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劉少奇之間的歷史往事，歷來是人們關注度極高的焦點，這個問題的分析和探討，是弄清建國以來歷史的一個重要切入口，本文試從公開的史料入手，加上筆者的思考，力求客觀的再現和解析這段歷史，鑒于很多人不太了解劉少奇建國前的情況，而建國后介紹這類問題的文章又很多，所以筆者對于49年前的部分采用相對完整敘述的辦法，而對49年后的部分用偏重細節敘述的辦法。我們今天來回顧歷史，必須堅持真正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于歷史人物的功績和過失，都要做到既不夸大也不縮小。本文力求做到這一點，不足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初始始于1922年夏天，劉少奇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歸國后在長沙清水塘會見了當時擔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的毛主席，兩人進行了長談。毛主席介紹了湘區中共組織的情況；劉少奇談了去蘇俄學習的經歷。當即被任命為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1922年9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澤東同志委派劉少奇去安源領導路礦工人的罷工斗爭。在罷工中劉少奇擔任工人俱樂部全權代表，與擔任工人俱樂部主任、罷工總指揮的李立三一起成功的指揮了這場斗爭。應該對他在這場斗爭中的作用加以肯定，嚴格說來，劉在安源罷工的中的地位是低于毛主席和李立三的，60年代初以此事為藍本拍攝電影《燎原》中的主角雷煥覺其實就是劉和李的混合體。從這個罷工斗爭的勝利起，劉少奇作為工人運動的領導者走上了歷史舞臺，1925年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1948年恢復中華全國總工會時他擔任名譽委員長的淵源就在于此）。　　

此后劉少奇在上海、廣州、武漢參加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和武漢工人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斗爭。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大革命失敗后，他先后在河北、上海、東北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從蘇聯回國后任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2年冬進入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領導職工運動，后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1934年10月參加長征。這個時期中，他受到了王明路線的打擊，由此逐漸認識到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應該實行深入群眾、長期隱藏、積蓄力量的方針，并曾對當時中共黨內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左”傾錯誤進行過某些抵制，在當時的中央內部是難能可貴的。他對王明路線的系統批判主要集中在1936年他到華北擔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書記這個時期，他撰寫的一系列文章提出要肅清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錯誤，從而奠定了他在白區領導工作中正確路線代表的地位。　　

1937年他參加了在延安的白區黨代會。會上他尖銳的就白區錯誤路線問題批評了張聞天等人，這個批評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視，盡管當時還不具備對教條主義加以系統揭露的條件，但是，劉少奇敢于用正確路線頂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的勇氣一定給毛主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由于王明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危害，而劉少奇作為資格很老的中央負責人對此有較早和較早的批判和糾正，他被認為是白區工作的模范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抗戰全面開始時劉少奇深入敵后，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原局書記，隨后組織力量深入華中敵后，開展游擊戰爭，這一時期，劉少奇堅決抵制了第二次王明路線的投降主義錯誤，特別是他在皖南事變中第一個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勢，而在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這個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方針，正是劉向中央提出的，并說服了毛主席（毛主席最初的部署是展開軍事反擊，消滅華中的國民黨頑軍）。對皖南事變的正確處理和解決，很大地提高了我黨在國際國內的地位和影響力，胡喬木認為，對皖南事變解決，使毛主席在黨內的核心地位更加鞏固。而劉少奇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的處變不驚和判斷才能無疑又給他加分不少。　　

毛主席領導的延安整風全面展開后，對中央領導機關的改組提上議事日程，在當時的政治局委員中既有理論水平又有指導抗日根據地斗爭實踐經驗的并不多，加上考慮到黨內的資格問題，比較符合條件的就是劉少奇和任弼時同志，這里要特別強調，劉少奇和任弼時同志在1940年和1941年都沒有突出的歌頌過毛主席，這兩人地位的上升，完全是當時工作的客觀需要和條件使然，如果說當時看劉少奇是歷史上一貫支持毛主席的，那么蘇區時期的“贛南會議”上嚴厲批評毛主席的人中就有任弼時同志，這不是很說明問題嗎？！立黨為公，正是毛主席一貫的原則和作風。某些所謂學者，惡意杜撰和拼湊材料，是為了造謠詆毀毛主席和中國革命，捏造出一個整風“陰謀論”來，我在這里只是提及一點，希望相關同志能夠寫出更多的有說服力批駁文章來，這里就不再展開了。　　

