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們新聞與傳播前沿講座第11講，我們榮幸地請來了大家非常景仰的一位學者，他是多次到我們這里來講課。溫老師今天講座的題目叫做“告別百年激進”。　　

　　我簡單地介紹一下溫鐵軍教授，溫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二級教授，相當于我們文科中的最高級別教授。他在執教前曾經有過11年的工農經歷，實踐經驗比較豐富。溫教授的研究方向包括，國際方面為發展中國家的比較研究，國內方面包括國情與增長、制度變遷、鄉村建設及農村財政金融稅費體制改革等。　　

　　下面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溫老師的講課。　　

　　溫鐵軍：　　

　　說到我是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的，有點不好意思。清華大學新聞學院我已經來講過至少三次了，但還從來沒有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做過任何講座，主要是自我感覺像傳播學門下的不肖弟子，一直沒有好好做新聞，反而改行做了研究。　　

　　今天，匯報一下最近的思考，我們在有關“十二五”和此前的一些討論中，注意到有幾個歷史性的重大變化。　　

　　第一個是新世紀以來，我們已經告別了以前的百年短缺，進入了經典理論意義的過剩時期。　　

　　所謂百年短缺，是指當大多數非西方工業國家在殖民化時期遭到侵略和瓜分時，都會認識到船堅炮利是一個制勝的法寶。這背后起支撐作用的當然就是西方工業化。于是，后發國家都會以先發國家的工業化作為目標模式來趕超。而一旦要進入工業化，就會首先遭遇一個挑戰，叫“資本極度稀缺”。可工業化卻是一個不斷追加資本投入的經濟過程。　　

　　特別是中國，如果想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想形成西夷的堅船利炮的話，就意味著要發展軍事工業，而軍事工業更是一個需要不斷追加更高投資的經濟過程；而且因為不屬于民生經濟而不產生常態的經濟回報，除非用軍事工業的產品去打別的國家，占有了別的國家資源，才能有軍事投入的正向回報，否則沒有回報。制造了大量的炮、槍，放在倉庫里，在不使用時是純消耗，并且為了維護，還需要不斷上油，擦洗，還要有人看管，這些都不產生正向的投資回報。當然，另外一種使用就是形成國家軍事力量來防止甚至阻遏侵略。但是在大多數先發國家，軍事工業產品主要都是用于攻打別國，獲得別國的資源和市場。　　

　　因此，兩個常識必須記住：其一，一般工業化是一個不斷追加投資的經濟過程，而軍重工業的投資量更大，如果不對外作戰，并無回報。其二，大多數后發國家都沒有起碼的工業化基礎，要進入工業化就必須先有資本，所以首先面臨的挑戰叫做“資本極度稀缺”。　　

　　為什么特別強調“極度”二字？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建立的分析邏輯之成立，恰在于認為生產力諸要素都具有“相對”稀缺性，西方經濟學所討論的一般經濟過程，都沒有要素極度稀缺的情況，比如說勞動力要素極度稀缺是零，沒有勞動力如何討論要素的優化配置？資本主義時期的西方經濟學說發展到亞當斯密，認為可以在要素相對稀缺條件下使用市場看不見的手優化組合資源配置達到最優。但是沒有分析在資本要素極度稀缺、甚至稀缺至零的條件下怎樣依靠市場達到最優配置。因此，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很難按照一般西方經濟學理論邏輯來構建或調整本國的經濟發展過程，因為，他們首先面對的都是資本極度稀缺。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會說，可以引進外資，進口替代然后出口替代。這當然很好。但是，外資從來都是有代價的，任何外資在資本稀缺程度為零的發展中國家都會在引進的轉瞬之間變成外債負擔；如果像中國這樣資源短缺，或者初級產品不足，就幾乎不可能形成所謂“替代”。因此，在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的債務國主要是希望進入工業化而引進外資的發展中國家，即以負債的方式進入工業化。　　

　　其中有些后發國家進入工業化了，現象上看是用自己的工業品出口就形成了貿易盈余，由此就可以還債。成功地進入了工業化的國家不多，比如“金磚四國”中的中國、印度、巴西。人們提到“金磚四國”的時候，其實主要還是說中國、印度、巴西這三個正在進入工業化的國家，雖然四國還得包括俄羅斯。不過俄羅斯早在帝俄時期就已經工業化了，只是后來經歷了兩次災難而已。這些后發國家基本上還能夠有效地應對外債的還本付息，因此被叫做Good student(好學生)。在西方看來，這些國家可被納入國際主流。　　

　　但是現在世界上的國家總數190多個，大部分是第二次大戰之后新獨立的，大都沒有能夠進入工業化，為了工業化而引進的外資所形成的債務就轉化成沉重的債務負擔，并且不斷地引發債務危機，使這些國家進入了債務陷阱，不能自拔。這也是一種發展陷阱。很多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還要靠出售原材料或者租讓本國資源的方式來維持基本生存。　　

　　所以，第一個需要注意的歷史性重大變化就是，中國在這一百年中主要遭遇的問題是資本極度稀缺，但在完成工業化后進入世紀之交的時候，中國已經告別了短缺，進入了過剩。　　

　　這不是我的一家之言，大家在網上可以搜到，1998年馬洪和陸百甫這兩位老一輩的政策領域中有影響的經濟學家(馬當時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在1998年的研究中就已經指出，中國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了。另外一位，中青年中的海歸林毅夫，他在1999年提出的一個觀點，更為直白一些地指出中國的主要問題是“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并由此而針對性地建議希望中國開展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建設的最早提出，就是1999年在中國經濟論壇的一次內部座談會上，由林毅夫教授提出來的。當時并沒有引起重視，他的建議直到2001年12月才有機會面陳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之后新農村建設就隨“三農”問題成為重中之重而逐漸引起重視，終于在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這一代新的領導集體確定為“十一五”八項重大戰略之首。所以林毅夫對于國家新農村建設實現統籌協調、平衡發展是有貢獻的。　　

　　因為我不是主流經濟學家，所以我的表達更為直白。中國現在面臨的主要是三大過剩——因產業過剩而必致金融過剩，因產業和金融過剩而必致商業過剩。由此，可以歸納為三大資本過剩。產業、金融和資本過剩的邏輯關系是，當產業過剩的時候，銀行家不會向過剩的產業投資，政府卻不斷地制造貨幣，貨幣總量在不斷地增加，但又不能再將貨幣直接投向過剩的產業領域，只能由中央人民銀行給各個商業銀行，于是出現金融資本的流動性過剩。兩年前銀行的資產總規模已不止七十萬億，現在應該已經在90萬億左右，甚至更多，因為近年來大量外資流入，需要中國人民銀行增發貨幣來進行對沖，，估計現在應該約有百萬億的金融資產。但因為產業過剩，很大部分金融資產無法使用出去，于是導致嚴重的銀行存差現象，即存款大于貸款。比如你向銀行存一百元，銀行只能用出去五十元，剩下五十元還得向你支付利息，所以現在不是錢少，是錢多了，淤積在銀行了，即喜劇演員戲稱的“不差錢”。世界上任何國家只要金融過剩，資金通常都會和房地產結合。金融資本跟地產資本之間的結合機會幾乎是天衣無縫的，互相依賴。大量的過剩金融資本有意無意地推高地產價格，這在世界范圍內具有普遍性，并非本國獨創。產業只要過剩，金融往產業投就意味著砸錢收不回來，金融就不投，不投又不斷增發貨幣于是產生金融過剩，當然會接著出現商業過剩。世界商業巨頭沃爾瑪，年平均利潤率也只有1%，甚至不到。大量的商業領域的競爭，都不是因為投資環境惡化，而是由于商業布局過剩，商店太多，因此實力弱的只好靠假冒偽劣，才能有點薄利。如果規規矩矩經商，老老少少納稅，一般情況下都意味著虧損。　　

