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   
――鄧小平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十三
                             楊連旭
                        （2006-7-17）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這是自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由毛澤東主持并貫穿于1958年至1976年這18年間的重大戰略決策。
     這18年，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全面鞏固、興旺發達的18年，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在中國高效發展、生機盎然的18年，是中華民族空前團結高速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18年，是中國在 “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內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封鎖中，左沖右突、憤然崛起、殺出重圍的18年。
     正是這18年中，在毛澤東旗幟下，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團結一心、發憤圖強，盡管付出了“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的損失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試驗的代價，可卻憑借著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優勢，造就出了社會秩序井然、道德境界高尚，人民生活質量穩步提高，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直逼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好形勢。
     對此，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卻進行了全面徹底地否定。
     那么，為什么會是這樣呢？
     由此，個中原由、眾說紛紜、孰是孰非呢？

                                   （一）

    有關《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進行的否定的原因，
    不少人歸結于鄧小平與毛澤東間的個人恩怨；
    也有人說是鄧小平從那天起就反對毛澤東的治國方法。
    這不是心懷叵測之徒的造謠惑眾，就是趨炎附勢之輩的無稽之談，都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
     第一、從中央蘇區共同受“左”傾路線排擠，到“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毛澤東特別保留了鄧小平黨籍，再到鄧小平強調：
     “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保ā多囆∑轿倪x》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0頁）
     這說明，毛澤東鄧小平倆人的感情基礎很好！
     第二、鄧小平特別強調：
    “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薄多囆∑轿倪x》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1頁）
     這說明，鄧小平是個高瞻遠矚的政治家，既便是果真與毛澤東有恩怨，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也決不會意氣用事。
     第三、鄧小平反復強調：
     “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保ā多囆∑轿倪x》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6頁）
    這說明，鄧小平確實是如己所述：
    “一開始就自以為是，認為百分之百正確，沒那么回事，我就從來沒有那么認為?！保ā多囆∑轿倪x》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6頁）
    所以，也不存在他從那天起就反對毛澤東的治國方法的問題。
    可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體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1958年至1976年的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和實踐進行了全面徹底地否定，又確實是由鄧小平主持通過的。
     那么，鄧小平為什么要這樣做呢？
     時勢使然！
     本來對待歷史問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到1978年12月，鄧小平還是這樣主張的：
     “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9頁）
    但是，僅僅時隔一年多，1981年5月鄧小平卻在主持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了，并且還特別強調：
    “這個決議，過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保ā多囆∑轿倪x》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5頁）
     那么，都是誰在等、等什么呢？鄧小平指出：
     “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保ā多囆∑轿倪x》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5頁）
     那么，為什么“不拿出一個東西來”， 從國內來說，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呢？
     這樣，我們就必須俯瞰這個決議所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時代特征。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后，開始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東西對立的“冷戰”時期，世界列強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形成了第三世界。
    此時的中國面臨著：
     一是、國內“一窮二白”的基礎、百廢待興的戰爭廢墟、人口眾多勞力緊缺的壓力。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發展只能是以艱苦奮斗為榮！
     二是、國際敵對勢力的封鎖和顛覆。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發展只能是以自力更生為主！
