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及其失落
欒保俊
毛澤東時代,是波瀾壯闊的時代,是天翻地覆的時代,也是奇跡迭現和英雄輩出的時代。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是一個永遠值得歌頌和懷念的時代。這個時代所以值得歌頌和懷念,是因為有一種精神鼓舞著人們勇往直前,創造奇跡。這種精神就是以毛澤東的名字為印記的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
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的內涵和特征
在長時期的革命斗爭中,由于毛澤東的帶領和教育,以身作則的影響,在廣大的干部(指揮員)、群眾(戰士)中培養起來一種全新的革命精神,一掃舊軍隊和舊官僚的庸俗、虛偽、腐敗和萎靡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的主要內涵(或說意識形態的主流)是什么?鄧小平同志曾經有過概括,他說:“毛澤東同志說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在長期革命戰爭中,我們在正確的政治方向指導下,從分析實際情況出發,發揚革命和拼命精神,嚴守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大公無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壓倒一切敵人、壓倒一切困難的精神,堅持革命樂觀主義、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搞社會主義建設,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大大發揚這些精神。
如果一個共產黨員沒有這些精神,就決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這是鄧小平同志1980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同一個講話里小平同志說:“要教育黨員發揚大公無私、服從大局、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的精神,堅持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道德。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指共產主義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的同志式關系,等等。”美國著名的作家斯諾在其所著的《西行漫記》中說:“勝利和喜悅、艱難困苦,英勇犧牲、忠心耿耿,這些千千萬萬的青年人的久經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不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
這些描述,概略地告訴了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的基本內容。如果一定要歸納出幾條也不難:第一,以不怕犧牲、不畏艱難困苦為共產主義(當前為社會主義)奮斗終生為榮,而以復辟資本主義為恥;第二,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為榮,而以自私自利,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為恥;第三,以嶄新的工作姿態和勞動熱情創造性地勞動,以及遵守勞動紀律,工作中精益求精為榮,而以不負責任消極怠工為恥;第四,以誠懇老實對待組織和同志,并勇于批評和自我批評為榮,而以虛偽、對同志漠不關心和爾虞我詐為恥;第五,以實事求是、改革創新、開拓前進為榮,而以保守落后不求進取為恥;第六,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清正廉潔,辦事公道為榮,而以貪污腐化,營私舞弊為恥。毛澤東說“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我看指的就是上述的這些精神。這些革命精神深深地影響著幾代人。在人民共和國中,形成了一代新風。這種革命精神的一個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階級性和先進性。
說階級性,是說這種精神是現代從事工業大生產的工人階級的思想的集中反映。這種精神,只有在那些一無所有,并從事著組織性、紀律性極強的生產勞動的工人階級中才能產生;并且只有在工人階級取得了政權以后,才能廣泛合法地作為主導思想來傳播。所以馬克思、恩格斯說:“一定時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階級的存在為前提的”,“任何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失去了這個革命階級,這個革命思想也就失去了物質基礎和保證。20世紀末,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演變,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所謂的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蛻化變質,原來統治集團的成員,以權謀私,變成了資產階級。沒有了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基礎,沒有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無產階級的思想也就失去了統治地位,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也就必然演變為資本主義國家。這個教訓是慘痛的!所以,要保住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必須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住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如果工人階級失去了主人翁地位,口頭上就是說得天花亂墜,也是騙人的,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也是保不住的。
說先進性,是說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較之中國過去歷朝歷代的任何精神都進步,都先進。時代精神是隨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每一個時期,每一個朝代,都有各自的特點。春秋戰國以后,隨孔子的思想的傳播和深入人心,很長時期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起了巨大的、甚至是不可代替的作用。它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說教,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但是,孔教畢竟是在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局限性是有目共睹的。而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則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在馬克思主義原理指導下,在共產黨成立以后發端,在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形成和發展,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發揚光大。它的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所謂“全心全意”就是要求共產黨人和革命戰士,毫無自私自利之心,每時每刻,事事處處,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是過去的任何思想都無法比擬的,是史無前例的。
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是怎樣形成的?
曾經寫過《誰是最可愛的人》的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忠誠作家魏巍同志,在其《話說毛澤東》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毛澤東的重大功績之一,是他留給我們一個好黨,一支好軍隊,和好的作風。這是極其寶貴的遺產。”這段話道出了毛澤東革命精神形成和發展的根本原因。這里的關鍵是有了毛澤東。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不是英雄史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但是,我們也從來不否定領袖在歷史上的作用。有一個好的領袖,一個好的領導集體,就可以從沒有軍隊變成有軍隊,從沒有根據地到有根據地,從沒有政權到有政權。反之,沒有好的領袖,沒有好的領導集體,有了軍隊可以丟掉軍隊,有了根據地可以丟掉根據地,有了政權也可以丟掉政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以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所以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勝利走向勝利,直到打敗比我們強大許多倍的國民黨軍隊,推翻蔣家王朝,奪取了政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等,都是因為有了毛澤東和他領導下的集體。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同樣是因為有了毛澤東,有了這個集體,有了在他們領導下幾十年的革命斗爭實踐,毛澤東在斗爭實踐中身傳言教形成的。墨西哥前總統埃朱略•希爾說:“毛澤東通過他一生的偉大教導,不僅給中國人民而且給世界留下十分重要的遺產。”加拿大記者馬克•蓋恩說:“毛澤東統一了中國,給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觀,提高了工農的地位,并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廉潔的政府。”這是國際有識人士對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最好概括和準確的評價。
毛澤東深諳歷史,他從長期的歷史演變、朝代興替中,深知“治國就是治吏”這一歷史經驗的重要。毛澤東從主政以來,始終把培養干部的革命精神,把干部教育放在首要的位置上。他的著名論斷是:“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他說:“我們領導人民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步調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么,敵人就不會被我們打倒。”又說:“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向我們學。”(《整頓黨的作風》)從20世紀30年代起,毛澤東就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培養大批革命干部上,到延安以后,他親自領導開辦了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陜北公學等多所院校,發表了大量的理論著作,并親自講課,用馬列主義武裝干部頭腦。20世紀5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毛澤東與其進行了長達10年的論戰。在這場大論戰中,毛澤東根據共產主義運動的新情況,又提出培養千百萬革命接班人的問題。他說:“為了保證我們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同時提出了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條件,提出了這些接班人必須是在群眾中產生,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毛澤東抓住了培養干部這個“牛鼻子”,就有了培養干部革命精神的抓手。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毛澤東通過抓干部帶出了一支好軍隊——中國工農紅軍、后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是一支紀律嚴明,無堅不摧,愛民如父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軍隊。這支軍隊,是一面旗幟,也是一個大熔爐,培養與鍛煉了大批克己奉公不怕流血犧牲的骨干,為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也為中國人民樹立全新的革命精神創造了條件,帶了頭。