　　所以，產業、金融、商業這三大資本過剩，試圖在完全過剩條件下構建信用社會，形成穩定信用關系的努力，不是不值得肯定，而是環境不好。因此，這種主觀愿望很好的努力往往帶來較高的制度成本和因這種努力不奏效而帶來的較高的治理成本。　　

　　總體來看，資本過剩條件下，無論主觀如何，制度成本過高是必然的規律。　　

　　也就是說，當學校的老師們還在講著如何構建制度、如何形成信用，如何建立契約關系，如何自由契約萬歲的時候，這些東西都已經是阿嬌在唱著昨天的歌謠。如果老是聽這些歌謠，就會讓我臉上淌著淚，刺傷了我的心。不能再聽過去的歌謠，因為我們已經過了那個時代。今天當出現嚴重過剩的時候，再用過去的歌謠說不清楚今天是什么日子。當然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最后回到保守去了，我們可以理解教科書是沒法改的，但是如果想和當代的問題結合起來討論，就至少應該知道時代發生了什么重大變化，即我們已經在世紀之交告別了短缺，當代這十年，稱為迎來了過剩的十年。　　

　　接著，派生出來的問題是，在短缺時代，無論何種體制，何種意識形態，何種政府，誰當領袖，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當資本極度稀缺時，政府第一任務肯定是資本積累，因此就必然是親資本(pro-capital)的政策體系。國內思想界簡單地搬用某個歐洲國家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偶發性地形成的左派和右派的這種觀點，不太明智。有人一言以蔽之地認為過去都是極左的錯誤，更是有點荒唐愚昧。在資本極度短缺的年代，客觀上不會有形成所謂左的錯誤的條件，即使有錯誤，也只可能是極右的錯誤。因為，這時無論以任何名義建立的政府，其政策體系都一定是親資本導向的。只有當資本不再短缺，當資本進入過剩，這時候的政策體系也必然是不論何黨何派，何種政治體制，何種意識形態，誰為政府領袖，都會相應地調整到或多或少的民生導向，或者說，親貧困(pro-poor)政策基本上具備執行條件了。　　

　　請考慮我提出的這個客觀規律：親貧困和親資本這兩大本質對立的政策體系，都是在客觀外部環境發生根本性條件改變的時候才有可能內生性地發生改變。亦即，條件不具備的時候，政治家說與做就不可能是一回事。　　

　　總之，后發國家帶有共性的問題是處在資本極度稀缺的條件下，為了解決資本極度稀缺所帶來的壓力，某些做法或相應的政策一定會是比較激進的。于是乎，似乎不好用左右翼這種兩分法，也不好用源于西方的那些約定俗成的概念。　　

　　因此，我只好用了一個聽起來似是而非的概念，叫“告別激進”。可為什么說“告別百年激進”呢？　　

　　其實清末無論是中興重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還是后來被當成保守派的慈禧太后，都想搞工業化。如果說，曾、左、李這些中興重臣只是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說的對國外技術引進消化吸收等，那么包括老佛爺在內的統治者在那個年代則是已經開展“師夷長制以制夷”，也就是制度引進。所以，在戊戌維新之后，中國已經在教育、郵政乃至政府體制上開始試圖一步步地采行西制。大量派留學生出國，也是1890年以后的現象。　　

　　只不過，那個變革時代仍然有很多問題屬于內生性的傳統矛盾。比如，四川的保路運動今天被意識形態化以后變成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正確的話語，很少有人敢于懷疑。但它稱之為事件的背后，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和今天的有些社會矛盾差不多，就是官紳勾結或官商勾結，把國家用來筑路投資的路款先都用來內部“跑冒滴漏”了。政府無奈，就提出將修路工程轉包給洋人。這至少是很少被關注的負面背景之一。正面的背景也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因素，但出于構建革命意識形態的需要而把負面的掩蓋掉了。　　

　　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大家常說武昌起義一聲炮響，摧毀了反動的、封建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可很少有人問問：清王朝難道是西方經典理論意義的封建制嗎？稍微研究點世界史就應該知道，中國算是世界諸國之中最早告別封建制的國家。如果說中國自秦完成統一就進入權利相對集中的政治國家歷史，不再是典型的西方那種諸侯名義上認同國王的封建制度，那么中國告別封建制已兩千五百年有余。所以，武昌起義的歷史屬性，還有很多相關的故事，至今還沒有被寫入正式的教科書，但在網上早有流傳。　　

　　當我們不再一定要用這些年苦心建立的意識形態來思考歷史的時候，會有很多供我們重新討論的角度幫助人們開拓思路。　　

　　這絕對不是說構建革命的意識形態的歷史是錯的，這個工作非常非常重要，也曾經是高度有效的。它的有效性就在于，國家在資本為零的條件下，想要動員勞動力，成規模的、而不是個體的，投入于大型基本建設來替代資本的時候。經典理論講的是K和L的關系，K 是資本，L 是勞動。那我們那個年代所做的無外乎就是成功地以L替代了K，在資本稀缺為零的條件下，用勞動力的成規模投入來替代資本，就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進入了工業化，這就是中國發展的所謂秘密。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動員勞動力，不可能告訴大眾說我是資本你是勞動力，你的剩余被我占有，你給我干活去……。因而，恰恰是革命意識形態，有效地動員了普通大眾，成規模地近乎無償地投入勞動，替代稀缺資本。　　

　　請注意，這里可以提出的一個比較：歷史上，能夠以成規模的勞動來替代包括資本在內的其他要素，而形成國家層次的大規模基本建設的，只有兩種時期：一是西方歷史上兩次發生過的大規模奴隸制時代，二就是中國人以集體化組織作為制度基礎的革命時代。二者性質不同，在于西方奴隸制時代人們投入勞動是被強迫的，而中國的革命時代勞動者的奉獻基本上是自覺的。因為二者性質不同，中國才有像雷鋒、王進喜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這就是革命時代的意識形態的作用。事實上，在這個體系影響之下，形成了以不計代價的勞動投入來完成國家建設的廣大勞動者。他們確實不是奴隸，而是英雄。　　

　　誠然，在國家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這個革命意識形態體系用于勞動群眾動員非常有效，我們當工農兵的時候，也是被革命意識形態所徹底動員的，促使我們把全部勞動剩余貢獻給了國家。后人對此應該給予足夠尊重，不僅因為它曾經有效地動員了兩代人，而且這是中國能夠短期并且低成本地形成了國家工業化的資本積累的內在原因之一。　　

