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盡管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原因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其關鍵原因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這種結果也是蘇聯特權階層主動選擇的。蘇聯的特權階層壟斷著國家的一切執政資源，包括政治經濟資源、輿論宣傳工具，掌握著蘇聯黨政軍以及企業和社會團體等干部的任命權，他們趁著戈爾巴喬夫刮起的改革之風大肆侵吞國有資產，化公為私，據為己有。尤其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這個階層的私有財產急劇膨脹。為了使自己擁有的財產合法化，他們實際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毀者和私有化的最實際的推動者。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蘇聯特權階層的“自我政變”，是為了使他們長期以來通過非法手段占有的社會財富和各種權益合法化。蘇聯劇變后的進程也確實表明了這一點。蘇聯時期的那些“在冊權貴”在蘇聯解體以后搖身一變，變成了新體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本文摘自：《決策與信息》2010年第7期，原題：《蘇聯解體:特權階層的“自我政變”》

蘇聯解體已近20年，但對解體的原因至今仍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我們看來，蘇聯解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原因也有主次之分。導致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還是出自蘇聯執政黨自身，而其中蘇聯長期存在的特權階層對蘇聯劇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職務名冊”與蘇聯特權階層的形成

蘇聯特權階層是按照一定的職務名冊直接任命、相應地掌握著國家執政資源并且按職級合法享受不同特權的一部分人。這個特權階層，俄語中是用Номенклатура這個詞來表示的。從字面上來說，這個詞來源于拉丁語“nomen”，意思是人名名單或者品名清單。借用到俄語中，這個詞指的就是職務名冊，或職務一覽表。具體地講，是指其人選由上級任命的職位名稱表。后來這一制度涵蓋了對蘇聯領導干部的考察、登記造冊、任免以及職級待遇等方方面面。

作為公職人員任命原則的“職務名冊”制度，在十月革命之后就開始實行，只是最初還沒有規定這一原則的指令性文件。1923年6月12日，俄共(布)中央組織局通過了《關于任命制》的決議，同年10月，中央委員會作出了關于登記分配工作基本任務的決議。1925年11月16日，中央組織局又通過了《關于選拔、任命工作人員的程序》條例，同時通過了一份重新修訂的“職務名冊”。“職務名冊”各種各樣，當時最重要的有3號：第1號“職務名冊”是由中央委員會負責任命、管理干部名單；第2號“職務名冊”是中央組織分配部負責任命、管理干部名單；各部委負責任命、管理干部名單稱為第3號“職務名冊”。其他則是地方各級機關的“職務名冊”。

“職務名冊”制度在20世紀30年代末最終定型。此后，盡管“職務名冊”制度作了一些修訂，但是基本原則沒有實質性的變化。隨著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深入，“職務名冊”制度也開始被觸動。1989年10月，蘇共中央的一個委員會通過了一項終止執行有關干部任用的《職務名冊登記監督》的決議，“職務名冊”制度代之以選舉制，從此“職務名冊”制度作為一種干部任用制度在蘇聯實際上已經不起什么作用了。1991年“8·19事件”后，戈爾巴喬夫于8月23日宣布蘇聯共產黨停止活動，“職務名冊”制度被徹底取消。

通過“職務名冊”制度獲得任命的這一部分干部，他們擔任一定的職務，享有一定的物質利益和一定的特權，有著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壟斷了權力、意識形態和經濟管理，代表了蘇聯的官僚集團，也就是整個黨和國家權力階層。蘇聯由此產生了一批封閉的特權階層。

蘇聯特權階層的基本特點

可以說，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產生與發展是與蘇聯政治生活中出現的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蘇聯特權階層的“自我政變”，是為了使他們長期以來通過非法手段占有的社會財富和各種權益合法化。蘇聯時期的那些“在冊權貴”在蘇聯解體以后搖身一變，變成了新體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權力逐漸集中相一致的，它的形成與確立又是與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確立同步的。實際上，蘇聯的“職務名冊”制度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因此，蘇聯特權階層的基本特點不僅與“職務名冊”制度相聯系，而且和斯大林模式有共性的內容。

1.權力結構呈現金字塔形，其權力具有專斷性。

上至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政治局、組織局，下到各縣、區、鎮，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組成人數是逐漸增多的。按照“職務名冊”規則，各級官員是任命的，其命運掌握在最高領導層手中。在斯大林時期，處在最上面的當然是“掌握了無限權力”的斯大林，大部分官員的任用是由斯大林親信控制的組織分配部決定的。斯大林本人控制著第1號和第2號名單，甚至經常操縱第3號名單。此外，中央書記處一方面給各省書記處推薦候選人，另一方面還給中央組織局(可以作出黨和國家最高職位任命決議)推薦候選人。這樣，以斯大林為首的書記處就掌握了全國各級主要領導人的任命權。與此同時，無論是黨內還是蘇維埃，都缺乏對這個階層的監督制約機制，致使這個階層制定政策時獨斷，實行政策時武斷。

2.權利的特殊性。

根據“職務名冊”任命的各級干部享有與眾不同的各種特權：高級住宅、別墅、汽車、休假券及休假旅費、“醫療費”補助、在特供商店購買緊缺品等。

另外，從20世紀30年代初起，還實行了領導干部高薪制，除正式工資外還要發一個裝很多錢的大信封，即所謂“錢袋”制度。從幾百盧布(當時的貨幣)到幾千盧布不等，數量的多少取決于職位的高低。

