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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志:廬山會議歷史真相——兼評風凰電視臺馬鼎盛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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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志:廬山會議歷史真相——兼評風凰電視臺馬鼎盛演說

正當全國人民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85周念歌頌黨的輝煌歷史的喜慶時刻,馬鼎盛先生偏偏要在風凰電視臺上放噪音,唱反調,馬先生的情感和中國人的情感是那樣的格格不入。這就是2006年7月5日晚,馬先生在風凰電視臺上的演說,批評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壓制不同意見,對彭德懷進行打擊……我無意要求馬先生站在黨、國家、人民的立場上講話,只希望他珍重自己,不要做出因一時不慎而有損自己名聲的蠢事。
請問馬鼎盛,對于1959年7、8月,中國共產黨在廬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形勢分析會和八屆八中全會,你做過調查嗎?對歷史真相進行過研究嗎?對歷史不甚了了而對重大問題進行評述,除了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豈有他哉。
廬山會議必須還其歷史真相。
廬山會議的流言
對廬山會議一般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對毛澤東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所犯錯誤提出批評,毛澤東容不得彭德懷,把彭德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還有一些人大肆渲染毛澤東獨裁,打擊彭德懷,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力?!這些看法有失史實,是一些居心叵測的人們編造出來的。
評述廬山會議必須弄清兩個前提:
其一,彭德懷的“意見書”所涉及的內容及其矛頭所指。其二,評判是非的標準是什么?離開這兩個前提去評述廬山會議必然失去客觀標準,而發生主觀隨意性,這就難免陷于偏見!少數人編造歷史,多數人上當受騙。
大量的、確鑿的、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犯“左”傾錯誤的是劉sq等人。為了糾正劉sq等人在大躍進運動、人民會社運動中所犯的浮夸風、共產風等錯誤,從1958年10月—1959年4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事實如此,毛澤東對彭德懷進行打擊報復從何談起?而另一些人就此對毛澤東的惡意中傷亦就不攻自破了!此其一。其二,對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持肯定態度,還是持否定態度?對廣大干部在運動中發生的錯誤是愛護、幫助,還是排斥、打擊?毛澤東是主張前者而否定后者的。試問,大躍進運動能否定嗎?大躍進的輝煌成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至今仍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大躍進運動中我們偉大民族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獻身精神,難道不應該頌揚,而必須否定嗎?!人民公社運動能否定嗎?否定了集體化道路中國農民應該走什么道路呢?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自力更生,還是依靠洋人?抹殺了上述兩方面的界限,還有什么是非可言呢?總之,查明事實真相、堅持馬列主義、肯定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是評述廬山會議的根本立場。
廬山會議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
會議目的是分析形勢,以便從“左”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對工作做出科學安排。
會議開始,毛澤東提出18個問題要大家討論:1、讀書;2、形勢;3、今年的任務;4、明年的任務;5、四年的任務;6、宣傳問題;7、綜合平衡問題;8、群眾路線問題;9、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的各項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10、體制問題;11、協作關系問題;12、公共食堂問題;13、學會過日子問題;14、三定政策;15、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16、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17、農村黨團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18、團結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概括了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是破壞了平衡。在整個經濟中,綜合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提出要以農業為基礎,要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經濟計劃。毛澤東講話后,會議進行分組討論。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討論,同大家一道,對1958年以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和改進的建議。
7月10日,毛澤東布置討論修改《關于形勢與任務1959年7月2日到X日廬山會議議定紀錄(修正草案)》。
7月13日晚,彭德懷起草給毛澤東的信(即“意見書”)。陳述自己對1958年以來黨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將信呈送毛澤東(附件一)。
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到會同志討論。討論中一些人贊同信中觀點,一些人表示反對。黃克誠、周小舟同意彭德懷的信的總的精神,張聞天作長篇發言明確支持彭德懷的意見。
7月23日,毛澤東講了話,對彭德懷的一些意見表示贊同,并作了自我批評(附件二)。
7月31日,毛澤東宣布會議結束。
毛澤東被迫改變主張
8月1日,準備下山的毛澤東被迫改變主張。
8月2日,舉行八屆八中全會。中央委員75人,候補中央委員74人出席會議。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會議。
8月16日,會議通過了《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還通過了《關于撤銷黃克誠同志書記處書記的決定》,但后來一直未向下傳達。
毛澤東何故改變主張?據毛澤東貼身衛士李銀橋回憶:“……回到住處,毛澤東本是吩咐我們收拾東西,準備散會走人。可是有些領導同志不干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開中央全會,……
“毛澤東沒有參加中央全會。會議吵得厲害,吵得聲音很大。吵聲傳來,毛澤東睡不著覺,他睡不著覺是要發脾氣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見許多人同彭德懷吵。回來說一遍舌。毛澤東發火了,寫了批示。中央全會期間,在毛澤東住的房子里,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政治局討論決定:只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
會議于8月16日宣告結束。
廬山會議的毛澤東