　　因此，繼續把那個年代作為中國人的英雄時代，總比依據西方說法回歸為奴隸時代要好得多！中國人至少還得承認那時候人們的勞動是有巨大價值的，人們的貢獻對于被侵略者欺侮百年的民族國家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而如果過于激進和極端地將這些奉獻解讀為奴隸勞動，絕不是對中國歷史的客觀表述。　　

　　中國發展的實踐過程本身是個客觀經驗過程，可以被多種方式加以表達，特別是社會科學，其本身就是構建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至于怎么去表達，取決于各種學者群體的政治目的或者各種政治家們從屬的利益集團內生的價值觀。　　

　　對此不再多說，也許會引起很多的批評，現在的主流似乎不是我這種說法。希望大家理解，我們之所以要充分肯定革命意識形態的國民動員作用，尤其是它在資本極度稀缺時代完成原始積累的作用；主要因為，這對于當代任何尚有理性思考能力并且認同民族國家競爭力的不同利益集團，都有正外部性。　　

　　從清末被西方列強侵略開始，中國就從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和白銀儲備第一大國，很快地演變為白銀外流、資本極度稀缺國家，因為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連續的戰敗和賠款，使得中國上層建筑連同軍隊都“被鴉片化”，國家不再有維持財政基本開支的能力，更遑論追加投資去進入工業化。何況，民間經濟已經竭澤而漁了。于是，中國早期進入工業化的時候雖然也是想“堅船利炮，富國強兵”，但早期的工業化毫無疑問是組裝形式的軍事工業——不具有設備制造的能力，只能進口部件來組裝。。　　

　　一百多年前早期的洋務運動是中國進入工業化的第一步，那既不是民辦，也不是一般的商品生產，恰恰就是軍事工業；這對于后世統治集團，它還帶來了極為嚴重的路勁依賴的作用。此后歷代，無論是清、民國，共產黨領導人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都一再強調要有軍重工業。鄧小平1980年接掌政權之后說過：如果我有8000萬噸鋼，就什么都不怕了。現在我們國家是世界上最大的鋼鐵生產國，數億噸的鋼產量了，憂患依然。　　

　　我們教科書把晚清的工業化說成是從官辦到民辦，其實自從帝國主義開始瓜分中國以來，即1840年以后，中國就不再有完整意義的中央政府。到1900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李鴻章在東南坐鎮，那次叫“通電八省，拒不勤王”，表明中央早就已經與地方分裂了。因為，帝國主義列強當時已經把中國瓜分了，那時候，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北洋水師，淮軍湘軍，都屬于以中央政權為名的地方軍事勢力。而湘淮兩大派系互相斗爭，演化為后來淮系的李鴻章的海防論和湘系左宗棠的陸防論之爭。據此洋務運動的實際內容，也是各地督府在搞本地的軍事工業，以壯大本地的軍事實力。　　

　　自太平天國戰爭爆發以后，清軍的八旗主力作為國軍已經完全沒法作戰，相當于國軍的八旗已經完了，相當于地方部隊的綠營也完了。代之而崛起的是鄉村民兵、地方團練，湘軍本是湘團民兵，后來打下了江浙，占領了富庶的地方，進一步發展則是本屬派生之淮系北上，擴展到山東和河北；同期，則是湘系西進，整個中國當時已經四分五裂了。那個時候，在各個重要城市發展工業的，主要是各種地方勢力。　　

　　后來的故事就多了，比如說慈禧老佛爺把海軍軍費造園了，最后海軍就剩下頤和園里那條石頭船……這些線索，文學家可以大量編故事。真正研究歷史事件之間的規律，可不敢這樣說。提出一個問題：當時淮系要軍費去加強的其軍隊，但那是風雨飄搖的滿族貴胄能夠依賴的中央軍嗎？很多事件，今天我們重新來看，都不是今天社會上流傳的故事。　　

　　深入研究可知，其實地方實力派的軍事工業，客觀上恰是壓垮滿清這個病入膏肓的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表現就是1900年，盡管各地都有軍事工業，都有軍隊，但是拒不勤王；中央政府只好借助沒有任何軍事裝備的義和團……。　　

　　從那時候起，清王朝就已經名存實亡了。　　

　　后來，1911年辛亥革命的導火索，有的材料說是武昌新軍要清除會黨勢力，這本身無可厚非，因為當時各種各樣的會黨在軍中多有活動。　　

　　早期只有九龍一個口岸通商的時候，中國大量的失地農民為主體組成了所謂的幫會，漕幫、鹽幫等等。今天中國有兩億多過剩勞動力流動打工，當時大約兩千萬，失地農民背井離鄉在外面當腳夫和苦力，這些人離開傳統社區制度保護，就只能加入幫會，當時的幫會勢力很大。到1840-1870年西方列強通過多次戰爭迫使中國開放30多個口岸都通商時，輪船直接沿江上溯至重慶，各地就不需要有那么多人專門當腳夫了，于是這幫無地農民中很多人失業了，就演變成幫會勢力擴大和會黨“作亂”。雖然，這在后來已經被解釋成中國革命的一部分了；但總之，這個過程很復雜。　　

伴隨相當多籌組新軍的地方勢力演變為地方軍閥，大量招兵買馬容納了因多口通商而失業的各種會黨勢力參軍，會黨成員進入新軍之后大量發展會黨，使得建立了新式軍隊卻難以控制，于是軍隊領導人下令要清除會黨。這可麻煩了，正好在武漢新軍中的一支會黨力量，其頭領據說是個排長吧，因為有人告密了，第二天恐怕就要抓起來了，所以這幫人說反正也是死，1911年10月10日那天晚上就反了。造反的時候，確實還沒有誰在領導起義。但是，因為當時的革命宣傳非常廣泛，會黨一反，大家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風傳是革命黨起事，于是所有官員都跑了。第二天早上起來看，滿城沒有官了。造反士兵大家說怎么辦，咱幾個能領導嗎？不行就得抓個當官的來當頭，于是到處搜，就搜出了相當于旅長的步兵協統黎元洪，再后來，他就成了中華民國代總統。　　

　　故事是故事，聽聽就完了，即使寫入教科書也需要專業人士認真考證才知道是否真的。百年間很多故事就這樣不斷延續下來，其中很多事情值得我們再深入思考。　　

　　那個年代，各種各樣的地方勢力崛起，使得客觀上已經解體的清王朝最終出現了分崩離析局面。接著，各個地方軍閥擁兵自重，即所謂風云四起，軍閥割據成為大趨勢，乃至到毛澤東發動革命上井岡山的時候，自己也叫“紅色割據”。　　

