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上廣泛流傳的一則段子讓人無限感慨，異常憤懣：
春節快到了，地下的先烈們紛紛打來電話詢問
江姐問：國民黨被推翻了么？
答：被阿扁推翻了。
董存瑞問：勞動人民還當牛做馬嗎？
答：不勞動了，都下崗了。
吳瓊花問：姐妹們都翻身得解放了嗎？
答：思想解放了，都當小姐了。
揚子榮問：土匪都剿滅了嗎？
答：都改當公安和城管了。
楊白勞問：地主都打倒了么？
答：都入黨了。
雷鋒問：那資本家呢？
答：都進人大和政協了！
劉胡蘭問：同志們都藏好了么？
答：都隱身上網了
毛主席問：大家現在都在忙什么？
答：都在斗地主
毛主席：那我就放心了……
解放：改天換地的時刻
成都日報報業集團-國家歷史
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那短短一年，無疑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大地變化最為激烈的時段。以“三大戰役”為代表的戰爭，徹底改變了這個國家的走向。
如果說，戰爭是歷史長河表層激蕩的浪花，那么，那些被改變命運的人群，才是真正影響河流走向的洪流。
在這股洪流中，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經歷大時代的洗禮，或順應，或反抗，或歡欣，或沮喪，或掙扎，或奔躍……也正是這千千萬萬人的親身經歷和真實感受，構成了最本真的“解放”表情。這表情，或書寫于臉上，或刻畫在心里，成為這個宏大歷史主題最細致，最生動的注解。
在沈陽，“國軍”少校郭衣洞——也就是日后享譽中文世界的柏楊，親眼目睹了解放軍進城的種種景象，發出了“婦孺與王者之師爭道”的感慨；
在天津，習慣于在舞臺上嘗遍世事滄桑的戲人們，這次則是親身經歷了風云激蕩的家國變遷；
在北平，胡適和他的同事們苦苦掙扎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中，而當他到達南京，沒有從飛機上看到自己的眾多故交時，不禁失聲流涕；
在淮海戰場，飽經戰火的萬千農民，從最實際的利益盤算中，參與、感受，甚至改寫了歷史的進程；
在南京，世家大族各自飄零，再相逢已過花甲之年；
在上海，商界精英們在忐忑不安中迎來了自己的1949年，上海灘的奢靡浮華，自此宛若一夢；
在廣州，那些平日安逸閑適的公務員們，卻要在這最激烈的巨變中，掂量人生的選擇和方向……
在那一刻，五萬萬中國人，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都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今天，身處一個全新時代的我們，翻閱著已經發黃的報刊舊聞，用腳步沿著當年戰火推進的步伐走進由南到北的一個個城市，重新打量在改天換地的那一刻，一張張60 年前的表情。
大事記
●1948年9月12日，遼沈戰役打響。
●1948年9月16日，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發起濟南戰役。
●1948年9月29日，東北野戰軍完成了對錦州、義縣的包圍。
●1948年10月2日：蔣介石飛抵沈陽指揮部署。
●1948年10月5日：太原戰役開始。
●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
●1948年10月15日-10月16日:解放軍攻克錦州。
●1948年10月17日：長春國民黨軍第60軍軍長曾澤生率所屬3個師2.6萬人起義；19日，新7軍軍長李鴻率其軍部及所屬3個師投降；21日，鄭洞國率部放下武器，長春解放。
●1948年11月2日：沈陽全城被解放軍占領，同日營口被攻陷。
●1948年11月4日：上海經管督導員蔣經國辭職。
●1948年11月11日：國民黨政府宣布金圓券大幅貶值。
●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指示對新解放城市實行軍管。
●1948年11月18日：東北野戰軍入關。
系列報道：
沈陽：“我解放那一年”
文/國家歷史主筆丁三
1948年10月30日，下午四時許，在沈陽東塔機場，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登上了一架草綠色的C-46 運輸機。這一天，現場秩序無比混亂，《申報》報道說，“登機的一剎那，情景太緊張、太凄慘，因為有好多從前線退下來的官兵，擁在飛機前……前推后擁，一片紊亂”；新一軍暫編53師師長許賡揚后來回憶說，衛立煌登機后，“由副官們把守機門”，將“被人從人頭頂上傳進去”的原外交部次長王家幀、“被人拉著從旁邊上去”的沈陽市市長董文琦搶進機艙后，他們不顧在人群中呼天搶地的嫩江省長彭濟群，強行關閉了艙門。這架可載員五六十人的運輸機，在僅僅搭乘了十幾名高官顯貴的情況下，向葫蘆島方向飛去了。
這一天，與衛立煌座機先后降落的另一架C-46，“隨著也開始滑行過來，似乎要到停機位置接人”，但面對蜂擁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沒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飛走了”。而東塔機場之外，北陵機場航空站副站長林兆祥后來談到，這一天中午，趕到北陵機場的人流越來越多，“飛機一著陸，這些人不聽安排，都爭先恐后爬上飛機，結果飛機超重無法啟航，但誰也不肯下來”(林兆祥，《我在沈陽空軍基地的見聞》)。這么一來，原本停在機場的三架運輸機，“均不聽命，擅自啟航，只運走了一部分場站人員”；而飛抵沈陽的其它飛機，“見地面混亂，不敢降落，便飛往鐵西民航機場降落”……
從這一天開始，北陵機場再無飛機降落。次日，最后一架飛機抵達東塔機場，帶走了空軍司令部的兩名處長，彭亞秀和張季良，以及一個不知名的警衛團團長。林兆祥為此憤憤不平，他說，“一架能載五十人的飛機，只把這三個所謂高級官員運走，可憐許多低級官佐和技術人員，全被甩下來了”；他說，“其實當天機場安靜無事，為什么忍心這樣做呢？受苦有份，臨危不顧，軍紀何存？”……
無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護組組長梁增光、機械師萬錦文和秦禧良，“化裝從營口方向逃走” 。而在他們倉皇逃命的背影后面，是八萬名走投無路、如同無頭蒼蠅的國民黨官兵，是一座舊的已死、新的未生、復雜而蒼茫的城。
忐忑
如果說，滯留在三大機場的男女老幼，充滿了絕望、灰色的氣息，那么，依舊駐防在沈陽城里的幾位國民黨將領，則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著這個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預知的前途。
沈陽守備部隊，以原東北軍53軍、新一軍暫編第53師和青年軍207師為主。遠在這一年6月，中共地下黨員李書城即攜帶呂正操的親筆信，往見與她有世交之誼的53軍副軍長趙國屏。據說，趙國屏這么表明自己的態度：“我早就有這樣的打算……第53軍四個師長，其中張儒彬、毛芝荃是我當師長時期的團長，平時相處甚好，跟我行動是沒有問題的；第1 16師師長劉德裕，雖然和周軍長是親戚，但他是看風頭的人，由于利害關系，爭取他也不會有多大問題。只有第130師師長王理寰，平日關系不甚好，沒有把握”(趙國屏，《沈陽解放簡述》)……
趙國屏不知道，幾乎與此同時，在張學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黨員王佩青已開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觸。后來，王理寰談道，“從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帶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開車，勤務兵只有孫喜貴，以免外人知道” ……
問題在于，在幾個月的時間里，無論趙國屏還是王理寰，都僅僅為中共地下組織提供了些許便利；對起義的要求，他們以“時機不成熟”的理由，不斷推脫。他們始終保留著觀望態度。直到10月29日，當沈陽淪為一片孤城、十幾萬大軍兵臨城下之際，他們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與解放軍各部聯系。
暫編53師師長許賡揚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幾名代表，“分頭向各方面解放軍尋求聯系”(許賡揚，《沈陽解放時的暫編53師》)。次日，他的代表作戰科長張社民找到了解放軍獨立2師師長管松濤；在兩天的談判后，管松濤代表遼北軍區司令員聶鶴亭、政委陶鑄，與他達成了起義協定。后來，在寫給東北局的報告里，陶鑄表示，“準其起義有好處。我可早兩天進城，減少破壞。……總之是各階層的統一戰線反對特務破壞，在我軍進城前，協力維持秩序，不使沈陽再遭受破壞”(《遼沈戰役作戰電報匯集》)。
然而，東北局對此態度極為勉強。他們認為，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53軍的種種做法，只能算是投誠，“按(長春守軍)新七軍一樣的待遇”；至于暫編53師，林彪的不悅之情也躍然紙上，在發往中央軍委的電文里，他說，“遼北軍區不待我們批準，已經答應，造成已成事實”；“現53師整個建制仍未動，開至法庫整訓，目前似乎只有承認該部起義的辦法” ……
在討價還價、忐忑不安的間隙，沈陽，這個東北的心臟、有著180余萬人口的工業重鎮，槍聲始終零零星星。11 月1日，在消滅蘇家屯以北的207師殘部后，解放軍先頭部隊挺進了沈陽城。他們驚奇地發現，“敵軍……把人員武器排列得整整齊齊，等候我軍接收。我們的戰士坐上敵人的卡車、轎車、吉普車來往奔馳，一個排、一個班、幾個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整營整團的敵軍和各種物資倉庫”(程世才，《配合主力，圍攻沈陽》)。《申報》駐沈陽記者的觀察更為細致，也更加具體：“中午，槍聲稀了，衣冠破舊的零星匪軍(作者按：即解放軍)，腰插手榴彈，扛著大鐵棍，出現于市區。解體的國軍，東一堆西一堆地看著這些疲憊的匪軍。后來有成隊的匪軍來了，帽子上帶著草圈，插著亂草。不久，吉普車、大卡車在街頭飛駛了，到處收繳槍械、武器”(《申報》，1948年12月4日)……
這一天，除了游蕩在街頭的幾千名散兵游勇外，七萬余名國民黨官兵束手就擒。對他們，新政權有一個前所未有的稱謂：“解放軍官”、“解放士兵”。對這個新興的、氣象蓬勃的政權來說，無論是“被俘”、“投誠”還是“反正”，都是被他們“解放”的。
復雜
在被“解放”的百余名將官中，后來最被人津津樂道的，當屬53軍軍長、沈陽守備兵團司令官周福成。后來，他的眾多屬下以“異常頑固”、“冥頑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破前夕的面貌：10月27日，他的長女、中共地下黨員周常秀飛抵沈陽，勸說他火線起義，他揚言要“斃了”她；當天晚上，其連襟、心腹部下130師師長夏時加入勸說的行列時，他勒令副官處扣押了這位近親。直到10月30日，當趙國屏等人群起逼宮、他陷入眾叛親離的地步時，他也不過蒙被大哭，抱怨說，“國屏，你坑了我”……
然而，11月1日拂曉，面對黃達宣的槍口，他有了一個久久被引為笑柄的舉動。
黃達宣是東野2縱6師16團的尖刀連連長。這一天凌晨，他率領百余人經鐵西、過兩洞橋和馬路灣，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棲身的“世合公”銀行大樓。據說，在幾十個衛兵被繳械、黃達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際，周福成神色沮喪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隊正和你們三縱隊聯系起義。”
對此，黃達宣毫無反應。他后來談道，“那時，我沒有聽說過‘周福成’這個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國民黨的沈陽城防司令。……我只是覺得有些好笑，都什么時候了，還聯系投誠，你還是先當俘虜吧”……
盡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傳揚出去了。當天傍晚，從各處被俘獲的百余名國民黨將官，紛紛被押解到了這里。“世合公”大樓成為了將官的第一個看守點。后來，116師師長劉德裕回憶說：“當日晚，解放軍為在銀行集合的百余軍官準備晚餐。在該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門內迎賓旅館，并定名為解放軍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顧非常周到”(劉德裕，《第 53軍在沈陽放下武器經過》)……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僅僅持續了半個多月。不久后，東北局對53軍的處置意見，最終到達了：53軍只能按“ 自動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誠處理；而根據當年年初東野的“國軍工作會議”精神，旅以上的戰俘和投誠者，“特別優待”、但 “基本上不釋放”。正因此，不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認為是投誠的劉德裕、夏時等人，也只能前往哈爾濱解放軍官教導團接收學習和改造。對此，劉德裕心情復雜地談到，“當我們移住迎賓旅館時，53軍副軍長趙鎮藩(作者按：即趙國屏)并未遷來，王理寰師長雖遷來，但不數日即被解放回家。這是他們對黨早有貢獻”……
又何止是趙國屏、王理寰？與他們同時出城聯系解放軍的許賡揚，命運分途更判若云泥：在勉強接受其“起義”后，暫編53師被改編為東北解放軍第53師，許賡揚繼任師長；次年春天，盡管“起義”待遇被取消，53師最后解散，但許賡揚依舊出任了齊齊哈爾市政協副主席、黑龍江省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等職。終其一生，他都受惠于自己的“起義人員”身份。
