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題記:道器變通是我研究企業家的一個基本框架,實際上中國最杰出最偉大的超級企業家是毛澤東,他是我們的祖輩,小時候我們親切地叫他毛爺爺,他是名副其實的新中國各項事業的創業者和奠基人。我們從毛澤東時代的世界級的,夠得上諾貝爾獎的科技成果人工合成胰島素開始談起,研究毛爺爺的道器變通。毛爺爺的道器變通,從空間上講,覆蓋新中國的行行業業,方方面面;從時間上看,開始形成在戰爭歲月,成長成熟于新中國成立到1970年代末,而在21世紀的今天,毛澤東培育的紅色企業家精神,依然在起著無與倫比的作用,要說典型的是華西村的道器變通,成就了“天下第一村”。過去,的的確確對此認識、總結的很不夠。今后,我們將按照企業家道器變通這個思路,作出進一步深入的總結。
1965年9月17日,中國首次人工合成了結晶牛胰島素。這是當時人工合成的具有生物活力的最大的天然有機化合物,實驗的成功使中國成為第一個合成蛋白質的國家。這是我國科學工作者在進行牛胰島素的合成實驗。
1958年,中國科學院在王應睞、曹天欽、鄒承魯、鈕經義、沈昭文等先生的帶領下,提出了“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的蛋白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的宏偉目標。這一建議立即得到國家和上級領導的大力支持。
1958年12月底,我國正式啟動人工合成胰島素課題。 然而在1958年,有關蛋白質的研究領域集中于它們的生物功能、物化性質,對結構—功能關系的了解不夠深入,對化學合成蛋白質則更是知之不多,充滿著“神秘色彩”。我國選定胰島素作為人工合成蛋白質的對象時,究竟有沒有可能實現,還是一個未知數。例如,必須解決胰島素分子中三個硫硫鍵拆開后能否再重合成原來的胰島素,因為它是雙鏈的蛋白質分子。這一問題能否解決關系到合成方案的選擇。
1959年初,人工合成胰島素的工作全面展開。首先是由鈕經義、沈昭文、龔岳亭幾位研究人員組織有關人員解決了氨基酸的大量供應的問題。天然胰島素的拆合工作在鄒承魯的指導下幾經波折得以解決,為全合成胰島素奠定了基礎……
經過短短7年時間,1965年,我國科學家終于完成了結晶牛胰島素的合成,它有著極為深遠的意義。由于蛋白質和核酸兩類生物高分子有生命現象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人工合成了第一個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質,便突破了一般有機化合物領域到信息量集中的生物高分子領域之間的界限,在人類認識生命現象的漫長過程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最后,合成胰島素工作的簡報發表于1965年《中國科學》(Science China)。
胰島素的全合成開辟了人工合成蛋白質的時代。結構與功能研究、晶體結構測定等結構生物學亦從此開始。多肽激素與類似物的合成,在闡明作用機理方面提供了嶄新的有效途徑,并為我國多肽合成制藥工業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由于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發展史上幾個里程碑的工作都是以胰島素為對象的,不少科學家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獎。例如,Banting和Best于1921年發現的胰島素為第一個蛋白質激素,可作為治療糖尿病的特效藥物,因此獲得諾貝爾獎。
1965年,胰島素工作成果發表后,也在國際上引起極大轟動,有上百名著名科學家來信祝賀。英國電視臺在黃金時間播出了中國成功合成人工結晶胰島素的消息,《紐約時報》也用大篇幅報道了這一消息。
這項科技成功的水平夠得到諾貝爾獎。
1966年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化學組主席在訪華時說:美國、瑞士等發達國家沒有合成它,你們卻做到了,這使我很驚訝;人們可以從書本上學到如何制造原子彈,但不能從書本上學到如何制造胰島素。
這項工作的主要參與者,我國著名科學家鄒承魯說:在國外對諾貝爾獎也沒我們看的那么重,也許他們人比較多,得獎人比較多,特別是劍橋,是諾貝爾獎的大戶。應該說,在馬路上在實驗室走走,動不動就可以碰見一個,我辦公室掛了一張照片,是我有一年,帶領中國生物化學代表團去訪問英國照的一個相片,六個英國人吧,六個人中三個諾爾獎獲得者。我想一個科學家他應該是真正熱愛科學的,真正熱愛科學才能夠把科學搞好,假使是為了名利去搞科學是搞不好的。假使你是為了熱愛科學,是為了探索真理去研究科學事物,也許有一天你就真能得上諾貝爾獎。
鄒承魯出生于1923年,上世紀40年代畢業于西南聯大化學系,后到英國倫敦劍橋大學,師從凱林教授研究生物化學,獲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1951年回國后,在上海生化所從事酶的研究。
鄒承魯是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學家。
