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意見之十四
楊連旭
(2006-7-21)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在不全符合鄧小平本意的前提下,提前匆忙完成的,這就必然帶有天然的不成熟性,自然也就留下了事故的隱患。
正是由于這個決議不分青紅皂白地全面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毛澤東以自力更生和艱苦奮斗,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人民民主和人民監督、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深遠歷史意義。
這樣,自然也就導致了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在不斷地發生著、蔓延著。
(一)
同毛澤東相比,鄧小平雖然稍遜風騷,可他卻畢竟是毛澤東身后的中國第一人,有著豐富的斗爭經驗和過人的遠見卓識。所以,盡管經他手形成了這個并不理想的決議,可對于這個決議,他卻始終強調:
“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0頁)
同時,鄧小平還反復強調:
“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了解。”(《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1和299頁)
正因如此,所以鄧小平依然能夠在緊急關頭和關鍵時刻及時地糾正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
尤其是,在經歷了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動亂和暴亂、目睹了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瓦解、國力衰弱,形成美國獨霸世界的局面后,鄧小平全面深刻地領悟到了毛澤東思想深遠的歷史意義。為此,他總結規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方向改革開放的總原則:
甲、在政治上的總原則是:
“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對于這一點我們比過去更清楚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48頁)
“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2頁)
“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
“現在還不放心啊!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0頁)
乙、在發展上的總原則是:
“艱苦奮斗還是需要的,前一時期講得少了,做得更少,自力更生為主也講得少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49頁)
“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3頁)
“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7頁)
丙、在方法上的總原則是:
“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當然,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
“看起來我們的發展,總是要在某一個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爾后繼續前進。”
“現在,我們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志!”(《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5、376和377頁)
這樣,鄧小平理論就完整體現出了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思想。這是鄧小平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和國際時局的發展變化深入反思的結果,是鄧小平理論的歷史性升華:
其一、為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又增設了保險功能。即在原有的“四項基本原則”基礎上,突出規定了“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這個基本原則,特別指出了“要害是姓‘資’姓‘社’的問題”和“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這兩個決定性因素;
其二、為中國的發展明確了基本道路。即在原有的“改革開放”戰略基礎上,突出強調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我們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的優勢”和“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的戰略思想。
其三、為后來者,以現代的歷史視野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關毛澤東錯誤的認定、為毛澤東平反昭雪,以毛澤東思想深遠的歷史意義為思想武器,結合當代社會實踐,全面總結開國以來的經驗教訓,開創中國發展的新局面,打下了基礎、預留了伏筆。
不僅如此,就是在對毛澤東的稱呼上,從此以后,鄧小平也從此前的以“毛澤東同志”為主,改變為以“毛主席”為主。這就充分表現出了他對毛澤東思想的領悟和信服、對毛澤東的敬仰和思念!
