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７年“毛羅對話”版本比較及解讀

作者：張健   當代中國史研究

　　[摘要]早在1957年整風前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就曾三次公開回答過“倘若魯迅活著敢不敢寫”的問題，因而在其后反右派斗爭期間再次回答這個問題合乎情理。在目前流傳的三種“毛羅對話”版本中，賀圣謨版本提到的“顧全大局”四個字至關重要，最能體現毛澤東對魯迅雜文立場的深刻了解和對知識分子政治態度的深切期盼。在他看來，“凡事有經有權”——魯迅式雜文是永遠需要的，但要站在人民立場上用保護和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寫，這是經，是原則性；而當社會上出現否定黨和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論并使整風轉入反右斗爭后，原本在開門整風時用來諷刺自己隊伍的雜文就不合時宜了，要顧全反右斗爭大局，改變諷刺批評對象，這是權，是靈活性。這種思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策策略原理與中國傳統“經權”思想的有機結合。

　　
　　自2001年9月開始的毛澤東、羅稷南之間關于“要是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的對話(以下簡稱“毛羅對話”)是否存在的爭論，在2002年12月《炎黃春秋》、《文匯讀書周報》和《南方周末》同時發表黃宗英的《我親聆羅稷南與毛澤東對話》一文之后，已經“在社會輿論中取得共識，落下帷幕”。然而，人們的困惑和思索并未就此結束，“毛羅對話”仍存在值得深入探討和解讀之處。正如有學者指出的，“考慮到整個事件從質疑到證實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考慮到短短四個月之間毛澤東對魯迅的態度為什么發生這么大的逆轉還沒有交代清楚”，我們還“有必要進一步反思清理，以端正并加深對這一事件的理解”。因此，本文將在進一步考察“毛羅對話”真實性的基礎上，對流傳的三種版本進行比較分析，并圍繞毛澤東在反右派斗爭前后對“要是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的不同回答，從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和毛澤東作為一名杰出政治家“凡事有經有權”的政治思維出發，對“毛羅對話”的內容進行新的解讀。
　　
　　一、“毛羅對話”的由來及真實性
　　
　　最早將毛澤東、羅稷南之間關于“要是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的對話公之于世的是魯迅之子周海嬰。他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披露，1996年他赴寧波參加紀念巴人學術討論會時，一位曾親聆羅稷南講述“毛羅對話”內容的朋友告訴他：1957年反右派斗爭期間，羅稷南在上海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這段談話內容公開后，一時引起文化界、學術界甚至海外華人的廣泛關注。
　　2001年10月26日，遠在美國新澤西州的羅稷南的侄子陳焜致信周海嬰：“我愿意向你證實，關于魯迅，毛主席的確說了他對羅稷南說過的那些話。”他在信中回憶道：“1960年，我從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養病住了幾個月，聽伯父講過那次接見的情況。他說，毛主席進來坐定以后，有人遞了一張在座人士的名單給他。毛主席看了名單，就挑了伯父第一個和他談話。他們先談了一段他們以前在瑞金相見的事，毛主席又謝謝伯父翻譯了《馬克思傳》，說他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來毛主席問伯父有沒有什么問題，伯父想了一下就問，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毛主席沒有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說，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他大概不是關在牢里，就是不說話了。”
　　無獨有偶，幾天后的11月2日，寧波師范學院中文系原主任賀圣謨教授在《寧波教育報》上刊登《“孤證”提供人的發言》，聲稱他就是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提到的那位親聆羅稷南講述“毛羅對話”內容并轉述給周海嬰的那個人。11月16日，上海《新民周刊》第48期又以三個整版的篇幅，介紹了賀圣謨根據日記敘述的羅稷南向他講述的內容。1965年暑假，時年25歲的賀圣謨應邀到上海羅稷南家中住了十來天。7月31日，羅稷南在散步時親口告訴賀圣謨：“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請一些人座談，會上我問毛主席，要是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毛主席回答說，無非是兩種可能，要么是進了班房，要么是顧全大局，不說話。”至此，陳焜、賀圣謨“兩位從元任何交往的人，都聽說這同一件事情，可見孤證真是不孤了”。但人們的關注與爭論并未就此停息。
　　2002年9月27日，《文匯讀書周報》頭版刊登了《秋石撰文質疑(魯迅與我七十年)——海嬰先生，請讀讀(魯迅全集)》的報道，并在同一天的文史版以整版篇幅登載了陳晉發表在同年第9期《百年潮》上的《“魯迅活著會怎樣”?——羅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澤東“秘密對話”質疑》一文。這兩篇文章立即引起強烈反響，一時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后來，《文匯讀書周報》編輯部按照讀者鐘沛璋提供的“據說當時黃宗英也在場，親耳聽到這番談話”這一重要線索，向遠在北京養病的黃宗英約稿，并與《炎黃春秋》雜志社和《南方周末》報社商定同時發表。12月初，《炎黃春秋》、《南方周末》和《文匯讀書周報》三大報刊幾乎同時發表了黃宗英《我親聆羅稷南與毛澤東對話》一文，國內外各種媒體也紛紛轉載引用。
　　對于1957年7月7日晚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上海科學、教育、文學、藝術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并同大家圍桌談話的一幕，黃宗英做了如下生動形象的描述：
　　“我又見主席興致勃勃地問：‘你現在怎么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么樣?’我的心猛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我感覺空氣仿佛頓時凝固了。這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嘀咕過，‘反胡風’時就嘀咕過；可又有哪個人公開提出?還當著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傾聽：
