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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政論片《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解說詞

　　原編者按：20世紀90年代初，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橫跨歐亞兩洲、面積達240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國強國，蘇聯在沒有外敵入侵和特大自然變故的情況下，頃刻之間解體覆亡。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最根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認真研究、正確認識這一重大問題，對于深化共產黨執政規律的研究，對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建設，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大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由李慎明副院長主持的《蘇共興衰與蘇聯興亡》重大課題組（后又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課題）。課題組的前期研究成果之一，便是與全國黨的建設研究會、中紀委中國方正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團聯合攝制了八集電視政論片《居安思危》（2006年6月出品）。該片從八個方面，運用大量的歷史資料和鏡頭畫面，借助電視藝術手段，全景式地展示了蘇共亡黨及蘇聯解體的過程，對其演變的本質原因進行了剖析。該片顧問：陳奎元、張全景、劉峰巖、鄭科揚、李慎明、全哲珠、杜學芳、李成仁、馬俊清、蔣振云、李意珍。理論提供：李慎明、陳之驊、吳恩遠、邢廣程、李正樂、王正泉、張樹華、　于洪　君、張春生。總編導：李荃、劉樹人。

　　該片解說詞由李慎明同志擔任總撰稿（署筆名：肖黎），李小寧、葛幼力、邱建、郝一星為撰稿。解說詞收入本刊時，李慎明同志第15次統稿，并對個別文字略作改動。

引子——　　

　1991年12月25日　，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事件——蘇聯解體。這不能不引起我們認真的思考。　　

早在1965年毛主席就指出，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總是要反復地經受正反兩方面的教育，經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夠鍛煉得成熟起來，才有贏得勝利的保證。　　

輕視反面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第1集　蘇共興衰的歷史軌跡

　　“親愛的朋友，我們都愛列寧山，讓我們迎接黎明的曙光，從高高山上我們遙望四方，莫斯科的風光多明亮，工廠的煙囪高高插入云霄，克里姆林宮頂紅星照耀，世界的希望，俄羅斯的心臟，我們的首都，莫斯科……”

　　凡是上了年紀的中國人，都會熟悉這首令人懷想而又憧憬的旋律，也會熟悉這座曾經深刻影響過中俄兩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標志性建筑。這里，是列寧和十月革命的故鄉，也曾經是我們無數革命先輩浴血奮斗建立新社會的榜樣。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盡管中蘇兩黨之間曾經有過嚴重分歧，甚至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但是，在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心中，都始終牽埋著對列寧和十月革命故鄉深深的情結。

　　蘇聯共產黨是一個具有光榮歷史傳統的無產階級政黨，創建于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歷史轉折時期。

　　189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明斯克秘密召開。代表大會宣告了黨的成立，這具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和革命宣傳的作用。但這次大會沒有制定黨綱，被選出的三名中央委員中的二名不久即被逮捕，實際上黨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1］

　　為了創建無產階級的新型革命政黨，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等人于1900年創辦了《火星報》，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制定了一份綱領草案。

　　1903年7至8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先后在布魯塞爾和倫敦舉行，會上出現了激烈的爭論。列寧用多達上百次的發言，闡述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學說。在選舉黨的領導機構時，列寧及其支持者取得了多數。于是擁護列寧主張的人便被稱為“多數派”，俄文為“布爾什維克”；而反對列寧主張的人則被稱為“少數派”，俄文為“孟什維克”。

　　黨的二大通過了體現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線的黨綱，明確提出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選出了以列寧為首的執行革命路線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領導機構，從而揭開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歷史上嶄新的一頁。

　　列寧是這一新型革命政黨的主要締造者。

　　1917年2月，俄國爆發了二月革命。在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的積極參與和領導下，俄國人民推翻了沙皇＊＊＊統治。但是，革命的果實卻落到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手中。

　　這，就是第二屆臨時聯合政府總理克倫斯基。由于這個政府對外堅持參與帝國主義戰爭、對內繼續鎮壓革命群眾而很快陷入了嚴重的危機。

　　列寧對形勢做出了準確判斷，及時提出了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號召，并領導布爾什維克黨果斷地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彼得格勒十月武裝起義。

　　20萬工人赤衛隊員和革命士兵參加了起義。

　　列寧在起義者的歡呼聲中走向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主席臺，宣告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

　　世界上第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誕生了。

　　面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國內外反動勢力發動了武裝進攻，企圖把它扼殺在搖籃里。

　　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英勇的蘇俄人民和剛剛組建的紅軍粉碎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瘋狂反撲，擊敗了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武裝叛亂，擊退了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等14個帝國主義國家聯合的武裝干涉，捍衛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成果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1922年底正式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亦簡稱蘇聯。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先后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新經濟政策，對如何在俄國這樣的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問題進行了艱辛的探索。

　　在創立無產階級政權的艱苦歲月中，列寧積勞成疾，特別是加上國內反動勢力行刺的槍傷，1924年1月21日，這位年僅54歲的偉大領袖，在開始探索如何鞏固紅色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關鍵時刻，過早地離開了他無限熱愛的人民和土地。

　　斯大林接過了繼續探索鞏固新生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重任。

　　蘇聯共產黨和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1929年至1937年，蘇聯工業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向前發展，蘇聯1937年的工業總產值比1913年增長了7倍，而同期資本主義國家只增長0.3％。通過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蘇聯工業總產值從歐洲的第四位，一躍成為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蘇聯，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在短時期內奇跡般地變成了舉世公認、雄視世界的社會主義工業強國。

　　1939年，希特勒點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國悍然向蘇聯發動了進攻。在戰爭初期，蘇軍遭受了重大損失。

　　但是，蘇聯人民在蘇共和斯大林的堅強領導下，依靠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迅速轉入戰時體制，調動和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同德國法西斯展開了英勇頑強的斗爭。

　　1941年10月14日，德軍突進到距莫斯科僅幾十公里的地方。在首都面臨威脅的最危急最嚴峻的時刻，斯大林和國防委員會仍然堅守在莫斯科。1941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冒著敵機輪番狂轟的危險，盛大的節日慶典和紅場的閱兵式照常在莫斯科舉行。這一切，極大地鼓舞了首都居民和蘇聯人民，他們一致發出了“誓與祖國共存亡”的誓言。

　　蘇聯紅軍的后備師一邊整編，一邊進行閱兵訓練，在通過紅場檢閱后，這些威武之師以視死如歸的英姿和無堅不摧的信念，直接開赴前線！

　　在整個衛國戰爭中，先后累計有300多萬名蘇＊＊＊員前仆后繼，在戰斗中光榮犧牲，或在戰爭年代的艱難環境中獻身。

　　1945年4月，蘇軍攻入德國，5月2日攻克柏林，終于取得了反法西斯衛國戰爭的最后勝利。

　　蘇聯的國民經濟在戰爭期間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在戰爭中，德軍破壞了1700多座城鎮和7萬多個村莊，摧毀了32000座工廠，65000公里鐵路，1135口礦井，2700萬軍民死于戰爭。

　　戰爭勝利后，蘇聯共產黨立即領導蘇聯人民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

　　1946年，蘇聯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四個五年計劃。

　　1949年，蘇聯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到1950年，蘇聯工業已恢復和超過了戰前的水平。這一年蘇聯的工農業總產值比戰前增長73％。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享年74歲。毛澤東親自到蘇聯駐華使館吊唁，并失聲痛哭。

　　從1923年4月到1953年3月，斯大林擔任蘇共總書記和國家主要領導職務長達30年。這是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歷史進程中一個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蘇聯經濟、社會發展和綜合國力增長的速度，大大超過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1953年與1913年相比，蘇聯的國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同期美國只增加2.03倍，英國增加0.71倍，法國增加0.54倍。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就是這樣向全世界宣示了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新生事物的無比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的。

　　英國首相丘吉爾，這個斯大林的合作者也曾是對手，以這樣敬畏的口吻評價著斯大林：當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是手扶木犁的國家；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了核武器。

　　親身經歷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人民，充分肯定著斯大林偉大的歷史功勛，但也親身感受了他在肅反擴大化，以及他在工作作風方面不夠民主甚至作風粗暴所犯錯誤而造成的苦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拂去歷史的塵土，人們更加感到，斯大林的錯誤，決不應當影響他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歷史地位。

　　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逐漸掌握了蘇聯黨、政、軍大權。

　　1956年2月14日，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閉幕的當天深夜，代表們卻又被突然召集到克里姆林宮，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作了題為《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

　　在秘密報告中，赫魯曉夫將斯大林的錯誤無限擴大化，開展了對斯大林的尖銳批判。

　　蘇共二十大后，蘇聯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批判斯大林的運動。

　　赫魯曉夫在1961年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上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大會決定將斯大林的遺體遷出列寧墓。全蘇各地都出現了拆毀斯大林的紀念碑和紀念像的不正常情況。

　　在赫魯曉夫執政的11年中，大反斯大林導致否定斯大林時期黨和國家的歷史，導致否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則，這就必然帶來了一系列嚴重后果。

　　正如毛澤東所說，從此蘇共丟掉了斯大林這把刀子。

　　蘇＊＊＊內一批不熟悉黨的革命傳統、對社會主義缺乏堅定信念的青年人，正是在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想影響下開始成長起來。他們后來被稱作“二十大的產兒”。正是這其中的一些人，成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瓦解蘇共、埋葬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骨干。

　　1964年10月，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共大部分主席團成員密謀推翻了赫魯曉夫。它標志著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的完結和長達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的開始。

　　勃列日涅夫執政以后，蘇共調整了某些政策，糾正了赫魯曉夫時期一些草率改革的措施，同時也采取了一系列符合當時蘇聯國情的正確改革舉措，使蘇聯在世界成了可以與美國相匹敵的工業、科技、軍事超級大國。

　　但是，這時的蘇共領導人也因襲著赫魯曉夫時期的一些原則錯誤，并因所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而自滿自大起來。他們對內維持現狀，對外擴張爭霸。這種情況在70年代中期以后顯得尤為突出。這也使得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進一步陷于僵化和停滯。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逝。

　　此后的蘇共兩任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在總共不到三年的時間里相繼去世。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

　　1986年2月，蘇共召開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這是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召開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此后不久，戈爾巴喬夫即正式提出了“民主化”、“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的口號，并以此作為其“打開改革阻礙機制的突破口”。

　　當時，人民希望改革，擺脫停滯，但是還沒有弄清楚甚至尚未來得及思考戈爾巴喬夫在改革的名義下提出這些口號的真正含義。

　　1988年6月，蘇共舉行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

　　戈爾巴喬夫在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自白，他說：蘇聯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方針不僅是倡導“民主化”、“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的問題，而是要放棄蘇共是蘇聯政治體制核心的問題，是要把國家權力中心從共產黨手中向蘇維埃轉移的問題。

　　1990年7月，蘇共舉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這是蘇聯解體前蘇共歷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聲明和其他一些決議。

　　從此，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以及意識形態多元化也正式成為黨的指導方針。

　　各種反共組織乘機大批建立和發展壯大，用各種方式向蘇共展開斗爭。

　　據俄共中央副主席庫普佐夫在1991年2月28日說，修改憲法僅僅一年，聯盟一級的政黨就有約20個，共和國一級的政黨就有500多個。其中絕大多數，成為最終促使蘇共下臺和解散的政治力量。

　　在戈爾巴喬夫“民主化”、“公開性”和多黨制方針的鼓動下，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地方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狹隘民族離心傾向日趨嚴重，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也日益脫離中央。

　　從1989年開始，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等一些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提出脫離或獨立于蘇共的要求。立陶宛共產黨不顧蘇共的勸阻和反對，于1989年12月20日在立陶宛共產黨二十大上通過了《立陶宛共產黨宣言》和《關于立陶宛共產黨地位的決定》，宣布立陶宛共產黨脫離蘇共，與蘇共保持“平等的伙伴關系”。戈爾巴喬夫對此節節退讓，蘇共出現聯邦化傾向。

　　黨內所謂“民主派”利用這一形勢，與黨外民族分離主義相互呼應、緊密配合，進行分裂蘇共、解體蘇聯的活動。

　　1991年3月17日，蘇聯舉行了全蘇人民公決。其中贊成保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票數占76.4％，反對的占21.7％。但格魯吉亞、立陶宛、摩爾達維亞、拉脫維亞、亞美尼亞和愛沙尼亞6個加盟共和國拒絕進行公投。

　　1991年4月23日，戈爾巴喬夫繞過蘇共中央和最高蘇維埃，與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九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舉行會晤，發表了《“9＋1”聲明》，提出要盡快簽訂新的聯盟條約，新建的聯盟將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更名為“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取消了“社會主義”幾個字樣，但這就從法律上破壞了國家統一，特別是改變了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和發展的方向。

　　此時，作為聯盟中最大的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的葉利欽，為奪取最高權力，已不惜瓦解蘇聯了。

　　8月20日，是蘇聯新的聯盟條約簽署的日子。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一批蘇聯黨政軍高級領導人，為了保留社會主義蘇聯，同時阻止所謂的“民主派”上臺，于8月19日，宣布在國內一些地方實行為期六個月的“緊急狀態”，并成立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緊急狀態委員會”，這就是震驚蘇聯國內外的“8？19”事件。這是蘇共內部一些力圖挽救社會主義蘇聯的領導人，為避免國家走向災難深淵所作的最后嘗試。但他們既沒有明確而又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在實際斗爭中又缺乏堅強的政治意志，這是導致其失敗的根本緣由。在外地休假的戈爾巴喬夫對這一行動，采取的先是騎墻、后是背叛的態度，也加快了這一事件的失敗進程。

　　“8？19”事件以失敗而告終。蘇共中央在戈爾巴喬夫的逼迫下自行解散。蘇共的4228座辦公大樓、180個社會政治中心、16個社會政治研究所等設施都被俄羅斯當局查封和沒收。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俄羅斯各地區的共產黨組織和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組織，很快被解散，或被禁止活動。

　　一個有著將近2000萬黨員的大黨，就這樣在執政74年之后丟掉了執政地位，整個黨也隨之潰散。迄今為止，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地方的歷史檔案中，人們都沒有發現在敵對勢力取締共產黨時遇到來自黨的各級組織進行抵抗的記載，沒有發現蘇＊＊＊員們有組織地集合起來為保衛自己的區委、市委或州委而舉行任何大規模抗議活動的記載，也沒有發現人民群眾為支持、聲援蘇共而采取任何有組織行動的記載。當然，在飽嘗了蘇聯解體十多年悲劇性的苦果之后，他們中的不少人對此開始了反思。

　　亡黨必然亡國。

　　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總統的最后一天，也是蘇聯存在的最后一天。

　　上午10時，戈爾巴喬夫來到克里姆林宮總統府，“精心”準備他將于當晚宣讀的辭職書。

　　晚19時，戈爾巴喬夫通過架在總統辦公室的蘇聯中央電視臺和美國有線新聞電視臺的攝像機，同時向蘇聯全國和全世界發表了告人民書。戈爾巴喬夫宣布，他懷著“不安的心情辭職”，并“停止自己作為蘇聯總統職務的活動。”

　　19時32分，克里姆林宮頂上那面為蘇聯幾代人，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懷有深情的鐮刀鐵錘圖案的蘇聯國旗，在寒風中悄然下落……

　　19時45分，一面俄羅斯聯邦的三色旗取而代之。

　　1991年12月26日上午，蘇聯最高蘇維埃共和國院舉行最后一次會議，會場空空蕩蕩，冷冷清清。主席臺上只有共和國院主席阿利姆扎諾夫一人。代表們以舉手表決的方式通過一項宣言，宣布蘇聯停止存在。

　　從此，蘇聯共產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兩個曾經輝煌了幾十年的名字，就這樣黯然退出了歷史舞臺。

　　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按照美國人設計的“休克療法”，在經濟領域強制實行私有化改革，結果，很快導致嚴重的經濟蕭條和衰退。

　　國家急劇貧困，社會陷于混亂，犯罪大量涌現。據俄羅斯內務部的材料：全國出現了8000多個有組織的大型犯罪團伙。葉利欽在他1996年的國情咨文中也承認：現今的俄羅斯己超過了意大利，成為國際社會最大的黑手黨王國。

　　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年至1945年戰爭期間僅僅下降了22％；同期工業生產減少64.5％，農業生產減少60.4％，盧布貶值，物價飛漲五千多倍。從1992年起，俄羅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趨勢。1990年全俄羅斯人均預期壽命為69.2歲，而2001年為65.3歲，幾乎下降了4歲，而一些地區男性人均壽命降低了整整10歲。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性后果，遠遠不是這些數字和情況所能表達的！

　　2005年，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年度國情咨文時，痛心地慨嘆：“蘇聯的解體，是20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對于俄羅斯人民來講，它是一場真正的悲劇”。

　　很多俄羅斯學者也得出這樣的結論：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使俄羅斯經濟、社會發展倒退了幾十年。

