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耀邦到胡德平：邦無寧日 永難太平

胡耀邦死了二十多年了，曾經得到此人好處的人，如南方報系、政治小丑李銳及其把控的《炎黃春秋》大發紀念文章，吹捧胡耀邦如何親民，堪稱“人權民主科學”斗士。一個曾經的無產階級戰士，被小丑李銳這樣的叛徒熱情歌頌為民主斗士，與其說是一種榮耀，不如說是一個恥辱。毛主席說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對于資改派們來說，胡耀邦是其最大的精神支柱。正是此人，胡說八道，妖言惑眾，搞得邦無寧日。細細數來，如今幾乎所有的國難，都與此人有著直接的關系。

有水快流，礦難不已。礦難的根源在于胡耀邦當政之后，為了所謂的發展經濟，實行的一種政策，這種政策的核心就是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在這種政策的影響下，本來屬于國家所有的礦山資源，成為各種社會勢力爭搶的對象，被少數人霸為己有，不顧后果的胡挖亂采。為了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礦主們挑肥棄瘦，大量本來可以采掘的珍貴資源被拋棄，原本可以開采數十年的資源，在群挖群采的無序狀態下，礦山壽命大大縮短，早早就夭折了。這種無序開采不僅毀掉了礦山資源，還造成地面大量裂縫塌陷，毀掉了大片農田和耕地，在大部分礦區，地面裂縫齜牙咧嘴，隨處可見，形成潛在的安全隱患；廢棄的礦渣到處堆放，大片農田被壓占。由于地面裂縫的緣故，無法澆水灌溉，許多農田成了望天收。依靠開礦致富的人紛紛離開生養自己的土地，在大中城市養尊處優，其他農民們只能耕種望天收的農田，靠著老天爺的恩賜生存。土地耕種條件的惡化，地下資源被開采殆盡，留下來的農民們只好世世代代窮困下去，除非離開這個生息之地，另覓出路，否則永無翻身之日。

不僅如此，礦山資源的濫挖濫采，導致礦主們爭搶資源，大打出手。維持他們大肆賄賂政府官員，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腐敗分子，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爭搶資源的斗爭，使得黑社會等丑惡現象死灰復燃。更有可惡的是，礦山資源的濫挖亂采，搶了子孫后代的飯碗；寅吃卯糧，斷了國家經濟可秩序發展的前途。

自從實行有水快流政策，礦主們只顧自己賺錢，視工人生命如同草芥，安全生產條件無暇顧及，礦難事故頻發，死傷事故經常發生。每每發生傷亡事故，地方官員們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罰款瞞報司空見慣，草菅人命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三十年來，我國是世界上礦難事故最多最大最可笑的國家。之所以說礦難最多，三十年礦難事故有據可查；之所以說礦難最大，一次性礦難死亡上百人的特大礦難均發生在中國；之所以說最可笑，中國河北沙河曾經發生地下鐵礦著火事故，一次煙熏窒息死亡65人，被專家們定性為電焊工操作不當引燃礦柱（木頭）。這種荒唐的著火原因，只有在中國可以發生。真正的原因卻是一個礦體數家開采，礦主們為爭奪資源大打出手，互相攻擊，不惜采取硫磺輪胎火熏之方式，點燃木頭礦柱支護，如此放火不著也難，從而釀成建國以來鐵礦最大的火災事故。高層官員們至今被蒙在鼓里，不知所以然。專家們撈到大筆好處，胡說八道，也就糊弄過去了。

有水快流政策半途而廢，然而礦山資源也折騰殆盡。資源損失的代價，無論國家采取何種措施，也無法加以彌補，它將直接影響到國家長期發展戰略安全。

前些日子，美國總統奧巴馬解除淺海石油開采禁令，允許美國石油公司開采美國淺海岸儲存的海底石油。我們不得不為美國人精于長遠打算感到震驚。禁止開采近海岸石油，還是尼克松當總統時的事情，當時的美國經濟學家出于長期戰略安全考慮，建議禁止開采淺海岸石油，所有探明儲量的鉆井全部封堵起來，以備美國國家長期發展戰略之需。這種重要戰略物質從國外進口的戰略，是美國人對伊拉克動武的根本原因。而同時期，胡耀邦提倡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可見在國家長期發展問題上，胡耀邦的短視行為毫無戰略眼光，不僅人個子小，戰略思維也屬于侏儒型的。有水快流雖然可以呈一時之快，卻毀掉國家長期發展之根基，毀掉了子孫后代的發展前景。