　　‘魯迅么——’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里娃娃兒險些蹦出來……”
　　這段生動形象的描述，因其由現場見證人提供而成為“毛羅對話”的直接證據，甚至被稱為一樁“鐵證”。見證人黃宗英為了這篇文章能夠拿出來，也在寫作過程中給自己設了法律關、事實關、辯駁關、身體關、文字關五關，以保證其回憶的真實可靠。自此，關于“毛羅對話”是否存在的爭論似乎落下了帷幕。
　　盡管爭論平息了，但這里仍有一個細節讓筆者心存疑惑。那就是黃宗英原籍浙江瑞安，生于北京，長期在上海工作，能否完全聽懂毛澤東那濃重的湖南話?她所聽到的毛澤東說魯迅“要么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是否完全準確?因為據黃宗英回憶，她當時就偷空悄悄問在場的老電影導演應云衛：“應家伯伯，儂阿聽清爽要關勒監牢里?”(上海方言，意為：你是否聽清楚要關進監牢里?)而應云衛并未直接肯定，只是笑著對她說：“清爽勿清爽，當伊嘸介事。”(上海方言，意為：清楚不清楚，你就當沒這事)并且，更為重要的是，黃宗英的這篇回憶文章最早發表于2002年12月，在這個最早的版本中有這樣一句關鍵性描述：“毛主席對照名單掃視會場，欣喜地發現了羅稷南，羅稷南迎上一步與主席握手，就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他倆一個湘音一個滇腔，我只聽出‘蘇區一別’的意思。”可見，黃宗英當時對毛澤東的“湘音”和羅稷南的“滇腔”并不能完全聽懂，而“只聽出‘蘇區一別’的意思”。然而，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2004年略作修改后收錄進《黃宗英自述》一書的該文，“我只聽出‘蘇區一別’的意思”改成了“我聽出有‘蘇區一別’的意思”。僅僅一個字的改動，其所表達的含義卻大相徑庭。在2004年修改版的后面，還附上了2002年11月12日晚曾去黃宗英家取稿件的兩位編輯的追述文章《聽黃宗英說往事》，其中專門提到“黃阿姨朗誦功底頗深，通篇稿件的基礎部分，她都用普通話來讀，碰到她和趙丹對話，她會用上海話讀；碰到毛澤東講話，她會用湖南方言讀；碰到羅稷南說話，她又盡力模仿云南口音”，以表明黃宗英不但聽得懂湖南方言，而且還“會用湖南方言讀”毛澤東的話。但是，在45年前的1957年，年輕的黃宗英能否完全聽懂毛澤東濃重的湖南話，究竟是“只聽出”還是“聽出有”，我們就不得而知了。總之，“只聽出”和“聽出有”這僅僅一個字的改動，不免使人感到“此地無銀三百兩”。在未能弄清這一關鍵性的改動究竟出于何種動機之前，筆者在此只能表示疑惑和不解。
　　盡管對上述細節心存疑惑，但筆者還是相信“毛羅對話”是真實存在的，理由有三：一是新華社當年的報道能夠證明羅稷南、黃宗英等人確曾參加了那次圍桌談話；二是曾聽到羅稷南講述這段對話的陳煜、賀圣謨與現場見證人黃宗英三人之間的相互印證；第三點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根據現有資料，早在整風反右前的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就曾三次回答過“倘若魯迅活著，敢不敢寫”的問題。
　　1957年3月8日晚，毛澤東同文藝界部分代表座談，在回答與會者提問時說：
　　“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3月10日下午，毛澤東同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談時，又有人問：魯迅如果活著會怎么樣?毛澤東答道：
　　“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
　　3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針對雜文是否一定要帶片面性的問題，他說：
　　“魯迅是對敵人的，列寧的雜文很多是對同志的，也有對敵人的。魯迅的對付敵人，可否轉過來對人民內部呢?倘若魯迅活著，我看是可以的。‘不敢寫文章，摸不到領導的底子’，我看底子，就是馬克思主義。合乎馬列主義就是好的。”
　　既然早在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前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一些文藝和新聞出版界人士就有“倘若魯迅活著，敢不敢寫”的疑問，那么整風轉入反右派斗爭后，再次提出這類疑問不但不足為奇，反而是合情合理的。正如陳煜所言：“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這是很多年以來在不同的時機都有人提過的老問題。但是，有了1957年夏天發生的事情，問題重提的含義就完全不同了。就伯父說來，他提的問題并不是偶然隨便做得出來的普通事，這是他一生有了準備的結果。以伯父一生的經歷見識和他立即直指實質問題的洞察力量，在有了機會當面問毛主席一個問題的時候，他自然會問出這樣一個能夠集中地揭開毛主席的思路和釋解當時全部局勢的大問題。”因此，認為“毛羅對話”真實存在不僅有互為佐證的口述史料為依據，并且從毛澤東在整風反右前夕關于魯迅的三次談話來看，反右派斗爭期間再次談到魯迅也是合乎邏輯的。
　　
　　二、“毛羅對話”三種版本的比較
　　
　　如前所述，自2001年“毛羅對話”披露以來，至今先后出現過三個直接版本，內容如下：
　　陳煜版本：“毛主席沒有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說，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他大概不是關在牢里，就是不說話了。”(羅稷南的侄子陳焜轉述)
　　賀圣謨版本：“毛主席回答說，無非是兩種可能，要么是進了班房，要么是顧全大局，不說話。”(羅稷南的學生賀圣謨轉述)
　　黃宗英版本：…魯迅么——’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毛羅對話”現場聆聽者黃宗英回憶)
　　從內容上看，三個版本中陳煜與黃宗英的版本最為接近，都有“要么關在牢里繼續寫，要么不說話”的意思，但在毛澤東回答的態度上卻截然不同：陳焜強調“毛主席沒有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說”，毛澤東的態度比較謹慎；而黃宗英回憶“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其態度顯得十分輕松隨便，甚至有些輕謾。賀圣謨沒有描繪毛澤東回答時的態度，但在回答的內容上比陳煜、黃宗英兩種版本多了非常關鍵的四個字——“顧全大局”。
　　筆者認為，作為一名政治家，毛澤東在有36名科學、教育、文學、藝術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在場的公眾場合，在回答“魯迅若是還活在反右期間會怎樣”這么敏感的問題時，不會隨便開口就答，并且一生都對魯迅高度評價的毛澤東在回答時的態度也不會那么“爽朗”，以至使人有輕謾之感。因此，黃宗英在描述毛澤東回答時的態度上主觀渲染太過濃厚。而在毛澤東回答的內容方面，賀圣謨提供的“顧全大局”四個字至關重要，最能體現出毛澤東當時對知識分子和黨外人士的一種期盼。在毛澤東看來，“顧全大局”是要求如果還活著的魯迅在反右派斗爭這一“節骨眼”上“不說話”的真正原因，而非他一貫反對的像國民黨當局和中共黨內教條主義者那樣簡單粗暴的“思想壓制”。