　　一個由列寧親手創建的黨；一個曾經領導俄國工人階級推翻沙俄反動統治，成功地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黨；一個抵御了14國武裝干涉，勝利地捍衛了革命成果的黨；一個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戰勝了德國法西斯，并為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做出巨大貢獻的黨；一個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輝煌成就，并率先把人造衛星送上天的黨，為什么在執政的74年之后竟喪失了執政地位？

　　蘇聯共產黨在擁有20萬多名黨員的時候，領導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

　　在擁有35萬多名萬名黨員的時候，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并執掌了全國政權；

　　在擁有554萬多名黨員的時候，領導人民打敗了不可一世的德國法西斯，為結束二次世界大戰立下了不朽功勛。

　　而在擁有近2000萬名黨員的時候，卻喪失了執政地位，亡黨亡國。

　　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

　　就出在蘇聯共產黨黨內。

　　［1］波諾馬遼夫主編：《蘇聯共產黨歷史》，莫斯科1960年版，第41頁；波斯別洛夫主編：《蘇聯共產黨歷史》，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9頁。

　　第2集　蘇共的基本理論及指導方針

　　世紀之交，在資本主義的故鄉，接連爆出三則震驚世界的新聞：1999年，由英國劍橋大學發起，評選“千年第一思想家”，結果是馬克思位居第一，而似乎早已被習慣公認為第一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卻屈居第二。緊隨其后，英國BBC廣播公司又以同一命題，在全球互聯網上公開投票，結果仍然是馬克思第一，愛因斯坦第二。2005年7月14日，英國廣播公司（BBC）廣播第四頻道以古今最偉大的哲學家為題，調查了三萬多名聽眾，結果是：共產主義理論奠基人卡爾？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榮登榜首，居于第二位的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得票率僅為12.6％，遠遠落在其后。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圖、康德、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等更是望塵莫及，黑格爾甚至沒進入前20名。

　　這充分表明，在當今世界上有許多人堅持認為，我們這個時代仍然需要馬克思的理論，就像自然科學需要愛因斯坦的理論一樣。

　　只要不帶任何偏見，人們都會作出這樣的結論：馬克思是一位為人類社會和精神的發展作出了不朽貢獻的歷史偉人！

　　以馬克思和列寧的名字命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直是工人階級政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1848年，當共產主義還被比喻為是一個徘徊在歐洲的“幽靈”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就為當時德國工人的秘密組織、后來成為國際工人政黨的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綱領——《共產黨宣言》。

　　《宣言》中始終貫穿著這樣一個基本思想：每一時代主要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精神和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而這個斗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被剝削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和壓迫，就不能再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資產階級的控制下解放出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位偉大的思想家，第一次揭示出工人階級和整個人類獲得解放的真實條件，并且宣告了如下真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堅定地遵循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原理，結合當時國際國內面臨的一系列新形勢，極大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列寧科學地剖析了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深刻的矛盾和危機，揭示了帝國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國或數國取得勝利的新論斷。他還對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與殖民地的特殊地位作了精辟闡述，指明了民族解放運動的方向。

　　他及時總結十月革命前后階級斗爭的經驗，繼承、捍衛并大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國家學說。他深刻闡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及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和任務、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和工農聯盟的基礎、必須徹底發展民主和強化人民監督等重大問題。

　　他明確指出，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實現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頭等重要的是無產階級要建立自己真正革命的政黨，即共產黨。這個政黨，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黨。

　　他還指出：由于其它資本主義國家還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將是持久的，它將包括整個歷史時代。社會主義國家隨時都應當警惕帝國主義侵襲的危險，并竭盡全力來防止這種危險。

　　在列寧的領導下，俄國工人階級和布爾什維克黨，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取得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建立起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第一次把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通過革命實踐在一個國家變成了現實。

　　列寧主義認為，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整個歷史時期，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同時無產階級政黨要根據實踐和形勢的變化適時調整自己的階段性任務和發展戰略。

　　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列寧清醒地看到，俄國無產階級的中心任務已由“奪取俄國”轉變為“管理俄國”。蘇維埃政權的主要任務不是“繼續用赤衛隊進攻資本”，不是繼續進行國有化，而是大力發展國家資本主義。與此同時，還要建立對產品生產和分配的全民計算和監督。這是布爾什維克黨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從本國國情出發對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初步探索。

　　然而，這一計劃剛剛開始付諸實施，蘇俄國內外敵對勢力就發動了國內戰爭。

　　戰爭中，國內糧食極為短缺，城市饑荒嚴重，奸商哄抬糧價，投機倒把、大發橫財，嚴重擾亂了市場，威脅著新生的革命政權。

　　由于在戰爭環境下物資奇缺，布爾什維克黨適時采取了后來被稱為“戰時共產主義”的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政策。比如，強行征集農民糧食，甚至包括生活必需的所有糧食，以“供給軍隊和養活工人”；在城市擴大國家所有制；甚至在流通領域試圖取消貨幣，實行實物分配制等。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對粉碎外國武裝干涉、保衛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發揮了重大作用，因而被列寧稱作“是一種功勞”。

　　但是，這一政策也暴露出嚴重的弊端：它引發了不少農民和工人的強烈不滿，甚至激發了一些部隊的嘩變。

　　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再次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1921年3月，俄共（布）及時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列寧在政治報告中總結了黨在領導國家從戰爭向和平建設過渡中出現的錯誤和教訓。他坦然承認，現實生活說明以前我們錯了，“我們現在正在用‘新經濟政策’來糾正我們的許多錯誤，我們正在學習怎樣在一個小農國家里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廈而不犯這些錯誤”。

　　1921年，俄共（布）開始實行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并存、實行租讓制、租賃制等為主要內容的新經濟政策，蘇聯經濟很快取得了明顯的恢復和發展。這無疑是俄共（布）從實際出發，對在當時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功探索，也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

　　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到新經濟政策的轉變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策轉變，而是列寧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戰略思維的轉變。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實際上已經將社會主義建設問題與如何實行利用市場作用的問題結合在一起加以探尋。

　　列寧逝世后，斯大林繼任蘇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他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革命勝利和內戰結束后，托洛茨基認為，在“落后的俄國”是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只有西方進行革命才能夠挽救俄國革命，應該用盡全力去促進、點燃西方革命。

　　斯大林認為這種理論的真正本質是鄙視俄國人民，“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和能力”。他說，取得勝利的俄國無產階級不能踏步不前，不能坐等勝利和來自西方無產階級的幫助而無所作為。斯大林斬釘截鐵地說：“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50—100年。我們必須在10年內縮小這個距離，或者我們作到這一點，或者被人家擊潰”［1］。

　　關于發展工業的方針，斯大林認為：必須使蘇聯從一個輸入機器和設備的國家變成生產機器和設備的國家，要不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附庸，就要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原則。

　　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方面，斯大林提出了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農業合作社等構成了蘇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基礎；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求”。

　　由于這些理論和指導方針緊密結合了當時國內外的發展變化的實際，蘇聯共產黨和斯大林帶領黨與人民很快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蘇聯確立起來，并為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贏得勝利和后來實現經濟騰飛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在取得一個個勝利的同時，由于時代的局限和把個人作用夸大到不適當的地步等諸多原因，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問題上，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陷入了形而上學和主觀主義，因而有時脫離了實際情況，脫離了群眾，也使自己的一些思想和行為偏離了自己曾信奉和捍衛過的馬列主義的某些基本觀點。比如，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理論上，他曾否認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矛盾和階級斗爭，過早提出社會主義“已經取得完全勝利”。在商品關系理論方面，一方面他首次承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商品生產”，從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但卻又提出“一步一步地縮小商品流通的活動范圍，而擴大產品交換的活動范圍”，不顧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實行單一的公有制和單一的分配方式。他忽視輕工業特別是農業的發展。在有的時候和有的問題上，他還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等。

　　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并進而否定列寧，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了馬列主義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論。

　　在1961年10月舉行的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他提出了一整套違背馬列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等學說的所謂新的理論。這套鼓吹“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理論，集中體現在這次大會通過的新的蘇共綱領中。［2］

　　這個綱領說：“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再是必要的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產生的國家，在新的階段即現階段上已變為全民的國家”。［3］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列寧指出，“國家的特征，就是存在著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階級”。任何國家只要存在階級對立或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敵對勢力與階級斗爭，那么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是超階級的、全民的國家。

　　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理論的一些消極后果是，它導致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誤以為蘇聯社會已不存在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不再存在階級斗爭，因而失去了對資本主義復辟應有的警惕性。

　　在政治上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赫魯曉夫，在經濟上雖然試圖進行某些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政策調整，但在具體做法上卻仍然完全因襲過去的辦法，不顧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比如，不顧二戰結束的現實，依然是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而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沒有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及時而有效改革，反而對這一體制進一步強化亦即僵化，結果使生產效率低下、浪費驚人，嚴重地影響了人民群眾的生活。

　　1961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蘇聯已進入“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的時期”，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赫魯曉夫所說的“共產主義”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設想，而且完全脫離了蘇聯當時的國情。直到赫魯曉夫下臺，他的所謂“共產主義”，依然是虛無縹緲的“仙山瓊閣”。

　　勃列日涅夫執政以后，對赫魯曉夫的一些錯誤理論和實踐作了修補。

　　1967年6月，蘇共中央通過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提綱》，強調“全民國家”仍然具有階級性，它將“繼續無產階級專政的事業”。

　　同時，勃列日涅夫對“全民黨”理論也作了修補。

　　1976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二十五大強調：“在發達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在共產黨已成為全民黨的時候，它決沒有失去自己的階級性。就其性質而言，蘇共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工人階級的政黨。”［4］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理論問題上，勃列日涅夫把赫魯曉夫的“共產主義”調整為“發達社會主義”，但他仍死抱著馬列主義的個別的具體結論不放，不能一切從實際出發，在關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等重大理論上依然固守僵化的思想，固守戰時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在軍事力量上達到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勃列日涅夫據此在對外政策上提出了“勃列日涅夫主義”。盡管這一主義其中也有抵御美國爭霸世界的因素，但其中所包含更多的是要與美國爭霸，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并不惜粗暴地武裝干涉別國內政，這同樣違背甚至是背叛了馬列主義的根本原則。

　　在20世紀60至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電子、信息、生物等高科技有很大發展，但蘇聯對世界科技革命的發展缺乏及時了解，始終重視不夠，因而應對乏力。這同樣是造成蘇聯經濟逐步走向停滯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情況看，蘇聯必須進行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也必須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更好地適應當時國際國內出現的新形勢，不斷健全和完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體制，不斷提高蘇共自身的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進而不斷提高蘇聯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不斷改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如果執政的共產黨能夠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路線，適時正確地解決積累的問題和面臨的矛盾，勇于糾正錯誤，那么，就有可能使蘇聯黨和國家轉危為安，把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戈爾巴喬夫于1985年上臺后，開始給人們一種似乎他要以“改革”來振興蘇聯的印象。但事實很快證明，他在背離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問題上，走得比赫魯曉夫更為遙遠。

　　這位號稱馬列主義理論專家、能成段地引用列寧著作的戈爾巴喬夫，卻是這樣評價馬克思主義的，他說：“共產主義是一種空想社會改良說。也就是說，那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口號。”“實質上，馬克思據以建立其‘科學社會主義’世界觀大廈的全部具體經濟結論中沒有一個是在實踐中得到證實的”。

　　戈爾巴喬夫在其世界觀的演變中，逐漸接受了一整套資產階級的思想觀念和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這導致他最終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成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徹頭徹尾的叛徒。

　　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正式出版了他的新著《改革與新思維》，書中以“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和“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等所謂“新觀點”取代了馬克思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原理。1988年6月，他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第一次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與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他稱之為“極權社會主義”）根本不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理論，正是其“民主化”、“公開性”、“多元化”和“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的理論基礎。［5］

　　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一套什么樣的理論呢？

　　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來改造黨的指導思想，就是用西方社會民主黨的那一套舊理論來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作報告，充分肯定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理論。1990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在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動綱領草案”中進一步強調：“全民的法制國家排除任何一個階級的專政”，其實質是特指要“排除”無產階級的專政。1990年7月2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時說，要考慮“一切理論的局限性”，其實質是說，要考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局限性”。1991年7月25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強調：“過去，黨只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鼓舞自己的源泉”，“現在，必須使我們的思想庫內包括國外社會主義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財富”。說穿了，這些表述的本質就是要以西方社會民主黨的思想作為其指導思想。

　　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來改造黨，就是要最終取消黨的執政地位。這正如戈爾巴喬夫在其回憶錄中所說，他要改革的核心，可以概括為“將政權從壟斷地掌握它的共產黨的手里，轉交到依據憲法應該擁有它的人們的手里。”說透了，戈爾巴喬夫就是要依照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多黨制、三權分立的議會制等模式，來改造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就是使蘇聯共產黨放棄執政地位，變成像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民主黨那樣的議會黨，使黨的作用僅限于組織議會和總統選舉，這就從根本上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原則。

　　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來改造社會制度，就是把社會主義改變成資本主義。戈爾巴喬夫反復強調，社會主義制度是集權的、專橫的制度，他推行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消除權力壟斷，克服異化。他的具體辦法就是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實行多黨制，同時實行私有化，全面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從而達到全面恢復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的目的。

　　在蘇聯所謂改革的實踐中，戈爾巴喬夫不斷地充實和完善著“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理論。

　　在1987年，他便提出：黨不應“干涉蘇維埃的事情”。此后不久，他公然拋棄黨的領導，提出“還權于蘇維埃”的口號。

　　后來，戈爾巴喬夫在其回憶錄《生平與改革》中說：“如果試圖簡潔地概括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那么它所思考和實施的東西，可以說是——將政權從壟斷地掌握它的共產黨的手里轉交到依據憲法應該擁有它的人們，即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組成的蘇維埃的手里。”

　　1917年9至10月間，布爾什維克黨曾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這是因為當時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兩大城市的蘇維埃已全部轉到了布爾什維克的手中，提出這一口號是布爾什維克黨要在全國各地進一步奪取和確立屬于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國家政權。而在這之前，當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控制蘇維埃之時，列寧則決定暫時不支持“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所以這里的關鍵在于誰領導蘇維埃。戈爾巴喬夫在80多年后重提這一口號，是要全盤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引入其多黨制，從根本上取消蘇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按照戈爾巴喬夫新改革方案，以葉利欽為代表的一大批黨內外政治反對派人士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1989年6月9日，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提出動議，要求廢除蘇聯憲法第六條中關于保障蘇共執政地位條款的規定。就在這次會議上，黨原定的議程和內容被修改，黨的領導方針受到全面抨擊，黨的中央領導人遭到詰問和責難，蘇共的領導地位受到公開威脅。

　　戈爾巴喬夫要改變的決不僅僅是蘇聯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及其意識形態，他更加重視改變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在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上，戈爾巴喬夫一方面否定幾十年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把西方經濟理論視為他所謂改革的“圣經”。

　　1991年4月，自由派經濟學家亞夫林斯基與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共同制定了蘇聯經濟改革綱領。這個被稱之為“哈佛計劃”的綱領，其基本思路就是：在西方的援助下，進行激進的經濟改革，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實際上，這正是從八十年代開始大肆推銷的西方所謂“新自由主義”的翻版，它強調完全自由的市場機制，反對國家調控，主張私有制，反對公有制。這個“哈佛計劃”完全不顧蘇聯的實際情況，企圖通過500天的“休克療法”，迅速轉向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這個充滿了新自由主義理論色彩的“哈佛計劃”，受到了戈爾巴喬夫的特別青睞。在戈爾巴喬夫的全力推動下，1991年7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私有化法》。戈爾巴喬夫在寫給西方七國領導人的信中說，頭兩年將把蘇聯80％的中小企業賣給私人，第二步將對大型企業實行私人經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所有制領域向私有化方向的急劇演進，進一步加劇了思想理論領域的混亂。

　　列寧對他心中的社會主義，曾經開列出這樣一個形象的公式：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管理制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的總和＝社會主義。在這一公式中，“蘇維埃政權”是至關重要的前提和根本保證，它決定著國家和社會的根本性質和發展方向。幾十年后，戈爾巴喬夫只要后面幾個選項，唯獨拋棄了至關方向、性質的第一項，這樣做的結果就使蘇聯的社會主義徹底改變了性質。

　　列寧為蘇共奠定的正確的理論基礎，就是這樣慢慢地被從赫魯曉夫特別是到戈爾巴喬夫所歪曲、閹割、篡改和背叛的。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戈爾巴喬夫打著“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旗號，從根本上取代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這比葉利欽赤裸裸鼓吹的資本主義更具有欺騙性，因而也更具有更大的危險性。

　　根基不牢，地動山搖。失去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蘇共的瓦解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斯大林選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頁。

　　［2］尼？謝？赫魯曉夫：《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提出的總結報告》，見《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頁。

　　［3］尼？謝？赫魯曉夫：《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提出的總結報告》，見《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31頁。

　　［4］勃列日涅夫：《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結報告和當前黨的對內對外政策任務》，載《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主要文件匯編》，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86頁。

　　［5］戈爾巴喬夫：《關于蘇共二十七大決議的執行情況和深化改革的任務——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莫斯科1988年版，第115頁