    毛澤東時代，國際社會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國內社會是“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的時代，是鞏固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完整、完成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實現工業基礎化的創業時代。
    這就決定了國家的發展戰略必須是以強國為第一要務，不僅必須以工業為主導、實現從無到有的零的突破，而且生產資料和軍事工業必須優先增長。
    這就必然要犧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推遲乃至犧牲農業、輕工業和非生產性產業的發展。
    為此，國家從主觀上就必須將主要社會活動納入計劃管理。不僅控制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低速提高，而且控制著勞力的流動和資源要素的投向，束縛個體、壓抑個性、限制私欲。
    同時，不僅由于經濟落后規模小，而且以生產資料產業為主導，鋼鐵、煤炭、水泥、發電、……，目標單純明確，計劃簡單易行，又從客觀上提供了計劃經濟的可能。
    正如我們在《計劃經濟也有“阿希里腳后跟”》中所分析， 公有制計劃經濟的效率取決于三個因素，即經濟計劃的科學性、經濟規模的可控性和經濟管理的紀律性。
    在其它條件理想情況下，公有制計劃經濟的效率就取決于社會經濟秩序的好壞。一旦經濟秩序混亂，公有制計劃經濟就是低效、無效，乃至負效的。
    尤其是“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和官場腐敗更會嚴重破壞經濟秩序，造成了公有制計劃經濟出現了低效和無效。
    正因如此，毛澤東時代又以“人民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的群眾運動“大民主”抑制了腐敗、保持了良好的經濟秩序。
 實施了這種以生產力為重點的趕超戰略： 
     一方面，經濟高速增長與人民收入增加滯后，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與生活資料發展落后，工業的高速增長與農業相對落后，工農產品“剪刀差”與城市高福利這四個結構性矛盾；
    另方面，強調長期利益、國家利益、全局觀念、大局意識 ，“我是革命的一塊磚”，“愿做革命的螺絲釘”的集體主義思想，導致思想的“一花獨放”和社會的和睦和諧。   
    這樣，造就出了社會秩序井然、道德境界高尚，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直逼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好形勢。               
    就在此時，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和世界都處在了深刻的社會變化之中，這必然要求相應的政策和策略的變化。
    從當時的國際社會看，出現了三個戰略性的變化，形成了“和平與發展” 的時代主題：
    其一，蘇聯在全球爭霸中發起了咄咄逼人的攻勢，侵占阿富汗、進駐金蘭灣，迫使美國不得不謀求擴大與中國的合作，中國也就打破了敵對勢力的孤立封鎖，走向了世界。
    其二，世界新技術革命方興未艾，生產力進入了質變的革命階段，發達國家工業結構全面升級換代，向外淘汰轉移初級產業，經濟呈現出全球加速增長的趨勢，這就為中國借助外力加速發展提供了可能。
    其三、在美國的扶植下，不僅西歐各國已經復興成為獨立力量，而且日本和東盟國家經濟扶搖直上，開始與美國摩擦；不結盟運動如火如荼，世界呈現多極趨勢，這就使中國在全球競爭中有機可乘。　
    就當時的中國社會而言，有三個戰略性的變化：
     一是，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半文盲為主轉變成以中學文化為主、從少兒社會成長為青年社會，勞動力由短缺轉變成過剩。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和城市勞力多經濟規模不足的矛盾，導致了生產效率的下跌，沖擊著原有的體制，形成了就業壓力。
    二是，國家以城市為基地完成了基本工業的建設，實現了從無到有。不僅以往被數量和速度問題所抑制的質量和效益問題開始上升、資源和生態壓力突出，而且工業規模超出了社會管理能力，導致計劃經濟的效率下降，形成了效益壓力。
     三是，冷戰的“窗口經濟”發生作用?！艾F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5頁），形成了富民壓力。
    社會勞動力過剩和工業規模超出計劃經濟能力導致原有體制效率下降和社會資金供求矛盾突出的雙重壓迫，決定了必須放松社會經濟活動的控制。
    冷戰“窗口經濟”的作用，決定了必須將發展戰略注重富民，社會發展注重消費資料生產，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資料，衣食住行、品種繁多、各有所好，計劃經濟難以面面俱到，只能交由市場經濟，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就業、效益和富民這三大壓力的形成，這樣的歷史進程和時代背景就從客觀上要求乃至壓迫著中國的發展戰略必須進行調整：
    即從以往的計劃經濟為重、生產資料優先、國內合作為主調整為計劃和市場經濟并行、生產和生活資料并重、國內合作與國際競爭并舉，推行農村生產責任制、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引進外資、走向世界，既恢復經濟效率、吸納先進的科學技術，又迅速擴張經濟規模、廣開就業門路、實現充分就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這樣，就必須發展商品經濟，啟動市場經濟，解放個體、張揚個性。
     一句話：必須實施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
     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這本是毛澤東時代孜孜不倦、努力奮斗、夢寐以求的！
    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和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的理論，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革命論。這樣的革命既包括思想道德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革命，更包括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體制革命。
    毛澤東推遲收復香港和“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就是為了打破國際反華勢力的封鎖，以圖殺出重圍、沖向世界。
    遺憾的是，關于毛澤東思想，當時的廣大干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多數干部，他們還只能理解其中偉大的現實意義，只是專注階級斗爭的政治革命，卻不能領會其中深遠的歷史意義，沒有注重經濟基礎的體制革命。
    這樣，這些干部就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堅持著“兩個凡是”、抵制了改革開放這個戰略轉變的。