　　就“毛羅對話”三個版本相比較而言，陳焜描述毛澤東回答時的態度最為客觀可信，賀圣謨記述毛澤東回答的內容最為完整準確。據此，筆者綜合兩個版本的優長，認為針對羅稷南提出的“要是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的問題，毛澤東的態度和回答最接近于事實的描述應當是這樣的：
　　毛澤東聽后沒有馬上回答，想了一下以后才說(據陳焜版本)：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無非是兩種可能——要么是進了班房，要么是顧全大局，不說話(據賀圣謨版本)。
　　經過對比綜合出的這一版本，在毛澤東回答的態度上采取了慎重的客觀描述，在毛澤東回答的內容上突出了賀圣謨提到的“顧全大局”這四個至關重要的字，因為它最能體現出毛澤東對作為左翼進步作家的魯迅的立場和原則的深刻了解，以及在反右派斗爭期間對知識分子和黨外人士政治態度的一種深切期盼。
　　
　　三、以“凡事有經有權”的政治思維解讀“毛羅對話”
　　
　　毛澤東從整風動員期間認為魯迅式的批評性文章可以用來對付人民內部的錯誤和缺點，到反右派斗爭開始后認為魯迅若在世“要么是進了班房，要么是顧全大局，不說話”，其間的巨大轉變，客觀原因是整風運動進行一個月后社會上出現了大量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論，從而使原本鼓勵暢所欲言的開門整風轉向了統一思想一致對敵的反右派斗爭；主觀原因則在于毛澤東作為一名杰出政治家的“經權”政治思維。
　　“凡事有經有權”是毛澤東非常欣賞的一句話。胡喬木回憶延安文藝界整風時曾說：“座談會講話正式發表不久，毛主席跟我講，郭沫若和茅盾發表意見了，郭說‘凡事有經有權’。這話是毛主席直接跟我講的，他對‘有經有權’的說法很欣賞，覺得得到了知音。郭沫若的意思是說文藝本身‘有經有權’，當然可以引申一下，說講話本身也是有經常的道理和權宜之計的。……毛主席說，這道理是對的。他說的時候很高興。”“凡事有經有權”集中體現了毛澤東在決策中善于將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結合在一起而不墨守成規的政治思維特點。
　　“權”的本義是秤錘，即衡量輕重的器具。在我國古代典籍中，“權”引申為兩種不同的含義：一為“權變”，二為“權勢”。前者是儒家的思想，后者是法家的觀念，都是由衡量輕重之義推衍出來。所謂“經”和“權”，“用現代的名詞來說，經是原則性，權是靈活性”。“有經有權”是講“既要遵守原則性，也要注意靈活性”。在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里，“凡事有經有權”就是指“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認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某一階段提出的革命或建設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具有戰略意義的政策，是堅定的和嚴肅的，不能隨意變動；但另一方面，隨著客觀形勢的急速變化，在每一時期應當善于根據當時形勢的特點提出自己的策略和當前的任務，必須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靈活性。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杰出的無產階級政治家，又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這就使得他在一生的政治實踐中能夠將儒家學說的“經權”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政策和策略原理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凡事有經有權”即“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的政治思維。
　　早在1942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會上作關于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的報告時就指出：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起來，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則。建國以后，毛澤東把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經權”政治思維運用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之中，強調要從形勢出發制定政策并根據形勢的變化對政策做出不斷調整。如果把握了這一特點，我們就不難理解毛澤東和羅稷南之間關于“要是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的對話內容，也就不會對毛澤東態度的轉變感到意外了。其實，當整風形勢發生逆轉、反右派斗爭進入高潮時，毛澤東對“要是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的回答，對于那些社會閱歷較為豐富、政治上較為成熟的文藝界人士來說，完全是意料之中的。正因如此，黃宗英當場才會在“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發現“他倆倒坦然理解了”，反倒是一向對政治不感興趣并尚在預產期的她，“卻嚇得肚里娃娃兒險些蹦出來”。曾親聆羅稷南講述“毛羅對話”內容并轉告周海嬰的賀圣謨也撰文表示：他對周海嬰在披露“毛羅對話”時的若干表述不準確之處，“最不能同意的地方是，毛澤東講話之后，‘羅稷南驚出了一身冷汗”’。因為“羅稷南的性格，耿直倔強，與在座的人相比，輩分高、資歷長，他若會‘出冷汗’就不會問這個問題；他敢于問這個問題，他就決不會‘出冷汗’。那是一種‘情景想像’了。”陳焜說他“也記得很清楚，伯父至少沒有對我說過他“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這樣的話，也不是把這事‘埋在心里’。他不是那樣的人。他當然深知事情的分量，不過并沒有緊張害怕的感覺”。
　　羅稷南、趙丹等文藝界人士之所以對毛澤東的回答不感到意外，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轉變：整風運動開始之前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主要處理的是人民內部矛盾，為此就要號召文藝界人士像魯迅當年揭露敵人的陰暗面那樣勇于揭露執政黨的作風和管理體制中存在的種種不良現象；而當整風運動轉入反右派斗爭特別是7月份斗爭高潮到來之后，集中解決的是敵我矛盾，進行的是“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如果在這一特殊時期不識大體，不顧反右派斗爭的大局，還像整風時那樣去大膽揭露黨和國家工作中的陰暗面，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在毛澤東這樣的政治家看來，經與權、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把握關鍵在于要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做出及時調整，否則的話，就是不識大體、不顧全大局，這樣的人理所當然地要受到批判。