到了退休,鄧小平更是強調:
“對我的評價,不要過分夸張,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規格放在毛主席之上,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這樣的東西,名譽太高了是個負擔。”(《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7頁)
(二)
鄧小平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上層建筑領域的勝利迫使居心叵測之徒和心懷異志之輩不得不把自由化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基礎領域。
鄧小平關于改革開放的反思擊中了這些居心叵測之徒和心懷異志之輩的命門,他們糾集在一起,利用掌握的輿論優勢,在全社會范圍內全方位的淡化鄧小平的反思、歪曲篡改鄧小平理論。尤其是在鄧小平身后,這些人變換花樣,竟然以鄧小平的傳人自居、欺世盜名、肆無忌憚地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是、他們無視鄧小平這樣的一貫指示:
“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8和372頁)
卻是利用鄧小平關于“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的教導,把原本的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篡改成“市場化方向的改革”和“不問姓資姓社”。
二是,他們無視鄧小平的這樣的一貫教導:
“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
“但對我們來說,要整好我們的黨,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
“我們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這兩件事結合起來,對照起來,就可以使我們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獲得人心。”(《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3和314頁)
“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只手都要硬。”(《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54和378頁),
卻是將鄧小平關于“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頁)的論斷庸俗化,極力鼓吹什么“腐敗有益論”和“赦免企業家原罪論”。
三是,他們不顧鄧小平這樣的一貫指示:
“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
“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0、和38頁)
卻是利用鄧小平關于“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極力鼓吹什么“公有制無效論”、“私有制高效論”和“國退民進論”。
四是,他們不顧鄧小平這樣的一貫教導: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
“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的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1頁)
“如果搞資本主義,首先發生的就是無法解決十一億人都有飯吃的問題。沒有飯吃,中國人干嗎?我們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窮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26頁)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3頁)
卻利用鄧小平關于“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3頁)的政策,鼓吹什么“效率優先”、“高薪養廉論” 、 “失業有益論” 和 “犧牲一代人論”
五是,他們不管鄧小平這樣的一貫教導:
“思想文化衛生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它們所屬的企業也要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4頁)
卻極力鼓吹文化衛生部門的產業化。
六是,他們不管鄧小平這樣的一貫教導:
“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的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困,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
“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08和311頁)
卻利用鄧小平關于“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5頁),極力把“市場化方向的改革”引發的社會矛盾引向政治領域,鼓吹什么“公有制壟斷導致貧富分化論 ”、“政府縮權論”和“共產黨非法論”。
七是、他們對鄧小平這樣的一貫教導置若罔聞:
“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2頁)
“發達國家欺侮落后國家的政策沒有變。中國自己要穩住陣腳,否則,人家就要打我們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們好起來的人很多,想整我們的人也有的是。我們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們絕不能示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9頁)
“高科技領域的一個突破,帶動一批產業的發展。我們自己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得這么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近十幾年來我國科技進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進步得更快。”(《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7頁)
卻利用鄧小平有關“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只要是講效益,講質量,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什么可以擔心的”的論述,極力鼓吹“市場換技術”、“資源換市場”的“比較優勢”。
……
就在這些人全面淡化鄧小平的反思、歪曲篡改鄧小平理論的圖謀已經大見成效、沾沾自喜、洋洋自得之際,卻猝不及防、遭到了社會正義力量淋漓盡致地揭露和批駁。
盡管使出了看家本領、使盡了吃奶的氣力,這些人卻也還是理屈詞窮、力不從心,假仁假義也好、惱羞成怒也罷,任憑百般花樣,卻也無濟于事,轉眼之間他們就由社會精英變成為了過街老鼠、直至落水狗。
窮途末路之時,這些人撈到了最后一搏的稻草。
這就是置鄧小平這樣的一貫教導于不顧:
“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7頁)
“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要認真總結經驗,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總之,要總結現在,看到未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8頁)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9頁)
利用鄧小平關于“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4頁)否定鄧小平關于“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2頁),極力鼓吹“市場化方向的改革”的“不可動搖論”。
(三)
不錯,鄧小平確實是說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
可那說的是“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9頁)
是在說“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2頁)這樣的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不用爭論。
正是由于這樣的改革開放是與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和共產黨的奮斗綱領是在方向上一致的:
“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從長遠說,最終是過渡到共產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1頁)
所以,在具體方法上是完全可以如鄧小平所言:“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可現如今,鄧小平早在1985年就強調的:
“現在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個擔心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1頁)
已經成為了現實的問題,社會主義的兩個主要標志都已經發出了預警警報!在社會經濟中,
第一、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已經降至歷史最低點,甚至低于了當年國民黨統治時期;
第二、貧富兩極分化已經上升到了歷史最高點,甚至超出了現今的資本主義國家。
中國再次面臨著兩條道路、兩種命運的抉擇!
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當今之中國有著天壤之別的很好社會發展基礎,可是為什么卻是:
第一、愈來愈不和諧了呢?
第二、愈來愈失去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全球競爭優勢了呢?