殘酷斗爭 無情打擊。胡耀邦上臺之后，立即開展清理“三種人”的斗爭，這種斗爭繼承了王明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之路線。他們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干著資產階級無法干成的事情，反攻倒算，把凡是擁護毛主席路線的干部通通清理出黨，借整黨和黨員重新登記之名，大搞結黨營私，為他們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有關清理“三種人”斗爭的殘酷性，其殘忍、黑暗令人發指遠遠超越我黨歷次政治斗爭，已有諸多文章證實，這里不便一一列舉。借清理“三種人”的名義，把堅持毛主席路線的干部打下去，才是清理“三種人”的根本目的。清理“三種人”的斗爭純粹是一種政治打擊報復，長達多年的斗爭不僅使大批忠誠于黨的干部遭受摧殘折磨，十數萬人被開除黨籍（或取消黨籍），上萬人被判刑，被冤殺之人不計其數，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殘忍的政治迫害行為。

胡說八道，搞亂藏區。胡耀邦與萬里進西藏，為日后藏區騷亂和藏獨埋下禍根。這次西藏之行，胡耀邦反毛主席民族區域自治路線而行，為1959年西藏叛亂分子平反，并把59年西藏叛亂頭目封為拉進政協副主席，助長了叛亂分子的囂張氣焰。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忍，西藏數年血腥騷亂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此后西藏問題逐漸國際化，成為西方帝國主義制約中國的又一個殺手锏。胡耀邦西藏之行，催發了達賴藏獨之夢。在西藏問題上，毛主席制定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依靠對象是農奴，而胡耀邦的政策依靠對象是農奴主和貴族，這就是藏獨騷亂事件頻發的真正根源。

反毛非毛，搞亂思想。胡耀邦當政之后，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反攻倒算，掀起一股反毛非毛的滔天濁浪，至今這個狼窩中還時不時冒出一股黑煙，其中最重要的先鋒之一就是李銳和辛子陵。只不過在人民群眾經過實踐對比之后，發現胡耀邦之流的“親民”原來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為資產階級服務，才激發起始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毛澤東熱一潮高過一潮。看來僅僅依靠貶損毛澤東是無法提高自己的威信的。只有把立足點放在為大多數人民服務上來，才能得到嘴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愛戴和深刻懷念。如果一個人被少數叛黨分子所懷念，說明此人也是地地道道的同類。胡耀邦在世時終因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遭受老同志如陳云、李先念、彭真、薄一波、李爾重、馬賓、魏巍等人的極力反對而下臺。

取消四大，取消罷工。這個被李銳稱為“民主斗士”的胡耀邦，上臺伊始，就取消了人民群眾監督官員的“四大”自由和罷工的權力，廢除工人民主性質的“鞍鋼憲法”（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恢復廠長經理的獨裁精英專制，從此人民群眾失去話語權，資改派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搞資本主義復辟。胡耀邦四處作秀，言不及義多施小惠，廢除人民根本利益卻裝出一副親民的姿態，許多不明真相的工人、農民、干部、知識分子被其欺騙。資改派們可以摸著石頭過河，拿著國家的錢大交學費，唯獨不許人民群眾評頭論足，禁止人民群眾懷念毛時代，禁止人民反思改革，不敢讓人民群眾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不敢讓人民群眾監督官員。從此腐敗之風猖獗橫行，社會毒瘤沉渣泛起。其子胡德平力繼承胡耀邦遺志，成為新生的資本家階級的忠實走狗，每當人民群眾要求清算非法資本家剝削勞工、侵吞國有資產的原罪時，胡德平就像惡狗一樣跳出來為資本家主子辯護，聲言誰要反對非法暴富階層誰就是反改革。胡耀邦、胡德平、李銳們所鼓動的民主其真實含義就是主恢復資本家階級的專制統治，是為新生的資本家階級爭取民主。