　　第3集　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

　　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列寧格勒工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讀者來信，題為《我不能放棄原則》。信中尖銳地指出，社會上涌動的一股股所謂“反思歷史思潮”，實則是主張全盤西化的逆流。她還說，當前報刊上轟動一時的文章只能使人迷失方向，是給社會主義的蘇聯抹黑。文章提出了當時輿論界許多不正常的現象：如國內外敵對勢力支持的各種非正式組織的空前活躍，各種媒體和研討會上拚命鼓噪的西方議會制多黨制、徹底否定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惡毒攻擊蘇聯歷史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論調，等等。

　　這封信即刻在全蘇聯引發了軒然大波。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很快被一些州的報刊轉載，一些黨組織就社會上刮起的“反思歷史、翻歷史舊帳、丑化歷史”的現象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所謂的“改革派”，則將其視為“保守勢力和蘇共舊勢力”的反攻倒算。

　　蘇共中央政治局接連兩天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擊這股所謂的“反對改革的勢力”。結果戈爾巴喬夫將堅持馬列主義原則的、原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調整為主管農業，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書記雅科夫列夫。

　　在雅科夫列夫的直接授意下，《真理報》于4月5日發表了反擊文章《改革的原則：思維和行動的革命性》，對安德烈耶娃給予全面反擊和打壓。

　　《真理報》將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稱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稱為“改革的敵人、斯大林主義分子、保守派、機關官僚、黨的權貴代表”。

　　此后，各種攻擊、謾罵蘇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文章紛紛出籠，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泛濫，整個蘇聯歷史都被描述得一團漆黑。由此，已經被撕開裂口的蘇共思想和意識形態工作的大堤，急劇滑向崩潰的邊緣。

　　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1923年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他是二戰后蘇聯第一批被派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的四名學生之一。

　　1985年7月，戈爾巴喬夫提議雅科夫列夫為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候選人。過了幾個月，雅科夫列夫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并開始負責大眾傳媒工作。

　　雅科夫列夫對“社會主義”這個字眼似乎有著特殊的仇恨。他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建設的成就。在他的眼里，蘇聯有的只能是罪惡，能獲得的只能是詛咒。

　　雅科夫列夫后來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中說：馬克思主義在“現實生活中是站不住腳的”［1］；十月革命“踐踏了通向民主的運動”，在蘇聯搞改革就是要“退回去”。

　　那么，雅科夫列夫要退到哪里去呢？他對資本主義贊不絕口、頂禮膜拜。他說，“資本主義帶來了實用主義的倫理。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中體現了崇高的理想主義，它依據的是清醒的、腳踏實地的現實考慮。”［2］

　　戈爾巴喬夫讓雅科夫列夫這樣的所謂“改革派”進入蘇共的領導核心，并掌管意識形態工作，難道僅僅是用人不當和失誤嗎？

　　蘇共主管的意識形態的閘門向反共反蘇勢力開放，是從戈爾巴喬夫提出“公開性”的那一刻開啟的。

　　“公開性”一詞是列寧開始使用的，其本意是為了進一步密切同群眾的聯系渠道，及時了解社會輿論和勞動人民的意愿。而到了戈爾巴喬夫那里，其本意和性質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986年初，戈爾巴喬夫提出“公開性”的口號。

　　1986年3月，戈爾巴喬夫邀請大眾媒體批評蘇聯黨政機關。他對新聞媒體說：“在當今社會發展階段，我們的報刊可以成為獨特的反對派。”

　　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了改革舊體制的方法：即思想方面的“公開性”和社會變革的“民主化”。

　　所謂的“公開性”，再加上所謂的“民主化”，便成為策動全蘇聯各種反對派大肆聲討蘇共的總動員令。

　　閘門一旦被打開，形形色色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便如洪水般地奔涌而出。

　　戈爾巴喬夫所謂的“公開性”和“民主化”的實質，是要對親西方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勢力和思潮“公開”、“民主”，而對安德烈耶娃這樣表達了捍衛蘇聯共產黨、蘇聯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的言論和思想則要進行“專政”和毀滅性打擊。

　　“公開性”首先引發的最主要的思潮是所謂的“反思歷史”。

　　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提出，在蘇聯歷史中“不應該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

　　結果，重新審視乃至全面清算蘇共和社會主義蘇聯歷史的風潮蓋地鋪天般地掀作開來。

　　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潮，如死灰復燃，洶涌成勢。他們大肆渲染斯大林在肅反中被殺害的人數，成幾十倍地夸大當時被錯殺的人數有上千萬，甚至幾千萬人之多；他們把斯大林搞的國家工業化貶損得一無是處；他們把衛國戰爭初期斯大林的失誤肆意歪曲、擴大，甚至否定衛國戰爭的勝利是蘇共和斯大林領導的結果。［3］

　　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開始，到1988年達到高潮。批判的矛頭由針對斯大林個人進而指向了20年代至50年代蘇聯的社會制度，把曾經造成蘇聯歷史輝煌的整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說成是“極權主義”，是萬惡之源。［4］

　　1989年以后，對斯大林的批判，逐漸轉變為對十月革命對列寧主義和列寧本人的批判與否定。1989年，蘇聯有關部門頒布命令，取消學校中馬列主義這門必修課，中學的馬列主義課程，改為《社會與人》。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斯大林的錯誤實際上與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乃至列寧本人有著直接的聯系。

　　在官方鼓勵下，意識形態領域的這場批判，進而像一股巨大的龍卷風席卷整個社會，而且越刮越猛。

　　一些對“反思歷史”特別激進的報刊如《星火》畫報和《莫斯科新聞》逐漸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過去，否定蘇共歷史，否定社會主義，進而公然打出向資本主義方向“改革”的旗號。

　　一些大型刊物靠揭露歷史、暴露“隱蔽”材料，刊登所謂的反思小說等，發行量劇增——

　　《人民友誼》雜志1989年刊登了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說《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們》，這部被稱為“文學炸彈”的作品一經刊登，發行量即突破了100萬份。

　　《新世界》雜志1989年借刊登索爾仁尼琴反映勞改營和流放地的小說《古拉格群島》，發行量從42萬份猛增至250萬份。

　　此后，各種非正式出版物紛紛登臺，蘇共報刊輿論陣地逐漸被蠶食。

　　1990年上半年，蘇聯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多達上千種。

　　1990年6月12日，《蘇聯出版法》正式頒布，反對派和私人辦報合法化。

　　蘇共在意識形態領域失去了主導權，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惡果——

　　蘇聯共產黨的思想被搞亂了，蘇聯人民的思想被搞亂了：斯大林成了惡魔，列寧成了無賴，整個蘇共和蘇聯的歷史除了罪惡還是罪惡，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帶來的只是災難，而資本主義則成了人們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有人想退得更遠，要求回到沙俄　時代的　君主制。

　　1994年，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在回顧這一時期的情景時說：“在6年當中，報刊實現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40年代用火與劍侵入我國時未能實現的目標。那支軍隊有第一流的技術設備，但缺少一樣東西——這就是千萬份帶菌的出版物。”

　　不僅報刊成為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陣地，電視臺也不甘落后。反對派極力擠進電視臺并且要求直播，以便擺脫控制和剪輯。幾位年輕記者在電視一臺創辦了直播政論性節目“視點”、“第五車輪”，公開抨擊和批判蘇共。

　　1989年春天，根據修改后的憲法，全蘇進行人民代表選舉。反對派抓住競選活動這個機會，通過電視直播，合法地將各種反蘇反共的聲音傳遍全國。

　　蘇共的黨代會和后來全程電視直播的人民代表大會也成為反對派的重要舞臺。

　　實際上已呈壟斷之勢的所謂開放傳媒和自由競選運動，進一步加劇了蘇共的信任危機，并由此成為政治上和組織上全盤否定蘇共的開端。

　　蘇聯知識界也呈現出一片混亂——

　　原先所謂“堅定的列寧主義者”搖身一變成為反對所謂“極權主義”的斗士；蘇聯知識分子隊伍中的“激進思潮”急速蔓延；大學里馬克思主義哲學課成為被嘲笑的對象；全國眾多的科學共產主義教研室仿佛在一夜之間都變成了傳播西方政治學的基地。相當一批人文知識分子對西方模式頂禮膜拜，對俄羅斯的歷史和現狀心存不滿；其中少數的知識精英成了瓦解蘇共、摧毀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吹鼓手”和“先鋒隊”。

　　1988年中期，蘇聯出版了一本由歷史學家尤？阿法納西耶夫主編、以倡導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為主旨的政治論文集《別無選擇》，當時在蘇聯被稱為“改革力量的宣言書”。這部風行一時的文集的作者都是當時蘇聯知識界的名人，他們中有經濟學家波波夫，政治學家布爾拉斯基，哲學家弗羅洛夫等。

　　這些知識界的名流批判斯大林、批判蘇聯的制度和體制，把從西方所謂的“治世良方”照抄照搬過來，推進著蘇聯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遠。

　　那些僅能說出英文或幾句晦澀難懂西方辭藻的人，往往被捧為知識高深的大家，不但受到媒體的推崇，而且不少人一步登天，由研究室主任、教研室主任或實驗室主任一躍成為人民代表乃至部長、副總理。

　　莫斯科大學經濟學教授波波夫，以炮擊“蘇共官僚機構”和徹底否定蘇聯舊體制著稱。他后來當選首屆蘇聯人民代表和首任莫斯科市蘇維埃主席，與葉利欽、薩哈羅夫等人共為“民主派”的領頭羊，并和雅科夫列夫、葉利欽等人同被稱為所謂的俄羅斯“民主之父”。

　　葉戈爾？蓋達爾，市場改革派核心人物，莫斯科大學經濟學研究生畢業，崇尚資本主義制度。1986年，他和一伙意氣相投的經濟學家在列寧格勒郊外組織了一次經濟學研討會，并形成了一個政治團體——青年改革派。這是一群完全接受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年輕學者。

　　蘇共多年精心培養的理論隊伍和思想精英一夜間掉轉了槍口，同一些黨政官員、經濟管理干部、灰色經濟勢力以及犯罪黑勢力一起成為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掘墓人！

　　蘇聯思想戰線上出現這樣情況的原因是復雜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從蘇共在意識形態領域解除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封印開始的，結果便放出了毀滅自身的魔鬼。

　　思想的陷落使蘇共面臨滅頂之災。

　　在奪取和鞏固政權的革命年代，布爾什維克和革命的工人、士兵們，滿懷創造一個新世界的革命理想、滿懷對黨的領袖的信賴，奮不顧身地投入血與火的斗爭。

　　在偉大衛國戰爭的歲月，英勇的蘇＊＊＊員、紅軍戰士和蘇聯人民，高喊著“為了斯大林”、“為了祖國”，冒著法西斯的槍林彈雨、陷陣沖鋒，不惜流盡最后一滴血。

　　等到1991年，當主流輿論千百次地重復蘇共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當各種媒體把黨的領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團，當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把這些謊言和謬論誤認為真理之后，面對敵對勢力宣布解散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危急時刻，還會有誰站出來捍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呢？

　　對于一個馬列主義執政黨來說，強有力的思想意識形態工作就是它凝聚黨心、凝聚民心、率領自己的黨和人民，統一步伐、邁步前行的理想、意志和號角。當它的號角被奪取、當它的理想和意志被摧垮的時候，這個黨還能夠存在嗎？

　　［1］［俄］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頁。

　　［2］同上，第339頁。

　　［3］Б。Г。Соловьев，В。В。Суходеев：ПОЛКОВОДЕЦСТАЛИН）ЭКСМО，2002г。

　　［4］《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莫斯科1990年版，第88頁。

　　第4集　蘇共的黨風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的雕像靜靜地矗立在這里，他身后的斯莫爾尼宮曾經是十月革命的總指揮部。大門里面塵封著歷史的煙云，寧靜的草坪記錄下許許多多令人難以忘懷的往事。

　　十月革命的時候，衛兵洛班諾夫在這里攔住了列寧，一位工作人員說，這是列寧同志。洛班諾夫回答，就是列寧同志也需要出示通行證。列寧在出示了自己的證件后，表揚了這位忠于職守的紅軍戰士。這個故事曾收入過上世紀50和60年代中國的小學語文課本，題目就叫做《列寧和衛兵》。

　　從故事中我們讀到了蘇維埃戰士的忠誠，但更多讀到的卻是無產階級領袖的風范，是列寧創建的布爾什維克黨和人民血肉相連的優良作風。

　　一個執政黨的黨風，關系到人心向背，甚至是生死存亡。

　　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奪取政權前，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號，把廣大人民群眾召喚到革命的旗幟下。因為這個黨代表的是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依靠人民、帶領人民為實現切身利益而奮斗，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

　　蘇維埃政權建立后，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億萬人民的支持是執政黨鞏固執政地位不能須臾離開的群眾基礎。

　　1920年5月1日，一個普通的星期六，莫斯科春光融融：列寧和全市的共產黨員一起參加了義務勞動。這項活動是一年前莫斯科喀山鐵路局的共產黨員自覺發起的，列寧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稱之為“偉大的創舉”，并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它很快推廣到全國黨的基層組織，帶動了大批非黨群眾參加。

　　黨的領袖要和普通黨員融為一體，共產黨要和廣大群眾融為一體。列寧以自己的行為告誡全黨：“只靠共產黨員的雙手來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共產黨員不過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對于一個人數不多的共產黨來說，對于領導一個大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工人階級先鋒隊來說，最大最嚴重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群眾”。［1］

　　與人民群眾始終保持血肉聯系，始終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這是戰勝這個危險的根本法寶。

　　列寧親自為蘇維埃機關制定了這樣的管理規則，“每個蘇維埃機關，都要張貼關于接待群眾來訪的日期和時間的規定，接待室必須設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證的地方。

　　每個蘇維埃機關都要有登記簿，把來訪者的姓名、意見要點和問題性質最簡要地記下來。星期日和假日也要規定接待時間。”［2］

　　這些規定，如此細致具體，從中可以體察到在列寧心目中，人民群眾的要求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列寧本人就是這樣做的，據當年蘇聯人民委員會接待室統計表記載，僅在1922年10月2日到12月16日兩個半月中，他親自接待了125人次，平均每天會見2至3人。曾經采訪過列寧，目睹了接待場面的美國記者艾爾伯特？威廉斯把列寧的辦公室稱之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3］

　　因為列寧知道，如果黨得不到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的擁護，“那么，布爾什維克別說把政權保持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保持不住。”

　　這是莫斯科地鐵。走進這里，猶如來到藝術的殿堂，從上世紀30年代直到今天，它一直是世界上最發達、建筑質量和品質至今堪稱優質的城市地下交通系統。它記錄著人民創造的歷史，承載著蘇聯人的強國夢想，它也是一個時代的標志。這就是斯大林時代。

　　回顧20世紀蘇聯的歷史，可以說，沒有列寧就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沒有斯大林也就沒有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強國。

　　斯大林這個名字，曾經象征著鋼鐵般的意志和力量，有著巨大的感召力。那是因為他和戰友、和黨員、和人民在一起，用共同的智慧和力量，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在蘇聯這樣一個落后的農業國高速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

　　在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心中，斯大林曾經是一面火紅的旗幟。人們沒有忘記，在衛國戰爭中，他把自己心愛的兒子雅科夫送上了戰火硝煙的最前線。1941年7月，雅科夫在作戰中被俘，希特勒提出，愿意以釋放雅科夫為條件，交換德軍將領保盧斯，斯大林的回答卻是：“我不會用一名將軍去交換一名士兵”，結果，雅科夫死在了德國法西斯的一個集中營里。

　　在和平建設時期，斯大林長期保持著簡樸的生活作風，他的一件大衣足足穿了15年，他的大元帥服上打著補丁。他常穿的一件短皮大衣，竟然從十月革命時期起一直穿到了去世。他去世后，發現他僅有900盧布存款。

　　翻開斯大林的著作，可以看到，在他的演講和文章中，多次引用過古希臘神話中安泰的故事。英雄安泰力大無比，這力量來源于他的母親——大地之神蓋伊。安泰是在空中被對手殺死的，因為他的雙腳脫離了大地，也就無法補充和吸取養分和能量。

　　斯大林的比喻是要告訴人們：共產黨就好比安泰，人民群眾就是大地母親。

　　斯大林長期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后，也出現了主要靠聽匯報，看文件，作指示，發命令來了解情況和解決問題的情況，很少深入實際，接觸群眾。他在1928年1月到西伯利亞了解糧食收購情況之后，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再也沒有去過農村。顯然，對農村的情況就不甚了解。到1953年他去世之際，蘇聯的農業狀況不太好，糧食產量除個別年分外，甚至沒有超過沙俄時代的水平，恐怕與此不無關系。此外，由于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和蘇聯國際威望的迅速飆升，在黨內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風氣也日趨嚴重，這使上層領導很難聽進群眾的意見，下層意見也很難上達。脫離了群眾這塊大地，任何“安泰”式的英雄人物就必須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

