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國醫療革命

（意大利《時代》周刊編者按：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發自北京的通訊向《時代》雜志的讀者介紹了中國的保健組織的作用。談到了古老的針灸和大規模的節制生育運動）

在我過去的一個老朋友林巧稚大夫的陪同下，我們來到一個醫院的診室。一個婦女正準備流產。她是個年輕工人，微笑著歡迎我們。他們沒有給他麻醉，只是在耳輪上扎了兩根針，這是一種新的針灸無痛療法。

身體瘦小的林大夫已經到了退休年齡，但她仍然精力充沛。她是中國醫學科學院的成員，北京一個高等醫學院的教師，現在，她每天都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四到六個小時。文化革命期間這所醫院正式改名為“反帝醫院”。這個醫院的工作人員，包括醫生、護士、職工，百分之六十是女的。在產房和婦科，女的占百分之九十。“反帝醫學院”的學生是男女各半。

病人很高興地允許我把流產手術的情況拍攝下來。腳踏開關一開，電吸引器就開動起來。這種方法已在中國的七千萬個農村公社的診療所里正式使用。林大夫解釋說：“這是一種簡便的方法，實際上也不痛，而且不出血，不會產生副作用。”

手術進行過程中，這位懷孕的婦女告訴我說，她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了，不想再要了。在中國，勸告人們最多要兩個孩子，結婚的理想年齡是女二十五歲，男二十八歲。這種“勸告”尚未被所有的人接受，但是，誰要是不接受這種“勸告”，人們就會以不贊同的眼光來看待他。

我用漢語問她：“疼嗎？”病人搖搖頭，微笑著。她說，要靠毛澤東思想。也許是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到十分鐘，她從手術臺上下來了。

幾天之后，我的妻子和我又到這里來看另一次流產。這次是給一個二十九歲的婦女做流產手術，她是一個電子管廠的工人，已有一個六歲的男孩。這次仍然是用針灸來麻醉。這個婦女的樣子象是什么都沒有感覺到，人們告訴她手術做完了，她也感到吃驚。她坐起來說：“現在我可以休息兩周，也不扣工資，但是，我想今天下午就回廠工作。我感覺很好。廠里需要我。”林大夫要她至少躺下休息半小時，然后再回去工作。

“文化革命”使人口增長率上升

流產是免費的，而且只要女方提出要求就可以。避 孕藥也是免費供應的，從一九六八年起，在中國很流行的每月吃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的方法越來越代替了避孕環和其它的避孕辦法。所有的醫療組織，從巡回醫療隊到“赤腳醫生”，到軍醫，都宣傳節制生育，散發避孕藥。避孕藥的需求超過了目前的生產水平。

我們仍由林大夫陪同下參觀了產房，看了看在嬰兒室內正在熟睡的嬰兒（在中國，百分之九十是順產，難產時就用針灸或者別的麻醉辦法）。接著我們來到癌癥病房。林大夫解釋說：“過去，絨毛膜上皮癌被認為是不治之癥，但是現在，我們使用了一種新的化學療法，大約百分之六十的患者得救了，其中包括癌擴散到胸和別的器官的病人。”

林大夫作為志愿到農村巡回醫療的醫生，在長江以南的湖南省的一個公社里度過了六個月，不久前剛回來。她在那里培訓了一些接生員和“赤腳醫生”。大多數城市醫務人員都要到內地的各省去，在農村的公社進行醫療，教會農村的年青的“赤腳醫生”進行幾乎是護士學校畢業的人所能進行的醫療工作。這些“赤腳醫生”同農民一起勞動，培訓她們使用的費用由公社的大隊支出。