可能很多朋友還不知道,鄒承魯的妻子李林也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而李林的父親正是李四光。
大家知道,李四光在新中國科學家里,首屈一指,曾經在黨的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另一位杰出的人民科學家錢學森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從鄒承魯的家庭背景,我們也許會體會到新中國杰出科學家的思想境界,也就是在科學研究能力之上的世界觀。
這里還介紹一下這個項目的領導者王應睞,他是英國歸僑,中國科學院院士,比利時、匈牙利、捷克國家外籍院士,曾任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和上海科學院院長。他是生物化學家,我國近代生物化學科研事業的主要奠基人,對我國生物化學處于國際領先地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41年王應睞受聘于劍橋大學Dunn營養實驗室,繼續從事維生素研究。他和Moore在國際上首先發現合成的純維生素A過量時有毒性,在英國生物化學雜志上發表了題為“維生素A過多癥”一文,引起各國學者的重視。
王應睞為了擴大自己的生化研究能力與視野,1943年王應睞到劍橋大學Molteno研究所,在國際著名生化學家D.凱林教授(Keilin)領導下工作,對血紅蛋白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王應睞提供完整的實驗證據,證明豆科植物根瘤中含有血紅蛋白。這一發現有助于從生物化學的角度來解釋生物進化學說,并且促進了對豆血紅蛋白在根瘤固氮中的作用的深入研究。王應睞還提純與結晶了寄生在馬胃的馬蠅蛆的血紅蛋白,并且研究了它的性質,闡明了在不同生活條件下血紅蛋白的性質與功能的關系。這項工作也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王應睞的上述成就得到凱林教授的高度評價,并一直為國外同行所引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結束。王應睞十分興奮,他謝絕了凱林教授的再三挽留,決定立即回國。凱林教授十分贊賞王應睞的愛國精神。當時交通尚未完全正常,王應睞乘船取道印度回國,被南京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醫學院聘請為生化教授。
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官吏貪污腐化,民不聊生,科學研究不被重視,就是在中央大學也缺乏實驗條件。王應睞一面授課,一面研究維生素與代謝,但是困難重重,他的聰明才智得不到應有的發揮。
1948年他離開中央大學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處擔任研究員。
1950年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成立,王應睞擔任該所的研究員兼副所長,1955年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8年王應睞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
王應睞在建立生化研究隊伍,發現和培養各種人才上做了大量工作。這是他為發展我國生化事業所作的又一貢獻。
二次大戰后,國際上酶學、蛋白質、核酸和中間代謝的研究迅速發展,成為生物化學學科的生長點。王應睞認為中國生化研究必須緊緊圍繞這門學科的生長點來帶動全局,才能使我國的生化研究盡快改變落后面貌。1953—1958年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就以蛋白質、酶、代謝(包括核酸和維生素代謝)為主開展生物化學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其中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1950年代中后期,分子生物學的興起給各門生物學科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根據這一新的動向,王應睞及時地加強了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并向有關領導部門提出應重視并重點支持這方面的研究的建議。
在對研究所的發展方向作出戰略布局以后,緊接著的任務是要有一批學科帶頭人來共同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初建立時,國內生化人才很缺,他根據生化學科生長點發展的需要,有目的、有步驟地向國外留學生發出了一封又一封邀請信。
1951年他首先請到了在凱林實驗室工作的鄒承魯。為了給他配備助手,王應睞把跟隨自己工作的有發展前途的伍欽榮讓給鄒承魯培養,開展酶的作用機制的研究。