赫魯曉夫向特權體系發起了第一次主動攻擊。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官僚的很多特權，他的改革遭到了特權階層的激烈反對。勃列日涅夫上臺后立即恢復了被赫魯曉夫廢除的全部干部特權，并且享受特權的干部范圍還有所擴大，特權種類日益增多。這就促使蘇聯的特權統治階級迅速地成長起來。正是在這個時期，黨政干部與人民群眾收入的差距達到30~44倍。

3.官位某種程度的凝固性和繼承制。

官位的凝固性表現在領導干部實際上的終身制。斯大林時期，干部不僅層層由上級任命，而且實際上是終身任職。赫魯曉夫對干部制度進行了改革，采取了不斷更新的制度，并把干部更新制度寫入蘇共綱領和章程。這種干部更新制度嚴重觸動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特別是高層的強烈反對。勃列日涅夫上臺后，蘇共中央開始批判赫魯曉夫的唯意志論和主觀主義，并順從官僚們的要求，全面否定了干部職務的任期制和輪換制，廢除了蘇共中央委員會和黨委會每次改選必須更換1/4成員的做法。

官位的繼承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職務名冊”制度官員本身形成了一個封閉的特定階層，他們官官相護，互相推薦任用，代代相傳；二是官位的直接繼承，如斯大林的兒子瓦西里25歲就當了將軍，這樣的例子很多。

4.干部隊伍的保守性。

蘇聯在選拔任用干部時的標準是政治素質、業務素質和忠誠，但在實際操作中，業務素質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素質”。另一個重要標準是對領袖是否效忠。如，聯共(布)十七大后，對斯大林崇拜與否成了一條政治準則，吸收黨員、職務升降、“派別活動”的劃分、“人民公敵”的定案等等，一概以此為界。盡管有許多人對社會主義、對蘇維埃國家十分忠誠，但只是在領袖崇拜上稍有微詞，就立即被降職、免職，甚至置于人民公敵的位置，并從肉體上加以消滅，一大批久經考驗的老布爾什維克因此死于非命。而那些把斯大林稱為“偉大的領袖和天才導師”、“一切進步的和先進事物的象征”、“一切時代最偉大的人物”等等的人卻飛黃騰達。在決定干部任用時采用暗箱操作方式，根本不考慮或者很少考慮到該人的工作能力。這實際上使得蘇共形成了一種狹隘的宗派主義干部政策。這種政策不可能產生選拔優秀人才的機制，相反，卻把許多有文化的、才華橫溢的人才排斥在干部隊伍的大門之外。通過暗箱選拔出來的干部，不僅只是一味地忠實執行上級的指示，缺乏主動精神和創新精神，還會把一些有改革意識和創新意識的干部視為“另類”，使他們無法在負責的崗位上繼續工作下去。蘇聯僅有的幾次改革無果而終，改革失敗后的體制越發陷入僵化。領導干部為守住既得利益，求穩怕變，故步自封，與快速發展的外部世界隔絕，錯過了改革發展的有利時機，致使整個社會處于全面病態狀況中。

蘇聯特權階層對蘇聯劇變的影響

蘇聯特權階層的存在和發展，對蘇聯劇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蘇聯特權階層助長了個人崇拜和個人集權。

“職務名冊”制度的核心就是任命制。由于在干部任用時完全采取行政手段進行暗箱操作，任用的標準主要又是對領袖的忠誠與否，因此，這種制度釀成了蘇聯政壇上的阿諛逢迎之風。這種風氣極大地助長了個人崇拜的盛行，最終導致黨和國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極不正常的個人高度集權現象。正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權，使蘇聯的決策出現了一系列重大失誤，包括嚴重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

第二，特權階層擁有的特權惡化了黨群關系，加大了與普通群眾之間的隔閡。

如前所述，蘇聯的特權階層按照官職級別的高低，享有蘇聯普通百姓無法享受到的各種“福利”特權。蘇聯的這種“特權等級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眾與領導之間的隔閡。他們表面上標榜“社會平等”、“黨員干部是公仆”，實際上卻在無所顧忌地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享受各種特殊待遇，甚至腐化墮落。這是廣大人民群眾無法諒解的。

當各種腐敗現象被大量揭露后，人民所接受的社會主義的理想精神和道德標準迅速趨于崩潰，從而對蘇共產生了嚴重的信任危機，并對其執政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懷疑。

第三，蘇聯劇變是特權階層主動選擇的結果。

盡管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原因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其關鍵原因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這種結果也是蘇聯特權階層主動選擇的。蘇聯的特權階層壟斷著國家的一切執政資源，包括政治經濟資源、輿論宣傳工具，掌握著蘇聯黨政軍以及企業和社會團體等干部的任命權，他們趁著戈爾巴喬夫刮起的改革之風大肆侵吞國有資產，化公為私，據為己有。尤其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這個階層的私有財產急劇膨脹。為了使自己擁有的財產合法化，他們實際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毀者和私有化的最實際的推動者。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蘇聯特權階層的“自我政變”，是為了使他們長期以來通過非法手段占有的社會財富和各種權益合法化。蘇聯劇變后的進程也確實表明了這一點。蘇聯時期的那些“在冊權貴”在蘇聯解體以后搖身一變，變成了新體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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