毛澤東培養干部,強調思想改造和理論水平的提高,兩者相輔相成。馬克思主義者始終認為:人類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主觀世界;而且必須改造主觀世界,即改造舊的世界觀,確立新的、即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其所以必須,是因為幾千年的私有制制度,在人們的頭腦里扎下了根深蒂固的私有觀念,這個觀念長時期地支配著大多數人的行動,一切從個人出發,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等等,就是這種思想的真實寫照。中國共產黨自成立那天起,就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共產主義是以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的,它要求與公有制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如果口說為共產主義而奮斗,思想卻停留在私字上,那就不啻于南其轅而北其轍。所以,毛澤東始終把思想改造放在首位,而且人人都要進行思想改造。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的事業發展了,工作面廣了,人員復雜了,他對思想改造就抓得更緊。他《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說:“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我說所有的人,我們這些人也在內。情況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即使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已經了解得比較多的人,無產階級立場比較堅定的人也還是要再學習,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問題。”
毛澤東領導的思想改造運動,始終是以不斷地克服私字為核心。白求恩、張思德是他為廣大干部、黨員樹立的學習榜樣。白求恩是加拿大醫生,1937年,率領一個醫療隊到中國解放區,他的犧牲精神、工作熱忱、責任心,均稱模范。張思德,是中共中央警衛團的戰士,1932年參加革命,經過長征,負過傷,是忠實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1944年9月5日,在陜北安塞縣燒炭時,炭窯崩塌而犧牲。毛澤東為了紀念他們寫了《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等文章,號召向他們學習,加上后來的《愚公移山》,合成為著名的“老三篇”,幾十年來成為思想改造的經典,百用百靈。人們對其中警句,耳熟能詳,張口能背,孰記于心:“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學什么?“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學了能怎么樣?“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毛澤東精辟地論述了死人的問題:“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這些精辟而又語重心長的論述,長期震撼著人們的心靈,感染著人們的情緒,引導著人們的思想,規范著人們的行動,自覺地以此為標準,以白求恩、張思德為榜樣,對照檢查自己的行為,克服私心雜念,向著有覺悟的革命戰士的道路不斷前進。
解決現實思想問題,是提高思想覺悟的一個方面。但是,光有這個方面是不夠的。毛澤東說:“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實踐論》)所以毛澤東在抓緊一般的思想改造工作的同時,非常重視用革命的理論來武裝干部、黨員的頭腦。在戰爭年代,很難得到理論書籍,每得一本,自己先如饑似渴地閱讀,然后轉給其他領導同志看。20世紀 30年代,鑒于教條主義的危害,他在戎馬倥傯中寫出了《實踐論》、《矛盾論》和其他一系列的理論文章,對全黨全軍的理論建設起了難以估量的作用。為了廣泛提高黨員、干部的理論水平,40年代以來在全黨開展了多次整風運動,這是思想改造運動,更是理論學習運動,是學習馬列主義的運動。建國以后,為了適應新的形勢,他號召全黨全軍縣團以上干部,要學習包括《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反杜林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在內的12本書,并規定各地區各軍區要普遍創辦理訓班,輪訓干部。在這種訓練班里,重點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學習社會發展史,學習“猴子變人”這些基礎知識。因為有了這些基礎知識,許多干部雖然讀書不多,但是因為了解了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與他們的切身經歷相印證,思想豁然開朗,深信革命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世界觀、人生觀發生了質的變化。50年代后期,由于經濟建設出現了曲折,為了糾正錯誤,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他于1958年11月9日向全黨發出了《關于讀書的建議》,建議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并帶頭學習。這些措施,對全黨全軍干部的理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理論水平提高了,不僅堅定了信仰,進一步明確了目標,也提高了覺悟,提高了思想道德修養,有效地克服了私有觀念,為始終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這是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的重要方面。
組織保證,是毛澤東革命精神建設的突出特點。從戰爭年代起,毛澤東就嚴格規定黨員要定期過組織生活。這種組織生活每星期或半月一次(特殊情況可以提前或推后),所有黨員,不論身居何職都必須參加,向小組同志匯報工作,匯報思想,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組織生活,是非常嚴格和認真的,同志之間是友愛的,也是嚴肅的。這是一種群眾性的自我教育,也是一種群眾監督,是一種廣泛的民主,它保證了廣大干部、黨員在行動中嚴格執行黨的決議,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因為有了這樣的組織生活,黨員、干部始終保持著奮發向上的姿態,成為推動和發展先進革命精神的酵母和動力。
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還有著毛澤東本人的特點。毛澤東出生在農村,當過農民;但他同時也是革命的知識分子。農村出生和當過農民,使他深知農民的疾苦,他面視了統治階級的殘暴,勞動人民的悲慘處境,他痛恨壓迫剝削,同情小人物,也深知勞動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所以他始終站在廣大勞動人民一邊,立志要拯救人民于水火;他是革命知識分子,眼界開闊,了解古今中外社會發展的規律,朝代興替的經驗教訓,這又使他深知革命隊伍需要什么樣的精神狀態。他力主思想解放,沖破陳規陋矩的束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毛澤東最最突出的特點,他從不唯上不唯書,從不循規蹈矩。他深知要解放勞動人民,首先要解放他們的思想。他欣賞的名言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藐視所謂的“權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他不怕鬼不信神,反對崇洋媚外,藐視強權,對貌似強大的美帝國主義,他視之為“紙老虎”,敢摸老虎屁股,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中朝、中越人民聯手兩次打敗美帝國主義,大長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氣;他勇于斗爭,敢于勝利,不怕流血犧牲,愈挫愈奮,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他先后犧牲了六位親人,他自己也是多次死里逃生;他反復強調“五不怕”精神: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他對很多事情都是辯證地對待,對生與死,福與禍,大與小,強與弱,土與洋,天上與地下,等等,無不有極為精辟的論述和看法。所以毛澤東的思想開闊,站得高,看得遠,高屋建瓴,決非那些鼠目寸光的人可以理解,可以企及的。這些年來,有人老是把思想解放掛在嘴上,其實,他們的所謂“思想解放”是一個誤區,他們連新與舊都沒有弄清楚,他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早已批判過的一些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破爛拿過來當“新”東西,愚弄群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實在是可悲!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內思想解放的先驅,是馬克思主義基礎上思想解放的模范,是沖破舊牢籠的勇士,這是真正的思想解放,因此才使他那個時代的革命精神大放異輝,史無前例,光彩照人。
由于毛澤東長期的言傳身教,在革命實踐中培養了一大批大公無私,克己奉公,無私無畏,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為了革命利益不惜犧牲個人利益以至生命的好黨員好干部,各個時期的代表人物如張思德、王克勤、董存瑞、黃繼光、邱少云、焦裕祿、王進喜、雷鋒、歐陽海、時傳祥、麥賢德,等等;還有大批英雄群體,如飛奪滬定橋的十八勇土,狼牙山五壯士,八女投江,等等。這些感天動地、可歌可泣的事跡,在革命隊伍中的廣泛宣傳,反過來又教育和帶動了更多的人覺悟起來,感奮起來,掀起了長久的向英雄模范學習的運動,這種“滾雪球”式的教育運動,使廣大黨員、干部的精神面貌日新月異,新人新事層出不窮,革命事業,不管是戰爭年代,還是經濟建設時期,似萬馬奔騰向前發展,蒸蒸日上,任何困難險阻擋不了前進的腳步。打仗的時候,黨員、干部沖鋒在前,退卻在后,最危險的地方,最困難的任務總是共產黨員和干部帶頭去完成。建國以后,為了經濟建設,廣大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發揚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舍生忘死,一心撲在工作上,出現了像王進喜、焦裕祿這樣一大批英雄模范。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三年困難時期,為了克服困難,人們節衣縮食,埋頭苦干,克己奉公,艱苦奮斗,領到的幾尺布票,幾兩油票,不舍得用,不舍得吃,上繳公家,與國家共渡難關。這是何等高尚的品格和精神狀態!過去,中國人是被外國人看不起的,侮稱中國人是“東亞病夫”,是“一盤散沙”,公園里可以掛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可是,在毛澤東領導下,他言傳身教,短短的幾十年,人們精神振奮,一往無前,勢如破竹,一掃舊中國人們精神萎靡、崇洋媚外的精神狀態和賈桂作風,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這是多么偉大的變化!這是近百年來所沒有的。這種精神狀態,這種作風一直保持到20世紀 60年代初期,受到了國內外黨內外一致好評。所以鄧小平同志在1979年11月26日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時說:“你們如果(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初來,可以看到中國社會風尚是非常好的。在艱難的時候,人們都很守紀律,照顧大局,把個人利益放在集體利益當中,放在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當中,自覺地同國家一道來度過困難。1959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是這樣度過的。”在那個時候,雖然我們的物質生活十分菲薄,但是,社會安定,人心舒暢,團結友愛,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民的覺悟和組織程度,是中國有史以來所罕見,人民信心十足,哪里一有風吹草動就自驚自炸的時候,那才是真正的最好的時期!
