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認為，“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的方向是正確的

――鄧小平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一

                  楊連旭

              （2006年5月7日）

迄今為止，極少數人之所以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魔化毛澤東、妖化公有制，侮辱中華民族；

時至今日，中共中央之所以聽任有些人肆無忌憚地魔化毛澤東、妖化公有制，誣蔑自己的開山老祖、攻擊自己的政治綱領；

至此為止，中國社會之所以矛盾重重，就是因為改革和發展難以創新；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之所以難以創新；

主要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判定毛澤東從發動“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開始就犯了嚴重的錯誤！從而制造出了理論禁區，社會思想無法與時俱進、全面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

可實際上呢，鄧小平早就肯定和繼承了毛澤東的思想、否定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關毛澤東所謂建國后錯誤的判定！

盡管就如當年鄧小平所說：

“這個決議寫了一年多了。中間經過四千人的討論，以后是幾十人的討論，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這次六中全會預備會的討論是第四輪了。”

而且，“起草的有二十幾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經過不曉得多少稿”。（《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5和307頁）

可是因為這個決議，既違反了鄧小平有關論述，又脫離了客觀事實，尤其是在表述中前后矛盾、混淆不同類別、不同性質的問題，以戰術的失誤否定科學的戰略，以方法的錯誤否定正確的路線，以“葫蘆僧錯判葫蘆案”的方式歪曲歷史、誤導社會，丑化毛澤東。結果，因小失大，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潑掉了。

對此，鄧小平當然要有不同的說法了。

關于這一點，我們根本無需掘地三尺、尋密探幽、獵奇求證，只需以這個決議和官方正式編輯出版的有關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著作為依據，結合官方和社會公認的史實，稍加整理，即可證實。

不信嗎？且容我慢慢道來。

                   （一）

    全面否定“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判定毛澤東所謂錯誤的開始。這個決議指出：

   “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于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在這里，這個決議就犯下了混淆兩類不同性質問題和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

一、關于“大躍進”運動的產生，這是有著必然性的。

正如這個決議所指出：

1．“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十九點六，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四點八。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

2．“到一九五六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在以私有制和公有制相結合的基礎上，

在計劃化市場經濟中，

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的過渡時期，

中國尚且實現了“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十九點六，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四點八”，

那么，在“最后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之后的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后，中國的發展難道還不應該較之于從前有一個“大躍進”嗎？！

更何況，此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獲得了“大躍進”發展的成功呢。

    所以，“大躍進”運動的產生是理當如此且有成功先例的。鄧小平就強調：

“從我們自己這些年的經驗來看，經濟發展隔幾年上一個臺階，是能夠辦得到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6頁）

                （二）

二、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產生，這是有著客觀性的。

也如這個決議所指出：

1．“我國個體農民，特別是在土地改革中新獲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農下中農，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貸甚至典讓和出賣土地，產生兩極分化，為了發展生產，興修水利，抗御自然災害，采用農業機械和其他新技術，確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一方面對農產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對農業技術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強，這也是促進個體農業向合作化方向發展的一個動力。”

2．“對個體農業，我們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

在工業已經實現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解決了單個企業生產有組織性與社會經濟無政府性之間矛盾的背景下，

在城市社會已經實現了有組織、有計劃的發展，實現了鄧小平所強調的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后，

那么，難道農業難道不應該解決小生產與大生產的矛盾、農村就不應該解決自發分散、一盤散沙、發展無力的問題，就不應該實現了鄧小平所強調的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嗎？！而且蘇聯也早就實現了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

更何況，此后，在農村人民公社存在的20多年間，無論是農業發展的成就，還是重整山河的偉業，都證實了當年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偉大意義！

尤其是，鄧小平也強調：

“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

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55頁）

                      （三）

三、關于“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這卻是另類問題。

其一、“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是方向問題、道路問題，是領導坐車船要到哪里去、要走哪條路和航線的問題。

其二、“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是技術問題、方法問題，是駕駛員技術好壞、方法得當的問題，是駕駛員超速行駛的問題。

所以，“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

第一、不僅與“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不是如決議所表述的必然要“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第二、而且更不是什么“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

依據這個決議的邏輯推理，那么就順理成章得出這樣的結論：

一是、領導要走高速路去開會，坐上車后就看文件，可司機卻超高速行駛，不僅撞了車，還傷了領導，這主要是因為領導錯誤地決定坐車走高速路去開會。

二是、胡耀邦和趙紫陽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主要是因為鄧小平錯誤地發動了改革開放。

真真是豈有此理！

    鄧小平指出：

    “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當然，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

“看起來我們的發展，總是要在某一個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爾后繼續前進。”（《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5、376和377頁）

顯然，在這里，鄧小平肯定了“大躍進”的戰略和方向，但也汲取了“大躍進”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的教訓。

這正體現了他實事求是的精神！

那么，當時之中國誰是領導、誰又是司機呢？

1956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同盟代表團就說：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龍套。你們看，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就是跑龍套，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這個決議和公布的資料也顯示，自中共“八大”后，毛澤東就已退居“二線”，主要掌握大政方針，是領導；劉少奇為首的周恩來和鄧小平等留在“一線”主持黨國日常工作，是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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