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錯誤：事出有因、查無實證
     ――鄧小平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九
                               楊連旭
                      （2006年5月15日）
 
    關于1956至1966年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史，《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
   “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于毛澤東同志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fā)展得 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xiàn)象逐步發(fā)展。”
這樣的表述雖然貌似公允，可實則還是否定了毛澤東。尤其是：
    如果說用“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于毛澤東同志個人”這樣的糊涂帳，還并沒有徹底否定毛澤東的話，
    那么，緊隨其后就說“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fā)展得越來   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xiàn)象逐步發(fā)展”實際上就是強化了否定毛澤東的作用。
   問題是，這樣的一個毛澤東跟當年那個奮臂疾呼“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的毛澤東已經(jīng)是判若兩人了。
那么，難道開國后的毛澤東果真是如這個決議所描述的那樣，出而反而、自食其言、食言而肥了嗎？
   鬼才信呢！
   正如鄧小平再三強調(diào)：
   “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nóng)通不過，同他們相聯(lián)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98頁）

                                     （一）

    就個人感情而論，在毛澤東時代我得到是不幸，用不著為他刻意辯護什么！
    但為人處事要講天地良心、公道正義。私交可以由著個人性情，可公論就不能以個人好惡了，必須實事求是、公事公辦。
    就個人經(jīng)歷而言，關于1956至1966年的歷史我毫無發(fā)言權，只能從公開的、正式的、官方認可的歷史資料中分析結論。
    全面察看過《毛澤東文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后，給人的深刻印象是：
    其一、自中共“八大”后至1958年11月“鄭州會議”，毛澤東已經(jīng)很少就具體工作，尤其是經(jīng)濟工作發(fā)表意見和指示，僅僅是在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講話中強調(diào)了：
    “全黨一定要重視農(nóng)業(yè)。”

    在同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談了《關于農(nóng)業(yè)問題》。
    其二、毛澤東對于中國的農(nóng)業(yè)、農(nóng)民和農(nóng)村異乎尋常地關心關切和熟知專業(yè)，不可能犯有鼓勵“畝產(chǎn)過萬”和“敞開肚皮吃飯”這樣的低級錯誤。
    A．他提出“全黨一定要重視農(nóng)業(yè)”，為的是：
   “農(nóng)業(yè)關系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要說服工業(yè)部門面向農(nóng)村，支援農(nóng)業(yè)。”
   “只為工業(yè)積累，農(nóng)業(yè)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于工業(yè)的發(fā)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jīng)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
    B．他談《關于農(nóng)業(yè)問題》，主要是：
   “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chǎn)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chǎn)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chǎn)兩千斤?到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么多時間。”
   “要提倡勤儉持家，節(jié)約糧食，以便有積累。”“凡是豐收的地方，沒有受災的地方，應當提高一點積累。以豐補歉，很有必要。”
   “要勤儉持家，作長遠打算。什么紅白喜事，討媳婦，死了人，大辦其酒席，實在可以不必。應當在這些地方節(jié)省，不要浪費。這是改革舊習慣。”
   “全國非常講衛(wèi)生。這是文化，要把這個文化大為提高。”
   “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guī)劃。”
   “搞農(nóng)業(yè)不學技術不行了。”
    其三、毛澤東根本就沒有個人專斷的干部基礎。
    尤其是“廬山會議”后期開始的反右斗爭，就連曾是毛澤東最為賞識的親信秘書、后又刻意培養(yǎng)、還托以后事、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周小舟也被列為了“反黨集團”。
    由此可見，“廬山會議”反右斗爭的結果，不僅是毛澤東的糾“左”努力鎩羽而歸，而且還損失了一批親信愛將。這無異于是在宣布：凡是追隨毛澤東反“左”的人，就是在反黨。
    這樣，毛澤東的權威，特別是在黨政系統(tǒng)，他幾乎無能為力了。就以他的糾“左”努力為例，直到1961年6月12日，他還指出：
   “從北戴河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19]、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給六級干部的信、廬山會議，一直到六十條和這次會議，都沒有解決問題。問題沒有解決就不要放著不管，就要講，沒有解決就是沒有解決，現(xiàn)在還是沒有解決嘛!平調(diào)的財物現(xiàn)在退賠了的有沒有三分之一，我是懷疑的。我曾經(jīng)問過:有沒有一半?許多同志說沒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
    可見，當時毛澤東的指示在具體工作中的貫徹執(zhí)行并不是如社會和后人所想像的那樣，是暢通無阻的。
    尤其是，在1961年5月6日《給李井泉、陳正人的信》中，毛澤東甚至寫道：
   “我在這里還有一個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區(qū)黨委第一書記同志，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nèi)，下苦功去農(nóng)村認真做一回調(diào)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這半個月希望得到你們一封信。如果你們發(fā)善心，給我寫信，我準給你們寫回信。”
    要想到，時年毛澤東已經(jīng)是68歲了！一個叱咤風云、顛倒乾坤的老人，一個人民領袖、黨國的最高領導，此時此刻竟然發(fā)出了如此的懇求，既表現(xiàn)出了毛澤東迫切了解人民真實情況的心境，更表明了他的孤獨與無奈！
     再聯(lián)想到，鄧小平曾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1頁）
    既然如此，又如決議所說，“文化大革命”的“運動開始后，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jīng)_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tài)，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
    這也就意味著那時各級領導干部是普遍不聽毛澤東的話的！
    由此可見，當時的毛澤東就是主觀上想獨斷專行，客觀上也根本無法獨斷專行。
   掌握了這一點，自然也就明了了為什么毛澤東從1958年11月初就開始糾“左”卻至到1961年才開始見成效，為什么“四清”會發(fā)展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又會演變成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內(nèi)戰(zhàn)”。