當劉少奇按毛主席的安排于1942年12月底從蘇北回到延安后（劉從接到電報到返抵延安用了近一年，沿路指導了各個根據地的斗爭），立即投入了中央領導工作和指導黨的宣傳組織工作中。延安時期的劉少奇對宣傳毛澤東思想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集中表現在黨的七大上他所做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個提法為全黨所認可和擁護。在之前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所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也對劉少奇貢獻作了充分肯定。七大上劉少奇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書記處排名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他的地位得到了確認。解放戰爭中劉少奇擔任過中央工委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職務，主持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是，在土改運動中搞“搬石頭”則是他一個明顯的錯誤，而且為日后的四清運動打擊基層干部擴大化留下了伏筆。　　

綜合以上史實，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毛主席和劉少奇兩人戰友關系是確立在劉少奇擁護、捍衛毛主席正確路線的基礎上的，毛主席曾指出：“他們（指國民黨反動派）樹立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樹立陳獨秀，不行；樹立瞿秋白，不行；樹立李立三，不行；樹立王明，也不行。”毛主席成為我黨領袖是實踐檢驗的結果，是全黨全軍公認的選擇，即使沒有劉少奇，毛主席的地位也是不可撼動的。在幫助全黨認識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劉少奇成為了毛主席的助手，這也是歷史給予他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事實。但是，就在延安時期，劉在寫作《論共產黨員修養》時表現出一些唯心主義思想的苗頭（這個苗頭也體現在他給續范亭的信中），毛主席即在劉給續范亭信件上做了很多批語，嚴肅而認真的指出了這一點。現在有人說，毛主席對《論共產黨員修養》一開始就是完全肯定的，這不符合事實，應該說是基本肯定，有所批評，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劉的唯心主義思想并未完全改正，這就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視。一個高級領導干部特別是劉少奇這樣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毛主席事實上的接班人，世界觀方法論上存在的哪怕微小的缺陷和不足，也有可能會對革命事業造成巨大的危害，這是歷史反復證明過的真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毛主席的高瞻遠矚也就在于此了。　　

建國以后，劉少奇擔任了一系列顯要職務，擔負起越來越重要的職責。毛主席從52年國民經濟恢復基本結束和大規模計劃建設開始的時候起逐步考慮改變黨和國家的領導結構，53年斯大林逝世更加堅定了毛主席設立中央一二線制度的決心。劉少奇是中央一線的主要成員之一，他先被毛主席擬定為議長（人大委員長）的人選，高崗事件爆發后他的地位更加鞏固。八大上劉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政治報告，并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一），八大公布中央委員名單序列是按得票多少為序列的，劉少奇的名字就排在毛澤東主席后面，說明他得的很可能是全票。八大后中央的一二線制度開始形成了，劉少奇正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盡管沒有正式的制度規定），一直持續到1966年的八屆十一中全會。1959年二屆人大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注意：當時的我國憲法（1954年版）有這樣的規定：

第四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第四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必要的時候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并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 最高國務會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和其他有關人員參加。

最高國務會議對于國家重大事務的意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或者其他有關部門討論并作出決定。這里的國防委員會和最高國務會議的設置說明當年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時是有相當的實際職權（這兩個機構在后來恢復國家主席職位時并沒有一起恢復）

關于49年以后毛主席和劉少奇之間關系的討論文章已經非常繁多，筆者不想重復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內容，下面只講幾個大家可能忽略的幾個方面或細節，與大家探討研究：