　　在赫魯曉夫時代，理論脫離實際，干部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習氣在黨內日益蔓延起來，夸夸其談，不務實事，互相吹捧、阿諛奉承的庸俗之風抬頭。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集黨政大權于一身的赫魯曉夫，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赫魯曉夫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卻十分欣賞甚至鼓勵人們對他自己的個人迷信。他高高在上，獨斷專行，隨心所欲，魯莽決策，只準頌揚，不準批評，聽不進來自黨內外群眾的聲音，更感受不到黨內外對他的不滿和批評。

　　1964年10月14日，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即將被趕下臺的赫魯曉夫發表了他的“最后的政治演說”。他流著淚說：“在座的各位，從來沒有公開地、誠實地指出我的任何缺點和錯誤，總是隨聲附和，對我的所有的建議都表示支持，你們也缺乏原則性和勇氣。”赫魯曉夫的話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反映出當時蘇＊＊＊內作風存在的嚴重問題。

　　進入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的黨風問題更加嚴重，因循守舊和保守主義成為蘇共的主流思想體系。那時，蘇共相當大的一批領導干部的精神狀態是：安于現狀、不愿改革、不思進取。在當時蘇共政治局內私下流行這樣一句話：“不，我們什么都不需要改變”，也正是這種思想，使蘇共的黨風越來越脫離實際、脫離群眾。

　　在這一時期的蘇＊＊＊內，空話套話連篇累牘，形式主義愈演愈烈，蘇共《真理報》總編輯阿法納西耶夫曾經多次參與蘇共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他后來在回憶中，對蘇共日益敗壞的黨風痛心疾首。他舉例說，蘇共中央向大會所作的報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順序早就定型了：開頭，永遠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第二部分：國內情況，始終是“巨大成就”和“個別缺點”……他還披露：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說有什么“獨到的思想”了。［4］只要你善于把那些習慣性的思想換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達方式，就算是有“創造性”了。正是這種形式主義、不切實際的風氣，導致了在蘇共各級黨委和領導干部中，對大量反映現實問題的群眾來信，幾乎都是不聞不問，束之高閣。

　　作為蘇共最高領導人的勃列日涅夫，不僅沒有大力糾正和改變蘇共的黨風狀況，而且還使蘇共的黨風建設日漸遭到破壞。勃列日涅夫本人就非常愛好虛榮和愛聽別人的阿諛奉承。在他執政期間，他對表面的榮譽和獎賞的奇特癖好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因為列寧和勃列日涅夫的父名都叫伊里奇，蘇聯思想界有人投其所好，提出了“兩個伊里奇”和“從伊里奇到伊里奇”的提法。1977年在慶祝十月革命的群眾＊＊＊隊伍中，第一次出現了和列寧像大小一樣的勃列日涅夫像。不久，“兩個伊里奇”的肖像就在全國各地并排懸掛起來。

　　據統計，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他總共獲得了包括列寧勛章、蘇聯英雄勛章等在內的各類勛章達200多枚。很多勛章是在他的暗示下授予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他死后的送葬行列中，為他捧各種勛章和獎章的軍官竟達4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僅喜愛阿諛奉承，貪圖榮譽，而且貪欲錢財。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訪問，該共和國共產黨第一書記阿利耶夫竟然送給他一座用純金制作的、價值連城的半身像。之后，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調到莫斯科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并成為政治局委員。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一時間蘇＊＊＊內貪圖享受、沽名釣譽、阿諛奉承、欺上瞞下、貪污賄賂、特權腐敗之風更盛。很多人加入共產黨不再是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共產主義理想而獻身，而是撈取一官半職，攫取更多個人、小集團利益成為其最大追求，從而導致了黨風狀況日益惡化。在勃列日涅夫長達18年的執政時期，蘇聯積累了大量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的最高領導人。

　　如果說在此之前，蘇＊＊＊風建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逐漸脫離、背離集體領導特別是人民群眾的話，那么，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此問題日益加重。戈爾巴喬夫在蘇共領導人中是以“能言善辯”著稱，具有很好的口才。他本人熱衷于到國內各地搞興師動眾的視察，熱衷于講話和寫文章，并頻頻出鏡露面。據長期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僅在1985年10月，他到處巡視，不斷講話、演講、報告就達15次之多。而且其所發表的政治觀點常常與蘇共政治局內的觀點不協調，也不通氣。他的許多倡議和許諾很多政治局委員都是從報紙上才知道的。戈爾巴喬夫不僅拋開了集體領導，更是嚴重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群眾，聽不到或說是根本不聽人民群眾的疾苦和呼聲，完全憑主觀決策。他在全國范圍強制推行“反酗酒”運動，為最終實現含有酒精飲料的零生產，將格魯吉亞的葡萄樹全部砍光，戈爾巴喬夫因此也獲得了“礦泉水書記”的綽號。

　　戈爾巴喬夫更沉醉于國內外、尤其是西方輿論對其“開　明　君主”形象的反映。曾擔任過戈爾巴喬夫助手的瓦列利？博爾金在其回憶錄《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寫道，戈爾巴喬夫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經常大聲朗讀國外對他在世界上的偉大改革的評價，這種東西有時他會讀上幾個小時，而時間就這樣一點一點地過去了，而急待處理大量的文件他卻還沒有看”。［5］

　　曾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尼？雷日科夫說戈爾巴喬夫是“不善于、不喜歡也不愿意傾聽他人的意見，只喜歡夸夸其談，只是他一個人沒完沒了地高談闊論，玩弄辭藻，把本來空洞無物的刻板思想說得天花亂墜”。不少俄羅斯人在反思時認為，戈爾巴喬夫本意是想一上臺就建立“豐功偉績”的，但卻把其講話和文章在國內外引起的轟動看成了“豐功偉績”。他不注意制定正確的改革方針，又沒有與之相配套的實際措施，更不做落實計劃中所需要付出的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他的領導風格就是“以說話開始，以說話結束”，所以致使改革初期的大量決議被束之高閣。而他這種夸夸其談，缺乏“求真務實”的作風，使黨和國家的很多問題不僅無法解決，并且得到急遽地積累和發展。

　　戈爾巴喬夫更是一個典型的言行不一、見風使舵、工于心計的兩面派。在擔任蘇聯總統前，他曾多次宣稱：“黨就是我的一切，我可以放棄蘇聯總統的職位，因為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是蘇聯共產黨。”但當上總統后，他的行為卻與他的宣稱卻完全相反。蘇聯解體后，他在與日本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的對話中說：我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產主義的影響所造成的惡果從人們的意識中清除而感到非常的榮幸。博爾金曾這樣回憶到：戈爾巴喬夫觀點多元化，善于兜圈子，“經常是向前走兩步，向旁邊走三步，又向后退一步”，“面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派，他說要這光明的未來——共產主義奮斗，任何時候都不會背離這條道路；而面對市場派，他又說，只有像奧地利和瑞典那樣發展市場關系、民主和自由，都能取得成功。”“他善耍手腕，這種本事多年來已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6］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沉痛地反思說：那時黨內、社會上普遍養成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風氣，這是造成蘇＊＊＊內離心傾向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曾經是蘇共普通黨員的莫斯科一家電視臺采編部主任這樣說：“我曾是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一直積極參加黨組織的各項活動。但是，戈爾巴喬夫這些人，打著改革的旗號，實際上是在爭奪權力、爭奪總統，根本不去考慮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他們早就成為了一群高高在上的特殊的官僚階層，這樣的黨的領導人和惡劣的黨風，怎么可能再讓我們跟著他們走。”

　　從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在短短的2年內，全國有290多萬共產黨員聲明退出黨組織，留在黨內的黨員也大都對黨失去了信任。

　　蘇聯最大的烏拉爾汽車制造廠在1989年還有9000多名黨員，到1991年1月只剩下1600多人，其中還有300多人不交黨費。［7］布良斯克地區1986年有6000人入黨，1989年為750人，1991年只有4個人。據1990年不完全統計，全國有五分之一的車間黨組織、二分之一的黨小組解散或停止活動，蘇共戰斗力幾乎喪失殆盡。［8］

　　戈爾巴喬夫的一系列錯誤路線，不僅毀壞了黨的凝聚力，而且使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進一步瓦解，黨群關系惡化到頂點，造成國內經濟狀況惡化，民族矛盾尖銳，使人民喪失對黨的信任。

　　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說：“黨到1990年已經緩慢地瀕于死亡。”

　　1990年底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格魯吉亞等共和國的共產黨已經淪為在野黨，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長職務也落到反對派手中。1991年初的民意調查表明，蘇聯政府的支持率僅有13％，不支持率達73％，蘇共的支持率僅有14％。

　　戈爾巴喬夫在下臺后的反思時也不得不承認：“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資源，就會出現政治冒險家和投機家。這是我犯的錯誤，主要的錯誤。”不，這豈止是“錯誤”，這是對人民的背叛。戈爾巴喬夫最終徹底背叛了人民群眾。他以人民的名義，打著人道和民主的旗號，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終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正因為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徹底背叛了人民，人民對這個已經不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黨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才采取了十分冷漠的態度。

　　8？19事件后，蘇聯共產黨內一批真正的共產黨人既極度悲憤，又十分無奈。蘇軍總參謀長阿赫羅梅耶夫元帥，用伴隨了他一生的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絕命書中留下最后的悲憤與哀嘆：“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被斷送了。”

　　［1］《列寧選集》第三版，第四卷，第136頁。

　　［2］《列寧全集》第28卷，第330頁。

　　［3］鮑？根基娜：《列寧的國務活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617頁。

　　［4］維？阿法納西耶夫：《【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頁。

　　［5］瓦？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頁。

　　［6］瓦？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第308頁。

　　［7］《蘇共中央通報》，1991年6期。

　　［8］〖俄〗《黨的工作者手冊》1989年版，第589頁。

　　第5集　蘇共的特權階層

　　1988年秋天，位于莫斯科格拉諾夫斯基大街2號的一家商店門前，突然聚集起成百上千的人，一家不大的商店，為什么能產生如此大的新聞效應，引起如此多的人們關注呢？

　　這是一家為少數特殊顧客服務的特殊商店。今天，是這家商店被宣布關閉前的最后一天。蘇聯普通人把這類特殊商店的特殊顧客，稱為特權階層。說他們是“我們的共產主義貴族”。這個特權階層，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逐步形成，在戈爾巴喬夫時期進一步發展演變。正是這個特權階層，對蘇共從內部瓦解起了催化作用，成為推動蘇聯劇變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月革命后，戰爭和饑荒嚴重威脅著新生的蘇維埃政權。

　　“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十月革命》電影中瓦西里這句膾炙人口的臺詞，一時成為流行的經典語言。今天的人們可能難以相信，作為列寧身邊的工作人員，會為一小塊面包推來讓去，但這卻是歷史的真實。

　　電影中的這一情節是根據當時一個真實的故事編寫的。1918年，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遇到糧食危機。在一次人民委員會會議上，時任糧食人民委員的瞿魯巴突然暈倒，緊急召來的醫生檢查后說，他是餓昏了。作為蘇維埃政府主管糧食的最高官員，他擁有調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卻沒有從中為自己留下能填飽肚子的食品。列寧當即建議設立“療養食堂”，讓這些為人民日夜操勞的同志們能夠吃飽肚子。這是完全正確和無可非議的。

　　列寧當年倡議設立的“療養食堂”，慢慢擴展為特供商店，規模、數量特別是性質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半個世紀后，只有蘇共的高級干部憑著特殊的證件才有資格出入這座沒有任何招牌的大樓。這是莫斯科最大的特供商店。每到周末，一輛輛轎車停在大樓門前，把整條街堵塞得滿滿當當。

　　在這里，法國白蘭地、蘇格蘭威士忌、美國香煙、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領帶、奧地利皮鞋、英國呢絨、德國收音機、日本錄音機等外國名貴以及蘇聯國內稀缺的商品，應有盡有，琳瑯滿目。一位記者公開地說：“對于上層人物來說，共產主義早已經建成了。”

　　這樣的商店僅在莫斯科就有100多處。克里姆林宮的特權階層有自己的規則，職務越高，特權越大，享有的種種物質待遇同普通群眾之間的反差也越大。當然，享有這一特權的僅僅只是蘇共干部中的極小一部分。但是，這一特權是否就是這一階層產生的第一個壘塊呢？

　　在蘇聯剛剛開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們艱苦創業，奔向新的生活。在為實現共同理想而艱苦奮斗時，攫取特權、謀取私利，為社會所不齒。

　　在國家民族處于危急存亡的時刻，作為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干部，如果說有什么“特權”的話，那就是身先士卒，浴血奮戰，在喀秋莎的怒吼聲中，帶領人民將侵略者趕出去。

　　在斯大林時代，黨對干部的要求總體上是嚴格的，蘇聯也面臨嚴酷的戰爭環境，以及政治斗爭的波高浪險，黨員干部成批走向前線，領導干部更迭頻繁，不可能形成特權階層。

　　赫魯曉夫上臺后，實行了特殊的干部政策。根據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黨章第25條規定，黨員干部要經常更替，基層黨組織選舉時，每年有大批書記由于任期屆滿而被更換，更換率高達60％，因此，這一時期黨內真正享有特權的群體尚未形成。

　　蘇共內的特權階層，是從勃列日涅夫上臺后特別是其后期逐步形成的。

　　1966年4月，蘇共二十三大召開，在勃列日涅夫主持蘇共中央工作后的首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對黨章第25條進行修改。勃列日涅夫特別推崇長期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蘇斯洛夫的一句話：“干部隊伍的穩定是成功的保障。”他從片面追求干部隊伍的穩定，發展到形成領導干部事實上的職務終身制。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等高級干部都是在他們的職位上壽終正寢的。

　　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的指導下，蘇共領導層組成人員幾乎長期原封不動。在蘇共二十三大上，連選連任的中央委員達79.4％，二十五大時，除已經過世的中央委員，連任率竟高達90％，有的任期竟長達25年。

　　1978年到1981年的兩屆州黨代會期間，在156名州委書記中只有5名被更換。到1978年春，58名部長和部長會議副主席的平均年齡已達70歲。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終身任職的老化的領導干部隊伍。這種干部制度帶來的后果，既使得領導層缺乏活力，又容易形成特權階層的核心力量。

　　領導干部終身制，客觀上容易使特權階層隊伍不斷擴大，為了安排更多的領導干部而設置的機構也不斷增加。70年代末，蘇共中央直屬的部級機構達到了20個之多，其中大部分與政府機構重疊，甚至連機構的名稱都一模一樣，如農業部、國防工業部、重工業和能源部、機器制造部、文化部等等，等等。

　　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共，為特權階層的形成提供了適宜的生長土壤。

　　更多的“特殊待遇”，往往使剛剛提拔初次享受的高級干部瞠目結舌。利加喬夫曾回憶道：1983年，當他擔任蘇共中央組織部長后，第二天就給他配備了高級轎車。當他提出換一個比較低檔一點的轎車時，竟受到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訓斥：說他這樣做是搞“特殊”，破壞了機關的風氣。

　　特權帶來的享受，不身歷其境，是無從想象的。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特權階層的子女，僅憑借父輩們的特權地位輕易進入最好的大學，畢業后再進入最優越的部門，并很快走上顯貴的權力崗位。特權甚至還可以成為暢通無阻搞腐敗的護身符。

　　這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此人仰仗岳父的權勢，扶搖直上，僅僅10年時間就從一個低級軍官晉升為上將，后又擔任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此期間他貪污受賄65萬盧布，釀成了震驚全國的“駙馬案”。勃列日涅夫的兒子尤利更是個紈绔子弟，且年紀輕輕，竟當上了蘇聯外貿部第一副部長。

　　1982年1月，一位蘇聯公民準備從莫斯科機場乘機出國旅行，海關人員從他身上的一個暗兜里發現了大量鉆石。經查證，這是蘇聯大馬戲團女訓獅演員布格利莫娃的個人收藏品。此后不久，便先后逮捕了這個馬戲團的美工師鮑里斯？茨維科夫和馬戲團團長克列瓦托夫。在茨維科夫家里，搜出價值約100萬美元的鉆石和其它貴重物，在克列瓦托夫的房間里，查獲約值50萬英鎊的西方貨幣和價值昂貴珠寶、繪畫作品等。而這些物品都是屬于勃列日涅夫的女兒加林娜的。

　　“故事”沒有到此為止，珠寶、鉆石走私案還牽連到勃列日涅夫的兒子、外貿部第一副部長尤利。這個案件理應由內務部審理，卻耐人尋味的由克格勃經辦。而主持審理該案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維貢，正是勃列日涅夫的連襟。結果，“故事”卻到此了結：勃列日涅夫的兒子尤利和女兒加林娜依然逍遙法外。

　　當了17年內務部長的謝洛科夫，利用職權，化公為私，他不但把內務部最大的國家別墅和內務部的迎賓館據為己有，還在赫爾岑大街24號占據了一套很大的公寓。在這兩座國家別墅和公寓里，存放著謝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財物。其中的一個別墅里，光地毯就堆放了7層；而床底下塞著的竟是俄羅斯著名畫家的油畫。