幾家歡樂幾家愁。這一年冬天，在初雪飄零的日子，百余名將官踏上了前往哈爾濱的路途。遠在1947年春天，為改造戰俘、甄別投誠人員，這個東北解放戰爭的大后方，就設立了“解放軍官教導團”。一開始，它僅有六個連、“收容人數保持在800人左右”；但伴隨著戰爭的進展、特別是遼沈決戰的進行，它驟然擴編為十幾個營、五六千人。它包括了兩個“ 高級戰俘隊”，從沈陽轉移到這里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編入了這個總數為239人的隊伍。
“新生活”開始了。在一遍遍寫自傳、交代自己的歷史和心路歷程之余，他們扭秧歌、出墻報、打掃衛生、參加平劇 (注：即京劇)演出；在各種各樣的場合，他們學習《新民主主義論》、寫讀書筆記、對比新舊社會的區別，并在小組會上討論著各種心得體會……新政權的種種改造手筆，讓他們心情異常復雜：一方面，他們不斷上書，強調自己的“起義”身份；另一方面，在參觀哈爾濱電廠、考察雙城地區農村生活的過程中，他們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舊社會的區別。無論“被俘”、“投誠”還是“反正”，無一例外地，他們都把自己的這個命運分野，說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
一個個昔日同僚被釋放了，夏時之后，是張儒彬、毛芝荃、劉德裕……漸漸地，這個先后收容了15，533名戰俘的解教團，只剩下了164人；其中還有88人，或等候釋放，或“準備轉往華北軍大任軍事教員”。然而，周福成的“解放 ”似乎遙遙無期，與他為伍的，還有38名將軍、18名上校。在是否列為“戰犯”的問題上，據說上級爭論不休；為此，周福成不斷地強調自己是“投誠”……
1953年3月9日，周福成最終獲釋。僅僅幾個月以后，他就在哈爾濱悄無聲息地死去了。
清新
百余名將官被押往哈爾濱同時，針對校尉軍官、普通士兵的慷慨遣返，正手筆浩大地進行著。后來，一個叫郭衣洞的少校，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寫下了異常清新、無比動人的遣返印象、“解放”印象。
當時，郭衣洞在沈陽北大營第三軍官訓練班受訓；與此同時，他還和幾個朋友創辦了《大東日報》。這是在沈陽小有名氣的一份反共報紙。11月1日，也就是解放軍進城這一天，他跑到北大營，“探聽能不能領到薪俸”，卻發現這里已空無一人。驚慌之余，他又返回了沈陽城內，卻發現“街上有一種不同的氣氛”。
這一天，解放軍已經挺進到距離他的住處僅僅兩條街的炮子墳，而沈陽主要報紙《新報》的頭條，還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沈陽城外，共匪不多”。當天傍晚，街上幾乎沒有行人了，他和他的三名同伴擠在一個小房間里，“面面相對，說不出一句話”。他產生了近乎絕望的感覺：“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間，又化成云煙。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個失敗者。……我們四個人惟一的財產，只剩下那位將軍支援我們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幾天？”……
然后，他目睹了解放的清新和歡欣。他說，“穿著灰色棉軍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車上擠成一團，解放軍中還有些女孩子打開胸前的紐扣，讓懷抱中的嬰兒吃奶”；他說，“震天的歌聲和笑聲，一輛一輛的軍車在《大東日報》社前面奔馳而過。我不知所措地面對著他們的歡樂，這幅畫面，深刻地印在腦海”……
讓他印象更深刻的，還在后頭呢！將官們安置的迎賓旅館，是“招待二所”；幾千名校尉軍官，則大多集中在大西門附近的幾個旅店里。在十幾天的甄別、審查后，他們大多獲準回家了。郭衣洞和他的同伴，也夾雜在這股如釋重負的人流里，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他說，“我、徐天祥和孫建章三個人這次逃亡，有一個特別的方式，那就是脫下平民便裝，穿上臨時買來的國民黨軍軍服，惟一不同的是，把軍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他并且談道，“我們所以改穿軍服，因為那正是共產黨所實行的寬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統戰心戰的巔峰。凡是國民黨軍，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回鄉生產’”……
他們就這樣走進了沈陽火車站。進入站臺后，郭衣洞暗暗吃驚，“偌大的車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鬧沸騰，這時竟然靜悄悄的，鴉雀無聲，變成了一個古老的廢墟”。但這并不是因為沒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兇暴得不可一世的國民黨軍官兵，現在卻那么有秩序地魚貫排列在各個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車站外的廣場上”。他為此感慨萬千，“沒有一個人吵鬧和大聲講話，也沒有一個人插隊，好像一夕之間，都成了第一流國民”。
如果說，舊國民黨官兵的規矩、秩序，已經讓郭衣洞產生了滄海桑田、人間演替的感覺，那么，在返回北平的路途中，解放軍士兵的質樸、熱情、軍紀嚴明，則讓他徹底動搖了自己的信念。他說，因為鐵路被毀壞，他們只能坐火車到皇姑屯；而在皇姑屯出站、雇馬車南下山海關的路上，“馬路兩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裝的人民解放軍。……那些徹底執行軍令的戰士，常常高聲發問，‘你是哪個部隊的，怎么有車可坐’；我總是回答，‘我們是國軍’。……那些質樸的戰士就一言不發，從沒有一個人刁難”……
又何止于此？“馬車夫有時還叱喝他們‘讓路’、‘讓路’，他們每次也都踉踉蹌蹌地讓路”。對此，郭衣洞再三贊嘆：“我從內心對解放軍生出敬意，這豈不是古書上所說的，‘婦孺與王者之師爭道’么？！”
就這樣，幾千名國民黨校尉軍官大多化劍為犁、安然回到自己的家鄉。直到今天，一個叫張樹清的老人還保存著自己的“解放證”：“茲有國民黨軍第53軍389團2營1連張樹清，系吉林省懷德縣范家屯區人，于沈陽戰斗中解放。經本軍釋放回家生產，望我沿途政權予以放行，并給予住宿之方便”；而郭衣洞也回憶說，前往北平前夕，“每人還拿了一張通行路條。至于這三張路條是哪里來的，已無法記憶，好像一張是孫建章用肥皂刻了一個圖章，另兩張是解放軍發的貨真價實的通行證”。這個“路條”、“通行證”，就是張樹清所說的“解放證”。
幾十年以后，生活在臺灣的郭衣洞，有了一個讓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筆名——那就是以《丑陋的中國人》一書名揚海內的作家柏楊。
蒼茫
百余名將官送走了，幾千名校尉軍官遣返了，還有萬余名或傷或殘、或無家可歸的國民黨士兵，以及幾萬名血氣方剛、大多渴盼回家的軍內青年，他們都等待著“解放”。在這股潮流中，大多數“解放士兵”選擇了返回家鄉，回到自家茅草屋邊那片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然而，也有眾多青年留了下來，加入了人民解放軍。
俘虜了周福成的尖刀連連長黃達宣記得，11月2日，千余名士兵已集結在“世合公”銀行大樓附近，他開始親自挑選“解放戰士”。和兩年前不同了，全國解放在即、同時解放軍兵員也已超過了國民黨，他為此挑肥揀瘦：沒有精氣神的不要，個頭沒他高的不要，沒有文化的不要……他口中念念有詞，看中一個就撥拉出一個；撥拉出80個的時候，他數著人頭，卻發現少了一個。他一眼就看到了俘虜堆里的那個大個子。
他問，“你怎么又回去了”？大個子回答：“我想回家。”他說，“東北解放了，關內還沒解放呢”！說著說著，又把對方給撥拉了過來。
這個年僅17歲的大個子，就是后來的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徐惠滋上將。據說，二十多年以后，面對已成為他部下的黃達宣，徐惠滋說起了這段往事；而當黃達宣覺得不好意思，表示“軍長，你別說了”的時候，徐惠滋表示，“老連長，這是歷史呀”(張正隆，《雪白血紅》)……
對自己的“解放”同樣印象深刻的，還有離休干部、某師副政委張天鑄。沈陽解放時，他是“剿總”特務團2營6連的中士班長。他后來回憶，解放軍招募新兵時，“當時我就尋思，當兩年國軍，再當八路也好。……兵就是兵，別鬧那個景了 ”。而當募兵的指揮員嫌他身材太矮、僅僅“一米六零出點頭”時，他說，“個大割不去，個小還能長”。就這樣，他被分到了2縱5師13團的一個班。
下部隊那天，“班長樂壞了”。班長說：“這個新戰友是個大知識分子，今后就當我們的‘學習組長’，大家跟他好好學”；班長還說，學習組長，“就是平時教大家學文化，開會討論記個錄”。而當他問班長“甚么叫‘討論’”時，班長得意地說，“你連這個也不懂呀”？
張天鑄后來談到：“我高小畢業，是個‘知識分子’。現在講這個叫孩子們笑話，那時有這文化程度可就是個寶了。 ……那時可重視文化知識了，對解放戰士一點兒也不歧視。”
與徐惠滋、張天鑄一樣，被挑選入伍的“解放戰士”，大約有一兩萬人。然而，在一部分人入伍、大部分人遣散之際，解放軍面臨著一個撓頭的難題：那萬余名或傷或殘、或無家可歸的國民黨官兵，該怎么辦呢？
不僅國民黨傷殘士兵。在東北各個城市，共產黨的榮復人員，也達到十幾萬之多，“到處都可以看見殘廢軍人”。農業部副部長、曾主管榮復軍人安置的劉培植后來回憶說，“相當的人帶著不滿情緒發牢騷，講怪話。他們講，‘動員時說得好聽，說是參軍光榮，現在打傷了、致殘了、復員了，沒有人管……’”；而1948年秋天的一個突發性事件，更讓他憂心忡忡：一群榮復軍人闖進了黑龍江省政府，挾持了正、副主席，而面對前來勸說的部隊首長，他們如同孩子一樣，一個個嚎啕大哭……
在這個背景下，與入城儀式、秧歌隊、朱毛畫像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聲一樣，化劍為犁、拓荒屯墾，成為1949年浩大的“解放”交響的音符之一了：這一年3月，在傷殘軍官郝光濃的帶領下，28名榮軍開進黑龍江鎮賚縣的千年曠野，辦起了“東屏榮軍農場”；以此為先聲，新疆、甘肅、海南、黑龍江……一個個地廣人稀的省區，處處可見脫下軍裝的復轉軍人。在他們當中，也夾雜著萬余名“解放官兵”的身影：1949年3月，“解放二團”在湯原縣香蘭建場，不久后又派出300余人，創建了“通北農場”；當年9月，“解放三團”創辦了樺南縣孟家崗農場；這一年年底，在團長房定辰的率領下，“青干一團”也開進德都縣，創辦了二龍山農場……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里，大約14，000名“解放官兵” 創辦了七個農場。后來，有人以“種地犁后喘、開荒靠鎬刨”的詩句，描述了他們在千里凍原上的艱難狀況。
野狼、狍子、狐貍、野兔處處出沒；極目四野，只有星星點點的幾處農舍；大多數人沒有家小，前往集鎮，往往要跋涉一兩天……即使如此，他們大多沒有返回家鄉，終身留在了這片荒野之地。年復一年，他們漸漸地老去，而即使在“撥亂反正”的大潮中，一萬多名老人、中年人，也只有寥寥幾個獲得了“起義人員”的待遇。大多數人棲息著、沉默著，隨后一個接一個地死去了。直到今天，湯原縣香蘭農場僅存的幾個耄耋老人，領取著400余元的退休金。
然而，2008年12月初，在接受本刊記者電話采訪時，談起六十年前，85歲的劉大安老人和79歲的胡興旺老人，依舊不約而同地稱之為：“我解放那一年”。
舊聞：四行孤軍淪落為丐
1948年9月16日沈陽《和平日報》報道
酒足飯飽 壯士自殺——血濺于家館
(本報訊)小西區惠工街一段電車路旁第一商場興游園于家館內，昨(十五)日午后四時許，有一軍人顧客身著士兵服裝，胸前佩有“九四三四”部隊符號，逕走進該飯館內，遂坐于第一號小單間內，叫炒肉一大盤，白酒一壺。飯畢于四時三十分許，突以其自己所攜來之手榴彈自行拉響，迨該飯館跑堂夏殿起聽響后，乃急往該號查看，見該士兵業已被炸身死，前胸炸亂，五臟溢出，血花濺滿四壁，桌椅具遭損毀，為狀極慘，后經報告該管派駐所后，五分局司法組東區憲兵隊，警局鑒定股分別趕到現場，經地檢處查驗結果，已確認自殺無疑，當令掩埋。
1948年9月16日沈陽《和平日報》報道
沈陽城防固若金湯 肅清匪諜具有信心
——對市內散兵游勇嚴加整飭
胡家驥昨招待新聞界發表談話
(本報訊)沈陽警備司令胡家驥，昨天下午三時，假鐵路賓館舉行茶會，招待本市新聞界，報告警備部自改組以來各種情形。……(一)沈陽城防工事構筑……預定十月間完成，現正加緊構筑中。(二)平抑物價方面：自該部與市府警局、憲兵隊等組織經濟會報，并以市府警局憲兵隊為中心，成立經濟檢查隊，……每天平均凍結食糧，及檢舉違反經濟政策者甚多，故沈陽經濟緊張期已過。(三)治安方面可分為：1，處理七月間之學潮……2，處理八月間鐵路局工潮……3，肅清方面，現正會同各有關方面嚴格執行……4，處理盜匪小偷情形，……全市已加強崗哨，增加夜崗五百五十余處，連前共計七百余夜崗……5，整頓軍風紀方面：……取締散兵游勇后榮軍等官兵二千五百名……
1948年5月22日《觀察》報道
離開沈陽經過共區走到錦州
……沈平班機通航之后，一般達官顯宦都紛紛遣送眷屬，飛機黑票以金條計算；購票真比登天還難……從沈陽到關內的交通，除掉沈平間的航線外，陸路便是從沈陽搭車到新民，然后沿鐵道線經大虎山、溝幫子、到錦州，或從新民經柳河溝、半拉門、黑山、北鎮、閭陽驛、十三站、大凌河到錦州，然后搭車去平。……
我于四月十八日同兩個學工的朋友自沈陽動身。由沈陽開往新民的火車，每天都載有五六千人，車廂擁擠得像沙丁魚罐子似的沒一絲空隙……車道兩旁除掉荒廢著的田地，便是房屋的廢墟，頹垣殘瓦，滿目瘡夷。
……由新民到柳河溝是國軍防地……每家都駐有軍隊，要柴草糧食之外，衣服家具，也給斂了走。人們若稍露不快之色，便有通匪嫌疑。
……出柳河溝西行，便進入了真空地帶......那天陰雨蒙蒙，路上塵土還少，然而行不數里，便被前面四五個騎馬持槍的漢子截住去路，大聲喝道：“你們算運氣不好，碰上俺們了，給俺們隊長湊點零化錢罷，”于是叫眾人掏出錢來往一只麻袋里放，聽說不多久就裝了滿滿的兩麻袋。
……繞陽河是共區的入口，并無正規共軍駐守，由農民會維持治安。土地已分配完了，人們已開始了春耕，食糧較沈陽便宜一半。店家對我們說：“在解放區，就是手托著流通券也不會有人搶的！”我們在繞陽河總算過了一個恬適的夜晚……
路上偶而碰到一兩個帶紅箍的八路軍騎兵，他們對行人連看都不看一眼，便奔馳而去了。途中時常見到農人拆除枕木劈作劈材。插著小紅旗的八路軍生產車來往運送糧草。……
