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世紀到十三世紀的唐朝、宋朝，中國經濟和文化發展都處于當時世界的前列，到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紀，也就是明朝（1368－1644年）的后期和清朝（1644-1911年）的前期，西歐各國相繼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國社會仍舊停滯在封建社會中。中國落后了。　　

市場是資本主義的生命。資本主義為了自身的發展，單靠剝削本國人民是不夠了，于是積極地開拓海外市場。到十九世紀，拉美、非洲、亞洲的大片土地已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英國開始把侵略的觸角伸向中國。　　

在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地主和貴族對于從農民那里剝削來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換。”（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所以，資本主義國家（十九世紀上半葉，主要是英國）的產品很難在中國打開市場，但鴉片這種特殊的商品讓英國從中國獲取了豐厚利潤。可是，在鴉片貿易中，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給國內經濟造成一定混亂，這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禁煙”由此開始。而鴉片販子是不會輕易放棄既得利益的，英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也早就想打開中國的國門，將中國吸納進它的市場體系，于是鴉片戰爭開始了。　　

資本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將中國變成可以自由進入的市場。　　

從此以后，清政府的反人民性暴露無遺；北洋軍閥的反人民性暴露無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的反人民性暴露無遺。其反人民性集中地表現在賣國上。　　

一、清政府的狀況　　

中國封建社會是農業社會，以皇帝為首的占人口極少數的地主階級控制著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廣大農民處于經濟上受剝削、政治上被壓迫的地位。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利益是對立的。　　

地主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對農民抱有關心、同情的態度。這一點在歷史和中國古代的許多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到。但是，由于階級的局限性，他們決不會讓農民分享他們的經濟、政治權力。因此，他們對于安心于受剝削的農民會表示同情，但對不堪剝削和壓迫而奮起反抗的農民則視若仇讎。所以，明朝的大臣官僚寧愿降清，幫助清朝消滅李自成而不愿協助李自成抗清從而保持民族的獨立，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出，地主階級寧可亡國，做異族的家犬也不會讓農民騎到他們的頭上。　　

清朝到了光緒年間，已過了這個封建王朝的興盛期。政治腐敗，軍備廢弛，經濟上土地兼并嚴重，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已到了尖銳的程度。如果說一個封建王朝在其興盛期，還能夠獲得民心的話，此時的清王朝已失去民心。政治腐敗的表現之一，就是在鴉片戰爭前，大批官僚從非法的鴉片貿易中獲利不菲，與鴉片販子勾結起來侵害人民和國家；并且官僚中吸食鴉片者為數不少。軍事上，綠營兵一般地既無訓練，又無紀律，戰斗力極弱，行軍處反而是老百姓橫遭騷擾。　　

鴉片戰爭后，中國的將軍和督撫們竭力夸張武器的作用，來為自己的失敗尋找借口。事實上，英國軍隊當時在武器方面雖然處于優勢，但戰爭開始時，其兵力僅有五千多。戰爭后期，其兵力除炮兵外，也不過一萬余人；并且還抽出了部分兵力分駐香港、廈門、定海和鎮海，向南京進軍時兵力不過七千多人。其用少數兵力，侵入一個遙遠的大國，這本身就是一種海盜式的冒險行動。所以，他們在進攻中國時，只能在漫長的海岸線上選擇一點進攻，卻不敢較久地占領，不敢分散兵力，不敢過于深入，實際上只能靠突襲取勝，進行訛詐。所以，英軍到了大沽口，沒有登陸深入，而是撤回廣東；占領了廈門、寧波、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棄；最后，他們進入長江，不敢占領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訛詐目的達到后，立即退出了長江。這就是海盜式的作戰方式。他們不敢把戰線拉長，更不敢讓戰爭拖延過久。　　

說明這一點，只是為了駁斥“唯武器論”，——好像清朝的戰敗只是因為中國在軍事科技上落后了。中國歷史上，中央政權與異族之間的民族戰爭從來沒有停止過。當一個王朝處于穩定期，政治比較清明、階級矛盾比較緩和時，總是能夠以較小的犧牲來解決民族矛盾。而在王朝走上衰落，階級矛盾尖銳時，民族戰爭總會給這個王朝以重創，甚至于滅亡。宋朝被蒙古人滅亡，明朝被滿清滅亡，難道不是明證嗎？而在漢、唐的穩定期，不管是依靠武力，還是和親等政治手段，漢政權總能與異族保持相對穩定的關系。更可以說明問題的是：明朝正德年間，葡萄牙的船只到達廣東沿海。在1517年，葡萄牙人武裝了八條船闖入珠江口，開炮示威。1918年，以西門·安得洛德為首的葡萄牙人在珠江口建筑碉堡，作為侵略的據點。面對這種侵犯，明朝政府決定驅逐他們，在1521年，將這幫強盜趕跑了。后來，葡萄牙人又到福建、浙江沿海進行同樣的海盜活動。嘉靖二十五年，也就是1546年，明朝官軍在當地人民支持下實行了對這些海盜的一次討伐，據記載，葡萄牙人死于此次戰爭的有五百多人。到1548年，葡萄牙人在浙江的據點雙嶼港被徹底清除。但葡萄牙人并沒有離開，獲取利潤的貪婪心促使他們仍然在中國冒險。在1561年，他們卻在澳門獲得了居留地，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為他們對明朝官員使用了行賄的辦法，是因為某些官員的腐敗。單靠武器，他們是不能戰勝中國的。即使在清朝，面對異族入侵也不全是節節退讓，康熙對沙皇俄國的入侵就保持著強硬態度；嘉慶十年，也就是1805年，俄國的遠航船隊想在澳門進行貿易，也被中國政府拒絕。　　

