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巖石之《毛時代，中國人活得像人嗎？》　　

——兼回胡星斗的聲明　　

pioneer　　

胡星斗聲明：反對查抄烏有之鄉，與烏有之鄉的爭論“告一段落”。　　

由于眾多愛國學者和網友們有理有據有力的反擊和揭露，偽自由派對外配合反華媒體（《美國之音》、《中央社》、《蘋果日報》、《亞洲周刊》等），對內借助貪腐（見拙文《偽自由派向貪腐伸出橄欖枝》）、資本家（懸賞）、黑客（網絡攻擊），以造謠中傷的手段（“邪教”、“極左”、“暴政”、“排外”、“反改革”、“攻擊領導人”、“非法出版”），企圖一舉封殺烏有之鄉的圖謀瀕臨破產；而且“偷雞不著反蝕米”，其無知、無良、無恥的靈魂和內臟俱被解剖暴光，其反華、反共、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深青社”組織也被揭開。　　

于是，胡星斗要求“告一段落”，并在其“民主”胭脂脫盡、獰猙盡現的臉上重新補了“堅決捍衛你說話的權力”的妝，裝模作樣地向所謂的“查抄烏有”的“風車”揮揮寶劍。——一個 “民主”、“自由”、“人權”的高大形象又從爛泥坑里倔強地站起來，至于“取締”、“部分官員對憤青群體的慫恿等于是玩火自焚”、“到時他們想后悔已經來不及了”等等，與我再不相干。　　

胡星斗聲明的深層含義是要與烏有之鄉交換“籌碼”：我捍衛你說話的權力，投桃報李，你們也得支持我（深青社）說話的權力。昔日向烏有之鄉揮舞大棒的驕恣和霸道，已經蕩然無存。　　

然而，我卻不能“告一段落”，因為胡星斗在“告一段落”的同時，也沒忘記把“正義”掠走：他們對烏有之鄉、毛主席的造謠誣蔑、恣意謾罵、人身攻擊是“正常的觀點交鋒與辯論”，烏有之鄉及網友們有理有據的反駁則是“無端攻擊”、“沒有教養”、“非理性的辱罵、恐嚇以及文革式的無限上綱”。　　

我無法“告一段落”，因為胡星斗的組織還在行動，胡星斗反毛、反華、反共、反社的文章仍在流毒。我們與其爭論不是為“私仇”（如胡所言），也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左”“右”之爭，而是“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斗爭，愛國者（他們稱“愛國賊”）與賣國賊（他們稱“接軌”）的斗爭，是岳飛與秦檜的斗爭，不可調和。否則真就是與敵人“同流合污”了。　　

繼續批駁巖石《三論支持胡星斗——毛時代，中國人活得像人嗎？》。　　

巖石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大法——《憲法》總綱寫下了一句金光燦爛的文字：“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可是，在那個被一些極左派吹噓為“偉大的人民當家做主”的毛時代里，中國人民真的當家作主了嗎？——退一百步說，當時中國人活得像“人”嗎？　　

人權，馬克思倡導過，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宣傳過，毛澤東本人在革命時期也大聲疾呼過。可是，毛奪得政權以后，在所有媒體上，“人權”竟然蒸發了！哪里能看到人權啊？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根本看不到“人權”二字！——反而，人權所包含的“人性人道自由”等理念，居然變成了官方嚴厲批判的對象！　　

“人權”不是掛在嘴上的東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基本消滅了剝削制度，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并充分享有了參與國家、企業和公共事業管理的權力：　　

——根除妓院、煙館、黑社會；消滅天花、霍亂、血吸蟲等傳染病。　　

——工人吳桂賢、農民陳永貴等普通百姓直接進入中央領導階層。　　

——人大代表中工農的席位占有51%以上。　　

——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人人就業，“四大自由”。　　

——到1979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比1949年增長一倍。　　

……　　

到底是這些實實在在的東西是“人權”？還是“找不到工作”、“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看不起病”？或在老板的手下當著奴工，只拿著一張選票在兩個由大資本家豢養的政客之間壓寶是“人權”？　　

2004年憲法明申：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　　

對一些反動派打著“人權人道自由”的幌子、和海外反華勢力勾結、企圖顛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行為，批判實在太輕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教訓還不夠嗎？假如，日本侵華時打著“人權人道自由”的旗號，中國軍民的抗戰就是“反人權反人道反自由”嗎？　　