到大虎山時，天色尚早，醒目的標語隨處可見，此地吃食較沈陽要便宜三分之二，秩序也較安定，旅館都有公定價格 ……黑山已是中共的后方，所以進城出城沒見到一個崗哨，城內盡是賣吃食的，關了門的商店，據說都是洋貨鋪。……我們到閭陽驛的時候，鎮上正大敲鑼鼓，一個頭戴紙糊的高帽子的漢子，站在木板搭成的臺子上向眾人坦白自已的罪狀。……
從大凌河南行，又見到了矗立山巔橋頭的碉堡，和那些密密層層的鐵絲網。穿著臃腫的棉軍裝的兵士哼著小曲，無精打采的在街頭漫步。老百姓帶著滿臉的不高興，一鍬一鎬的挖掘濠溝。……
錦州市外圍繞著好幾道鐵絲網，進“卡子”，行李被翻了個仔仔細細。……錦州市況非常冷落，人們沒購買力，大商店紛紛倒閉……街上除掉由沈進關的難民外，就是剛從關內開來的軍隊……在錦州，使人精神上感到萬分緊張，處處是戰時狀態的感覺。而生活的壓迫，亦并不輕多少……(高超)
1948年10月15日西安《西京日報》報道
悲慘的長春！
洪熙街是難民的鬼門關白骨盈野無異死貓死狗
(本報沈陽一日航訊)據由長春逃沈者談：長春正如浪花沖擊之孤島，堅持屹立。自五月二十四日殘共與蒙古，朝鮮，聯合武力在長春周圍加強圍攻，機場失守，飛機不能降落，市內米價遂告上升。民眾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樹皮來充饑，一邊賣去箱底，換取米糧，豆餅，酒糟一類的東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樹皮之類，原非人食，食之不僅有礙營養，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與胃腸炎，廣泛發生，身體日漸瘦弱，蓬發污面，終至相繼倒斃僻巷頹垣，陋室溝壑之間。長春人正在如此扮演著空前未有的慘劇中的主角。
……
1948年9月27日《南京日報》報道
四行孤軍淪落為丐
平日，坐車經過蘇州河，那四行倉庫仍屹立著俯視行人，墻上累累的彈痕，像無數個眼睛，深沉沉地瞪著勝利國度的萎靡國民，一想起當日楊惠敏獻去的國旗招展在刀山劍陣中的日子，想著頑強的八百個人——是的，八百壯士！
而壯士是最容易落魄的……何況我們這八百位很多是不單黃金沒有，而且“枕戈待旦”的鋼槍早也已交回國庫去了的。鐵沒有一根，最多只剩老命一條。
這便是所謂“解甲歸田”。甲，是早就解掉了的。而大半卻無田可歸，或有田不能歸……“復員”了三年，流落在蘇州河邊的一些孤軍們如今是怎樣維持和保存他們從炮火下剩余的生命呢？
讓我姑且做一次文抄公，剪貼幾條報紙的標題在下面——《復員三年，四行孤軍“復員”為丐》，《丈夫為國捐軀，妻子行乞街頭》，《母老子弱，蘇州河畔壯士推板車》，《夕日沖呀殺呀！如今杭育杭育。孤軍放下槍桿扛行李！》，《誰殺死全家，孤軍遺族你們餓斃》。
夠了！但仍要補多一條，是大字號眉題《國家不要你們了？》——但他們卻是要國家的，因為他們終究是中國人，而且曾經為中國打過仗。
……獻旗的楊女士就在大后方以騙案被捉將官里去，而三年前“投降”了的武士，血腥的刀又掛上腰間了！
八百壯士，是的，曾經給編做歌唱過，曾經寫成過小說，曾經拍攝過電影的他們，十年來總應有著每個不同的遭遇或結局吧？
……但其實，這些都是不必大驚小怪的，這正是一種寫照。(梅空彥)
大事記
●1948年12月15日：中原野戰軍于宿縣雙堆集殲滅國民黨軍第十二兵團，兵團司令黃維被俘。
●1948年12月20日：中共華北、東北野戰軍將傅作義部分割包圍于張家口、新保安、北平和天津。
●1948年12月24日：李宗仁、白崇禧逼蔣介石下臺。
●1948年12月25日：中共開列頭等戰犯名單。
●1948年12月29日：陳誠接掌臺灣。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愿與中共商討和平。
●1949年1月9日：陳官莊20萬國民黨軍被殲，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被俘，淮海戰役結束，國民黨軍喪師50余萬。
●1949年1月14日：針對蔣介石元旦求和文告，毛澤東提出強硬的八項條件。
●1949年1月15日：天津13萬國民黨守軍被殲，城防司令陳長捷、市長杜建時被俘。
天津：三尺戲臺演滄桑
習慣了在三尺舞臺上表演悲歡離合的藝人們，這一次在現實的大舞臺上經歷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到頭來，他們發現大舞臺遠比小舞臺波瀾壯闊，也生動復雜得多。
文/國家歷史記者王剛
1949年，天津的藝人們翻身做主。命運轉折的時刻從公歷新年的第一天就開始了。
這一天，東北全境已經解放。在河南陳官莊，解放軍已把杜聿明集團的殘部徹底包圍。正值農歷的臘月初三，風雪交加，被困的國民黨軍靠野菜和樹皮充饑，甚至連騾馬的皮肉都吃光了。廣播里，蔣介石的《元旦公告》宣稱，“建設起一個完整無比的三民主義的富強康樂的新國家”。而毛澤東的新年獻辭卻說，要將革命進行到底。他甚至用了一個洋比喻，不做伊索寓言里的“農夫和蛇”。
也是在這一天，解放軍已經完成了對天津的包圍。就算是最不諳時事的人也明白，天就要變了。城內和城外的人連對天氣的感受都是兩番冰火。在“時調”藝人王毓寶回憶里，這一天“冷得異常”，茶館和“撂地”的場子，都是清灰冷灶。而在文藝接管干部曹火星的日記里，天津城外卻是“春意盎然”，軍內一派熱血沸騰。
圍城半月
那一年，事事都讓守城者頭疼。
平津守將傅作義已經瞞著蔣介石和中共暗通款曲，但談判桌上的籌碼正在不斷減少。到了1949年1月5日，解放軍發布了《告華北國民黨將領書》，“北平、天津、塘沽均已被圍，你們的退路已完全斷絕”，向解放軍投降，將“一律寬大處理”，明擺著讓繳槍了。
軍事明顯不濟，經濟更是一團糟。天津這個當時僅次于上海的全國第二大工業城市，隨著解放戰爭的進行已經成為一座孤島，只有海運可通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由于封鎖，城市的生產已經停頓，三分之一的工人失業。市面上物價飛漲，食品價格比1937年上漲了730倍。到了1949年，物價更是一天數漲。早上，玉米面每斤6萬8，十點鐘，7萬，中午 7萬2。三天之后，則漲至9萬。
報紙倒是不添亂，就是消息不那么確實。《大公報》天津版說，近郊情勢趨緊，政府仍在做和平的努力，什么政府將采取進一步行動，準備請美蘇各國調停、促成和談云云。《中央日報》干脆報道：“津西戰況空前慘烈，國軍再獲輝煌勝利… …”，“天津城防，固若金湯”。
惟一讓守城者放心的，就是這個城市的娛樂精神，和貧民百姓苦中作樂的韌勁。
這個城市開埠以來就是水路碼頭，南來北往、龍蛇混雜，南腔北調都可以在這里安身。“撂地”的藝人們用草灰畫個圈就是舞臺。能有一頓飽的人們，不顧下一頓飯，也要拿著閑錢來聽聽相聲，唱唱大鼓。
到了1948年，國民黨成立保安旅，幾乎滿20歲的男子一律拉去“輪訓”。城里實行宵禁、戒嚴，看曲藝的男人們基本上絕了，但這點娛樂精神還是照樣保存著。
娛樂場所都停業了，大腕們紛紛搬到街頭“撂地”表演，臺上臺下都餓著肚子，但該叫好時，臺下的不會因想著家里米面沒著落而少喊一聲，該抖包袱時，臺上的也不會因收入無幾而少了觀眾的一個笑料。報紙上說，他們“在零度以下的寒風里，依然竭盡嬉笑怒罵的能事。”
當兵的管打仗，老百姓管說唱，這就是天津。
但對守城者來說，日子卻不能像老百姓那么傻樂呵。林彪已經下達了攻擊天津的命令，攻擊的時間定在1月14日上午的10點，東北野戰軍最精銳的部隊都在攻擊部隊之列。
當天是農歷臘月十六，星期五。清晨，天津濃霧彌漫，慘淡一片。上午9點30分，解放軍對天津的總攻就提前開始了。對所謂“固若金湯”的防線，林彪、聶榮臻給中央軍委打的保票是，“戰斗開始后，至多30個小時可全部解決”。15 日下午15時，國民黨軍13萬守軍全部被殲，警備司令官陳長捷被俘，整個戰斗用了29個小時。
天津解放了，解放軍進了城。第一項措施就是取消了宵禁，曲藝照舊。不過節目結束后，多增加了一項新內容：全體藝人上臺扭秧歌。
文藝接管
文藝接管干部曹火星隨著部隊也一起進了城。入城之初，就發生了一件讓他棘手的事情。
入城后，天津軍管會轉發了一份文件，通知部隊進城后不要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首歌是曹火星在194 3年創作的，已經在解放區廣為流傳。而此時，天津城內硝煙未盡，軍管會擔心，破城不久，新解放區里群眾們覺悟不高，唱這個歌，容易引起人們的反感。
如何接管天津這個此前沒有群眾基礎的大都市，共產黨經驗不多，一切唯有謹慎從事。原來，此前有民主人士反映歌中“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歌詞不妥。因為沒有共產黨的時候，早就已經有中國了。然而，不唱這首歌，軍內干部們又覺得，與群眾關系不好處。
過了幾天，有接管干部提議：“干脆在歌詞里的‘中國’兩字前面加上一個‘新’字不就行了嗎?”于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自此定名，才又傳唱開了。
比唱新歌更為棘手的是唱舊詞的藝人們的問題。起初，解放軍進城，給那些喪失了工作能力，最底層的老藝人們發糧食、發棉衣，還設法照顧他們的生活。但很快就有人指出問題：“看到藝人沒有飯吃，想法使他們吃飯，這是應該的，因而獲得藝人的擁護。但是忘記叫他們做什么，變成了單純的為藝人服務，忽視了使他們轉變為工農兵服務的各種具體實踐。這個糊涂思想在領導上延續了很久……”
意識到這一點，藝人的全面改造問題也就不容延誤了。根據當時文藝接管的精神，要改造藝人，關鍵還在于團結和教育他們，通過道德“洗澡”和政治“洗禮”完成藝人們的改造工作。
所謂道德“洗澡”，首先是發動藝人訴苦，控訴舊社會和反動統治階級的罪惡，并在自愿前提下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就有效地解除了他們的思想包袱，藝人們愿意通過“回憶”、“訴苦”、“反省”、“思想鑒定”等方式來袒露和清除自身的“污垢”，以此表示洗心革面、脫胎換骨的決心。
至于政治“洗禮”，主要是利用藝人接受“憶苦思甜”教育后獲得的翻身感來激發他們的階級覺悟和愛國熱情，特別是鼓勵那種渴望洗刷恥辱、重新做人的念頭，引導他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隨時隨地投入到各項社會政治活動中去。
不少名藝人通過“洗澡”和“洗禮”，意識到參加演出，已不再是簡單的養家糊口，而是投身革命事業。他們主動提出，為了革命降低薪金。
然而，沒過幾天，在遭遇了一系列現實碰壁后，藝人們的情緒開始低落。
改戲
當時，陳荒煤擔任天津軍管會文藝處長，負責文藝系統的接收。他在回憶錄里寫道：“城市是個抽象的詞，秧歌真的適合大城市嗎？有時候，我也覺得我們是鄉巴佬，一身土氣不適合大城市。”
起初，軍管會規定，各演出劇場和單位，每天要把演出的節目報軍管會文藝處。這一規定是根據毛澤東1948年對戲曲改革的指示做出的，他把中國傳統戲曲大體分為有益的、無害的和有害的三類來加以處理和改革。
當時，被公開認為有益、放心的傳統戲不多，只有《三打祝家莊》、《逼上梁山》和《闖王進京》這幾出。那些迷信的、色情的，小尼姑思凡、摩登伽女之類的肯定屬于有害糟粕戲。而其余的，多數屬于立場模糊、難以把握的戲。
有爭議的戲，自然暫時不能演。而當紅藝人們回頭看自己能演的戲，竟然寥寥無幾。比如《四郎探母》，有人說是愛國戲，也有人說是漢奸戲，見仁見智，文藝接管干部和藝人之間，時常爭議。
于是，最終的結果是，只有放心的那三部傳統戲可以公開演，而私下里，各種戲還是偷著唱。后來，官司一直打到了劉少奇那里。劉說，像《四郎探母》這樣有爭議的戲，可以一邊演，一邊批評。但不要禁了，禁演了，人們以后就不知道還有這么一部“漢奸戲”了。
對取締舞廳這件事，劉少奇當時的意見也是不要去解散、禁止。可以考慮逐漸讓舞女們自己組織起來，自己經營，擺脫老板的剝削、克服舞廳的一些不良現象。
1949年5月27日，天津戲劇界舉行接管座談會。在會上老生演員李和曾主動反省，舊戲是封建社會產生出來的，新社會老百姓是前進的，他們不要看舊的一套了。
“前一陣，我在山東登臺時，演《花田八錯》、《馬義救主》，當時正在鬧土地改革，老百姓馬上就提了意見，說是為地主服務。我當時還想不通，心說，這兒沒人看，別處還有人看。但當我演《進長安》的時候，老百姓又喜歡得不行，這對我的影響很大，經過學習我認識到舊戲是歌頌封建統治階級的，贊揚奴隸道德的。有一次，我唱《逍遙津》，臺下越喊好，我心里越沒譜。我已經認識到我在為漢獻帝服務了，所以后來我就決心不再唱這一出了。”
另一位劇作家說，今天舊戲路子窄了，證明有毒素的已不為觀眾歡迎，目前應從小改到大改，再到重新創作，老伶人要培養新一代去教育人民。在天津衛唱了一輩子的老伶人們，漸漸發現，自己越來越跟不上時代了。
北去南歸
就在劉少奇在天津做接管工作的時候。在上海，陳毅拜訪了梅蘭芳，特別邀請這位伶界大王北上，參加文代會。
此時，離梅蘭芳1931年南遷避禍，已經有十八個年頭了。對于新政權，梅的認識不多。他只是聽說，北京的梨園生意大不如前，圍城剛去，市面上人心浮動，戲園子里上座率不到一半。
梅蘭芳記得，抗戰勝利后，他和周恩來曾在上海見過一面。當時，周恩來對梅蘭芳說，將來你不要跟著國民黨走，我們歡迎你。隨后，盡管歷經南北對峙，政權更迭，但在梅眼里，共產黨員應該都還是像周恩來那么親切。梅蘭芳踟躇了一夜，最終決定北上。
一路上，梅唯一的感覺就是，新社會了，工人階級的地位提高了，舊社會的藝人們也成同志了。但梅蘭芳依舊是腕兒，在蚌埠，上萬人聚集在他的旅館門口，爭睹他的風采。他是戲迷心中的領袖，難怪連毛澤東后來都說，你的名氣比我大。
10月底，梅在北京開完全國政協會議，赴天津短期演出，接受了《進步日報》記者的專訪。這家報紙的前身是《大公報》天津版，建國后剛剛改名。一輩子中正平和的梅當著記者的面，針對京劇改革，卻說出了一番與大潮流不符的話。他說，京劇改革豈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為，思想上的改造與技術的改造最好不要混為一談，最好慎重些。
當時，文藝界的大潮流已然在文代會上定論，戲劇改革已經成為黨內的共識。文藝界倡導的是翻身做主，與一切舊思想劃清界限，藝人們都沉浸在批判舊文化的共同情緒中。而在文代會期間，梅一直在登臺演戲，并不知道外面世界的變化。
報道發表后，風波驟起。黨內剛剛為全國戲劇改革制定了方針，改革派們認為梅蘭芳這個講話實質上是“在宣揚改良主義的觀點，與京劇革命的精神不相容”，應該展開批判，敲打敲打這位不諳世事的伶界大王。
最終，這一消息顯然是有意地由天津市文化局傳遞給梅蘭芳。面對這一他始料未及的強烈反彈，梅蘭芳不得不延宕在天津長達一個月的時間進行反省、思考。
