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華書店瀏覽，見到一本《2008年中國雜文年選》（鄢烈山編選，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便隨手翻了起來。其中有一篇題為《毛時代的窮人和鄧時代的窮人的區別》。也許我也是一名“窮人”的緣故，很關心這篇關注“窮人”的文章究竟寫了些什么，便一口氣站著粗讀了此文。之所以“站著粗讀”，而不是買回家去細品，皆因咱本屬“窮人一族”。可不，每冊33元的定價，若買成雪白的饅頭，大約足夠我們這個小家庭吃半個月了。
　　《毛時代的窮人和鄧時代的窮人的區別》一文（以下簡稱《區別》），以某雜志報道過的沈陽鐵西區下崗女職工與“我奶奶”（《區別》作者“寒江月影”的“奶奶”）這兩個時代的“窮人”做比較，宣揚了這樣的觀點：1，現在的窮人（鐵西區婦女）可以發牢騷罵人，毛時代的窮人（“我奶奶”）絕對不能；2，現在的窮人可以到外地打工，填飽肚子絕對沒問題，毛時代的窮人常年挨餓，“幾乎沒吃飽過一頓”；3，現在的窮人能在媒體的報道下，有可能獲得好心人的幫助。毛時代的窮人絕對沒這個機會；4，現在的窮人能販菜，能做生意。假如她做對了生意，就有富裕的機會。毛時代的窮人絕對沒這個機會；5，在毛時代，幾乎人人都有理想、有追求，但這些追求最終都像水月鏡花一樣永遠不可得?？偠灾F在的窮人“多少會有點機會和盼頭”，而毛時代一團漆黑，毫無希望。
　　“寒江月影”的文章，通篇是以個案代全體，即以“我奶奶”代表整個毛澤東時代和那個時代的窮人，以賣菜時“在風雪中一站10個小時”的鐵西區下崗女職工代表整個現在的窮人。而且他（或她）那“比較”出的幾條結論都是主觀臆斷而全無任何分析。對于毛澤東時代，我既曾親歷也有耳聞，現就我所知道的情況，對《區別》提一點異議，或曰補充，當完全符合“百家爭鳴”的題中應有之意。
　　《區別》一文說現在的窮人可以發牢騷、罵人，我看，發發牢騷是可能的，也是難免的。好好的工廠企業，說垮就垮了，好好的國家職工，飯碗說砸就砸了，50多歲了，還要到寒風凜冽的街頭去賣菜，“為1毛錢和顧客爭執了半個小時”。是誰讓這個原本令人羨慕的“工人階級”一夜之間變成了可憐的菜販子？這里面有沒有腐??？企業有沒有蛀蟲？但心里有再大的委屈，罵人她敢嗎？黑社會惡勢力、地痞流氓、貪官污吏，頂頭上司，她敢罵哪個？退一步講，即使敢罵、能罵又怎樣？能把自己罵成富人？還是能罵得富人動了惻隱之心，賞幾個小錢花花？
    《區別》一文說，毛時代的窮人是絕對不能發牢騷的，窮也不敢說窮，更不可能在媒體上報道。真是這樣的嗎？我所知道的是，福建省莆田縣就有一個名叫李慶霖的小學教師，1972年12月寫信給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反映自己在鄉下當知青的兒子生活困難，大膽揭露基層存在的不正之風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存在的負面問題。甚至說他的兒子“風里來、雨里去辛勞種地，頭發長了，連個理發的錢都掙不到”。這可是“天”字號的“牢騷”啊，而且李慶霖自稱是“告御狀”。80歲高齡的毛澤東主席讀到這封人民來信潸然淚下，很快給這位小學教師復信：“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主席從自己的稿費中取出300元（當時的物價，5分錢可買1斤西紅柿或1斤韭菜，2分錢能買1盒火柴），讓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寄給李慶霖。還表示，李慶霖如果是黨員，可以考慮推舉他為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以推薦他出席四屆全國人大。毛澤東為什么要推舉一個“窮人”而不是“大款”做黨代表和人大代表呢？就在于贊賞他的坦誠直言，敢于為維護最基層的人民群眾利益說真話，敢于冒著被壞人打擊報復的風險向最高層反映人民群眾的疾苦和某些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李慶霖給毛主席的信，以及毛主席的回信，經媒體披露后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中共中央以中發(1973)21號文件形式將信件印發至全國基層公社一級。這封信促成黨中央、國務院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知青政策及時作了調整。在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下，嚴厲查處了一批不法之徒迫害下鄉知青的案件，全國各地就李慶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門、貪污挪用知青安置經費及建房材料等不良現象進行了查處?？傊@封信，以及最高領袖對這封信的態度和處理方式，改變了當時千百萬知青的命運。毛主席的這封回信，曾被編入70年代的中學語文課本。上小學的我，在姐姐的課本上見到過這封信，只讀一遍，30多年經久不忘，至今仍能一字不漏地背誦下來。我當時就想：毛主席說“全國此類事甚多”，這不是對某些報刊電臺報喜不報憂的一種批評嗎？30多年過去了，毛主席批評過的這種現象，至今還在某些地方存在著。