彭德懷的“意見書”,給毛澤東出了一個大難題。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劉sq一些人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花去了6個月(1958.10月—1959.4月)的時間,召開五次會議適才糾正過來,在這6個月中,毛澤東日理萬機,深入農村、工廠,做了深入調查,召開過諸多中央會議。作為65歲高齡的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領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場面多么感人!可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彭德懷的“意見書”,對毛澤來說,本來是抽身事外的。毛澤東召開的五次糾“左”會議,彭德懷都參加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是劉sq等人犯下的,彭德懷心明如鏡。他的意見書,本來就不是對毛澤東的。這種情形,毛澤東是可以仲裁的。但是毛澤東不得不考慮三個問題:其一,“意見書”中所說的問題,是已經改正過了的事,再翻騰這些“陳芝麻、爛谷子”已無意義;而作為歷史教訓來汲取,以便改進工作,這正是會議的宗旨,會議正是這樣進行的。其二,劉sq作為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剛剛(1959年4月)接替了國家主席,在這樣的時候把劉sq、鄧小平、彭真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的錯誤抖擻出來,不僅黨的接班人的問題要做重新考慮,而且黨中央領導機關也須重新設置,彭德懷的“意見書”,對全黨來說,真的是牽一發動全局了。其三,盡管“意見書”中所反映的問題,是實際工作中確實存在的錯誤,但毛澤東一向主張愛護群眾的革命熱情,出現錯誤,不要潑冷水,而要循循善誘。故而毛澤東寧愿自己承擔責任,而不去責怪屬下。
毛澤東息事寧人的態度,遇到了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彭德懷不依不饒,咄咄逼人;一方面劉sq一些人心懷叵測,欲置彭于死地。劉、彭的沖撞,已勢不可免了!
劉sq在批評彭德懷的“意見書”發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懷一刀。說彭德懷是魏延的骨頭(按:《三國演義》中的魏延腦后有反骨,被諸葛亮所殺),朱可夫的黨性(按:赫魯曉夫搞宮廷政變,是借助元帥朱可夫的軍事力量的),馮玉祥的作風(按:即偽君子),與其你篡黨,還不如我篡黨。劉sq的發言,是說,你彭德懷是一個一貫反黨的偽君子。
會議進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這樣發生了。
毛澤東主動承擔了“左”傾錯誤的政治責任,保護了劉sq等人,而劉sq一些人則咬住彭德懷不松口。
彭德懷與劉sq等人之爭,使會議的演變出現了兩種可能:或者毛澤東與劉sq等人攤牌,清算他們的“左”傾錯誤;或者把矛頭指向彭德懷,按劉sq的意圖把彭德懷打成一貫反黨的野心家。前者可能導致黨內分裂,后者必將造成冤案,錯判彭德懷。在“左”傾錯誤所造成的嚴重情勢下,全國人民期盼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渡過難關,黨內再不能折騰了,毛澤東從大局出發,求以加強黨內團結,穩定全國形勢,而無奈地采取了折衷辦法,把彭德懷的問題作為黨內矛盾,而批評他犯下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毛澤東這樣做是違心的!他在8月1日預備會上對彭德懷說:“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許多同志有此顧慮。”(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93頁)神話故事有“打鬼借助鐘馗”之說,毛澤東作了一次鐘馗。“1965年10月,毛澤東派彭德懷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前,和他談了話。毛澤東說:‘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應當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歷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80>第122頁)事實上毛澤東對8月召開的批判彭德懷的會議是不滿意的,所以他沒有參加會議。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的到現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不是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
毛澤東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代豪杰,他襟懷坦白,胸懷宇宙,頭腦里裝的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黨指出: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還指出: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毛澤東這番話很值得人們深思!時至今日,一些人似乎理解了毛澤東這番話。
1958、1959兩年,中國革命發生了太多的事;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復雜的斗爭。關于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左”傾錯誤,和廬山會議,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攪亂了。以訛傳訛,越傳越離譜。
廬山會議之后
會后,8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于反右傾思想的指示》
這時,毛澤東培養接班人的工作已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政府工作,毛澤東放手交給劉sq去做;黨的工作交給書記處,由總書記鄧小平主持日常事務。毛澤東自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考慮黨的方針、政策;研究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主要是反修、防修問題。
這種特定的歷史環境,使得1958年8月以來,毛澤東用很大力氣糾正的“左”傾錯誤,故態復萌。劉sq在廬山會議結束后的第7天,8月24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說:“這么幾千萬上山幾億人搞大躍進,大家動手搞,這樣才會得到經驗。我相信,這樣我們進步快。這個是出錢買不到的。而我們是在很短時間取得這個經驗的。我們取得這個經驗,那怕是犯很多錯誤。這個錯誤我們必須犯,現在不犯將來還得犯。我們犯了,將來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錯誤,發生了問題,也要從積極方面看,犯錯誤也有好處哩。(劉sq:在第十七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紀要<1958年8月24日>)劉sq這番議論,回避了一個根本問題——毛澤東多次嚴厲批評的浮夸風、共產風。劉sq一些人刮起的浮夸風、共產風一度攪得天下大亂。回避浮夸風,空談大躍進的經驗,是偷梁換柱,諱疾忌醫。看來劉sq是想賴帳。而那些追隨劉sq的人看透了劉sq的心思。這里介紹一下劉sq樹立的典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坐鎮的信陽地區的一些點滴材料,時任信陽地區行政公署專員的張樹藩回憶說:“黨委們就給我們總結了四條‘嚴重右傾錯誤’:一、把1959年的特大豐收說成災荒年。不只在地委會議上說,在省委擴大會議上還堅持己見,并在縣、市委書記會上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彭德懷時,還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二、在8月份召開生產救災會議時,把災情講的那么嚴重,否定了‘大躍進’的大好形勢。三、在遂平縣進行反瞞產工作時,不但沒反出一斤糧,反而不請示報告省委,私自動用國庫糧700多萬斤。四、對干部的干勁不是鼓勵,反倒誣蔑說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作風。”信陽地區的“反右傾”情況非常糟糕:被批判的干部,竟有1.2萬人次。
從全國形勢看,由于毛澤東對反對“左”傾錯誤所做的巨大努力,召開了一系會議(前述五次會議)形成了一系列決議,廣大黨員、廣大干部覺悟程度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1959年4月,毛澤東發出致六級干部的公開信以后,浮夸風在全黨基本上受到了遏制。所以廬山會議后的浮夸風除個別地區復發外,對全國形勢未造成重大損害,基本上保持了全黨、全國大局的安定。
七千人大會