記者張頌甲和梅的秘書許姬傳都分別表示愿把這個責任扛下來，但都被梅拒絕了。此時梅蘭芳已經是全國政協委員、戲曲研究院院長，那一年，梅蘭芳55歲，他以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的身份參加了開國典禮。一位男旦所能達到的所有社會地位，都被他獲得了。他明白其中利害。
直到由天津市劇協專門召開了一個“舊劇改革座談會”，梅蘭芳重新修正了他的意見。他以變相檢討的方式說道：“ 我現在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是，形式與內容不可分割，內容決定形式，移步必然換形。”此后，他也不得不承認，以后講任何話，還得找個黨員幫忙先看看。
文代會時，唱京韻大鼓的駱玉笙在上海。她眼看著孟小冬和杜月笙南下香港，心里卻不是滋味。她9歲的時候，就是跟這個女人配戲，火起來的。后來，她找人把毛澤東那首著名的詩詞《人民解放軍渡長江》，改成了京韻大鼓的調子。新詞唱出來后，她的名聲更火了。
另一位名旦程硯秋的際遇則稍差了些。1948年，北京圍城時，程硯秋一處宅子被國民黨占用著，另一處西郊的宅子卻住著共產黨。到了1949年春，周恩來曾主動拜訪程硯秋，但未能相遇。
程是個戲劇改良派，但他的那一套跟當時的戲劇革新的大方向格格不入，他自己卻一直沒有覺察到。他能演的上百個劇目，很多被停演了。在當時的文藝政策面前，梅蘭芳的《貴妃醉酒》得以幸免。但凝結了程硯秋一身藝術成就的《鎖麟囊》，因為“宣揚階級調和論，向地主們報恩”，而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再也沒有演過。
相聲界倒是更新很快，馬三立很快就排演了新段子《買猴兒》，這個段子由何遲編寫，開創了新社會諷刺相聲的先河。這么快的速度讓侯寶林都羨慕不已，然而，馬三立后來也正是因為這段相聲吃盡了苦頭，但這已是后話了。
舊聞：炮火聲中怎樣安排你的晚上
1948年12月25日天津《大公報》報道
冷落度耶誕——瑰麗的耶誕樹絕跡了 人心像天象那樣陰沉
(本報訊)二十四日是耶誕除夕，大多外僑在空前冷落里度過他們本應狂歡的節日。中街一帶的大櫥窗里今年已看不到瑰麗的耶誕樹，由于宵禁限制，許多俱樂部在下午六點以前便紛紛停業了。義順和、起士林這些洋點心鋪往年總要賣出上千的大蛋糕，今年不過做五、六十個而已。炮火喧天之下，誰也沒有心情顧到這些事情。整日陰沉的天空，傍晚開始飄雪，氣溫也降到零下三度，多少瑟縮街頭的難民，在感受無家可歸的慘痛，一般人心也正和天象一樣，沉重而寒冷。
(本報北平電話)北平穿上戎裝，昔日風光綺麗的古城今日已變為森嚴的堡壘，而晴空白鴿翱翔，散布著寧靜的聲響，圍城內的耶誕節外國人仍然很有興趣，耶誕樹以一塊雞蛋糕的價錢一掃而空，中國人陷在生活的苦井內，天氣不太冷，但一天的奔波已不足糊口了。
(本報上海二十四日專電)耶誕前夕，此間一般物價都呈漲勢，但也有例外，即耶誕樹銷路極壞，不但沒有加價，樹商希望減價脫手，仍無人過問。一個樹商訴苦說：樹自紹興運來，每根只賣二三百塊錢，已經算是公道了，居然沒有顧客登門，明天只好當柴燒了。
1949年1月6日天津《國民晚報》報道
炮火聲中怎樣安排你的晚上
平津周邊的炮聲一直在斷續著，吃過晚飯后，沒有其他的工作來煩擾你，你將有一個很悠長的晚上，你又不會出去找朋友，朋友也不會到你這里來，學校在停課，辦公室里也不會有太多的事情，“睡覺”嗎？恐怕誰都會感覺膩煩了的事，看小說也總會有看完了的時候——老實說，誰的晚上不長呢？
朋友！你該找些事情做了，假若你喜好寫作，那么你的材料將俯拾即是——被炮火趕出來的難胞，忙著防御工作以及應變措施的千千萬萬的人們，南逃西飛的另一圈子的人物，被生活鞭子鞭撻著的痛苦的大眾，你只要肯寫，就只管寫好了，設若你有寫日記的習慣，你要真實的寫下你一天的生活記錄，也許過一個相當時期，你再翻閱的時候，你將會詫異你自己的思想，是多么的矛盾和紛亂。
你喜歡畫畫嗎？這該是一個多么適合于你練習的時間啊！
收音機是一件奧妙機巧的玩意兒，假若你有興趣，多參考些關于無線電畫報雜志，你可以知道怎樣的用細銅絲纏繞線圈，怎樣地裝置分音器便不會雜音太多等等。
溜冰是一種很好的戶外運動，可惜今年本市溜冰的地方太少了，倘若你家里有一個寬敞的庭院或平臺，你可以利用一下，用磚砌成池子，潑上水，有兩天你就會有一個很好的溜冰場，不過，你要記住，一定要圈上池子，這樣冰面可以平，否則東潑一點，西潑一點，一點沒有用處，而且晚上老太太出來滑到了的時候，她們一定會罵你的。
打乒乓球也是一種很好的游戲和運動，它不會像羽毛球似的有時在屋里玩耍要碎了家具。
聚集些人講故事，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看他們大人、孩子們多少的眼珠都隨著你的嘴在翻轉上下。
安排晚間生活的方法還很多，朋友們，你們一定還有更多的方法，可以不可以寫出來我們交換一下意見呢！
1949年1月16日《北平日報》報道
炮聲震碎了戲飯碗——梨園子弟紛紛改行，賣晚報登三輪副業變成正業
(本報訊)北平不是舊劇的發祥地，卻是舊劇的制造場，因此，產生了不少吃戲飯為生的人們，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古城的炮聲一響，梨園行的朋友們首先感到威脅，因為他們多是離開舞臺就沒有謀生能力的人。像孟小冬那樣能跑單幫的真是微乎其微。
據國劇公會調查，北平梨園行的人數，前些年最多到過四千五百多人，后來下級工作者的收入與生活費用日見懸殊，機警者另就他業，或遠走外埠，年來不足兩千人了。時至今日，不過剩三幾百人而已。炮聲一響，龍套者流只好變過去副業為正業，去賣晚報，蹬三輪……，以演《鄧九公》出名的孫盛文擺一個花生煙卷攤。近年教老生戲頗有口碑的劉盛通，也在西單賣起胰子來。善演《蝴蝶夢》里“二百五”的駱宏年一幫人，在天橋賃了一個“云里飛式”的場子，每日所得平均四五十元，至于一些成了名的伶人呢？現在也慘了。記者日前見到了譚小培，這個號稱福人的梨園之父，也被生活壓迫得肺氣特別急躁起來：“唱戲的人，隨掙隨花，只盼著出外能剩筆整錢，富英已兩年未出外，家里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要吃飯，收入卻完全靠一個人，人家幫角兒的可去蹬三輪，我們還要撐空場面……”譚富英和梁小鸞本來有唱日場的動議，但因為場面要調整錢份，賣座也無把握，只好罷論了。
現在只有尚長春尚長麟弟兄每天在長安日場演戲，營業還算不錯。生活的重擔已為尚小云增加了幾許白發，“兩個孩子每天再拼命，還不是為掙三幾袋面嗎！”他盼望和平：“和平來到的那天，我一定好好的連唱三天戲，也算是出了這幾年沒奈何的悶氣。”和平的遠景在望，隱居在青龍橋畔的程硯秋，在烽火隆隆之下，已拋下了他躬親設計的“今嘉園”回到城內，重理絲竹，預備再披上幾年不穿的歌衫，和觀眾們相見。(偉)
大事記：
●1948年12月13日，解放軍包圍北平。
●1948年12月15日，胡適等人南下。
●1949年1月14日-17日，傅作義派全權代表最后一次與解放軍就北平和平解放進行談判。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聲明引退，隱居奉化溪口。同日，傅作義宣布北平城內國民黨守軍接受和平改編。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軍舉行入城式。
北平：圍城中的去留抉擇
1949年1月，對于北平的知識群體來說，是一個重大的人生分野，對于那些保持中立，醉心學術，埋首于校園里的教師和學生來說，這一刻是到了非要做出選擇的時刻了。
文/國家歷史記者李遠江
硝煙彌漫了北平，口口聲聲不考慮走的胡適博士，終于在昨天午后二時乘機南飛了。胡博士走的干凈利落，除去一個小包袱外，別無長物。——1948年12月16日《北平日報》
1948年11月，當平津漸為孤城時，蔣介石已然看到了北平失陷的結局。在搜羅故宮的古董字畫和國庫的金銀珠寶的同時，也開始了爭取知名文化人士的“搶救學人”計劃。
負責這項計劃的是傅斯年與朱家驊，具體執行人則是傅斯年、陳雪屏與蔣經國。計劃列出了四種必須“搶救”的知識分子：各院、校、會負責首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須離開大陸者；在學術上有貢獻者。傅斯年、陳雪屏和蔣經國商議擬定了需要“搶救”的學人名單，院校負責人當中，包括湯用彤、饒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搶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學術上有所貢獻的如楊振聲、羅常培等，而身為北大校長亦曾擔任國民政府要職的胡適自然位列“搶救計劃”第一人。
胡適離校
對于胡適的南飛，城外的共產黨早有意料。按照共產黨的習慣，知識分子被區分為同情革命的左派和反對革命的右派。一向反對暴力革命，主張漸進式改良的胡適自然是一位十足的右派，屬于反革命的陣營。要把這樣一位“階級敵人”挽留下來為共產黨服務，不啻為天方夜譚。盡管如此，為了最大限度的爭取北平城內猶豫不決的知識分子，共產黨也對胡適一再挽留，不僅通過電臺宣傳，而且通過城內的地下黨做其工作。時為北大哲學系研究生的中共地下黨員汪子嵩，承擔了這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當時，汪子嵩僅僅是哲學系的研究生，與身居北大校長職位的胡適并不熟悉。為了方便工作，汪子嵩首先找到了同情革命的北大哲學系教授鄭昕。鄭昕與胡適同為安徽人，彼此向以老鄉相稱。不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二人的交往也相當密切，鄭昕經常被胡適請到家里聊天或者打麻將。當鄭昕知道中國共產黨有意挽留胡適后，利用打麻將的機會向胡適轉達了中共的意見。但胡適始終沒有表態。此時，汪子嵩就已經意識到留下胡適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在胡適面前失敗的并不僅僅是汪子嵩一個人。據當年的歷史資料，在圍城之初，胡適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時的得意門生吳晗曾兩次登門勸其留下，并轉達毛澤東的意見——“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但胡適卻勸告吳晗： “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師徒二人不歡而散。
時任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的季羨林也曾親歷過十分相似的場景。北平圍城后，有一天季羨林到校長辦公室見胡適，忽然走進來一個人，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廣播電臺昨夜有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后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平靜地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
與胡適一樣，北平的知名文化人大都對未來充滿了憂慮。1948年12月13日，解放軍圍城，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主動將南口等地的國軍撤回城內，宣布倚城野戰正式開始。為了便于射擊，傅作義還下令大舉拆毀城墻外面的民居，造成數以萬計的百姓流離失所。傅作義的軍事發言人向北大、清華、燕京和師范大學的校長表示：“局面確實嚴重，不過不要緊，只要我們立定腳跟，就有法子來還擊。”然而，國軍的“樂觀”未能感染北平的知識分子，各大學的教授們都在城里四處探詢消息，隨時準備著應對不測。
北平圍城當日，胡適正在為北大五十周年校慶特刊撰寫《北京大學五十周年》，這位在北京大學服務了三十一年的北大校長飽含深情地祝福北大能安全度過眼前的“危難”。然而，這不過是一廂情愿，北平的形勢已經急轉直下。此時，南京“ 搶救大陸學人”小組的特派員陳雪屏已飛抵北平，力勸胡適南下。但胡適不肯南下，說：“我不能丟下北大不管。”任憑陳雪屏如何勸說，胡適就是不松口。無奈之下，陳雪屏只得于第二天飛回南京復命。得知這一情況，深知胡適不動局面就會失控的蔣介石兩次打電報催促胡適南飛，稱時間緊迫不容再做拖延。事已至此，胡適也不便再固執己見，遂決定南下。
12月15日，也就是解放軍圍城第三天，胡適與清華大學教授陳寅恪等人在南苑機場登上了南下的專機。飛機起飛不久，機場上就落下了幾顆炮彈，隨即便發生了父母子女不能相顧的慘劇。一個育英中學的學生被飛機中途拋下，幸未喪命。而機場上有些無人認領的小汽車便被人開到城里，秘密出售了。
12月21日，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由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同機到達南京的還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長李書華、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清華大學教授楊武之等24位教授。
書生用命
與胡適恰恰相反，深受胡適栽培的吳晗則對北平的未來充滿了期待。
這位杰出的歷史學家曾經與王國維、聞一多、梁實秋并稱“清華四才子”，從上中國公學開始，吳晗就深受胡適的賞識。從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后，吳晗留校任教，在胡適“埋頭讀書，不問政治”的諄諄教誨下，過著典型的學者生活。然而， 20世紀40年代中期，任職于“西南聯大”的吳晗思想急速轉變，走上了激進革命的道路。
1948年10月，吳晗為躲避國民黨的逮捕進入解放區。解放區的許多事物都使他感到新鮮、激動，但以前數十年所受的教育和經歷使他對某些事情，如喊“萬歲”之類卻感到難以理解，很不習慣。他在后來的自傳里寫道：“在蔣介石統治區生活的日子里，對蔣介石的以黨治國，獨裁專政，萬歲百歲，極端厭惡，聽了惡心。初到解放區，聽到專政，擁護共產黨，毛主席萬歲，很不習慣，心里以為好是好，何必搞這套形式……其實是我當時還沒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還沒有體會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實感情。一句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勞動人民的感情。但是，這種錯覺很快就糾正了。經過學習，我用自己眼見的親身的感受，糾正了自己的錯誤。不多日子以后，我從心坎里喊出毛主席萬歲了，衷心擁護人民民主專政了……”
