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作、低能的政治吹鼓手　　

——評辛子陵和他最近的一場演說　　

凌  寒　　

3、戳破辛子陵的“重建個人所有制”鬼話　　

要嚇人，拉虎皮、作大旗是基本路數；　　

要騙人，掛羊頭、賣狗肉是基本伎倆。　　

為了反馬克思主義，借社會主義的尸還資本主義的魂，辛子陵和在這兩樣上可謂是不遺余力，和他的狐朋狗黨們積極唱和，大有妖風蓋過正氣的架勢。　　

“重建個人所有制”正是辛某人和他的狐朋狗黨們近來唱得比較熱鬧的一個“新”理論突破。據辛子陵和他的狐朋狗黨說，他們的“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來自馬克思的《資本論》，由于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在理論上的偏頗和無視，以至于被埋沒了，直到現在才重見天日，放射出應有的理論光輝。　　

因此，辛某人現在是逢人說項、到處念叨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即使是在這篇和“重建個人所有制”聯系不大的演講中，辛子陵也不忘贊美中國八十年代“重建個人所有制”的豐功偉績，而且，還把在中國“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勛勞頒給了鄧小平。　　

 “當“大救星”死去，否定了“三面紅旗”，解散了人民公社，鄧小平允許農民包產到戶，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時候，農民才真正得救。”　　

文人說書氣死藝人。寥寥數語，辛先生便使文氣跌宕起伏，幾句話間，辛先生便使文勢風生水起，單田芳再能說書，只怕比辛先生還是差了點兒。　　

但問題是　　

第一，鄧小平從沒有說他是如何讀《資本論》的，更不要說“重建個人所有制”，至今也沒有相關論述或談話現世。如果有，這方面重視理論建設的中共中央我想肯定不會保密，特別是辛子陵先生和他臭味相投的人士絕對會公開宣揚還要大書特書。在張揚如斯的今天，辛先生等都拿不出鄧小平的有關論述，卻要吾等相信鄧小平倡導了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在中國的實踐，未免太大話欺人、言過其實。　　

第二，包田到戶是把具體形式的社會化大生產拆分成小農個人生產，是典型的“文明復古”，就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也不是潮流，是歷史的倒車。所以，號稱社會制度是建立在資本主義文明之上的社會主義，把回歸小農生產說成是社會主義條件下“重建個人所有制”一種具體形式，究竟是在開文明倒車還是推動文明進步，不言而喻。　　

第三，辛先生的理論品格值得商榷，在“重建個人所有制”問題上是不是歪嘴念經值得商榷。　　

“重建個人所有制”的上述說法，當今中國理論界中也只有辛子陵先生和他的狐朋狗黨們在宣揚和論述，而混跡其間的辛先生和他的朋友們能不能真的算是理論界中人還得另論。　　

從辛先生和他的朋友的行止表現看，辛先生等的理論闡述和行動宣傳更像是一種典型的“職務”行為，遠不是學者行為，更像個吹鼓手，而不是素心人。　　

雖然辛先生和他的朋友在這理論上言必稱馬克思，但和馬克思那樣安心在圖書館和社會基本面搞研究并不相同，和做素心理論研究一般學者風范并不一致，而是更傾向于“我發現了！”的轟動效應和故作奇語的政治熱炒　　

不僅如此，辛先生和他的朋友的表現和列寧、毛澤東等人也不一樣。　　

列寧、毛澤東師承馬克思，是典型的實踐哲學，是政治理論家和實踐家的有機統一。對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毛澤東從來是法意不法言，總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結合事實去闡發，從來不生吞活剝原話，從來是用實踐的正確性樹立政治上的權威性，絕不搞搬原話做教條來顯權威的做法，不做踩高蹺的矮子。同樣，列寧也只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充分論證的基礎上，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話佐證，從不玩帽子戲法，不玩把馬克思、恩格斯某個具體論述教條化、甚至是故意曲解的把戲，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權威地位的確立，從來都是科學實踐的結果，從來不是抱著金字招牌喋喋不休的成就。　　

