洪，卻被吳兆麟阻止了。　　

雖然阻止了這名起義軍軍官要殺黎元洪的行為，但吳兆麟也沒有將黎元洪放走，而是將他挾持到了咨議局。在討論成立湖北軍政府的會議上，吳兆麟建議大家推舉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長，但黎元洪堅決不就任都督之職。吳兆麟一方面將黎元洪軟禁在都督府內繼續逼迫他接受湖北軍政府都督一職，一方面以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名義通電各省，要求各省響應革命。對吳兆麟等人逼迫自己接受都督一職的行為，黎以絕食抗議。一些起義軍軍官對吳兆麟逼迫黎元洪做都督的行為十分不解并要殺掉黎元洪而推舉吳兆麟為都督：“我們打的天下，為何一定要他來坐？”吳兆麟力辭都督一職并向大家解釋到：“我們中國人崇尚權威，如果舉我為都督，國人會以為只是幾百人的起義，未必支持我們。黎元洪為協統，是湖北新軍中漢人官階最高的軍官之一，如果他能出任都督，大家會認為是湖北軍隊所有漢人起義，便可望號召各省響應！有了各省的響應，我們才有可能推翻滿清，革命才能成功功。”一名軍官聽了吳兆麟的解釋，將黎元洪挾持到屋內在眾人面前說：“你不過是怕死，以為做革命軍政府的都督是死罪。但如果你不做，我就馬上打死你，反正都是一死，你選擇吧。”膽小的黎元洪不得已只好同意做都督。吳兆麟馬上就叫人找來剃頭匠，把黎元洪的辮子剪了，替他叫上了投名狀而不便反悔。雖然黎元洪軟磨硬泡地拒絕了兩天時間，然而實際上吳兆麟早已用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名字向全國發出了通報，所以此時他在名義上已做了兩天的都督了。　　

武昌首義發生的時候，孫中山正在美國流亡，因此孫中山既不是武昌首義的策劃者，也不是組織者，甚至連一個普通的參與者都算不上。武昌首義成功的消息傳到美國之后，卻并沒有引起孫中山的多大興趣，可能起義軍占領了武漢等地的大好消息，會令曾經耗費巨資策動江湖會黨發動了十次反清武裝起義而從未占領過一城一地的孫中山的心里多少感到一點酸楚和失落把。　　

由于南方各省相繼發生對武昌首義的附義并迅速光復的消息不斷傳來，孫中山決定回國。但孫中山卻沒有直接回到國內，而是先在美國對美國的一些政界財界要人和日本駐美國的大使植原進行了一番爭取支持的活動之后，然后又不遠萬里地跑到歐洲的倫敦和巴黎等地，向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和英國的匯豐銀行以及法國的匯理銀行借款并尋求歐美列強的支持，直到在武昌首義發生了兩個多月之后的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回到上海。

就在孫中山積極謀求歐美日列強的支持的時候，國內已經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的十四個省，后來又增加了三個省的代表先是在武漢，后又到南京集會，商討成立一個統一政府的問題。在商討如何組成新政府的問題上，各省代表又面臨了和武昌首義最初發起的那些士兵與吳兆麟同樣的難題，那就是由誰來擔任新政府的最高領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四日，各省代表在同盟會員宋教仁等人的策劃下，效法李自成在稱帝之前先稱大元帥的做法，投票選舉了同盟會員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但是這一選舉結果立即遭到了湖北方面和部分江浙軍人的強烈反對，然而就在各方爭執不下的時候，孫中山不僅回到了國內，而且各大報紙還紛紛傳言孫中山此次回國攜帶了巨款。鑒于孫中山的巨大名望，于是各省代表在南京集會，經投票選舉了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對自己被選舉為了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可沒有象黎元洪那樣堅辭，而是遠在上海就就通過致電南京的方式表示了接受并立即動身趕到南京，于選舉后第三天的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職。　　

就是由于這樣一場無組織、無領導、蘊含了許多偶然性的革命，所以才不僅導致了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落入到了袁世凱之手，而且還更造成了中國在推翻了封建帝制成了民主共和的國家之后，不僅沒有因此而走上國富民強的道路，反而卻更加遭受到了西方列強、尤其是遭受到了身邊的那個不僅保留了君主制度，而且還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的日本的欺凌，從而陷入到了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機之中。而中華民族從封建專制到人民民主，從一盤散沙到團結和諧，從封閉愚昧到文明開放，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從備受欺凌到獨立自主地走上世界的政治舞臺，恰恰是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經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實現的。盡管今天的中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表現地非常活躍，然而這種活躍與辛亥革命前后中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所表現出來的活躍卻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上的不同，不過就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國等西方大國的剝削與壓榨，或者是為了免受美國等西方大國在國際政治上的欺凌與侮辱而主動地獻媚而已。　　