這次解放區之行，吳晗受到了毛澤東的親切接見，贏得了毛澤東“將來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許。從解放區回到北平后，吳晗寫信給毛澤東主動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直接投身革命運動。北平圍城之后，吳晗多方努力挽留胡適均告失敗。對此，吳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后，吳晗以副軍代表身份參與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從此步入仕途，開啟了“書生從政”的人生道路。
無論是左傾還是右傾，北平的知識分子中與政治有瓜葛的畢竟是少數，多數知識分子并不十分在意政權的鼎革，這其中就包括著名哲學家湯用彤。
臨走的時候，胡適給文學院院長湯用彤和秘書長鄭天挺留下一紙短箋，說：“今早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然而，從此以后胡適再也沒能回到北平，真正帶領北大度過危難的是代理校長職務的湯用彤。
胡適一去，能夠穩定北大教授們軍心的就只能是臨危受命的湯用彤了。這位與陳寅恪、吳宓并稱“哈佛三杰”的哲學大家赫然位列蔣介石的“搶救”名單的前幾位。與胡適不同，作為哲學家的湯用彤一直潛心學術，與政治始終保持著距離，他的去留將影響到北大甚至其他高校教授的選擇。如果湯用彤選擇南下，北大學人或許會蜂擁南去。于是，北大地下黨決定全力挽留湯用彤。這時，身為弟子的汪子嵩直接找到了湯用彤。在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意圖后，湯用彤決定留下來，與北大師生共度時艱。
胡適南下后，北大沒有了校長，教授們自己成立了校委會，湯用彤被推選為校委會主席，成為事實上的北大校長。胡適的囑托和教授們的信任，更讓湯用彤堅定了留下的決心。
胡適走后不久，南京又派飛機來接湯用彤等人南下。湯用彤沒有走。在他的影響下，北大的大多數教授也選擇留了下來。
1949年1月31號，北京宣布和平解放。到了5月份，北京軍管會主任葉劍英給湯用彤送來一份任命書，正式任命他做北京大學校委會的主席。
咫尺天涯
在北大的知名教授中，哲學家賀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樣也是蔣介石急于“搶救”的知識分子。此前，賀麟與蔣介石有比較密切的交往。蔣介石對他優禮有加，不僅多次召見，而且還邀請他到中央政治學校講課。蔣介石還直接資助賀麟主持的“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留下了至今無可比肩的西方文化譯叢。為此，賀麟對蔣介石充滿感激之情：“自從民國三十年中國哲學會西洋名著編譯委員會成立后，我們對于西洋哲學，才有嚴格認真，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經過專家校閱夠得上學術水準的譯述和介紹。”
如此深厚的交往，讓賀麟在留走之間左右為難。作為哲學家，賀麟離不開這片傳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故土，但是，自己和蔣介石的私人關系又很容易成為日后算賬的把柄。此時的賀麟面臨著兩難的抉擇。
就在胡適離開北平那天早上，北平地下黨大學委員會書記王漢斌要求汪子嵩去做賀麟的工作。汪子嵩以弟子的身份來到了賀麟的住所。汪子嵩坦誠地告訴老師，自己是中共地下黨員，并轉達了中共高層希望他留下來繼續工作的愿望。賀麟不無顧慮地問，北平解放以后，中共能否保證學術研究的自由？如果能，自己就留下來。盡管沒能等到明確答復，賀麟還是接受了共產黨的誠意，幾次拒絕登機南下，最終留在了北平。
去留兩難的又豈是北大的教授們。
城外清華、燕京大學，城內師范大學、輔仁大學的學者文人也都面臨著同樣的難題。和胡適一樣，與國民黨關系密切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選擇了南下，而對政治不甚縈懷的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和北平師范大學校長黎錦熙擇選了留下。
梅貽琦入城等候南下時，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馮友蘭被推舉為校務會議臨時主席，肩負起了“護校”的重任。事隔多年，馮友蘭坦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時沒有走，主要是由于對于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對共產黨的歡迎”。194 8年12月15號，也就是胡適乘飛機南下的同一天，馮友蘭宣布，清華大學脫離國民政府。
盡管有不少學者選擇了南下，但離開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數知識分子選擇了留下。然而，這一次的選擇注定要讓這些昔日的友朋遠隔天涯。季羨林回憶說，胡適到南京后曾安排專機到北平，點名要接走幾位老朋友。而他自己親自到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航，艙門拉開，他滿懷希望要同老朋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胡適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怕只有當事人才能體會一二了。
舊聞：獻給一部分要走的朋友們
1949年1月2日《北平日報》報道
接觸嗅覺靈敏人物 摸索和平的影子
(本報訊)三十八年元旦在故都，過的異常緊張吃力，……梗在人們心里或露在嘴邊上的問題是一致的：“和平之神真的要來了嗎？”
和平是全面性的，對于這個問題，在北平無法找到解答，惟有從嗅覺靈敏人物口中去探索。
首先被人注意的是外籍人士的意見，新年美國大使館照例有個酒會，在這個集會中，外籍人士……大都避免評論……
最難捉摸的是在平軍政當局們的意見，……公共場合中，對于總統文告抱著守口如瓶的態度。讓情緒埋藏在心底。
民意代表們發言度數比較寬，七省市參議會的定例集會恰恰在新年舉行，……賀翊新議長說：談話雖然涉及和的問題，并未作正面討論。……劉象山說：大家都愿意和平，關鍵只在共黨。
……
政治圈外人物的意見：首先被人注意到的是一般教授層。……某教授說總統進退無關的表示，是出自被動，和平關鍵雖在中共，總統個人仍然須付出更大的誠意，……楊人梗說：和平能否實現要看今后一段時間的演變，目前情形距和平尚有相當距離，和談本是雙方面的事，政府雖啟和平之門，中共怎樣表示還是一個問題。……
逢到和談一類問題，一些帶有黨派色彩的學者們往往特別為人注目……梁秋水以沙啞的音調說：“我看和平還很渺茫呢”。去年十月間呼吁過一次和平的張申府教授，……覺得雖然現在“和平空氣已經比去年十月間濃厚得多了，但是距離仍然還很遠，……只靠單方面，和談是沒辦法實現的”。新年在故都，人們的情緒是起伏不定的，三十八年元旦帶給人的是希望抑或失望呢？
1949年1月3日《北平日報》報道
真空地帶弦誦不輟清華師生寒窗苦讀
(本報特寫)清華大學，從上星期起，已經正式上課了。在那個真空地帶里，他們師生依舊弦誦不輟的在苦讀寒窗，和平常沒有兩樣。
校長梅貽琦南下之后，校務委員會的主席，就由文學院院長哲學家馮友蘭代理，教授會的主席，也是馮先生擔任。關于學生的行政，由校務委員會議決通過后施行。關于教務方面，如復課、考試之類，則由教授會會商決定。全校教職員，除了日前南飛的三四人之外，都留居校中，努力于誨人不倦的生活。
校中存糧，足夠維持三個月的，這當然也是安定的原因之一。……守城門的國軍，對檢查固然認真，而態度非常和藹，頗能表現軍民融洽的精神。每一個城門都有國軍駐扎著，專負檢查任務。
出得城去，有國軍步哨，沿途非常平靜……有時迷了路，誠樸的村民，會很熱誠的指示給你途徑。進城時，從城府和附近其他的小村莊，一樣可以雇到三輪和兩輪的人力車，但只能送到城門口為止，交通也相當方便。
……清華學生在城中的，原有三百人，最近因為開課，陸續返校的已經過半數。其余有的借讀北大，有的在準備返校中。因為北大和清華的課程并不完全一致，借讀自然也并不完全理想。……最近警備部規定了出去的不得再進來，進來的不得再出去的辦法，所以現在他們再要出入城門的時候，旅行證就要扣留下來了。城里的教職員和學生，都珍重著他們這個唯一的機會，而且預備著再一出城，便安心的在真空地帶中，靜靜鉆研學問去了！
……在圍城之外，斷續的炮聲中，讀書人還能照舊讀書，能說不是一種福氣嗎？(白)
1949年1月3日《北平日報》報道
獻給一部分要走的朋友們
戰時氣氛充滿了故都，南方的朋友很關心我現在的生活，和將來的命運，是值得感謝的，不過實際說起來，我不過是一個平民百姓，既非顯要，更非什么專家教授，當然難列國寶名單之內，潛逃又沒有必要，更沒有被搶救的機會，所以現在的生活與將來命運的問題，我將與其他二百萬同胞得到同一的答案，就大環境來講，每個人都好像是太平洋里的一個花生皮，實在用不著什么大驚小怪，何況既生長在這個不平凡的社會里，而又愿意繼續活下去，就不應當過于悲觀，因為悲觀就是弱者，適足以促短了自己的生命！
故都緊張的局面，不過短短的半個月，我等之輩以及勞動的朋友們，雖然每一個人都感受到生活的不便，但都能死心踏地安安穩穩的活下去，既不發表什么宣言，也不造任何謠言，充分的表現出純潔的天良，使人們都認識了窮朋友的可愛！
三年前一部分接收大員們，在他們的事業與財富上都算成功了，他們的洋樓、汽車，雖然無法攜走，但是他們的金條美鈔以及臨走的飛機票都是我們鮮淋淋的血肉，我們骨瘦如柴，他們腸肥腦滿，他們不但接收了國家的事業，而且吮盡了我們的骨髓！“抗戰”的時候他們在后方，“戡亂”的時候他們還是在后方，好像是后方永遠應當屬于他們的，而前方永遠應當屬于我們的，這樣看起來，他們莫非真是上帝的選民？而我們莫非真的是萬牲園的猴子？有人建議給當局，走可以由他們走，但是必須拿出相當額數的救濟金，還要公布他們的名單，不過筆者意見，關于救濟金的問題，似乎不必，因他們的財富既然在法律上已然承認是他們的，那就是他們的好了，我們這樣要法，未免跡近勒索，何況來路不名，取之傷廉，我們不接受他的救濟，但是名單是必須公布的。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那是你自己為官的自由，我們不加干涉，但當你既“入”既“居”之后，就應當始終負責你認為邦有道則仕，你認為邦無道則隱。忽“仕”忽“隱”，我們是吃不消的，因此我們必須請求當局公布他們的名單，名單公布之后，好防止他們二次復員。(瘦鵬)
大事記：
●1948年10月21日：中原野戰軍解放鄭州。
●1948年10月24日：開封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1948年6月)。
●1948年11月20日：國軍黃百韜兵團于碾莊覆滅，喪師12萬。
●1948年12月15日：黃維兵團被全殲，兵團司令官黃維、副司令官吳紹周被俘。
●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被俘。
淮北：一個農民的“解放”史
在解放戰爭的關鍵時刻，農民的態度決定了國家的走向，農民的力量決定了戰爭的勝負。
文/國家歷史特約蘇琦
淮海戰役時，我姥爺成為支前大軍中的一員，與村里的幾個人一起用平板車將糧食送往前線。
淮海戰役是解放軍的說法，國民黨的版本是徐蚌會戰，而在我姥爺的口中，這場戰事則被稱為“打南北徐(宿)州” ，因為我們老家把宿縣叫做宿州，而在當地方言中“宿”發“許”音。為了區別于北邊的徐州，宿州就被稱為南宿州。
我姥爺他們到前線的時候，戰事重心已從北徐州轉到了南宿州。姥爺本以為糧食送到后方就可以回家，但由于戰事異常激烈，解放軍傷亡也比較大，部隊自己的擔架隊忙不過來，就把包括我姥爺在內的支前民工就地轉為擔架隊員，上前線抬傷兵。
當時已是深冬，一心想早點回家過年的姥爺他們多少對這個安排有點不太情愿。解放軍的政工干部們就反復給他們講道理，說這是給咱窮人自己打天下。那時候我姥爺覺悟低，對此不太認同，覺得跟我有什么關系。
后來干部就換了個方式，詢問我姥爺他們村地主的情況，問地主手里有多少田地，然后說起地主如何剝削云云。我姥爺對“剝削”這個說法顯然不太明白，輪到他發言的時候就說，為什么地主能發家，他個人覺得是地主家風水好，老墳頭“冒煙”。政工干部們對這樣的動員效果肯定不會太滿意，但還是讓我姥爺他們上去了。
前線
在隆隆炮聲中，我姥爺他們一路暈頭脹腦、跌跌撞撞來到了第一線。據我姥爺回憶說，當時是攻打一個小縣城，解放軍先是集中火力一通炮轟，然后就一群人扛著梯子往上沖，不一會兒城墻上黑壓壓一片全是解放軍。這時就看見墻頭上冒出國民黨兵來，一個勁兒往下扔手榴彈，用機槍拼命掃。不一會兒，原本黑壓壓一片的城墻就變成一片空白，戰場也稍微沉寂下來。
這時就有人命令我姥爺他們所在的擔架隊往上沖，把傷員抬回來。據我姥爺說，事后回想起來，雙方當時好像多少有些默契，就是抬傷員的時候都不大規模開槍打炮。
我姥爺和同村的一個人抬著擔架深一腳淺一腳來到了城墻下，開始抬人，就聽見傷兵們此起彼伏地喊：“大哥，先抬我吧，我雖然缺了條胳膊，還能打。”按我姥爺的理解，估計傷兵們也多少知道先抬“全胳膊全腿”的規矩。
我姥爺他們顧不得許多，趕緊找了個看上去毫發未損，估計是被震昏的小兵往擔架上一放，就往回跑。就在此時，炮聲又起，其中一發就在他們跟前爆炸。我姥爺他們兩人把擔架一丟，就地臥倒。等戰戰兢兢爬起來，壞了，擔架上的傷員不見了。我姥爺他們怕回去跟干部們不好交代，兩人一合計，干脆三十六計走為上，奔回老家去。
我姥爺他們從宿縣雙堆集溜號回太和縣老家沒多久，就過春節了。過完春節，淮海大戰勝負已定，劉鄧大軍浩浩蕩蕩向南進發，官兵們氣勢如虹，憋足了勁兒要“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他們身后的這片戰場，就成了新解放區。工作組還沒下鄉的那段時間里，廣大的淮北農村陷入了忐忑的氛圍中，大家都在等待那不可逆轉的命運的改變。
土匪
縣城里一些有錢人家的家眷，憑本能選擇了走避鄉間，冀望躲得一時算一時。在我姥爺所在的岔王寨，一位這樣的女眷的到來，不經意間掀起了一場腥風血雨，由此引發的土匪間的火并也成為類似事件最后的絕響。