　　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國里的貪污腐化問題，越來越嚴重。

　　1980年，一位偵緝人員偶然買到一批鯡魚罐頭，打開后發現里面裝的卻是價格昂貴的魚子醬。鯡魚為什么會變成魚子醬？經過艱苦的偵查后，案情終于大白。原來，蘇聯漁業部一大批官員與某公司達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兩地生產的價格昂貴的魚子醬裝入貼有鯡魚商標的罐頭運往國外，由西方公司用鯡魚價格買下，然后倒手銷售。蘇方參與者從巨額贏利中分占豐厚所謂利潤，并存入瑞士銀行。這種倒賣活動竟持續了10年之久。

　　經查證，此案給蘇聯造成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損失，涉及漁業部副部長、漁業生產銷售管理局副局長等高官，以及蘇聯外貿部、食品工業部、太平洋艦隊、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飯店人員，共300余人。而負責分配這種罐頭的竟是索契市市長沃隆科夫，直接管轄該市的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委第一書記麥杜諾夫，是蘇共中央委員，勃列日涅夫的親信，他奉命參與了此案，并對沃隆科夫百般庇護。

　　《文學報》刊登了沃隆科夫被捕的消息后，麥杜諾夫極為緊張，多次跑到莫斯科向勃列日涅夫求救。因案情重大，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親自向勃列日涅夫陳述了事件的前前后后。勃列日涅夫看到證據鐵證如山，于是問道：“你看怎么辦？”安德羅波夫說：“那就得把麥杜諾夫交法院審理。”勃列日涅夫說：“這可不行，現在我們在克拉斯諾達爾沒有可靠的人，是不是可以先把他挪到另外的地方去。”

　　后來，麥杜諾夫雖然被撤銷了職務，卻被調到莫斯科，當上了糧食食品部的副部長，并住進了莫斯科的豪華住宅。這個“故事”就這樣被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此外，“克拉斯諾達爾案件”、“海洋案件”、“烏茲別克案件”等等……都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

　　蘇共的特權階層，首先來源于官職。一些人認為官職越高，特權越多，要想做官或者升遷，必須討好或賄賂有關領導，職務也因此有了價格。某些地區就連黨委書記都明碼標價，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個區委第一書記就“價值”20萬盧布，第二書記是lO萬盧布。

　　賣官鬻爵的現象，在其它加盟共和國也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正如1973年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二月全會曾指出的：“過去在選擇和使用干部問題上嚴重違反了列寧主義原則，任命行政領導干部不是根據他們的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質，而是通過幕后操縱、熟人和家庭關系，是根據對上級個人是否忠實的原則。”

　　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特權階層反對任何涉及對自己特權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動地遏制蔓延全黨、全社會的腐敗。勃列日涅夫對改革冷言冷語：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到70年代末，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關于經濟改革的報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權階層的不滿和抵制。結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職。

　　特權階層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的聲譽、制造了社會鴻溝、敗壞了社會風氣。普通民眾與特權階層的距離越來越遠。在蘇聯社會中，一般大眾自稱“我們”，而把特權者稱為“他們”。

　　但在談到蘇共黨內的“特權階層”時，我們必須同時強調以下三點：

　　第一、“特權階層”只是對當時蘇共干部隊伍中以權謀私的極小一部分蛻化變質分子的特指。西方把當時蘇共約有60萬名￣70萬名干部全部稱作為特權階層，那完全是為丑化和推翻蘇聯共產黨而刻意、惡意、歪曲的宣傳。而當時蘇共的廣大黨員干部總體上還是廉潔奉公、勇于奉獻的，是要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第二、必須把分配領域中的合理差別和“特權”區別開來。當時蘇聯黨內和社會上雖然存在特權階層和嚴重的特權現象，但表現為“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在蘇聯分配領域中同時嚴重存在。

　　第三，不能僅僅注意到分配領域中存在的“特權”現象，更要注意到這種“特權”在其它領域的表現：如在制定政策、任用干部、貪贓枉法為自己和小集團謀取私利，并逃避黨紀法規的監督等等方面。這對破壞黨群關系進而對改變黨的性質的危害更為嚴重。

　　這一情況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表現的更為明顯。

　　這原是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居住的一座別墅，后來有了新的更大更好的別墅他就搬走了。讓我們參觀一下這座已不夠時髦的舊別墅吧：進了大門，是一個巨大的前廳，樓下有玻璃涼臺和電影廳，餐桌長達10米，廚房就像一個龐大的食品加工廠，還有一個地下冰柜，二樓穿過大廳，直通日光浴室、辦公室、臥室，整套別墅裝潢陳設，極盡豪華。

　　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種窮奢極欲的個人生活，還遠未反映出特權階層的本質。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推動的所謂“改革”，成為特權階層演變為新生資產階級的催化劑。混亂的改革給特權階層謀取其根本利益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特權階層已經不以追逐自己的享受為滿足，還希望把擁有的一切特權長期占有，并且可以傳給后代。與此同時，當他們發現，掛在嘴邊的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共產黨人的光環，都已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原有的特權必須改頭換面，而資本主義是他們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適的制度，特別是當蘇聯共產黨和國家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這一特權階層為了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使之合法化，他們就必然毫不猶豫地撕下了原來的假面具，公開推動放棄社會主義，走全盤私有化的資本主義的道路。

　　這個期間，特權階層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種權力，大肆撈取個人私利。特別是那些直接管理國有企業財富的經濟官僚們，憑借戈爾巴喬夫推行商業化、市場化、經濟自由化的混亂時機，大搞“翻牌經濟”，把國家財產直接攫為已有；有的大搞權錢交易，獲取出口優惠和配額，出口原材料和軍火，竊取社會財富；有的在證券、期貨交易中獲取暴利，興辦銀行等金融機構，后來其中少數人演變成為新的金融寡頭。

　　1991年，莫斯科上萬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來的黨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份調查表明，在蘇聯高層干部隊伍中，76.7％的人已經認為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正是這些所謂的“共產黨人”，革了蘇共的命。

　　這些人不僅撈足了個人的經濟利益，還繼續身居高位，控制著國家權力。蘇聯劇變后的俄羅斯，除了權力金字塔塔尖上的少數人物有所變化外，大批干部搖身一變成為俄羅斯顯貴。他們占了新總統周圍高官總數的75％，新政黨領袖中的57.1％，新政府官員中的74.3％。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大衛？科茲等深刻地剖析了這一奇特的現象。他們說：“一個天主教徒會突然之間變成無神論者嗎？”“蘇聯精英分子的物質利益雖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精英相比，他們在物質上所享受的特權也說相形見絀了”；“在蘇聯體制下，社會上層和底層之間的收入差別，比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差別要小的多”，“在蘇聯體制下，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比一般產業工人高出8倍”，“大企業的總經理的報酬大約是一般產業工人的4倍”，而美國高層精英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50至400多倍；“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合法的途經積累物質財富幾乎是不可能的。積累了一定物質財富的蘇聯領導人總是擔驚受怕，惟恐有一天被人發現或被起訴”。因此，“蘇聯體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統治精英對個人利益的追逐”，蘇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禮上致富的政黨。

　　蘇共垮臺前不久，曾在人民中作過“蘇共究竟代表誰”的調查，調查結果，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卻占了85％。

　　蘇共特權階層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期間，那些看得見和看不見的腐敗之手，貪婪地攫取著屬于人民所有的國家財富，而蘇共對特權階層從很少遏制，到不打擊，再到庇護甚至縱容，結果導致了這一毒瘤在自身肌體上迅速發展蔓延。

　　當蘇共已被自己的毒瘤腐化變質的時候，它自己就已經被人民所唾棄。

　　1　赫魯曉夫關于蘇共綱領的報告，《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中文版第287——290頁。

　　2　勃列日涅夫：《蘇聯共產黨向蘇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作的總結報告》，載《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主要文件匯編》，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98頁。

　　3　利加喬夫：《戈爾巴喬夫之謎》新華社參考新聞編輯部1992年版，第40頁。

　　4　（美）大衛·科茲、弗雷德·威爾：《來自上層的革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48—149頁。

　　5　同上，第10頁。

　　第6集　蘇共的組織路線

　　1918年，剛剛誕生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為了粉碎帝國主義扼殺蘇維埃政權的陰謀，在英、法、美、日等協約國不承認蘇維埃政權的情況下，列寧以戰略家的膽識和眼光，提出與德國單獨媾和。但是，他的提議在提出之初卻被黨內大多數同志否決。

　　經過認真反復做工作后的1918年2月23日，黨中央再次進行表決，以7人贊成、4人反對、4人棄權的投票結果，正式通過了列寧的建議。隨后與德國簽訂了條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約》。

　　盡管如此，布哈林堅持自己的立場，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依然表示反對列寧的主張。列寧說：在單獨媾和問題上同中央意見有嚴重分歧的同志，嚴厲責備中央……這是十分自然的。這是黨員極正當的權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們在這里所說的主要的并不是《布列斯特和約》本身，而是它的通過過程。這一過程表明，列寧為他親自制定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作了最好的典范。

　　“給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這是列寧的一句名言。當建立了這樣一個組織之后，他又為這個組織又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原則，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民主集中制。

　　馬克思、恩格斯早在指導國際無產階級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活動時，便提出和運用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思想。

　　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和黨的建設的過程中，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思想。1905年12月，由布爾什維克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會議上首先明確使用了“民主集中制”這個概念，并在有關決議中指出：“民主集中制原則是不容爭議的。”

　　1906年4月，根據列寧的提議，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組織章程》，其中第二條規定：“黨的一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這是第一次在黨章中確立民主集中制。

　　1920年7月，列寧起草的《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中規定，“加入共產國際的黨，應該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從此，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就成了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普遍的、必須遵守的組織原則。

　　列寧在世時，黨內實行集體領導。黨的領導核心是黨的中央委員會，當時中央委員少，開會也比較容易，實行集體領導；在決定問題時，每個委員都有平等發表意見的權利，經過充分討論最后投票決定，按多數票通過，每個委員都只有一票表決權。

　　在黨的各種會議上，列寧的報告往往獲得多數人的高度評價，但也常常有少數代表對報告提出尖銳的批評。而列寧則是認真聽取。

　　黨有領袖和各級領導人，但沒有對他們的迷信。每個黨員都充分享有黨章規定的權利，黨內不分高低，決沒有特殊黨員。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人是必須經過選舉產生的，是必須向黨員做工作報告的，是可以撤換的。列寧認為：黨內有討論、批評和發表不同意見的自由，“沒有討論和批評的自由，無產階級就不承認行動的一致”。在當時黨的會議上，沒有奉迎、吹拍，開展批評就像人類需要空氣那樣自然。列寧強調要聽取不同意見，哪怕是反對派的意見。1921年，在解散黨內“工人反對派”時，列寧卻要求對“工人反對派”特別關心的問題，如“反對官僚主義、發揚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任何切實的建議，都應當認真加以考慮”。

　　列寧在強調黨內民主其中包括保護黨內任何少數人權利的同時，也十分強調黨的集中，特別強調少數服從多數、部分服從整體，決不容許在黨內出現派別活動和無政府主義傾向。列寧曾明確指出：“行動一致，討論自由和批評自由”，這“是先進階級的民主政黨所應有的紀律”。特別是在十月勝利后，外國武裝干涉、國內戰爭形勢的嚴峻和國內外敵對勢力用各種手段從政治、思想、組織上等各方面破壞黨的團結以及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泛濫，列寧特別強調黨的集中、團結和紀律。他說“無產階級實行無條件的集中……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誰哪怕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稍微削弱一點……那他事實上就是在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這就是列寧提出、制定、倡導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本質和原生態。

　　十月革命后，由于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的武裝叛亂，布爾什維克黨不得不采取了高度集中制。最高權力集中在黨中央政治局，黨政領導干部的委任制代替了選舉制，工作方式上實行戰斗命令制。這保證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度過了嚴重的危機，但留下了削弱黨內民主生活，限制廣大黨員民主權利的弊端，也進而造成一些黨組織和個別領導人個人專斷、搞特權和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等傾向。

　　針對當時俄＊＊＊內的情況，列寧設想通過建立一個獨立的、有高度權威的黨內監督機構，以加強和完善黨內監督，進而保障黨內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執行。

　　從黨的九大到十二大，在列寧的指導下，蘇＊＊＊內監督機制建設得到了很大發展。1921年至1922年，列寧親自主持召開了蘇共十大和十一大，先后通過了《關于監察委員會的決議》和《監察委員會條例》。1923年，列寧在病重期間又為黨的十二大寫了《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科學地闡發了黨和政府和監督思想與監督制度。

　　黨的十一大是列寧參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會，在他的領導下，建立了比較完整的黨內監督體系，成立了中央檢查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并規定，委員必須有10年以上的黨齡。

　　中央檢查委員會由3人組成。主要負責檢查中央機關和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以及中央經費的使用。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各級監察委員會由各級黨代會選舉產生，主要負責監察相應各級組織的工作。

　　斯大林任總書記的初期，黨的民主集中制以及有關監督制度，繼續得到了較好的貫徹，不僅能正常召開黨的中央會議，黨內不同意見也可以展開爭論，甚至可以在報紙上公開批評斯大林。政治局開會時，他往往一言不發，叼著煙斗，圍繞會議桌子轉來轉去，在認真聽取每一位同志發言之后，他才最后發言并經會議作出決定。1936年蘇聯的憲法是經過5個半月的全民討論以后才由蘇維埃合代表大會通過的。在德國法西斯進攻蘇聯前夜的1941年6月21日晚，斯大林領著政治局開會一直開到第二天凌晨。

　　1934年黨的十七大以后，斯大林在黨內的地位已不可動搖，他的威望已無人可比，對他的贊揚聲不斷增加。在許多事情上，他開始過分自信，甚至獨斷專行。首先是從1939年的十八大到1952年的十九大長達13年之久，不能按時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戰爭固然是推遲召開代表大會的一個因素，但是決定性的因素還是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戰后，1947年到1952年的5年間，竟連一次中央委員會的全會都沒有召開過，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翻開1934年蘇共政治局決議的原始文本，很難找到經過政治局委員表決通過的決議，其中大多是先由斯大林口述，再由秘書記錄而成的。在9月份的許多文件上，還特別注明：“未征求意見”。

　　但是，也不能據此得出其間的所有決策都是斯大林個人獨斷專行的結果。其間，一直擔任蘇＊＊＊和軍隊高級領導的朱可夫在其回憶錄中說：“在整個戰爭期間，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黨中央組織部和書記處共召開了200多次會議，研究討論有關國防、外交、經濟發展等重大問題。斯大林領導的國防委員會共做出10000多項決議”；在國防委員會上“經常出現一些針鋒相對的意見……如果達不成一致意見，則馬上由爭論的雙方派出代表組成專門委員會，負責在下一次會議上提出經過協商一致的建議”。

　　列寧親自建立的一套比較完整的監督制度，從斯大林時期開始也未能很好地執行。

　　1934年，蘇共十七大通過的黨章對監察委員會的職能作了新的規定，只有3項權限：一是監督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執行；二是審理違反黨紀的人；三是審理違反黨的道德的人。這樣，監督機關只限于檢查下級組織的活動，監督反對派的活動和有不同意見的黨員。根本無法監督同級黨組織的領導機構及其成員。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肩負查處官僚主義而設置的監察機關，自身也沾染了官僚主義弊病。即使是對下級黨組織和干部的監督，也經常是走過場。而這種走過場的檢查監督越多，在下級引起的反感也越大。

　　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黨內監督不到位，這就嚴重助長了黨內的不正之風。在討論蘇共十八大政治報告稿時，政治局委員們一片贊揚之聲。斯大林卻說，你們討論的報告是作廢的，新改過的你們還沒有看到。在片刻的尷尬后，善于奉承的貝利亞說，這一稿已經很好了，可以想象，經斯大林同志改過的報告將會多么精彩。當時蘇＊＊＊內不講真話、隨聲附和的阿諛奉承之風，由此可見一斑。

　　對有些持有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斯大林有時則采取了“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錯誤做法，擴大甚至嚴重擴大了打擊面。這樣一來，蘇＊＊＊內就很難聽到不同的聲音，真理的解釋權也就往往被個人所壟斷。

　　在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雖然形式上強調了“集體領導”，但只不過是由“一個人說了算”，改為“少數幾個人說了算”。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貫徹民主集中制，黨內監督更無從談起。

　　黨的會議特別是黨代表大會，按照黨章規定是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監督的重要手段，然而，據哈薩克共和國一個地區黨委會的記錄記載，1974年至1975年間召開了72次會議，共有600多人發言，只有12人對黨的領導人提出了意見，其他人幾乎都是空話、套話、贊美的話。

　　敢于講真話、提出批評意見的人，同樣會受到打擊迫害。南烏拉爾鐵路局的一位高級工程師在貫徹蘇共二十五大精神的會議上發言，認為勃列日涅夫在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缺乏足夠的批評精神，過分的贊美和頌揚他的功績就是個人崇拜。此后，這個人就被開除了黨籍。