巖石在“災禍從何而起”章節中列舉了文革中的一些丑陋現象，采用“以點概面”、“虛實結合”、“偷梁換柱”等手法——“禍起一首歌”、“一幅漫畫，害了一批教師”、“一篇文章，索性命”、“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降”、“因拆字游戲而死于非命”、“一句話被誤解而被逼死”、“隨口之言成禍端”、“因一時疲勞瞌睡最終喪生”、“勤勞致富有罪”、“勤奮教學有罪”、“刻苦鉆研學問有罪”、“愛國有罪、為共產黨效力有罪”、“愛國英雄有罪”、“勞動模范有罪”、“少年兒童反革命”、“精神病人反革命”、“中共高官因長相而身陷囹圄”；并輔以“聳人聽聞”的謠言——“毛澤東中國的經典刑法還有：舔濃痰、吞白糖、灌香油、跪玻璃渣、冷靜思考（剝光衣服，捆在零下20多度的室外讓其受凍）、熱情幫助（放在大火盆中間烤）……”、“燒紅的鐵釬子插陰道，生生將其捅死！”、“燒紅的鐵釬從肛門一直捅進肚子里，活活捅死！”、“鐵鉗子將牙齒一顆顆拔掉，鼻子、耳朵都被擰掉，最后打斷了脊椎，痛極致死！”、“請問：美軍虐囚算得了什么？法西斯暴行算得了什么？”。　　

巖石把新中國比喻成了比美國監獄、納粹集中營、日本731部隊實驗室還恐怖萬分的人間地獄，把毛澤東描寫成一位以殺人取樂的惡魔，比那兩個在南京搞殺人競賽的日寇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殺的還是本國人。請問：能解釋一下為什么90%以上（他們的統計）的中國人民還在懷念毛主席嗎？　　

一個小子說是“50多年前的人好騙”。那么70多年前的人豈不是更好騙？怎么除了少數“精英”以外沒人懷念“蔣介石”？請不要低估人民的智商。自以為聰明的人往往是愚蠢可笑的。　　

巖石的論據大部分來自國外反華勢力和“傷痕派”的捏造；有些冤假錯案雖然存在，但都被無限放大、危言聳聽。比如，勞動模范時傳祥被打事件，本來是由于極個別人的思想認識不足，或是敵對勢力的破壞搗亂的結果，卻被他說成“勞動模范有罪”（現在才真是“新階層”光榮，勞動人民可恥的時代）。此外還有——　　

1、對彭德懷領導的“百團大戰”的功績，毛澤東是充分肯定的，但對其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對其“100個團”的宣傳很不滿意。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批評說，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你宣傳100個團參戰，蔣介石很慌。他一直有這樣一個心理——害怕我們在敵后擴大力量，在他看來，我們的發展，就是對他的威脅。然而卻被巖石“偷梁換柱”，說成彭被毛主席定了“反黨”的罪狀——“愛國英雄有罪”。而且巖石這個共產黨員（？）又順手攻擊了共產黨“假抗日”——“這是抗日戰爭中唯一一次戰役行動。”　　

2、毛主席和劉少奇的斗爭是兩條路線的斗爭，早已成為定論。到了巖石的嘴里卻變成了“劉少奇只是因為在自己黨的七千人大會等會議上，或當面對毛澤東講了一些實話”；劉少奇病重，醫療人員接到指示：“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延長他的生命”。——這明明是中央真心醫治劉少奇，巖石卻又補上一句謠言——“讓他活著知道開除他的黨籍，最好在70歲生日那天通知他。”。——就算真有這個想法，能和醫務人員明說嗎？有必要明說嗎？　　

3、巖石說，1967年4月，在接見內蒙古代表時，康生說內蒙古區黨委書記王逸倫：“我一看就覺得這個人根本不是共產黨員，而且也不是一個普通人，他是個特務。”，于是，“中共高官因長相而身陷囹圄”。　　

我們看一下《中共中央關于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1967.04.13；中發［67］126號）：“內蒙軍區的個別領導人二月五日以來，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嚴重打擊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眾組織，大批逮捕了革命群眾，支持了內蒙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烏蘭夫的代理人王逸倫等人以及他們操縱的保守組織。”——這是因“長相”獲罪？　　