但是,同一個鄧小平,卻對近些年來人們的精神狀態有不少非議,他說:“現在有些共產黨員不同了,他們入黨是為了享受在先,吃苦在后。”(1980年1月 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的講話》)又說:“現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為了出國,為了搞錢,違法亂紀,走私受賄,投機倒把,不惜喪失人格,喪失國格,喪失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可怕的。”(1980年8月 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其實,小平同志說這些話的時候,還只是問題的開始,是萌芽狀態。后來的情況表明遠遠超出了他老人家的想象。
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失落的導因
如上所述,我們國家在新中國建立以后,曾經是人民精神狀態極好的國家,為什么后來卻出現了鄧小平同志指出的令人痛心的現象呢?這是一個很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
任何重大的歷史現象的出現,都有其諸多因索和復雜的關系。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的失落也是如此。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思想家、戰略家。他對勞動人民的忠誠天人共鑒。在他領導下的幾十年.中國獨立了,真正統一了,人民擺脫了殘酷的階級壓迫和剝削,生活有了保障和一定的改善。在這些方面,他很好地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他是偉大的。但是,也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待毛澤東,他是人,不是神。他也受歷史和他本人的經歷、學識和所處的歷史條件的局限,在他領導的時期,有些事情沒有辦好和辦得不太好,有的事情則辦的有錯誤。比如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他領導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規律還沒有掌握,也由于操之過急,所以也有失誤。成功地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建立集體農業,在工業方面建立了比較齊全的工業部門,等等,所有這些,在較短時期使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使國力有了較大的提高,打下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雄厚基礎,這是他成功的方面。然而,由于在成功以后不夠謹慎了,出現了脫離實際,操之過急的毛病,作出了一些錯誤的決策,例如搞“大躍進”,破壞了經濟規律,使經濟建設發展較慢,人民的生活用品供應不足,這又是他的不足。在政治方面,由于在多次政治運動中傷人太多,不僅挫傷了一些人的積極性,也使有些人對共產黨產生了懷疑,有些離心離德。這是他失誤的方面。
毛澤東是個有突出性格的人,他剛直不阿,豁達大度,不拘一格,求知求新,敢于負責,敢于碰硬,做一切事情都是大手筆。這種性格出現在一個領袖人物的身上,它的影響就是全面的。他的正確決策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如果是決策錯誤,也會造成巨大損失和傷害,所以毛澤東的功績和失誤都是突出而明顯的。由于這個原因,在新時期以來,在所謂的“思想解放”時期,就出現了一個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的問題。革命者,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評價毛澤東,既肯定他的偉大功績,也指出他的失誤;指出他的失誤,是為了使黨的事業更好地發展。而反馬克思主義者,則另有企圖,他們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或瞞天過海欺騙群眾,或造謠生事,制造混亂……,新時期以來,在評價毛澤東這個問題上,實際上是一場極其尖銳的階級斗爭!
粉碎“四人幫”以后,華國鋒擔任了黨的總書記。有人說華國鋒不老實,我看華國鋒是個老實人。毛澤東看人是有眼力的。如果連一個人老實不老實都看不出來,恐怕也就不成其為毛澤東,也就不會寫下“你辦事我放心”的“手諭”;華國鋒也不會輕而易舉地被人趕下臺。但是,以華國鋒的理論、知識和應變、調控全局的能力來看,讓他來擔任一個千萬黨員的大黨的總書記。十億人口大國的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是有困難的。當時中國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少人還健在,可謂強人如林,如何能容忍華國鋒這樣一個人?華國鋒是真誠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但是生不逢時,最后以辭職告終。華國鋒的失敗,給那些反毛派增添了口實,增長了氣焰,對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的失落,雪上加霜。
1978年5月,開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這是一場被稱之為“思想解放”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馬克思主義者,是想通過討論,糾正毛澤東“左”的錯誤,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使我們的事情辦得更好一些。然而,運動發展的歷程證明,這場運動被人利用了。有人利用這場討論來貶低、否定毛澤東,否定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甚至否定馬克思主義。他們出書,發表文章,演講,開各種各樣的大會小會抨擊毛澤東。這些人當中,有的是因為在過去的歷次運動中,或受過批判,或受過處分,因而心懷不滿,借機發泄;有的因為過去有分歧,為了表示他的一貫正確,而歪曲事實;有的則是混入革命隊伍中的階級異己分子,他們從來就與毛澤東格格不入,借題發揮;當然不乏敵對階級的攻擊。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極少數過去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其中有所謂的“秘書”和“私人醫生”,也加入了這個“反毛大合唱”。這些人反毛,有階級根源,也有歷史根源。假若考察一下,他們的“反水”,不少人有他的階級劣根性,他們根本不是革命者,更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堅定的革命信念,沒有對受壓迫、受剝削的勞動人民的同情心,卻潛伏著剝削階級意識,一遇適當條件就會舊病復發。他們的腦子里,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王國,是混進革命隊伍中的投機分子。他們以“了解毛澤東”為幌子,歪曲事實,造謠誹謗,低級下流,無所不用其極。由于他們有接近毛澤東這一身份,迷惑性特別大,造成了極壞的影響,特別是一些年輕人,他們不了解毛澤東的偉大功績,不了解毛澤東的高尚情操,在這種瘋狂的攻擊面前信以為真,產生了所謂的“從眾”現象,不加深究,人云亦云,使毛澤東的形象受到極大的歪曲。這是一種令人十分痛心的現象!可以想象,當年毛澤東健在的時候,這些人恐怕也如一般人一樣,對毛澤東畢恭畢敬,言聽計從;可是毛澤東怎么也想不到的是,當年這些接近他的人,有的還是善于諂媚的人,在他身后,居然成了“思想解放”的“英雄”,百般地攻擊他,出盡了風頭。而他們的攻擊,竟是那樣的荒唐,那樣卑鄙,有的干脆憑空捏造。這種人是連一點良知和人性都沒有的,是一種百分之百的叛徒行徑,就如當年的猶大,為了30個銀幣而出賣耶穌一樣。由于有這么一群人組成的“反毛大合唱”,而且持續了很長時間,擴散得特別快而廣泛,搞得全國烏煙瘴氣。
一個在執政黨擔任領導人數十年的人,在去世后有人敢于猖狂地攻擊他,沒有高層領導的支持和慫恿是辦不到的。人所共知,新時期以來,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本文上述的那些人,是這種思潮的骨干和推動者。這些人,大都有知識,有文化,有的還喝過“洋墨水”。這些人在革命的大潮中被“裹挾”而下,不能說他們沒有做一點好事。但是,這些人的投機性很大。在順利的條件下,他們可以是“同路人”,做一些事情;一旦有風吹草動,就會“反水”。所以毛澤東在世時對這些人是十分警惕的。然而,新時期以來,這些人突然一夜之間身價百倍,到處寫文章,發表講話,大受“歡迎”。根本原因是有的領導人的無原則的慫恿。
有些人似乎有一種慣性,或說“規律”——非“左”即右。他們認為過去對待知識分子“左”了,必須“撥亂反正”。應該說,客觀地看待知識分子,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特別是在進行現代化建設時期,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毛澤東早就說過,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有人一說“尊重”就一味地吹捧奉承,偏袒放縱,無原則地抬高,根本不做思想工作,更談不上紀律約束。在那一段時間里,知識分子的任何錯誤都不能批評,稍一批評就有人出來袒護,連猖狂一時的王若望也批評不得,一有批評,就群起而攻之。有的領導人,也出來為他講話。在那一段時間里,有好幾件涉及這些人的是非問題,都因為高層領導的干預,而以他們的勝利而告終。