社會亂象，國無寧日。胡耀邦執政能力如何，看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國家亂象就清楚了。先是大砍農村集體經濟，推行單干，為了遮人眼目，美其名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罪魁禍首是萬里，小崗村十八條懶漢充當了急先鋒。農村集體經濟被摧毀之后，此后亂象頻生，比如水利被荒廢，2009年河南、今年西南五省市大旱就是最好的證明。由于胡耀邦搞亂了人們的思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社會治安嚴重惡化，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怨聲載道，好端端一個風清氣正的社會被他們撥正反亂了。人民群眾反映強烈，不得已搞了一場嚴打，從重從快。一些官員趁機打擊報復，大搞殺人運動（當時的生殺大權下放到地級），制造的冤假錯案比比皆是，依法治國方面比起毛時代來大幅倒退，即便文革時期也沒出現那么多針對平民老百姓的冤假錯案。進入九十年代后，胡趙集團繼承胡耀邦的遺志，控制了改革開放大權，他們大搞國企私有化，復辟資本家剝削壓榨工人的資本主義制度，廢除以運十飛機為代表的一大批自主高科技產業，簽訂賣國條約加入WTO，大力引進外資控制中國經濟命脈，大搞教育醫療住房產業化形成三座大山，庇護房地產特殊利益集團維護高房價，耗光了毛時代遺產，使中國社會兩極分化，中國經濟真正到了崩潰的邊緣。使胡耀邦成為千古笑柄。

胡耀邦當政，留下無窮后患，從此國無寧日，天災人禍，頻頻發生。對于胡耀邦的評價，還是農民總理陳永貴說得好：什么胡耀邦，純粹是胡亂邦。真是一針見血。如今懷念胡耀邦的人，無非是一些地富反壞右分子和頑固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改派們，這是無可質疑的。反黨分子李銳就是其中之一，吹捧胡耀邦為人權民主科學斗士的就是此人。不過此人的吹捧不會給胡耀邦增添光彩，只會徒增胡耀邦的罵名而已。

至于胡家后人胡德平的自我辯白，無濟于事。而胡德平甘當新生資本家、非法暴富階層走狗的行為，又以實際行動將胡耀邦盯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被人民群眾所不齒。寫于2010年4月18日

附文：

胡德平同志意欲何為？　　

史前進　　

近日，《南方周末》發表記者訪談文章，題目是《胡德平：民營經濟的誕生沒有“原罪”》。該文一開場，便開列胡氏的顯赫官位：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全國人大常委、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惟恐國人不知胡氏何許人也。這些頭銜，黨、政、立法機關無所不占，大有“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之勢；“之子”，意在突出最高領袖之后，老子英雄兒好漢，頗多“太子遺風”味道。這些確是很嚇人的！如果國人沒有見過二三十年的世面，那只得誠惶誠恐，五體投地了。　　

“民營經濟的誕生沒有‘原罪’”這個題目，是很蒙蔽群眾的。用含義無法確定的“誕生”、“原罪”引喻詞，替代設立要件明確的“企業成立”概念、替代構成要件明確的“犯罪”概念；用混淆了私營企業與個體經濟、剝削與非剝削界限的“民營經濟”口頭禪，替代法定的“私營企業”概念。其實質只能是，利用模糊不清的詞匯兜圈子而不把問題講清楚，利用似是而非的意思表述來掩飾自己的真實意圖。誰都知道，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不是“民營經濟”的“誕生”有沒有“原罪”問題，而是私營企業是否存在違法犯罪問題、違法犯罪是否必須解決的問題。　　

胡德平的答記者問篇幅見短，但其包藏的用心卻是意味深長的。　　

第一，打起“民”的旗號，把私營企業篡改為“民營企業”，又進一步地把私營企業篡改為“民營經濟”，鼓吹“私營企業天然合法”論。　　

私營企業是我國的企業法定形式之一，這類企業的稱謂只能叫私營企業。胡說“民營企業”，其用心在于，改變私同公的范疇為民同公的范疇，將民與公對立起來，進而將民與官對立起來。私營企業同“民營經濟”不是一回事。對于我國的社會經濟結構，黨中央的歷來提法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從無“民營經濟”一說；對于非公有制經濟的提法是，“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從無“民營企業”一說。胡說把一般不存在剝削的“個體”組織和“等”里面的外資企業，包括在華設立的國家企業，統統拉來，說成“民營經濟”，混淆私營企業同它們在性質上、主體上的區別。其目的，還是用來說明私營企業的“民”性，“主權在民”嘛，“私營企業天然合法”嘛。這從后面的胡說能夠進一步看到。　　

