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讀李慎明、陳之驊新作《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有感　　

20世紀90年代初，東歐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蘇聯這個有著224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國、強國，在沒有外敵入侵和特大自然變故的情況下，頃刻之間顛覆解體。眾多學者分析蘇聯解體的原因，大致有“經濟沒有搞好說”、“斯大林模式僵化說”、“民族矛盾決定說”、“軍備競賽拖垮說”、“戈氏叛徒葬送說”、“外部因素決定說”等。[①]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是內因。鄧小平說：“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②]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不是斯大林模式，也不是其它外在的因素，而是蘇聯共產黨自身的蛻化變質。　　

一、    指導思想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蘇聯解體，社會主義改旗易幟，根本的原因是蘇聯共產黨從指導思想上逐步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逐步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拋棄馬克思主義的不僅僅是蘇共高層領導集團，而是從上至下的黨員干部。　　

領導集團逐步拋棄馬克思主義是蘇共亡黨的重要誘因。列寧、斯大林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斯大林之后掌握最高權力的赫魯曉夫“馬克思列寧主義修養太差”，“善于搞權術，因而他對馬克思主義缺少堅定的信仰，在世界觀上是個實用主義者。”[③]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些重大問題一知半解，甚至模糊篡改。他全盤否定斯大林，將黨的性質改為“全民黨”，以抽象的人道主義取代無產階級專政，最終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勃列日涅夫調整和糾正了赫魯曉夫時期的一些錯誤，但他“平時不讀書、不看報，馬列主義修養太差”，基本沿襲了赫魯曉夫的“全民黨”等錯誤觀點。[④]戈爾巴喬夫則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能作為蘇共唯一的指導思想，蘇聯的社會主義是變了形的、曲解了的社會主義，改革的任務就是要摧毀這個制度，在蘇聯實現“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⑤]如果說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是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馬克思主義，戈爾巴喬夫完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領導集團背叛馬克思主義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全黨和全社會指導思想的混亂，最終導致蘇共亡黨、蘇聯解體。　　

廣大意識形態工作者的失職和背叛是蘇共亡黨的重要原因。蘇共意識形態組織領導水平明顯下降是從20世紀60年代前后開始的。蘇共多次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應該放在首位，但實際情況卻是：抽象的理論回避活生生的現實問題，空洞無味的宣傳使廣大群眾厭倦馬克思主義，暗含恐嚇或強迫的官方意識形態限制了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行政命令式的簡單化處理，使得馬克思主義在表面上高度統一，卻在實際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上層領導由于馬克思主義修養不足，經常滿足于顧問班子、專家和助手們寫的萬金油式的套話和千篇一律的官話。[⑥]馬克思主義修養水平的下降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而廣大意識形態工作者言行不一，則直接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蘇共內部出現過一些冒牌的“思想家和理論家”，他們“毫無原則、不學無術、不負責任、只想盡快升官發財”，“經常利用自己的地位，極力攫取物質福利待遇。”[⑦]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精英們過度追求物質和名利，不但造成了蘇共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還直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戈爾巴喬夫執政后期，蘇共掌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公然宣稱：“馬克思主義不是別的，而是一種新的宗教”，“馬克思主義最終使我們陷入了滅亡、落后和良心泯滅”。[⑧]正是這些人在關鍵時刻倒戈，原先的“列寧主義者”搖身一變成為反對“極權主義”的斗士。[⑨]　　

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人掌控意識形態，在實踐中的直接后果是放棄馬克思主義的輿論陣地。從上至下掌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人逐漸教條理解甚至背叛馬克思主義，必然會導致在實踐中背離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些人的領導之下，蘇共一批有影響的輿論工具先后被“新人”接管，《消息報》、《真理報》、《共青團真理報》等重要的報刊雜志均被大副調整。[⑩]正是這些報刊雜志，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煽動輿論，成了解體蘇聯的急先鋒。意識形態領域理論上的失誤導致蘇共的的分裂：黨員隊伍分裂為左中右三派，縱向出現中央委員、地方黨委和黨的基層組織三級斷裂，蘇共實際成了失去靈魂的“泥足巨人”。[11]在此情況下，蘇共的瓦解和坍塌只是遲早的事了。　　