一、劉少奇年譜提到：　1957年12月30日　 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一九五八年度國民經濟計劃。　12月31日　 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一九五八年度財政預算問題。 1958年的全年，他去了很多省市視察講話，對于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大加贊賞。關于劉在大躍進中的言論集，網上已有，可以參考，這至少說明劉在大躍進時是積極參與的。而毛主席和周總理在1958年8——10月間都把精力大量投入了炮擊金門、與美蔣斗爭中去了。就在58年的8——9月份，報紙上糧食產量的夸大吹噓到了頂峰，那個著名的廣西環江紅旗人民公社畝產130434斤就登在　9月13日　的人民日報上。同時期那些日子，毛主席正在外地視察并隨時關注著　9月15日　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毛主席在　9月15日　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發表了回顧金門炮擊的講話，講話中提到：“金門打炮每一個環節都是我跟總理搞的，如何打法等等。那么一個嚴重的局面，美國十二艘航空母艦來了六艘，第七艦隊是他最大的艦隊，搞邊緣政策，護航。”等等，毛主席還寫下了“帝國主義者如此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我們不僅要有強大的正規軍，我們還要大辦民兵師，這樣，在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時候，就會使他們寸步難行 ”的名言。毛主席在建國以后對于捍衛馬列主義純潔性、保衛國家安全、領土主權等問題看得最重，投入精力也最多，而純屬具體業務性質的工作則過問較少（除非他認為某項工作有巨大的理論或現實意義），換句話說，毛主席對重大問題抓得很緊，而對細節問題并不太在心。（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 1956年到1966年8月，這種具體業務工作主要由中央一線負責人承擔，1966年8月以后主要由周總理承擔。順便再說一句，毛主席講過，蔣介石不看中央日報，他不看人民日報，這說明了他對于常規性的宣傳工作關注并不多（那是宣傳部門和黨務領導機關的事情），1959年他卸任國家主席更有不愿意被繁瑣禮節束縛的意味在其中。

二、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書面報告，并在會上上講話，對書面報告作補充說明，在發言中要求全黨要實事求是地承認缺點和錯誤，如果根本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技枝節節、吞吞吐吐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傾箱倒篋地承認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甚至說：“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但，一個明顯的問題是，報告和講話里沒有提到他個人（作為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是否也有錯誤，是否也需要承認和糾正，也沒有講到他所分管的部門所存在的問題。而毛主席在會上則指出：“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它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敬愛的周總理在會議閉幕式上也主動提到：對于幾年來的缺點、錯誤，國務院及其下屬部門要負很大的責任。這里還要提到一點，公正客觀的說，不管林彪當時主觀真實想法是什么，他在該次會議上所講的“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我想，事情千千萬萬，項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黨的團結。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這些內容傳達到基層后，對于團結全黨、堅定信心、克服困難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三、鄧力群同志1981年傳達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一個講話中提到，當時包括他在內，不少人都在背后暗中議論，認為對于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毛主席以后的最高領導人似乎應該有很強軍隊背景的人來擔任，而劉少奇并不是非常合適的人選，尤其是在60年代初中國周邊國際環境形勢嚴峻，帝修反聯合大反華的背景下，這個問題尤為突出。我想，毛主席在1966年（當時正是美國瘋狂擴大侵越戰爭，而蘇聯對我國邊境壓力越來越大，印度始終威脅我西部的時候）更換接班人時應該也考慮到了這一點的。