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失敗，軍事上，是因為軍隊腐敗到極點，戰斗力不強；行軍過程中又縱兵擾民，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外國侵略者卻有漢奸領路，對地形的熟悉程度上反而超過了清軍。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國內階級矛盾尖銳，統治者缺乏抗戰的決心。如果戰爭能夠一舉獲勝，當然是好；如果遇到挫折，他們最害怕的就是國內階級矛盾激化。所以，他們根本不敢設想長久的抗戰。　　

因此，從根本上來看，清政府的失敗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決定的。這種矛盾決定了它害怕人民力量的興起，而為了防止這一點，他們寧愿對侵略者作出妥協。正如簽訂南京條約的耆英、伊里布、牛鑑向皇帝的報告中所說：“臣等伏思該夷所請各條，雖系貪利無厭，而其意不過求賞碼頭、貿易通商而止，尚非潛蓄異謀。”地主階級所說的“異謀”，就是指改朝換代而言。在當時的清政府看來，外國侵略者并不是要推翻他們的統治。而如果他們和侵略者長期作戰，由于他們早已失去民心，他們就害怕人民趁機造反。這樣，他們的統治就會極其危險。因此，他們寧愿滿足侵略者的愿望，出賣國家利益，以換取統治的暫時安穩。即反動頭子慈禧所言：“寧與友邦，不與家奴。”　　

這就充分表現了清朝政府的反人民性。也就是說，他們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對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暫時維持住了他們的統治，但廣大人民的負擔卻大大增加了，受到的剝削更加嚴重了。到1851年，廣大人民終于沒有活路了，中國近代以來的第一個革命高潮——太平天國運動暴發了。對待農民起義，清政府卻不遺余力地鎮壓，和其對待外國侵略者妥協投降的態度截然不同。由此看來，清政府的統治者看重的不是國家利益，而是其所代表的地主階級的利益。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　　

歷史發展到1911年，腐朽透頂的清政府終于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但接替它的是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在當時的中國，國家富強的必備條件之一，就是趕走外國侵略者。而要趕走外國侵略者，唯一的途徑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但北洋軍閥又是怎樣的一個政府呢？首先，它本身就與帝國主義國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其次，它代表的是大地主和少數上層資產階級的利益。試想，這樣的政府會發動土地革命，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給窮苦農民嗎？而除了土地革命，中國是沒有第二條路可以發動人民的力量的。所以，雖然政權的形式發生了變化，但北洋軍閥和清政府一樣是“反人民”的。只要沒有把外國侵略者趕走，中國的民族經濟就不可能獲得大發展，中國的經濟就會永遠掌握在侵略者的手中。北洋軍閥沒有力量把帝國主義趕走，又無法依靠人民群眾積聚力量，所以，它只有和清政府一樣與侵略者勾結起來，共同壓迫中國人民。事實上，他們也正是這樣做的。　　

到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時期，這個政權是代表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四大家族與帝國主義國家勾結起來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從而也控制了中國的政治。國民黨有力量將外國勢力趕走嗎？它的階級性決定了它是不能和人民休戚與共的，所以它也就不可能有力量將外國勢力趕走。中國也就不可能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只能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在這種狀況下，中國的經濟不可能獲得大發展，人民的生活不可能得到改變。　　

或許有人會說，英國統治著香港，香港的經濟不是發展很快嗎？還成了亞洲的一個金融中心。或許中國讓美國統治若干年（蔣介石最終是倒在美國的懷抱里了），會有好處也說不定。這種事情，我們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香港的情況用到中國其它地方不一定就適用，甚至科學地分析的話，是根本不可能的。印度也被英國統治了多年，印度的狀況怎樣呢？拉美、非洲多少國家都是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這些國家的狀況又怎樣呢？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地區發展極不平衡，想以殖民地的方式獲得發展，這不能不說是糊涂透頂，或者說這種話的人是別有用心，——漢奸言論。　　

而當時唯一能夠將外國勢力趕走，使得中華民族獲得獨立的，只有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　　