對于合法性，通常的解釋是從形式到內容都符合法律的規定，但西方學者告訴中國人不要這么看。他們認為，合法性是“人民的共同認知”。多年來，西方加大火力宣傳，說對于政權、政黨和法律，只有人民共同認知才具有合法性。根據引進的這套“理論”，我國一些人大力鼓吹，公然指向人民民主政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立法，認為這些都是非法的，不為人民“共同認知”。引申點是什么呢？“民營企業”就是“人民生產經營的企業”，為人民所共同認知，因而是天然合法的，根本不存在“原罪”。　　

第二，用所謂“幼兒”掩蓋違法犯罪。　　

胡說，“我們對待民營企業要像對待成長中的幼兒一樣”，民營企業沒有“原罪”。基督教上說，亞當和夏娃偷吃禁果就是罪惡，傳給后世子孫，因而人類有與生俱來的原罪。無神論者認為，幼兒沒有原罪，連慈禧太后、趙高、李林甫之流也沒有原罪，任何自然人都沒有原罪。但是，作為組織體的企業則不同。繼承資本主義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企業制度，存在“原罪”，這大概是人們所言企業“原罪”引喻的由來。血汗工廠、血汗制度存在違法犯罪問題。　　

企業“誕生”之日，違反企業登記的規定，搞三無企業、皮包公司、“洗企業名稱”；企業注冊后，虛報注冊資本、虛假出資、抽逃出資；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商品、走私、妨害企業管理秩序、破壞金融管理、金融詐騙、危害稅收征管、侵犯知識產權、擾亂市場秩序、破壞環境資源；在企業終止中，破壞清算、假破產、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和出售國有資產，等等，等等。大家看，企業從生到死，什么時候不涉及違法犯罪呢？善待幼兒是人的天性，善待企業的違法犯罪決不是人的天性。掀起胡說溫情脈脈的“幼兒說”紗幕，其強行抹去企業違法犯罪事實的用心便暴露無疑了。　　

第三，把私營企業的“健康”發展，說成是私營企業“從誕生到成長到發揮作用的過程”，完全抽掉了法律規定的監督、管理和追究法律責任。　　

對于健康發展，胡講的是企業發展的自然過程，人們所講的是企業發展過程中如何發展和怎樣發展。兩者不是一回事。胡把自然過程硬說成健康發展，“誕生”了、“成長”了就是“健康”了、發展了，這套思維方式，只有精神病患者才會拍手叫好。　　

新自由主義經濟論者鼓吹企業自治。企業自治的含義是企業自我治理，即自己管理自己。實行企業自治，則必定排斥法律的規制、排斥政府的管理、排斥他人的干涉，就是搞“三個排斥”。企業自治完全是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產物。早在1988年我國發布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便明確規定了政府對私營企業的監督和違法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無視法律規定，把西方幾百年前的經濟制度和政治說教拿來，反對對私營企業的監督和法律責任的追究，這還有一點共產黨員的氣味嗎？　　

第四，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否定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合理性、必然性，做翻案文章。　　

胡說民營經濟“應該早生十年，二十年，早二十年的話，就是劉少奇、毛澤東同志在公私合營之后都說過：我們公私合營之后，還是可以發展私營經濟”（“早二十年”，屬于瞎說，按此語意，無法推導出究竟是哪一年”）。正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時期，　1955年10月29日　，毛主席同全國工商聯執委會委員座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希望他們“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進一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1956年2月24日　中央政治局《決議》確定，“從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推進到全行業公私合營，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過渡到完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步驟”。朱德　1956年9月17日　在《加強團結，建設社會主義》中講過，“我們要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全部完成從資本家所有制到社會主義國有制的轉變”；陳云　1955年11月16日　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新形勢和新任務》會議報告中鄭重指出，實行全行業的公私合營，“這并不是哪個人空想出來的，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實行全行業合營，將來轉變到全民所有制也就容易了”。他在八大的發言里明確指出了今后的方針，“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我們應該采取正確的方針指導企業的生產和經營。就是說，我們必須使消費品質量提高，品種增加，工農業產量擴大，服務行業服務周到”。從中央政治局決議到中央領導人講話的字里行間，有一絲一毫胡說成的那句話的影子嗎？　　