　　事實上，地方割據成了大一統王朝之后必然重復性發生的歷史現象，難道以前的歷朝歷代當中央王權衰落的時候不是幫會四起、割據盛行嗎？　　

　　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也是比較混亂的，叫什么國，什么主義，什么制度，用什么新詞，其實就是北京城沙灘的紅樓里那些穿長衫的先生們試圖給出解釋而照搬來的概念。今天，我們都理解，他們做了偉大的思想建設工作。我們也都應該充分尊重和全面繼承前人的所創造的精神財富；但，也得認識到他們有相當的局限性。因為中國人實在是被迫著才發出最后的吼聲，那個軍閥混戰局面之下，無論什么手段，誰能有效地形成再度大一統，對歷史都是有貢獻的。這就是先蔣后毛，兩位對中華民族重新構建大一統的政治國家作了歷史貢獻的人物，先是蔣介石，沒成功，后是毛澤東，成功了；他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領袖。這跟歷朝歷代的開國之君有很大的相似性。當然，如果根據主流意識形態，則性質不同。這另外再說，在我這課上，只有告別百年激進，才能梳理真實的歷史經驗。　　

　　接著得討論蔣為什么失敗。　　

　　大家都以為他倒行逆施，反動派等等，當然這是“話語正確”。包括我自己從小就是在這套話語灌輸下長大的。但是，還有其他的話，古話叫“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所以暫且聽我一家之言，說錯了各位怎么批判都行。　　

　　自20年代，蔣就基本上完成了名義上的國家大一統，當然也是以孫中山的名義，以國民革命的名義。因此，蔣介石在1947年以前一直是黨總裁而非國家元首，他很小心，總理這個名義已經是孫中山了，他不能叫；總統還沒經過選舉當然也不能叫，只能叫總裁。他是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裁，也是先有軍，后有黨，再有國，或者說先有軍權，后有黨權，再有政權。這都屬于清末以后政治進程中的一個路徑依賴的制度演變過程。由于他的軍事力量是全國最大的，各地地方軍閥為了避免正面沖突，降低與中央的交易成本，而認同屬于國民革命軍序列了，但各征自己的稅，發自己的餉，各穿自己的軍裝，備自己的軍械。所以就有貴州軍閥王家烈的雙槍兵，一手步槍，一手大煙槍等等。主要是靠各個不同的地方軍閥自己實行地方治理，這是當時的一個普遍現象。雖然矛盾重重，但總之這個國家在趨向于完成大一統之后的國家正常化進程。　　

　　20年代到30年代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叫民國黃金經建十年，大局甫定，重歸一統，民間經濟自然恢復，于是出現了當時中國構建工業經濟基礎的十年。國家軍事上一統，接著經濟上出現高速增長，似乎對民國的建設有百利而無一害。無論1921年共產黨組建之后怎么發動革命和暴動，恰恰是在這個年代逐漸式微，剩下的是星星之火。民國經濟發展了，客觀上造成了革命的條件弱化了。　　

　　那，為什么三十年的中后期反而又起來了呢？因為一個眾所周知的重大國際性事件——1929-1933年西方資本主義大危機席卷歐美。　　

　　危機期間帶來的一個現象是通貨膨脹，伴生貴金屬價格上漲。這與今天濫發美元造成的通貨膨脹，黃金價格飛漲一樣。貴金屬價格上漲當然包括白銀價格上漲，那么白銀價格上漲為什么對我們有影響呢？因為中國一直到那個年代還是白銀本位的幣制，街面上流行的是袁大頭，孫大頭，就是銀元，官府和富商還都是用白銀作為主要的財富儲藏方式。一個銀本位的國家突然遭遇世界范圍內的銀價大幅度上漲，而原來美國作為中國的主要宗主國之一，曾經跟民國政府簽有白銀協議。因為中國不產白銀，要大量地從美洲向中國輸入白銀，中國才能不斷使用白銀作為貨幣。但是，因銀價上漲，美國單方面取消了白銀協定，并且從1934年開始大量提高美國的白銀收購價格，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發生了白銀危機，即資本短缺危機。同時，因為那時已經發生了1931年和1935年兩大日本侵華事件，日本帝國主義政府為了控制中國，就要摧毀民國的經濟基礎，也從中國大量收購白銀。于是，美國和日本抬高價格在中國大量采購白銀，就導致中國出現了短期爆發的白銀危機，迫使在1936年民國政府宣布取消銀本位制，改為發行紙幣。一發行紙幣立刻就貶值，因為金銀儲備不夠，大量外流，沒有發行紙幣的基礎，因此這個國家從此進入了以通貨膨脹為主的長期經濟危機。　　

　　接著就是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日本借著中國發生經濟危機的機會大規模侵略中國。于是，中國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主要矛盾，本是星星之火的革命得以迅速擴展。這就是民國沒有能夠穩住這個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戰之后，民國更是沒有硬通貨和貴金屬儲備，只有靠戰后美國援助維持，但也只維持到1948年。美援停止之際，立刻滿街就都是濫發的紙幣，有的地方濫發到以億為票面單位的程度。此時，民國的國家財政金融體系徹底崩潰了。　　

　　所以我說，民國先亡于財政金融、亡于經濟崩潰，后亡于軍事失敗。　　

　　那是個戰爭年代，民國政府70%以上的財政都用于軍事開支的，當他集中在城市里的財政金融和經濟體系一崩潰，就沒有支付軍費的可能了，無論有多少軍隊都不能維持財政崩潰的政權，于是，就被雖然沒有財政、但靠農村老百姓支持的解放軍摧枯拉朽地掃蕩了。　　

　　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言，我只是認為這些因素值得納入考慮，利于開拓思路。也許，政權更替的主要因素還是革命戰爭的迅猛推進，打下了新中國。但即使這個判斷成立也得知道農民革命戰爭中對最大社會群體農民的政治動員就是宣布耕者有其田。　　

　　有意思的是，這個中國革命戰爭從民國時期起就叫做土地革命戰爭。孫中山發動了一次，被蔣介石搞歪了，共產黨搞了兩次，這三次都叫做土地革命戰爭。土地戰爭的核心動員機制就叫做耕者有其田，但是耕者有其田卻不是近代才有的說法。　　

　　大家可以去查證，中國人當代很多話語都是當代才有的，比如政治，群眾，階級，政黨，所有這些耳熟能詳拿來就能用的話語，中國古代從來沒有出現過，這不是我們從中國人的經驗中產生的詞，當然是外來的；但耕者有其田卻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具有“政治正確”的理念。對農民來說，它并非是現代意義的革命口號，而是一個幾千年的傳統動員口號。農民要求的不外乎是安身立命的小有產者的地位。　　

　　于是，中國人通過三次土地革命戰爭，用了半個世紀的努力所構建的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呢？當然今天被西方人一言以蔽之說是共黨國家，是共產主義。其實，我們構建的是在1949年經過農民參與的以耕者有其田為目標的革命戰爭，打出來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小有產者國家。因為政府把地分給了農民，中國85%的農民都平均分得了土地，意味著都變成了有產者，因此，當時中國變成了世界最大的小資國。崔之元教授有篇文章談論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可以立足于小資產階級實現，這是很重要的理論創新。但是除了崔之元，看看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有哪一位曾幾何時說過，在小資產階級的基礎上可以建立社會主義呢？沒有。只要誰說這話，立刻被那個年代帶上一個帽子——機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歷來不認為小資產階級可以成為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同理，毛澤東和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非常清晰告訴全黨，不可能在小農經濟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1947年《論聯合政府》和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都反復告誡全黨，不要試圖在一片小農經濟，在小資產階級的基礎上，去追求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那樣建立的只不過是農民社會主義，或者民粹主義。毛澤東是反民粹主義的，在世界歷史上的所有反民粹主義政治家中，都沒有極左的。　　