林大夫說：“農民更愿意要“赤腳醫生””，而不愿意到醫院或巡回醫療隊去。當然，哪一種都是需要的，但如果是小病和輕傷，需要的是“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還是計劃生育方面的主要教員。” 在中國的一個醫院的這次參觀看到了正在發生的重要變化的兩個方面：大量推廣和使用節育的一切實用辦法；大批城市醫務人員到農村去，以便“把醫療衛生工作地重點放到農村去”。實際上現在是遵循毛澤東向醫務工作者指出的四個指導原則行事的：第一、預防為主；第二、滿足工農兵的需要，不管他們在哪里；第三、通過醫療實踐把農村的保健事業同城市的保健事業結合起來；第四、傳統的中醫（針灸和草藥）同西醫相結合。

“預防為主”不僅是指的計劃生育。關于這個問題還需要再談幾句。一九六四年，周恩來總理對我說，他的政府還希望，從一九七零年起，人口增長率降到百分之二以下。在我最近一次訪問中國時，權威人士告訴我說，一九六六年的增長率就將到了百分之二以下，后來，在文化革命期間又增長了。學校重現開學，重整紀律，再加推廣了避孕藥，現在，人們認為，人口增長率又重新降下去了。

二零零零年中國的人口將達十億

林大夫告訴我，每月吃二十二天的那種避孕丸沒有任何副作用。如果（二十二天里）每天都吃的話，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是，絕大多數婦女仍然不夠經心。所以現在在繼續研究一種一個月只吃一次的理想避孕丸。據林大夫說，從一九六九年起，全中國的勞動者就在試驗用這種避孕丸了。僅在北京就有五千人在節制生育方面進行試驗，其中有醫生、研究人員及其家屬。“一月吃一次的避孕丸”現在經鑒定是完全有效的，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內部器官不能適應這種藥。

林大夫對我說：“我們的研究小組，我們叫作計劃生育戰斗組，也在研究新的長期避孕方法。我們還在試驗一種三個月吃一次的避孕藥，我們還想搞一種有效期為一年的避孕丸或著注射劑。”同時，他們也在試驗男女都可用來避孕的草藥注射劑。

男子絕育（有了兩個孩子之后）是受鼓勵的，是自由的，但并不流行。在北京，大約百分之七十生育年齡的婦女在避孕，三分之二的人服用避孕丸。在首都周圍的農村，一百個成年婦女中有四十個服用避孕丸。

沒有公布過全國的人口增長統計數字，而各地的數字又因地而異。比如，一九六九年，“大北京”的增長率是百分之一點六。現在，中國的人口在七億五到八億之間，因此，就是百分之一的增長率也會使中國的人口在二零零零年增加到十億。

周恩來總理向我提供的中國全國生產數字表明，人口的大量增長還是在令人擔心的界限之內的。但   是，這一增長率如果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話，這樣按人口平均的收入就會大大增加。

現在，我們換了一個地方。這是另一個大醫院，有六百個床位，十三個科，每天接待三千多病人。這個醫院過去是由俄國人建立和領導的，那時叫作“友誼醫院”，但在文化革命期間改為“反修醫院”了。在參觀各科之前，我們先在一個長桌邊坐了下來，同時就座的還有北京市衛生局革委會的一名代表王康久，人民解放軍駐醫院宣傳隊的兩名負責人（即革委會領導人）以及我以前就認識的著名兒科專家張煒遜，他現在在很遠的一個公社的“貧下中農”組成的生產隊里進行體力勞動（他們讓他回來休息幾天），另外還有十一個人，有的是革委會成員，有的是醫務人員。

王康久在衛生局給我搞來一些大家都感興趣的數字。北京這個“特別行政區”有六百萬人口，十七個市級大醫院，三十個縣級醫院，總共有兩萬九千個床位，包括公社醫院和工廠醫院的床位。有八千六百名西醫醫師（比一九六零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九），大約有兩千名實踐鍛煉出來的中醫。

（今天，中國可能有十五萬大學畢業的醫生，其學習年限是六年，也許有四十五萬“中級醫士”，其學習的年限是二到四年。）

蒼蠅和蚊子差不多絕跡了

自一九六零年以來，大部分流行病和傳染病已被消滅或被控制住了。由于群眾的合作，在完全清除了賣淫現象之后，性病已經絕跡。小兒麻痹癥、麻疹、傷寒等疾病也已經用疫苗和一些衛生措施預防住了。蒼蠅和蚊子差不多絕跡了。這些都是真事。