　　在這期間，黨的報紙上也曾開辟過監督專欄。但是，這些報紙的輿論監督對象都是中下層干部。偶爾也有一兩條批評高級干部的消息，但都是在他們已經下臺以后。

　　勃列日涅夫初期曾針對赫魯曉夫在管理體制及組織路線上作了部分修正：

　　取消了“工業黨”、“農業黨”；在地區管理體制上強化了中央領導；在干部路線上保證了干部隊伍的相對穩定。從總體上說，這種修正在當時起到了一定積極的作用，但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也帶來新的弊端。

　　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又出現違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放棄黨內監督，用個人或少數人的意志代替多數人的智慧，用權力壓制真理的情況，其結果就是決策的失誤、乃至失敗。

　　1979年，阿富汗國內政治局勢發生變化，阿富汗領導人請求蘇聯派兵援助。在3月的蘇共政治局會議上，大家一致認為，“出兵是沒有任何理由的”，但到了12月4日，由勃列日涅夫和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五人召開秘密會議，就改變了政治局的決定，還是出兵阿富汗了。

　　這場戰爭，長達10年，損兵5萬，耗資數百億美元，給無數家庭帶來痛苦，成為蘇聯“流血的傷口”。

　　戈爾巴喬夫時期，則背離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使所謂“民主化”的形式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在1990年2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戈爾巴喬夫提出“重新認識民主集中制原則，重點放在民主化和黨員群眾的權利上面。”在上下級關系上，推行黨組織“自治原則”，在中央和地方關系上，加盟共和國黨中央如不同意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可以不執行。這意味著蘇共不再是一個具有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的戰斗組織。

　　這次全會，標志著蘇聯在政治演變方面邁出了重大的一步，也預示著蘇聯將會發生一場重大的變化。在“民主化”、“公開性”的口號下，讓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出籠，這正是戈爾巴喬夫推行其錯誤政治路線所需要的。他就是要以此推進加快在蘇聯實行多黨制和私有化，加速蘇共的敗亡。于是，黨內崇尚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推波助瀾，蘇共中央另一些領導人則步步退讓。

　　這就是蘇共長期過分集權導致的另一惡果——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泛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主張所謂的絕對民主和自由，表面上否認一切權威和組織紀律，但說到底，是為了推行資本統治的權威、秩序和自由。

　　1990年7月，蘇共28大召開。戈爾巴喬夫在大會報告中公開批判“民主集中制”原則，說“黨內有一股主張把這條原則從黨章中刪掉的強烈情緒，因為過去的全部實踐已使這條原則聲名狼藉”。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正式取消了“黨的組織機構、全部生活和活動的指導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這一條文。

　　作為蘇聯共產黨黨內生活準則的民主集中制以及黨內監督，到此已被徹底拋棄。

　　值得指出的是，戈爾巴喬夫是在所謂“民主化”口號的掩飾下用個人極端＊＊＊的辦法推行其錯誤路線的。召開政治局會議時，他往往不聽取別的委員的意見，甚至一個人滔滔不絕講上一、兩個小時，然后便作為黨的指示或決定執行。1991年8月24日，沒有履行任何法定程序，實質上就由他個人決定并宣布蘇共中央的自行解散。

　　干部路線是組織路線的十分重要的組成。正因如此，斯大林有這樣一句名言：“在制定了經過實踐檢驗的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以后，黨的干部就成為黨的領導和國家領導的決定力量。”

　　蘇共的政治路線決定了蘇共的干部路線。在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問題是黨執政興國的關鍵。蘇共之所以垮臺，也是同它在干部工作中的一系列錯誤分不開的。

　　蘇＊＊＊章明確規定，黨的各級組織一律由選舉產生。實際上，在斯大林執政后期，各級黨組織的候選人中的一些人往往是由個別人事先決定，黨內的選舉實際上只是履行形式上法定的程序罷了。1952年召開蘇共十九大中央主席團（相當于中央政治局）的25人名單，就是由斯大林和一兩個人圈定后就公布的。

　　這種由個別領導人決定任命干部，取代經過選舉產生領導機構和領導成員的制度和做法，導致了許多領導人失去應有的監督，無視廣大黨員和群眾的意見，甚至為某些人特別是野心家任人唯親、排除異己提供了方便。

　　赫魯曉夫在工學院學習時，恰逢黨內斗爭激烈，他和許多黨員一樣，站在了斯大林一邊。同時，他通過各種渠道將他對斯大林的所謂“忠誠”傳遞上去，特別是通過與他同在學院學習的斯大林的妻子傳遞給斯大林。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的提升出于斯大林一直在通過他的妻子娜杰日達注意著我，她在斯大林面前為我唱贊美歌，于是斯大林就叫卡岡諾維奇幫了我的忙。此后，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阿諛奉承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幾十年后，戈爾巴喬夫也有過類似的回憶。他說，在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時，“契爾年科告訴我，勃列日涅夫知道你是站在他的一邊，對他忠心耿耿，他很看重這個”。這在蘇共干部路線上已經成為了一種潛規則。

　　也正是干部問題上拋棄民主集中制，黨在選用干部方面的政治標準、德才原則也隨之被任人唯親所取代，有意培植親信、拉幫結派風氣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時代，一個官員要想獲得升遷，首要問題往往不是看這個人的能力高低，而是看是否與勃列日涅夫的“幫派”搭上關系。

　　勃列日涅夫畢業于第涅伯捷爾仁斯克冶金學院，曾長期在烏克蘭的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摩爾達維亞和哈薩克斯坦工作。他身邊聚集的一批德才都不具備的親信，有不少曾是他原來學習工作過的地方的部下和朋友，人稱“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幫”。

　　“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幫”權重一時，地位顯赫。吉洪諾夫，德才都很平庸，但僅因他是勃列日涅夫的同鄉兼校友，便被任命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戈爾巴喬夫當政時，竭力揭露甚至夸大黨內陰暗面，巧立各種名目，任人唯親，搞干部隊伍大換班，尤其是把反對他搞所謂“改革”亦即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干部撤換下來，把支持他搞全盤西化的干部提拔上去。他上任僅半年多，就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新增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共8人，撤職2人。同時在蘇聯部長會議和蘇共中央各部撤換了20余名部長和幾十名各部部級領導人。短短幾年內，150個邊疆區、州、直轄市這一級委員會的書記就被更換了92.5％。

　　對在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干部，戈爾巴喬夫更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戈當了總書記后，即任命對社會主義蘇聯有著刻骨仇恨的因受到批評被派到加拿大當了10年大使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為蘇共中央宣傳部長，1986年和1987年，又很快被擢升為蘇共中央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美國原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說：戈重用雅科夫列夫管意識形態的“主要任務是挑選新聞媒介的領導人”。在雅科夫列夫的主持下，1986年至1988年間，蘇聯一批最有影響的報刊先后被“新人”接管：《消息報》、《星火》畫報、《莫斯科新聞》、《共青團真理報》、《論據與事實》周刊、《莫斯科真理報》、《莫斯科共青團員報》、《青春》雜志、《新世界》雜志等。蘇共《真理報》、《共產黨人》雜志、《經濟報》等報刊的編輯部也大幅度調整。其中蘇共機關最重要的理論刊物《共產黨人》雜志的主編、有深厚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的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職務。此后，這些在全蘇很有影響的主流報刊煽風點火、左右輿論，為蘇共垮臺、蘇聯解體充當馬前卒。

　　戈爾巴喬夫錯誤的干部路線進一步造成了蘇聯黨政軍干部隊伍思想上的空前混亂。蘇共在干部路線上的嚴重問題極大地損害了黨的威信，造成了廣大干部、黨員和人民群眾對黨的不信任，對蘇＊＊＊的決議和指示的冷漠，各級組織和整個干部隊伍也基本處于癱瘓狀態。“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宮”也便成為情理之中。

　　至此，蘇共也就無力回天了。

　　1參見陳之驊等主編：《蘇聯興亡史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頁。

　　2《列寧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1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1847年）、《國際工人協會臨時章程》（1864年）、《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1871年）。

　　4《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第1分冊，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9頁。

　　5同上，第165頁。

　　6波洛馬遼夫主編：《蘇聯共產黨歷史》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2頁。

　　7《列寧全集》，第4卷，第254頁。

　　8《列寧全集》第14卷，第2版，第122頁。

　　9《列寧全集》第14卷，第2版，第121頁。

　　10《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154￣—155頁。

　　11《朱可夫元帥：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版，318頁。

　　12參見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頁。

　　13《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文件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第4頁。

　　14《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莫斯科1990年版，第42頁。

　　15《斯大林選集》（下卷）了，第458頁。

　　16《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頁。

　　第7集　蘇共的領導集團

　　列寧曾這樣表述革命政黨的領袖作用，他說：“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善于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

　　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證明，工人階級政黨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的斗爭中，需要一個堅持并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善于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領袖集團；在領導人民掌握政權、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同樣需要一個堅持并發展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的領袖集團。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出在蘇＊＊＊內，而蘇共的主要問題則在于它的領袖集團。

　　蘇聯共產黨是蘇聯唯一的執政黨，在整個社會生活中處于無可置疑的領導地位。

　　列寧認為，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這個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并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的領袖人物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

　　黨的領袖應當是一個集團。

　　工人階級的領袖集團應當在黨和人民共同奮斗的實踐中產生，具有堅定的政治信仰，能夠把握正確的方向；

　　這個領袖集團應當具有豐富的實際經驗，深得廣大群眾擁護，能夠做出保證事業勝利的科學決策。

　　從列寧到戈爾巴喬夫，蘇共最高領導集團大致經歷了五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以列寧為核心，主要成員有斯維爾德洛夫、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等人。其出生年代大致在1870年至1885年之間。

　　第二個時期以斯大林為核心，主要成員有莫洛托夫、日丹諾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米高揚等人。其出生年代大致在1890年至1902年之間。

　　第三個時期以赫魯曉夫為核心，主要成員有米高揚、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蘇斯洛夫、葛羅米柯等人，出生年代大致在1902年至1910年之間。

　　第四個時期以勃列日涅夫為核心，主要成員有柯西金、蘇斯洛夫、葛羅米柯、契爾年科、安德羅波夫、烏斯季諾夫等人。其出生年代大致在1910年至1920年之間。

　　第五個時期以戈爾巴喬夫為首，主要成員有利加喬夫、雷日科夫、雅科夫列夫、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等人。這一代領導人都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成長起來的，世界觀基本上形成于赫魯曉夫時期，后來發生分化，而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一些人最后成為蘇聯共產黨的終結者。

　　在蘇共歷史上，列寧堪稱領袖的楷模。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1870年出生于辛比爾斯克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列寧青年時期就開始從事革命活動，他為了追求真理，多次遭逮捕、被流放，后來流亡國外。艱難的革命經歷堅定了他推翻沙皇＊＊＊制度，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不懈奮斗的決心和意志。

　　列寧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追求，是與他不懈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密不可分的，這使他對所處時代的特征、革命形勢和發展趨勢，有著超乎一般成員的深刻洞察和預見。在一些歷史的重大關頭，尤其如此。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后，俄國出現了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一個是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另一個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當時，如何對待臨時政府，布爾什維克黨內存在嚴重分歧。

　　遠在國外的列寧堅決主張“工人們血戰了一個星期”的革命成果，決不能交給資產階級，布爾什維克黨應當奪取政權。

　　而設在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一部分領導人，不同意列寧的立場。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等人認為：布爾什維克還沒有成熟到足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因此，無產階級要支持臨時政府。

　　從1917年3月20日開始，列寧連續向《真理報》寫了5篇文章闡述自己對時局的看法，這就是著名的《遠方來信》。

　　1917年4月3日，列寧冒著極大風險取道德國回國。第二天，在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上做了《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的報告，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綱》。在這個提綱中，列寧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轉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戰略決策。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等人反對列寧的主張，黨內大多數人最初也不理解《四月提綱》的戰略意圖。1917年4月21日，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委員會在討論列寧的提綱時，只有2人投票贊成，13人表示反對，1人棄權。

　　莫洛托夫后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列寧，但不論是我，還是始終同列寧在一起的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位，都沒能立刻清楚地理解他的話。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在談論民主革命，可他談的卻是社會主義革命！

　　在黨內大多數同志還沒有領悟自己提出的戰略時，列寧以極大的耐心和熱情，進一步闡述戰略思想的深刻內涵、客觀依據、戰略目標和策略原則，批駁了反對者的錯誤觀點。

　　經過這場論戰，一時不理解的同志很快轉變了態度。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上，列寧的《四月綱領》終于被全黨所接受。大會通過了列寧關于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方針和策略。

　　這就是列寧。

　　這就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他不僅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引入俄國革命實踐，還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列寧的個人威望遠遠高于其他人，但他始終堅持集體領導原則，發揮集體的智慧和力量。

　　1921年，列寧寫信給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信中說：“您重復地不止一次的說，中央——就是我，您這就錯了。您決不應該寫出這樣的話。”列寧認為，中央應該是一個領袖集團，事實也是如此。在列寧時期，他所領導的中央領導集團是一個具有高度革命信念的政治家組織，絕大多數成員都對共產主義事業具有強烈的信念。當時，黨的領導核心先是中央委員會，在黨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

　　與列寧同時代的俄國革命家瓦？沃羅夫斯基曾這樣評價列寧：他“善于把許許多多人的經驗和知識集中起來，就像凹透鏡的焦點那樣，并且在自己豐富的智慧實驗室中把它們變成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口號。”

　　列寧去世后，黨的中央領導集團需要一位新的掌舵人。

　　當時，可能人選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還有斯大林。

　　在大多數黨員和黨的領導人看來，托洛茨基沒有完整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綱領，他甚至認為社會主義在蘇聯不可能建設成功。

　　布哈林有建設社會主義的一整套方案和計劃，但缺乏組織才能。

　　季諾維也夫則在理論和組織才能兩個方面都不突出。

　　斯大林盡管有許多缺點，但他具有堅定的政治信念和鋼鐵般的堅強意志，組織能力和運用組織的才能更是勝人一籌。

　　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生于1879年12月21日，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從1902年到1913年，他曾8次被逮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脫。與列寧和其他革命者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主要政治斗爭經歷是在俄國國內，殘酷的斗爭錘煉了斯大林堅強的性格。

　　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從他參加革命之日起直到去世，他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沒有過一絲動搖。他在長期執政生涯中其執政的出發點和立腳點，都是為了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富裕。

　　斯大林有超人的組織能力。早在十月革命時期，他就協助列寧參與指揮彼得格勒武裝起義。在激烈的國內戰爭期間，他指揮紅軍取得了保衛察里津和其他一系列重大戰役的勝利。他善于用普通干部和群眾能夠理解的語言，把黨員干部和人民發動起來、組織起來，朝著既定的目標奮勇前進。他決策果斷，目標明確，堅忍不拔，為達到目標不惜犧牲一切，是一般政治家難以相比的。

　　隨著斯大林威望的逐步提高，黨的最高決策權逐漸集中到他個人手里。盡管斯大林本人認為“個人崇拜”是有害的甚至是不能容忍的，他也多次明確表示討厭和反對對他本人的“個人崇拜”，但他在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有時過分相信了自己個人的智慧，違反了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

　　對于蘇共領導集體內部的有些意見分歧，斯大林有時運用鐵的手腕，甚至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方式。

　　結果是，表面上黨內一切分歧都消失了，似乎保持了黨的高度團結和統一。然而，列寧時期堅持的集體領導原則被破壞。在一片附和聲中，“一致通過”的決議實際上變成了要無條件地服從領袖個人的意志。這樣，就把斯大林與黨等同起來，實際上就削弱乃至否定了領袖集團的作用。

　　當然，斯大林作為一個革命領袖，他的缺點與錯誤，與他為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所做出的貢獻相比，是瑕不掩瑜的。

　　在斯大林誕辰80周年紀念日，當時西方世界的領袖人物，英國首相丘吉爾在下院發表了他對斯大林的高度評價：“在經受嚴峻考驗的年代里，是不屈不撓的天才統帥斯大林領導了自己的國家，這是俄國的大幸。斯大林是一位最杰出的人物，他在風云多變、嚴酷無情的時代度過了自己的一生，并給我們這個時代留下了令人敬仰的印象。”

　　“歷史和人民不會忘卻這樣的人。”

　　斯大林去世后，蘇共曾經在一段時期內重新強調列寧確立的“集體領導”原則。但是1957年赫魯曉夫擔任蘇共第一書記時期，隨著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蘇共中央再次形成了赫魯曉夫個人集權的局面。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1894年4月17日出生在庫爾斯克省卡利諾夫卡村，父母都是純樸的農民。青年時代他做過烏克蘭的礦工，成長于那個波翻浪涌的大革命時代，經受過衛國戰爭的戰火考驗。但是赫魯曉夫在思想和行為準則上還有另一面，是一個較為復雜的人物。