　　當然，在毛澤東看來，被他譽為“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的魯迅，在這場“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到來之際，未必會如此不識大體、不顧全大局。毛澤東對多數黨外知識分子還是寄予希望的，即使是反右派斗爭開始以后，毛澤東也仍然十分注意做黨外知識分子的思想工作，努力爭取他們。例如，在標志反右派斗爭高潮到來的7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發表之前，毛澤東曾于6月28日和29日先后約民盟中央常委費孝通和《新民報》主編趙超構談話。幾天后的7月8日，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談到爭取知識分子的問題時說：“他們是知識分子，有些是大知識分子，比如北京的費孝通，爭取過來是有用的。”對待費孝通那樣的“右派”活躍分子尚且如此，那么如果魯迅當時還活著，毛澤東也一定會親自出面做他的思想工作，未必會出現讓魯迅“挨整”甚至“坐班房”的僵局。退一萬步說，即使魯迅真的不識大體、不顧全大局，他的“挨整”也只會像那些中央直接點名的右派頭面人物一樣，僅僅是受批判，而不會真的“坐班房”，其最壞結局一定不會比“興風作浪”的“右派”之源“章羅同盟”的待遇更糟。
　　更為重要的一點，毛澤東在鼓勵人們學習魯迅時，始終強調在運用“魯迅雜文式的諷刺”時也應做到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早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就指出，魯迅雜文式的諷刺永遠需要但不能在政治上亂用。他說：雖然“許多同志有忽視藝術的傾向”，“但是現在更成為問題的，我以為還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所以發生了各種糊涂觀念”，其中之一就是“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的觀念。毛澤東對此分析道：“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義、中國的反動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陜甘寧邊區和敵后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我們可以大聲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對于人民的敵人，而是對于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曾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于敵人的完全兩樣。對于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并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可見，在毛澤東看來，“諷刺是永遠需要的”，這是經，是原則性；“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這是權，是靈活性。因為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他主張要以堅持“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為根本原則和前提，至于如何運用諷刺，則完全要根據形勢發展和斗爭需要而定，也就是說，要懂得“凡事有經有權”的道理，把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結合起來。這是毛澤東作為舉世公認的杰出政治家在政治思維上的高超之處，也是他對“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這一馬克思主義政策和策略原理的創造性運用。
　　了解了毛澤東“凡事有經有權”的政治思維特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整風僅進行月余就出現了反右的決策大轉向。一言以蔽之，形勢變化使然。因此，對于毛澤東在反右派斗爭前后對“要是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的不同回答，乃至于從整風運動到反右派斗爭的決策轉向，與其從道義上進行感性認識和評價，不如從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和毛澤東作為杰出政治家“凡事有經有權”即“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這一政治思維特點出發進行理性的分析解讀。

附文：

羅稷南和毛澤東“秘密對話”質疑

陳 晉　

    周海嬰的《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敘述平實冷靜，不刻意張揚，是一本很不錯的回憶錄。受到讀者廣泛關注，是在情理之中。
    該書最后一篇《再說幾句》，有這樣一段敘述：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據說有周谷城等人，羅稷南也是湖南老友，參加了座談。大家都知道此時正值“反右”，談話的內容必然涉及到對文化人士在運動中處境的估計。羅稷南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的大膽假設，具有潛在的威脅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絕不敢如此冒昧，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
    書中這段節外生筆的敘述，尤其引人注目，一段時間曾在媒體上被炒得沸沸揚揚。
    好在作者坦誠，此事不是他親耳聽羅稷南相告，而是羅先生在90年代去世前夕，“覺得很有必要把幾十年前的這段秘密對話公開于世，不該帶進棺材，遂向一位信得過的學生全盤托出”，作者是1996年應邀參加巴人（王任叔）研討會時，聽“這位親聆羅老先生講述的朋友告訴”的。于是，“再三疑慮，是不是應該寫下來，心里沒有把握，因為既有此一說，姑且把它寫下來請讀者判斷吧”。周海嬰顯然沒有把此說作為定論，“請讀者判斷”的宣示，也值得稱道。不過，做出正確的判斷，一要有過硬的史料依據，一要有合理的邏輯。
    到目前為止，還沒看到有人指稱發現有確鑿的史料，來印證《魯迅與我七十年》所說的這件事。為了弄個明白，不妨沿書中所提供的線索，來看看羅稷南有沒有可能在1957年反右時當面向毛澤東提出“魯迅活著會怎樣”的話題。
           羅稷南不可能以毛澤東的“同鄉”和“湖南老友”身份參加座談