                                   （三）

     在中國的發展戰略面臨艱難抉擇的歷史關頭，鄧小平挺身而出、當仁不讓地承擔起了歷史的重任。
    他首先發動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打破了“兩個凡是”，從思想上把社會從毛澤東思想的禁錮中解放出來。
    他隨后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替換了堅持“兩個凡是”的干部，從組織上為實施改革開放的戰略轉變做好了人事準備。
    既便如此，改革開放的戰略調整也還是阻力重重。：
    第一、由于毛澤東的偉大，人民普遍接受了他的思想。這樣，毛澤東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以后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和“文化大革命”理論的強大慣性，就成為了抵制改革開放戰略調整的思想武器。
    第二、“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打倒過的多數干部，他們雖然支持改革開放戰略的調整，可對“文化大革命”卻又心有余悸、后顧有憂 ，不能放下思想包袱、輕裝上陣、放開手腳，必欲否定之而后快。
    由此，就形成了國內的黨內黨外兩種觀點的爭執。
    如此爭執不休、相持不下，勢必遲滯改革開放的戰略調整，不僅可能延誤時機，而且可能引發內亂。所以，鄧小平才強調：
    “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保ā多囆∑轿倪x》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5頁）
    本來，結束爭執、統一看法，把社會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實現改革開放這個戰略轉變上來的方法有兩個：
     甲、以毛澤東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體制革命思想為武器，統一認識，順利成章、自然而然地實現發展戰略的轉變。
     乙、揭露毛澤東時代的失誤，尤其是“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和自力更生的、艱苦奮斗導致的人民生活水平增長緩慢，以破除毛澤東神話，爭取人心民意，生拉硬拽硬性地實現發展戰略的轉變。
     可惜的是：
     鄧小平不僅在歷史上只是毛澤東麾下帳前的一員大將，而且思想能力也是稍遜風騷。這樣：
     一方面，他在當時也并未能全面深刻地領悟到毛澤東思想深遠的歷史意義；
    另方面，當時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都尚未出現動蕩和低潮，也就沒有為他提供以資借鑒的現實經驗和教訓。
    由此，他自然也就無力以毛澤東思想實現結束爭執、把社會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實現改革開放這個戰略轉變上來的目的。
    我們分析，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就如同當年“廬山會議”后期的毛澤東一樣，不能得不也不得不以大局為重，相忍為國，屈從于他賴以依靠的支持進行改革開放這個戰略調整的社會力量，自食其言、僅僅在時隔二年后，就主持通過了這個以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為主題、破綻四露、漏洞百出、不能服眾的決議。
   盡管如此，鄧小平卻贏得對“文化大革命”心有余悸干部的擁護和部分民眾的同情，及時實現了改革開放的戰略調整。

                                   （四）

    對于這個決議的破綻四露、漏洞百出、不能服眾，鄧小平早就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才說：
   “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保ā多囆∑轿倪x》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6頁）
    真理是經得住任何責難非議的，馬克思主義是在戰斗中成長發展的。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小平當然深知其理。
   “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薄伴_始搞并不踴躍呀，好多人在看?！保ā多囆∑轿倪x》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6頁）既然如此，可為什么“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不搞強迫”和“不爭論”呢？
    顯然，就是因為這個決議的內容沒有能為改革開放做好理論準備。這正如鄧小平所提醒的：
   “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保ā多囆∑轿倪x》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8頁）
   正是由于這個決議雖然提了毛澤東思想，可“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才出現了“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的問題。
    不難想像，自1958年起，“三年困難時期，黨和人民不是團結奮斗，渡過了難關嗎？多好的老百姓??！”（《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8頁），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戰天斗地，造就出了社會秩序井然、道德境界高尚，人民生活質量穩步提高，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直逼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好局面，突然間被徹底否定了，怎么可能通的過呢。
    正是因為出現了“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所以才出現了“開始搞并不踴躍呀，好多人在看”的情形。
    正是因為“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和“開始搞并不踴躍呀，好多人在看”，所以才不能爭論。
   “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那么，現在通過了嗎？沒有。

     所以，鄧小平才深有體會、語重心長的教導著：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要講。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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