　　他對共產主義事業曾有過質樸的情感，但是，他缺少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莫洛托夫曾這樣評價赫魯曉夫：他對什么是列寧主義，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從來就沒有多大興趣，也沒有想過，在理論上一竅不通。正因如此，他違背馬列主義的國家學說和階級斗爭學說，在蘇共二十二大提出了“全民國家”、“全民黨”的錯誤理論，并在大會上力主通過的綱領中，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馬列主義的核心理論。他告誡人們不要冒進，自己卻又把冒進思想推向極端——宣稱蘇聯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他所說的共產主義，不過是“土豆加牛肉”而已。完全可以說，從赫魯曉夫開始，蘇聯共產黨逐漸脫離、背離乃至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使蘇聯開始偏離了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為20世紀90年代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種下禍根。

　　他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揭開了蓋子，主張糾正斯大林曾犯過的一些錯誤，但他是一個典型的兩面派、陰謀家和野心家。1939年3月，他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20分鐘的發言中，居然把斯大林恭維了32次之多。過去，他經常肉麻地吹捧斯大林是“人類最偉大的天才、導師和領袖”、“偉大的常勝將軍”、“自己生身的父親”。但僅過了10多年時間，還是同一個赫魯曉夫，卻咒罵斯大林是“兇手”、“強盜”、“賭棍”、“俄國歷史上最大的＊＊＊者”、“混蛋”、“白癡”等等，把一切惡毒、污穢的語言都傾瀉到斯大林的頭上，全盤否定斯大林建立的巨大的歷史功勛。他這樣咒罵斯大林，實質上是對偉大的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的莫大污辱，是對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一些根本原則的否定。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他自己又大搞個人崇拜，主動走上了“神壇”。

　　他全盤否定斯大林，其實質所在，就是從根本上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否定斯大林捍衛和發展的馬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

　　他在處理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時，缺乏理性思維和深謀遠慮，往往從主觀愿望和一時熱情出發，甚至指望用冒險激進的辦法來達到目的。

　　他主張對當時不合時宜的高度集中的蘇聯經濟體制進行某些改革，但缺乏科學的理論指導和深入的調查研究，隨意決策，也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

　　他盲目主張開墾了大片的處女地，擴大玉米種植面積，卻讓上千萬畝土地荒廢，因為那些土壤根本不適宜于種植。

　　他的工業改組簡單地把條條管理變為塊塊管理，結果導致削弱中央權威，助長了“地方主義”。

　　他把州和邊疆區統一的黨組織強行分割為工業黨組織和農業黨組織，嚴重地削弱了黨的領導，遭到州委書記們的普遍反對。

　　1961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蘇聯已進入“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的時期”，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赫魯曉夫所說的“共產主義”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設想，而且完全脫離了蘇聯當時的國情。直到赫魯曉夫下臺，他的所謂“共產主義”，依然是虛無縹緲的“仙山瓊閣”。

　　1964年10月14日，從休假地返回莫斯科的赫魯曉夫主持了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會上，主席團成員同樣用他當年作反斯大林秘密報告時的手法，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對他在內外政策上所犯的各種錯誤進行了激烈的指責和批評，并迫使他同意“自愿退休”。赫魯曉夫不得不在為他準備好的辭職聲明上簽了字。這個不具備優秀領袖素質的魯莽改革家，被提前趕下了臺。但直到去世，他自己也沒有明白，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取代赫魯曉夫的新領導人是勃列日涅夫。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06年12月19日出生于烏克蘭卡緬斯克鎮的一個工人家庭。

　　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度過了少年時代，在斯大林時期完成了學業，并從事農業和工業的技術管理和領導工作。衛國戰爭中他在軍隊擔任領導職務，經歷了整個戰爭年代，戰爭結束后一直在地方擔任黨的領導工作。

　　勃列日涅夫結束了赫魯曉夫時代那種莽撞、輕率的改革嘗試所帶來的混亂局面，糾正了蘇共中央主席團中一個人說了算的作風，推行了“新經濟體制”改革。

　　有人評價勃列日涅夫沒有很高的理論素養，也沒有突出的才能和智慧，是一個按章辦事的執行型人才。他不重視對客觀情況發展變化的研究，習慣于因循守舊、滿足現狀，懼怕重大的改革。但也有人認為勃列日涅夫行事方式比較穩重，因此保持了蘇聯18年的穩定。

　　勃列日涅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時期，是蘇聯歷史上一個少有的穩定時期。正是在這18年當中，蘇聯經濟取得了一定的發展，社會比較穩定，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與此同時，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不少消極現象。尤其在勃列日涅夫當政的后期，蘇共領導人愈來愈脫離時代發展的變化和人民群眾的要求。他們沒有看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應當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不斷發展的，因而在思想和行動上變得越來越保守和僵化。維持現狀和粉飾太平，缺乏銳意進取和改革的創新精神，成為20世紀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蘇共的主調。

　　在其執政后期，他雖也反復強調蘇聯共產黨代表全體蘇聯人民的利益，要為蘇聯人民服務，但這一口號已逐漸成為一句時髦的空話。

　　正是在勃列日涅夫后期，蘇共領導人的共產主義思想已經變得十分淡薄，而崇尚西方生活方式、貪圖享樂、奢侈浮華、阿諛奉承的風氣日益滋長。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這個嚴重脫離群眾的特權階層的最高代表。這樣，蘇共就更加脫離群眾，并進一步喪失了它的先進性，從而失去了它的執政基礎。

　　到80年代初期，蘇聯社會已經呈現出比較嚴重的危機，并使一些矛盾趨于尖銳。應該說，勃列日涅夫執政的年代，為以后蘇聯的社會大動蕩和蘇聯的解體，埋下了隱患，并急需進行必要的改革。但同時，當時蘇聯社會人民生活穩定，享有較高程度的教育、醫療、社會公用服務保障，科技人才占據了世界1／4，蘇聯在這個時期成為世界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在國際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就是今天俄羅斯的不少人認為勃列日涅夫時期是蘇聯人生活最好時期的緣由。

　　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蘇共經歷了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短暫過渡時期。到了1985年3月，最高領導權轉移到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新一代領導人手中。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1931年3月2日生于北高加索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的一個農民家庭。他畢業于國立莫斯科大學，長期從事黨務工作。

　　戈爾巴喬夫世界觀形成的青年時期，正是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否定黨的歷史，提出“全民黨”和“全民國家”的時期，這給正處在思想成長過程中的戈爾巴喬夫乃至他所代表的整整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動搖以至瓦解了他們對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

　　讓我們來聽聽戈爾巴喬夫的自白吧：2001年3月，戈爾巴喬夫在接受俄羅斯燈塔電臺采訪時說：“我們是蘇共二十大的孩子，蘇聯六十年代的歷史對我們影響很大，年輕時我們是懷著對黨的信任和忠誠入黨的，但蘇共二十大以后，我們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1993年起，戈爾巴喬夫在一年半時間里，與日本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進行了多次對談。接著，他們便合作出版《20世紀的精神教訓》這一對話錄。戈爾巴喬夫在其中說：“早在學生時代，我就發現，社會主義的現實同理想相差十萬八千里了。”他不僅把矛頭指向斯大林，而且還直接指向了列寧甚至馬克思，指向了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已經被實踐反復證明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他說“俄國的悲劇，就在于卡爾？馬克思的晚年時代已經死去的思想，卻在20世紀初的俄羅斯被選擇”。“共產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口號”。

　　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蘇聯要實行“無限制的民主”。

　　就在當月，一批被稱為“非正式組織”的勢力，在莫斯科市中心集會，打出取消蘇聯國家司法和執法機關的標語，提出他們“有權參加和推舉代表進入蘇維埃”的政治要求，公開主張實行多黨制。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在莫斯科召開。戈爾巴喬夫作了《關于蘇共二十七大決議的執行情況和深化改革的任務》的政治報告。他提出了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新模式為目標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實質上就是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徹底決裂：搬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引入多黨制；通過所謂重新劃分黨和蘇維埃的權力關系，從根本上取消蘇共作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動搖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

　　這次會議前后，無限制的公開性和西方式的民主化，在蘇聯政治生活領域里，很快催生了一批所謂獨立的民間組織。

　　1987年12月28日，《真理報》的社論披露，當時蘇聯的非正式社團已經有3萬多個。這些組織肆無忌憚地宣揚反蘇反共觀點，鼓吹成立反對黨和獨立工會。

　　1988年6月28日，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和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成了根本改變蘇聯政治制度的轉折點。

　　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以前，蘇共是國家的領導核心。蘇共中央政治局實際上是蘇聯最高決策機構，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處輔助政治局負責處理日常的政治、組織工作。

　　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以后，蘇共領導機構進行重組，取消了原蘇共中央下設的23個部，政治局會議也越來越少，甚至數月不召開一次會議。

　　在國家最高政權機構之間，啟動了旨在削弱和排擠蘇共的分權制衡機制。蘇共進一步失去對局勢的控制。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在戈爾巴喬夫新改革方案的實施下，以葉利欽為代表的一大批黨內外政治反對派人士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

　　在第一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幾乎每一個時刻、在每一個議題上都進行著激烈的爭斗。

　　千百萬蘇聯公民坐在電視機旁，通過電視直播，看到的是一片混亂。

　　1989年12月10日至12日，在蘇聯第二次人民代表大會上，“跨地區議員團”代表薩哈羅夫、波波夫等再次呼吁將修改憲法第六條列入日程。

　　蘇共中央1990年二月全會，是推行多黨制過程中的一次重要會議。

　　“民主派”代表葉利欽在發言中說：必須“從堅持一黨制的黨，過渡到允許多黨制并準備在政黨和社會組織法的基礎上同其他政黨共同行動的黨”。

　　戈爾巴喬夫對此采取迎合態度，他明確表示要修改蘇聯憲法，取消憲法第6條中關于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規定。

　　面對反對勢力步步進逼，缺少人民支持的蘇共，一步一步地喪失了執政地位。

　　1990年3月12日，蘇聯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召開。

　　會議通過了《關于設立蘇聯總統職位和蘇聯憲法（根本法）修改補充法》。

　　在序文中首先刪去了“共產黨——全體人民的先鋒隊的領導作用增強了”的表述；并將第6條由“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及其政治制度、國家和社會的核心”，改為“蘇聯共產黨、其他政黨以及工會、共青團、其他社會團體和運動通過自己選入人民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參加制定蘇維埃國家的政策，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為取消黨的領導和推行多黨制打開了大門。這也就從根本上摧毀了十月革命以來長達73年的蘇共執政的法理根基。

　　修改后的憲法還增設了“蘇聯總統”一章。宣布將黨與國家分開。

　　大會選舉戈爾巴喬夫為蘇聯歷史上第一位總統。

　　1990年7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八大的報告中又煞有介事地提出所謂的蘇共將通過選舉來“爭取保持執政黨的地位”。這不過是掩蓋他企圖摧毀蘇共真實目的而已。

　　1990年蘇共二月全會和蘇聯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之后，蘇共的領導地位失去了憲法保護，而那些未登記注冊為政黨，實際具有政黨性質的激進派人士組成的非正式組織，卻獲得了與蘇共地位相同的憲法保障。

　　葉利欽，原任蘇共斯維爾德洛夫州委第一書記。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將葉利欽調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后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后，葉利欽以抨擊特權腐敗為名，撈取政治資本，并對黨內堅持正確主張的同志拚命進行攻擊。

　　葉利欽很快把矛頭指向蘇共中央，特別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蘇共第二號人物利加喬夫。在1987年10月21日舉行的中央全會上，葉利欽猛烈地抨擊蘇共中央改革進程緩慢，并點名批判利加喬夫的所謂工作作風，但是立即遭到了幾乎全體中央委員的強烈批評與反對。其后不久，葉利欽被解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但是，戈爾巴喬夫卻仍讓葉利欽繼續擔任中央委員，并改任國家建委副主任。

　　1990年5月29日，葉利欽在俄羅斯聯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以535票贊成、502票反對，僅比法定票數多4票的結果當上了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從而奪取了俄羅斯聯邦的最高權力。

　　1990年7月，在蘇共二十八大上，葉利欽公開宣布退出蘇聯共產黨。

　　1991年6月19日，俄羅斯聯邦舉行第一次總統選舉。葉利欽擊敗雷日科夫和戈爾巴喬夫提名的候選人巴卡京，當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

　　1個月零8天后，即7月20日，葉利欽頒布“非黨化”命令，并宣布禁止俄羅斯各政黨在各級國家機關、群眾團體和基層企業中的活動，其矛頭直指蘇共。他對蘇共的垮臺和蘇聯解體給以最后的一擊。

　　一個執政黨，當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原則的首要維護者，變為這些原則的率先破壞者的時候，如果不能及時得到制止，這個黨就必然會走向災難的深淵。

　　1《列寧選集》，第1卷，第3版，第286頁。

　　2《列寧全集》，第39卷，第2版，第21頁。

　　3《列寧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4頁。

　　4參見陳之驊主編：《蘇聯史綱（1917—1937）》上冊，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9頁。

　　5轉引自（蘇）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頁。

　　6（俄）戈爾巴喬夫、（日）池田大作：《20世紀的精神教訓》，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頁。

　　7戈爾巴喬夫：《關于蘇共二十七大決議的執行情況和深化改革的任務——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莫斯科1988年版，第115頁。

　　8《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莫斯科1990年版，第35頁。

　　9《蘇聯問題資料》，東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493－494頁。

　　第8集　蘇共對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戰略的應對

　　1988年，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出了這樣一本書：《1999：不戰而勝》。

　　他在書中直言不諱地寫道：

　　“蘇聯人追求的是不戰而勝。……我們也應追求不戰而勝。”

　　“蘇聯人矢志不移地要實現建立共產主義世界的目標。我們則矢志不移地要實現建立自由世界的目標。”

　　沒有等到1999年的到來，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蘇共不戰而敗。

　　從蘇維埃政權誕生時起，西方敵對勢力就企圖將它扼殺在搖籃里。但在列寧的領導下，俄國共產黨人帶領各族人民英勇奮斗，克服重重困難和考驗，保衛了世界上第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政權。

　　列寧逝世后，斯大林領導蘇聯共產黨和各族人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經受住了包括德國法西斯全面進攻在內的一個個嚴峻考驗，使社會主義的旗幟始終在蘇聯高高飄揚。

　　眼看對強大的蘇聯用武力戰勝已無可能，西方便轉而采取“和平演變”戰略。

　　“和平演變”一詞，最早是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在1947年7月提出的，他預言：實行和平演變的戰略，最終將導致蘇維埃政權的瓦解。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西方反共勢力根據赫魯曉夫掌權后出現的新形勢，加緊對蘇聯實施“和平演變”戰略，力圖西化和分化蘇聯。

　　尼克松上臺后，奉行“均勢外交”，力圖對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思想文化滲透，通過宣揚以個人利益為核心的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價值觀來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相抗衡。

　　美國總統里根，提出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斗爭中，“最終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核彈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較量”。他聲稱“要把馬克思主義拋進歷史的垃圾堆”。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大力鼓吹所謂的“國際政治新思維”。他宣稱：“人類的生存高于一切”，強調“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蘇美兩國“除了領悟共同生存這一偉大真諦以外，別無其他選擇”。這就在國際范圍內根本抹煞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還依然存在著嚴峻斗爭的這一鐵的事實。

　　他的政治表態很快就傳達到西方社會。西方反共勢力見時機已到，便對蘇聯全面展開“和平演變”的攻勢。

　　面對西方的“和平演變”攻勢，作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卻洞開國門，予以迎合。

　　美國和西方國家對蘇聯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第一個手段是，利用大眾傳播媒體，大舉進行意識形態滲透。

　　美國在西歐專門設置了針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大型廣播電臺“自由歐洲電臺”和“自由電臺”。每天用6種語言“傳播國際以及蘇聯和東歐國內發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傳西方社會的“成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英國廣播公司（BBC）”和“德意志電波電臺”每天也分別用40種和35種語言向世界各地廣播。這4家大型電臺都擔負著向蘇聯東歐國家灌輸西方意識形態的任務。

　　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重點，是否定蘇共的革命歷史，把蘇聯東歐國家存在的社會問題無限夸大，煽動人民的不滿，并把這種不滿指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慷慨資助有關研究機構設計了一個專門打掉蘇聯人長期以來在實踐中形成的對列寧、其中包括斯大林情結的“哈佛方案”，使反對列寧和斯大林的作品充斥報刊、廣播、電視和電影，制訂設法使俄羅斯人接受將列寧遺體入葬的實施步驟等。他們還別有用心地稱贊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支持其削弱、取消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乘機宣揚西方所謂的“美好生活”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

　　冷戰時期原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曾針對美國顛覆前蘇聯的戰略不無自信地宣稱：“如果我們教會蘇聯的年輕人唱我們的歌曲并隨之舞蹈，那么我們遲早將教會他們按照我們所需要他們采取的方法思考問題。”西方世界十分注意用其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影響蘇聯廣大授眾特別是青年。