1960年秋,中共中央開始糾正1958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關于“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彭德懷就自己的問題向中央表明態度、要求平反。1961年1月27日,劉sq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亦稱七千人大會)上講話說:“所有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文化大革命中,某某人背著毛澤東主席,秘密指示紅衛兵從三線建設工作崗位上揪回彭德懷,反復進行批斗。事實一再說明,打擊彭德懷的不是毛澤東。

附件一:彭德懷上書(3500字)
主席: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
甲、 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
根據國家計委幾個核實后的指標來看,1958年較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48.4%,其中工業增長了66.1%,農副業增長了25%(糧棉增產30%),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43.5%。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
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特別是像我國經濟基礎薄弱,技術設備落后,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成績,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的起積極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對這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因此,1959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但這些建設,終究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在今后一兩年內或者稍許長一點時間,就會逐步收到效益的。現在還有一些缺門和薄弱環節,致使生產不能成套,有些物資缺乏十分必要的儲備,便發生了失調現象和出現新的不平衡就難以及時調整,這就是當前困難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計劃時,更應實事求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1958年和1959的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面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面的被動局面難以擺脫,將妨礙今后4年趕英和超英的躍進速度。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于決斷。
1958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的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已經逐步的走上按勞分配的正常軌道。
在1958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后的國度里,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煉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干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貼補20余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僅從上述幾點來看,成績確是偉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這次會議,到會同志都正在探討去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通過這次討論,將會使我們黨的工作得到極大好處,變某些方面被動為主動,進一步體會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使經常存在著的不平衡現象,得到及時調整,正確的認識“積極平衡”的意義。
據我看,1958年大躍進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30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系到我們今后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另方面,客觀形勢是我國一窮(還有一部分人吃不飽飯,去年棉布平均每人還只18尺,可縫一套單衣和兩條褲叉)二白的落后狀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其次是國際形勢的有利趨勢。這些也是促使我們大躍進的重要因素。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適應廣大人民要求,加速我們的建設工作,盡快改變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創造更為有利的國際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
1、浮夸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這恐怕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浮夸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于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面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起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翻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著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象。產生這種浮夸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這也與我們有些工作只有任務指標,而缺乏具體措施是有關系的。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沖天干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志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是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系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多收”、“15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于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幾十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鑒定就貿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在這些同志看來,只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和質量的提高,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實有效措施,兩者必須并重,不可偏重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面。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志,又沒有損傷同志們的積極性。