相比列寧、毛澤東等，辛先生和他的朋友就正好相反了。他們從來都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玩生吞活剝和帽子戲法，從來都是法言不法意的，生吞活剝借以大話欺人、滿足私意。　　

這里需要解釋下三個概念。　　

什么是“生吞活剝”呢？生吞活剝就是不管作者本意，只是在滿足自己目的的條件下只言片語式的引用作者原話。　　

什么是“帽子戲法”呢？帽子戲法就是借重名人效應，自己的全部論述或主要論述只是拿著被引用者的原話而不是保證原意的前提下作為大帽子搬出來嚇人，借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什么又叫作“法言不法意”呢？法言不法意就是引用他人的只言片語從來不看作者原話的時間、地點、環境及本心，而不顧本意是否相反，只看這樣引用是否自己合意。　　

例如，辛先生和他的好朋友謝韜合著的《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與中國改革》玩的就是這個把戲。　　

限于原文太長，文中不再抄錄。留作附錄，大家不妨作為奇文共賞，看看本文對辛先生和他的朋友如此評價沒有委屈了他們。　　

那么，辛先生所說的“重建個人所有制”和馬克思說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是不是一回事呢？　　

本文可以負責任的告訴大家，根本不是一回事。　　

有一點本人比起辛先生來很慚愧，因為至今沒有正經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只是認真研讀并點評過高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和《哲學原理》這樣的高校教材，讀過些馬克思、恩格斯的短篇論述，比如《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發展》、《共產黨宣言》等等，磚頭巨著上比不得辛先生，所以在啃原著和啃巨著上還得繼續向辛先生學習，這里先致個敬。　　

本文想告訴大家的是，馬克思主義是各方面都氣脈相通的完整體系，所以，不一定要讀完全部原著才能明白馬克思主義想說什么，只要你正確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把握住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切中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和分析方法，那么，判斷一個事物是否具有時代先進性，判斷某句話的引申引用是否真實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是可以得出正確結論的，不一定非得生吞活剝了馬克思他們，才算具備理論權威或科學評判的資格。　　

在和謝韜先生合作的大作中，辛先生等是這樣引述馬克思的話的　　

 “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力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為此，辛子陵解釋說，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含義是　　

“第一步，把原屬于資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廠等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由政府控制起來；第二步，政府要尋找一定的形式將社會財富回歸社會，回歸人民，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這里，辛子陵先生及其同伙刻意歪曲了馬克思主義。　　

第一，社會化不等于國有化，只要這個社會的人剝削人的制度沒有根本改變，國有化就只能起到加強資本主義統治地位的作用而不是削弱。　　

第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述，社會主義在全球勝利后，政府等國家機器將不復存在，在這個階段談“政府”作用顯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如果還是一國勝利論，那這個理論就不是來自馬克思而是遭到辛子陵等猛烈抨擊的列寧，這又違背了辛子陵等人的極力倡導的“回到馬克思”的觀點。　　

顯然，不管怎么說，辛子陵等的“重建”言論在這里都將進退失據。　　

第三，“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是有所指的，這絕不是在號召從公有制的社會化大生產退回到私有制的社會化大生產，更不是象辛子陵等人說的“包田到戶”那樣的私有化小農生產。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特別指出　　

“我們要消滅私有制，你們就驚慌起來。但是，在你們的現存社會里，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被消滅了；這種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不存在。可見，你們責備我們，是說我們要消滅那種以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沒有財產為必要條件的所有制。　　