　　面對這一宣傳攻勢，戈爾巴喬夫不僅喪失警惕，不對蘇聯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反而鼓勵民眾去接受西方的熏陶。他在1985年8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蘇聯人必須同外國人直接接觸。不用害怕，……一些人會看到，世界真大，五彩繽紛。”

　　1988年12月，蘇聯停止了對過去視為反動電臺的多家西方電臺的干擾，并決定撥款400萬外匯盧布，進口20個西方國家的報刊，在國內公開出售。這就進一步助長了西方對蘇聯的輿論攻勢。

　　由于蘇共對西方意識形態的進攻敞開大門，1990年前后，蘇聯社會中拋棄社會主義的思潮達到高潮。一項全國性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居民在回答“蘇聯選擇什么樣的前進之路”時，有32％的被調查者認為要效仿美國；17％選擇了德國；11％的人看好瑞典。不少政治勢力決定走一條所謂的“徹底革命”之路，背棄社會主義的“此岸”，一步跨入資本主義的“彼岸”。這就完全符合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指令中給“最有效的宣傳”所下的定義：“宣傳對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卻認為這個方向是他自己選定的”。

　　美國和西方國家對蘇聯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第二個手段，是利用經濟貿易、技術援助，誘導蘇聯的改革朝著西方期望的方向發展。

　　二戰以后，美國一直利用1949年11月秘密成立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封鎖禁運和貿易限制，作為誘壓社會主義國家做出政治讓步的手段。

　　西方國家看到，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實行的“改革”符合自己的要求，因此紛紛表示支持，愿意給予援助。戈爾巴喬夫也把“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于西方的施舍。1989年開始，戈爾巴喬夫對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改革”，結果很快導致社會＊＊＊和民族沖突，經濟形勢日益惡化。他陣腳更加慌亂，于是便卑躬屈膝加大向西方乞討的力度。西方則趁此“良機”，提出各種苛刻的附加條件，加緊對蘇聯實施“和平演變”戰略。

　　1991年5月，戈爾巴喬夫委派經濟學家亞夫林斯基去到美國，同哈佛大學的專家一起，制定了一個“哈佛計劃”，其中規定：西方每年援助蘇聯300億￣500億美元，5年共援助1500億￣2500億美元，蘇聯則實行“市場化”、“私有化”、徹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許各民族自決等等。該計劃還規定，西方援助同蘇聯改革緊密掛鉤，每半年協調一次。按西方當時的說法，就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

　　然而，西方的援助只是一個“誘餌”。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當時說：“美國的關鍵戰略利益不在于從經濟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毀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事實也的確如此。1991年7月16日，戈爾巴喬夫帶著包括“哈佛計劃”在內的文件來到英國倫敦，會晤西方七國首腦，請求給予巨額援助。但結果使他大失所望，西方七國并未承諾任何援蘇款項。盡管如此，戈爾巴喬夫依然本著“哈佛計劃”的思路，使蘇聯的改革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了“不歸之路”。

　　戈爾巴喬夫也由此贏得了西方賜予的“偉大改革家”的“美譽”，成了那里輿論的寵兒，并獲得了1990年諾貝爾和平獎。美、英、德等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壟斷集團，還以“稿費”等等各種形式給予戈爾巴喬夫個人大量的現金。他的助手博爾金回憶說，戈在上臺后不久，就從西方得到許多獎金、獎品、稿費，其個人帳戶上很快就有了100萬美元。后來，其夫人賴莎第一本著作在美國出版，美國即付給其稿費300萬美元。西方的吹捧和收買是戈爾巴喬夫徹底背叛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原動力之一。早在1918年12月，列寧《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就指出：美國威爾遜之流“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個俄國……以至整個世界都買下來。”列寧還指出，收買就是整個問題的癥結所在。

　　美國和西方國家對蘇聯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第三個手段是利用所謂“人權”問題干涉蘇聯內政，支持和扶植蘇聯社會內部的反對勢力。

　　多年來，美國和西方國家一直利用所謂“人權”問題攻擊和污蔑社會主義制度，鼓噪“共產主義世界踐踏公民權利”。

　　美國政府更是把“人權外交”同意識形態和政治滲透密切結合起來，肆無忌憚地利用所謂人權等問題對社會主義國家施加壓力。1975年《赫爾辛基協定》簽訂后，西方國家利用協定中規定的條款，給予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以多方的支持。這種支持有物質和金錢的、也有“榮譽”和所謂“道義”的。

　　1977年卡特上臺不久就接見了《古拉格群島》一書的作者索爾仁尼琴；他還親自致信蘇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表示美國“將繼續履行在國外促進人權的堅定諾言”。

　　1979年4月，美國用它所拘捕的兩名蘇聯間諜，交換了金斯伯格等5名持不同政見者，以此聲援和鼓勵在蘇聯出現更多的所謂持不同政見者。

　　同年12月，卡特政府搞了一個所謂的“人權周”，對蘇施加壓力，為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造勢助威。

　　198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爭取民主贈款法》。1989年，國會僅撥給“全國爭取民主基金會”的款額已達2500萬美元。這筆資金主要用于在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發展民主”和支持反對派。西方利用意識形態滲透和“人權”攻勢，并投入巨額資金，支持那些對蘇共不滿的人，幫助他們建立各種非政府組織，資助他們出版各種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出版物，并鼓勵他們向蘇共展開奪權斗爭，為他們提供政治避難。

　　80年代初期，蘇聯的持不同政見活動逐漸衰落。但隨著戈爾巴喬夫“公開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進，非正式組織和形形色色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筍般的發展起來。戈爾巴喬夫完全屈服于美國的“人權”攻勢和壓力。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莫過于是為最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的恢復名譽了。薩哈羅夫是蘇聯的“氫彈之父”，但他在西方支持和資助下，拼命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經常發表反共演說，還在蘇聯國內公開建立了一個所謂的“保衛人權”組織。1980年初，他被蘇聯當局強制遷移到高爾基市居住。但在1986年12月16日，戈爾巴喬夫親自打電話把他請回莫斯科，鼓勵他從事政治活動，還給他安排兩套住房和別墅。隨后，蘇聯當局又按他的要求，赦免釋放了其他140名持不同政見者。1989年3月，薩哈羅夫競選蘇聯人民代表失敗落選，戈爾巴喬夫立即給蘇聯科學院增加名額，幫助他成功當選。后來，他成為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中強烈反對蘇共的“跨地區議員團”的領導人之一。他力主修改規定蘇聯共產黨在蘇聯社會中的領導地位的《蘇聯憲法》第六條，并親自擬定《憲法》，取消了原蘇聯國名中“社會主義”一詞。1989年12月，薩哈羅夫因病去世，戈爾巴喬夫曾表示無限悲痛，聲稱這是“重大的損失”。由于戈爾巴喬夫這一“鮮明”立場與態度，蘇聯更多的持不同政見者和更大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便很快公開化、合法化了。

　　面對以非正式組織面目出現的政治反對派，蘇共聽任和放縱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勢力猖狂進攻。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說，各種非政府組織的迅速增加是改革的“顯著特點”，“是人民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現，它值得大力支持”。1989年7月18日，他在又一個會議上說，這些非政府組織的目的是“積極的”，是“與改革目的客觀上相符”，因此應“同它們對話協作”。他不僅允許成立各種各樣的非正式組織，而且同意在非正式組織的基礎上成立反對黨、實行多黨制，直至在“自由選舉”的旗號下聽任讓反對派奪取一系列地方政權。1987年12月28日，《真理報》的社論披露，當時蘇聯的非正式社團已經有3萬多個。這些組織肆無忌憚地宣揚反蘇反共觀點，鼓吹成立反對黨和獨立工會。

　　插手蘇聯的民族問題，破壞蘇聯的民族關系，在蘇聯內部制造＊＊＊，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對蘇聯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第四個手段。

　　蘇聯長期存在著一些民族問題，由于戈爾巴喬夫推行“族際關系民主化”而不斷激化，進而造成更為嚴重的民族對立和沖突。西方國家則趁火打劫，蓄意推波助瀾。

　　1986年蘇聯改革開始不久，一些美國議員就跑到拉脫維亞挑撥蘇聯民族關系，公開宣布美國從未承認蘇聯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占領”，波羅的海人民有權決定是否獨立。

　　1989年春，當波羅的海沿岸的民族分裂主義活動勢如潮涌之時，美國駐蘇大使出面接見當地分裂勢力的代表，了解他們的活動意圖和計劃，對他們表示支持，從而直接促成了波羅的海沿岸兩百萬人手牽手的“波羅的海之路”運動，大大強化了當地分裂主義勢力的意志和決心，其間，他們公開提出了“打倒蘇共”和“脫離蘇聯”的口號。

　　1989年12月1日，美蘇兩國元首在馬耳他會晤，布什向戈爾巴喬夫施壓，警告蘇聯不得用武力對付波羅的海的三國民族運動。否則，反蘇情緒就會席卷美國。布什還多次會見波羅的海沿岸分裂運動領導人，向他們表示聲援和支持。

　　1991年1月立陶宛局勢緊張時，美國立即發表聲明，譴責蘇軍“挑釁”，要求蘇聯“回到談判中來”，同時通過各種外交渠道，向蘇方表達強硬立場。布什本人親自給戈爾巴喬夫打電話、發密函，要他履行不對波羅的海國家動武的承諾，否則就將停止對蘇援助。

　　在美國的高壓下，作為蘇聯總統的戈爾巴喬夫，于1月30日下令將派去控制立陶宛局勢的空降兵部隊和內務部隊撤出立陶宛，同時向美國人保證，在堅持憲法的道路上推進政治進程，愿同波羅的海分裂勢力進行對話。蘇聯中央政權從此失去了對這3個共和國的控制。

　　波羅的海3國分裂勢力的得手，推倒了蘇聯解體的多米諾骨牌。

　　美國和西方國家對蘇聯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第五個、也是最致命的一個手段，是千方百計支持蘇共內部的反叛勢力，大力扶植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的掘墓人。

　　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爾巴喬夫發生沖突之時，美國駐蘇聯大使就已經葉利欽進行了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持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聯盟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反叛行為。

　　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公開發生沖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后，美國利用各種機會與他保持更為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并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葉利欽訪美，美方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里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

　　葉利欽回國后，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奪取蘇共領導權。美國則在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之間進行“勸和”，推動兩人“聯手合作”，直接介入蘇聯國內的政治斗爭。

　　1991年6月，葉利欽當選俄羅斯聯邦總統，美國立刻邀請他訪美，并且給予這位尚未就職的蘇聯地方政權領導人以完全的國家元首禮遇。除布什總統與他進行長時間會談外，美國副總統、國防部長、商務部長、國會參眾兩院領袖以及勞聯—產聯領導人、一些大公司老總、社會團體負責人，也都會見了葉利欽。

　　葉利欽對美國人的知遇之恩投桃報李。1991年12月他與烏克蘭、白俄羅斯領導人密謀解散蘇聯時，首先向美國總統通報了情況，取得了美國的支持。

　　“8？19”事件前夕，蘇聯著名反對派人士波波夫用紙條密告美國大使，說有人正在策劃一場重大陰謀活動。“8？19”事件發生后，美國總統兩次與葉利欽通電話，穩定其情緒，鼓勵其斗志；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立即旗幟鮮明地表達了支持葉利欽的立場；

　　加拿大總理宣布凍結兩億美元對蘇援助，指責蘇聯可能重新回到冷戰；

　　日本譴責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不合法，宣布凍結一切對蘇援助計劃；

　　德國領導人紛紛表態，支持葉利欽關于恢復憲法秩序的要求；

　　法國領導人猛烈抨擊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要求歐共體召開首腦會議討論蘇聯局勢問題；

　　世界銀行宣布，暫停討論向蘇聯提供技術援助的建議。

　　此時的戈爾巴喬夫更是與葉利欽站在一起，共同對付當時企圖挽救蘇聯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

　　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領導人對西方國家西化、分化戰略從屈從到迎合，加上葉利欽為代表的蘇共內部反叛勢力則與西方敵對勢力的里應外合，便使得蘇共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內外交困、走投無路。當葉利欽站在前來包圍“白宮”坦克的炮筒前時，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主義葬禮的“禮炮”也就要奏響了。

　　蘇共從興盛到敗亡，蘇聯從強大到毀解，給世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歷史遺產。

　　蘇聯共產黨的垮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結、蘇聯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解體，是一個由多種因素綜合引起的復雜的政治事件，包括國外的因素和國內的因素，黨內的因素和黨外的因素，歷史的因素和現實的因素，經濟的因素、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因素以及社會的因素，等等。

　　但是，作為前蘇聯國家和人民脊梁的蘇聯共產黨，作為曾經是支撐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鋼筋鐵骨，它自己內部的蛻變和首先斷裂，無疑是導致這座大廈最終迅速坍塌的最主要因素。

　　在當今的俄羅斯人反思蘇聯解體的原因時，有越來越多的人把目光逐漸凝聚到蘇共的內部。就連蘇聯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哲學家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他在其最近出版的名為《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一書在分析蘇聯解體的責任時也說：“蘇共的機關、整個蘇共、包括黨內的普通黨員應對發生的災難負主要責任。”

　　目前，世界社會主義無疑仍然處于低潮。但一切不屈不撓、繼續頑強地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宏偉事業而奮斗的所有共產黨人，難道不應該佇步深思嗎？

　　尾聲：俄羅斯在反思

　　俄羅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經歷了十多年的動蕩和劫難之后，俄羅斯的各界已經開始反思。

　　2005年底，俄兩個著名的中性輿論調查機構最新調查結果顯示：當今66％的俄羅斯人對蘇聯解體感到惋惜，76％的人認為蘇聯有許多可以值得驕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別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走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葉利欽時期。

　　2001年，普京就任總統之后曾多次指示，要結束歷史教科書領域的“混亂”狀況，應該培養年輕一代對自己祖國和祖國歷史的自豪感。2004年7月，俄羅斯教育部再版發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近幾年，俄羅斯還出版了一批充分肯定斯大林巨大功績的著作。弗？卡爾波夫的《斯大林大元帥》和尤？葉緬里揚諾夫的《斯大林》就很具代表性。上個世紀50年代被推倒的斯大林塑像，在世紀之交俄羅斯的一些地方又被重新豎了起來。

　　最近，俄羅斯理論界還展開了大辯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批判了給俄羅斯帶來無窮災難的新自由主義，肯定馬克思的遺產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價值。

　　2004年12月8日，俄羅斯共產黨主席久加諾夫在紀念斯大林誕辰125周年發表的紀念長文中說：“近年來，在國家的衰敗、混亂和危機不斷的背景下，人們對約瑟夫？斯大林重新評價的興趣正在日益增長，這已經是公認的事實。”

　　本片第8集提到過的季諾維也夫，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對斯大林及蘇聯進行無情批判、20世紀30年代還曾是暗殺斯大林小組的一名成員。他在最近反思時說：蘇聯之所以取得偉大成就，“是因為有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和斯大林的領導”，“應該重新評價30年代斯大林的鎮壓活動。當然，其中有很多過火的行為”，但“新社會制度的建立往往伴隨著同各種勢力的斗爭”，斯大林的鎮壓“消除了實際存在的和潛藏的變節者”。就連寫過《古拉格群島》、全盤否定過斯大林的索爾仁尼琴在反思時也說“我害了俄羅斯祖國”。曾經親自參與簽署協議將蘇聯解體的三巨頭之一、烏克蘭前總統克拉夫丘克后來說：“如果說在1991年，我知道國家會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狀況，我寧愿斬斷自己的手，也不會簽署（導致蘇聯解體的）別洛韋日協議。”

　　2003年，筆者在訪問俄羅斯時曾與徹底否定斯大林的歷史學家麥德維杰夫交談了4個多小時。他從蘇聯工業化、農業集體化、衛國戰爭勝利、人民的全面福利、知識分子政策、文化振興等六個方面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績。筆者在與俄羅斯科學院某院士交談時，他痛切地說：“把蘇聯送入停尸間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蘇聯人自己。我們俄羅斯人以我們自己的沉痛災難為代價，成為耶穌，悲壯地走上祭壇，向世人和歷史宣告：蘇聯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條絕路、死路。個別超級大國絕對沒有安好心，其他國家民族千萬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我是蘇＊＊＊員，現在箱底仍放著黨證。但蘇共垮臺時，我也是抱著歡迎的態度。10多年來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使我對我們國家和民族常懷負疚、負債、負罪之感。但我們從中國看到了社會主義燦爛的希望。”

　　當然，俄羅斯的復興可能還會有較長的一段路要走。但我們深信，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故鄉絕對不會長久沉寂。

　　我們也深信，隨著生產的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的國際壟斷資本占有這一全球范圍內的基本矛盾的日益加深，并有著蘇聯解體這一難得的反面教材，人類歷史必將在曲折和苦難中逐步迎來又一個絢麗多姿的春天。

　　1、尼克松：《1999年：不戰而勝》，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頁。

　　2、瓦。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

　　3、《列寧全集》第2版，第346頁。

　　4、戈爾巴喬夫：《關于蘇共二十七大決議的執行情況和深化改革的任務——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莫斯科1988年版，第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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