1952年曹天欽回國,開展蛋白質結構與功能的研究,王應睞也為他配備了得力的助手,并爭取到一系列研究蛋白質的先進儀器,保證了他的工作開展。之后又陸續請到了維生素專家張友端、核苷酸代謝專家王德寶和蛋白質化學專家紐經義。為了彌補所內微生物學專門人才的空白,他又爭取到周光宇來參加工作,再加上生理生化研究所成立時來所工作的代謝專家沈昭文。就這樣,一批思想敏銳,年青有為,嶄露頭角的科學家組成了一套門類較齊全并互為補充的陣容。王應睞是一位優秀的指揮員,他善于發揮和調動各位專家的才干和積極性,并使全所上下都能心情舒暢地工作,形成了一個民主、和諧的研究集體,有相對穩定的研究方向,有探討問題的活躍的學術氣氛,有操作嚴格、秩序井然的實驗室環境,有力地促進了成果和人才的涌現。在此基礎上,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新的學科帶頭人和科研骨干。
在培養人才上,王應睞倡導的一個成功的做法是舉辦高級生化訓練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大學里沒有設立過生化專業,建院初期來所的青年科研人員幾乎都是化學系畢業的,沒有經過生化的基本訓練。王應睞參照他當年在劍橋的經驗,舉辦了高級生化訓練班,既系統講授生化的最新知識,又強調提高動手能力,掌握研究方法,選了一系列經典的研究實驗,讓學員動手去做,從中學習生化大師是怎樣做研究的。訓練班的對象,開始主要是所內青年科研人員,以后應全國各地要求,于1961年舉辦了一次大型的訓練班,有400多人參加。當年的學員中有許多人現在成了有關單位生化科研和教學的骨干。
1979年又在滬、杭兩地同時舉辦了一次大型訓練班,參加者達500人。這種集中培訓的方式,對于學員系統掌握生化的最新知識,打下扎實的生化基礎,用以從事研究或教學,實踐證明是一種良好的方法。
從人工合成胰島素的科研團隊的工作,我們同樣看到世界一流科學家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大協作,這個和“兩彈一星”的研制過程,完全是一個道,這還值得懷疑嗎?
這就是道,此道,非彼道,絕不是搞毒奶粉之類的邪門歪道,而是社會主義的科學技術探索之道,也是人民科學家為人民服務之道。
此道的形成與發展,與毛澤東的科學文化息息相關,是毛主席共產黨在科學技術上的成功之道,在這個康莊大道上,首先出現了一大批人民科學家,如李四光、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朱光亞、王應睞,等等,他們無疑是世界一流的科學家,他們有能力作出世界頂級科研成果,同時他們又是不為名不為利的共產主義戰士,一旦他們形成一個社會主義大協作團隊,其力量是可想而知的。
正因如此,新中國在毛澤東時代除了讓全世界的華人揚眉吐氣的“兩彈一星”工程外,我們還自行研制出來我們的核潛艇,以及國防用的飛機、坦克、汽車、軍艦、各種尖端武器和常規武器,到1970年代,我們擁有的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就是國防工業。
在民用工業方面,新中國的四大發明全部產生于毛澤東時代。
“新四大發明”評選活動2007年由廣東省發明協會主辦,搜狐網發起,從建國以來影響中國建設進程的數十項重大科技成果中,評選出中國當代的“新四大發明”:雜交水稻,漢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島素,復方蒿甲醚。
除了以上介紹的人工合成胰島素產生于1965年以外,另外三項成果,都是成功于1970年代,也就是說在毛爺爺晚年,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在民用上的研究與發明能力,已經開始站在世界的前沿,有些發明創造無疑是世界一流。
1973年,在袁隆平的帶頭下,終于完成了水稻雜交“三系”配套的創舉,這一創舉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水稻生產上利用雜種優勢獲得成功的國家,袁隆平以此為科學依據發表水稻有雜交優勢的觀點,打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種的禁區,徹底推翻了西方學者幾十年來關于“自花授粉作物沒有雜種優勢”的斷語。
1974年以后雜交水稻技術得到全國性推廣,僅1974年至1978年,中國的水稻單產從三百公斤提高到六百公斤,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因袁隆平和他的課題小組研究成果,成功解決雜交早稻“優而不早,早而不優”的技術難關,實現早、晚雙季雜交稻的配套,促成了中國雜交稻的第二次大發展,形成一個多類型、多熟期、早、中、晚組合全面配套的新格局,為中國增產糧食三千多億公斤。
1975年9月,王選教授的高倍率字形信息壓縮技術,字形的高速還原技術進一步成熟,并通過軟件在計算機中進行了實現。
1976年底,王選教授寫出了“748工程漢字精密照排系統方案說明”,王選教授的設計理念終于為人們所接受。
漢字激光照排系統是1975—1976年期間在封關鎖國的情況下完成設計的!!!