　　早在那個年代，毛澤東說得很清楚，我們要搞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民族資本主義，這就是1949年到1950年得到社會共識的新民主主義建國方略的核心。黨內很多人問毛澤東新民主主義和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有什么不同。毛澤東說，我們搞的都是資本主義，唯一的不同就是那是國民黨領導，我們是共產黨領導。假如1949-1950年確立的是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資本主義，那么這是左還是右？有誰認為搞資本主義是左，那是不是有點自己糊涂了？所以在那個年代，當我們認同民族資本主義的時候，也許應該叫中右。　　

　　為什么不能激進，因為激進了就容易犯錯誤。其實，那個年代就是有激進而沒有左過。　　

　　到1957年搞反右運動，這在性質確定上又錯了，其實搞的是反左運動。右派也有，但是很少，像羅隆基，章伯鈞，有那么幾個民國年間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第三方的人，建國之后也許屬于右派，但其實他們說的也不是那么回事。主要問題在于：新中國剛剛建立政權的時候，所遭遇的是民國年間金融危機的延續，1949年建國時，最高月度通貨膨脹率38%。各解放區進入大城市，原來各解放區的印鈔還在老百姓手里，比如華北票、東北票，都還要繼續流通。早年開始跟蘇聯談判給中國工業建設支援的時候，一個蘇聯專家給兩萬斤小米的工資。當時我們國家主席的工資折合3000斤小米，部長級工資折合2400斤小米，局長級工資折合1800斤小米。請1個蘇聯專家計算給蘇聯的債務折合6個國家主席工資。　　

　　為什么1950年用小米為單位算干部工資呢？因為農民革命時期小米是一般商品等價物。民國政府走的時候蔣介石把國庫剩下的一點黃金全拉走了，因此，只要發行紙幣一定是毛票子——沒有國家儲備——新中國也沒有商品，既然土地革命贏得的幾億農民解放，那只能拿小米——農民最認的東西——來當一般等價物。同時期銀行存款叫“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不是說存款人扛著白布上銀行，而是今天存的錢到取的時候還能買到等值的白布，所以叫銀行“存三白”，因為國家沒有條件建立貨幣信用。所以1949-1950年中國在建國初遭遇的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危機，乃是1936年民國放棄銀本位開始發行紙幣以來延續了二十年的通脹危機，而并非新中國政權因為“左右”問題造成的。　　

　　那么，新中國的貨幣體系什么時候完成建設的？中國真正使貨幣成之為貨幣是什么年代？我認為是直到1998年開始國家銀行體制改革、貨幣體系與財政相對分離之時。　　

　　中國1992年因財政補貼壓力太大而放棄了“第二貨幣”——票證制度——當時一戶人要想過日子手里要有一大把票。除了糧票，還有油票、線票、火柴票、香煙票、肉票、布票、米票……每家有各種各樣的本，副食本、糧本、煤本，等等。因此，第二貨幣體系是非常管用的，比第一貨幣體系厲害很多。其實一直到1992年取消票證制度之前，中國是“第二貨幣”為主的貨幣制度。否則早就通貨膨脹得一塌糊涂了。因為這些票證有效地抑制了龐大人口的消費，使政府盡管可以增加發行貨幣，但是不至于構成全社會因為消費而拉動的惡性通貨膨脹。至少，不能拿現在一般發達國家成熟市場經濟來衡量我們的過去。　　

　　1992年我國才取消了第二貨幣體系才讓人民幣成為商品交換的中介，具有了一般貨幣基本職能；此后貨幣大規模增發，到1998年銀行與財政才正式分家，中國才算開始進入相對比較獨立的貨幣體系建立過程；到2001、2002才完成了中國現代紙幣體系的建設。　　

　　從1936年到2002年，中國這條貨幣化路很漫長，經濟和社會代價都很大。如果做當代史的階段劃分，應該說建國之初的危機乃是民國時期白銀外流引發幣制改革所留下的危機，那時根本不可能靠現在可想象到的任何經濟理論來解決這場危機。　　

　　那時候，兩大改變危機的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是中國85%的人口都分了地，農民回到了傳統的小農經濟，具有非貨幣化特性，有沒有紙幣都沒關系，任何一個經濟多元化的村子都可以自我謀生，自給自足；所以占人口85%的農民離開了相對現代化的城市經濟，只要不動他們的土地，就可以自我發展。所以85%的人先穩定下來了，并且能夠定期地提供他們的剩余農產品。　　

　　第二是朝鮮戰爭。今天當南北韓局勢重新緊張，黃海在鬧事的時候，最大的贏家還是美國，這個不言而喻，中國不能算輸家，但也不是贏家，或者輸得不多而已。最大輸家當然還是南北韓。當年朝鮮戰爭，西方很多人說是朝鮮侵略，搞錯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北朝鮮因為是勞動黨領導，所以迅速推行了土改。類似于我國在西藏的邊緣地區，像西康、云南、青海等有藏族土司的地區全面推行土改，只維持藏區不土改，于是推進了土改的藏區的土司奴隸主紛紛逃往拉薩，促成達賴喇嘛出逃。同理，當北朝鮮全面土改，農民都得到土地的時候，原來的地主富人大約幾十萬人逃向南朝鮮，因此南朝鮮政權更加堅定反對土改。但是南朝鮮的農民不示弱，連續幾年的農民游擊戰爭，最后打到了漢城郊區，到1949年南朝鮮政權雖然控制漢城，但在郊區就已經岌岌可危了……。當然涉及二戰之后某種地緣戰略格局的變動等就不再繼續論述。只論及因為傳統農民要“耕者有其田”，所以北朝鮮土改影響了南朝鮮，南朝鮮政權風雨飄搖，導致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爆發和不同國家介入朝鮮戰爭的發生，不是同一時間。一般理解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始于1950年10月份，但對朝鮮而言這場戰爭始于6月份，對于美國而言，也是6月20號戰爭一開始立刻進兵臺灣海峽，對中國實行封鎖，西方認定中國參加了對南朝鮮的“侵略”，并且聯合國也對中國進行制裁。所以當時中國，1950年6月份剛剛建國不久就被聯合國制裁，被西方封鎖了。而在投票制裁中朝的安理會決議時，蘇聯代表缺席。據理，蘇聯是常任理事國，可以投否決票，但蘇聯沒投，個中緣由留待今后眾人探討，總之這是一場改變二戰后地緣戰略格局的重要局部戰爭。　　

　　這是一場把想中立地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中國打入了蘇聯陣營的戰爭，從此中國必須站在蘇聯一邊，成為緊密戰略同盟。這就是朝鮮戰爭故事背后的大背景，很少被人所討論的事情。因為中蘇建立戰略同盟了，蘇聯一改1945年把日本在東北所留下的全部設備連螺絲釘都拆走的做法，向中國東北境內大規模輸入戰爭裝備，這就意味著中國有了突然從天而降的軍重工業，于是獲得城市經濟陡然起飛的效果。　　