                               （二）

    其四、毛澤東始終格外講求民主、非常謙虛謹慎。
    就在“廬山會議”前后，
    A. 1959年3月15日，在《黨內(nèi)通信》中，毛澤東寫道：
 “各省、市、區(qū)黨委第一書記同志們：　　“我到武昌已經(jīng)五天，看了湖北六級干部大會的材料，同時收到一些省、市、區(qū)的材料，覺得有一個問題需要同你們商量一下。
    ……
   “總之，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么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辦，請你們酌定。”
     B．1959年3月23日，毛澤東就指出：《人民日報》要多登科學討論文章。并強調(diào)：一塘死水，需要攪動一下了。
     C．1959年10月31日，《關于發(fā)展畜牧業(yè)問題》他提出：
    “我建議，共產(chǎn)黨的省委(市委、自治區(qū)黨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以及管理區(qū)、生產(chǎn)隊、生產(chǎn)小隊的黨組織，將養(yǎng)豬業(yè)，養(yǎng)牛養(yǎng)羊養(yǎng)驢養(yǎng)騾養(yǎng)馬養(yǎng)雞養(yǎng)鴨養(yǎng)鵝養(yǎng)兔等項事業(yè)，認真地考慮、研究、計劃和采取具體措施，并且組織一個畜牧業(yè)家禽業(yè)的委員會或者小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組成，以一位對于此事有干勁、有腦筋而又善于辦事的同志充當委員會或小組的領導責任。”
     D．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中強調(diào)：
    “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2]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3]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4]同意了一六五○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5]上，主張對一平二調(diào)[6]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fā)，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
     G．1960年11月28日，他在起草的中央文件《永遠不許一平二調(diào)》中強調(diào)：
    “看起來甘肅同志開始已經(jīng)有了真正改正錯誤的決心了。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jīng)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
    不僅如此，他還具體例舉了自己的錯誤：
    “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zhuǎn)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3]，那一段在原則上是正確的，規(guī)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的開頭幾句規(guī)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nèi)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xiàn)實的。現(xiàn)在更正了”。
    F.1961年1月13日，在《大興調(diào)查研究之風》中他強調(diào)：
    “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diào)查研究，現(xiàn)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點，這個會開完，我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diào)查研究工作。”
    E.1961年3月13日，在《反對兩個平均主義》中，他強調(diào)：
   “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
   “我的那篇《關于調(diào)查工作》[6]的文章也請同志們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問題是作系統(tǒng)的親身出馬的調(diào)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diào)查，因此建議同志們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對意見，但不要置之不理。”
     H．1961年3月23日，《在廣州中央會議上的講話》，他再次強調(diào)：
    “這幾年出現(xiàn)的高指標等問題，總的責任當然是我負，因為我是主席。我的責任在什么地方呢？為什么到現(xiàn)在才提倡調(diào)查工作呀?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沒有下去，搞一個公社、一個工廠的調(diào)查。為補過起見，現(xiàn)在我來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會議[14]上講過一次，九中全會[15]上又講了一次，這次會議還得講一次，不然又說我沒有講。有些問題得當面交待一下。”
     I．1961年5月14日，在《給張平化的信》中，他強調(diào)：
    “都要堅決走群眾路線，一切問題都要和群眾商量，然后共同決定，作為政策貫徹執(zhí)行。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diào)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shù)人不作調(diào)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
     J．1961年9月29日,《給中央常委的信》中，他寫道：
    “送上河北深縣五公公社耿長鎖的一封信[1]，山東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關于大小隊矛盾問題座談會材料[2]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報告[3]一份，九月二十七日邯鄲座談紀錄[4]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5]，請你們一閱，并和你們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們集會討論一次。”
     K．1961年6月22日，在《給鄧小平的信》中他寫道：
    “如果中央二十四萬人中，已減三分之一，即八萬人，并且還可以減去幾萬人，我想再減四萬人，不知行不行？”
 L．1962年1月30日，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主要就是強調(diào)民主集中制，并指出：
 “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jīng)]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