二、國民黨政府的狀況　　

在這一部分，我們專門來談談國民黨政府的反人民性，以及它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　　

1912年，以孫中山為領袖的同盟會改組成為國民黨。這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1924年，孫中山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將國民黨改組成為統一戰線組織，以廣東為革命根據地決定實施北伐。而1926年，在國民黨內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右派分子的支持下，蔣介石通過發動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篡奪了黨權、軍權和政權，成為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統一戰線組織被國民黨右派控制。1927年，在北伐過程中，蔣介石到達南昌時，已經開始向帝國主義者進行拍賣民族利益的政治交易。他經過黃郛、戴季陶、王正廷等人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來往；經過宋子文、虞洽卿等人與英、美帝國主義者來往；經過吳稚暉、李石曾、鈕永建等人與法帝國主義者來往。蔣介石到上海后，就立刻和上海的大地主、大買辦階級密切結合，并要求帝國主義者幫助他的反革命政變。他奴顏婢膝地向帝國主義者起誓：“國民革命軍是列強的好朋友，決不用武力改變租界的現狀。”（　1927年8月31日　《北伐捷報》）　　

帝國主義者對這個篡奪了革命大權并且已經顯示出善于玩弄反革命陰謀手段的新代理人，表示愿以全力支持。三月下旬，帝國主義者答應駐扎在上海的兩萬多外國侵略軍，可以幫助蔣介石鎮壓和屠殺上海工人群眾；同時又會同上海大資產階級送給蔣介石一千五百萬元，作為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工人的經費，并答應在政變以后，將給蔣介石三千萬元作為建立南京反革命政權的資本。正是由于有了帝國主義者做后臺老板，蔣介石悍然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上海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的工人群眾。之后，又繼續在南京、無錫、寧波、杭州等地進行同樣的反革命活動。同時廣東的反動派也開始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張作霖在北方也開始了大屠殺，李大釗就是此時死在張作霖的絞刑架下的。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的許克祥在豪紳地主階級的支持下，也叛變革命。六月六日，江西發生反動軍閥朱培德的叛變。國民軍領袖馮玉祥先于六月十日和武漢政府的汪精衛等在鄭州召開會議，后于六月十九日與南京反革命政府的蔣介石等在徐州舉行會議，在此次會議上達成了反共、反蘇、寧漢合作等反動協議。汪精衛于七月十五日在武漢公開背叛革命（國民黨左派領袖宋慶齡、鄧演達此前已被迫離開武漢出國），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叫囂“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這樣，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終于失敗了。　　

在帝國主義、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扶植下，國民黨作為新工具，代替北洋軍閥，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反革命的軍事專政——新軍閥統治。　　

但這里必須說明的是，當時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依然是各帝國主義國家，每一派軍閥的背后都有帝國主義的支持。新軍閥的統治正是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建立起來的，因而也必然實行對外投降的政策。新軍閥內部派系林立，以美、英、日為首的各帝國主義對于中國市場的爭奪，反映到了各派新軍閥之間頻繁的戰爭上。比如，一九二七年十月到次年一月有蔣介石、李宗仁和汪精衛、唐生智的戰爭；一九二八年二月間，為了爭奪華北，在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形成蔣、桂、馮、閻四派的聯合，北上攻打張作霖。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０年的三年間，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六、七次，由于英、美帝國主義者大量的援助和上海江浙財閥的支持，蔣介石在這些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表面上統一了全國。實際上，兩廣、四川、西北和東北各地方軍閥都保持半獨立的狀態，分裂割據，并不斷地和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公開對立以至發生戰爭。帝國主義就這樣一面扶植國民黨中央政權，作為鎮壓革命和榨取中國人民膏血的總工具；一面又采用分裂剝削政策，在各地扶植地方軍閥和這個中央政權相對立，制造中國的分裂和內戰，以便分而治之，控制中國。　　

不論是蔣介石的中央政府，還是地方軍閥，他們一方面需要帝國主義者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支持，一方面他們又代表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他們不可能把人民的利益當作執政的目的。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就注定了這種政府不僅沒有力量將外國侵略者趕出中國，反而會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由于國民黨政府忠實地為帝國主義效勞，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侵略勢力有了顯著的擴張。僅在對華投資方面，從一九一四年的二十二億五百七十萬美元，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前增加到三十四億八千七百六十萬美元。其中英國投資增加近百分之六十，美國投資增加了近二倍，而日本的投資增加了四倍半。由此可見，在國民黨統治下，中國日益加深了殖民地化的程度。　　

由于帝國主義加強了經濟侵略，中國民族工業無論是工廠數或資本額都日趨縮小。比如，一九二八年注冊的工廠有二百五十家，到一九三一年只有一百一十三家。　　

同時，在國民黨統治下的農村，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豪紳手里，對農民的剝削也愈來愈重，各種苛捐雜稅也越來越多。　　

以上談的是國民黨政府在建立初期表現出來的反人民性。下面再談國民黨在對日戰爭中的表現。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進攻東北。蔣介石下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占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不到五天，日軍幾乎全部占領遼寧、吉林兩省的千里河山。遼寧、吉林失陷的第二天，國民黨政府發表《告全國軍民書》，聲明東北事件已“訴諸國聯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沖突，對于國民亦一致誥誡，務須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在這種賣國的不抵抗政策下，十一月，日軍占領黑龍江，一九三二年一月又占領錦州，蔣介石命令幾十萬東北軍一槍不入地退入關內。不過三個月，東北成為日本殖民地。　　