　　1950年中國從嚴重的民國遺留的經濟危機到高漲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土改剝離了85%的人口與現代經濟無關，于是乎經濟相對穩定，二是朝鮮戰爭打來了軍重工業，讓中國經濟陡然起飛——如果看GDP曲線，“噌”地一下子就上去了，中國立刻進入經濟高漲，明顯過熱的高漲，也因此，中國出現了重大的制度演變。　　

　　發展中國家制度構建權在于投資人或投資國，即資本出牌。　　

　　別拿豆包不當干糧，中國被從天而降的朝鮮戰爭打來的蘇聯資本也是外國資本，這個資本同樣要對制度建設說話，跟二戰之后所有的引資國按投資國的給定框架來構建本國的政治體制的道理是一樣的。這涉及的是“左”還是“右”？現在如果一個大投資商說給某個縣建立一個多少億的企業，縣委書記肯定讓全體政府部門都圍著這個投資商轉，盡可能滿足他的條件。1950年代道理是一樣的，所以請各位注意，1950年以后中國構建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叫做“全盤蘇化”。　　

　　這可能不是中國人完全自主開展的國家政治建設，當時中國游擊隊員出身的進城干部還不知道如何組織有效管理蘇式重工業的城市政府，于是在政府的經濟部門都派駐了蘇聯專家，幫著搞國家政治建設。所以中國政府經濟部門完全按照投資國的要求構建了八大工業部五大經濟委等，全套蘇化政府部門管理業務也搬過來；高級干部得去學習，后來繼任的領導人都是那個年代培訓學習過來的。大學里所有現代學科院系也都派駐了蘇聯專家，幫著搞教材，搞管理，搞學科體系建設。無需太多解釋，總之經濟基礎一定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這既是經典理論，也是極其簡單的常識。　　

　　前面提到，1957年的很多小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可他們犯的卻是左派“錯誤”，他們反官僚主義，反教條主義，反蘇聯搬過來的一切不合國情形式主義的制度，甚至認為國家所搞的工業化仍然是剝奪工人和農民，工人農民付出的剩余價值沒有獲得體現。請問這些言論是左是右？他們全都被打成了“右派”，至今，當年很多右派都弄不清楚自己是左派還是右派，時間長了很多人就真以為自己是右派了，這就是思想界的大麻煩，中國知識分子何其悲哀，連自己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了。這是我特別心疼他們的地方。后來我跟幾位平反了的老同志成了忘年交的朋友，當年他們都是右派，我把這套分析跟他們講，他們聽了都覺得是這么回事，但是他們都很難再改變自己的狀態了。我很同情他們。　　

　　接下來也在1957年發生的重大事件是，蘇聯突然中止了對華投資。　　

　　在朝鮮戰爭開打之前的1950年初，中國和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規定當東亞無戰事三年之后，蘇聯全面從中國撤軍，包括撤走以旅順口為基地的蘇聯遠東艦隊。而由此可說在1957年之前中國不能叫完整的主權獨立的國家，至今也不能完成統一。那個年代在中國的大陸本土上仍然有大量的蘇軍駐軍，中長鐵路沿線連同財產在內都是蘇聯控制，中國的大連特區和旅順軍港蘇聯控制。　　

　　因此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三年后，1956年中國請蘇聯踐行條約。蘇聯提出中國沒有管理現代軍隊的能力，不能應對現代戰爭，所以要建立聯合空軍和聯合海軍，至少要建立聯合指揮機關。毛澤東的民族主義思想也不是左與右，就直接和赫魯曉夫說：如果這樣的話你把中國拿去吧，我上井岡山。他不允許外國軍隊在中國土地上再駐扎。一戰前俄國在中國吞并的地方最大，已經不可能收回了。直到1957年其應該交回的中國領土才還給中國；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蘇聯不再向中國投資了，這是個涉及國家主權問題的1950年代的最大的變化，當不斷需要追加投資的城市工業化過程突然出現投資中斷，請問這個經濟還能維持嗎？沒有任何人可以維持，蘇式的工業化停了。　　

　　因此，中國的上層建筑，為了管理蘇聯投資的工業化經濟而構建的科層化政府部門也就不能再繼續正常運作，按說只能另辟蹊徑……。我的助手最近做了一張圖表，因為我們在寫一份報告，叫做《中國的真實經驗——60年里四次外資八次危機及其軟著陸》(這種分析方法在一般教科書上不會有，等我這本書出來之后希望大家看一看)。在這個圖里，能很清楚地表示當蘇聯投資的時候，中央政府財政占比超過80%，地方經濟幾乎完全沒有能力，因為主要蘇聯投資集中在中央。而1957年蘇聯突然停止投資之后，1958年中央財政占比陡然下降至低于30%，而地方上升到占70%左右。　　

　　由此，就有1958年鄭州會議要調動地方積極性，中央政府無蘇聯投資，經濟就得停下來，不如讓地方來繼續搞工業化。但地方卻毫無工業化經驗，于是“大躍進”成為發動地方工業化的社會運動。毛澤東當時為什么進退兩難？是因為中央讓地方搞工業化，地方同志犯了錯誤，又不能打擊他們，還要保護兩個積極性，不能輕易出面糾正大躍進中過于激進的錯誤。大家都以為他太荒唐，其實他是農民、種稻子出身，難道不知道小孩是不能站到田里的稻穗上的？　　

　　主要是因為那個時候蘇聯的投資突然停了，中央政府隨即完全沒有投資能力了，國家經濟增長陡然下降，于是1958-1960年大危機就爆發了。　　

　　一般而言，一旦發展中國家突然遭遇外資停止而爆發經濟危機時，都會隨伴發生因無力支撐上層建筑而導致政府垮掉，只剩下政府體系中最硬的兩個手段——軍隊和警察。為什么發展中國家較多發生軍事政變？只要經濟上宗主國不投資，這些發展中國家往往進入政治動亂，甚至出現種族屠殺，誰之罪？　　

　　中國當時也沒有條件推進蘇式工業作為經濟基礎了，可全盤蘇化的上層建筑要改談何容易？因此，以路線斗爭為名發動工農兵改造上層建筑，這個也是中國創造。至于成還是不成，經驗多還是教訓多，留待后人評說吧。若是按今天仍然堅持的經典理論來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沒有蘇聯投資的經濟基礎了，這個蘇式上層建筑是難以維持的。　　

　　所以，如今再談論今天所說的種種“極左”，那時候也許算是為了民族主義經濟復興的做法。其實，只不過是蘇聯留下的官僚主義上層建筑已經無法再適應當時只能動員勞動力維持國家建設的經濟基礎了。按蘇聯形式主義運作的官僚們難以動員勞動力，如果不跟老百姓一起下鄉干活，一塊上工地，難以被勞動者信服。但如果要用革命意識形態重新動員老百姓，就需要驅使已經學會穿中山裝喝蘇式咖啡的官員們下鄉了。所以，六十年代就有“四清運動”等等一系列大量干部下鄉的活動，革命意識形態就再次成為抑制政府過份官僚化的武器。　　