現在對國內形勢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次會議,黨內大多數同志的認識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務,就是全黨團結一致,繼續努力工作。我覺得,系統他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于團結,不利于事業的。屬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等問題的不熟悉方面,經過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實踐和探討,有些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問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摸索,也是可以學會的。屬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已經有了這次深刻教訓,使我們較易覺醒和體會了。但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斗,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后年4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15年趕上英國的奮斗目標,在今后4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的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順致
彭德懷
1959年7月14日

附件二:毛澤東7月23日講話
你們講了那么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不可以?吃了二次安眠藥,睡不著。
我看了同志們的發言記錄及許多文件,還跟一部分同志談了話,感到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吳稚暉形容孫科是一觸即跳,現在有些同志不讓人家講壞話,只愿人家講好話,不愿聽壞話。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壓力,兩種話都要聽。我跟這些同志談過,勸過他們,不管壞話,好話,兩種話都要聽嘛。嘴巴的任務,一是吃飯,二是講話。即有講話之第二種任務,他就要講。還有,人長了耳朵,是為了聽聲音的,就是聽人家講話。話有三種:一種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大部分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兩頭是對立的,正確與不正確是對立的。好壞都要聽。
現在黨內黨外都在刮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么倒臺?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搞得一塌糊涂,要垮臺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邵大個(江西省長邵式平)你不必著急,你們搞出的這個材料,實在好,今天就印出來。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云、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變就是了,是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做點工作可以轉變過來。有些人歷史上有問題,挨過批評,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塌糊涂。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然把他們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房子太小嘛!
不論什么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塌糊涂,這很好,越講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志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說“持久戰”,我很贊成,這種同志占多數。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要歡迎,你這么一想就不難聽了。為什么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么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桿子硬。那些聽不得壞話的人,他那個腰桿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桿子真正硬,壞話你為什么聽不得?我們多數派同志腰桿子硬起來。為什么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也緊張。我看沒有什么可緊張的。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了。
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后,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
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問題主要是公社運動,我到遂平詳細地談了兩個鐘頭。碴岈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七、八、九三個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參觀,十天三萬人,三個月有三十萬人。聽說徐水、七里營也有這么多要去參觀,除了西藏,都有人來看了,到那里去取經,其中多是縣、社、隊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于貧困的自由”;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了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好省那時談不到。總而言之是多快。這種分析是否恰當?三個地方三個月當中,有三個三十萬人朝山進香,這種廣泛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只能勸說:同志們!你們的心是好的,但事實上難以辦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驟。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個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還不會胖,總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這些干部率領幾億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積極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極分子(即地、富、及、壞、官僚、中農和部分貧農),百分之四十隨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億幾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隨大流的,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總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為百分之七十,三億五千萬人在一個時期內有狂熱性,他們要搞。