    《區別》一文說：“現在的窮人能在媒體的報道下，有可能獲得好心人的幫助。毛時代的窮人絕對沒這個機會?！蹦敲?，李慶霖這個“毛時代的窮人”，不是獲得了“好心人的幫助”嗎？而且這個好心人是這個國家的締造者和最高領袖。這個獲得幫助的“機會”，也是他自己創造的，簡單的甚至不需要媒體，一枚8分郵票就解決了問題。眾所周知，毛澤東時代造就了一個助人為樂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杰出共產主義戰士雷鋒。有道是：“雷鋒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車”。雷鋒幫助了那么多人（物質的、精神的、體力的），這里面有沒有“窮人”呢？如果說沒有，雷鋒幫助的全都是富人、大腕，那就等于說毛澤東時代太富裕了，富裕得一列火車中找不到一個窮人。這樣的結論，不是要讓“寒江月影”們把鼻子氣歪了嗎？
    說起“毛時代的窮人”，首先讓我想到河南的蘭考縣。那個地方，在毛澤東時代，即60年代，是窮得出了名的（當然，在毛澤東時代以前，老百姓更窮，而且還要遭受富人的剝削與壓迫）。怎么就出了名呢？因為當時的《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都做了重點報道。報道中寫了那個地方群眾生活的艱難困苦，甚至寫了部分群眾逃荒要飯。為什么窮呢，因為那個地方連續幾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即被稱為“三害”的“洪澇、鹽堿、風沙”（這是必須搞清楚的，不然，被某些熱衷于做“美國夢”的人一忽悠，現在的年輕人會以為老百姓的窮都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都是毛澤東和周恩來造成的呢。甚至也會認為是當時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造成的呢）。這篇報道，讓人民了解了那個地方的困難，因而，全國各地的救援物資從四面八方運到那里。這篇報道，更讓人民了解了那個備受群眾擁戴、被老百姓視為自己親人的中共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因而，全國掀起了學習“毛主席的好學生、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的熱潮。黨組織派焦裕祿到蘭考去，正是因為那里窮，那里艱苦，相信這位優秀的共產黨員能帶領人民戰勝災荒，渡過難關，創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焦裕祿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一次，他帶病冒著凜冽的寒風，踏著半尺厚的積雪，帶著救濟糧款走訪慰問特困群眾?！霸谠S樓，他走進一個低矮的柴門。這里住的是一雙無兒無女的老人。老大爺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個瞎子。焦裕祿一進屋，就坐在老人的床頭問寒問饑。老大爺問他是誰？他說：‘我是您的兒子’。老人問他大雪天來干啥？他說：‘毛主席叫我來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動得不知說什么才好，用顫抖的雙手上上下下摸著焦裕祿?！保虑嗟龋骸犊h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焦裕祿說“我是您的兒子” “毛主席叫我來看望您老人家”。這話沒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老爺，這是毛澤東對他的干部的一貫要求。毛澤東建國后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盡管有時難免傷及無辜，但其主流都是和“老爺”們過不去，意在整治他們身上的“官氣”。 焦裕祿帶著一部《毛選》到蘭考上任，并學以致用，算是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靈魂與精髓。因而，他得到了人民的擁護與愛戴，干出了一番造福于民的業績。
　  在毛澤東時代，新聞媒體可以報道人民群眾的困難，反映人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自力更生、勤儉建國、艱苦創業的奮發精神，文藝作品同樣可以直面人民群眾的疾苦。柳青的《創業史》，趙樹理的《三里灣》，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李云德的《沸騰的群山》等作品中，都多有這種描寫。譬如，《創業史》中梁生寶買稻種、《艷陽天》中農業社飼養員馬老四吃野菜，《金光大道》中劉祥因家中斷糧幾欲出宅子賣地等描寫，就格外動人心魄。某些人攻擊《艷陽天》等作品“粉飾生活”，并不是因為它們沒有直面中國農民的疾苦，而是作家沒有違背歷史真實地把這些苦難的原因嫁禍于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這自然不能適合那些“美國鸚鵡”的政治需要，也就成了他們30年來不斷向作家噴吐穢物的真正原因。