    按《我與魯迅七十年》的敘述，羅稷南正是有了同毛澤東“同鄉”且為“湖南老友”的身份，才有機會參加毛澤東1957年在上海邀約的聊天，才可能“直率”地當面“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關于羅稷南的情況，書中說是作者母親許廣平的“老朋友”：
    他思想進步，崇敬魯迅，生前長期埋頭翻譯俄國高爾基的作品，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接觸高爾基的主要文學著作，幾乎都是讀他的譯著。抗戰時期，他們夫妻住在浦石路，距離我家霞飛坊很近，母親經常帶著我在晚飯后溜達到他們家，靜靜地聊些時政傳聞、日寇潰敗的小道消息。羅稷南先生長得高大魁梧，脾氣耿直，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聲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聽懂。新中國成立之后，他受聘于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任教，直至退休。九十年代羅老去世，我因定居北京，沒能前赴告別。
    據此線索，筆者著意查詢了有關羅先生的資料，沒有看到有專門記述其生平的出版物，只是在一些辭典名錄里列有其名，其中包括：《中國民主黨派人物錄》（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人名大辭典•當代人物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12月版）、《新中國文學辭典》（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3月版）、《中國文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版）。這些名錄辭典，雖記述簡略，但可明確的是，羅稷南原名陳小航，生于1898年，192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后到云南、黑龍江、吉林等省中學任國文教員。其身份大體如《我與魯迅七十年》所說，主要以文學翻譯名世，譯作有蘇聯作家高爾基的《克里姆•薩木金的一生》（筆者還查到其1938年出版的版本）、愛倫堡的《暴風雨》以及英國作家狄更斯的《雙城記》。此外，《中國民主黨派人物錄》還稱其為“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起人之一”。
    但這些名錄辭典的另一些記載，便與《我與魯迅七十年》所說相左了。羅稷南不是湖南人，而是云南順寧（今鳳慶）人。他去世的時間也不是90年代，而是1971年8月。此外，在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研究室編輯的《上海社會科學界人名辭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里，也沒有查到羅稷南的名字。該書按學校、院、系、所、室詳細編排，收錄范圍是“1988年8月前上海各高校、科研單位等已經獲得副高級以上學術職稱的人員”。如果羅稷南在新中國成立后“受聘于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任教，直至退休”，是不應該漏掉他的。
    為慎重起見，筆者在網上查了一下，看看有沒有“羅稷南”其他相關消息。點擊之后，出來30多個條目，幾乎都是報道或評說《我與魯迅七十年》所述羅稷南談1957年在上海同毛澤東那段對話內容。但有兩條涉及云南，一是《昆明市盤龍區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目錄中有一篇雷濺波寫的《憶陳小航（羅稷南）老師》，一是說艾思奇在讀中學時，擔任校刊《滇潮》的編委，并在上面發表文章，受到進步教師楚圖南、陳小航（羅稷南）的關注與稱贊。這兩條說的無疑都是羅稷南1923年大學畢業后回到云南當中學教師的經歷。
    筆者對這個查詢結果感到吃驚：羅稷南和毛澤東不是“同鄉”，自然也談不上是“湖南老友”了。或有人問：這位云南籍的羅稷南，和《我與魯迅七十年》說的那個毛澤東的“同鄉”，并且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的羅稷南，是不是同一個人呢？
    從云南籍的羅稷南的履歷來看，應該是同一個人。他曾在國民革命軍中當過師政治部宣傳科長和師部秘書，這大概是北伐時期。后來在國民政府十九路軍指揮部做秘書，1933年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時，參加福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任閩西善后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據說，還曾到江西同紅軍談判聯合反蔣事宜。此后，便到上海從事文化活動，從1936年起有譯作出版，1937年后做過幾年的讀書生活出版社經理。一般談中國民主促進會的起源，總是要說到1945年9月和10月先后在上海創辦的兩個政治性刊物，一個是唐弢、柯靈主編的《周報》，一個是鄭振鐸、蔣天佐等創辦的《民主》周刊，而羅稷南便參與了后者的創辦并成為該刊的編輯。在這兩個刊物周圍，聚集了大批當時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周健人、許廣平，他們為這兩家刊物撰稿，時常聚談時政。經過醞釀，1945年12月，由馬敘倫、王紹鏊等發起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許廣平、羅稷南均參與其間。
    這個云南籍的羅稷南，顯然就是《我與魯迅七十年》中說的“母親（許廣平—引注）的老朋友羅稷南”，“母親經常帶著我在晚飯后溜達到他們家”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新中國成立后，這個羅稷南也確實長期在上海工作，且擔任過中國作協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還是上海市多屆人大代表，屬上海文化界有名人士則是確切無疑的。
    當然，不能因為羅稷南不是毛澤東的“同鄉”和“湖南老友”，就可以推斷他和毛澤東沒有密切交往。從羅稷南的經歷來估算，在新中國成立前，他和毛澤東有可能在三種場合見過面。一是青年毛澤東兩次到北京，那時，羅稷南是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毛澤東和北大師生的交往是人們知道的。二是1924年到1927年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先后在廣州、上海、武漢等地工作，而羅稷南在南方政府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和第三軍做過文職人員。三是1933年底福建事變時羅稷南曾到過江西同紅軍談判聯合反蔣之事，那時毛澤東在江西中央蘇區。
    不過，筆者目前尚未見到敘述羅稷南同毛澤東交往的史料。即使如《我與魯迅七十年》所說，羅先生是90年代去世的，那么，生于1898年的羅先生應該是90多歲了。而毛澤東也已去世近30年。這期間，同毛澤東有過交往的人，特別是能稱得上“老友”的知識分子，大多寫了或口述了相關的回憶文章，知道情況的人也或對其進行采訪。但有關回憶毛澤東的文章和著述，確未見敘羅先生者。這大概有待于進一步查找或知情者提供信息了。