四、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和劉少奇發生了公開爭執，關于會議的情況，介紹的文章很多，本人認為，目前為止，最權威的是中央文獻版的《毛澤東傳》，里面透露出的相關信息是很值得重視的。從公布的內容看，毛主席牢牢的把握住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這個關鍵問題，強調“‘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貍慢慢清嘛，群眾知道嘛。群眾就怕搞不了大的。”，“這是共產黨，是當權的人，不當權也是跟著跑的人。管你是掛名的共產黨也算，過去是國民黨的也算，過去是真共產黨變了的也算，總而言之你是掌大權。就是要發動群眾來整我們這個黨，整那個支部，那個公社黨委。”“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同時尖銳的指出“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的，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農民起來，紅了眼睛，影響到你們，你們走群眾路線嘛，就站到群眾那方面，結果樹敵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這些振聾發聵的教導，今天聽起來都是字字珠璣啊。而劉少奇的觀點，即派出大量工作隊，訂立繁瑣條文（有興趣者可以看看后十條，對比一下前十條和二十三條，就清楚了）狠整基層，人人過關，盡管可能對整頓基層干部作風起點作用，但遠遠不起治標的作用。劉的這種思想，前有1948年“搬石頭”，后有文革初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一脈相承的。從這個時候起，毛、劉之間的路線對立就明顯了。這里還要提兩個細節，1、12月15日會議上，劉少奇還提出對“四清”中農民自己報出來的隱瞞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購的問題。毛主席說：“不能征購。要到五年之后，在增產的條件下，酌量增加一點。(周總理插話：“整個社教時期都不要征。”)毛主席特別指出，“糧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2、12月20日會議上，毛主席在舉例時提到了煤炭部長張霖之的名字（這只是回應劉少奇問：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派？），毛主席提出：把張擒下馬來，然后加以改造，其辦法就是讓張去蹲點。這只是舉個例子說明高級領導需要改造而已，并不是針對張霖之個人的，張在文革中不幸身亡后，1970年國務院業務組就發文明確他是革命干部（該文是周總理親筆起草的，參見周恩來選集），1975年為他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

六、文革發動后，在運動中出現了鎮壓學生和其他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現在披露的資料看，這種鎮壓的確是有的，且部分單位和地區的矛盾還很激烈。　1966年8月4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主席講道：“中央自己違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來了，又來鎮壓。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人家提意見，就是聽不進去。另一種
意見卻是津津有味。什么群眾路線，什么相信群眾，什么馬列主義，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請大家注意，毛主席話中提到了“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結合前文所述，應該有所體會了吧。毛主席曾講過他自己“在原則性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歷史無可挽回的走到了毛劉分手的這一步。另有兩個細節不得不提及，1、現在網上很多文章都介紹了　8月4日　會議上毛主席對劉少奇那些尖銳的批評，但幾乎沒有提及，在毛主席講了“為什么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么怕?”后，劉少奇當即頂了一句“無非是下臺，不怕下臺，有五條不怕”，如此針鋒相對的回應；2、據中央文獻版《周恩來傳》記載，總理在66年8月的內部打招呼會議上講，毛主席寫好《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后，讓周總理向全會傳達，但是，隨即又將大字報收回去了，隔了一天，才再次交給總理。從這一發一收再發的過程中，是否可以看出，那時毛主席其實也在認真和全面思考劉少奇的問題，并沒有立即做決斷。最終考慮的結果，用周總理的話說就是：“毛主席已經下了決心，要改組常委”。

   七、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改組中央領導機關后，劉少奇也是逐步離開領導崗位的，據筆者看到的文革中一個材料，劉少奇在66年的8、9月還是繼續批閱文件工作的（材料中提到了劉和鄧對于成立紅衛兵糾察隊的批示），　1966年9月2日　越南國慶，我國仍以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朱德委員長和周恩來總理聯名的形式發去電報祝賀，電報也全文登載于人民日報上。從1966年8月到11月，劉繼續以黨和國家領導人身份參加毛主席八次檢閱紅衛兵，其中1966年國慶節那次，做為國家主席的他排名在第三位，僅次于毛主席和林彪。隨著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精神的傳達，劉少奇才停止了工作，　1966年12月6日　 劉出席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并作了發言，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中央會議。據中央文獻版《周恩來傳》記載，1967年1月中央決定，劉少奇等不再參加會議。　　