總而言之，你們責備我們，是說我們要消滅你們的那種所有制。的確，我們是要這樣做的。 　　

從勞動不再能變為資本、貨幣、地租，一句話，不再能變為可以壟斷的社會力量的時候起，就是說，從個人財產不再能變為資產階級財產的時候起，你們說，個性就被消滅了。 　　

由此可見，你們是承認，你們所理解的個性，不外是資產者、資產階級私有者。這樣的個性確實應當被消滅。　　

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從這段話中我們能看到什么呢？　　

1、馬克思主義者要消滅的私有制是指這樣的一種社會制度安排——由于這種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度，占有生產資料的等生產要素的私人及其集團可以借重這種強勢地位強迫他人為自己勞動，從而獲得組織社會生產、占有社會財富和分配社會財富的社會強勢地位，把整個社會推入不公不義，并把這種不公不義合法化，并用暴力等統治工具予以保證的政治制度。　　

一句話，馬克思主義者要消滅的就是這種借以實現人剝削人的政治安排，這樣的私有制社會制度必須消滅。　　

2、這種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社會制度，事實上剝奪了這個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對社會產品的占有權利，馬克思主義者要做的，就是消滅這種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化大生產，從而維護和實現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對社會產品的正當占有權利。　　

《共產黨宣言》提到的上述現象在現在在全世界依然是普遍存在的。不僅是在發達國家存在，而且占世界國土面積近80%、人口近90%的第三世界國家之所以普遍貧困，人民正常生活甚至難以為繼，根本的原因也是因為這個制度安排，這個世界上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能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集體掠奪正是因為這個制度安排。　　

那么，我們要問問辛子陵先生和他的狐朋狗黨們，自詡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應該是與發達國家同流合污呢，還是應該繼續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使命呢？　　

3、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重建個人所有制”，不是回到任何一種借以實現人剝削人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制度安排，而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實現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社會制度安排，保障每個人公平獲得社會財富分配的權利，而這才是“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真實含義。　　

正是因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在從古到今的各種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這些社會制度下的絕大多數人不能獲得公平合理社會財富分配的權利，所以社會主義者才要把實現社會財富在全體社會成員間的公平分配作為政治理想，才要號召打倒一切不公不義，號召建設共產主義！　　

不是嗎，作為著名黨史學者和中共黨員的辛子陵先生？　　

再次對比一下吧！　　

所謂的“重建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究竟是在號召“重建生產資料私有制”，還是在號召建立社會成員人人有份的“社會財富公平分配制度”！　　