    由此可以確認：云南籍的羅稷南不可能以“同鄉”和“湖南老友”身份參加毛澤東1957年在上海同周谷城等人的座談。如果真的在羅稷南和毛澤東之間存在著一個“幾十年前的這段秘密對話”，在他去世的1971年，正值“文革”，缺少后來才可能出現的對1957年反右斗爭進行反思的氣氛，羅先生是否能在那個特殊年代冒著遺禍親屬的風險，把“秘密”說給自己的學生，也是值得思量體味的。
                     毛澤東1957年在上海召集座談會的情況
    “一九五七年”，“正值‘反右”’，“上海”，毛澤東請周谷城、羅稷南“幾位老鄉聊聊”、“座談”，這是《我與魯迅七十年》提供的毛澤東在“秘密對話”中評說魯迅那段話的時間、地點、人物和場合。
    據筆者接觸到的史料文獻記載，毛澤東在1957年曾三次去過上海。第一次是3月20日在南京黨員干部大會上發表講話后乘飛機到上海，當天晚上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友誼電影院召開上海市黨員干部大會，并發表講話，第二天便去了杭州。第二次是7月6日從杭州到上海，住到13日，然后去山東，在青島召開會議。第三次是9月17日下午從杭州到上海，19日晚，毛澤東即已在北京同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宴請來華訪問的印度副總統納達克里希南。
    毛澤東后兩次在上海，確實“正值‘反右”’。如果出現過羅稷南當面問毛澤東“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樣的情況，時間應該是在1957年7月6日至13日和9月17日至18日這兩個時段。
    我們先看看一些史料對毛澤東在這兩個時段的活動的記載。
    據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纂的《毛澤東在上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書所附《大事記》載，毛澤東這兩個時間段在上海的活動日程，除參觀工廠企業、接見外賓外，有五次同上海各界人士座談講話。
    7月7日晚上，在中蘇友好大廈同上海科學、教育、文化、藝術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談。
    7月8日晚上，在中蘇友好大廈電影院向上海各界人士發表講話。
    7月13日，會見上海的專家、教授、科學家、教育家、作家、醫生、演員、編輯等各界代表。
    9月17日，會見趙超構、舒新城、束世濺。
    9月17日晚上，會見黃浦區委書記，上海鍋爐廠黨委書記、廠長和上海動力學校校長。
    這五次會見中，7月8日晚上那次聽者眾多，羅稷南是否與會不得而知。但從記錄稿上看，中共上海市委的主要領導如柯慶施等均在場，還有插話，顯然不屬于“同鄉”聊天性質。毛澤東這天的講話全文曾收入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題為《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收入時按整理稿所署時間寫成了7月9日），沒有談到魯迅。7月13日的那次會見，目前還沒有查到記錄稿，羅稷南是否與會，依然不得而知。但從會見人員的廣泛性來看，同樣不能算是“同鄉”聊天。9月17日會見趙超構等人，倒屬于聊天座談，但他們不是毛澤東的同鄉，并且據趙超構回憶：“同時被接見的還有舒新城、束世澂兩先生，這已是反右以后了。一見面，主席就詼諧地對在座的人介紹說：宋高宗的哥哥來了（宋高宗名趙構）”。（《毛澤東在上海》第133頁）只有趙超構、舒新城、束世澂像是確切無疑的。毛澤東在談話中還向陪見的上海市委的人和舒新城交代了修訂《辭海》的任務。9月17日晚上的會見，主要是邀請基層的干部座談，了解機關、工廠、學校整風和搞大鳴大放的情況，工作內容十分具體，沒有高層文化人參與也是清楚的。
    就剩下7月7日晚上那次座談了。
    巧的是，據正式記載，這次會見恰恰有羅稷南在場。一共有陳銘珊、漆琪生、談家楨、趙丹等36位各界人士。7月9日的《文匯報》以《毛澤東主席在上海接見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并進行親切交談兩小時》為題報道了此事，并詳列了參加這次座談的具體名單，但沒有周谷城。顯然，這次也不屬于《我與魯迅七十年》所述的那場毛澤東同周谷城、羅稷南等具有聊天性質的座談。由于這是筆者目前知道的1957年羅稷南見到毛澤東的唯一一個場合，于是頓生一個假設：有沒有可能毛澤東確實在這次座談中回答過羅稷南關于“魯迅活著會怎樣”的提問，而只是羅稷南生前把這次座談誤記成了一個小型座談，抑或羅的學生誤聽、進而使周海嬰誤傳為毛澤東是在與同鄉的聊天座談中回答羅稷南的提問的？然而，根據相關材料分析，這個假設似乎又不成立。
    首先，綜合《毛澤東在上海》一書收入的一些參加這次座談的人的回憶文章，毛澤東的談話內容主要有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的整風、上海反右斗爭、高等教育和消滅血吸蟲病等問題。沒有人回憶說涉及到了魯迅。如果確有羅稷南提問“魯迅如果活著會怎樣”的事情，而毛澤東又是那樣回答的，在90年代的記敘中，人們不會有意回避，畢竟事過境遷，不再是特別敏感的話題了。
    其次，據《文匯報》報載，這次座談有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領導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等人陪同。即使同毛澤東再熟悉，在那個場合恐怕也難隨意提出這個用《我與魯迅七十年》話來說是“具有潛在的威脅性”的話題。況且，此時反右開始進入高潮，被邀請參加座談的人，大概也是經過挑選的，不會讓人覺得是平日里對反右明顯抵觸或腹疑多多的人，相反，參加座談的一些人，多少還有些緊張心態。這從陳銘珊的回憶中可以看得出來。他說：“市委統戰部電話通知我馬上去中蘇友好大廈咖啡廳。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趕到那里一看，只見燈火輝煌，已經有好多人坐著。一進門就看到毛澤東主席站在那里講話，使我驚喜不已。我悄悄地坐在后面。咖啡廳里是分團桌坐的，毛主席講話后，還過來同大家交談。當他坐到我所在的一桌時，有人介紹到我說：‘這是陳銘珊。’毛主席說：‘噢！上海有個陳銘珊，北京有個陳銘德嘛！’當時反右運動已經開始，北京陳銘德已被劃為右派。我聽后心中很吃驚，不知這話是什么意思。毛主席與我們交談了一會，臨離開之前補充了一句：‘我剛才說北京有個陳銘德，是為了便于記憶。’他這一解釋，才使我如釋重負。”（《毛澤東在上海》第128頁）
    第三，座談會三天后，《文匯報》曾邀請部分參加7月7日晚會見的人談同毛澤東座談的感想，這些人的發言載于7月12日的《文匯報》，占了一個半版的篇幅，共十三篇。其中有一篇是羅稷南的發言，發表時用了正文中的一句話作標題：《在這樣變動的時代，知識分子必須有堅定的立場》。其發言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有機會謁見我們國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詩人，我感覺榮幸，興奮而又慚愧。”從語氣上品味，看不出羅先生同毛澤東有多熟悉，而其他在此之前同毛澤東有過交往的人的發言，則常常提到“又一次見到毛主席”一類的話。更重要的是，他的發言內容同其他人的基調也是一致的，主要是強調在反右斗爭中要對黨充滿信任，要有堅定的立場。