4、關于“內人黨”冤案。在北京文革精力有限、情況不明、防止失控思想等多種因素指導推動下，一道“一刀切”的軍隊加入地方的“支左”命令，釀成了文革悲劇，而且種下了分裂和武斗的政治種子。（附錄：有關“內人黨”冤案的部分相關材料）　　

5、巖石說，“許許多多回憶文章揭示，勞教場的饑餓簡直到了令人無法想象的恐怖境地，許許多多右派因此而喪生。”　　

我們看一段海外反毛者為遇羅錦的《一個大童話》寫的書評——　　

饒了羅克的父母和他的家人吧 　　

3月5號那天，一位年輕的朋友考我這一天是什么紀念日。我知道他指的是毛澤東號召學習雷鋒的日子，但是他不知道，還有兩個人的忌日也在這一天——一個是斯大林、一個是遇羅克。　　

雷鋒給自己定位是個螺絲釘，對于螺絲釘我是沒有興趣紀念的，哪怕是不銹鋼的。況且他那句“對階級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那樣嚴酷無情”至今聽了我都膽寒，因為我那時正是右派分子，就是他所說的階級敵人。　　

斯大林是個集權專制的暴君，殺人無數，我當然不可能紀念他。　　

這一天唯一值得我紀念的，只有遇羅克。……　　

遺憾的是最近羅錦又把二十幾年前的舊作匯編成《一個大童話》要出版（已在紐約開了發布會），卻把父母描寫成委瑣自私的形象，讓人很難理解其用心。　　

最讓羅克父母灰頭土臉的，就是作者與母親接教養期滿的父親這一段。情節是這樣的：羅克父親因右派問題被判勞動教養三年，三年里一直向家里要吃的、用的。期滿時作者與母親到教養所接他回家，教養所的隊長透露每個被教養者每月40多元工資，這里的商店什么東西都能買，有的人錢都花不完要往家里寄。作者立刻猜測父親把省下的錢寄給了情人。母親聽到立刻變了臉色，一路都鐵青者臉沒有說話，大有上當受騙之感，因為家里每個人每月生活費才10元。　　

能編出這么荒誕的情節來我真是服了。眾所周知，當年多少右派在教養所餓死！如果像那個隊長所說那里豈不成了天堂？從北京去教養所的右派哪個三年期滿能回得了家？教養期滿還要用家屬去接，難道他們都被教養成了弱智，自己回不了家了？　　

羅錦也是被教養過的人，能把教養所描寫成這么美好是我始料不及的。我雖然沒進過教養所，但是進去過的右派朋友告訴我了那里的慘狀，他是靠吃各種昆蟲活下來的，他的工作就是每天趕著牛車拉餓死的人。羅錦在海外有一支自由的筆，又能寫，為什么不幫助我們揭露萬惡的教養制度呢？　　

……　　

——沒教養過的人竟比教養過的人更了解教養所嗎？　　

——教養所的隊長透露每個被教養者每月40多元工資，我能力有限，不能證實其真偽，也許有夸張（請讀者指正），但如果說右派能靠吃昆蟲活3年以上，我們除了驚嘆于其生命力的頑強，還能說什么呢？　　

——作者到底想讓遇羅錦如何幫助他們揭露中共“萬惡”的制度，是不言而喻的。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傷痕派”對文革的控訴的可信度。　　

6、巖石：1966年8月18日！這是一個紅色的日子——一個鮮血染紅的日子！這是一個黑色的日子—— 一個暗無天日的日子！一個永垂史冊遺臭萬年的日子！——這一天，毛澤東打開了潘多拉魔盒，猛獸蜂擁下山，洪水奔騰泛濫。紅衛兵小將響應“偉大”號召，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開殺戒。　　

深青社：自某個政黨和主義誕生以來，它帶給整個人類的是數不勝數的悲劇和苦難，它殘忍殺害我們的兄弟親人、迫使夫妻死別、子女流離、人人受難。它用謊言欺騙人們、用恐懼和殘忍來迫害人們，使人類世界變成吞骨嗜血的人間地獄。這種殘暴遠遠超過歐洲中世紀的黑暗，對于人性的撕裂和摧毀遠遠甚于法西斯的屠殺，哪怕任何一個古代帝王也從來沒有如此殘忍、如此卑劣地奴役、侮辱、屠殺他的人們。這展紅色政權的旗幟上沾滿了億萬無辜人們的鮮血，它用暴力機器將無數人的尊嚴、價值、淚水、肉體碾得粉碎，而任由人們哭喊，魂靈四處飄零。　　

