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作、低能的政治吹鼓手　　

——評辛子陵和他最近的一場演說　　

凌  寒　　

4、關于“重建個人所有制”批判的補遺

按照“勝王敗寇”的觀點，中國的封建幫閑文人曾經對新王朝建立前的動亂年代和各路敗寇有這么個評價，叫做“為圣人驅除云爾”。　　

什么意思呢？按照魯迅先生冷峻幽默的歸納，就是“那些作亂人物，從后日的“臣民” 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燈下漫筆》），所以這里我對辛子陵和他的朋友們也有類似的感謝，因為沒有他們這樣“尋根找據”的亂說一氣和主動“驅除”，我們也不可能這么快的能和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有個真正親密的擁抱，不可能這么深這么用力。　　

因為辛先生，我特地找了《資本論》和《反杜林論》兩大巨著的有關論述，也因此提高不少，這是非常值得感謝的。　　

根據我讀上述論述的體會，要正確認識馬克思說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是怎么回事，我們首先必須明白什么是唯物辯證法。　　

那么，什么是唯物辯證法呢？　　

說到底，唯物辯證法就是把一個事物作為某種矛盾運動的部分環節和部分過程，并對該事物的發生、存在、消亡各階段內部矛盾力量的對比、轉化、對事物性質的影響作出科學論斷的方法。　　

顯然，按照這樣的定義，唯物辯證法和詭辯是有明顯區別，根本的就在于一條：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個人的喜好和主觀目的出發。　　

同樣，按照這樣的定義，唯物辯證法和僵化的、教條式的對唯物辯證法的描述及教學也有著明顯區別。　　

第一，唯物辯證法不等于“正反合”，因為唯物辯證法對應的是現實事物的內部矛盾運動，僅以“正反合”作為對辯證法的描述顯然失之僵化，扼殺了辯證法對紛繁的現實世界分析把握的勃勃生氣。　　

第二，唯物辯證法也不等于“四個特征”，道理同上，過于強調一得之見，那就會失之盲人摸象，同樣是對活的辯證法的扼殺。　　

第三，“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轉化觀點”才是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內容，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兩個規律只是對“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轉化觀點”這個唯物辯證法核心的動態特征描述，而且，在對“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轉化觀點”這個核心的把握中，如果忽視了“矛盾運動”本身，只強調“對立統一”，就會滑到機械僵化的觀點上。而不掌握核心，耽于特征描述則必然流于庸俗，也就會使辯證法失去生氣。　　

按照這樣的認識，我們來分析下人類的社會生產所有制類型的演進及其原因。　　

原始社會階段，主流的是生產資料氏族集體所有制，分配方式是人人有份。之所以被后來的奴隸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取代，根本的原因是生產力的已經有所進步，青銅的工具出現并開始逐步取代石器工具，使這個環境的人們初步擺脫了生存危機，從而使發展有了可能。于是，掌握實際權力的氏族領導人獲得了財富向個人手中逐漸集中而又不會受到輿論過分指責的機會，積累了大量的財富。　　

通過財富的積累，使得這些原始社會的財富的擁有者在走出生存危機邊緣的同時，也獲得了對人（奴隸，也包括破產的氏族成員）的某種程度的控制權，從而使在個人組織勞動生產成為可能，而對財富的極度追求則進一步刺激了這種沖動，也使得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生產勞動范圍的擴大都成為必然。在這種情況下，原始社會的財富擁有者的財富就從原來生活資料性質逐步轉向了生產資料性質，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就準備演變成了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　　

于是，人類社會的第一個生產資料私有制在這個原始的公有制社會出現了。而我們說的私有制，本質也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　　

生產資料私有制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它的出現，不僅使得財富的所有者對氏族其他成員取得了壓倒性的經濟優勢，而且政治優勢也因此而極度膨脹。　　

于是原始社會解體就成為不可避免，第一個私有制社會——奴隸社會的到來就成為必然。　　

也就是說，奴隸制的私有制取代原始社會的公有制（氏族集體所有制），是生產力進步的結果，更準確地說就是工具革命的結果，生產工具的革命（青銅工具取代石器工具）不僅帶來了生產力的提高，還帶來了社會制度的變革。　　