二、組織領導偏離了民主集中制　　

毛澤東曾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12]組織路線是貫徹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重要保證。列寧不僅倡導創建了蘇俄共產黨，還為這一組織規定了最根本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在聽取廣大黨員意見的基礎上少數服從多數，是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的重要保障。蘇聯解體與蘇共的滅亡有著密切的關系，蘇共的滅亡則與組織路線偏離民主集中制有著重要的關聯。　　

背離民主集中制導致決策的失誤。背離民主集中制主要表現在專制主義和極端民主化。縱觀蘇共的歷史，在列寧逝世以后，民主集中制原則逐漸被破壞，先是權力過分集中，將歷史的命運維系在少數幾個人身上，導致產生許多嚴重的錯誤。為了糾正這些錯誤，又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即極端民主化，導致指導思想多元化，逐步背離馬克思主義，黨內派別林立，逐步演化為實行多黨制，最終導致政黨垮臺。斯大林執政初期能夠較好地貫徹民主集中制，但在聯共（布）十七大之后，斯大林性格中粗暴、任性、獨斷專行的特點開始顯露，一是造成黨的代表大會不能按時召開，從1934年十七大召開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近20年只召開了兩次代表大會；二是集體領導原則遭到破壞，在擊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反對派之后，在黨的會議上再也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斯大林的指示就是黨的決議，他的周圍聚集了一群追逐名利的阿諛奉承之徒；三是決策的錯誤，民主集中制的破壞導致了大肅反和衛國戰爭初期對敵情估計不足等錯誤的發生。赫　魯曉　夫人為劃分工業黨、農業黨，導致黨的統一領導被破壞，對外輕率提議在古巴建立軍事基地，導致古巴導彈危機，損害了蘇聯的國際威望。勃列日涅夫則大力倡導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執意出兵阿富汗。與專制主義相對的是極端民主化。戈爾巴喬夫為了抵制過分集中的傾向，提出“無條件的民主”，在蘇共二十八大報告中公開批判民主集中制，在新黨章中取消了“黨的組織機構、全部生活和活動的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這一提法。結果導致黨內派別林立，最后提出多黨制的要求，[13]直接促成了蘇共的滅亡。　　

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破壞還導致干部選拔和監督機制的缺失。按照蘇共黨章規定：黨的各級組織一律由選舉產生，黨的領導人必須向選舉他們的黨員大會、黨員代表會議定期報告工作，接受他們的監督。這是民主集中制在黨的機構設置中的體現。實際工作中，黨的上級領導人決定下級黨委會候選人，不是根據群眾和廣大黨員的意見，而是根據自己的主觀印象和好惡。各級黨委會候選人是由上級事先決定，選舉只是履行法定程序。[14]這即造成黨內只唯主要領導和分管組織工作的領導人意見是從，而忽略了集體和廣大群眾的意見。民主集中制的破壞還導致黨內監督機制缺失，造成實際工作中無法監督、不敢監督。由于黨的領導人由上級指定，這即導致下級機關在工作中唯上級意志是從，下級機關不敢監督上級機關，群眾不敢監督黨的領導機關。即使想監督，由于上級意志的左右，下級機關也可以對來自下級和群眾的監督視而不見。所以，一些有限的監督只能是上級監督下級，監督時對于上級和上級看好的下級的缺點和錯誤則回避開了。　　

如果說思想路線的迷失導致人們思想上的混亂，組織路線的失誤則更直接造成各種錯誤和失誤。組織路線背離民主集中制，導致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錯誤頻出，導致很多投機分子混進黨的領導機關，還導致這些領導者由于缺乏監督，逐步脫離了人民群眾，并開始貪圖安逸享樂，成為特權階層，最終瓦解了蘇聯共產黨。　　