血案是由一場稀松平常的調戲婦女事件引發的。該寨小土匪頭子王寶三一向以欺男霸女為能事，這天來到村頭一個寡婦的家里討水喝。寶三看到寡婦床頭坐著一位頗有幾分姿色的年輕女子，就向寡婦詢問她的來歷。寡婦一時緊張，說不出所以然。事后回想起來，若當時寡婦能三言兩語交待清楚，后面的一系列變故也許就不會發生。
寶三見寡婦說不出個道道兒，便對那女子起了調戲之心。尚未動手，就被那女子甩了一記耳光。寶三一時驚詫，那女子冷笑道，連你表嫂都不放過，說完出門騎上馬絕塵而去。
王寶三頓時有大難臨頭之感。他已猜出這女子的身份：大土匪頭子車玉來的媳婦，平日在縣城里替老車打點生意。車玉來確是他表哥，只是不太近，屬于遠表親。事到如今，只能硬著頭皮去給表哥陪不是。
按照鄉間的規矩，王寶三擺了幾十桌流水席，遠近十里八鄉的耆老名宿等頭面人物都給請到了，至于老車手下的弟兄，則隨到隨開，不拘席數。多年以后我姑父說起當時的那個排場，還津津樂道。其時他在車玉來手下當傳令兵。
聽我姑父說，按老車的意思，有心放寶三一馬，畢竟沾親帶故，那寶三也是調戲未遂，且賠禮道歉也算及時周到。
但老車的妻舅郝六不肯善罷甘休，敢欺侮我老姐，這還了得。那天喝到七八成，酒酣耳熱之際，郝六突然一把把桌子給掀了，然后揚長而去。眾人面面相覷，王寶三則當即面如死灰。按鄉間的規矩，這種說和酒若被對方掀翻了臺面，就表明仇家不接受道歉，決意武力解決問題。
想到老車是聯鄉自治的司令，且外面兵荒馬亂的也沒個地兒可以投奔，寶三自覺大限已到，便回家安排后事。他手下的幾個嘍羅也都個個如喪考妣。
第二天晚上，我姑父帶著幾個弟兄來到寶三家，說請寶三哥出去說個事兒。據我姑父說，寶三家里頓時哭聲震天，寶三一步一回頭，剛走出院門便癱軟在地。他的大老婆和小老婆見狀飛奔出門撲倒在他身上，寶三邊推她們邊罵道，笨娘們兒，我已經是個死人了，還不快滾回去。我姑父他們也勸道，嫂子啊，這樣不行，這樣我們怎么跟寶三哥說事兒。
等寶三大小老婆起身，我姑父他們便把他架起來，走到屋后的竹竿園邊，砰砰兩槍了事。寶三家人聽得槍響，又是一陣呼天搶地。
那一夜，類似的場面在寨子里上演了好幾回。
交槍
不幾日，在縣城學堂里教書的舅舅回到鄉里。向來耀武揚威的土匪頭子車玉來一反常態上門討教時局走勢。我姥姥一看老車上門，便緊張不已，張口就說，培芝(我舅舅)他沒回來。車玉來笑笑說，老嫂子，別怕，我都看他進門了，今兒找大侄子來沒啥事兒，就是說說話。
車玉來就問我舅舅縣城里情形如何，解放軍開拔后都留下些什么人，國民黨原來縣里的那套班子都干嘛去了等等。舅舅說縣里成立了軍管會，原來國民黨的人除了文教口的好像都散了。還說過段時間縣里會派工作組下鄉，第一件事就會是解散農村里的自治武裝，并收繳槍支。
老車問我舅舅共產黨會不會放他這種人一條生路。舅舅實話實說他不知道，不過他勸車玉來不如主動把隊伍解散了，把槍交出去，說不定還能有條活路，否則，國民黨正規軍都不是個兒，何況他這百十來號人馬。車玉來黯然離去，連告別的客氣話都忘了說。
后來，老車到底還是把隊伍解散了，也把槍交了出去。當時工作組沒有動他，還表揚了他，但后來鎮壓反革命的時候還是把他給斃了，理由是此人一貫作惡多端且血債累累。一起被斃的還有他那飛揚跋扈的妻舅郝六，他那個會騎馬的老婆后來不知改嫁到哪里去了。至于我姑父他們，被政府本著“首惡必辦，協從不究”的原則給寬大了，但在以后歷次運動中都會被當作反面典型給敲打，一輩子窩窩囊囊。晚年他總發牢騷說，唉，背了一個月的盒子槍，受了一輩子的瞎窩囊。
相對于我姥爺他們岔王寨的和平交槍，幾村之隔的賀家寨地方武裝的解決，則要慘烈得多。那是我父親的姥姥所在的村莊，我父親說，那地方老早就有紅槍會的底子，民風一向桀驁不馴。工作組來到賀家寨后，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先集合村民進行交槍動員。據我爸爸聽我太姥爺說，村民們一邊聽講話，一邊向工作組人員聚攏過去，工作組人員一開始還以為是自己的動員很吸引村民，越發賣力說起來。沒曾想村民們發一聲喊，便把工作組成員按倒在地給繳了械，后來還把他們群毆一頓給趕出村去。
第二天，縣里就派來了全副武裝的小分隊，配有機槍和小鋼炮(迫擊炮)。賀家寨人看工作組卷土重來，還有武裝小分隊保駕護航，但自恃墻高溝深，一開始毫不為意，不斷在寨墻上叫囂，一邊還噼里啪啦放槍。待到小分隊幾發炮彈過去轟塌了寨內的祠堂，并把機關槍朝天打得嘎嘎響，村民們曉得了厲害，不一會兒就搖白旗投降了。然后家家戶戶把槍械都歸置好，等小分隊清點裝箱。小分隊將為首的一些骨干分子五花大綁押走了，其中有幾個再也沒能回來。
賀家寨一役后，周圍十里八鄉的槍械收繳工作順利多了。我姥爺他們甚至把多年不用生了銹的鳥槍和打兔子的土銃都交了出來。
分田
大局初定之后，工作組便開始組織鄉村里積極分子成立農會，張羅定成分、分田地的事兒。積極分子多為年輕人，我母親也是其中一員。
我爺爺對這位剛進門的兒媳婦此舉十分惱火。這里面不無個人恩怨在里面。當年劉鄧大軍打過來的時候，有些地主跟著國民黨軍撤退了，有些則識時務地加入了解放軍，他們無一例外都賤賣了自家的牲口農具之類的家產，以便輕裝上陣。我爺爺按照現在的說法屬于逢低吸納那伙兒的，見獵心喜，把自己多年積蓄都用來買別人賤賣的牲口農具，家底兒一時膨脹起來。
后來聽說共產黨是按每家每戶的家底定成分，若是貧農，可以分地主和富農的家產，若是地主和富農，則只有被分的份兒。消息傳來，我爺爺在家成了我奶奶的抱怨對象，在外，則成了全村人的笑柄。
自那以后，我爺爺算是跟新政權結下了梁子，對于我母親加入農會這事兒自然持強烈的反對態度，認為是長對手志氣，滅自己威風。他掐來算去警告我母親說，不出數月，國民黨必然會打回來，到時候不要后悔莫及。
母親年輕氣盛，對爺爺的反對及警告均當耳旁風。在她眼里，吃每頓飯都給錢的工作組人員肯定代表著時代的方向。勸阻未果的爺爺又喝令我父親嚴加管束自己的媳婦，說婦道人家在外拋頭露面有辱家風。無奈在外讀書的父親思想比母親還要激進，恨不能一畢業就加入共產黨，好留在縣城工作。至此，在與新時代和新生勢力的對抗中，我爺爺全面敗下陣來。
據我母親說，我爺爺始終對自己錯誤的購買行為無法釋懷，在解放那年的冬天郁郁而終。去世前我爺爺還在不停地掐來算去，說國民黨明年春就能打回來。
舊聞：怎樣算逃亡地主
1949年3月13日天津《新生晚報》報道
怎樣算逃亡地主？——政府是否要追查懲罰？
編輯先生：我有以下幾個問題，希望解答。
一，我過去在自己的土地耕種上，無勞動力，這當然是地主成分，但我由民國二十二年因為經營商業上的需要而遷出，并非是蓄意違反革命政策，是否就是逃亡地主？逃亡地主的構成條件都是什么？
二，聽說逃亡地主是反動的，都必須追查，那么逃亡地主多應得的懲罰都是些什么？
三，什么樣的地主，應當追捕減租減息，像我這樣的地主，是不是也應當進行追捕減租減息？
孫鴻九上
孫鴻九先生：
一，地主抵抗或躲避減租減息、土地改革；或地主已有罪惡企圖逃避；或因不了解政府政策而逃亡城市隱蔽者。這全算做逃亡地主。
二，對逃亡地主是否追查與懲罰？主要根據其是否有違法行為而定，不是對所有逃亡地主都追查與懲罰。
三，你所問的我們不了解實際情況，如果你在減租減息時，依法應該退還農民的地租或利息，尚未退還者，即應退給農民，如不欠則不退。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大事記：
●1949年2月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往廣州。
●1949年2月23日：李宗仁投石問路，上海名流飛訪北平。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毛澤東指示把工作重心轉向城市。
●1949年3月31日：自江陰至九江東北湖口的千里長江北岸，解放軍陳兵百萬。
●1949年4月20日：國民黨中常會在廣州發表聲明，要求停戰，并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和談之門最后關閉。
●1949年4月23日：百萬雄師突破長江防線，南京解放。
●1949年4月24日：太原城破，國民黨500文武官員集體自殺。
●1949年5月20日：胡宗南棄守西安。
●1949年5月27日：解放軍占領上海。
南京：飄搖的家族
在舊的政權分崩離析之際，眾多家庭和家族也各自飄零。
文/國家歷史主筆黃艾禾
1949年，陳佩結正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學附中讀高一，16歲。4月23日的那一晚，她一輩子都忘不了。整個南京城的人們恐怕都難以入眠，等待著這個城市的又一次歷史交替。國民黨的軍隊和警察都撤了，城市的治安陷入真空，街上不時有搶劫案發生。陳佩結記得，那時她住在離鼓樓不遠的平倉巷，從家中的窗口向外望，附近的司法部大院火光熊熊。家里大人都叮囑說，千萬不要上街上去，一家人全都躲在屋里聽著外面的動靜。
當時的上海《大公報》曾對解放前夕的南京城有過描述：4月23日，“站崗的警察不見了，滿街都見著制服的人群急忙中往中山門跑去，中央航空公司接送客人的車輛被攔去了。經過首都衛戍總司令部和總統府門前，警衛已撤離，里面的好多桌椅被搬出來。總統府對面的房子一大群老百姓正在那里推瓦拆屋……明故宮機場擠滿著走的人，某院秘書長想擠上某部的包機，結果被人推下來。早上六時記者打下關的電話，無論你打么地方只聽鈴聲響，卻沒有人接電話。”“此間搶劫之風仍熾，暴民將剩下的糧食搶劫一空。搶得店中物品的暴民又復遭黑吃黑，毆擊不時發生，稀疏的槍聲不時聽到，但不悉來自何方及原因何在。在街上行駛的車輛皆被攔住遭劫……”
但是陳佩結的父親陳裕光那晚并不在家里。陳裕光，時任金陵大學校長，他那一晚守在自己的校園里，與學校的老師和學生們共同護校。一位名叫馮世昌的金陵大學校友，憶起那天晚上，街上滿是國民黨軍隊丟下的槍支，“于是我們同學就上街把槍支拾回來，‘武裝’保衛學校，農專同學還拿來一挺機槍，放在校門口助威”。
4月24日清晨，人民解放軍第35軍的大部隊開進南京城，登上蔣介石的總統府。
末世的逃離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到1949年的時候，這座城市已經恢復到了130萬人口，其中僅公教人員就有十幾萬人，他們的保姆和傭人又有9萬，產業工人不過9萬，用當年共產黨南京新政府的一份報告的話來描述，這是一座有“龐大的寄生消費人口”的城市。
還是在1948年年初的時候，這座六朝古都已經開始又一次人心惶惶。1948年2月，國民政府的行政院曾發一封致南京市政府的電文：“共軍軍事行動仍復進逼無已，爰經決定遷政府于廣州，茲已于本月五日正式在廣州辦公。”國民黨政府機關決定南遷，在三大戰役開始之前就已經打定主意，而三大戰役尤其是令國民黨喪失了55萬軍隊的淮海戰役(國民黨稱為徐蚌會戰)的進行，更加速了這一進程。
政府的一級部門(行政院、國防部等)是肯定要遷的，但二級以下部門，不太重要的部委，則對于是否南遷吵成一團。大量的公務人員在發了三個月工資后被遣散。1948年12月10日，淮海戰役已見分曉，南京城里人人都知道國民黨大勢已去，南京市政府發出“關于疏散職員眷屬之訓令”：“現中央已公布疏散眷屬辦法，并責由交通部統籌辦理疏運事宜。本府為適應戰時狀態，自應與中央方面采取同一步趨，并為謀同人疏散眷屬之便利，茲將11月份薪金提早于本月15日以前一律發清。其愿自動辭職，送眷回籍者，同時加發薪金一個月……”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布“下野”，離開了南京，李宗仁“代總統”搬進了總統府。但這時的國民政府，已經不成樣子。1949年1月26日，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孫科宣布，以3個月的疏散費遣散80%的公務員工，而在當時惡性通貨膨脹的形勢下，三個月的薪金只夠一個月的伙食費。于是，面臨失業的財政部的員工們包圍了他們的次長楊道樾，并對一個叫羅宗文的司長施以老拳，結果不但爭取到三個月薪金，還有3000元疏散費。消息傳開，各部門機關的公務員紛紛效法，并聯合了2000人到行政院請愿，致使正在進行的“政務會議”不得不三遷會場。
南京的文化部門，如大學、博物院、研究院等，也面臨著遷與不遷的抉擇。
金陵大學陳裕光：“乃志留下”
金陵大學是一所教會大學，肇始于1888年美國基督教會創辦的匯文書院，1910年與宏育書院合并成為金陵大學。民國時期的諸所教會大學中，南京的金陵大學與北京的燕京大學素有“北有燕京，南有金陵”之譽。陳裕光自1927年受命成為校長，到解放前夕已經干了22年。在當時的南京，金陵大學與中央大學、政治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等是最重要的幾所高等學府。國民黨當然是希望它能遷到臺灣去，況且，陳裕光的妹夫，正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杭立武。
杭立武在教育部任上做的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將存放在南京的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遷運到臺灣。其實，這些文物在抗戰期間，也是經他的手千辛萬苦從南京運到西南的貴州四川等大后方的。1948年冬，淮海戰役正在激戰之時，杭立武忠實地執行國民黨的指示，籌集經費、洽定船只，挑選了3824箱文物精品，分三批由海軍“中鼎”艦、“昆侖”艦和招商局“海滬”輪運送到臺灣。
但是，杭立武運得了文物，卻運不走人物——他連自己的內兄也運不走。陳裕光堅決不同意金大搬遷。這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
為了金大是否搬遷的問題，陳裕光與他的同事們曾反復討論過幾個月。當時一位名叫李揚漢的校友記得，陳校長召開全體教職員會，會場氣氛相當緊張，門緊緊關著，但有學生在外面偷聽。主張遷校的不乏其人，但是大多數人都不想走。陳佩結這樣解釋她父親為什么不想走：“搬一次家多不容易！抗戰的時候我們曾搬到成都。金大是私立學校，政府是不給搬遷費的。當時是教職工們說，我們少拿工資，讓學校籌集到資金來搬家。以后學校再慢慢還！抗戰勝利了我們剛剛才搬回來，還要朝哪里搬？搬臺灣去，到臺灣的哪里？費用又哪里來？”
1949年1月18日，陳裕光給當時在臺灣的校友胡熾昌寫了一封信：“經費無法籌措，新舊校址亦不易有妥善辦法，決定不遷，仍舉行招收新生”，“不便離校，只有護校。師生皆有留我的迫切愿望，乃志留下。”