到春節前后,有兩個多月,他們不高興,變了。干部下鄉都不講話了,請吃地瓜、稀飯,面無笑容,因為刮了“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提款”。對刮“共產風”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縣、社兩級干部,特別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隊和小隊,這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我們說服了這些干部,堅決糾正,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了下去,該退的退,社與隊的帳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帳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楚的再繼續算。這一個月的算帳教育是有好處的,極短的時間,使他們懂得了平均主義不行。聽說現在大多數人轉過來了,只有少數人還留戀“共產”,還舍不得。哪里找這樣一個學校、短期訓練班,使幾億人、幾百萬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說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從古以來沒有這個規矩,一萬年以后也沒有這個規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紅幫,青偷紅劫,明火執仗,無代價剝奪人家的勞動。這類事,自古以來是“一個指頭”。宋江劫的是“生辰綱”,(按,劫生辰綱是晁蓋等人干的,這里的“宋江”,是泛指梁山英雄。)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刮自農民歸農民。我們長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歸公,那也取之無礙,因為是不義之財。現在是刮“共產風”,取走生產大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就走,這樣是錯誤的。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財產還有三種辦法:征購,擠垮,贖買。怎么能剝奪勞動人民的財產呢?只有一個多月就息下這股風,證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幾億農民、幾百萬干部受了教育,講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講干部,不懂得這個財并非不義之財,而是義財,分不清這個界限。
干部沒有讀好政治經濟學,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沒有搞通幾個月就說通了,不辦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書還沒有讀,要叫他們讀,公社一級干部不懂一點政治經濟學是不行的。不識字的可以給他們講課。梁武帝有個宰相陳慶之,一字不識,皇帝強迫他作詩,他口念,叫別人寫:“微令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精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比盛世,何愧張子房。”他說你們這些讀書人,還不如老夫的用耳學。當然,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掃除文盲,柯老(柯慶施)說,全民大學,我也贊成,不過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長一點,幾億人口嘛。南北朝時有個姓曹的將軍(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來作詩:“出帥兒女悲,歸來笳鼓竟;借問過路人,何如霍去病?”還有北朝的將軍斛律金,這也是一個一字不識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一字不識的人可以作宰相。為什么我們公社的干部、農民不可以聽政治經濟學?我看大家可以學。不識字講講就懂了,現在不是農民學哲學么,工人學哲學么,他們比我們、比知識分子容易懂。我們這次議事日程就有讀書這一項。我也是個沒學問的人,這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沒有看:略微看一點,才有發言權,也是怕大家來考我,我答不出怎么辦?要擠出時間讀書,全黨來個學習運動。
他們(指省以下各級地方干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當然聽不進去: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我看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能解決,有些人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無非拖著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放棄,一個可能不放棄,兩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區區長開了一個會,我就是這么講的,對不對?沒有扯謊吧。聽不得壞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說就是硬著頭皮頂住。無非是講的一蹋糊涂,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聽他一兩個星期,勸同志們要聽,你們贊成不贊成,是你們的事,不贊成,無非我有錯誤。有錯誤嘛,還是真有錯誤、假有錯誤。真有錯誤,我作自我批評,再來一次;假有錯誤,那是你們的事。你們弄假成真,本來不錯,你們說嘛。
第二方面,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方面講。這部分同志是我講的四種人里面的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所謂四種人是:完全正確;部分不正確;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黨的歷史上有四條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是一條總路線,在大風浪時,有些同志站不穩,扭秧歌。蔣幫不是叫我們做秧歌王朝嗎?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們憂心如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這叫什么階級呢?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我現在不講。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二次黨代大會講過,對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種搖動,對動搖分子,我不贊成戴帽子,講成是思想方法問題。也不講小資產階、也不講資產階級。如果現在要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么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我們那個時候不戴帽子,因為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會主義;那些同志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可以冒了,于是,反冒進。(講到這里,偏過頭來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干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因為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云同志來了,他也會站住腳的。那次批周、陳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點那個味道,沒有那么深,但是也相當深,就是不講冒進了。不講反冒進,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是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壓力之下,右起來的。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臺。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馬克思講,莫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停止工作,人類也要滅亡的。只要你登七十萬條,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呵!不要等美國、蔣介石來,我們國家就滅亡了,這個國家應該滅亡,因為那就不是無產階級黨了,而是資產階級黨了,章伯鈞的設計院了。當然在座的沒有人這樣主張,我這是夸大其詞。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是會跟我走的。