復方蒿甲醚:復方蒿甲醚是第一個由中國發現的全新化學結構的藥品,也是目前在國際上獲得廣泛認可的中國原創藥品。截至2005年底已被26個亞非國家指定為瘧疾治療一線用藥,它在瘧疾這一高傳染性疾病治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復方蒿甲醚仍是惟一被世界廣泛承認并在世界廣泛銷售的中國專利藥品,是中國惟一真正走向世界的藥品。
復方蒿甲醚的誕生,肇始于1960年代。
1967年5月23日,毛主席和周總理親自指揮部署了“523項目”。這項以啟動日期命名的重大項目,揭開了年輕的共和國研制抗瘧新藥的序幕。
1972年,科研人員終于從青蒿里提煉出抗瘧疾的化合物―――青蒿素,并于1973年在云南和海南等瘧疾高發區進行了臨床試驗。青蒿素是新中國研制的第一個化學藥品,標志著我國新藥研發取得歷史性突破。治療瘧疾快速、高效、抗藥性小的青蒿素,被國際社會譽為抗瘧藥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但為我國消滅瘧疾作出了貢獻,也使世界抗瘧事業翻開嶄新一頁。從此以后,我國科研人員在抗瘧之路上不斷奏響凱歌,他們在青蒿素的基礎上又開發出蒿甲醚等療效更強的衍生物。為克服瘧原蟲的抗藥性再次“抬頭”,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專家們又將蒿甲醚與化學藥品本芴醇組方,研制出新藥復方蒿甲醚。復方蒿甲醚既有治愈率高的優點,也有延緩抗藥性產生的特點,堪稱抗藥性瘧疾的“克星”。
從黃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是我國獲國際社會承認、在國際醫藥界最有影響的兩個藥物之一。以青蒿素為主的聯合療法治療瘧疾,3天就可見效,較傳統氯喹療法減少了4天。臨床應用30多年來,尚未發現瘧原蟲對其產生耐藥性。
世界衛生組織2004年初已經接受全球基金的撥款,擬在5年內每年出資1億―2億美元,為非洲國家從中國購買以青蒿藥物為基礎的聯合用藥,作為全球抗瘧疾首選藥物。
1991年開始,中外雙方相繼在世界63個國家、地區和相關國際專利組織申報復方蒿甲醚專利,截至2002年,已獲得包括中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歐共體等49個國家和地區的復方藥物發明專利權,成為我國率先在國際上獲得專利的化學藥品,也是世界復方類藥物中擁有發明專利保護國別最多、專利覆蓋面最大的藥物之一。
其實,在毛澤東時代還有很多重大發明,人們至今都沒有做完成的總結。比如李四光領導的科研團隊發明的陸相生油(terrestrial facies of petroleum)理論及其應用,就是一例。
陸相生油,是資源地學術語,是指陸相沉積條件下的石油資源形成過程。人類發現并利用天然氣和石油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但是應用近代科學技術手段發展石油、天然氣只是近100多年的事情。經過不懈的理論探討和勘探實踐,人們逐步確立和完善了系統的油氣生成、聚集和油氣藏形成、分布的理論。這一理論的基礎和結論都認為,石油的生成和油氣藏的形成都是在特定大地構造單元內的海相環境中進行的。
中國在大慶、大港、勝利等地連續建成大油田,陸相成油理論的作用功不可沒。此前,人們一直認為只有在海相地層中才有可能出現的大的油田,西方人確認中國貧油,就因為中國一些大型中新生代盆地多為陸相沉積,我們的科學家經過研究提出了只要條件適宜,陸相沉積也可能生成大油田的理論。這個基礎理論的突破,讓我們發現了自己腳下的油氣資源。發現大慶油田的第一功臣李四光是中國地質力學的奠基人。
李四光曾在1954年的《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勘探的遠景》一文中,論證了新華夏體系沉降帶有良好的生油、儲油的條件,指出我國找尋天然氣、石油的廣闊的前景,提出了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等地開展石油普查的意見。1952年李四光開始任新中國地質部部長。李四光領導了當時的全國地質普查,也批準了大慶的勘探計劃,所以成為新中國發現大慶油田的第一號功臣。
大慶石油會戰,甩掉貧油國帽子,這對于新中國來說可以說是工業上革命性的變化。
在大慶出了個以鐵人王進喜為代表的工人英雄群體,鐵人喊出“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口號,可以作為中國工業時代的創業精神,也就是現在講的企業家精神。
偉大領袖毛爺爺教導我們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什么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
毛爺爺領導的新中國創造的科技奇跡還少嗎?