那個時候,刮起了一股“三寬風”,對知識分子只能寬松、寬容、寬厚,不能有任何批評,連思想改造也不能提。1981年,臧克家同志,鑒于知識界有些思想混亂寫信給胡耀邦,建議還是要提思想改造,11月8日,胡耀邦回信說:“中央沒有重提思想改造這個口號,更不準備專向黨外朋友和知識界同志重新恢復這個口號,這是因為:一、由于我們工作的失誤,這個口號在實踐中產生了許多弊端,多數人對這個口號很反感;二,在當前條件下重提這個口號,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歧視批評和排斥另一部分人的錯誤做法。”此言一出,在知識界出現了批判思想改造的傾向,他們認為思想改造是“左”的一套,是整人,是污辱人格。他們好像一點缺點也沒有,都是天生的“完人”,無須改造,尾巴翹到了天上。他們成了萬事通,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成了中國的最高裁判官,一切是非都得由他們來裁定,到處招搖撞騙:不懂歷史的人可以否定歷史,不懂革命的可以否定革命,不懂政治、經濟的人,可以到處大開政治、經濟“藥方”,不懂教育的人,可以對教育說長道短,否定新中國50年的教育,不懂資本主義的人,可以大談資本主義,說資本主義的美國是“天堂”,不知道德為何物的人,可以到處談道德問題,宣傳“發展中國家,在人均400—800美元之間,腐敗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把新中國的一切成就都否定完了,甚至連舊中國好的東西也否定了,意識形態領域成了一片空白,他們就乘機宣傳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好,民主好,自由好,人權好,總而言之,資本主義沒有不好的地方;他們號召人們“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可憐一些無知的人,受騙上當,接受了他們這一套宣傳,思想空前混亂,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是非顛倒,進退失據,道德淪喪,許多外國朋友和海外華僑都言之痛心!當年毛澤東說:我們多年不學馬列主義,被騙子騙了多年;現在可以說:我們多年不研究資本主義,又被騙子騙了多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空前泛濫。
這一思潮一出現,就受到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視。鄧小平同志說:“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鄧選》3卷 123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宣傳,也就是走資本主義的宣傳,一定要堅決反對。”(同上145頁)“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同上124頁)。小平同志講得這么明確,這么尖銳,可是在那段時間里我們的兩任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卻充耳不聞,陽奉陰違,最后都因為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而“栽了跟頭”。胡耀邦當政的時候,反對提“清除精神污染”,反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散布的錯誤乃至反動的言論批判不力,有的就根本沒有批判,甚至把那個自稱是“自由化的老祖宗”的王若望,封為“我們黨的近衛軍戰士”,大大地鼓勵了自由化分子。因此,在他當總書記的期間,自由化思潮迅速發展,社會始終動蕩不安,學生鬧事不斷,最后不得不承認當了右的勢力的“保護傘”而引咎辭職。所以鄧小平同志說:“去年9月召開的黨的六中全會上,有的同志主張在《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我在那個會上講了話。當時我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現在要講,而且還要講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因為如果不講,就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而是亂哄哄的。”(同上211頁)在1983年10月12日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他說:“三中全會以來,我們花了很大氣力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運動和思想斗爭中的‘左’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類‘左’的錯誤決不允許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總結歷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斗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在對錯誤傾向、壞人壞事作思想斗爭和組織處理的問題上,這些年來黨內確實滋長了過分容忍、優柔寡斷。畏難手軟、息事寧人的情緒,這就放松了黨的紀律,甚至保護了一些壞人。”1986年12月 30日,他又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這些話主要是針對胡耀邦講的。
胡耀邦下臺以后,趙紫陽接任了總書記。按說殷鑒不遠,應該接受教訓。誰知他走得更遠。他不僅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還大量重用自由化分子,不少人擔任了國家重要部門的領導職務,把持了宣傳輿論陣地,報刊、廣播以及文摘刊物,大量散布自由化觀點。這就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更大范圍和更快速度擴散開來,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反毛澤東思想、反馬列主義的呼聲甚囂塵上,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曾經是社會主流思想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陣地幾乎完全喪失,自由化思潮成了主流思潮,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受到了極大的沖擊,人們沒有理想,沒有信念,沒有凝聚力,不可避免地出現社會危機,終于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爆發了政治風波,險些斷送了人民共和國!趙紫陽也因為“支持動亂分裂黨”而不得不下臺。
“潘多拉盒子”打開以后
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是社會主義條件下最危險的思潮。產生這種思潮的社會基礎,是那些向往資本主義的人;這種思潮的主旨和核心,是宣揚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宣揚社會主義的“不合理性”和搞早了搞糟了,必須“補資本主義的課”。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1989年6月 9日《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對此,當時的中宣部長王忍之同志在1989年政治風波以后,有一個很好的總結:“從1979年春的理論務虛會,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這整整十年中,自由化思潮時起時伏,但總的趨勢是愈演愈烈,從提出一個又一個錯誤的和反動的觀點,到意識形態的許多領域里,都形成一套相當完整的體系;從以理論學術形態的面目出現,到直接地公開地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鼓吹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鼓吹全盤西化;從對現實的否定,到否定人民共和國40年的歷史,到否定我們黨近70年的歷史,一直到否定中國5000年的文明史,否定整個中華民族。他們否定歷史還是為了否定現實即否定我們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表明,那些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文明崇拜得五體投地的搞自由化的人,終于走到了宣揚民族虛無主義、賣國主義。”(《在黨建理論研究班的講話》)這不僅是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的大倒退,也是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大倒退!