王康久現在向我談了最近的“革命的變化”。他說：“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曾經說過：衛生部是城市老爺部，必須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我們現在正在學習和具體執行毛主席的這一指示。最近三年里，我們已經把北京的三千六百名醫務工作者下放到了農村。我們還組織了六千人的四百三十個巡回醫療隊到四川和內蒙進行醫療。我們的醫生、護士和工作人員輪流參加這一工作。”

王康久繼續說：“北京有一萬三千“赤腳醫生””。

除了“赤腳醫生”以外，各醫院還培訓“紅衛醫”，他們被分到郊區或工廠的衛生所去工作，另外還為人民解放軍培訓“衛生員”。

“去年，這個醫院有九十六名醫務工作者下放到農村，他們在那里扎下根來。我們有三分之一的人分批在外面巡回醫療。巡回醫療隊有四個任務：直接為群眾治病；培訓醫務人員；培養醫務工作者的革命思想； 同工農兵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一起 批判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公社是集體所有制，社員有醫療費來醫治疾病。在城市，醫院在國家幫助下同工廠和其他組織訂立醫療合同。勞動者只付飯費（每天是一百三十到一百九十里拉），住院期間的其余費用都不要付。

我轉向從農村回來的張煒遜，他有一點駝背，古銅色的皮膚，兩頰深陷。三十年前我就認識他，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任教，他是一個激進的學生。他出生在國外，曾在美國學醫，后來回到中國參加工作。我有好多年沒見到他了。

“老張”，我問他，“你從北京帶了什么東西去？”

“我是我們醫院下放到公社的九十六名醫務工作者中的一名”，他用英語回答說，“現在，我在大興縣采育公社的一個生產隊工作。我們這個生產隊友八百人。”

 “我知道我是反動的”

“是誰讓你去的？”

“誰也沒有讓我去。是我自己要求去的，以便同農民相結合，改造思想。以前，我是這個醫院的兒科主任和副院長。直到文化革命前我并不知道我是反動的。在巡回醫療隊工作時我才第一次知道，農民是多么需要醫藥。我是下去參加體力勞動的，但農民知道了我”  是一個醫生后都來找我治病。最初他們叫我先生，把我當知識分子對待。當他們要我治病時就說“請您”。我白天黑夜的同他們一起播種和收獲。現在他們叫我老張，這是大家都一樣的稱呼。同他們在一起我感到很好，我決心再也不離開他們了。過去，我脫離政治，脫離群眾，我不會針灸，不懂中醫，現在我會了，而且很頂用。我學會了很多東西，城市生活我一點也不留戀了。我培養了一些全是當地的人們很需要的醫務工作者。在農村有很多事要做。”

我所說的這些只是我同醫生、護士、病人和革命委員會委員進行的談話的很少的一部分，但我認為，僅這些就足以使人了解，在中國，在醫療從主要為城市服務和個人成名成家轉為面向廣大的市鎮和內地農村的時代，醫療衛生是一種什么樣的風氣。這些地方的人口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中國共產黨人的權力就是這些人給的。

老張說：“農民們都無限熱愛毛主席。”在我訪問過的十多個公社，我沒有聽到同老張所說的相反的話，但并不是說所有的農民都已成了典型的社會主義者，毛本人對農民在思想深處已經拋棄了變成資本家的愿望不抱任何幻想。關于這一點以及有關公社的其它問題，我將在另一篇文章里再談。（節譯自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意大利《時代》周刊）

中國象一個七億士兵的大兵營

（意大利《時代》周刊編者按：在是《時代》以獨家新聞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的這篇新的文章中，埃德加-斯諾談到了中國的軍事組織：從幼兒園起就開始軍事編制，這種確實象軍隊的編制正在擴展到全民當中。）

整個中國是一座毛澤東思想大學校，軍隊是這個學校的校長。周恩來總理說：“我們大家同軍隊一樣。”也許可以再加上一句：“軍隊和我們大家也都一樣。”