這些奇跡都是看見,摸得著的有形之物。
由于毛主席堅信“精神可以變物質,物質也可以變精神”,所以在毛澤東時代,英雄的中國人民,不僅用戰爭年代流傳下來的艱苦創業精神創造了舉世罕見的物質財富,而且又在創造物質財富的過程中,提煉出新的新的精神,新的文化。
這樣,精神與物質的互換,道器變通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良性循環。
從戰爭年代延續下來的精神,有很多是以黨員干部的文化習慣保持下來的,這也影響了象李四光、錢學森這樣的大科學家,當“鞍鋼憲法”形成并在全國推廣以后,我國工廠、人民公社、機關、學校,加上始終保持者紅軍精神、延安精神的部隊,我國整個社會的就已經具有了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文化風格和氣派,那個時候的單位就有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的企業文化,基層勞動者(工人、農民)參與管理,干部、技術人員參加勞動,工人、干部、技術人員三者結合,后來又加了一個老中青三結合,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這就在現代管理的決策程序、機制、制度上,進一步把毛主席共產黨在戰爭時期形成的群眾路線,進一步體現出民主化、科學化、規范化的理論與實踐模型來。
這種管理方式,在公有制基礎上,創造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新模式,被稱為比福特流水線更先進搞得后福特主義。
在研究大寨、華西、南街這些共富村時,我們明顯的感到從陳永貴,甚至更早的合作化時期,當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開始形成的時候,那些被偉大領袖毛主席就敏銳的發現的“群眾中涌出了大批的聰明、能干、公道、積極的領袖人物”,后來并沒有消失,這樣的“群眾領袖”就是現在郭鳳蓮、吳仁寶、王宏斌這樣的紅色企業家。
這是毛澤東文化的強大生命力使然。
令人驚嘆的是,最近幾十年里,要說綜合發展搞得好的,真正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也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按勞分配,共同致富的竟然是共富村里的這些土里土氣的農民,但是他們不是一般的農民,他們是毛主席培養的紅色企業家。
這些紅色企業家,每個人都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人物,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領著自己那個村都是自主經營的,完全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干出來的,也就是他們成就事業靠的是道器變通,只不過他們的道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毛主席指引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之道。
這樣看來,毛爺爺的道器變通,從空間上講,覆蓋新中國的行行業業,方方面面;從時間上看,開始形成在戰爭歲月,成長成熟于新中國成立到1970年代末,而在21世紀的今天,毛澤東培育的紅色企業家精神,依然在起著無與倫比的作用,要說典型的是華西村的道器變通,成就了“天下第一村”。
過去,的的確確對此認識、總結的很不夠。今后,我們將按照企業家道器變通這個思路,作出進一步深入的總結。
今天在我國首次成功合成人工胰島素46周年之際,引出這個題目出來。
從文化上講,毛爺爺的道器變通在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所以我們一直就叫毛澤東文化。今后,我們將把對毛主席的熱愛,化作力量,去更加深入研究他老人家建立的豐功偉績,從而把毛主席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更好地推向前進。
(待續)
參考 企業家成就事業的道器變通[2009-02-18 08:10] (發表在《經營與管理》雜志)
毛澤東的科學文化:解放思想與自主創新的典范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1A50B577DA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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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為合作化的“群眾領袖”而興奮[2011-01-10 13:29]
1949年毛主席稱“我們要做生意”完全正確[2011-09-07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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