同樣，封建社會取代奴隸社會也是工具革命的結果，這次是鐵器工具取代青銅工具帶來的生產力進步的后果。　　

由于工具的進步，勞動者生產的產品滿足奴隸主需要的同時，也具備了一定程度上滿足奴隸需要的條件，而奴隸社會這種嚴重壓制了生產者積極性的社會制度則嚴重妨礙了這種工具進步帶來的生產力進步的發揮。于是，允許奴隸轉化為具有一定人身自由的農奴或農民就成為了奴隸主賺取更多經濟利益的上好選擇。在這種情況下，解放奴隸就成了歷史趨勢，無論奴隸主本心愿意不愿意，為維護和擴大自身權益的他都必須這么做，歷史就這樣不以人主觀意志為轉移地走到了封建社會。　　

隨著封建社會工具的不斷改進，生產力的不斷提高，產品交換的重要性也在不斷提高，這就大大提升了商人在社會上的地位。統治者當然可以極力壓制商人，但是這只能起到一時壓制的作用。根本的來說，商人的地位在封建社會一直是在提高的，即使是中國這樣抑商崇儒的社會，商人地位自從西漢開始受到壓制，但到了明朝氣勢已經明顯抬升，儒生只剩下了嫉妒和期盼統治者打擊了，而統治者的打擊已經明顯大不如前了，因為交換的作用在不斷提高，不僅大大擴充了商人的經濟實力，事實上也大大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　　

這樣，商品生產就歷史上第一次提到了推動社會發展的高度。過去的社會有商品，也有小規模的商品生產，但是不具備社會主導力量的地位，因為生產力的水平還沒有達到觸發大規模商品生產的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為商品交換而進行的大規模社會生產開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奴隸制下的生產，是為滿足奴隸主需要進行的，有大規模的人卻不具備社會性。封建社會下的生產，是農民的小私有生產，部分產品是為了滿足社會需求，但主要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只有自這個時期起，商人組織下的商品生產，不僅生產是上規模的，而且社會化的，產品也是幾乎全部為了滿足社會其他成員需要而不是自己需呀的，唯一不具備社會性的就是這種生產的所有制度，就是它依舊是私有制度的。　　

這樣，除了私有制本身，由商人轉化而來的新興資產階級在社會上的貢獻明顯比地主和地主階級的統治代表對社會的貢獻要大得多，這就造成了新的階級力量對比不平衡，資產階級走上政治舞臺和地主階級走下政治舞臺就成了歷史必然趨勢。　　

資產階級大革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同樣的，它也是工具革命的結果，是生產力進步的后果。　　

這里我們已經論述的非常明白了，在資本主義這樣的生產和分配制度下，除了所有者不是社會本身外，一切生產和交換都已經是社會化的了。在經歷了幾千年的私有制后，生產和交換的社會屬性再次凸顯了，這種社會屬性和私有制的沖突也越來越突出，每次矛盾的爆發都是一場經濟危機，每次經濟危機都是以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不斷向生產和交換的社會屬性讓渡管理權利而告結束。時至今日，這種情況仍然沒有改變，歐美金融危機的發生是因為這個原因，它的消化和結束也必然要以私有制向社會屬性繼續讓渡權利而結束。正如紅樓夢中的“正邪兩氣賦”所說　　

“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至搏擊掀發后始盡.”　　

可以說，資本主義私有制最終向社會屬性徹底投降是歷史的必然。　　

這時再聯系前面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話　　

“我們要消滅私有制，你們就驚慌起來。但是，在你們的現存社會里，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被消滅了；這種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不存在。　　

……　　　　

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再聯系辛子陵等引用的馬克思的話　　

“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力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我們就可以明白，馬克思說的“重建個人所有制”和辛子陵等倡導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是何等大的差距。　　

馬克思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指的是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對社會屬性的背離后，從社會角度建立起完全保障每個社會成員正當的對社會產品的占有、消費和享用的權利。　　

這種權利，表面是對原始社會的回歸，本質上卻有明顯區別：　　

原始社會是生產、生活資料氏族集體所有制，共產主義社會是生產、生活資料社會成員全體共有制度；　　

在分配權利上，生產力低下的原始社會是基本生存保障式的分配，共產主義社會是根據個人消費和享用需要分配，也就是“重建個人所有制”（對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十分之九”幾乎沒有私人財產而言）。　　

同時也必須指出，這種個人的消費和享用，也是包括勞動權利的，這和那種白吃白喝白要的私有制下的人的認識是有根本區別的。　　

而辛子陵等人喋喋不休的論述的唯一目的，則和分解原始社會是一樣的，就是瓜分公有制，重建生產資料私有制，敦促整個中國社會向資本主義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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