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損失最小、成績最大！

   ―― 鄧小平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十一

           楊連旭

        （2006年5月24日）

    關于“文化大革命”，《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不容質疑的口吻一口咬定：

   “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那么，“文化大革命”果然是“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又亂在哪里、嚴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一）  

“文化大革命”是否“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呢？

我們就以這個決議的依據為根據進行鑒別。

其一、關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的問題。

鄧小平早在1978年就指出：

“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9頁）

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沒有錯！

其二、關于“文化大革命”是“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問題。

從現有資料看，回答似乎是肯定的。

可僅此也并不能得出結論說，“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錯誤的！因為既然有反革命、有反革命集團存在，那么他們就必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并不在于毛澤東是否發動什么“文化大革命”。

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就如同，張國燾利用中央實施北上抗日戰略，另立了個中央，損兵折將，無法立足，這是張國燾的罪過。可這決不能表明中央北上抗日戰略是錯誤的！

其三、關于“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問題。

即便是這個決議也強調指出：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毀并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并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并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

這樣看來，當時中國的政治、軍事、外交，國際國內形勢都還是不錯的呢。

豈止如此，舉世公認，“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社會處在古今中外極其罕見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學習雷鋒好榜樣”、助人為樂，意氣風發、蓬勃興旺的火紅的年代、火熱的生活！

既然是如此，那么“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主要就應該是反映在經濟建設這個工作中心上了。

對此，這個決議指出：

“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

鄧小平則進一步強調：

“建國以來，我們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在工業方面，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盡管還很落后，但比過去好多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405頁）

“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79頁）

這樣短的時間內，這樣惠及全民的農業成就，這樣趕超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成就、這樣完整系統的工業發展成就，在中國不要說前不見古人，即使至今也還未見來者呢！

既便號稱是歷史上最好發展時期的改革開放以來，雖說已經喊了三十來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至今也并沒能獲得如此之多、如此之高的突破性和開創性的成就！不僅如此，被已被譽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能力，還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可見，“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濟建設的成就，驚世駭俗。

                    （二）

19世紀德國的偉大經濟學家李斯特的名言：

“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獲得補償。”(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陳萬煦譯，蔡受百校，商務印書館，1991年11月，第118頁）

    就是以此為信條，當初的德國不顧財富專注生產力，在落后中崛起，不到四十年就趕超了英法兩國，躍居世界領先。

 君不見，直到鴉片戰爭前，無論是經濟規模，還是社會財富，中國都還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呢。只是因為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愈來愈落后，所占比重也就隨之而愈來愈小。

墨西哥和東南亞的金融危機表明：沒有先進生產力做基礎的發展和富裕，一旦國際風云變幻就成過眼云煙。即便一帆風順，最終也將以耗盡資源而告終，回歸貧困。

在毛澤東時代，“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以科學技術的先進化為突破，實施“生產資料優先發展”，實現了社會生產力高歌猛進、日新月異的發展，完成了實現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所有基礎工作，人力、物力、財力、軍力、智力和社會道德，所有的內力和外力全部進入了蓄勢待發的狀態。

在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工農業總產值那是硬碰硬的生產力指標，決不是當今人均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這類包括幣值上升、重復計算在內的經濟指標所能匹敵的。

雖然如此，可是要說毛澤東時代，尤其是說“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一些人不僅死活不肯接受，而且還感到比挖了他家的祖墳憤怒百倍！

面對無可辯駁的事實，這些人唯一的殺手锏就是：

“現在的生活是不是比那時好了！？”

這一問問的好啊！

確實，現今同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般深刻地變化。可要是分清孰好孰壞，那可就是見仁見智的了。

對于官僚和資產階級及其依附其上的文人墨客、知識分子，他們確實感到現在的生活比毛澤東時代好的多了！

又豈止是好的多，真正是天壤之別。對有權有錢的人來說，今日之中國乃是當世最自由快樂的人間天堂！

中國的地廣人多、經濟落后，生產著舉世罕見的既物美價廉又數不勝數的美景和美食、美人和苦力，可供吃喝玩樂、奴役驅使。

中國的道德頹廢、有法無法，權使神差、錢能通鬼，只要有權有錢，在社會上就幾乎暢通無阻，即便是與標榜“民主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也是享有著當今世界最廣泛的自由。