周恩來向我耐心地解釋，為什么把整頓過的黨內和政府內的個人分成“軍人”和“非軍人”是錯誤的。毛澤東不是一個“軍人”嗎？他是軍隊之父，這個軍隊就是他組織的；毛也是黨的首腦。我在中國紅軍中認識周恩來時，他自己就有將軍軍銜，當時紅軍還沒有成為人民解放軍。在取消軍銜以前，國防部長林彪就帶元帥肩章，他也是副總理，是毛領導黨的既定繼任人。

那么，中國“軍事化”了嗎？回答是：既是又不是。毛說過，軍隊在無產階級專政中起著突出的作用；但他又說，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象工廠和公社一樣，從幼兒園起，中國的學校就按照班、排、連的編制組織起來。所有適齡的成年人都參加由軍隊領導的民兵。但是，人民解放軍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當然，毛澤東思想不是《我的奮斗》。毛的思想中沒有納粹的理論，不打算征服外國的領土，也不想輸出革命。在國內，毛澤東思想教育人們通過階級斗爭求解放、教育人們為人民服務和備戰。現在讓我們看看軍隊的一些不尋常的活動吧。

第一幕：我們來到中國東北（以前稱滿洲）遼寧省省會沈陽的一所聾啞學校。這所學校有五名人民解放軍醫療宣傳隊的針灸專家領導。到這里來上學的孩子們既不會說，也聽不到。但是，他們不是先天性的聾子，而是由于得了麻疹、大腦炎和其他傳染性疾病才失去聽力的。這個軍人小分隊的隊長李乃民告訴我們說，這所學校在文化革命之前就有了。以前，孩子們學習用手語來交流思想。一九六六年毛開始在北京接見幾百萬紅衛兵的時候，這所學校也派了自己的代表帶著林彪編的毛語錄小紅書到了北京。

李說：“當孩子們看到毛主席的時候，他們高興得哭起來，但是他們不能同別人一起喊毛主席他們急的直跺腳。我們的領導人當時看到了這種情景，讓我們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它要為人民服務。我們醫護人員已經試驗過針刺治療聾啞病，我們加緊在自己身上試驗，用針在“禁區”扎到我們能忍受的最深處。”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們被派到這所學校里來保護孩子們的健康，并培訓針灸技術人才。我們教他們針灸，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在很短的時間里，許多孩子都能夠聽和說了。他們學會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萬歲！”在兩年里，我們接受治療了五百八十二人，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恢復了聽力，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能讀簡短的語錄，能唱《東方紅》。這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再也看不到手語了，而是聽到孩子們高聲唱歌和朗讀。”太天真了嗎？

應該看看這些孩子們的面孔，聽聽他們努力發出的聲音。他們的年齡在九歲至二十歲之間，個個打扮得漂漂亮亮，穿得暖暖和和。我們看到了他們的日常的針療，長針深深地扎在耳后。一個男孩嘴里喊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眼里滿含著淚水。

我們參觀了一些教室，那里學得比較好的孩子們在大聲地進行交談和朗讀。他們不久就要進中學了。我們熱烈鼓掌鼓勵他們努力學習，他們帶著微笑傾聽著外賓談話，充滿信心和希望。我們走到他們的課桌旁邊時，他們就和我們握手，接著在附近中學的樂隊伴奏下，給我們表演了歌舞。當我們離開那里的時候，他們都站在路旁，一直在微笑著。

象這類學校，在中國許多市鎮都有。我問一位荷蘭的醫生和他的夫人（我是在這個人民共和國停留時認識他們的），他們對此有何想法。他們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啞人學院工作多年，會使用歐洲最先進的技術。他們搖搖頭回答說：“象在盧爾德（按：法國的一個城市）一樣，信心治好了疾病。”針療至今從理論上還是無法解釋的，但是，越來越多的使用針灸的歐洲人已經證明，針灸比在盧爾德使用的方法更有效。