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前，國民黨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復信日本政府，說“來函所提關于取締抗日運動一項，現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業經令行主管局將該會取消。……至于其它各抗日團體，并予以取消”。事變爆發前，國民黨政府曾命令駐防的十九路軍撤離上海，但是命令下遲了，日軍已開始進攻。十九路軍英勇抵抗。上海各界民眾組織義勇軍支援十九路軍。國民黨政府卻逮捕和解散義勇軍，不能十九路軍一兵一物的支援。國民黨在上海的海軍司令甚至與日軍達成協議：“此次行動并非交戰，如中國海軍不攻擊日艦，日艦也不攻擊中國艦隊，以維友誼。”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軍占領山海關，二月開始向熱河侵犯。國民黨軍隊自動放棄熱河，日軍不費一槍一彈占領熱河省會承德，然后向長城各口進攻，企圖一鼓而下華北。蔣介石下令禁止超過日軍兵力十倍的防守軍隊進行抵抗，公開宣稱：“要以專心一致剿匪，侈言抗日，那就是投機取巧。”三月六日，蔣介石發出“侈言抗日者殺勿赦”的命令，并派其黨羽解散關外的抗日義勇軍，大量捕殺北平的共產黨員和抗日愛國青年。五月十二日，日軍占領通州，包圍北平、天津，華北危急。五月三十一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由日本事先擬定的《塘沽協定》。這個協定承認日本占領東北、熱河，承認冀東為日軍可以自由行動的“非武裝區”，并使華北置于日軍監視和控制之下。至此，國民黨斷送中國領土四省之多。　　

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外務省發表了一個企圖獨占中國的聲明，公開叫囂日本是亞洲的“主人”，是中國的“保護者”。這是一種發動新進攻的輿論準備。而國民黨對這一野蠻聲明，做出的是這種反應：趕緊聲明國民黨政府并無抗拒日本之任何舉動之意，“更無擾亂東亞和平之念”，把日本帝國主義稱為“朋友”。為了表示和日本親善，六月一日起和偽“滿洲國”正式通車、通郵，十二日訂立海關協定，在山海關及長城各口設立中國與偽“滿洲國”的關卡。這樣，國民黨就在事實上承認了偽“滿洲國”。一九三五年二月，蔣介石發表講話，向日本表示要“制裁一時沖動及反日行為”。十四日再度發表談話，說中國“不但無排日之行動與思想，亦本無排日必要的理由”。但日本仍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由關外調集大批軍隊入關，威脅平、津。國民黨政府完全屈服，于六月四日與日本訂立《何梅協定》，斷送了河北和察哈爾兩省的大部主權。十日，國民黨政府頒布《敦睦鄰邦命令》，說“中央已屢加申儆，凡我國民，對于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茲特重申禁令……如有違背，定予嚴懲”。　　

但日本對此并不滿足，之后又積極策動親日派漢奸們在華北公然發動所謂的“五省自治運動”。同時又支持內蒙的民族敗類組織偽“內蒙自治軍政府”。國民黨政府為迎合日本提出的“華北政權特殊化”，在十二月初指派宋哲元及老牌漢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十六人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一九三六年春天成立，成為一個半傀儡政權。此時，華北五省已名存實亡。　　

國民黨對日軍步步退讓，那么其軍事力量又有何用呢？那就是對付抗日軍民，對付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在這上面，它和鴉片戰爭后的清政府、北洋軍閥是一脈相承的。清政府對外國侵略妥協退讓，而對人民起義則全力鎮壓（被反動統治者大力吹捧的曾國藩曾剃頭，他對外國侵略者動了一槍一炮嗎？面對起義農民卻贏得了曾剃頭的美名）；蔣介石政府對外國侵略，同樣是妥協退讓，但對人民的力量卻絕不手軟。　　

一九三０年年底到一九三一年一月，蔣介石集合七個師十萬兵力，對紅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圍剿。　　

一九三一年二月，蔣介石調集二十萬人，進行第二次圍剿。　　

一九三一年七月，蔣介石調集三十萬大軍，進行第三次圍剿。　　

上海“一二八”事變后，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反革命口號，又向美國借了一千二百萬美元的小麥借款作軍費，調集九十個師五十萬兵力，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開始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第四次圍剿。　　

一九三三年十月，蔣介石調集一百萬軍隊，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　　

一九三七年，以蘆溝橋事變為開端，日本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當時國民黨的對日態度。　　