    第四、從羅稷南當時的情況來說，他也并非鋒芒畢露之人。筆者查閱了1957年7月至9月的《文匯報》，他沒有被點名批評，也沒有刻意撰寫批判右派的署名文章。除了上述7月12日發表的座談發言外，有他名字的文章有三篇。一篇是1957年8月下旬，上海市第二屆人代會第二次會議開始前夕，《文匯報》、《解放日報》、《新聞日報》邀請部分代表進行座談，主要內容當然是反右，羅稷南也在被邀之列。代表們的發言在三家報紙上發表，從8月24日《文匯報》所登內容看，羅先生的發言比較起來火藥味還算是不濃的。此外，在8月27日至9月4日舉行的上海市人代會期間，出席會議的上海市作家協會的負責人巴金、周而復、柯靈、唐弢、章靳以、郭紹虞、趙家壁、嚴獨鶴、羅稷南曾有一個聯合發言，9月4日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前者題為《進一步開展文學界的反右派斗爭》，后者題為《堅決保衛社會主義文學事業》。9月12日，上海《解放日報》又發表巴金、周而復等十位上海文學界代表人士的聯合發言《徹底揭露右派骨干份子、“詩人”、“莎士比亞專家”孫大雨的丑惡真相》，署名者中有羅稷南。這三篇均是座談或正式會議上的發言，且兩篇是多人署名，其應景隨勢之態，是不難體會的。作為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的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人大代表這種風口浪尖的身份角色，在當時能做到這樣，也屬不易。由此也可知羅先生絕非喜出風頭硬要往風口浪尖里鉆的人。以這樣的性格，又看不出同毛澤東有多深的交往，很難想象他在7月7日晚上那次座談的大庭廣眾之下能當面向毛澤東提出“具有潛在的威協性”的話題來。
    除了人們知道的座談外，當然不能排除毛澤東1957年7月和9月兩次到上海期間還小范圍地同一些人會見過。但一般來說，毛澤東在外地如果要找什么人座談、聊天，按常規是讓當地有關部門通知被邀對象，有時還會有當地有關部門的人作陪，對此，當地有關部門基本上有所記載，負責聯系或作陪的人也應有記憶。相信上海黨史研究室1993年編纂《毛澤東在上海》時不會不就近廣泛查詢。事實上，該書的“后記”便已申明，編纂過程中，他們的征集工作“深入到工廠、企業、機關、學校，以至個人”，在考訂毛澤東來滬次數及活動情況的過程中，中央警衛局有關領導和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同志，也“提供了許多重要線索和資料依據”。但書中卻無記述周谷城、羅稷南1957年同時到毛澤東處座談的文字。
    此外，周谷城生前回憶同毛澤東的交往的文章，最長最集中的一篇，是1978年12月20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回憶毛主席的教導》，后來幾乎所有談毛澤東與周谷城相交往的文字，都脫胎于此。《毛澤東在上海》一書也收入了孫琴安撰寫的《毛澤東與周谷城》一文。兩篇文章敘述新中國成立后周谷城在上海同毛澤東見面的事情，除了1961年5月1日、3日和1965年6月20日這三次有確切時間外，還有三次。周谷城的回憶是：“記得有一次主席到了上海，陳毅同志在上海錦江飯店設便宴招待主席，把我同陳望道先生召去作陪。”“記得有一次主席到了上海，曾由陳毅同志代為召集座談會。會場在展覽館電影樓下西廳里，到會的教授、學者、專家等約三十余人。”“有一次他在葉劍英、劉伯承、賀龍幾位元帥，和徐特立、林伯渠幾位老人陪同下到了上海，正在展覽館電影院樓下西廳，準備吃晚飯之前，把我召去。”對照《毛澤東在上海》所附《大事記》和《陳毅年譜》，1957年間，沒有陳毅到上海陪同毛澤東見什么人的記載，只有1956年曾三次在上海陪同毛澤東會見文化教育界和民主人士。至于葉劍英等元帥陪同毛澤東見周谷城，在另一篇文章中，周說明是1958年。既然周谷城1957年是否見過毛澤東都成了問題，這就不能不讓人覺得，哪怕羅稷南不是以“同鄉”身份，也很難說參加過毛澤東1957年在上海同周谷城等人的座談。至于羅稷南在參加1957年7月7日晚上的座談會上，是否可能向毛澤東提出“魯迅如果活著會怎樣的”話題，從前面的分析中，答案應該是清楚的。
              毛澤東1957年是如何談論“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話題的
    1957年，毛澤東確實談論過“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話題，但談話的時間、地點、場合、人物，特別是內容，都與《我與魯迅七十年》所述迥然相異。
    1957年3月上旬，具體說是6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了一個規模浩大的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提議召開這個會議，目的是為了解決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以后思想理論和宣傳文化領域出現的各種情況。參加會議的除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外，主要是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宣傳文教部長和各界知識分子的代表，共有八百多人。值得一說的是，本來是黨內會議，毛澤東特意提議邀請了不少黨外文化人士參加。會議先是印發了陳其通等人1月間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那篇闖了點禍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被毛澤東視為以“衛道士”的面目來阻礙“雙百方針”的貫徹實施），又聽了毛澤東2月27日的那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錄音，同時，中宣部還以中宣部辦公室名義印發了一份題為《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匯集》的會議材料，其中編入了33個人們特別關心并用于討論的問題。這樣做，無疑是要宣示此次會議的目的是“放”而不是“收”。
    在隨后分成宣傳、教育、文藝、新聞出版、高教、科學幾個組座談討論中，其氣氛之熱烈可想而知。如參加文藝組討論的茅盾就發言說：陳其通四人的文章把文學界出現的問題估計的太嚴重，有些驚慌失措，給讀者一個印象，“雙百”方針好處少壞處多。是一篇教條主義文章。而陳沂的《文藝雜談》頗有不革命就等于反革命的味道。而巴金則反映：“雙百”方針在下面阻力大，不少人不贊成。現在要“鳴”出來不容易。講公式化最容易，要“鳴”就要講自己的話，很多人不習慣甚至害怕“鳴”，作家要有獨立思考，有膽量。
    毛澤東自然也利用這個機會聽取各界人士的意見。從6日至10日，他分別邀請了宣傳、教育、文藝、科學和新聞出版五個組的部分代表進行座談，差不多每天座談一次，直接傾聽他們的反映，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
    正是在3月10日召集的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談會上，毛澤東直率地談起了“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話題。