第二幕：在北方的河北省一個農村里，我停下來，對著迷人的在石頭堆里建起來的農場拍了一張照片。后來，我走進這個村莊，除了一個姑娘和一個穿軍裝的青年以外，我沒有遇到別人，那個姑娘的胳膊和臉上扎著針。姑娘是“赤腳醫生”，男的是正在教授針灸的解放軍“醫務工作者”。炕上堆滿了這個姑娘的同伙們從山上采集的干草、干塊莖和其它配中藥的東西。炕上還放著帶有紅十字的現代醫藥箱，里面有避孕丸。這是在成千的村莊里到處都可以看到的場面。

第三幕：我們來到陜西省的南泥灣，它在西安以北二百公里，在延安東南九十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里是共產黨游擊隊的總部，現在是一個國營農場（屬于全民所有），由解放軍農墾四十團管理。團長個子很高，駝背，名叫朱少清，是三五年至三六年“長征”的老戰士。

在英雄的時代，一無所有，只憑著雙手，南泥灣就建設起來了，當時朱少清也在這里，還有許多游擊隊員。后來，南泥灣就成了通過勞動進行再教育的農場，一九六五奶奶后改為國營農場，但這里并沒有因此富裕起來，所以許多勞動者在文化革命期間離開了這里。一九六八年軍隊回到這里領導擴建工作。目前，這個農場已有樹林、果樹和耕地一萬八千公頃，朱少清領導下有三萬人，其中有全家長期在當地定居的農民、黨的干部、大學生和以前的紅衛兵。

從朱少清那里得知，全部生產都上交國家；工資制度幾乎同其它國營企業所實行的工資制度完全一樣。原來的農民還住在自己的木屋里，并且有小塊的自留地，但是他們同暫時來的勞動者一樣拿工資。后者不付房費，但是每月要交三千多里拉伙食費，這是從平均工資大約一萬里拉中扣除的。

南泥灣最有趣的事還是前西安市共青團委員劉雨生所領導的黨的干部的“五-七干校”。“五-七干校”都建在中國的農村，是根據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的指示建立的。

這樣，在文化革命期間作為權力機構而建立起來的革命委員會，輸送了“大批”黨員到農村“下放勞動”。現在，南泥灣“五-七干校”有二百一十六名“毛的戰士”，大多數都在三十歲到四十歲，只有少數是老年人，有男有女，最高年齡是六十一歲。這些“學員”都是來自西安黨的機關和這個地區的農村公社。包括七名醫生在內，他們都是自己申請的，經他們的上級批準，來學習和再學習毛澤東著作，學習馬列主義著作。過去他們“脫離群眾”，而現在他們正在通過學會同農民和士兵一起勞動，通過“改造世界觀”再重新同群眾結合起來。

在參加農場的活動時，大家都干活，開墾新耕地，建造新住房和窯洞，農閑時在班排長的領導下學習和討論。經過半年或一年之后，他們能夠成為“毛的積極分子”，同時，他們仍然拿原來按干部級別定的工資。他們當中有一些人，肯定不是所有人，對于城市生活換為這樣一種新鮮的生活是很滿意的。

國營農場（現在，同公社比較，占整個中國農業的百分之五以上）在每個省和每個邊疆地區都有，它們是由軍隊掌握的，是由黨領導的。每當“五-七干校”要擴大耕地或者擴大了耕地時，這些土地也就成了“全民財產”。現在仍然要求進行開墾，把沿海和沿河的沼澤地變成耕地。軍隊正在從新疆到東北的邊界建立新的村莊，這是防御系統的一部分。

除去部隊，在這里勞動的還有些什么人呢？黨的干部占的百分比不很大。根據新的教育制度，中學生畢業后在繼續上大學之前，需要參加三年體力勞動，上大學的人就是由他們所在班排和連隊挑選的。學習根據地區革委會預先制定的計劃決定有多少人上大學，多少人到軍隊，多少人到工廠，多少人到農場或邊疆。這些青年學習耕作，他們只得到服裝、飯菜和一小部分零用錢。軍墾農場訓練出成千上萬的人（沒有任何一個外國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同軍墾戰士一起的還有從城里下放來的勞動者，有的是專業人員，有的則不是。好多人在他們工作的地方長期定居下來。