是誰在刻意曲解馬克思的原意，是誰在打著紅旗反紅旗？！　　

還用得著搬著磚頭巨著喋喋不休嗎，辛先生？　　

附：辛子陵、謝韜在《炎黃春秋》發表的原文

                  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與中國改革

                  作者：謝　韜、辛子陵

                  原載2007年第6期《炎黃春秋》
                  ●　謝　韜　　辛子陵
                  　　長期以來，占統治地位的理論宣稱公有制、國有化是社會主義的最高原則，隱瞞馬克思關于在公有制、國有化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主張。這一理論上的修改，后果極其嚴重。我們以為，重建個人所有制，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個行之則一言可以興邦，違之則一言可以喪邦的大問題。
                  　　馬克思設想革命勝利后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道路分為兩步：第一步，把原屬于資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廠等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由政府控制起來；第二步，政府要尋找一定的形式將社會財富回歸社會，回歸人民，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個意思見《資本論》第1卷第832頁：“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力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到寫《資本論》第3卷的時候，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現，使馬克思不僅找到了把生產資料“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形式，這就是股票（見《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頁）。股票這種占有方式，是“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恩格斯《反杜林論》，大字本第6分冊第334頁）。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小小一張股票，體現了社會所有與個人所有的統一，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統一，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的統一。重建的這種個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個人有份的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又包括由這個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派生出來的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是一種以個人私有為基礎的均富狀態。馬克思對公有制的定義，就是讓自然人擁有生產資料，人人有份。這就是社會化，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
                  　　列寧、斯大林，包括我們的毛澤東主席，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視馬克思關于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句最重要的話，把公有制異化為政府所有制，實際上變成對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社會各階層人民的剝奪，這是前蘇聯、東歐與改革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失敗的理論根源。他們先把大企業收歸國有，然后又對中小企業、手工業和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一切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經濟體制，一切歸公。
                  　　那么誰代表“公”呢？回答是國家；誰代表國家呢？共產黨執政的政府；誰代表政府呢？被委派到企業的干部，以及領導這些企業干部的政府官員。名為公有制、國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一較真，一落實，實際上蛻化成一種“官有制”。把本該回歸社會的財富抓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控制全部資源，政府包辦所有企業，政府成為高度壟斷的總資本家，全國人民都成為政府的打工仔。恩格斯早就告誡不要把“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也都是社會主義設施了”（恩格斯《反杜林論》大字本第6分冊第332頁）。
                  　　長期以來我們所受的政治教育就是公有制、國有化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境界，公有制、國有化的比例越高就越好。這是不正確的，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在所有制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原則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只要適合，私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公私合營、中外合資等等所有制形式，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公有制企業主要是必須由國家壟斷的企業（如鐵路、航空、銀行），私人無力興辦的企業（如核電站、石油、天然氣），以及公益性企業（如城市公共交通、郵政、自來水）。這些企業帶有全民福利性質，不以贏利為主，要靠國家投資和補貼。社會自然演進的結果是混合經濟，是所有制多元化。“一大二公”的追求是一種“左”傾愚昧。
                  　　不執行馬克思關于“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這一條，實行絕對的國有化，這就注定了這些國家的人民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沒有熱情，注定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永遠趕不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注定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將作為阻礙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落后的生產方式被歷史淘汰。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原因可以說出許多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觀察，最根本的是沒有重建個人所有制。社會主義國家形成定制的那種政府壟斷生產資料，名義上屬于全民實際上人民沒份的占有方式，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會貧困、精神屈從和政治依附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5月第136頁），取消“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一條，就割斷了人民與“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一切聯系。勞動人民歡呼革命之后發現，政府成了“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自己的“社會貧困、精神屈從和政治依附”地位并沒有變化，所謂“全民所有”是一種空話。這使人民想起了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一個著名口號：“一切為了人民，但一切不要人民參與”（薩爾沃·馬斯泰羅內《歐洲民主史》，社科文獻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35頁引）。執政黨不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當家作主”，而且在經濟上“代表人民”掌控全國財富；在輿論上執政黨還“代表人民”謳歌這種剝奪了人民一切的制度是“共產主義天堂”。年深日久，官有制企業必然成為貪污腐敗的溫床，成為產生特權階層的土壤。官僚資本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必然會尖銳化起來。前蘇共黨員、現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一語中的地指出：“蘇聯和蘇共垮臺的基本原因是對財產、權力和真理的壟斷”（1995年8月10日答記者問）。
