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剛剛惡狠狠“17大精神不包括毛澤東思想”，一轉身假惺惺“毛澤東思想一貫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想起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里一句臺詞：“嘿，這小子剛才還說過，轉眼不認賬，真不是個玩意兒！”。這等“翻臉像翻書”在土匪窩里也不待見，楊子榮代表祖國自是當仁不讓。

    一、不正派，不老實 

    石仲泉的“非正常死亡”，就是“餓死”。石仲泉不說“餓死”，說“非正常死亡”，搞陰鷙詭詐，文字醬缸。石仲泉特意供出的“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也一樣，也是“餓死”代名詞。 

    “心不正，則眸必睨焉”；“眸不正，則其心蒙焉”。石仲泉閃爍其詞，鬼祟左右，不正派。 

    是餓死，就說餓死；沒有餓死，就說沒有餓死，說“非正常死亡”，“人口變動”，不老實。 

    二、邏輯混亂，語無倫次 

    石仲泉說，“所以對三年困難時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兩個材料，這是國家認準的，也是根據當時公布每年人口情況的增減計算出來的”；“這個材料在1997年中國大事研究，作為一個打頭文章發表，當時我是主編，我在中央黨史研究室工作，我去閱的稿，這是很負責任的”；“李成瑞這個老同志還在，他的思想觀點我想網友都很熟悉，這是很負責任的”；“文章叫做‘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我們發表在《黨史研究》1997年，有興趣的網友可以翻看這篇文章，這是公開負責任的”；“我所知道這個材料是我親自閱稿的，親自面談的，是經過程序往上報了的”；“李成瑞的文章是受到黨史研究室的認可，這個我可以負責任”；“這個數字我采訪過他，他講的情況我們領導也認可了”；“我是可以負責任的講這個事”，等等。 

    石仲泉600多字回答，7處“我”；1處“我們”；6處“很負責任”和“負責任”。“我”，“我們”，石仲泉嘛。石仲泉太自以為是了。石仲泉就是100次，1000次，更多次“很負責任”也沒用。何況石仲泉的很負責任，到底是不是很負責任，石仲泉自己說的嘛。 

    “負責任”、“很負責任”，至多代表態度，代表過程，不代表結論正確。“南轅北轍”，越很負責任，越“南轅北轍”嘛。何況這里的“很負責任”僅僅是石仲泉個人。 

    而無論是個人，還是一些人，更多人“很負責任”，即使“黨史研究室的認可”，即使“我們領導也認可”（誰“我們領導”了？這么說實在有點可笑，特別是現在。石仲泉真的沒轍了，幾乎到要供出幕后人的程度。），也可能得出很不正確，很不負責任的結論。歷史研究是科學，不是打架，不是投票，也不是官場，不憑力氣大，不靠人多、官大、權重。這么簡單的道理，石仲泉應該明白。何況石仲泉還偷換概念，假話謊言。 

    三、偷換概念，假話謊言 

    石仲泉“所以對三年困難時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兩個材料，這是國家認準的，也是根據當時公布每年人口情況的增減計算出來的”。這里的“所以對三年困難時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兩個材料，這是國家認準的”是假話。國家什么時候認準了三年困難時期造成“非正常死亡”，還“兩個材料”了？石仲泉作為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這樣顛三倒四，自說自話，說謊造假的遣詞造句，不應該，不允許，不道德，很不負責任。 

    所謂材料，即國務院1983年公布的《中國1949—1982歷年人口統計數字表》。 

    1、按照這個《人口數字統計數字表》，1959-1961年的三年平均死亡率為18.1‰，與1950-1952三年的平均死亡率17.6‰相當接近。也就是說，這兩個相當接近的死亡率，在1950-1952年是正常死亡；而在1959-1961年則是非正常死亡。石仲泉怎么就得出這樣的“非正常死亡”的“認準”了？ 

    2、后來的幾次人口普查還對這個《人口數字統計數字表》的1960年人口統計數字，及以后年份的人口統計數字提出質疑。（就是說“餓死”人的專家也對這個《數字表》質疑。認為“隱瞞”“一塌糊涂”。當然，是因為得不出預定的餓死人數字而質疑。） 

    比如，按照這個《人口數字統計數字表》，1960年的年末人口數，比年初人口數，少了整整1000萬人，這個蹊蹺的整整減少的1000萬人，為以后所有的餓死3000萬人，幾千萬人的“計算”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 

    比如，按照這個《人口數字統計數字表》，1960出生人口數13795007人。但是，這個數字，和1982年，1990年，2000年的三次全國人口普查，都出入甚多，錯誤明顯。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三次全國人口普查計算，出生于1960年的人口，分別比《中國1949—1982歷年人口統計數字表》中的人口數13795007，多了512189人、648112人、889719人。 