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我看基本是正確的,部分不妥。列寧講,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要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志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我所講的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就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他們不是右派,但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那時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三十公里。這種同志采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我這些話是在大庭廣眾當中講的,有些傷人。但現在不講。對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題目中加一個題目,本來十八個題目,加一個團結問題。還是單獨寫一段,拿著團結的旗子: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黨的團結。我不講,對這些同志是有益處還是有害?我看有害,還是要講。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第一方面的人要聽人家講,第二方面的人也要聽人家講,兩方面的人都要聽人家講。我說還是要講嘛,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要聽人家講。為什么只有你講得、我講不得?別人講不得?但是我勸許多人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我不忙講,也硬著頭皮頂住。我為什么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了呢?頂了十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蔣介石三上廬山、我們一上廬山,為什么不可以?有此權利。
食堂問題: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贊成那些原則,自愿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能在全國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我是講全國范圍。我這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生怕把你那個食堂搞掉。還有一個四川、一個云南、一個貴州、一個湖北,還有一個上海(上海有十一個縣),90%以上還在食堂里。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1/3人口對五億農民來說,多少人?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辟地了。第二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紅旗》登的一個食堂,敗而復成,這篇是我推薦的。食堂并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并不是公社發明的,是合作社發明的。湖北有個京山縣,京山縣有一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就辦了個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辦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說,食堂節省勞力。我看還節省物資,包括糧食油鹽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沒有后面這一條,就不能持久。可否辦到?可以辦到。我建議河南同志把一套機械化搞起來,如用自來水,不用人挑水。這樣可以節省勞力,還可以節省物資,節省糧食。我跟你們談,你們說可以嘛。現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處。總司令,我贊成你的說法,但又跟你有區別。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間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涂,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學那個宋玉的辦法,寫《登徒子好色賦》(接著就講這個故事的原委)。我講食堂,走了題了。科學院的調查,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食堂哪沒有缺點。無論什么事都有缺點。無論什么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我看到列寧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沒有錯誤,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維持,可以多一點,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得下去的。人民公社會不會垮臺?我看現在這樣大風大浪里頭,沒有垮一個,將來準備垮一半,還有一半;垮七分,還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辦得不好,一定要垮。共產黨要做工作。辦好公社,辦好一切事業,辦好農業,辦好工業,辦好交通運輸,辦好商業,辦好文化教育。
許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說黨不管黨嗎?計委是計劃機關,現在卻不管計劃。還有各個部,還有地方,一個時期不管計劃,就是不管綜合平衡。不要比例,這一條沒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諒,計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會議后不管了,名曰計劃指標,等于不要計劃。所謂不管計劃,就是不要綜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鐵、多少運力。煤鐵不能自己走路,要車馬運。這點真沒有料到。我這樣的人,總理、少奇同志這樣的人,根本沒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開脫自己,我又不是計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數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頭去了,對建設這一條沒有認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樓時講過,不要寫“英明領導”,根本沒有領導,哪來什么英明呢?
看了許多討論發言,鐵還可以煉,浪費是有一些,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為真正好鐵奮斗。共產黨員有個辦法叫做抓。共產主義者的手,一抓就抓起來了。鋼鐵要抓;農林牧副漁,糧棉油麻絲茶糖藥煙果鹽雜,農中有十二項,要抓。要綜合平衡,不能每一個縣都一個模子,有些地方不長茶,不長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區買賣豬。黨不管黨;計委不管計劃,不管綜合平衡,根本不管,不著急。總理著急。無一股熱氣,神氣,辦不好事。李逵太急一點,列寧熱情磅礴,可以感染群眾,實在好,群眾很歡迎。
有話就要講,口將言而囁嚅,無非是各種顧慮,這個我看要改,有話就要講。上半個月顧慮甚多,現在展開了,有話講出來,記錄為證,口說無憑,立此存照。有話就講出來嘛,你們抓住,就整我嘛。成都會議上我說過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緊。還講過幾條,甚至說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殺頭,不要怕開除黨籍。一個共產黨員,高級干部,那么多的顧慮,有些人就是怕講得不妥挨整。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么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今天要闖禍,禍從口出嘛。兩部分人都不高興:一部分是觸不得的,聽不得壞話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險的。不贊成,你們就駁。你們不駁,是你們的責任,我交代了,要你們駁,你們又不駁。說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就是。江西黨校那些意見是駁誰呵?