中國的國有資源濫采、公有資產賤賣，竟然能讓目不識丁者一夜暴發、一天暴富，貧富分化的速度之快和規模之巨，即便是私有制世界也為之瞠目結舌。

……

此情此景此境，既得利益者當然要說，今天的生活比蜜甜啦。

可是，勞動階級呢，他們的生活呢？

那些視死如歸、前赴后繼的賣命礦工，

那些染艾滋病、度日如年的賣血農民，

那些養家度日、走投無路的賣笑婦女，

那些借貸無門、求學無助的賣身學生，

……

他們又該是在進行怎樣的今昔對比呢！

若是再反問那些發問者：

“如果你不是貪官污吏和資本家，如果你像你父母那時那樣養了你們兄弟姐妹一樣多的孩子，你能像你父母那時養你們那樣，把他們培養成人嗎！？”

相信最無恥的人也是無言以對、啞口無言的。

                    （三）

“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濟建設驚世駭俗的成就，這是有目共睹、舉世公認、世人皆知、無可爭辯的事實！

對此，這個決議卻強調指出：

“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這種說法不僅已經是強詞奪理、胡攪蠻纏的了，而且也是十分幼稚的了！

因為既便果真如此：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那么，這個“如果”的假設也只是在現實中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狀態，是真正的烏托邦幻想！

這就如同現在有人說，“如果沒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一樣，可笑之極！

對這樣的“幼稚病”，不要說一再強調“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和“又紅又專”的毛澤東，就是曾主張“新經濟政策”的列寧和主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鄧小平，也都給予了批駁。

列寧早就強調指出：

“我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希望我們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經濟。但是不難理解，要實現這種愿望，就必須不發生政治上的危險和政治上錯誤。”

“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

鄧小平更是強調：

“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可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都談不上。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24頁）

正因如此，鄧小平盡管明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卻更強調：

穩定壓倒一切，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

不僅如此，依據現在的事實，我們完全可以斷定：

如果在1976年之前就實行什么承包制、股份制和“市場換技術”這一套所謂“不可動搖”的市場化方向改革， 

那么，時至今日，中國：

第一、也不可能取得“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第二、更不可能取得“兩彈一星”“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的偉大成就！

第三、也很難建設成完整的工業體系。

因為就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

其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鼓作氣、已經呼之欲出了的中國載人航天事業就中斷了十幾年；

其二、甚至就連憑借著“文化大革命”余威已經試飛成功了的“運十”也半途而廢了，中國至今還沒能造出大飛機呢；

其三、從1975年開始只用四年時間就修到格爾木的青藏鐵路，中斷了22年后才開始上馬。

其四、廢除人民公社后，好景不長，在把人民公社的老本吃得差不多了的時候，所謂“三農”問題也就形成了，至今還苦無良策呢。

其五、近30年的發展，除了保持了毛澤東時代如“兩彈一星”的軍工航天優勢和雜交水稻的農業技術優勢之外，中國并沒能產生出如毛澤東時代那樣實質性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進步的全球競爭優勢。

今日中國之繁榮，只不過是依仗繼承了毛澤東時代、“文化大革命”時期成長培養的富饒勞動力、勘探出的豐富自然資源和建設成的堅實經濟基礎，通過廉價出賣勞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獲得了物美價廉、薄利多銷的比較優勢和貧富兩極分化罷了。

李遠哲教授強調：

“在過去的10年內，我們常聽到有人提起亞洲奇跡。但是如果我們從促進經濟進步的科學與技術的研究，以及科技知識應用在生產上的角度來看，我們并沒有看到經濟奇跡。如果亞洲國家真要創造經濟奇跡，也許要趕快投入科學的研究與高技術發展”（和弦：《名人演講在北大》，大眾文藝出版社，2003年9月，第205頁）。