                  　　社會主義國家只要執行馬克思的第二步，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是可以發展起來，躋身先進國家行列的。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停滯衰退和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證明了這一點。鄧小平這一套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判斷是非的不是塵封的歷史文獻，是現實的社會生活，是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改善程度。鄧小平時代的勞動生產率比毛澤東時代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33倍。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馬克思主義戰勝“左”傾主義、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真社會主義戰勝假社會主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經過鄧小平、江澤民、HJT三代領導人的持續努力，還是這個中國共產黨，還是這個中國，還是這些中國人，中國崛起了。2004年5月26日WJB總理在世界銀行全球扶貧大會上宣布：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從1979年到2003年，國民生產總值由3624億元，增加到11萬6900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增長了8.4倍；同期，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年均增長7%；按現行匯率計算，2003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090美元，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2006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已達到了21萬億元。
                  　　毛澤東同志在民主革命時期，提出來的政綱是“打土豪，分田地”。第一步是沒收地主的土地，第二步是將土地分給少地、無地的農民。這和馬克思主張的第一步沒收資本家的財產，第二步重建個人所有制的主張是一致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綱具有極大的動員力和號召力。毛澤東等同志領導的中國土地革命和農民的個人利益是一致的。《孫子兵法》說，上下同欲者勝。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得到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援。這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根本原因。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共領導的那場全國土地改革是正確的，問題出在立刻搞合作化和公社化，“一大二公”，把分給農民的土地又收回來，打破了農民建立個人所有制，發財致富的夢想，用共產主義的大話和空話教育農民。我們黨取消了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政綱，也就失掉了農民的支持，遭到了幾乎毀掉一切的慘敗。
                  　　為了使大家明了這個矛盾的尖銳性，我們講一個村子里的真人真事。據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1960年在浙江省富陽縣環山村環二大隊的調查，一個勞動日日值是三分錢，就是說農民勞動一天掙來一根冰棍錢（當時最便宜的冰棍三分錢一根）。富陽地區是著名的魚米之鄉，人民歷來豐衣足食。公社化后一個中等勞動力在隊里干一年活，只分二元五角三分，換不回口糧。全隊二百二十四戶，戶戶倒掛，都欠隊里的債。全隊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債48元1角8分（《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共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頁）。這欠款并不是社員借錢娶媳婦、蓋新房了，欠的是口糧錢。人民公社竟是這么一種制度，連社員的飯都供不起，人民連簡單再生產都不能維持，還奢談向共產主義過渡。這種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極低的勞動生產率，是農民對“一大二公”的報復。國家斬斷了農民和公有財產——土地和糧食——的任何聯系，破滅了農民勤勞致富的任何希望，他們怎么會有勞動積極性？
                  　　極左路線到此并沒有止步。合作化、公社化還不夠，還得割資本主義尾巴。農家母雞生了蛋，老太婆拿到集市（自由市場）多賣幾角錢買燈油都不行，這叫資本主義尾巴，得割掉，低價賣給供銷社，拿到國家手里。國家的觸角就這樣直接伸向老太婆手里那幾個雞蛋。這就是按照斯大林模式，要消滅每時每刻都產生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所采取的政策。農民當然要反抗，當他們退社的要求被鎮壓后，他們不敢再索要自己的土地，只要求包產到戶。這種經營方式，和多勞多得掛鉤，和個人利益掛鉤，是部分地“重建個人所有制”。但又不允。為了一個包產到戶，從中央到基層，多少為民請命的好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實行了三年，餓死了3000多萬人。這不是個別政策失當，是根本理論的錯誤，是根本路線的錯誤，是根本道路的錯誤，是既不能帶來富裕，又不能帶來平等的空想社會主義，應予徹底否定。
                  　　在空想社會主義道路走至幾乎山窮水盡的日子里，毛澤東退居二線，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等放開手腳，挽救已近崩潰的國民經濟，制止餓死人事態繼續發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邊的政策才能挽狂瀾于既倒，調動農民生產自救的積極性。劉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舉其犖犖大端就是所謂“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強心劑一樣，給奄奄一息的6億神州注入了活力。廣袤的農村復蘇了。農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勞動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3750億斤，比上年增加350億斤，農業走出了低谷。對于實行“三自一包”政策，劉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實，是一種戰戰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態。