    這就是說，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1960年出生的人口不僅沒有一人死亡或者出國出境，不僅沒有比原來的數字減少，反而一次比一次都更增加。1982年多出51.22萬人；1990年多出64.81萬人；2000年更多出88.97萬人。證明原來“國家認準的材料”的真實性、準確性有很大的出入和錯誤，并質疑其特色年代的特色動機。這些多出來的人，和這幾十年中死亡和出國出境的人，可能存在于1960年年末人口數比年初人口數被減少的1000萬人里面。 

    而最關鍵的是，所有餓死3000萬，4000萬，6000萬，8000萬，更多萬，都是“計算”出來的。 

    四、這是什么“計算”？ 

    石仲泉說“所以對三年困難時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兩個材料，這是國家認準的，也是根據當時公布每年人口情況的增減計算出來的”。其中“所以對三年困難時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兩個材料，這是國家認準的”云云，上面已經指出，是假話謊言，從來沒有石仲泉所謂的“國家認準的”“非正常死亡”這個東西。石仲泉信誓旦旦的所謂的“非正常死亡”、“餓死”，完完全全是石仲泉自己“計算”出來的。 

    而即使同樣是“國家認準的”材料，石仲泉就計算出了“餓死”2158萬、2200萬、2700萬、1700萬四個數字，其他人還計算出了其他五花八門，離奇古怪的數字。石仲泉拍胸部“很負責任”，石仲泉算術就特別好？比所有人都好？石仲泉實在是很不負責任。 

    這么重要的事件，憑后來幾次全國普查證明有很大出入和錯誤，動機有很大主觀性和隨意性的材料進行“計算”，本身就荒謬和不負責任。而其計算設計也存在很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凡是有利于統計出餓死人的計算設計，就肯定；凡是不利于統計出餓死人的計算設計，就否定；甚至同樣一種計算設計，也去掉不利于統計出餓死人的結果，而采取有利于統計出餓死人的結果。 

    所以，石仲泉的“很負責任”，一切都只是為了“很負責任”的“計算”出“餓死人”，即使這種“計算”很不負責任。 

    五、事實勝于“計算”。 

    專家設計的“計算”有點復雜，一般人搞不太懂，本文可能也搞不太懂。其實一般人也沒有必要搞太懂，因為就是專家自己也搞不太懂。一些專家設計的“計算”，另一些專家就搞不懂，就提出異議。而就是自己設計“計算”的專家，也對自己的“計算”設計搞不懂，要用“解釋”解決，比如為什么計算出1959年、1960年兒童死亡率高，1961年大人死亡率高，再過一年，又兒童死亡率高？專家解釋是，開始國家沒有對兒童進行救濟，大人只顧自己吃，小孩餓死了；后來國家對小孩救濟了，大人看著小孩吃，自己餓死了；再后來，國家又不救濟小孩了，大人又只顧自己吃，小孩又餓死了。有這樣的大人，這樣的父母嗎？這就是專家的計算，荒唐。 

    當然，不是說石仲泉不能計算，只是石仲泉除了計算還是計算。三年困難時期生活的人現在還大量存世，石仲泉沒有一句說到對這些還大量活著的當年的人們的調查，這是很不負責任的。 

    進行這樣的調查很容易，找當時的人，找餓死人的地方，看看都是什么人餓死了？什么地方的人餓死了？埋在什么地方？埋葬的情況怎么樣？什么人埋的？現在的親屬還有那些？等等。在和平時期，在三年時間，餓死二、三千萬人，8年抗日戰爭、3年解放戰爭、為了新中國成立奮斗28年，又死了多少人？這么短的三年時間里，死了這么多人，而且時間還離現在這么近，一定還留下許多可以見到，可以聽到的充分翔實的證據。而現在是一個具體的餓死人的地點也沒有，一份具體的餓死人的名單也沒有，這就很不負責任，很難自圓其說，很難令人信服。 

    甚至連一張餓死人的照片，一張餓殍照片，一張餓死人尸體橫陳堆積的照片都沒有，這對于餓死二、三千萬這么大的事件，是不可思議，不能說服人的。 

    凡是說餓死人，特別是說餓死3000萬，幾千萬的人，無論是專家，還是其他人，首先要做的是，對自己的家鄉，自己的出生地，自己的生長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族，自己工作的學校、單位、工廠、城市、鄉鎮、村莊，做一個調查，寫一個材料，說說在這些地方，這些地點，這些人群，有沒有人餓死？誰餓死了？餓死幾千萬這么重大的事件，需要100份，1000份，10000份這樣的報告。太多嗎？不多。太難嗎？不難。要求太過分嗎？不過分。 

    如果一個村莊500人，全部餓死，一萬份報告，一萬個村莊，一共500萬人，這離2200萬，3000萬，還差1700萬人、2500萬人。這1700萬人、2500萬人，將分布在其他多少個沒有全村莊人都餓死的地方啊。所以說這樣的要求不是太難，不會過分。但是，現在有幾份這樣的報告了？沒有。都是文字來，文字去；數字來，數字去；“計算”來，“計算”去。連一個上臺以親身經歷訴苦的人也沒有，連一張餓死人的照片都沒有。這么地缺乏史實，不可思議，無法理喻。 