如果說對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幾千萬的工人失業、幾千萬的農民失地、上千萬的婦女失身、多得無法統計的兒童失學這樣的苦難，處在當前中國社會底層的人民大眾還能忍受的話，那么對經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經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后而昂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華民族如今卻再次遭受到了貨輪被扣、大使館被炸、保家衛國的軍機被撞、外交官被打、領土被強占、領海被瓜分這樣巨大的恥辱以及因此而對中華民族的生存所造成的巨大威脅，中國社會底層的人民大眾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忍受。因此當中國社會底層的人民大眾發現了造成中華民族目前這種危險處境的原因并試圖改變這種處境的時候，茅于軾等人便開始了妄圖用歪曲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歪曲和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歪曲和否定中國人民革命的歷史的這種卑鄙無恥的手法，來擾亂人們的正常反思和對試圖現實的任何改變而使中華民族能夠繼續保持目前的這種狀態。　　

盡管茅于軾等人為了歪曲和否定歷史可以不顧廉恥，也可以不擇手段，然而中華民族用鮮血、特別是用中國社會底層人民大眾的鮮血寫就的歷史，又豈能為謊言加無恥所顛覆？且不論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國在自己的國土上繼腐朽沒落的滿清王朝之后繼續遭受到了帝國主義列強制造的“沙田慘案”、“五卅慘案”、“沙基慘案”、“萬縣慘案”、“漢口慘案”、“南京慘案”和“濟南慘案”等這樣一系列的欺辱，而且就連茅于軾為了歪曲歷史而信口雌黃地編造出來的抗日戰爭結束之后就已經站起來了的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實際上又是處于怎樣的一種狀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法國很快就被德國擊敗，其在東方建立起來的殖民體系也隨即被日本打垮，因而法國暫時退出了列強的隊伍，同時也失去了在我國的一切權益。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不僅嚴重地侵犯了美英兩國在我國所取得的巨大利益，而且還對美英兩國的自身形成了巨大的威脅。珍珠港事件爆發后，美英兩國被迫卷入了對日作戰。為了拉住在抗日戰爭中一直搖擺不定的蔣介石繼續堅持抗戰從而減少自己的壓力，美英兩國遂主動與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協商，修改、廢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條約，答應部分放棄由于日本侵華戰爭而實際上早已喪失了的在華利益。美國就是通過這樣毫無實際意義的一點“恩賜”，就換得了直到今天還有許多糊涂的中國人因此而感恩戴德。然而二戰結束后，不僅新的條約在實質上沒有得到履行，而且舊的不平等條約也并沒有被實際廢除。這一點，從戰后英國繼續霸占了香港并仍然擁有其軍艦在我國內河任意航行的權力就能夠得到充分證實。在以后形成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我國由于進行反法西斯作戰的時間最久、犧牲的最大，而且更主要是由于美國意識到了在打敗德、日、意法西斯之后，世界上只有蘇聯才是它唯一的爭霸對手，為了在與蘇聯在未來的爭霸中處于有利的地位，所以美國在與蘇聯進行了一番討價還價之后，才為當時的中國爭取到了一個虛幻的大國地位，我國因此而成為了當時的世界“四強”之一，并成為了日后成立的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的一員。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由于日本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卻發揚了“一億玉碎”的武士道精神，負隅頑抗，拒不投降。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主力的美國，為了減少自己的人員傷亡和物質損失，不得已邀請蘇聯參加對日作戰，而蘇聯則趁機來個獅子大開口，開出了戰后恢復沙皇俄國時期在我國曾經取得而又因日俄戰爭的戰敗而喪失了的大量權益這樣的條件，于是就有了美英蘇這三個真正的世界大國以犧牲另一個所謂的世界大國----中國的利益為條件來換取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并共同逼迫中國接受的雅爾塔協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一個大國蘇聯占領了中國的旅順大連地區和中長鐵路，并將外蒙古從中國分割了出去；另一個大國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在青島、天津、秦皇島、北平等地登陸并長期駐扎，而陳納德的“飛虎隊”也繼續賴在中國不走；就連大英帝國這個破落戶也仍然繼續霸占了香港并擁有在中國內河的航行權。于是，也就有了蘇軍在中國東北大肆拆運日本留下的機器設備的事件；也就有了美軍士兵和“飛虎隊”隊員強奸中國女大學生和武漢名媛的事件；也就有了英國繼續占領香港的問題；后來也就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了在中國長江中航行的大英帝國海軍軍艦的“紫石英號”事件。作為世界上四個大國之一中國的國土上，同時有其他三個從意識形態到國家利益都嚴重對立的大國的軍隊出現，而且還都擁有實際上的治外法權，世界上有這樣站起來了的大國嗎？