蔣介石在七月十七日的廬山講話中說，“我國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但我們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后關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由以上兩段話可以看出，蔣介石為自己的不抵抗政策尋找的借口是中國是“弱國”，相對而言日本則是強國，所以我們要退讓。在日本的瘋狂侵略下，我們不應該抵抗，而應該在“和平”中發展自己，使我們強大起來。但這里蔣介石應該說清楚，到底到什么時候，中國在各帝國主義的侵略下而不是在獨立自主的條件下能強大起來，才能超過日本。因為照他的邏輯，只要中國沒有日本強，在日本的侵犯面前就只有妥協退讓，永遠不應該去和日本人作戰。我們不能不說，蔣介石忽視了人民的力量，他也不敢發動人民的力量，原因和鴉片戰爭后的清政府一樣。　　

“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系于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從這里，我們就能夠看出來，蘆溝橋事變后，蔣介石依然是希望“和平”的。對日本他心懷畏懼，所以這番話中充滿乞求語氣。不過可笑的是，還說什么“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的完整”，難道東北都丟失了，國土還是完整的嗎？　　

事實上，直至一九四四年，蔣介石同日本的秘密謀和活動始終沒有停止。蘆葦溝橋事變后，國民黨政府就和日本外交官在東京進行談判，并且讓宋哲元和日本駐華北司令官在天津談判。華北日軍對宋哲元提的條件是：冀察當局向日軍道歉，撤退二十九軍，鎮壓人民抗日救亡運動，實行中日共同防共等。宋哲元接受了這樣的條件，并于七月十八日到北平日本駐屯軍司令部向日軍司令官香月表示歉意。南京國民黨中央認為上述解決辦法，與“既定方針，尚無重大出入，為貫徹和平之初衷，不予反對”。可是此時的日本是抱著滅亡中國的目的發動戰爭的，所以日本不斷向華北增兵，八月十三日，大舉進攻上海。這就嚴重威脅到了四大家族在東南的利益，直到這時，蔣介石才被迫實行抗戰。但是，在十二月南京陷落之前，蔣介石政府仍繼續和日軍進行了多次的妥協退讓的談判。其中一次人所共知的談判的牽線人是德國的駐華大使陶德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陶德曼向蔣介石轉達了日本所擬六項停戰條件：（１）承認偽滿、內蒙獨立；（２）擴大《何梅協定》，規定華北為駐兵區域；（３）擴大《淞滬協定》非武裝區；（４）中日經濟合作；（５）中日共同防共；（６）根絕反日運動。（見甘介候致國民參政會的電報）蔣介石即與國民黨將領開會商量，白崇禧、顧祝同、徐永昌當場表示可以接受日方提出的喪權辱國的停戰條件。與閻錫山電商，閻也表示贊同。蔣介石遂表示：（１）德國之調停不應拒絕，如此尚不算亡國條件；（２）華北政權要保存。（見《國防最高會議記錄》）但是蔣、日的秘密活動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是人民的力量阻止了蔣介石接受停戰條件。對這件事，陶德曼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密電中說：“遵照訓令，我于今日將日本的和平條件通知了蔣介石，在座的僅有財政部長孔祥熙。蔣介石要我向德國政府表達他對德國政府在這件事上所作的努力的衷心感謝。……他又很機密地告訴我說，只讓德國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條件，中國政府是會被輿論的浪潮沖倒的，中國會發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國政府傾倒了，那末唯一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將會在中國占優勢。但是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德國外交政策文件》１９１８－１９４５，第４集，第１卷，施子瑜譯，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第三所編：《近代史資料》１９５７年第３卷）　　

到了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之后，由于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在敵后開展了廣泛的游擊戰爭，使日本人不得不把主要的兵力投入維持占領區的安定上。這時，日本對國民黨的政策發生了變化，由軍事進攻為主變為政治誘降為主。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大資產階級本來就是被迫抗戰、堅決反共的，這時，英美為了各自的利益也對國民黨進行勸降。于是，一九三九年一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五中全會上就聲明：“抗戰到底”的所謂“底”，就是“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這就是說，只要日本保存四大家族和美、英帝國主義在華中華南的利益和統治，蔣介石就可以正式向日本人妥協投降，不單做英美在中國的買辦，還可以做日本在中國的買辦。九月，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還發表談話，宣稱“中國自開戰以來，從未拒絕和平”，并表示可由美國從中調停。　　

以上是就蔣介石集團來談國民黨對日的態度。而在國民黨內部，汪精衛集團則是徹底的投降派，在抗日戰爭中這個偽政權是與人民為敵的。它組織偽軍，一方面欺壓淪陷區人民，一方面協助日本人反共。即使在蔣介石的部隊中，也有投降日本的。一九三九年，國民黨軍柴恩波部進攻八路軍失敗，柴率部投敵，被日軍委為“冀中剿匪總司令”；當時國民黨河北省保安司令張蔭梧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竟把柴恩波的叛變行為稱作“施行曲線救國”。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八月，在曲線救國名義下投降日軍的國民黨軍隊達五十五萬，占偽軍八十萬人的百分之六十二，其中有國民黨的二十個中央委員和五十八個高級將領。　　