    據這次座談會的文字記錄稿，參加座談的人中，有人提到現在的報紙上的東西太硬，還有人反映了最近上海討論辦報問題時提到的一些意見，例如說，“思想性多了，報紙就不活潑”，應該“軟些，軟些，再軟些”。毛澤東直接引用魯迅的寫作來進行了回答：
    你們贊不贊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里。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
    這段話，早在1983年，就完整收入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新華社聯合編選、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不過，在這篇座談記錄稿上，并沒有記載“魯迅活著會怎樣”這樣的話題。
    事實上，在3月8日毛澤東召集文藝界代表座談時，便已經談到了魯迅，同樣也是回答人們的提問。當時，參加這個座談的巴金對毛澤東說：“我們大家這次討論‘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比方說，描寫官僚主義，大家都覺得難辦，寫誰誰都不高興。還有雜文，上海有人說要全面，有人說雜文就不能全面，魯迅的雜文，只講一件事。”毛澤東回答說：“恐怕要來大民主才行，黨內提過批評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還沒有展開。現在黨內還沒有統一思想，哪種是官僚主義？如何批評？還不一致。要整風，那時就好批評了。現在剛剛批評一些，馬寒冰、陳其通就發表聲明，無非是來阻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接著，毛澤東又談起了魯迅：
    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是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時候講一講，這33個題目（指此前中宣部印發的《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匯集》的會議材料，其中編入了33個人們關心的問題——引者注），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很明顯，這段話也是在回答“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假設，不過是以毛澤東自己提問的方式說出來的。
    由此我們可以確認：“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懸念式的設問，最晚是1957年3月上旬就出現了，而且與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后思想文化界的活躍氣氛有關，與毛澤東在1957年1、2、3月間大力推動“雙百方針”的貫徹實施，反復宣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有關，但與稍后的反右確實沒有關系。
    關鍵是，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內容同《我與魯迅七十年》所述也是迥然相異。且不說作為政治領袖的毛澤東，說出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不合常理；且不說以毛澤東對魯迅精神一以貫之的理解和推崇（1937年就說魯迅是“圣人”，到1973年還重申魯迅是“圣人”，而自己只是“圣人”的學生），說出這樣的話來不合常理；就以毛澤東談論這個話題的背景和目的來說，他也不可能萌生出魯迅被關進牢里或識大體不做聲的設想。當時，他一心破除貫徹“雙百方針”的障礙，給那些擔心寫批評文章讓人抓著辮子挨整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打氣鼓勁，用毛澤東自己的話，是“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如果搬出來的是一個在牢里寫作的魯迅，有多少人還愿意向魯迅學習呢？如果搬出來的是一個“識大體不做聲”的魯迅，又有什么必要呢？顯然，這兩種假設當時都會同毛澤東談論魯迅的初衷南轅北轍。
    當然，毛澤東也設想了，“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魯迅）也會不寫的”，僅此而已。談到這個設想的用意，顯然是指稱那些被毛澤東視為“左”傾教條主義的人弄出來的氣氛，諸如他當時反復提到的陳其通、馬寒冰等人的文章，以及文藝界對王蒙小說的批評，特別是各級干部中比較普遍的對貫徹“雙百”方針的觀望猶豫等等。毛澤東提議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澄清這種氣氛。所以，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召集的四省一市省市委書記思想工作座談會上，毛澤東還回憶起3月8日在北京同文藝界代表座談時巴金和他的對話。他說：“巴金對我說雜文難寫，我說有兩條，一條是共產黨整風，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評的環境了；還有一條是，徹底的唯物論者是不怕什么的。” 正是基于對“徹底的唯物論者”的戰斗精神的期望和呼喚，毛澤東才搬出了魯迅，并堅信在新中國成立后“大概是文聯主席”的魯迅，“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因為“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毛澤東對自己這個判斷的自信，并具有那樣濃厚的感情色彩，是不難體會得到的。
    最后還是回到《我與魯迅七十年》有關這個話題的敘述，因為作者周海嬰在書中說，他2001年7月拜訪文化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時，這位前輩告訴他，“也聽說過這件事”。所謂“這件事”，自然是指毛澤東回答“魯迅活著會怎樣”時說“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的事。
    于是，筆者萌生出這樣一個猜想：也許毛澤東1957年3月在北京同文藝界、新聞界的代表們談論“魯迅活著會怎樣”的話后，在場的上海文藝界、新聞界人士回去后有所流傳，羅稷南等自然先后輾轉耳聞。恰巧毛澤東的回答中也有“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這樣的話，遂逐漸演變為《我與魯迅七十年》所述的內容。隨著1957年夏天的形勢變化，進而把毛澤東談論此事置換到了1957年“正值反右”的場合。
    至于反右以后，人們會以什么樣的心情來回答和理解“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懸念式的設問，則是另外的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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