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文化大革命”有理!
―― 鄧小平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十
楊連旭
(2006年5月24日)
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實踐,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主要內容。
為此,這個決議做出了這樣的判定:
第一、“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這是就性質而論做出的判定。
第二、“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這是就理論而言做出的判定。
第三、“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是從實踐來看做出的判定。
這樣的判定雖說已是面面俱到的了,然而令人遺憾的是:
這個決議這樣的判定不僅本身就前后矛盾,而且脫離客觀事實。
(一)
第一、關于“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問題。
那么,這個“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是以什么為標準斷定的呢?這個決議并沒有明確指出,是筆糊涂帳。
在建設時期,黨國和人民自然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么“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和人民的經濟建設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了嗎?
顯然沒有。
因為此前這個決議已經認定:
“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社會也普遍承認發生了“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居心叵測的人甚至信口雌黃,危言聳聽,胡說八道餓死了三千萬人。
可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經濟的非議,無論官方還是民間也只是說什么十年沒長工資、購物憑票、人民生活水平增長緩慢、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之類的,卻絕對是沒有餓死人之說的。
所以說,就國民經濟而言,“文化大革命”即便是有挫折和損失,顯然至少也是沒有“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的嚴重!
同時,正如這個決議所指出:
“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
對此,鄧小平還特別強調:
“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5頁)
由此可見,“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外交不僅毫無挫折和損失可言,而且成績喜人、碩果累累!
所以說,無論是從內政講,還是從外交看,關于這個決議關于“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之說,都是自相矛盾、言過其實、夸大其詞、危言聳聽的不實之詞!
(二)
第二、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那么,毛澤東的主要論點是什么呢?這個決議指出:
“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
那么,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
在理論上,列寧曾指出:
“執政黨,也就是公開的黨,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權的黨。”所以,就必須注重及時清洗混進黨里的人。
“世界上只有我們這樣的執政黨,即革命工人階級的黨,才不追求黨員數量的增加,而注重黨員質量的提高和清洗混進黨里的人。”
由此可見,“混進黨里”這個概念的發明權是列寧、不是毛澤東!
在1980年,鄧小平也強調:
“有人說,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了,怎么還會有階級斗爭?現在我們看到,這兩方面都是客觀事實。目前我們同各種反革命分子、嚴重破壞分子、嚴重犯罪分子、嚴重犯罪集團的斗爭,雖然不都是階級斗爭,但是包含階級斗爭。”(《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53頁)
鄧小平所說的“各種反革命分子”自然也就包括了毛澤東說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了。
在實踐上,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教訓自不必細說了。
就說中國吧!
(三)
事實上,蘇聯東歐共產黨的實踐已經全面徹底地證明了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英明偉大。
那么,中國的實踐呢?
A.關于“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
實際情況是:
其一、對于“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事實,還是在這個決議之前的1980年2月,鄧小平就進行了這樣的說明:
“我們黨現在確實存在一個整頓的問題。這個問題,一九七五年就提出來了,現在還沒有解決。三千八百萬黨員,相當一部分不合格。”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81頁)
這就證明,早在1975年前,也就是說,就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鄧小平就已經判斷出:
“三千八百萬黨員,相當一部分不合格。”
那么,這“相當一部分不合格”的黨員自然就是“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了。
其二、有關“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的情況,這也是鄧小平再三強調的。
早在1979年11月,鄧小平就指出:
“現在有少數人就是做官當老爺,有些事情實在不像話!脫離群眾,脫離干部,上行下效,把社會風氣也帶壞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19頁)
1980年2月,鄧小平又強調:
“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級干部,各級都有,各個部門都有。總之,我們一些干部成了老爺就是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60頁)
那么在 “各級都有,各個部門都有”,“就是做官當老爺”“成了老爺就是了”的那些“單位的領導權”,自然也就是“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了。
既然“各級都有,各個部門都有”,“就是做官當老爺”“成了老爺就是了”,
那么,這個決議所強調的“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那就是在所難免的。
尤其是,對“相當多被腐蝕了的干部”來說,那是罪有應得的!
當今層出不窮的貪官污吏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四)
B.關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
那么,問題的關鍵是:
其一、黨內是否會產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
鄧小平的回答肯定的。
1985年5月,鄧小平指出:
“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
“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23和124頁)
1989年9月,他強調:
“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7頁)
由此可見,鄧小平也認為,“走資派”在黨內!
其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能否“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呢?
鄧小平的回答是肯定的。
1989年9月,他強調:
“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并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后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24頁)
1990年9月,鄧小平指出:
“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65頁)
1993年2月,他強調:
“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
“現在還不放心啊!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0和381頁)
由此可見,鄧小平強調,家賊難防。他也認為“走資派”確有形成“司令部”和“路線”的現實危險!
(五)
C.關于“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的問題。
那么,是否“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和“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呢?
1982年4月,鄧小平強調:
“現在是什么形勢呢?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
“要足夠估計到這樣的形勢。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末,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402頁)
十年后的1992年2月,鄧小平強調:
“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3頁)
鄧小平既然強調了“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和“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這就說明他也認為,在社會主義階段:
第一、“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時至今日還尚無行之有效的好辦法呢。
第二、“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是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
這也就是鄧小平在以反證法論證了毛澤東的論斷!
這是原則問題。
所以,在戰略和方向上:
甲、這個決議關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的結論,既違反了事先鄧小平關于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判斷,也在事后為中國的實際和鄧小平理論所否定。
乙、這個決議強調“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丙、這個決議聲稱“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是錯誤的!
至于說這個決議指出:
其一、“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確鑿的事實證明,硬加給劉少奇同志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其二、“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同志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國以來十七年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
這就是技術和方法的問題了。
自古“殺敵一萬自損三千”。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誤打誤傷在所難免。
崇禎帝中了范文程的“反間計”就錯殺了袁崇煥,
斯大林中了希特勒的“反間計”就錯殺了圖哈切夫,
彭德懷錯殺了袁文才和王佐,
項英、葉挺錯殺了高敬亭,
……
〔注〕:有關毛澤東著作講話等主要來源于《毛澤東文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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