下面，來談談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表現。　　

抗日戰爭分為三個階段，從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武漢失守，為戰略防御階段；從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為戰略相持階段；從一九四四年一月，解放區的局部反攻開始，抗日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　　

戰爭剛開始，國民黨表現了一定的抗日積極性，作戰還是勇敢的。但是由于不愿意發動民眾，實行單純依靠軍隊的片面抗戰，軍力上和日本又有差距，戰場形勢很不理想，以至節節失利。華北方面，蘆溝橋事變后一個月時間，國民黨軍隊丟失了北平和天津。接著，日軍兵分四路進攻華北，國民黨除了在八路軍的主動配合下，在忻口組織了一次會戰之外（十月中旬），其它戰線上幾乎沒有什么抵抗。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日軍就在山東打到了棗莊，在河南打到了歸德，在山西打到了風陵渡，又占了綏遠大片土地，整個華北差不多全部陷落。華中方面，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軍進攻上海，國民黨軍隊在各屆愛國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堅持了三個月，十一月十一日失陷。隨后日軍分四路進攻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南京。這時國民黨當局抗戰信心動搖，軍事指揮紊亂，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即失陷。之后，日軍由南京、蕪湖、鎮江分三路渡江北上，與從華北南下的日軍夾擊徐州，企圖打通津浦路。三八年三月，徐州會戰打響。由于日軍輕進，國民黨軍隊在臺兒莊以優勢兵力殲滅敵人一部。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一次重大勝利，也鼓舞了全國人民。但是，就整個戰局而言，國民黨軍隊由于實行片面抗戰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在局面上仍是被動挨打，損失很大。在五月十九日不得不放棄徐州，向豫東、皖北撤退。日軍又在長江南北兵分兩路進攻武漢，國民黨軍隊步步后退，十月二十五日武漢被占領。在這之前，十月二十一日，廣州也被日軍占領。從此，江蘇、安徽、河南、廣東和湖北等省的大部分土地和江西的一部分土地都喪失了。　　

在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內，國民黨軍隊從北平、天津、上海、廣州和武漢一直退到四川。　　

在抗日戰爭的第一階段，八路軍和新四軍向敵后挺進，開展了廣泛的游擊戰爭，在華中、華北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人民力量也得到了發展壯大，使敵占區受到嚴重威脅，拖住了日軍的前進。日軍占領廣州、武漢后，不得不停止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而將其主力轉向解放區戰場。這樣，抗戰的相持階段就到來了，抗日的主戰場也從正面戰場轉到了解放區戰場。　　

日軍停止了對國民黨戰場的戰略進攻，而把主要注意力轉移到對敵后解放區的“掃蕩”。這時，國民黨戰場上大多時間處于一種特殊的休戰狀態：日本方面不舉行進攻，國民黨方面也不組織反攻。一九三九年宜昌、湖北確也有戰事，一九四０年在豫鄂邊和鄂西也發生了戰爭，但對日軍而言，這只是為了鞏固武漢、廣州、南京等戰略要點，并沒有進一步的目標。國民黨軍隊在這些戰役中，也沒有抗戰決心，而只是消極應付。比如，三九年冬，在國民黨所謂的“冬季反攻”中，第三戰區的顧祝同部以十三個半師的兵力進攻一個半師的敵人，敵人散布在長江南岸五百里寬的地區分守據點，每個據點里不過一連人。但奉命“反攻”的師長為了保存實力只派出一個團，團長只派出一個營，營長只派出一個連。這樣，十三個師的兵力只當作十三個連來用，以至整個冬季第三戰區未能奪取敵人一個據點。國民黨的消極抗戰甚至日軍也覺察出來了。一九四一年敵陸相東條對議院作關于一九四０年的軍事總結報告時就說“昭和十五年度，敵軍（指國民黨軍隊）迄未進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產軍于去年在華北舉行大規模的出擊。”事實上，自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戰場已降到次要地位，解放區戰場成為主要戰場。另外，日本人為了迫使蔣介石投降，除了政治引誘之外，還輔以軍事進攻，在這些進攻中國民黨軍隊表現如何呢？一九四一年，國民黨軍隊潰敗于晉南中條山，一九四二年潰敗于浙贛間，一九四三年潰敗于山東。并且敵后的國民黨軍隊就是從一九四一年開始大批投降的。投降之后，他們就配合日軍進攻共產黨軍隊。也正因為這樣，這種投降有些竟得到了蔣介石的默許。一九四四年，日軍為了打通從北平到廣州、南寧的大陸交通線，使中國大陸的日軍和孤懸南洋的日軍聯結起來，就發動了對國民黨戰場豫湘桂地區的新進攻。此時的國民黨又表現如何呢？三月，日軍首先向河南國民黨軍隊進攻，日軍不過五六萬的兵力，湯恩伯、胡宗南等指揮的四十萬軍隊卻不戰而潰。五月下旬，日軍以十萬兵力對湘北進攻，國民黨軍隊比日軍多三倍，也是一觸即潰。六月十七日，日軍對長沙發動總攻，十九日國民黨軍棄城而逃。八月七日，日軍占領衡陽，國民黨守城軍長投降。十一月二十四日，南寧國民黨守軍逃跑，敵人不費一槍一彈占領南寧。至此，日軍就完成了打通大地交通線戰略行動。日軍為了鞏固戰線側翼，又用少數兵力沿黔桂公路北上，進犯貴州，這時的國民黨軍隊如驚弓之鳥，幾十萬潰兵狼狽逃竄。日軍僅三千多人，到十二月二日，一直打到貴州獨山。豫湘桂戰役中，國民黨在幾個月時間里，丟掉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貴州省的一部，丟失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座，損失兵員五六十萬人，使六千多萬同胞陷于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之下。這一戰，最清晰地顯示了國民黨在侵略者面前的腐敗無能，最清晰地顯示了國民黨軍隊對抗戰的態度，也清晰地顯示出這個政府是否把人民的生命放在心上。　　