這個閘門一打開,就如打開了“潘多拉盒子”一樣,一切錯誤和反動言論都跑了出來。
在理論方面,有些人不是認真學習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原則,宣傳這些基本原理原則,不是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在理論上給以正確的回答,而是雞蛋里挑骨頭,去找馬克思、恩格斯哪些話不對了,哪些話過時了。或者找一些馬、恩在不同場合說的話來以甲否定乙,制造混亂。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一概否定:“勞動價值論,有嚴重缺陷;商品價值的實體不是社會必要勞動的凝結,而是商品功能對于人類生產生活需求所產生的作用”;“資本不是生產剩余價值。資本無罪,資本生產無罪”;“剩余價值不是無償占有工人剩余勞動的產物”;“雇傭勞動并不必然等于剝削而是資本協作的形式之一”;“剝削的根源并不是生產資料的占有”;“原始共產主義是一種沒有科學依據的猜想”(參看《中國改革報》1999年7月 22日與27日發表的《大系統價值學說——政治經濟學的改革》《序》),等等,等等。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就沒有什么東西了,成了空架子。
有的人打著“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的幌子,把一些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說成是“發展”,是“創新”,令人啼笑皆非。對毛澤東的著作,對毛澤東的理論,簡直就是任意宰割,任意污蔑,胡編亂造,強加于人。對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的理論,有人惱火透了,認為這是一切錯誤和災難的根子。有人對革命可以用深惡痛絕來形容,竟然在《草原部落•黑馬文叢》上發表題為《犧牲人民的“革命邏輯”》的文章,說:“多少年來,我們對于革命的想象,一直那么高貴,那么輝煌。……從而對革命抱著格外的崇仰。直到我們發現,我們生活深處的許多痛苦和恥辱,跟那些所謂革命理論和實踐有著割不斷的聯系的時候,我們才想到,應該去追索一下革命究竟是什么東西,革命理論究竟是什么東西。……革命不但在實踐的層面上比那些借革命以顯赫天下的幸存者的回憶錄所描述的血腥一千倍,縱使是在理論上,也比今天流行的教科書的闡釋復雜一千倍。” 還有人在一篇《說“食人”》的文章中說:“中國更多的是習慣性食人……是在倫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義的旗幟下食人”,“正是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在20世紀的中國又出現了很多很多令人發指的‘食人’‘殺人’現象。為革命而死,而犧牲,這恐怕是我們一直在倡導的一個‘新倫理’。我們青年時候讀老三篇。有一篇就講‘人固有一死’并且引用司馬遷的話,說人的死可以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革命而死就是重于泰山。還有一句教導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是我們年輕都記得很熟的。而我們今天正應該對這一些似乎不容置疑的前提性的倫理原則提出反省。”“問題在于把這種死亡、犧牲加以絕對化以后,‘死’成了目的,……這就變成了荒謬。”這里面的錯誤太多,需要單獨寫文章批判,這里不能展開,只說一點,講這種話的人竟是每年拿四五萬元特殊崗位津貼的“十佳教師”。這種人能教出什么樣的學生?還是這個人,他把新中國50年的教育完全否定,他說:“毛澤東要把學生的思想納入他所需要的所謂‘熄封滅資’的洗腦中去。這實際上是一種更可怕的心理專政。”“它的結果就是導致了一個民族的文化斷裂和精神窒息。”我不知道當有人評選這種人當“十佳教師”的時候,有沒有考察過這個人的業績,如果考察過,那就說明選他當“十佳教師”的人,與他有共通之處。所以有人說:“我們這樣搞,是出錢買人來挖自己的墻角”,是自掘墳墓。
不僅如此,有人發現了毛澤東沾染了“民粹主義”。有人說毛澤東提出革命要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是拉幫結派。有人說毛澤東的語言是“迷霧”、“是一種意向性語言”,沒有準頭,全憑“發話者和受話者之間的心領神會”。甚至他們發現毛澤東所以要革命,是因為他有一個“仇父情結”,因為毛澤東幼年時他父親打過他,他就仇恨在心,就要復仇,他的一切革命活動都是在這種復仇心理的支配下干的。有人批判“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說這是“不尊重客觀規律,不珍惜人民生命”;批判“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說這是“把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絕對對立起來,用他人利益來否定自我利益”。他們一方面否定革命,一方面提倡向帝國主義投降,有人公開提出“‘孫子’戰略”,說:中國要富強,需要再給帝國主義國家當300年孫子,不然沒有希望。這些胡說八道,這種駭人聽聞的編造,都堂而煌之地出現在報刊上而無人管理,也沒有官方的批判。在這段時間里,凡是反毛澤東的文章和書刊,都能任意出版,而且速度極快,數量極大,連那個自稱為毛澤東的“私人醫生”編造的“回憶錄”,也可出版并大量出售,書攤上到處可以買到。那個把美國吹成“天堂”的“老報人”的大塊文章,不僅可以在報上刊登,而且被到處轉載。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和書刊要出版卻十分困難。不僅書檢難以通過,也沒有哪個出版社愿意出版,報紙也不屑于刊登。人們不得不感嘆:現在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這是一個“用頭走路的年月”。
在文藝方面,有人反對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說“一聽到加強黨的領導就條件反射地全身發怵”。他們反對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說“寫工農兵過時啦”;尤其反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們說:“對于那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以實踐檢驗一番,我們的創作思想還得不到解放,手腳還放不開,不要把它當作神化的圣經。”他們反對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反對作家深入生活,說“到處有生活”。他們反對提“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說“把作家捧得太高,日子越難過”。他們反對歌頌革命,反對歌頌英雄,塑造英雄,而要“告別革命”、“躲避崇高”。他們反對正確反映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說“文藝是超政治的”。反對嚴肅文學,而提倡“痞子文學”。他們否定革命文學,對魯迅橫加貶低和污蔑,說“魯迅是一塊老石頭”,“是一個糊涂人,激進主義者”,“他的反動性也不證自明”,是“烏煙瘴氣的導師”,因此“要重評魯迅”。對過去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鼓舞人們前進起過巨大作用的文學作品,其中包括有口皆碑的《暴風驟雨》、《紅旗譜》、《創業》、《青春之歌》、《誰是最可愛的人》等這樣的好作品,一概被他們否定,對作者也加以非難。而對過去那些不健康的作品,其中包括一些漢奸文學,不好的作家,其中包括漢奸作家,卻倍加推崇,大加贊揚。由于他們把一切都搞顛倒了,把過去的一切革命的作品和作家都否定了,接著就提出“重寫文學史”,推翻過去的結論,以便造成既成事實,混淆是非。他們一方面反對黨的正確的文藝方針,一方面從西方的垃圾堆里搬運一些陳舊的文藝理論,來作為他們的指導思想,來指導他們的創作;什么作家寫作是自我表現,是作家靈魂的自我暴露,愛是永恒的主題,性解放是社會進步,接吻有益于健康,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這樣一來,文藝創作大大滑坡。據《中國文化報》1997年1月 17日報道:新時期以來,文學作品出版很多,每年可以出版四、五百部長篇小說,1996年出了700部,幾乎是建國以后17年的四五倍。可是據評論界的看法,是平庸之作較多,稱得上好作品的如《新戰爭與和平》、《高山下的花環》、《抉擇》等并不多,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好作品不多,壞作品卻不少,而且有一個怪現象,壞作品還能屢屢得獎,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廣為放映,貽害無窮。