——對照上面的描寫，可以看出巖石與深青社的言論如出一人。對毛主席進行惡毒攻擊，實際上就是對中共、新中國的惡毒攻擊。以中共黨員自稱的巖石及其同伙們的險惡用心，已經暴露無遺。　　

胡星斗、巖石及背后的“深青社”已經完成了反華、反共、反毛、反人民以及反中華文明，替“八國聯軍”、“李鴻章”、“蔣介石”翻案的“鴻篇巨制”，待冠冕堂皇地掛在其博客上向主子邀功、對青少年“洗腦”之時，卻發出了“告一段落”的聲明，端的一副“如意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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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有關“內人黨”冤案的部分相關材料　　

“二月黑風”，第一個向革命群眾開槍的軍區　　

二月以來，呼和浩特市“三司”、“八·一八”派的一些群眾對內蒙軍區有意見，組織人在軍區門前靜坐。　　

二月五日中午12點15分，內蒙師范學院四年級學生韓桐在喊話，希望軍區副司令員劉昌出來辯論。正在這時，軍訓部付部長柳青提著手槍跑出來，韓桐喊：同志們現在是用鮮血和生命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時候了。接著這個軍官便開了兩槍。從左邊第五根肋骨下打進去的，把肺動脈打穿，子彈還留在體內。搶救了五個多小時，到五點五十分，當時給北京協和醫院打電話，協和醫院說：停氧20分鐘已無法搶救。　　

此后，內蒙軍區還宣布許多群眾組織為反革命組織，逮捕了許多人。　　

……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關于同意公開批判烏蘭夫等人的意見（1967.05.28；中發［67］169號）　　

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同意你們關于在《內蒙古日報》上公開批判烏蘭夫和王逸倫、王鐸的意見。　　

1.對烏蘭夫不直接點名，稱為內蒙古自治區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2.王逸倫、王鐸公開點名。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圖們、祝東力編寫的《康生與內人黨冤案》（節選）　　

云成烈也是從小參加革命的。他在延安讀書上學，旋及參軍入伍，當了一名小八路。在部隊，他向來性格簡單，火爆、偏激。其實云成烈在北京說的‘上山打游擊’，不過是在當時特殊環境和情緒下沖口而出的一句氣話。他并沒有做什么實際準備和部署，比如打游擊必需的人員、武器、給養之類，都沒考慮過。可是，云成烈的這句話卻引起了內蒙古地區不必要的混亂，使當時已經十分嚴重的局勢更加復雜化了。云成烈的話干擾了中央對內蒙古地區階級斗爭形勢的判斷，為夸大敵情、擴大打擊面，客觀上提供了一個依據。　　

按：書中云成烈在前門會議期間口出狂言：‘頂不住上大青山打游擊’，一言即出，干擾了中央對內蒙形勢的估計，釀成了人為的緊張局面”。以上文字在該書中所占篇幅不大，但意思表示明確，即云成烈是造成“內人黨”冤案的主要責任人之一。為此，云成烈之妻王素于1998年以該書“歪曲事實、顛倒黑白、誣陷同志”將作者訴諸北京西城區法院。（一審、二審被告均勝訴）　　

被告提供證據如下：　　

證據4．1967年10月由內蒙古黨委機關紅旗聯合總部編印的文革資料第6頁寫道“六月十三日昭盟軍分區副參謀長云成烈從呼市突然去北京進行地下活動，說他是受云世英(原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副廳長)等人的委托，轉告‘土默特旗人要頂住，讓烏蘭夫也要頂住’，還說‘革命是有反復的，上山打游擊也要革命”’。　　

證據5．高錦明(原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務書記，1966年參加中共華北局會議)，于1998年2月2日證明：“1966年前門飯店會議中，華北局副秘書長劉謙向李雪峰報告×××匯報一緊急情況，即內蒙古昭盟軍分區副參謀長云成烈來京讓×××捎話給烏蘭夫，說他(云成烈)在呼市與幾個土默特旗干部商議，讓轉告烏蘭夫頂住，不行就上大青山打游擊，也是革命的……這一事件引起重視，中央軍委立即召開會議，決定內蒙古軍區在京參加前門會議的領導人返回呼市，掌握部隊”。　　