八、毛主席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后的確考慮繼續保留劉少奇的一定位置，關于這個，介紹的文章也很多的。從目前公開的資料看，直到1967年2月，毛主席還提出，一方面要批判《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方面將來九大要選劉做中央委員。但是，越來越多的揭發劉歷史問題的材料改變了這一切，下來的事情大家都了解了，成立了專案并于1968年10月的黨的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定案。對于歷史問題和后來的功績的關系，毛主席曾說過：“投降過國民黨就永遠忠實于國民黨，投降過共產黨就永遠忠實于共產黨，這個規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敵人抓住了，放出來了，登報了，但不一定永遠依靠敵人。他還參加了長征，參加了抗日嘛，沒有做過大壞事。一抓歷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講投降是好事。”（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8年5月8日，見毛澤東傳） 應該說,毛主席的這個指示是很全面的。至于劉案本身，因本文側重于路線方面，就不多討論了。　　

   現在，很多人看到這段歷史后都會問到這樣一個問題，毛主席最初為何會贊賞劉少奇，后來卻與之決裂，我想，合離皆因路線起這樣的回答是能夠令人信服的。對于毛主席和劉少奇關系的變化，美國著名作家斯諾在1970年訪華后寫的文章中講到，毛和劉的決裂，關鍵在于這對相互間認識了45年（1922年到1966年）的領導人其實對于中國革命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斯諾準確的看出了毛劉之間是路線之爭，而不是什么權力之爭，在這個問題上，作為一個外國人，他比很多中國人清楚。當然，本文僅是從這個角度小小的做了一個嘗試而已，希望能看到相關的更多文章。　　

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書寫歷史本是嚴肅的事情，而當下戲說、炒作滿天飛，妖魔化毛澤東時代成為某些人出名的捷徑，不少媒體跟風追捧，抄來轉去，以訛傳訛，影響極壞。長期以來，毛劉關系一直是某系炒作的重點，在將一些情節顛來倒去講了無數遍以后，去年《炎黃春秋》上演了一出好戲，它先是發表了顧英奇《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紀實》，文中比較客觀的講述了對劉少奇搶救的過程，但文中卻有一個明顯至極的錯誤，把劉少奇的去世地點說成是洛陽而不是鄭州。然后《炎黃春秋》再發表文章拿這個明顯的錯誤開刀，進而否定顧英奇全文，再次挑起爭端，以混淆視聽，攻擊毛澤東主席。這種編輯發文時故意在文章中留把柄的手段（若不是故意，那就說明《炎黃春秋》編輯、校對水平太低，連起碼的歷史常識都沒有），用卑劣來形容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在這里，筆者倒是要對一個涉及劉少奇逝世后骨灰海葬的細節提出點質疑，在網上到處流傳的《劉少奇骨灰海葬始末》中都說是劉伯承元帥提議由海軍執行該海葬任務的，但是，劉伯承元帥自1973年以后就喪失了思維能力（他最后一次在公開場合出現是1973年8月出席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975年以后，又多年患病形成了多臟器衰竭，完全喪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這樣一個人，是如何在1980年提議為劉少奇海葬的呢？可能性近乎為零吧。不知道如《炎黃春秋》之類的某系刊物看了這點后，有何感想，是不是也要因為一個細節而去否定全文呢？！　　

歷史的記憶中總有很多的人和事像金子般的閃耀，毛主席的一生，立黨為公，彪炳史冊，無私無畏，徹底革命。他考慮問題都是從政治路線高度出發的，他捍衛的是黨、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事物的發展本身多數就是在曲折中前進，不可能要求任何人在一開始就預見到后來的變化，也不可能要求任何人在后來面對事物變化時不做相應的調整。1965年9月，毛主席曾對彭德懷同志講過，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是積極的，現在支持他也是衷心誠意的。而偉大導師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擲地有聲的講話則更值得我們深思：“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是的，今天，穿過歷史，結合現實，我們應該而且能夠理解毛澤東主席了，在這動蕩不安的世界上，在這“好戲不斷”的2010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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