有一個聲言要用小說來概括中國近百年歷史的作家,寫了一本題名《豐乳肥臀》的小說,描寫他的家鄉山東省高密縣東北鄉,在抗日和解放戰爭中共產黨的部隊和國民黨的部隊爭奪這一地區的斗爭情形。作家在描述這一斗爭時,把國民黨的部隊寫得非常仁愛,而共產黨的部隊卻非常殘暴。請看作者是怎樣描寫公安人員對待群眾的。他寫道:黝黑的鄉村夜晚,一所深宅大院盡頭的陰暗房間里,掛著幾盞汽燈,擺著皮鞭、棍棒、藤條、鐵索麻繩等,一群八路軍的公安人員和民兵,把書中的主人翁“金童”和他的母親以及兒孫們反剪著胳膊吊在梁上拷打,逼迫她們承認“長期窩藏高密東北鄉頭號反革命分子司馬庫”。她們難耐刺骨的疼痛,掙扎著,直到昏死了,才被放下來。作者為了描寫母親的“偉大”,把她放在一個特殊的環境中:她的二女兒,嫁給了國民黨還鄉團的團長司馬庫,五女兒嫁給了共產黨爆破大隊蔣政委。在斗爭中,凡是國民黨打過來的時候,母親都很好過,有魚吃,有肉吃,連“乳房”(這是小說的“象征”)也“恢復了青春”,“乳溝里灑上了法國巴黎生產的紫夜牌香水”;反之,共產黨打過來的時候,母親的日子卻很難過,要忍饑挨餓。因此,在雙方的拉鋸戰中,共產黨的部隊打走了國民黨的部隊時,二女兒和司馬庫的孩子,母親高高興興的接過來養活著;而國民黨的部隊打走了共產黨的部隊時,五女兒要把孩子給母親帶時,卻遭到了拒絕。作者這樣地“概括”歷史,這樣地“概括”“母親”,符合歷史事實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部隊,從建軍那天起就是來自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非常注意群眾紀律,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這是人所共知的,怎么會像作者所描寫的那樣對待群眾,折磨一個“母親”?中國的母親,特別是基本群眾的母親,更不要說革命的母親,對革命軍隊及其后代是倍加愛護的,在危難中保護戰士,保護革命后代是普遍的,嫌貧愛富是極個別的,怎么可以以偏蓋全?就是這樣一本書,居然可以得“大家獎”,獎金高達 10萬元。
還有一本名叫《白鹿原》的小說。小說未出版就大作廣告,說這部小說是寫渭河平原50年變遷史的“力作”,據說是好看極了,里面有“孝子為匪”、“親翁殺媳”、“情人反目”……,是“一軸中國農村斑爛多彩、觸目驚心的長軸畫卷”。可是,當我讀完了這部小說以后,有說不出的痛苦。廣告上說的這50年,是說大革命到解放戰爭后期這段時間的,新中國尚未成立,但有些地方已經建立了人民政權。這段時間,正是階級斗爭激烈的時候。在農村以地主階級、封建旅長(多是地主兼族長)、保甲長為一方,以貧下中農和雇工為另一方,展開了長期、激烈的階級斗爭。《白鹿原》在這方面沒有充分反映,卻用了大量的筆墨來美化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丑化貧雇農的代表人物。作者設計了一個地主兼族長的人物白嘉軒,此人是靠種植鴉片發家,剝削雇工,是維護農村封建統治的代表人物,他的兒子白孝文,是國民黨保安團的營長,對共產黨有刻骨仇恨。就是這樣一個人,被作者描寫成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而且在激烈的社會變革中始終平安快活,事事如意。解放后,白嘉軒活得更自在,他的兒子當了人民政府的縣長,升官發財。而另一方面,凡是共產黨的干部都沒有好下場。大革命時期我們培養起來干部或骨干,書中的主要人物,個個慘死。大革命時期農協主任、父親在白嘉軒家里當長工、自己也是長工的黑娃,在地下黨領導下,燒過軍閥的糧臺,卻在大革命失敗后當了土匪,學會了抽大煙,被人民政府槍斃。大革命時期的婦女主任田小娥,被寫成“破鞋”,隨便亂搞,最后被公公鹿三刺死。死后無人收尸,生了蛆,臭氣外泄,才被人發現。這部長達50萬字的小說,革命方面主要是三個人物,兩個慘死,另一個下落不明。這樣設計人物難道是偶然的么?不是,作者是在用“事實”證明大革命是一場“痞子運動”。
劉志丹為代表的西北紅軍,與全國各地的紅軍一樣,是英雄的部隊,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但是在《白鹿原》中卻看不出西北紅軍的英勇斗爭,看到的是一群烏合之眾。書中寫了紅36軍攻打西安的事(那時整個紅軍是戰略退卻,是否有這個行動是很可疑的)。36軍只有900人,不與地方黨聯系,就開始行動。作者說“那些村莊里確實有共產黨的地下支部秘密活動著,他們沒有得到任何指示和消息,壓根兒不知道這次軍事行動”,“甚至搞不清楚這支穿著雜七雜八衣服的軍隊是國軍、土匪還是雜牌子地方武裝”。在這次行動中,軍隊的姜政委作了“戰前動員”,他說:“同志們,再走五六十里就進城咧!老孫家的羊肉泡饃,老白家的餃子館,西安飯莊葫蘆雞盡飽咥啦”,姜政委講完話就單身走了,叛變了革命。這樣描寫紅軍,有典型意義么?
《白鹿原》與許多下流作品一樣,淋漓盡致地描寫性行為。作者編造了一個主人公白嘉軒“六娶六喪”的故事,每娶一次,就有大篇幅的性描寫,甚至寫到白嘉軒的“那個東西”有刺。這個“六喪六娶”,寫了近兩萬字,與整個歷史演變沒有任何關系,完全可以刪掉,但是作者如護珍寶,讀者提意見也不改。其他關于寫性的文字就更是骯臟。特別是婦女主任田小娥和很多人性交,每次都寫得非常具體,不堪入目。
就是這樣一本小說,居然得了中國最高文學獎——“茅盾獎”!最近還被改編為電視劇。
其他下流小說,如《廢都》、《上海寶貝》;歪曲歷史的小說如《落日》等等,都是受到吹捧而大為暢銷的書。
在歷史方面,不僅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歪曲中國的近代史、古代史。他們說:“殖民主義帶來了現代化”,帶來了“繁榮”;不打日本中國就會和日本一樣,不打老蔣大陸就會和臺灣一樣。甚至有人說由于俄國革命的“乘虛而入”“中國出現了長達幾十年之久的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悲劇”。否定這些還不足為奇,又翻老賬,把歷史上早已是“鐵案”的歷史人物拿出來折騰。他們說岳飛是“愚忠”,不是民族英雄,秦檜通金有利于南宋偏安;洪承疇也是好家伙;周作人不是漢奸,等等,不一而足。他們折騰這些干什么?翻老賬是為了翻新賬,就是想造成混亂,渾水摸魚,把共產黨歷史上受批判的錯誤路線代表人物的案翻過來,以證明毛澤東是錯誤的。更有甚者,有人干脆把中國5000年的文明史一筆勾銷。有一個名叫蘇曉康的人,搞了一部電視系列專題片《河殤》,全面否定“黃河文化”、“龍文化”,說什么“亞細亞的太陽隕落了”,“單靠這片黃土和這條黃河……已經孕育不了新的文化”,“這片土黃色的大地不能教給我們什么是真正的科學精神”,“黃河文明”是一種“失敗的文明”。他說:這個民族“表現出驚人的破壞力和殘酷性”,“一次又一次把生產力的積累無情地摧毀掉”。這是對中華民族的極大污蔑。就是這樣一部片子,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大加贊賞,不僅多加拷貝,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時間反復放演,還把拷貝當貴重禮物送給外賓。