    二戰時期日本鬼子留下的萬人坑，至今歷歷；二戰被日本鬼子劫掠到日本去的中國勞工，至今還有本人，還有親屬在訴訟賠償。三年餓死人的親屬，以及當年餓死人現場的親歷者更大有人在。這些人在那里？ 

    石仲泉作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的負責人，對這個問題又好大興趣，有著很大很好的便利條件進行這方面的調查研究。石仲泉一點也沒有做，僅憑“計算”得出餓死“2200萬人”，很不負責任。石仲泉家里餓死人嗎？石仲泉家族餓死人嗎？石仲泉家鄉餓死人嗎？石仲泉的親戚、鄰居、同學、朋友餓死人嗎？石仲泉勞動、學習、工作過的地方餓死人嗎？石仲泉不說這些，即使排骨拍得再咣當響，也沒有用的。這樣的不可思議的缺乏史實，不應該，不允許。這么簡單的道理，作為十分嚴肅的歷史研究，黨史研究的石仲泉，應該是要知道的，比其他人都應該更要知道。 

    六、最后一個毒刺。 

    “餓死3000萬”的謠言，是黨史上，新中國史上很重要的事件，是射向黨、新中國、毛澤東同志的最后一個毒刺。毛澤東同志的“億元稿費”，曾經是另一根毒刺，為一些人惡毒造謠污蔑攻擊毛澤東同志反復使用。現在，因為毛澤東同志身邊工作過的同志以詳盡的事實，義正詞嚴的駁斥，因為毛澤東同志無可辯駁的高尚廉潔，毛澤東同志“億元稿費”的謊言破產了，很少見到人再提起了。只是“餓死3000萬”，還反復的被一些人說道。 

    如果確有餓死人，對確有餓死人事實的地方的當時的黨的領導人，追究責任。“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的干部，是為人民服務的，是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現在服務出了“餓死人”，工作出了“餓死人”，這樣的地方干部，要分清責任，嚴肅處理，現在不在世的，也不能因為死去了，就一死百了。歷史不能，也不會因為人死去而死去。 

    毛澤東同志承擔毛澤東同志的責任。但是，沒有地方黨的領導干部領導出餓死人的事實，沒有地方黨的領導人為所領導的地方餓死人承擔責任，統而言之，籠而言之的“餓死3000萬”也好，“餓死2200萬”也好，突然就莫須有的，無憑無據的直接算到毛澤東頭上，讓毛澤東一個人負責，這就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這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這很不負責任，也毫無說服力。 

    解放初期定家庭成分，保長、憲兵，直接定反革命，無論其中是不是偶然有“開明保長”“善良憲兵”。為什么？這些人絕大部分有直接民憤，民憤極大；這些人是黑暗反動政權的基礎政治力量，既得利益者。這些人的罪惡，最終都算到蔣介石頭上，沒有這些人的具體的罪惡，哪里去找蔣介石的罪惡了？當年是先開訴苦大會，一個一個受苦人上臺控訴地主、惡霸、保長、保安團的罪惡，然后才“打倒蔣介石”，“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嘛。 

    而確實餓死人的地方領導，每一個都無一例外證據確鑿，更是直接民憤，民憤極大。清算控訴餓死3000萬人，這些人有著直接責任和血債。這些人是餓死3000萬人的基礎領導力量，生產大隊隊長、公社社長、村長、鄉長、縣長、省長；大隊書記、公社書記、縣委書記、省委書記等等，把這些人抬上歷史臺面，接受歷史檢驗，很有必要，對當時很有必要，對后來很有必要。做了嗎？沒有。要先找這些人，再找毛主席。沒有這些人的具體餓死人的罪惡證據，找毛主席沒用。 

    我們的國家是負責任的國家，我們的黨也是很負責任的黨，對黨負責，對毛澤東同志負責，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餓死死難者及其家屬負責，對餓死人的地方領導負責，對后來的同志負責，等等，無論那一個負責，黨都有責任做出回答，不能無動于衷，不吭不聲，聽之任之。 

    而說餓死人，餓死3000萬的人，可以先從自己的身邊做起，說說自己家庭，自己地方的餓死人的事情。說出真實地點，說出真實人名。都什么時候了，都多少時間了，還需要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嗎？ 

    據說有一本書，書名《墓碑》，墓碑是要有名字的，把餓死3000萬人的名字刻上墓碑，全國各地立幾百塊，幾千塊，每塊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名字，每年清明鮮花敬獻，時時刻刻警醒后人。可以嗎？有嗎？ 

    “用事實說話”，沒有這些基本數字，這些基本事實，光是嘴巴上嚷嚷餓死3000萬，沒用的，一個億都沒有用。還落一個瘋狂造謠污蔑，惡毒誹謗攻擊的嫌疑罪名。

    20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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