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一是由于片面抗戰的政策。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不知道去發動廣大人民參與抗戰，怎么可能取得戰爭的勝利。二是其戰略戰術的錯誤。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不是采取積極的防御，而是采取消極的防御，即單純防御；不是集中兵力打運動戰（臺兒莊戰役的勝利就是積極主動的運動戰與陣地戰相結合的結果），而是分散兵力打陣地戰；不是有計劃地殲滅敵人有生力量，而是單純保守城市和地方。另外，也與國民黨軍隊的腐敗、紀律松弛、指揮的不協調有關。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國民黨軍隊抗戰的決心不夠堅定。一直到四四年，蔣介石還想與日本人妥協，在他的影響下，國民黨的將士怎么會有抗戰決心呢？在《東史郎日記》中有這么一段記載，說是東史郎所在的一小股部隊向南京挺進時，看到大約七千名解除了武裝的俘虜在田間坐著。　　

“系在枯枝上的兩面白旗在夜風中飄揚。圍旗而坐的七千名俘虜煞是壯觀。　　

“把現成的白布系在樹枝上，然后大搖大擺地走來投降，想象一下這樣的情景，真可笑可悲。　　

“他們居然做得出，擁有兩個聯隊以上的兵力，卻毫不抵抗地成了俘虜，而這么多兵力里一定有相應數目的長官，誰知一個不剩全都逃跑了，真讓人佩服！我們只有兩個中隊，他們七千人如果炸營暴亂，恐怕我們兩個中隊的兵力也早已被全殲。　　

“……                                                                               　　

“我似乎怎么也無法相信這就是敵兵。”　　

國民黨軍隊的抗戰決心由此可見一斑。當然，國民黨軍隊不會全部如此，但從整個戰爭來看，這樣的軍隊數量不在少數。　　

蔣介石在正面戰場上消極抗戰，而在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后，開始積極反共。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四０年三月達到高潮，即第一次反共高潮。國民黨集團對共產黨的進攻主要集中在三個地區：陜甘寧邊區、山西和晉冀魯豫地區。十二月，蔣命令包圍陜甘寧邊區的嫡系軍隊胡宗南部，向解放區進攻，侵占淳化、栒邑、正寧、寧縣、鎮原五座縣城。在山西，一九三九年十、十一月間，閻錫山派人和駐在臨汾的日軍談判，請求其配合進攻山西的抗日決死隊，并于十二月對決死隊發動進攻。后，抗日決死隊轉移到晉西北和太岳區，正式編入八路軍。在晉冀魯豫，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勸告國民黨說：“我們已經退避三舍了，實在已經無路可退，你們總得讓我們抗日有地！八路軍一個師抵抗了十萬日軍，十余萬偽軍，并非怕你，不過為了團結，不忍自相殘殺，要是逼人太甚，我們是有人民作后盾的。”但國民黨軍隊仍然肆無忌憚地向八路軍進攻。　　

一九四０年十月，蔣介石發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變是這次反共高潮的頂點。依據國民黨的無理要求，共產黨為了顧全大局，一九四一年一月，駐皖南涇縣的葉挺、項英率新四軍軍部等九千余人向蘇南轉移，遭國民黨軍隊七個師八萬多人的突然襲擊。全體指戰員英勇奮戰，激戰八晝夜，終因倉促應戰，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二千余人突圍渡江外，其余大部壯烈犧牲。一月十三日，軍長葉挺冒死與國民黨軍談判停戰，竟被扣押。　　

一九四三年，蔣介石試圖再次對解放區發動進攻，胡宗南到洛川召開反共軍事會議，部署撤退對付日軍的河防主力六個師，向西調動，準備“閃擊延安”。七月七日，國民黨軍隊炮擊陜甘寧關中分區。共產黨對此展開了講究策略的反擊，從而阻止了蔣介石的進一步進攻。　　