就是由于為了拉住我國繼續堅持抗擊日本法西斯，所以美英兩國才除了給予我國一定的援助物質之外，又假惺惺地廢除了與我國歷屆政府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可是，舊的不平等條約雖然被廢除了，可新的不平等條約又簽訂了。根據美英蘇三個大國簽訂的雅爾塔協定，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個條約不僅使外蒙古從我國分割出去并接受了蘇聯的控制，而且還使蘇聯獲得了蘇軍可以駐扎旅順大連地區、中長鐵路由中蘇共同經營等多項權益。特別是國民黨政府與美國在一九四六十一月四日簽訂的那個貌似平等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更是給我國的主權和政治、經濟權益帶來了巨大的傷害。這個條約的主要內容有：“美國國民在中國享有居住、旅行、經商包括從事制造加工、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事業的自由。享有租借、租賃土地，選有代理人或員工的自由權利；美國商品在中國繳納進出口關稅和內地稅，享有與中國商品和第三國商品同等待遇；包括軍艦在內的美國船舶可以在中國開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內自由航行，必要時可以開入任何不開放的口岸、地方或領水”。條約雖然規定了中美之間具有對等的權利，但是由于當時的中國遠遠地落后于美國，所以條約中規定的給予中國方面的權利，中國卻由于自身的原因根本就做不到，因此，條約中規定的對等權利實際上也就成為了美國單方面的權利。這個條約，如果用在如今中國的那些先富起來的人中很流行的一種丑惡的現象來解釋，那就最清楚不過了：如果一名陽痿患者去參加換妻俱樂部，結果你想會怎樣？不外乎就是人家的老婆還是人家的老婆，而你的老婆可能也要成了人家的老婆了。所以這個表面上看起來非常平等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實際上根本就不平等。就是這樣一個處于兩個超級大國激烈爭奪之中連主權和領土完整都維護不了的國家，能說是站起來了嗎？

中華民族為什么總是挨打并遭受屈辱？就是因為我們中國沒有站起來。我們中國為什么沒有站起來？就是因為中國的人民大眾不僅沒有站起來，而且還更被洋奴買辦漢奸和文匪精英們踩在了腳下。洋奴買辦漢奸和文匪精英們雖然對內有把勞動人民踩在腳下的能力，可對外卻沒有能夠支撐起中華民族偉岸身軀的骨氣。因此每當外敵入侵、國難當頭的時候，洋奴買辦漢奸和文匪精英們不僅總是將人民大眾丟棄給兇殘的入侵者，而且還經常出賣人民大眾以換取自己的利益。如號稱是“新儒家三圣”的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當日本鬼子打來的時候，他們都個個跑得比兔子還要快；而象對勞動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黨人都兇殘到了“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這樣程度的汪精衛，在比他更為兇殘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卻恭順得象一個三孫子。在我國的歷史上，每每將中華民族從亡國滅種的危機之中拯救出來的，總是那些平時深處社會底層的人民大眾。中國社會底層的人民大眾如果不能站起來，那么中華民族也就不會站起來。

盡管經常有人告訴我們說是辛亥革命打開了中國進步的閘門，然而卻從來沒有人曾經明確地指出過什么才是阻擋住了中國進步的閘門。有人牽強附會地認為，是腐朽的封建帝制阻擋住了中國的進步。但是當年世界上所有欺凌過我們中華民族的列強、如今又都成為了發達國家的這些國家，除了美國這個移民國家之外，也無不都經歷過封建帝制的時代，尤其是當年的沙皇俄國和德國以及日本在崛起的過程中，不僅都保留了封建皇帝，而且還有大量的封建制度也殘留了下來，然而這些卻并沒有阻擋這些國家的進步。因此說是封建帝制阻擋住了中國的進步，實在是與理不通。其實，真正阻擋住了中國進步的因素，有些中國人，特別是象茅那樣的文匪精英們知道得是清清楚楚的，這個因素是極端推崇“有奶就是娘”的實用主義人生哲學的儒家學說。正是由于在儒家學說的毒害之下而導致了大部分的中國人因此變得自私、趨利、懦弱和麻木才真正地阻擋住了中國的進步，因而中國才會有象辛亥革命這樣一場推翻了封建帝制的偉大革命而卻絲毫沒有推動社會進步這樣一種奇怪現象的出現。

辛亥革命最為巨大的現實作用，就在于它把中華民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現實基礎上推向了更加痛苦不堪的軍閥混戰和民族分離的四分五裂的苦難深淵，從而使在儒家學說的毒害之下精神早已麻木了的中國人在更加深重的苦難的刺激下清醒了過來，從而投身到了激烈地反抗之中，于是中華民族從此走進了全民族共同反抗帝國主義的殘酷剝削與壓迫的偉大時代。就是根據這樣的社會現實，所以毛主席才能得出“壓迫越深，反抗越重”的這個結論；辛亥革命最為深遠的歷史意義，就在于它用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太多的負面影響和孫中山先生雖然畢生致力于振興中華然而卻到老都一事無成的痛苦現實告訴了中國人，中華民族只有在毛澤東主義的指引下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挽救全民族的生存危機，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從辛亥革命的這一現實作用和歷史意義上去認識，它與毛澤東等老一代共產黨人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確實是一脈相承的。也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具有這樣的深遠歷史意義，所以我們才要紀念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先生。　　

注：本文所引用的“武昌首義”這段史料，來自于《辛亥革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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