證據6．阿木古楞(原內蒙古軍區司令部辦公室主任)于1988年2月23日證明：“我親身經歷了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我也深受其害。回憶往事，至今還有不平靜之感覺。北京前門飯店會議批判烏蘭夫之后，內蒙古軍區首先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批判，并傳出昭盟軍分區副參謀長云成烈托人捎信給烏蘭夫‘要頂住’，還說：‘革命是有反復的，上大青山打游擊也要革命’，影響極大，政治空氣驟然緊張，還牽連到司令部副參謀長等人，對大局起到很不利的作用”。　　

證據7．權星垣(原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1994年2月證明：“×××向華北局反映云成烈讓×××轉告烏蘭夫頂住，不行上山打游擊這件事，我是在1966年6月中旬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期間的一個下午聽別人告訴我的，當時還讓我準備一下，第二天返回呼市主持家里工作。”　　

證據8．寶音格日勒(原昭烏達盟軍分區副司令員)1998年1月30日證明：“1966年7月間，內蒙古黨委召集13級以上黨員干部傳達前門會議精神，×××傳達后說：‘有人竟叫烏蘭夫頂住，頂不住上大青山打游擊’，后來點了云成烈的名。云成烈保烏蘭夫是正確的，但他的言行正是雪上加霜，也是授人以柄”。　　

證據9．程國群1998年1月22日證明：“1966年‘文革’初期，趙戈銳同志任內蒙古黨委文教政治部主任，我當時在干部處工作……，當時趙戈銳等同志也受到沖擊和批斗，在當時情況下，趙曾交代說‘云成烈讓烏蘭夫在會上頂住和上山打游擊也要革命(大意)。”　　

……

停止挖“新內人黨”　　

遵照毛主席、黨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對內蒙工作的指示，停止了挖“新內人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決定對內蒙實行分區全面軍管后，特別是自治區新黨委成立以來，根據黨中央的一系列有關指示，全區各級黨委糾正清隊擴大化的嚴重錯誤，對挖成“新內人黨”的干部、群眾及其家屬分別給以撫恤、治療和生活上的適當照顧；對查抄的財物，給以清還或一定的補償。對乘機進行階級報復的階級敵人，有的已依法懲處，等等。廣大干部和蒙漢各族群眾對這些是滿意的。　　

附：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滕海清、吳濤、李樹德等關于挖“內人黨”擴大化向中央的檢查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軍委辦事組：　　

最近，中央領導同志指出我們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有擴大化的錯誤，對高錦明同志的批評是錯誤的，對我們教育很大。我們衷心接受，認為這是對我們的愛護，對內蒙的關懷。　　

我們核心小組來開會的三個人又進一步學習了上述指示，檢查了自從清理階級隊伍以來，特別是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后的這一段工作，深感錯誤嚴重。我們的錯誤集中在一點上，就是沒有事事聽毛主席的話，處處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在內蒙落實得不好，這說明我們對毛主席不忠。　　

我們的錯誤突出的是：　　

一、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特別是在挖“內人黨”的問題上，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界限，違反了毛主席關于“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的教導。相當普遍地產生了逼、供、信，犯了擴大化的錯誤。　　

這個錯誤是逐步發展起來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革命委員會第四次全會以后，發展成為全區性的。在革委會四次全會以前，內蒙就挖出了十三萬多人，這時已發現個別單位有武斗和逼、供、信的現象；革委會四次全會反右后，在農村、牧區街道等普遍開展清理階級隊伍工作，這時本應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在群眾已經認真發動起來和已經展開斗爭的地方必須防止左傾”。但仍繼續開展反右斗爭，結果造成擴大化和逼、供、信的錯誤。從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十五日又挖出了二十五萬多人（包括“內人黨”六萬四千四百多人），其中有極少數是壞人，但誤傷了很多好人，蒙族干部和群眾被傷害的面更大，造成民族關系比較緊張的局面。多數人是在逼、供、信的情況下打成“內人黨”的。例如，集寧市一個不足二百人的機關學習班，就挖出“內人黨”一百四十四名，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出身很苦的干部和共產黨員（已平反）。據對內蒙軍區機關、騎兵五師、獨立二師等單位了解，蒙族干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成了“內人黨”。當時曾出現了許多極端錯誤的論調。例如，“共產黨的支部就是內人黨的支部”，“邊防站是內人黨的邊防站”，“內人黨是沒有什么證據的”等等。　　