這樣，我們還可以斷言：

如果在今后30年內，中國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若是不能取得如毛澤東時代、“文化大革命”期間那樣全面超速的發展進步，那么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培養成長起來的勞動力進入老年之后，中國也就喪失了現有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優勢，社會經濟的發展就將岌岌乎危哉！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確實是損失最小、成績最大，以大亂實現了大治！

                   （四）

顯然，這個決議所依據的史實是根本不足以證明，“文化大革命”是場內亂的。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內亂卻又是現今社會主流輿論公認的。

那么，究竟“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個“內亂”法呢？

其實，說來說去，所謂“文化大革命”的內亂還就是如鄧小平所述，毛澤東自己所總結的：全面內戰、打倒一切！

關于“全面內戰”，鄧小平指出：

“那時還有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威信，說是‘全面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并沒有出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60頁）

確實，“文化大革命”期間：

一沒有暴亂，

二沒有戒嚴，

三沒有地方鬧獨立；

所謂“全面內戰”不過是對當時曾經出現過的文攻武衛局面的一種形容，怎么可能是真正的內戰呢！

關于“打倒一切”，鄧小平強調：

“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對賀龍同志，林彪從一開頭就是要整的，毛澤東同志確實想過要保。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至于后來愈整愈厲害，不能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背著他干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1頁）

既然是“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那么就不能算錯！

一是、“下級服從上級”這是鐵的紀律！不聽黨國最高領袖的話，至今永遠也是該整一下的。

二是、既然“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那么，只是在“四清”中整了農村基層干部是不足以服眾的！  

這個決議所說的“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自然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更何況，聯想到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會議上發表《總結經驗，教育干部》講話中，毛澤東指出：

“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要撤職、查辦。”

 確實，那時“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他們也太囂張了！對毛主席的三令五申，竟然膽敢陽奉陰違、置之不理、一意孤行，致使“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所以，整一下他們那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時的。

至于說：

“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背著他干的。”

這可就沒辦法了！而且也同“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必然的關系。

政治家的信仰是堅定的、信念是執著的，政治斗爭就是復雜無情的。即便是政黨內部，不同觀點之間的斗爭也是殘酷的。

革命黨也是如此，這無論是在法國革命大革命時期、還是在蘇聯共產黨時期都有充分的表現。

中國也是如此，無論是國民黨廖仲愷被刺，還是共產黨的“肅反”皆是如此。

政治爭斗的客觀性并不取決于是否發動“文化大革命”。建國前的不說，建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小的不講，就說著名的大事吧，名將陳光之死，國家副主席和黨的三號領袖高崗之死，劉帥、粟裕大將軍的冤案，彭帥的冤案，這都與“文化大革命”無關嘛！

更何況，奸賊害忠良，不絕于史；如毛澤東所言，“統治階級內部餓狗與飽狗之間的斗爭”更是俯拾即是。

古今中外皆如此。

既便是當代的所謂民主政治社會，也是有肯尼迪、薩達特、布托、英·甘地母子等等，大批政治家在政治爭斗中死于非命。

誰怨誰屈、孰是孰非，當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標準，而不是以哪個曾被打倒為依據。

其實說來說去，就是說破大天，“文化大革命”也是既沒打倒工人，又沒打倒農民，更沒打倒戰士，只不過是打倒了在總人口中占極其少數的一批官員和文人，這怎么能是打倒一切了呢！

再看今日那些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一心一意謀私利的貪官污吏和反動文人的所作所為，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會有一批官員和文人會被打倒了。

    說到這個決議指責“文化大革命”：

   “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這可又是犯了“幼稚可笑病”！

   其實“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又豈止是“文化大革命”，古今中外、至今為止、什么時候都有！

    就說汲取了“文化大革命”教訓之后的改革開放時期、就說被稱之為“歷史上最好時期”的今天，不也是照樣如此嘛。

    如此說來，“文化大革命”何錯之有、又亂在了哪里啊？

    我們說，“文化大革命”的錯還是有的，亂也確實是亂了的，只不過不是如這個決議所說的那樣罷了。

〔注〕：有關毛澤東著作講話等主要來源于《毛澤東文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書信選集》和《毛澤東著作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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