他們一方面翻歷史的案,否定中華優秀歷史,同時又為一切壞東西“正名”,即為在歷史上,包括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受批評和鄙視的投機倒把正名,說投機倒把有利于貨物流通,發展經濟;為皮包公司正名;為“一切向錢看”正名,說“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而且說這是“新觀念”,報刊大量轉載,電臺也反復廣播,要人們接受這個新觀念。鄧小平同志氣憤地說:“有些同志認為,既然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切向錢看’就是必然的,正確的。這些錯誤觀點大都寫成文章在報刊上發表,有些一直沒有得到澄清。”“可見理論界混亂到什么程度。”更荒唐的是為“第三者”正名,說第三者插足,是把“競爭機制引進家庭,優勝劣汰,是一種社會進步”;為個人主義正名,說個人主義是人的本能,可以調動人的積極性。一時間烏煙瘴氣,令人窒息。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那種氣貫長虹的氣概,經過“精英”們的長期磨損,幾乎所剩無幾,許多人只關心眼前的蠅頭小利,蠅營狗茍,而忽視或根本不關心遠大目標。革命精神大滑坡,大失落!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以上我們回顧了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的狀況,也回顧了“精英”們提倡和吹噓的“解放”和“創新”以后人們的精神狀況,兩相對比令人痛心。這些年來,“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是一個非常時髦的詞兒,不少人都在標榜自己是“解放”和“創新”的先驅。可是,有人忘記了我們提倡的解放和創新,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解放和創新,離開了這一原則立場,就必然走到邪路上去。鄧小平同志生前反復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特別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是有針對性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現在事實已經證明,有些人的“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也不符合實際,更不符合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他們的“解放”和“創新”已經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他們的言論,受到國際資本主義的熱烈歡迎,不少是連國際資本主義想說都沒有說的話。他們的目的完全是為了搞亂意識形態,顛覆社會主義。
在這樣的情況下,道德滑坡,貪污腐敗與社會動蕩就成了不可避免。請看在他們的所謂“理論”支配下出現的形形色色的社會百態。
最突出的是“一切向錢看”。有人說:“現在有人鉆進錢眼出不來”,什么都要錢。過去我們常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個國家有沒有希望,主要是看教育。中國自古以來在教育工作方面就有優良傳統,認為是“一片凈土”。在封建社會,國家也重視教育,還有辦義校的,孔子都說“有教無類”。教師也都是為人師表,德高望重。遠的不說,在近代社會,就出現過許多德高望重的教師、教授,著名的如陶行知、朱自清、魯迅、葉圣陶、李公樸、聞一多等等,他們不僅有學問,而且道德高尚,為了“樹人”,過著清貧的生活,朱自清“不食嗟來之食”,中外聞名。可是,我們共產黨,共產黨的教師,在到了20世紀末,不甘寂寞了,居然提出了“教育產業化”,把教育變成了賺錢的事業。為了賺錢,學費貴得驚人,辦“貴族學校”,使一般勞動人民的子女上不起學。有的學校,為了賺錢亂拉“贊助”,動輒數萬元。亂收費現象普遍存在。有的學校,為了多招生,規定拉一個新生拿回扣800元。還有不少學校為了賺錢,破墻開店,把學校變成了商業區。這樣一來,教育質量下降,學生素質也下降。加上自由化思潮在學校泛濫,有些學生沒有理想,沒有信仰,人生目標就是多賺錢,找個美貌的妻子,或者找個有錢的丈夫,過“幸福生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的不安心學習,急于辦公司發財,有的學生,還沒畢業,就無心聽課,到處找工作。學生之間的性關系也十分混亂,有的女生公開貼出廣告“招一夜情人”。十二、三歲的女學生懷孕,生孩子已不是新聞。上海傳媒 2005年 7月報道:海軍 411醫院 7月份開設了一個“少女意外懷孕”的援助機構,開設不到一周,就有300多個少女求援,她們大多是中學生,有的女生同時和幾個男生發生性關系,懷孕以后竟然不知是哪個男生的。有的學校的博士導師超額帶博士生,教學質量下降,因此,盡管這些年,我們的博士、碩士多如牛毛,據《黑龍江晨報》2003年3月 6日報道:“目前我國在讀的博士生人數已經達到12萬人,僅次于美國和德國,按教育部的規劃,到2010年,中國年授予博士學位的人數將達到5萬人,躍居世界第一位。中國人民大學的顧海兵教授將這種現象稱為‘博士大躍進’。”博士“大躍進”了,可是質量不高。有識之士認為,這是對國家命運不負責任的表現,教育質量下降,可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的犯罪率卻大幅度上升。《新聞周刊》2001年8月27日報道:“近年來,發生在象牙塔內的腐敗案件呈上升趨勢,數量之多,金額之巨,情節之惡劣,涉案人員級別之高,都是過去所沒有的。”該刊說:1990年之后的十年,北京海淀區內 32所院校,一半染上了腐敗病毒,檢查院受理查辦的案件24件,26人被提起公訴。而2001年一年僅陜西省高校腐敗案件就高達36起61人,其中22人是處級干部。由于高校腐敗蔓延,2001年4月 12日,教育部召集了包括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在內的26所大學的紀委書記在陜西省開會,研討高校的反腐敗問題。教育界,歷來被認為是“凈土”,想不到在共產黨領導下,居然成了腐敗的溫床,這里的經驗教訓總結了沒有?誰來負責!
為了發展經濟,為了過好生活,人們努力賺錢是天經地義的,無可厚非。這些年來,經濟發展了,住房、交通、通信和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應都有改善,這是有目共睹的,國際人士也有好評。但是,人的精神和道德方面卻在滑坡。就拿賺錢來說,有些人賺錢叫“吃相難看”,“急吼吼”。小錢不想賺,想一锨挖一口井。人們看到,有人一夜暴富,成了百萬富翁,就垂涎欲滴,心向往之。為了滿足這種貪婪的心態,有人就搞非法的事情,走私、販運毒品、販賣軍火、販賣人口,當“蛇頭”,搞黑社會組織,從事非法經營和犯罪活動,甚至武裝搶劫銀行。有人為了賺錢,不顧道德,不顧廉恥,為了幾個錢,可以給外國人下跪,可以出賣肉體。在舊社會,賣淫女大多是被貧困所迫,無奈而為之。而在現在,有些并不困難的女子,甚至有大學生、教師也從事皮肉生涯。有些地區,居然有“笑貧不笑娼”的風氣。有的人為了“解決來華的外國人的性生活”,為了“發展經濟”,提出要在城市里開辟“紅燈區”,而且堂而煌之地在報章上公開討論。甚至有人說:要犧牲一代婦女,來爭取經濟的發展!據報道,到2002年,大陸有2000萬賣淫婦女;患愛滋病者100萬人;吸毒者65萬人(現在早已超過這個數字);患性病者無法統計。這與新中國成立以后消滅了上述丑惡現象相比,何止天淵之別!
中國人民,一向是以民風淳樸而聞名于世。可是這些年這種淳樸的民風受到極大的破壞,什么都要錢,連問路都得付錢。這種“一切向錢看”的做法,受到傳媒的肯定和表揚,因為他們也是把錢看得很重的,不放過每一個賺錢的機會。連中央媒體也不例外。君不見每次預告放映一部新片子的時候,主持人總是不忘加上一句:“歡迎廣告惠顧”!盡管政府有規定放映電視劇中間不準插廣告,可是,因為電視劇中間插廣告可以來錢,還是我行我素。傳媒開辟了新欄目,一定要拉贊助:本欄目,由某某公司特約播出。傳媒開辟的欄目,卻要公司“特約播出”,有點荒唐,也有點滑稽。可見傳媒工作者也在向錢看。有一次,中央電視臺的“藝術人生”欄目,采訪藝術家、話劇演員李默然,李說他有一年,為了支持文聯搞一個活動,做了一次“三九胃泰”的廣告,受到很多批評,從此再也不做廣告了。主持人對此很不以為然,堂而煌之地說:你應該做,為什么不做?這是你的勞動所得(大意),而且到場的觀眾,鼓掌贊同主持人的觀點。我不知道那些鼓掌的人,當他表示贊同這種觀點的時候,想沒想到世界上還有比金錢更寶貴的東西,有沒有想到世界上還有金錢買不到的東西!當然不是說所有的做廣告的演員,都不該做,做錯了,不能這么說,做了也無可厚非。問題是,人們為什么不尊重李默然的選擇,而非要動員他去作廣告發財呢?連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都如此,能不影響老百姓?老百姓又能如何?