杭立武本人也是金陵大學畢業生，對金大何嘗沒有感情？1937年抗戰時那次搬遷，杭立武走前曾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干事和兼任金陵大學董事會董事長身份，邀集各教會學校的部分英美友人和商界人士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 ，將金陵大學等地區劃進“安全區”，保護了不少中國躲進金陵大學的同胞的生命。但是這次，杭立武搬不走金大了。
杭立武只好退一步，希望能把他內兄一家帶走。他為陳裕光一家辦好了護照和機票，到4月22日下午，杭立武夫婦登上南飛的飛機之前，還在動員陳裕光跟他們一起離開南京。陳裕光含著淚，仍然是堅定地拒絕了，目送妹妹和妹夫遠去。這一分別，就是40年。到1989年陳裕光臨終前才再次見到妹妹，而杭立武，再也沒來過大陸。
在杭立武赴機場的路上，他后來回憶說，當時“情況已經非常混亂，并有搶劫事情”，他看到了署有陳裕光名字的“ 南京治安維持會”的安民告示。這個維持會的主任，為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高級參議馬青苑，副主任吳貽芳，陳裕光任委員。陳裕光當時的另一個身份，是南京市參議院議長。他們已經在積極地迎接解放軍了。
歷史激流中的個人選擇
吳貽芳在當年也是個赫赫有名的人物。她是1928年，陳裕光任金陵大學校長一年后當上金陵女子大學校長的，與陳裕光、杭立武都過從甚密，與宋美齡也熟識。在南京臨近解放前，金陵女子大學的校董會上，有人提議將學校遷往臺灣，被吳貽芳斷然拒絕。1949年4月22日，宋美齡打電話要吳貽芳去臺灣，吳未接電話，隨后，國民黨又派人送來機票，要求吳貽芳乘最后的飛機離寧，她也沒走。用她自己后來的話說，她“靜靜地而又不安地等待著光明的到來。”
而在這風云激變的時刻，另一位當時的知名女性，時任國民黨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的伍智梅選擇了離開南京。這位國民黨的先烈伍漢持的女兒，從年輕時就跟隨孫中山，丈夫黃建勛曾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伍智梅與宋慶齡、何香凝都私交甚密，她到了廣州以后，曾經接到宋慶齡用英文寫來的親筆信，勸她留下來。信是搭解放前夕上海到廣州的最后一班飛機送到伍智梅手中的。然而，伍智梅還是走了，先去香港，再赴臺灣。
1949年，在這個中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每一個具體的個人，都被周圍的歷史潮流裹脅著推動著，他們又怎么會預料得到，從此的中國，會發生怎樣的翻天覆地，他們的個人命運，從此完全不同？
南京紫金山天文臺的退休研究員黃璧坤，是伍智梅的小姑子，當年是個十六七歲的中學生，正在廣州執信中學念書。她記得，她的大哥黃謙益問她：共產黨快來了，共產共妻，你們怕不怕？“我想，第一，我也沒財產，第二關于共妻，我還沒想到那樣的問題呢。”黃璧坤說。
黃謙益是1920年代到美國留學，專業是城市與海岸設計，回國后任廣東省珠江水利局的總工程師，抗戰時做盟軍第十四航空隊(飛虎隊)的聯絡顧問，官銜少將。因為他的工作出色，在1946年曾獲得美國總統杜魯門頒發的自由獎章， “這個獎章讓他一輩子都為之榮耀”，黃璧坤回憶道。
1949年，大哥黃謙益全家走了，二嫂伍智梅走了，七姐黃毓坤已經在美國留學定居，九哥黃謙儀已住在香港，十哥黃伯飛正在美國上學。留在大陸的，是黃璧坤的三姐黃式坤和姐夫袁振英，六哥黃震廷，十一姐黃馥坤和小弟黃伯坍。
這里面，最富有傳奇色彩的就是她的三姐夫袁振英。袁振英本來可以做個大人物的。這位北京大學西洋文學系191 8年畢業生，1920年時在上海和陳獨秀一起搞《新青年》，組織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開一大的時候，袁振英是當時全國53名中共黨員之一。但是后來，袁振英與黃式坤(黃璧坤之三姐)赴法國留學后，就與中共不再聯系，其中有部分原因，是與陳獨秀不和。從法國回來，袁振英雖然不再參與共產黨的活動，但還是曾被國民黨以共黨嫌疑抓去囚禁。到解放前夕，袁振英已經失業在家，窮途潦倒。這時，袁振英的弟弟在越南西貢，讓他去法國統治下的越南，而時任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讓他去臺灣。但他都拒絕了，歡欣鼓舞地留在大陸迎接解放。“他說，我從香港回到大陸，就是不愿做英帝國主義的走狗？這回為什么要到越南去做法帝國主義的走狗？”黃璧坤轉述說。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的當天晚上，黃璧坤聽到了海珠橋被炸毀的巨大爆炸聲，那是國民黨部隊逃跑前干的，“橋上的行人全部死掉了”，她說。而當年建海珠橋時，監工者正是她的大哥黃謙益。
新的生活開始了
1949年4月24日，馬青苑、陳裕光、吳貽芳等“南京市治安維持會”成員去見解放軍的首長，希望軍隊盡早接收南京。數日之后，他們受到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人接見，回來后，陳裕光說，“他們滿儒雅的”。第一次與共產黨打交道，給陳裕光的印象不錯。
這個時候，陳裕光的家族，也已經分為兩半。他的二弟陳裕華、三弟陳裕康都留在了了大陸；四弟陳裕耀和一個妹妹陳信美抗戰勝利后就去美國讀書了，從此留在了美國，弟媳沈佩蘭也一同留在那里；他的大妹陳圣婉留在大陸；二妹陳竹君去了臺灣，并帶走了他們的父親陳烈明。陳竹君本還想帶走他們的母親鮑敏，但老太太死活不肯走，留了下來。他們家那張抗戰勝利后的全家福，里面的人從此再也沒有湊齊過。
陳佩結的大哥大姐是在1949年赴美留學的。至今陳佩結還保存著她奶奶當時寫給姐姐的一張字條：“佩麗，我送你這部圣經，因為內中有永生。”她是一名基督徒。老人家或許心里已經有預感，這是一場生離死別？
逃離了南京的杭立武，先到了成都。1949年12月9日，他從成都乘最后一架飛機飛往臺灣，同機的有陳立夫和 “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杭立武后來回憶說，他到機場時，見閻錫山坐在一口箱子上，身體搖搖晃晃，表情若有所思。朱、陳二人對杭立武嘀咕說：“我們的生命全操在他坐的那兩口箱子上”，原來，箱子里全是黃金。飛機超重了，而閻錫山又不肯放棄黃金。
作為國民黨的要員，這些人還有飛機坐。而中下層的國民黨軍民，逃往臺灣只有乘船，路途之艱險不堪回首。后來臺灣“民視”拍過一部名為《臺灣演義》的電視片，披露出當年大潰退的若干細節。其中以1949年1月27日的“太平輪” 事件最為悲慘。這艘開往臺灣的輪船載滿乘客，摸黑從上海開出不久，就與另一艘貨船“建元輪”相撞，近千人葬身魚腹，僅有38人生還。
臺灣島當時只有600萬人口，而從大陸來的國民黨軍民達200萬。伍智梅的兒子黃仰山曾經回憶過他們初到臺灣時的困頓，住房狹小，一家五口僅有一間半，生活艱難。伍智梅的孫子黃堅記得，有時因黃堅調皮，奶奶罵起他來就是兩三個小時，也可見伍智梅心中的郁悶。這200萬大陸人與本島居民的磨合碰撞融合，到今天都沒有完成。那是另一個故事的開端。
而留在大陸的人們，生活也完全變成新的了。
1950年2月，金陵大學改歸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直接領導。是年10月，陳裕光赴蘇州，到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政治部研究院學習，“實際就是交待你們歷史上與國民黨有啥關系。他有啥都說出來了。”陳佩結說。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決定金陵大學與金陵女子大學合并，改為公立。3月，陳裕光學習回來，辭去了金陵大學的任職。他當了一陣“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圖書儀器清理處主任”后，就到上海的一個輕工業研究所當化學顧問去了，直到退休。而金陵大學在195 2年的院系調整后，成為南京大學的一部分，金陵大學的名字撤銷。
袁振英解放后因為生活無著，就直接給周恩來寫了封信，信封上僅寫：“北京，國務院，周恩來收”，而周恩來真的給他安排了工作，任廣東省文史館館員。文革中，袁振英被打成反革命入獄，幾乎被槍斃。而他的一位內弟，即黃璧坤的六哥黃震廷，曾當過國民黨的少將，“本來可能是問題最大的”，因為解放后一直安分守己夾著尾巴做人，斷絕與一切故舊的來往，一直當個外語教師，倒還算平安。
陳裕光長壽，活了96歲。在他去世的前一年，金陵大學校友左天覺從美國回來去看望他，他們談到了金陵大學有沒有可能復校。左天覺告訴他，復校是不可能了，不如辦一個“金陵研究院”吧。陳裕光接受了這個建議。他決定，把自己在漢口路71號的住宅捐出來，作為基金。這所房子，是陳裕光的父親陳烈明留給他的遺產，文革后落實政策發還給他，剛剛住進去兩年。一年后，陳裕光去世，他的兒女們遵照遺囑，將住宅變現為500萬元，捐給了南京農業大學。金陵大學的校友們也紛紛為這所金陵研究院捐了錢。
兩年后，杭立武在臺灣去世。
陳裕光在去世前，讓陳佩結寫信給臺灣的妹妹陳越梅(杭立武的妻子)，說他很相念她，有話想同她講。陳越梅趕回了南京。兄妹倆在40年后終于得以見面了，而他們的老父親陳烈明早已病逝在臺灣，他的骨灰后來也被帶回大陸，葬在南京。
“我爺爺祖籍浙江寧波，但主要生活在南京，是南京人了。我自己雖然抗戰時去了四川8年，解放后參加工作在山西 20多年，但我是南京人。”年已75歲的陳佩結說。
舊聞：汽車洋房拍賣花樣多
1948年12月5日《南京日報》報道
臘鼓頻催還鄉急——汽車洋房拍賣花樣多
(本報特寫)前幾天有位朋友登報征婚，不上五天，應征箋如雪片般飛來，數目竟有三十二封之多，肥瘦美妍，高中，大學，樂得我那位朋友眉笑眼開，接連失眠了三夜，謠言蠱惑了人心，這位單身公務員有辦法了，不光是女人，什么都容易搞到手，上月排了半天隊，只買了一升糙米，四兩雜油，冒雨觳觫擠得半斤黑棉花，還要看老
板的臉色，現在中華門外的米商，天天發愁，產區白米源源涌到，有貨無市，凈糙米一百八十元，喊低到一百三十元一石，還無人問津，合作金庫的收購，要五百石一千石的全送進倉后才肯付款，城內的米市更荒唐，光華門某機關的眷屬們上熟機米拋出一百二十元一石，城北山西路一帶洋樓門口一石白米一百三四十元也能成交，當然吃飽了之后就會想到！其實“寒衣未剪裁”的朋友根本毋庸焦心，往年還要逛逛拍賣行，今年街頭巷尾有的是大衣，皮袍，西裝，一件八成新的大衣只賣二百元，現成小二毛皮袍一百三十元，新西裝三百元一套，絨襯衣十八元一套，棉袍，棉襖，衛生衫，一百元全部辦齊，走過建鄴路某部被服廠后門，稍一佇足，就會有人問你：“先生要買衣服嗎，請進來看”，跑進去應有盡有，花不了四張五十元的金圓券，新被褥，棉衣，襯衣等，包你一輛人力車裝得滿滿。
這兩天要買家具，更不成問題，沙發，席夢思，紅木衣櫥，辦公桌，奶油色，咖啡色，應有盡有，一百元可以買一張席夢思床，較次家具衣櫥，棕繃床，方桌，靠背椅，全套一百二十元，有興置產的話，買一幢洋房，新式家具都可叨光奉送。曾經要十根條子頂一年的花園洋房，現在一萬元連地基全讓，六千元一幢的假三層八間小洋房也就不錯了！再肯遷就點，西式平房兩千元可買四間，水電衛生設備齊全，租房子租金免收，家具義務供用，房東還可津貼房客四石白米，這種事也許你不會相信，不過墻上有紅紙召貼為證。你若高興買汽車，價廉物美，風魔一時的小吉普，每輛三千元，八成新小轎車五千元可買兩輛，如果嫌室內單調，地攤上的古董字畫，唐伯虎，齊白石，張大千，價錢都不會超過百元的。照理講，買這些便宜東西的人該多么樂味，其實大謬不然，天寒歲暮，臘鼓頻催，拍賣東西的人觸動鄉愁急于還鄉，飽含淚水廉價賣出親手創置的產物，買主付出花花綠綠的金圓券，像賭“梭哈”樣的孤注一擲，買賣雙方心情有何其兩樣。(思鄉客)
1949年4月11日《南京晚報》報道
立委周杰人提出票選十大豪門
戶主隱匿逃避外國 政府下令通緝歸案
財產除酌留其家屬普通生活費用外
一律由政府征用
(本報消息)立法委員周杰人所提“征用豪門財產辦法草案”，……茲志該案原文如次：一、民國以來凡因做官及非正當職業而成巨富者均為豪門。二、由立法院票選全國最大豪門十人。由各省市參議會每省市票選三人至五人。立法院及各省市參議會所票選之豪門公布后，經輿論批評，私人揭發，認為尚有遺漏者得由立法院補選十人，每省市得補選二人。三、豪門財產(包括動產與不動產)除酌留給其家屬普通生活費用外，一律由政府征用。四、豪門如未經檢舉，即將其財產百分之七十以上捐獻國家者，由政府給予債券，俟戰事結束，如數償還。五、豪門財產如隱匿逃避外國者，應將其戶主看押勒繳，如戶主避匿者，由政府以命令通緝歸案；如逃往外國者，并向外國交涉引渡。六、豪門財產如隱匿逃避，經密告而查獲征用者，以百分之二十給密告人充獎勵金。七、本辦法施行細則另定之。
1949年4月22日《南京晚報》報道
一連串紅圈圈到底 人民代表各自西東
和談絕望了，立法院今天陷入戰事前夕的紛亂與緊張的疏散中。布告牌上，兩個鐘頭內，貼出了八張加著紅圈圈的“ 緊急通告”，一句話：“走”。
……立院廣場內只停放了幾輛吉普和半新的黑包車，好多立委們冒著雨，在廣場上來往的穿梭，像螻蟻一樣，兩個人碰了面，密切地耳語一番，又匆匆地走散。國民大會堂的會議廳里，……只靜靜的有一位憲兵在守衛，幾個工友正在會堂里忙著將四個播音器、兩個麥克風取下裝箱，貼上“由南京到廣州”的封條。二樓咖啡室已經空無一物，連桌椅都搬走了，附設在會堂里的醫務室和郵匯儲金局的人員，正整理公物，待命“撤退”了。熱鬧的國大會堂，此刻只剩廁所里的自來水在滴滴嗒嗒的孤寂底流響著。
在京的近二百位立委及眷屬，今天下午九時以前，將分乘火車、飛機離京赴滬，再轉船到廣州……第一批飛滬的立委有三十五人，下午第二批李世軍等繼續飛滬。……墻壁上懸出了一張緊急布告，下面寫著：“各位委員們，請不要猶豫，耽誤時間，快來登記飛機……”。
……
1949年4月24日《南京日報》報道
各院部會疏散一空
(本報訊)國民黨政府各院部首長昨晨拂曉時分，悉數乘美齡號離京，市政府，衛戍部、警廳全部人員，漏夜撤往杭州，昨日首都已陷入無政府真空狀態，市內秩序紊亂。
(本報訊)前夜九時由和平門開出立院疏散專車，駛至鎮江受阻專車未能上行，車上除職員外尚有最后離京之立委三十余人。
(本報訊)江防國軍，昨日全部撤守，分由挹江門、漢中門、水西門進城，出中山門，沿京杭國道轉進，大批裝甲車、卡車竟日貫城而去。
大事記：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聲明引退，隱居奉化溪口。
●1949年2月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由上海遷往廣州。
●1949年4月23日：百萬雄師突破長江防線，南京解放。
●1949年4月27日：蘇州解放。