軍隊為這些群眾進行了大量的綠化以及建造住房、水壩、發電站、橋梁、公路和小路的工作。文化革命期間，解放軍的工程兵修建了一條通向越南的工程艱巨的鐵路。北京建成了嶄新的地下鐵路，全中國都在修筑防空網。海軍軍官領導著上海的造船廠，那時我參觀了剛剛下水的新貨輪。在農村的公社里，軍隊是由民兵來代表的，一直到大隊和生產隊。

軍隊掌管著所有的軍事工廠和原子工廠這是自然的了。

無論誰到中國來都會很快得出結論說，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戰士在公共場所的行動是人們的典范。士兵很少帶槍，在農村，他們帶著鏟子，或者組織學習毛的著作。這是一支工農的、守紀律的、非常民主的軍隊：在林彪的領導下，幾乎可以說是恢復了延安斗爭時特有的平等的原則。這支戰斗力強大的軍隊擔負所有這些新的責任，它的人數毫無疑問超過了三百萬人，但同全國人口總數比起來要比美國的少，花費無疑也較小。部隊生產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糧食，不向人民要任何東西，不需要文職人員，隨時準備向工廠和農村提供必要的幫助。它不僅教人們最純粹的毛主義，而且也教很多技術，其中包括針灸。一個剛參軍的士兵（叫作“戰士”）免費得到所有日常生活零用品。雖然不能說是什么物質刺激，但是很明顯，到年底時手頭的儲蓄，比十八歲的學徒工要多。軍官是從士兵中挑選的，他們的薪金也很低；最高級的軍官的薪金最近降低了。將軍的薪金是每月六萬二千到十萬里拉，另外還享受一些補貼。

小學里有小小的“紅小兵”。所有我認識的那些家庭幾乎都希望至少有一個適齡的男孩或女孩能參加解放軍。拒絕服兵役可能意味著錯過了生活中最好的機會。

盡管如此，有些黨員仍然對于文化革命摧毀共產黨的領導機構之后軍隊繼承的領導 作用感到不快。過去，農民追求的是，孩子們能夠上學，希望能看到他們成為富人和有權的人;今天，人們希望成為“想當高官厚祿的干部”，這種希望不僅經常受到譴責，而且也是把干部送到“五-七干校”進行再教育的原因之一。

能不能說是“軍事專政”呢？周恩來說，這很荒謬。怎么能這樣認為呢？解放軍，包括空軍和海軍，是“黨的工具”，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軍隊是忠于黨的，在軍隊里，黨始終是通過它的組織來實行領導的，直到最基層的連隊。”軍隊干部占以前的黨員的不到十分之一。除去完成國防和幫助生產的任務之外，他們怎么能單獨掌握國家呢？

在“清洗”和文化革命中，毛澤東希望看到出現能夠取代領導機構中的“走資派”的更年輕的一代人。因此，在一九六六年，“放手”讓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勞動者公開表示他們對長期遭受壓制的不滿，向黨的骨干造反。但是，“造反派”在選擇新的領導和新的組織形式時不能團結一致，分成了很多派出現了沖突，國家陷入了幾乎可以說是無政府狀態。唯一沒受觸動的黨的完整組織是軍隊。

周恩來的辦法是什么呢？他對我說：“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大家在黨內都是一樣，不管你是在政府內、黨內或者在軍隊里面工作，大家都一樣。軍隊干部到政府機構成為干部之后，他們就再也沒有軍事任務了。從軍隊中調過來了。這樣，過幾年之后，他們肯定就同我們一樣了。” （節譯自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意大利《時代》周刊）

（本文依據原文未改動  未完-待續） 注：因為時間關系，還有三分之一的內容沒有上傳，本人會盡快將剩下的部分打完并全部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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