中央早已多次提醒我們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注意擴大化的問題，我們本應認真遵循，可是直到今年二月初，在北京開的一次有各盟市革委會主要負責人參加的會上，滕海清同志仍錯誤地提出，主要的還是反右，右傾仍是主要阻力。以致使“左”傾思想繼續泛濫，造成人人怕被說成“右傾”的局面。　　

二、在解放干部問題上，政策落實很差。　　

毛主席曾多次指示：干部的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論斷，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口頭上也說干部大多數是好的。但說的更多的是內蒙被烏蘭夫統治二十年，他要叛國，必然培植自己的龐大的反革命勢力。這樣就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對毛澤東思想在內蒙占絕對統治地位，內蒙的天是毛澤東思想的天，發生了動搖。內蒙解放干部的工作，本來就是很落后的，在去年六月到十二月，總還解放了一些；但從挖“內人黨”以來，不但沒有解放，就是原來已經解放的和參加了“三結合”的干部又有一些被揪了回去。比如盟市一級的干部，去年十二月份統計，被打倒的有百分之五十八點四，在今年三月十五日，卻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原自治區黨委、人委機關的處長和盟市機關的部長一級干部，不完全統計有一千七百二十七人，參加了“三結合”和解放了的只有四百九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八點八。全區正副縣（旗）長、黨委書記共有七百零五人，參加“三結合”和解放了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四點三。我們沒有很好執行毛主席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致使解放干部的工作進展十分緩慢，造成干部的極端缺乏，使工作和生產受到損失，使犯了錯誤的干部感到沒有出路。　　

三、對待群眾組織，犯有親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壓一派的錯誤。　　

我們對一些革命群眾組織，沒有做到象八三四一部隊那樣，堅持三條原則，九個一樣。而是對親自己一派的就親，疏自己一派的就疏，不同意自己觀點的就壓。因而加深了兩派對立。類似這樣情況，在烏達煤礦、巴盟、錫盟、呼市的許多單位中都是存在的。　　

四、在第四次全委會之前，高錦明同志提出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要注意防“左”的意見是正確的，可是我們卻錯誤地當做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全區范圍內進行了公開批判，并停止了他的工作。高錦明同志是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核心小組副組長，在前門飯店會議上批判烏蘭夫和頂住“二月逆流”中都是有貢獻的，對他這樣做，沒有得到中央的批準，這是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　　

五、在宣傳工作中，我們有一些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引起了思想混亂。例如，在《內蒙古日報》的一篇社論上，散布了“狠是基礎”的錯誤論調，從而助長了“左”的思想。　　

我們所犯的錯誤，基本方面是“左”。這是因為我們對內蒙的情況缺乏辯證唯物主義的進行階級分析，而是形而上學地看問題造成的。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領導和關懷下，本來內蒙的形勢是很好的，如果我們不犯這種錯誤，認真貫徹落實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內蒙的形勢會更好。我們感到很痛心，辜負了毛主席和黨中央對我們的信任。我們也沒有完全理解，還想慢慢地克服就是了。正如中央領導同志批評的那樣，我們有私心，有驕傲，總是看成績多，怕否定大方向，怕否定了成績，怕影響威信，沒有很迅速地痛下決心檢查、改正錯誤。在偉大領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鼓舞下，現在內蒙地區對落實政策，已初見成效。　　

我們的錯誤對革命損害很大，它混淆了階級陣線，傷害了一些好人，影響了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進程，在干部和群眾的思想上造成了嚴重混亂。我們辜負了毛主席和黨中央對我們的信任和愛護。經中央嚴肅批評和耐心教育后，我們已初步認識到所犯錯誤的嚴重性，堅決地、忠實地、迅速地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堅決完成“九大”規定的各項戰斗任務，奪取更大的勝利。　　

以上檢查還是膚淺的，認識是不夠的。我們將在工作實踐中逐步加深認識，認真讀毛主席的書，決心把內蒙的工作做好。　　

不當之處，盼指示。　　

滕海清 吳濤 李樹德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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