應當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不加出處地把領導人隨時隨地的說法、出于策略考慮的說法、特定情況下的說法、代表個人意見的說法和后來已經否定了的說法，或者作者擅自編造的說法等等，欺騙性地當作領導人的基本思想或統領全局的政策，要么別有用心地吹捧，要么拼命打擊。采用這套慣用手法，就是把歷史寫成當代史，用歷史的服裝和道具來演出現實斗爭的新場面。但愿胡說不是這樣。　　

第五，挑撥黨同私營企業的關系，搞惟我獨尊，充當私營企業的代言人和救世主。　　

胡說“我們還要反躬自問的是，就像孩子一樣，我們給予民營企業早期的奶水夠不夠？”“應當像對待祖國的孩子那樣對待他們”。這是不是鬼話？建國以來，個體經濟始終都是存在和不斷發展的。就是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個體工商戶“天天敲鑼打鼓，放鞭炮，遞申請書，要求公私合營”，但我們黨并沒有采取改組、并廠等方式搞公私合營。改革開放后，個體經濟發展較快，個體工商戶以及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股份合作企業迅猛發展。個體經濟是以個人或其家庭成員的勞動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政府支持，群眾滿意，有法律保護的明文規定，不存在“奶水”夠不夠、“應當”不應當問題，也不存在什么“早期”問題。胡說的關鍵不在這里。胡是拿個體經濟當擋箭牌，實際上是為私營企業張目。　　

從總體上看，私營企業是從個體經濟中發展起來的。早在1988年6月我國就公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依法保障私營企業的合法權益。現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生產總值已占GDP的70%以上，而且繼續增長。時至今日，為什么胡說把“猛男”說成孩子？國家的“奶水”、國有資源和國有企業的“奶水”早就被盜搶光光了，為什么胡說還叫嚷“不夠”？這里令人不解的是，為什么胡說最近突然跳出來，在思資本主義之甜的盛宴上憶社會主義之苦呢？　　

第六，對改革開放作特定的理解，同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背道而馳。　　

胡說“改革開放應該放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進行考察，放在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角度來研究。”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明確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是馬列主義指導下的改革開放。他說：“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相互依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總設計師的這些話，施工單位和施工人員要不要聽？既然像鄧小平這樣理解改革開放，何以存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國家生死存亡”之說呢？改革開放有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也有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只有堅持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人，才會有自己的“生死存亡”之感。　　

我國改革開放之始，從國內情況看，鄧小平1982年在十二大《開幕詞》中說得很清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工作中恢復了正確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況、新經驗，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確政策”。這里，“恢復了”、“制定了”是用來說明“特定的歷史階段”的詞匯嗎?鄧小平的提法是“新的歷史時期”。從國際上看，鄧小平說“國際形勢也是好的”。當時，蘇聯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新的成就，斯大林的墓地建立了半身塑像，百科全書恢復了斯大林詞目，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并沒有改變顏色；鄧小平說“美國在東南亞失敗后，全球戰略目前是防守的”，我國實現了中美建交，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總之，“有了比較好的國際條件”。這在胡說那里怎么成了“國家生死存亡”了呢？恰恰是現在，美國緊鑼密鼓地縮小對中國的戰爭包圍圈，日甚一日地全方位拉緊絞殺中國社會主義的繩索，可胡說卻閉口不談 “國家生死存亡”！恰恰是不久前，新自由主義思潮甚囂塵上，國有企業大面積地垮掉，兩極分化不斷加深，可胡說卻閉口不談“特定的歷史階段”！　　

第七，制造政策同法的對立，散布“改革開放違法有理”的謬論，實際上是使違法違憲狀態固定化、合理化、長期化，否定“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　　

胡說“你說改革開放當時就那么合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行家庭聯產責任制，引進外資符合當時的憲法嗎？這不是違反當時的法律嗎？”“就是十三大對民營經濟的肯定，那也不是法啊，難道民營經濟全都不能發展了”？胡說的意思很直白：要“改革開放”就顧不得那么多了，什么違法違憲，先干起來再說，違法違憲也要干。在21世紀的今天，在加強社會主義法治的今天，胡說還是“老子天下第一”、“老子就是法”那一套，難道不是中國憲法和法律的悲哀嗎？難道不是中國共產黨黨章和黨員代表大會決議的悲哀嗎？　　

1982年憲法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在胡說面前，現在到了認定憲法和法律究竟是至高無上的權威，還是“一疊不值錢的廢紙”的時候了！　　