                                  （三）

    總之，從官方正式編輯出版的有關毛澤東的史料中：
     第一、我們根本看不出“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xiàn)象逐步發(fā)展”的任何蛛絲馬跡來！
    第二、倒是真實記錄和反映出毛澤東全心全意為國憂民的高尚情操，實事求是、自我批評、虛懷若谷的偉大人格，尊重他人、尊重人民、發(fā)揚民主的博大胸懷。
    那么，是否官方出于維護毛澤東形象的考慮，隱匿了有關資料呢？未必。
    因為官方既然已經(jīng)決議了毛澤東“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xiàn)象逐步發(fā)展”，那就會巴不得例舉出盡可能多的實證，也好來個鐵證如山呢！
    事實上，毛澤東的著作中也顯示：
   “兩本帳”是毛澤東主張的、鋼鐵的“高指標”是毛主席同意的。對此，他也多次做了自我批評！
    問題是，僅是如此，這就必然要導致“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嗎？
     否！
    因為在戰(zhàn)爭時期，尤其是解放戰(zhàn)爭階段，毛澤東：
     一是、不僅是要給各戰(zhàn)略區(qū)各野戰(zhàn)軍下達最低和最高殲敵指標的；
     二是、而且甚至還要親自遙控戰(zhàn)役指揮；
     三是、全中國到處都在傳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那時，真可謂“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xiàn)象逐步發(fā)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但那時，毛澤東的指標管理和個人專斷，卻并沒有“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嘛！
    解放戰(zhàn)爭席卷中國、一路凱歌。
    那么，毛澤東的責任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1961年3月23日《在廣州中央會議上的講話》他自己所總結的：
   “我的責任在什么地方呢？為什么到現(xiàn)在才提倡調(diào)查工作呀？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沒有下去，搞一個公社、一個工廠的調(diào)查。”
     這才是毛澤東的責任！僅此而已。
     確實，作為一個退居“二線”的精神領袖，毛澤東怎么可能負有更多的具體工作責任呢。
     鄧小平強調(diào)：
    “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于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99和302頁）
    請研究和學習歷史的人：必須實事求是、尊重歷史、是非分明，要用腦袋研究，不要用耳朵研究用嘴巴學，不要鸚鵡學舌、人云亦云，把別人的過錯轉(zhuǎn)嫁給毛澤東、謬種流傳、欺騙無知、毒化社會。
    奉勸那些肆意篡改歷史，嫁禍于人，魔化毛澤東，侮辱中華民族，誤導中國發(fā)展的人：中國人民不可侮！你們必須懸崖勒馬、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把良心放正。
    否則，繼續(xù)缺德作孽，就必然如那指鹿為馬的趙高一樣，既便沒有斷子絕孫、雖然可能得逞一時，可最終也還是歷史的罪人，民族的敗類，遲早是要受到人民的懲罰和歷史的報應！
 
 〔注〕：有關毛澤東著作講話等主要來源于《毛澤東文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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