因為按照列寧主義和當時毛澤東的指示，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質，屬于資本主義范疇。劉少奇等只是暫時利用一下這些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政策，并沒有準備走多遠，一旦國家渡過危機，就趕緊回頭，害怕被抓住小辮子，費力不討好。在意識形態領域里他們更沒有話語權，意識形態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毛澤東手里。果然，危機緩解以后，毛澤東同志高揚列寧主義旗幟，批判“三自一包”，說這是資本主義道路。為什么餓死百姓的三大政策——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還被稱為“三面紅旗”高舉著，還被說成是對列寧主義的創造性地發展；救活百姓的“三自一包”倒成了彌天大罪，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黨內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挽救了國家的經濟、政治危機，但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說“三自一包”是正確的，都得跟著毛澤東批“三自一包”，直到毛逝世后為劉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劉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正確的，是為國為民做了好事。這就是話語權的厲害。所謂話語權在當今中國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劉少奇只在政策上撥亂反正，沒有在話語權上撥亂反正，承認毛的話語權，讓各級干部和全國人民喊著“三面紅旗”萬萬歲去搞“三自一包”，盡管救了國家，救了百姓，但毛澤東同志一變話，劉少奇的蓋世功勞立即變成彌天大罪。秉政者不懂得掌握話語權的重要，或在話語權上妥協投降，是要吃大虧的。
                  　　今天我們就較較真：“三自一包”究竟符合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是誰違反馬克思主義？提到理論上說，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就是馬克思說的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三自一包”的繼承和發展，是“三自一包”的發揚光大。從農村的聯產承包制到城市國營中小企業承包、租賃、賣給個人經營，大企業改為股份制，都是要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明明是馬克思的主張，左派同志卻一口咬定這是復辟資本主義。他們的論據是列寧、斯大林，也包括晚年毛澤東同志的話。改革派直接去請教馬克思。結果發現，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后，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才是正確的，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經，才是社會主義的正路。倒是列寧、斯大林和晚年毛澤東的論著中，特別是在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有許多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起碼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要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個根本問題上，他們是徹底地錯了，被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性失敗證明錯了，被蘇聯餓死1300萬人、中國餓死3000多萬人的血淋淋的事實證明錯了。斯大林和晚年毛澤東搞的那個窮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不應成為衡量今日之是非的標準。我們要高舉重建個人所有制的馬克思主義旗幟勝利前進。
                  　　我們認為，重建個人所有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可以說，改革開放的各項政策，都是為了在13億中國人民中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讓大家盡可能多地積累一點財產。盡管客觀和主觀條件不同，富裕的程度也會不同，但要讓大家共同富起來。這是建設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是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回到貧窮的大禍飯的社會主義，只有少數人靠不正當的手段發財的社會主義，都是假社會主義，都是假馬克思主義，都是對這一馬克思主義路線的背離。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目標是要讓全國人民，包括那些老少邊窮地區的農牧民，都過上小康以上水平的生活；要在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條件下，經過平等競爭，造就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就是出了比爾·蓋茨那樣的冒尖戶也要保護。
                  　　避免兩極分化是對的，但認識上有誤區。有兩種分化，一種是同向分化，一種是反向分化。所謂同向分化，就是大家的收入普遍增加，有的增得多一點，有的增得少一點。反向分化是少數人增加，多數人減少，多數人減少的部分進了少數增加者的錢袋。我們要極力避免的是反向分化；對同向分化不能反對，這是整個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一反同向分化，必然要走向平均主義，導致整個社會的停滯不前。有人看到比爾·蓋茨有500億美元財產，住那樣豪華的房子，就產生極大的義憤。他們沒看到比爾·蓋茨對美國、對人類作出了多大貢獻。比爾·蓋茨振興了美國乃至世界的IT業，美國經濟增長80%來自IT業，解決了無數人的就業問題。他和妻子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會，他們拿出來救助非洲窮人的慈善捐款就達288億美元，占他的財產的一半以上。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對這樣的人沒收財產，把他下放農村勞動，滅了這個冒尖戶。所以中國出不了比爾·蓋茨。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還自我欣賞說我國勞動人民地位高。現在中央改變了這種狹隘的、短視的、嘩眾取寵的平均主義政策，在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普遍提高的過程中，給有本事的人（他們代表先進生產力）充分的發展空間，制定《物權法》，保護他們個人合法所得的財富，是完全正確的。他們的成功不僅屬于個人，也給整個社會增加了財富，和人民大眾的利益是一致的。這不是修正主義，不是復辟資本主義，這就是馬克思說的重建個人所有制，這就是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改革開放以后，經過鄧小平、江澤民、HJT三代領導人的持續努力，開創了以重建個人所有制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將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服膺馬克思、恩格斯晚年遺教，繼承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徹底脫離蘇聯模式，回歸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定位。
                  　　（作者謝韜是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辛子陵是國防大學四級研究員，本名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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