　　后來這些過程都應該是很清楚的，并沒有真正地發生過西方意義的“左”。　　

　　接著我想請大家考慮的是，通常都說過去是計劃經濟搞錯了，我現在的研究證明中國在所謂計劃經濟年代大部分年份沒有計劃，只在1970年以后才搞過兩個五年計劃。　　

　　事實上，1950年還沒有計劃經濟的時候蘇聯已經因為朝鮮戰爭向中國投資了，因為戰爭需要大設備已經進來了。到1952年成立國家計委的時候還是蘇聯人手把手地教，也不是我們自己搞的計劃經濟，蘇聯人提出計劃執行投入，中國人按照蘇聯人給的投資具體執行項目，那時候的工廠大都是蘇聯人派廠長，派工程師，派技術員，甚至派技術工人，不是我們自主的工業化。到1957年蘇聯停止投資了，然后1960年技術和管理人員也全被撤走。1957年我們的計委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做了幾個計劃控制數字，也隨之胎死腹中。　　

　　所以客觀上雖然有“一五”，但“一五”基本上是蘇聯人搞的。教科書上也有“二五”，但“二五”沒出臺，因為沒投資了。然后是1960年代困難時期，到1963年應該出臺“三五”停止，是因為這時要備戰了——1961年國民黨開始反攻大陸，1962年發生中印邊境戰爭，1963年開始發生印度支那緊張局勢，期間美機美艦八百多次侵犯中國領空和領海，于是中央政府要搞戰備，上三線。中央的三線計劃卻不是國家計委干的，是余秋里帶著七個老同志叫“小計委”操辦的。而原國家計委提出的也是一個非常合理的思路——以前是偏重工業，因此“三五”重點是協調農輕重比例。很好的思路。但是搞戰備就不能繼續按這個思路進行了。于是，堅持這個思路的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被撤職，“小計委”也取代了大計委，“三五”因此沒出臺。那么，三五應該從哪年開始呢？應該1963年到1968年期間，但1966年文化革命了，工業基本停產了，也就沒有計劃經濟了。直到1970年才有“四五”。因為，毛澤東請四位老帥做國際形勢分析，世界大戰什么時候打(我們現在有篇文章解釋為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打了，你們有興趣可以去查)。老帥們給毛澤東的意見是至少二十年內無大仗，如果要打也是在歐洲打，因為帝國主義矛盾還是在帝國主義內部。毛澤東說，如果沒大仗，那我們就抓緊轉向民生工業。于是，開始了“小球帶大球”，中國恢復了對歐美日的關系，進入了朝向民生工業的結構調整，于是，中國才有了“四五”計劃。　　

　　所以，中國整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這前二十年就沒自主地搞過工業計劃，直到1970年決定經濟調整以后才開始由中國人自主地搞“四五”計劃，還主要是為了引進西方資本，形成新的工業結構。可見，中國人1970年代的“四五”和“五五”是為了引進西方資本，調整工業結構的兩個五年計劃。1971年毛澤東親自委托周恩來制定“四三方案”——引進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開始調整工業結構，但立刻遭到新的外資進入轉化為外債所帶來中央政府赤字為主的經濟危機，于是乎發生了第三次上山下鄉。　　

　　如果說六十年代的上山下鄉是1958年經濟危機的結果，1968年上山下鄉是1966年經濟危機的結果，那么1974-1976年的上山下鄉是七十年代引進外資變成外債帶來的經濟危機的結果。在毛澤東時代，每一次經濟危機都靠上山下鄉向農村轉嫁了城市勞動力過剩的代價，因此城市的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的內生性危機，就都軟著陸了。　　

　　1950年以來每一次引進外資都引發兩次危機，蘇聯投入54億美元外資引發了1960年和1968年兩次危機，1971年引進43億美元外資帶來了1974年、1979年兩次危機，八十年代再次更多地引進外資帶來了1988年和1993年兩次危機，然后就是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全面進入全球化，帶來了1998年，2008年兩次輸入型危機。　　

　　豎看中國六十年，四次引進外資，帶來了八次危機，其中能向三農轉嫁的就能實現軟著陸，不能向三農轉嫁的砸在城里引發改革。　　

　　這就是真實的經驗，這就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應該怎么總結經驗，怎么歸納為理論，誰利用它，這是政治家的事。作為學者，我只應該客觀地告訴人們真實的經驗過程是什么。如果先驗地進入某個意識形態化的解釋話語，那就跳不出來了，因為已經被意識形態內在的派性俘虜了。現在社會上有很多學者批評我，我沒法回答，因為我沒派性。我也不想進入派性，因為那就得把我現在達到的思想高度硬要拉回到一個派性的泥沼之中去被宵小之徒們撕咬，這是有點難為我了。　　

　　這個激進的一百年其實也可以理解，其間的政治家還有學者都激進，主要是因為被打急了。我們這一代也是過來人，都還理解他們，但作為當代的人，特別是80后90后的年輕孩子們，應適當地自我調整，要從之前不可能自知的老一代留下的意識形態化的話語體系中多少解脫一些。現在很多稱自己是“自由派”的朋友們其實連自主地形成自由話語的表達能力都沒有，已經很難從言必稱西方的“被自由”中解脫，這很遺憾。　　

　　以上“中國經驗”大致是一個發展主義導向的一般的發展過程，只不過在特殊的時段有特殊的做法。比如，當外資突然停止時，只能用勞動力集中投入來替代稀缺程度為0的資本，當發生經濟危機時，因為中國幅員遼闊，還因為是典型城鄉二元結構，得以讓農村作為載體來承接代價，否則，積聚于城市的產業資本就難以渡過危機。　　

　　例如，當代學者分析農村集體經濟，一般是從西方農業經濟學的理論概念來看農業集體化負面的影響。但請注意，1960城市危機向農村送了1200萬知青，1968年城市危機再往農村送了1700萬知青，1974年以后又送了1000多萬，合計大約4000萬。如果農民是單家獨戶小生產，怎么接收由于城市危機而不能就業的4000萬知青？只有以集體化為載體，資本內化的政府才有向農村送知青的可能。我是1968年插隊的，插進村去先是集體戶，生產隊立刻就安排房子集中住宿，撥出糧食、油和菜來開一個灶，學生就開始做飯，雖然做得亂七八糟，大家吃不熟的飯就得拉肚子。那段時間的情況清晰顯示，我們所插的那個村是大隊，而不是社員戶。　　

　　總之，如果沒有當年的農村集體化，就不可能有向農村轉嫁危機的載體，沒有這個載體，中國就難以度過這幾次經濟危機。國家在沒有形成產業資本的工業化早期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是最弱的，在沒有形成完整的社會化大生產，在沒有產業資本門類齊全的經濟結構的時候，就像剛生下的娃娃，哪怕是發燒感冒就可以要命的道理是一樣的。　　

　　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從1961年到2003年的四十年里，每當人口增長一個臺階的時候，世界人均GDP就下降一個臺階，差不多每十年下降一個層次。客觀地看，西方1980年代以后發生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但這叫做產業空間平移，真實GDP的增長尚需討論。　　

　　國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同普世價值的時候，我說：這如果是一種理念或信仰則無所謂對錯，關鍵看是否能夠負擔西方的政治體制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任何政府上層建筑，任何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都是要花錢的，能否有效運作的關鍵還是看成本高還是低，到底誰支付。　　