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有兩條罪狀:一個,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碴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么如獲至寶呢?要上《紅旗》雜志呢?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這個沒關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議要作決議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贊成了,也分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人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么意思。還有個總路線,是虛的,實的見之于農業、工業。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擔一點。你們放大炮也相當多,如譚老板(譚震林),放的不準。心血來潮,不謹慎。關于共產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講起,江蘇、浙江的記錄傳的快,說話把握不大,要謹慎一點。你說我不放大炮嗎?我也放了三個: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煉鋼鐵;一個總路線。彭德懷同志講的,張飛粗中有細,他說他粗中無細;我說我也是張飛,粗中有點細。公社我講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個過程。當然那個過程,現在看起來,可能過于短了一點,我講大體兩個五年計劃。要直到全民所有制,現在看來,可能要大大的延長,不是兩個五年計劃,而是二十個五年計劃也難說。要那么久?還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我搬出馬克思來,使同志們得到一點安慰。這個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見形勢來了就說歐洲革命來了,無產階級革命來了,后頭又沒有來;過一陣子又說要來,又沒有來。總之,反反復復。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寧時代才來。那還不是急性病?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馬克思也有呵!(劉sq插話:列寧也有,講世界革命很快就要來了。)世界革命,那個時候他希望世界來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階段,后來不行了,搞出一個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這話在以前也許講過吧?(劉:是一國可以勝利,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沒有講。①)一國可以勝利,到這個時候,不建怎么辦?只有一國。(劉:依靠自己本國農民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沒有講。②)依靠農民。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反對。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革命,這兩者是不是一樣?季諾維也夫后來開除黨籍,殺了頭。馬克思是否還要殺頭?巴黎公社起義爆發之后,馬克思就贊成了,但他估計會失敗。他看出這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哪怕只存在三個月也好。要講經濟核算的話,劃不來。我們還有廣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等等。我們現在的經濟工作,是否會像一九二七年那樣失敗?像萬里長征那樣。大部分根據地喪失,紅軍和黨都縮小到十分之一,或者還不到?我看不能這樣講。大家也是這么個意見,參加廬山會議的同志都毫無例外地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了?我看也不能講,大部分沒有失敗,一部分失敗了。就是所謂多付了代價、多用點勞力、多付一點錢、刮了一次“共產風”,可是全國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現在要研究政治經濟學,過去誰人去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讀。斯大林的書(按《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讀了一遍,根本沒有味道。那個時候搞革命,搞什么社會主義經濟。唉,一到鄭州,我就讀了兩遍,我講了兩章,沒有造謠吧!現在不夠,現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們的事業不能發展、不能夠鞏固,不能夠前進。
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板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云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好。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無后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后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我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我說還是我。你那個屬于意識形態,你有沒有責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黨代會作過一個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內容重提多快多省,要十五年趕超英國,具有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大躍進”精神)鋼鐵你要搞六百萬噸,(按:一九五八年六月華東計劃會議,確定華東一九五九年鋼鐵指標為六百萬噸,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標全國高漲,也影響到五八年鋼鐵指標的變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萬噸。北戴河會議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絕孫。補貼四十億,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償失”,“得失相當”等等說法,即由此而來。我勸同志們,自己有責任的,統統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講,也不要往少講,都吐出來。無非拉屎嘛,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講別的,因為還要睡覺。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講了好久?不到兩個鐘頭嘛。散會!

①②毛澤東講話時劉sq的兩次插話全是錯的。其一,“是一國可以勝利,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沒有講”;其二,“依靠自己本國農民可以建成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沒有講”。劉sq把馬列主義搞錯了。列寧主義對上述兩個問題作了明確回答:“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將和農民一起去建設它。”(詳見一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六關于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第222-239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北京版)
現在許多人堅持劉sq的錯誤理論,認為一個國家不能建成社會主義,而主張在中國進行資本主義補課。他們認為生產關系跑到生產力前面去了,而主張把公有制經濟,拉回到資本主義來。拼命鼓吹私有化。吵吵嚷嚷20多年,而且越叫越響!
劉sq的特點:其行為表現為“左”,其思想則是“右”的。形“左”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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