下面談談在抗戰期間，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等狀況。　　

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控制的官僚資本加速膨脹，和外國勢力勾結起來控制著中國的經濟命脈。四川全省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集中在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九的地主手里。中國民族工業雖然在抗戰初期適應戰爭需要和大量人口內遷對于工業品的需要，獲得一個發展的機會，但很快就遭到國民黨政府的一切依賴外國的政策和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扼殺，陷于蕭條、破產的境地。比如，一九四三年重慶共有工廠八百七十一家，停工減產者二百七十家。嘉陵江區的煤礦，停產減產者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國統區發生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四起。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國民黨政府代表的是中國少數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級的利益。　　

三、國民黨政府能使中國富強嗎？　　

這一部分我們來談談，如果抗日戰爭勝利后，共產黨不擊敗國民黨集團，而由這個集團來統治中國，中國能否走上富強之路。要探討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對國民黨與美國的關系加以說明。　　

蔣介石集團與人民為敵，依靠它自身的力量既無法抵抗日本的侵略，抗戰勝利后又無法戰勝共產黨，所以它要依賴美國的力量進行戰爭，以奪取對國家的控制權。美國在中國的抗日戰爭時期，想將中國變成它獨占的殖民地，蔣介石就是它控制中國的工具。　　

在抗日戰爭期間，美國在“援助中國抗日”的名義下，已經在國民黨統治區享有各種特權。如一九三九年的《中美桐油借款條約》，一九四０年的《中美滇錫借款條約》、《中美鎢砂借款條約》，一九四一年的《中美金屬借款合同》等，都是通過借款，攫取中國的戰略資源。一九四二年的《中美五億美元借款協定》、《中美互助協定》以及派遣魏德邁為美軍中國戰區司令兼蔣介石的參謀長，使美國的勢力深入到國民黨政府內部。　　

抗戰結束后，美國直接出兵占據中國的大城市、鐵路和海港，在青島等處取得海空軍基地。一九四六年三月至八月的“轉讓剩余物資談判”中，蔣介石允諾以全部領空權作為換取美國剩余戰略物資的一個條件。五月，美蔣訂立密約，美國取得在中國內地各省及東北、臺灣進行軍事性的空中攝影權。八月三十日，蔣介石與美國陳納德空運公司簽訂合同，允許該公司飛機在中國經營空運事業。九月二日，國民黨政府又與美國控制下的菲律賓簽訂了上海、馬尼拉飛機降落權協定。這樣，美國就在實際上取得了中國的領土和領空權。　　

九月十九日，在美國代表的提議下，于上海舉行的聯合救濟總署遠東區委員會通過了載運聯總物資到長江四口岸案；同時，國民黨政府準許美國輪船自琉球駛入停泊于臺灣之基隆和高雄兩港口。這樣，美國就在實際上取得了中國的內河及沿海航行權。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是一個全面出賣中國主權的條約。條約把美國在中國取得的許多特權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根據條約第二條至第五條的規定，美國人或美國的公司等法人及團體，可以在中國領土的全境內，除了從事所謂科學、教育、宗教及慈善事業外，還可以經營商務，開采礦產，開設工廠，從事金融事業等。這就是說，美國可以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根據條約第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不論美國對中國的輸出或輸入，直接或間接，中國一概不能禁止；第二款規定，所課關稅及征收辦法，應與中國國民、法人、團體同樣待遇。又據第十八條規定，美國貨在中國的內地稅應與中國貨同樣待遇。這就是說，中國不能有自己的關稅自主權，不能保護中國工業的發展，而放任美國貨物在在中國傾銷。條約第二十一條到二十四條，內河航行權完全向美國開放。正象當時國民黨政府駐美國大使顧維鈞所說，這個條約就是要讓“全中國領土均向美國商人開放”。中國人民把這個賣國的條約叫做“新二十一條”。但與人民為敵的蔣介石政府繼此條約后，又和美國簽訂了《中美空中運輸協定》、《中美關于經濟援助之協定》等。　　

綜上所述，蔣介石已把中國的主權，從陸上到海上，從空中到地下，從政治到經濟，從物質到文化，出賣凈盡。國統區實際上已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或許有人會認為，如果蔣介石集團消除了共產黨的威脅，就可以廢除同美國的條約，將美國人趕出中國。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條件的，蔣介石集團憑什么將美國人趕出去？沒有人民的支持，他能把美國人趕走嗎？或許又有人會以韓國、日本為例，說明即使讓美國統治中國一段時間，等美國人一走，好處就讓中國人得到了。這種事情都是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美國保持住韓國的政權，顯然有對抗朝鮮以及蘇聯的意圖，而日本能起到牽制大陸共產黨的作用，原因是很多很復雜的。再說中國有自己的國情，在韓國、日本行得通的事情，在中國不一定就行得通。就像南亞、拉美、非洲那些獨立的殖民地國家，他們的狀況又怎樣呢？殖民過程給他們留下好處了嗎？　　

如果沒有共產黨，中國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必然成為美國的殖民地，中國人民將陷入極度的貧困之中。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①、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簡本）紅旗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②、胡華《中國革命史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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