　  “寒江月影”說，在毛澤東時代“幾乎人人都有理想、有追求，但這些追求最終都像水月鏡花一樣永遠不可得?！钡娝苤氖?，那個嶄新的激情燃燒的偉大時代，造就了一大批來自生活最底層的聞名遐邇的英雄模范人物，像農業戰線上的陳永貴、耿長鎖、呂玉蘭、郭鳳蓮、賈進才、王國福、蕭永順，從普通工人中成長起來的倪志福、王進喜、李瑞環、張百發、吳桂賢、郝建秀，商業戰線上的全國勞模張秉貴，人民的好醫生李月華，下鄉知青的杰出代表邢燕子，人民解放軍中的著名英雄模范雷鋒、王杰、歐陽海、羅盛教、趙寶桐、杜鳳瑞、葉洪海、孫玉國等等（這些人，在舊中國都是出身貧寒的窮人，其中一些人曾經逃荒要飯）。他們胸懷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在保衛祖國、建設祖國的神圣事業中，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干，也最大化地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在新中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同樣是群星璀璨、群英薈萃，涌現了一大批直接從工、農、兵中成長起來的作家、詩人，如工人作家黃聲孝（黃聲笑）、李學鰲、胡萬春、劉鎮、曉凡、孫友田，農民作家王老九、浩然、苗得雨、劉章，軍旅作家高玉寶、馮德英、王石祥、張永枚、宮璽、張孟良，少數民族作家瑪拉沁夫等等。他們當中有許多原本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或半文盲，在新中國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感召下，一邊忘我工作，一邊發奮自學、縱情歌唱，終于圓了自己的作家夢，為新中國的文學史冊寫下絢麗多姿的一頁。
   《區別》一文還特別“強調”：“我奶奶似乎并沒有感覺到時代的不幸，一方面是因為沒文化，最主要的是，她身邊的人都是這樣過的。鐵西區的婦女卻感到了痛苦，因為她身邊有富人?！笔前。m考那位雙目失明的老大娘生活雖然困難，但她沒有感到不幸。這倒不是因為她沒有文化，目不識丁的人，也能分清楚好人和壞人，也能辨別出好官和壞官。她見到的是，大家都在艱苦奮斗，與困難抗爭，為理想拼搏?？h委書記也時時刻刻與他們一起同甘共苦，像孝敬自己的父母那樣為他們服務與操勞。從焦裕祿身上，她看到了新舊時代的本質不同，從而堅定了生活的勇氣和對未來的信心。鐵西區的婦女感到痛苦，并不是“因為她身邊有富人”，而在于那些人是怎樣暴富的，而她又是怎樣變窮的。她本來就不是賣菜做生意的小販，她原本是工廠的主人，有一份穩定而理想的工作，在自豪地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青春。而現在，她突然丟了職業沒了優越感，不得不為每天那幾碗粥而與顧客討價還價。而有些人卻一夜之間不擇手段地暴富了。她在寒風凜冽的街頭站一天，有時只能掙一元錢，而有些“公仆”翹著二郎腿在豪華的公館品茗聊天，依紅偎翠，飲酒作樂，卻能夠日進斗金。她一年的賣菜收入，還不夠人家吃一頓飯、唱一次歌或洗一次腳的消費。她若不痛苦，豈不是心理不健全嗎？
   “寒江月影”說，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有窮人。這個沒錯。人類歷史上一個共有的規律是，災荒之年，民不聊生之際，往往會有饑民揭竿而起，就會出陳勝、吳廣，出李自成?！懊绹W鵡”們動不動就拿毛時代的“貧窮”說事，不僅無限夸大，而且把一切天災也算作人禍，甚至別有用心地弄出一個“餓死X千萬”的謠言來蠱惑人心。但如此災難，為什么共產黨的領導依然堅如磐石，黨的威望和凝聚力如日中天？甚至不曾出現過連今天的“太平盛世”也防不勝防的“集體上訪”和“群體性事件”？為什么全體人民、全國上下能夠同心同德、共度難關、艱苦創業，對社會主義事業充滿信心？這個，他們有能力回答嗎？
     《區別》一文把毛澤東時代說得一團漆黑，把那個時代的窮人說得異常糟糕，毫無希望。照此推理，窮人應該是最恨毛澤東的。但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30多年來，深切懷念毛澤東的，恰恰是最基層的老百姓，是工農大眾、弱勢群體。一浪高過一浪而令國內國際反華、反共、反社勢力驚恐不安的毛澤東熱，皆發端于民間。這是為什么？
    《區別》一文打著擁護“鄧時代”的幌子，蓄意將兩個時代完全割裂、對立起來，全面否定毛澤東時代。稍有一點政治敏感性的人都可以看出，它妖魔化毛時代是真，擁護鄧時代只是蓄意釋放的煙幕彈，一種權宜之計。在《區別》一文看來，鄧時代的窮人也只是比過去“多少會有點機會和盼頭”，而且“目前的機會還不太多”。那么，什么時候才會大有機會、大有盼頭呢？它暗示的也很露骨：實現了“富有魅力”的“美國夢”之后。
    要實現他們的“美國夢”，則必然要摧毀中國的立國之本（即鄧小平同志強調的“四項基本原則”）。對毛澤東時代妖魔化，只是實施“美國夢”戰略的第一步。待到圖窮匕見之時，一把扯下“擁鄧”的面紗，妖魔化鄧小平時代，就是最時髦的了。不信，走著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