三、實際工作脫離了人民群眾　　

蘇共黨的意識形態工作逐步偏離馬克思主義，甚至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這即造成指導思想上的混亂，使黨失去了凝聚人心的思想武器。組織路線偏離民主集中制原則，則導致黨風的敗壞和一些特權階層的產生。　　

黨風的敗壞表現在黨的工作脫離人民群眾。由于指導思想的迷失和民主集中制的破壞，黨內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盛行。赫魯曉夫提出“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勃列日涅夫提出“發達的社會主義”，這些不切實際的理論提出即是主觀主義的產物。從1954年赫魯曉夫大力削減機構開始，到1963年“官僚機構不僅沒有像所希望的那樣減少，反而擴大了3倍。”[15]指導思想的迷失導致許多黨員放棄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思進取，陷于安逸享樂之中。民主集中制的破壞則導致很多并不是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而是為了攫取個人權益的投機分子混進黨內，占據了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這些人在掌握了某級最高權力之后，不做調查研究，不去聯系群眾，而是密切聯系領導和上級。導致黨內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盛行，黨的先鋒作用衰退。　1968年11月5日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呈送蘇共中央的報告中反映了黨脫離群眾的程度：黨對大學生來說“已不是最光明、最先進東西的化身”，“現階段的黨是升官發財方便的跳板，但絕不是按照思想觀點而聯合起來的最優秀分子的組織”。[16]黨的優良作風遭到嚴重破壞，黨逐步脫離了人民群眾。　　

黨風敗壞的另一必然后果是產生特權階層。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片面追求干部隊伍的穩定，導致特權階層的產生。這些人掌握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資源，只考慮個人和小集團私利，官官相護，貪圖安逸享樂，作風專斷，將黨作為為自己和小集團謀利益的工具。當黨內高層反對特權、嘗試新的改革時，特權階層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千方百計反對改革。一旦改革出現失誤，他們便開始與境外勢力相勾結，謀求徹底改變現狀，走資本主義道路，試圖一勞永逸享有特權，并將此傳給自己的子孫后代。1991年6月的一份調查表明，在蘇共高層干部中，76.7％的人認為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只有12.3％的人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改革。[17]即是改革出現挫折時特權階層不惜犧牲多數人利益以維護自身特權的明證。據俄羅斯社科院權威調查顯示：俄羅斯新社會精英來自前蘇共的官僚，最高領導層占75％，政黨首領占57.2％，議會領導占60.2%，政府部門占74.3％，地方領導占82.3％。[18]以葉利欽為首的激進民主派是蘇共垮臺的最大受益者。事實說明特權階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會竭力掩蓋自己的真面目，一旦時機成熟，即公開背叛黨和國家，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以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特權階層的產生是亡黨亡國的前兆。　　

蘇共亡黨是蘇聯人民的災難。蘇聯解體后，原本屬于蘇聯人民的財富迅速轉向少數人，“比較幸運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國民總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則為200—300個家族據為己有，他們攫取了國家財富的絕大部分，同時也攫取了國家的權力”。[19]蘇共亡黨也是世界人民的災難。蘇共亡黨后，波蘭、羅馬尼亞等六國政權先后易手，人民生活水平大副下滑。對蘇聯經濟依賴程度較高的古巴、朝鮮也出現嚴重經濟困難。由于蘇聯解體，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了社會福利參照體系，美國等國家的意識形態、福利體系等都在右轉，人均收入下降，貧困人口增加，全球經濟大動蕩。[20]　　

以上思想正是《居安思危》一書的主題。該書以翔實的史料，透徹分析了蘇共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吸取蘇共亡黨的教訓出發，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加強黨的建設是社會主義中國一項不容緩的工作。　　

（作者單位：張治銀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譚春玲系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