有人說只要經濟發展了,就可以一切問題應刃而解。他們引經據典,說古人早就說過,衣食足而知禮儀。似乎只要發了財,有了錢什么問題都解決了。可是事實是怎樣的呢?有人財是發了,口袋鼓起來了,但是,他們的口袋與腦袋失衡,錢多了,辦的傻事壞事也多了。有一本記實文學,書名叫《錢,瘋狂的困獸》,里面講了一些故事:有一個賣大閘蟹的個體戶,為了和一個“腳碰腳”的女人斗氣,不讓她買到40元以內的大閘蟹,派小兄弟壟斷了附近所有的大閘蟹,使數以噸計的大閘蟹臭掉。他為了取得這個“勝利”,付出了4萬元的代價。有一個外號叫“閻王阿蹺”的李宏昌,他為了報復一個曾經侮辱過他的女性,要“把她抓過來像貓玩老鼠一樣”地玩她,不惜花大量鈔票收買那個女人以及她的親屬,拆散她的戀愛對象。結婚的時候,組成了一個44輛車子的車隊,吹著喇叭,放著鞭炮,浩浩蕩蕩在女方原來的戀人家的周圍轉了三圈,以顯示“勝利”與“威風”。阿蹺因為有病不能盡夫妻之道,他情愿戴“綠帽子”,讓老婆“吸引生意上的朋友”,并因此而為他生了一個兒子。而她為了報復李宏昌,利用她的美貌與“隨叫隨到”的男人睡覺,使李宏昌頭上的“綠帽子”越來越多。世界上的荒唐事是到處可見的,但是像這種荒唐事兒,在正常的社會狀態下是不可能發生的。錢使這些人心理上發生了變態,有些人已經株儒化、動物化。過去曾經說過:先富了的人要幫沒富的人。可是當中國出現了百萬、千萬、億萬富翁以后,他們中不少人是只顧花天酒地地揮霍,并不認真地去幫助窮人,甚至有報道說,在出現災害后,中國的富人是捐贈最少的人。
經濟發展了,同時共產黨的黨員和干部的腐敗也多了。他們以謀私,公開掠奪勞動人民幾十年流血流汗積累起來的國有財產,據估計20多年來,他們瓜分的國有財產多達30萬億。早在1988年香港《南華早報》就發表過一篇題為《中國終于向貪污全面開戰》的報道。文中說:“中國領導人終于最后決定對貪污全面開戰了。有許多理由表明為什么貪污腐化的野草……會比以往更加茂盛的生長。最根本的是數量問題:貪污活動已滲透到行政和經濟的各個角落。”“共產黨過去一向是一個紀委嚴明的純潔堅強的團體,它已經變得松弛了。”這家報紙的報道,并沒有夸大其詞,應該說,它的報道還是早了一點,說得也比較含蓄。若是再推后幾年,問題就不是那么輕巧。現在的腐敗,已經不是“角落”了,而是成伙成片的腐敗,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泰安、湛江集體腐敗案,慕綏新、馬向東、張二江貪污腐敗案……,個個都是一抓一大把,一倒一大片,都是一片一片地倒下去。所以老百姓流傳一個政治笑話:現在的縣處以上的干部,排起隊來拿機關槍掃,肯定有冤案,要是隔一個槍斃一個,肯定有漏網的。此話當然過分夸大,不能依此來判斷形勢。但是,我們共產黨在執政50多年以后出現這樣的局面,不應該深刻反思么?因為有了這么一些腐敗分子在胡作非為,使政府的執政能力下降。貪官們什么飯都敢吃,什么錢都敢要,都敢撈,甚至老百姓的救災錢,養老保險,等等救命錢都敢貪污。俗話說: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辦事就理不直,氣不壯,工作不扎實,說話沒人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同時,一個人思想鉆到了錢眼里以后,也沒有心思做工作,光琢磨邪的還來不及,還想什么工作?有些“公仆”,一天到晚忙著玩兒:“上午輪子轉,中午臺子轉,下午骰子轉,晚上裙子轉”。做工作不過是“作秀”,耍花架子,走過場,作表面文章,上面的指示根本不能落實。因此就出現了一個怪現象:三令五申解決不了一個極為簡單的問題,如三亂問題,搞多少次檢查,還是亂;如公款吃喝問題,36個紅頭文件管不了一張嘴,一年可以吃掉公款1000個億(據說最近已經達到6000億)就連城市里的那些“一針靈”的黑廣告也消滅不了,還談什么更難辦的事情。所以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如安全生產,年年喊叫,年年解決不了,煤礦透水,礦井塌方,瓦斯爆炸不斷發生,僅2001年就有 5300名礦工死亡!據報道:中國煤礦每年的死亡數字占世界同類事故死亡總數的70%。
因為這些年來,我們的政府官員,我們的黨員,有太多的人有腐敗行為,使黨的威信大大地下降,黨群關系緊張。有人氣憤地說:共產黨還不如國民黨。有的地方選舉,有人不投共產黨員的票,而投民主黨派黨員的票。青年人要入黨,寧愿加入民主黨派。不愿加入共產黨。這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
在廣大的群眾中,由于思想教育的放松,素質大大的下降,迷信盛行,燒香、許愿、看風水、算命、占卦、喪事大辦,非常普遍,連“法輪功”這種極其荒誕而膚淺的東西,也有人去信,人數多達數百萬,李洪志這種騙人技能極低的騙子也有人頂禮膜拜,實在是咄咄怪事!這是毛澤東時代無法想象的。人們說,現在很多人是拖著一條庸俗的尾巴在過日子,而拖著庸俗的尾巴的民族,是不可能強大的。
希望在前
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召開了,胡錦濤同志當選了黨的總書記,他上任伊始,就帶領書記處的同志去西柏坡去學習,提出重溫毛澤東“兩個務必”的教導。他說:毛澤東同志當年離開西柏坡去北京時,曾形象地稱是進京“趕考”。我們這一次中央書記處的同志來西柏坡,可以說是來“上學”的,是來學習西柏坡精神和老區人民的優良傳統,回顧黨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的歷史,重溫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兩個務必”。他說: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發展階段。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20多年特別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13年的艱苦奮斗,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為此感到自豪,但是我們決不能自滿,決不能懈怠,不能停滯。我們要走的路還長得很,我們肩負的任務還很艱巨,我們可能遇到的困難和挑戰還會很多,我們必須始終謙虛謹慎、艱苦奮斗。據傳媒報道,“整個學習考察活動中,沒有插紅旗,沒有掛條幅,沒有擺鮮花,沒有鋪地毯。總書記身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棉服,吃的也只是當地的家常便飯。”臨走時,還交了30元的飯費。總書記的行動,使當地人民大受感動。賓館副經理封國慶說:“我能開具這樣一張發票而感到無尚光榮。這不是一張普通的發票,這是中央領導同志以身作則,帶頭實踐艱苦奮斗精神,不搞特殊化,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有力證明。”
胡錦濤同志工作只有幾個月,在這短短幾個月中,就給人們一種“親民風格”。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領導班子,指導思想是“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一切都是為了人民,抓“三農”問題,抓拖欠民工的工資問題,抓下崗人員的就業問題……,無一不是為群眾解決最急需的問題。人們說:“過去有的領導是錦上添花,現在的領導是雪中送炭”,“現在是親民形象,將來再是廉潔形象就更好了”。新的領導班子,強調不突出個人,宣傳工作,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常委的同志不題詞等等,都大得人心。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以后,胡錦濤擔任了國家主席的職務,溫家寶擔任了總理職務,上任不久就突然爆發“非典”,這不僅是經濟危機,也是政治危機,對“胡溫體制”是個嚴峻的考驗。在這種形勢下,胡錦濤、溫家寶同志表現出驚人的應變能力和執政能力。他們果斷地撤掉了瞞報疫情和不得力的干部,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嚴密的抗“非典”的機制,制定抗“非典”的法律,調撥抗“非典”的資金,不顧個人安危親臨一線,到疫情最嚴重的地區視察,與醫務人員親切交談,感謝他們為抗“非典”作出的努力,并及時向國內外通報疫情,號召打一場抗“非典”的人民戰爭,給了全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人們迅速動員了起來,眾志成城,和衷共濟,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一個有600多個床位的收治傳染病的醫院,8天就建成,為了支援北京的抗“非典”工作,上海僅用24小時,就準備好2000多萬元的醫療器材和藥品運送北京。很多醫務工作者和有關人員自動請纓,堅決要求到第一線去;特別是醫務人員,臨危不懼,舍生忘死,為搶救病人日夜奮戰,有的醫護人員救活了病人,自己卻因公殉職。他們的事跡,感天動地,感人肺腑。人們又看到戰爭年代共產黨的威力和廣大黨員以及人民群眾的風采。中國奮起抗“非典”,行動迅速,措施得力,也得到了國際上的好評。這不僅增加了全民的抗“非典”的信心,也使新的領導班子提高了威望,在群眾中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的中央領導,開始工作不久,已經使人感到有清新的風氣襲來,黨的優良傳統逐步恢復,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有所回歸。雖然這只是開始,相信隨時日的推移,社會風氣會越來越好,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的完全回歸,是大有希望的!
(《環球視野》摘自《我心中的毛澤東》中國展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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