　　現在的問題是，世界已經進入嚴重的政府債務危機時代，政府的債務發達國家占70%以上。其中被認為最具有民主政治和人權道德高度的美國政府，其債務占全球政府債務的一半，為了能使借債可以不還，美國的軍事開支也占全球的一半；且不說全球虛擬資本交易總量也是美國占一半。　　

　　發達國家最大的問題是其構建的民主法治上層建筑，原來是有在地化的產業資本作為經濟基礎來支撐的。從197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漸次向外移出產業，到九十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產業轉移，意味著原來支撐這種上層建筑的產業基礎大都移出去了，這時候發達國家的上層建筑愈益主要靠政府增加債務才能維持，因此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就越來越大。九十年代以前世界政府債務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因為發展中國家要搞工業化，要接受發達國家投資，投資需由政府償還，遂成為國家債務；但這類債務是生產性負債。九十年代以后，主要是發達國家政府因經濟增長緩慢社會開支占比過高而增加負債；這類債務則主要是福利性負債。　　

　　發達國家借債干什么？50%以上用以投入本國國民的社會福利需求。滿足人們可以少干活，多休假，多拿工資等方面的需求。但這時卻已經沒有產業支撐了，除了美國，全球衍生品交易的一半在美國。因此資本流向美國。而我們消耗自己的資源環境，制造出貨物送到美國去，然后只能獲得在美國的電腦里計算出來的所謂“貿易盈余”，但這些貿易盈余我們不能使用，還得資本回流，進入美國的國債市場，最終提高美國的虛擬資本交易規模。于是乎現在變成中美雙方的一種雙輸博弈，即中國是生態環境破壞，勞工問題嚴重，美國是金融資本泡沫化。由此，這個世界經濟秩序被叫做“Chimerica”，中美國，又稱G2。　　

　　中國人想改變這種雙輸博弈，開始把貿易盈余投向非洲去搞基本建設，去買礦買地。也是最近幾年，中國剛剛開始把外匯儲備轉向投資的時候，中國就變成了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剛剛建立的“Chimerica”關系立刻被打散了，而幾乎同時，中國的黃海、南海、西藏，還有臺灣等關系，也開始緊張了，美國公開表示不允許改變原先二八開的世界秩序。　　

　　也就是說當我們剛開始想接受這個很美好的普世價值的時候，發現這是一個高成本導致高負債的上層建筑。即使我們希望建立，也恐怕需要慢慢積累才能達到那個理想水平。何況那些已經建立的都已經維持不住了。之所以社會成本太高，因為西方政治家在競選的時候不得不承諾更高的福利，而要兌現就要增加政府債務。　　

　　更為重要的是，我2010年7月在香港理工大學的中歐論壇上跟歐洲人講一個道理，他們非常驚愕，說從來沒聽過這種說法。我說：政府就是每年每月通過增發貨幣來制造通貨膨脹基礎，只要國家不出現消費過熱拉動的惡性膨脹，政府就能夠通過不斷增大貨幣分母來縮小債務分子。雖然世界上任何政府領導人都會選擇這么做，但是加入歐元區的歐洲國家政府卻無法如此，因為貨幣主權轉交給歐洲中央銀行政府就不能再增發貨幣了。亦即：加入歐元區的政府就沒有貨幣發行權了，也就不能制造通貨膨脹基礎來縮小債務分子，于是政府債務就不斷累積。　　

　　越是沒有產業的國家，比如像希臘，原來有世界級的造船業，后來都轉移給韓國和中國了，原來還有船運業，現在船運業也搬走了，因為稅收太高，希臘從之前世界第一大造船工業國家調整到現在，就剩下旅游業了。那希臘的債務怎么辦？　　

　　美國人可以不還債務，其軍費開支全球一半，而且又是美國把希臘的政府債務評級為垃圾級。于是乎，希臘的債務危機就爆發了，既然國家不能再有匯率政策、儲備政策，也不能再有利率政策，那只能請求歐洲中央銀行救市。這是由于希臘仍然作為政治國家，其基本經濟主權卻都喪失了。　　

　　同理，所有加入歐元區的國家，只要經濟基礎隨產業移出日漸薄弱，沒有貨幣主權條件下政府債務就會不斷增加，直到壓垮這個國家的上層建筑。希臘和愛爾蘭如此，西班牙也如此。我認為，只要產業和金融作為國家經濟兩條腿的支撐能力不足的國家都避免不了列入多米諾骨牌的命運。只有仍然保留了設備制造業的歐洲中心國家——德法能支撐得住。產業競爭力有限的意大利也不確定。于是乎，最近歐洲中央銀行也開始采取美國的方式，大規模增發歐元貨幣，美國人發六千億美元，歐洲人發七千億歐元，最后是搬起泡沫淹了自己。　　

　　所謂激進，包括另外一種理念追求，就像過去要實現international那樣，中國政治家大都以為這套現代西方政治制度是我們早晚要實現的，但歷來沒有人去算過制度成本。我多次去歐洲，因為這套關于中國六十年來有四次外債八次危機的解釋，中國人沒有，只有我在講這種關乎國家戰略的研究。但是，國內似乎沒什么需求，國外有需求，他們一聽都懂；于是，現在我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出口轉內銷。　　

　　出去調研多了，你就能發現西方現代化不是一個你想象就能實現的事物。按說中國各界無論左派右派我都沒矛盾，覺得他們說得都很好，我只是請他們先算算賬。當然我不是經濟學家，這個賬也算得比較粗。　　

　　當今世界上居于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大都國齡很短。比如德國，原來是三百多個小邦國麇集的地理概念，而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它正式成為一個nation state是在1832年。意大利原來也只是一個地理概念，那里有四百多個散亂的小邦國，進入近代國家序列是在1847年。西班牙是個有歷史的國家，立國雖然比德國和意大利早，但也不是領土主權完整國家，直到被拿破侖橫掃才統一成為一個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這些西方大多數發達國家政治經驗少，因為他們作為政治國家存在歷史還不到200年。　　

　　這個意義上提出告別百年激進，是說我們還是得自己跟自己比。　　

　　我們有2500年歷史的大一統國家的經驗。政治上別激進，不要以為2500年的歷史可以被虛無。也許這番話很多同學不愿意聽，認為我保守，思想陳舊。那么就注意我前面的關于經濟問題的分析。　　

　　這個思路其實是從清代起一直分析到當代，中間跨越了很多政治上人為的界線，但為了客觀分析只能一概打通。這是我多年來做研究的一個老辦法。當年我做土地制度變遷研究的時候，就是對所有資料不分黨派和政治傾向，也不分國內國外，只要是關于中國土地制度的調查研究，一律按時間排序，以此來看土地變遷的趨向。如果我先被某位先生的某套理論拘束了，這套理論又本來就來源于某一種學術派別的思想，那我肯定就跳不出來了。幸虧不做掉書袋，僅作資料排序，才完成這項研究。同理，我現在做制度演變和周期性經濟危機研究，也不分政治派別，就把經濟數據作排序。最簡單的辦法往往可能是最有效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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