這里必須明確，領導人講話、黨的決議和政策、憲法和法律，在效力上是有區別的。領導人講話必須服從黨的決議和政策，領導人講話、黨的決議和政策必須服從憲法和法律。這是憲法和黨章明確規定的。　　

況且，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共同富裕，鄧小平講的是一句話而不是半句話。這一句話不存在違反當時的憲法和法律問題；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我國農業集體所有制單位實行的經營管理制度中的一種主要的生產責任制，既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又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不存在違反當時的憲法和法律問題；依照規定引進外資，不存在違反當時的憲法和法律問題。胡說把例舉的現在還正在干的三件事說成違反憲法和法律，從而使憲法和法律虛無。“法律虛無主義”了，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類“政策”才能暢行無阻。這就是問題的真相。　　

看來，“改革開放違反憲法和法律但還要繼續干”這一胡說，是自有獨特含義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不是“一部分”人采取賄賂、偷稅漏稅、商業欺詐和血汗盤剝等四大手段“先富起來”？“家庭聯產責任制”，是不是分田賣地，搞土地私有化？“引進外資”，是不是內外勾結，放手讓外國資本控制我國的經濟命脈？這些不折不扣的違法犯罪行為，理應追究法律責任，然而，胡說一出籠，全然一筆勾銷了！　　

第八，把追究企業違法犯罪說成“否定改革”，把堅持依法辦事搞成“文革”、“極左”，從而有效維系資本主義改革路線。　　

胡說“現在有人來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績”，“如果這樣的話，我說文革的教訓我們沒有吸取好，那些極左教訓付出的代價也沒有吸取好”。　　

“改革的巨大成績”是誰創造的？是工人和農民創造的，不是中外資產階級和盜竊國庫者創造的。哪一個工人、農民和人民知識分子會去否定自己創造的成績呢？他們所否定的，是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是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巨大災難。難道事情不是這樣嗎？剛剛提一提企業的違法犯罪就跳出來大喊大叫，就要大動干戈，什么“文革”、“極左”都上來了，如若進一步，是不是還要抓起來“問斬”或者動用黑社會處理掉呢？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縱容和包庇違法犯罪，也沒有一個政黨和社會團體敢于把披露或反對違法犯罪的人公定為敵人。胡說是很懂政治的，是很會搞政治斗爭的。如果按照胡說的“新思維”范式來思維，可以率直地說，我們對于“三座大山”的教訓沒有吸取好，對于共產主義叛徒戈爾巴喬夫、階級異己分子葉利欽的教訓沒有吸取好，對于偉大的人民革命反攻倒算的“反水隊”、“還鄉團”的教訓沒有吸取好。　　

胡說“如果不考慮歷史的環境條件，一味用法律、憲法大帽子扣下來，非常嚇人，但不能服人”。什么“歷史的環境條件”？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必須樹立憲法的權威，都必須保障法律的實施。況且，前已敘述，所謂私營企業“誕生”時期、“發展”時期，都是正常時期，從來不存在非正常的“歷史的環境條件”。胡說竟至如此，人們不禁要問：在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哪些人害怕憲法和法律的實施？哪些人對人民民主專政總是懷有一種陰暗的心理？作為一身幾任的中央高官，怎么能夠把因罪說法、依法辦事說成“用法律、憲法大帽子扣下來”呢？你自己帶頭不“服”，怎么能夠讓你管轄的人“服”呢？“不能服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發泄對黨的現行政策不滿？是不是要鼓動鬧事呢？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一面，他們不是黨和人民的敵人。現在的私營企業家能夠跟隨國內外敵對勢力造反嗎？　　

天工造得頭上物，自有戴帽風流人。衣著打扮，世事人情，帽子總是要戴的，只不過應顏色適當，大小得體罷了。　　

讀罷奇談怪論，深感說者雖身居黨政高位然不通治黨治國之理。中國如此之大，靠小聰明、小智術是不行的。連無為而治的老子都懂得“治大國若烹小鮮”的道理，不主張翻覆云雨，折騰民眾。在歷史新時期，黨中央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適乎時代潮流，順乎人心需要。當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言猶在耳，弘揚長征精神展覽歷歷在目。然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到底是怎樣的社會？無產階級革命先驅者的長征精神到底是怎樣的精神？人們確是應當認真想上一想。　　

　2006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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