根本原因,就是違反了鄧小平的意愿:
一是、否定了他關于“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這個偉大教導;
二是、否定了他關于“對我的評價,不要過分夸張,不要分量太重”的美好心愿;
三是、在指導思想上以“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取代了“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這樣,就導致了社會思想的固步自封、無法創新,給錯誤思想以可乘之機,讓反動理論乘虛而入,誤導出了與社會主義方向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形成了社會階級分化、矛盾四起,發展戰略失誤、危機四伏。
所以,當今中國正面臨著以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關毛澤東錯誤的認定為突破,將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融會貫通,解放思想、解除禁區,總結經驗、正本清源,汲取教訓、撥亂反正,與時俱進、推陳創新的歷史重任。
這情形,仿佛是當年鄧小平發起“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初的再現。只不過那時面對的是堅持“兩個凡是”的“左”派,如今面臨的卻是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右派罷了。
本來,鄧小平關于改革開放實踐的反思所產生的鄧小平理論的歷史性升華,已經完整地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打擊居心叵測和心懷異志之徒的最強大的思想武器。
但是,由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于毛澤東錯誤的認定,依然禁錮著社會思想,社會也就無法完整理解和準確掌握鄧小平理論了。
解放思想、推陳創新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更是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呼喚!
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構成了現實的威脅!資本主義“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既是損害國家人民利益的,也是違反了共產黨的奮斗綱領的。這已經不是什么反思和爭論的問題了,必須是如鄧小平所指出:
“我們不能拿空話而是要拿事實來解除他們的這個憂慮,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們變成資本主義的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1頁)
他教導我們:
“我還要說,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9頁)
自此,全文結束。
本文排除了他人的個人傳記和野史傳言,僅僅就是以《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自身矛盾為突破,以在這個決議之后并依據這個決議的精神,由中共中央正式編輯公開出版的《毛澤東文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鄧小平文選》中反映的事實為依據,全面否定了這個決議有關毛澤東錯誤的認定。意圖就是:
避免論證情緒化的狹隘、保持論據論述的理性公正,融會貫通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反對形而上學的極端性和絕對化,糾正與社會主義方向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市場化方向的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
真誠地歡迎猛烈地理性批判!
反毛、反共和反社會主義分子,你們倘若能理性地將本文批駁得體無完膚,
那么,我覺得舉國上下就必定會心悅誠服地依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關毛澤東錯誤的認定,團結一心地追隨你們:
第一、堅決否定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否定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否定艱苦奮斗和自力更生,否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否定人民民主和人民監督、否定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否定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
第二、不可動搖地堅持以私有制為基礎、以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治安惡化、生態環境惡劣、教育衛生蛻化為特征、以階級剝削和壓迫為動力、以依賴國際資本主義為出路的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決不動搖。
這樣,也就省卻了社會爭論,防止了社會分裂。
如果你們望而卻步、啞口無言,可卻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那就證明:你們在中國是明知故犯地肆意搗亂破壞、禍國殃民,心甘情愿地充當民族敗類、人民公敵!
這樣,黨國和人民就有足夠的理由拋棄你們。
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永遠扎根在中國人民和一切追求進步人民的心中。
這是任何勢力也否定不了的,也是迄今為止任何人也取代不了的歷史事實。
這樣,我們就應該徹底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關毛澤東錯誤的認定,為毛澤東平反昭雪,以鄧小平制定的標準對改革進行階段性的驗收:
凡是有損于國家的主權和國家的安全;
凡有害于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
凡無益于艱苦奮斗和自力更生;
凡無利于人民民主和人民監督;
凡損害人民生活質量、不能實現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
總之,不管是什么化的改革,無論是誰說不能動搖,只要是與社會主義方向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就必須都廢除掉。
這是鄧小平的期望!也是人民的心愿。
其實,這已經是無需爭論的現實,需要的是勇氣和決心。鄧小平就強調:
“我讀的書并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2頁)
所以,也不妨學學當初的鄧小平,滿足居心叵測和心懷異志之流 “不爭論”的心愿,不管什么人說三道四也是只顧否定“市場化方向的改革,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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