●1949年5月12號：第三野戰軍發起了上海戰役。
●1949年5月27日：解放軍占領上海。
●1949年5月28日，上海舉行了新舊市政府交接儀式。
上海：一個商人的彷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陳步高選擇留守，他滿懷喜悅地迎接新政權的到來，但是又對前途頗感不安。一年后，陳步高因病去世。但他的資本家身份卻給子女們留下了始終擺脫不掉的陰影。
文/國家歷史特約白紅義
從南洋到廣州
到上海解放時，陳步高在這座十里洋場里只不過混跡了十多年。這位上海銀行的襄理畢生最大的心愿就是開一家獨資銀行。但造化弄人，至死他也未能達成心愿。
陳步高祖籍廣東，生于南洋。清朝末年，大批廣東人下南洋，除了成千上萬的華工外，還有不少大家族前往當地做生意，或開發礦產、或開辟橡膠園、農場。陳步高的祖上也隨此大潮遷至南洋，成為當地富商。在推翻清政府之前，孫中山先生曾多次前往南洋募集資金。陳家也當仁不讓地成為被募捐的對象，因而與孫中山關系甚篤。
在陳步高成長的青少年歲月，盡管辛亥革命已經成功，但中國并未就此走向穩定和繁榮。國內各派勢力內亂不休，國外列強虎視眈眈。青年陳步高對政治沒有多少興趣，他更相信只有實業才能救中國。因此，上世紀20年代，陳步高赴英國留學，專攻金融。畢業后，他即回到廣州與人合股開辦銀行。
在廣州期間，陳步高與傅式蘭成婚。傅式蘭亦是大家閨秀，她的父親任職于廣東汕頭海關。汕頭是我國沿海最早設關的口岸之一。1860年1月，被洋稅務司控制的潮海關成立，這就是汕頭海關的前身。由于有滿清貴族血統，傅式蘭的父親得以在這個被洋人控制的海關任職。
傅式蘭嫁入陳家后，就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先后為陳步高生下三女二子。
作為銀行家，陳步高畢生的心愿就是能開一家獨資銀行。十幾年后，眼看實力漸漸雄厚，心愿有望達成，卻被一場戰爭化為泡影。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日本即開始進攻中國。1937年7月7日，中國抗日戰爭全面展開，日軍迅速占領華北及華東大部分地區。由于中國東部沿海一帶落入日軍的控制范圍內，廣東省一帶的華南沿岸地區成為了中國從外地輸入各種物資的重要補給點。為切斷這條補給線，日軍于1938年10月1日在廣東大亞灣登陸，并迅速攻占鄰近地區，廣州在10 月21日陷落。
廣州淪陷后，大批難民涌入香港。陳步高一家也被裹挾在出逃的人流中來到香港。陳步高與傅式蘭當時已育有兩女一子。長女淑敏年紀最大，其時也不過10歲而已，長子宗建只有7歲，次女淑言甚至還在襁褓之中。
在當時兵荒馬亂的情況下，其間辛苦可想而知。所幸，盡管一大家人歷經艱險，總算人員并無損傷。但隨身所攜的財物卻不那么安全。后經清點，逃難中丟失了48個箱子，此前十多年辛苦累積的財產折損大半。
陳步高攜妻帶子來到香港后又重操銀行舊業，但財產折損過多再也無法開辦獨資銀行，不得不與人合股經營。
陳步高一家在香港住了一年有余。在此期間，三女兒淑方、次子宗鼎相繼出世。一家人難得地度過了一段安穩的日子。
上海生涯
不過香港也算不得太平，日軍一直對這里虎視眈眈。早在廣州淪陷后，部分日軍就駐守于寶安縣(今日深圳市)深圳河北岸，與英軍為界。英國也于1937年后逐步加強香港的防衛。
1937年至1941年期間，在中國抗日戰爭中作為中立國的英國政府，仍然刻意維持香港的中立地位。這段時間進入香港的中國國民革命軍一律根據國際慣例，繳械后送入集中營。而香港的華人雖然亦有為祖國對抗日本的戰事出錢或出力，但是一切都需要在不影響英國和日本關系的前提下進行。然而，日本當局仍對此感到不滿，曾多次向香港政府抗議香港華人的反日行為。
陳步高判斷，英日之間終有一戰，香港也不再是一個安全所在。他帶著一家不得不再次遷徙，且走且退，直至輾轉來到上海。
此時的上海早已進入了它的“孤島”時期。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進攻上海，淞滬抗戰爆發，經過3個月的戰斗，最后一批中國軍隊于11月12日撤出上海。自此至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4年中，上海蘇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為被日偽勢力包圍的“孤島”。
租界仍由英、美、法等國控制，依靠著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互相利用和暫時妥協，與淪陷區及戰亂不止的內地相比，局勢相對安定。對內、對外交通暢通，內貿和進出口貿易完全自由，經濟上出現畸形的繁榮。
一份資料顯示，1937年底，公共租界可以開工的工廠只有400多家，到1938年底已達4709家，一年增加10倍以上；進出口商行從1937年的213戶增加到1941年的613戶，全國的輕工業產品絕大多數從上海口岸輸出。商業總戶數、營業額和利潤也都成倍增長。金融業、房地產業、交通運輸業、營造業無不迅速發展。
由于“孤島”相對安定，大批外地人士涌入租界，躲避戰亂。租界中的人口激增，其中浙江、江蘇籍人士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這部分人又多數從事工商業、金融業，擁有較強的經濟實力。
陳步高一家就在這樣的情勢下來到上海。對于他念念不忘的銀行業來說，這樣的環境顯得十分有利。但以他此時的身家而言，開一家獨資銀行顯然是極不現實的。最終，他選擇參股上海銀行，成為其中的一名襄理。
襄理一職相當于現在的副經理，算得上是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銀行還為陳步高一家提供了一套住宅：一套位于西街 16號的花園洋房。陳步高在有了相當的積蓄之后，購置下了這套房產。
在長達百年的歲月中，上海逐漸形成花園洋房、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簡房棚戶4類民居建筑。集中于上海西區的花園洋房，一向為外國人、資本家等城市的統治階級所居。
能在此居住，也說明陳步高一家在上海的生活相對富足。除了花園洋房之外，南市區一帶的銀行營業網點盡歸陳家所有，家中還有傭人可供差遣。
陳步高在外忙于銀行業務，此外，還有數不完的應酬。因此，偶爾還能在報紙上看到他的一些花邊新聞。不過，他從來沒有做出破壞夫妻感情的事來。一定程度上，這與傅式蘭本人有關。在那個時代，傅式蘭算是個相當“厲害”的女人。此后幾十年，她的后人們才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
婚后，傅式蘭則一直是典型的家庭婦女，在家操持家務，不喜交際。如果陳步高有需要女賓出席的場合，他也往往帶著長女淑敏參加。已經十幾歲的陳淑敏出落得非常漂亮，經常流連于上海的舞廳、宴會等交際場所。
解放前后
但是彼時的國內政局并不像陳家的生活那樣平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舉國歡慶。但國共兩黨間的關系又趨破裂，戰爭的硝煙再起。
隨著戰爭的進行，國統區的經濟形勢日趨惡化。1948年1月4日的新華社電訊描述說：“上海、南京米價，自上月下旬以來，上漲更烈，加以天氣嚴寒，人民紛紛死于饑寒之下，至上月廿一日，上海街道上已發現凍斃而死之尸首三百余具，僅二十日一天，就發現六十四具。”
盡管還不足以危及陳家的生活，但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擺在陳步高的面前：究竟何去何從？此時的陳步高已近知天命的年紀。之前與郭沫若等一些左派有過的接觸，使他對共產黨有一些認識。但多年來國民黨的反共宣傳，還是令他心中惴惴不安。
就在是走是留的糾葛中，國民黨節節敗退，形勢愈趨明朗。1949年4月渡江戰役后，解放軍于4月23日解放南京,并在5月3日解放杭州，完成了對上海的合圍。23日，解放軍對上海發起總攻。經過奮戰，解放軍攻入市區，國民黨軍除5萬余人登艦逃跑外，其余悉數被殲。27日，上海宣告解放。同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陳毅任上海市長。
進城后，人民解放軍露宿街頭，不進民房。對于一向不與國民黨軍人來往的陳家來說，這股新氣象使他們印象深刻。多年以后，傅式蘭把自己的三個女兒全部嫁給了現役軍人。
陳步高此刻最擔心的是生命和財產的安全問題。這同樣是上海眾多工商界人士心中的困惑。解放后不久，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布軍裝，趿著布襪草鞋在外灘中國銀行四樓接見了最大的民族資本家榮氏的代表榮毅仁，他闡述了共產黨的經濟政策：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番表態不啻于一個定心丸。
此后的歷史證明，上海注定要按照新主人的邏輯來改造。早在解放軍進入上海不久的1949年5月29日，《人民日報》便發表社論《解放大上海的經濟意義》，奠定了新上海建設的基調。在這篇社論中，上海被描繪成“帝國主義奴化中國人民、使我們國家殖民地化的一個最大侵略基地”和“全面絞殺中國老百姓的總樞紐”，而“它將變成一個人民的工業大都市，對全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它將依據自力更生的原則，盡其最大的貢獻。”
而第二天的社論《祝上海解放》中同樣強調，“上海是一個生產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統治被搗毀以后，這個特征將要顯出偉大的威力。”
這兩篇社論都表示，新中國要致力于將上海建設成為一流的工業城市，這一點確定了舊上海改造以及生活風格改造的主旋律。由實業家、企業家、商人等構成的工商業精英階層尤其成為著力改造的對象。
剛剛解放后，陳步高還保持著原先的生活習慣。這位曾經的留英學生一生酷愛踢球，但在解放后一次踢球的過程中受了傷，后來因病去世。只留下傅式蘭竭盡全力保護著五個子女。
陳家人都在積極地迎合改造的潮流。此前從未工作過的傅式蘭積極地參與里弄的工作。大女兒陳淑敏努力考上了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即前往北京工作。長子陳宗建一心想繼承父親的衣缽，他考上了當時的上海財經學院。但是資本家子女的身份卻成為他們始終擺脫不掉的陰影。
舊聞：炮火下的夜上海
1949年2月22日《南京日報》報道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茫茫欲解的冷軟的灰色的濃霧籠罩著上海——中國的經濟首都。上海的灰色連接著隆冬的黑暗天空，增加著未來的經濟的悲慘和不安。黃浦江畔蜿蜒幾里長的西式大廈和辦公樓房，證明一個世紀以前的“洋鬼子們”所選擇的福地，適足溝通華中動脈長江流域的繁華貿易。這個泥土的農村長成了五百萬人口的大都會，不能不歸功于他們選擇地點的風水吧。
上海是受西方的影響發達起來的，不像北平和廣州那樣的帶了中國氣派，雖然治外法權收回了，上海仍然受著西洋經濟的影響，英美大公司都設有總號，電力和電話公司是美國人的，自來水和煤氣公司是英國人的。
像中國經濟的守門者和工業的中心，上海是敏感的，傍海臨江，聚攏了華中的出口入口，執握著中外匯兌的樞紐，上船下船的轉口貨物，都以上海的勞工起卸，中國一半的產業工人都聚集在上海一帶。
但是，上海勞工雖然沒有沉淪在饑餓的邊緣以下，因生活已不能再事降低。最引人側目之事實，乃以二十年來外患與內戰相尋不已結果，已使薪水階級的從業者因物價的壓力，降到同樣的生活水準，最后而最慘的打擊莫過于去年八月間的法幣與金圓券折合，及若干中等之家原存金銀外幣而欲保持通貨之價值者。
百年以來的外患與內爭都沒有蹂躪了上海。成千的難民自戰爭的災區流入，卻被這座蕃衍的大城吸收進來。上海是政治上的經濟主人，二十二年的政治沖突，在一百五十哩以外的地方，已告結束而成了定局。上海的經濟因內地既被共產黨吃掉，又因戰爭變成癱瘓，所有市場和出口原料大為減少。工業的機輪日漸停息，更加多了大批的失業的工人的這一堆難民。縱然還未面臨共產黨的包圍和占領，上海已經呈現灰色的寒冷，饑餓和不安來了。
從遠處看上海，一定有錢的人忙著逃亡，然而從近看，上海的資本家非但不以共產黨的勝利為可慮，卻采取這么一種態度：“他們不會比國民黨更壞多少”。當然與相比榜上有名的×××必要逃跑，因為他們決得不到共產黨人的憐憫。
令人注意的是，這些工業家在二十年前是擁蔣上臺，在戰前要用他們的時候，也十分友誼的相待，雖然經濟的甜頭都歸入×××和“官僚資本家”的掌握，中日戰爭一起，蔣氏深入內地而與上海工業家隔絕了，在內地變成以擁有土地的紳士和擁有千萬之富的孔宋作為靠山。
據聞上海的工業家和左翼學生一同坐牢，受了共產主義的宣傳，而繼去年十一月美國總領事通令美國僑民撤退的短期混亂之后，外商卻硬著頭皮留下來。很多美國人以為美國大量援華，可以安心貿易。美國公司的撤退，為英國公司針對美國政策之弱點而欲駐留所沖淡了。所以美商人在上海不帶家眷，看看到底在共產黨的統治下是怎么一回事。多數上海人也做同樣的等待。(安得·羅斯著 陳琦譯)
1949年5月18日《重慶新民報晚刊》報道
炮火下的夜上海
(本報上海通訊)皎潔的銀盤，浸在水底，黃浦江顯現得沉寂而幽靜。自從江南平原燃燒起烽火，黃浦江已減少了過去的喧囂與繁榮。停泊在浮筒畔的外國軍艦，在紫水晶號事件發生以后，都相繼駛出了吳淞口外，惟有那船家的漁火與江心燈塔，點綴江面。凄清的碼頭上，也聽不見從勞力者的心胸中所迸發出“哎唷”的呼聲，劃過夜空，喚醒酣臥在江畔的勞工，起來作求生的掙扎。然而現在呢？
暗澹的路燈光下，只有衣衫襤褸的乞丐，滿以為這兒可以有生命的寄托，他們絕想不到，都市的繁榮僅屬于私有，生活的錘子逼得他們過著乞食的流浪生活。可是，這冷淡的人情，匆忙奔走的行人與徘徊江濱的游客，誰不是沉溺在貧窮與困厄的深淵中呢？
求人的乞兒是感到失望了，被求的人們同樣感受著哀怨。誰能保證自己會不過著流浪的生活呢？同他們一般，離開溫暖的家園，投入冷落的異鄉。現實是一塊荒冢，人們是墓畔的枯草，人間的寒風霜雪，會任意地摧殘！
我們佇立在江濱，江風微微的吹著，江面是那么的平息，化了很少的代價雇了一只小舢舨，無情的船撐敲碎了水底的明月，仿佛撕毀了一幅美麗的圖畫，船兒慢慢的向前劃，在江中觀看這萬家燈火的夜上海，顯然是不及從前熱鬧了。外灘的馬路上僅依稀的見到數得清的行人，路旁的面攤亦在收拾著家俱，更不見有流線型的汽車飛駛，只有那笨重的卡車拖著沉重的聲音過去，時間在游興中是夠快的，江海關的自鳴鐘是指向八時了，船家把船停向原來的船塢。(十一日寄)
1948年11月24日《上海大公報》報道
人比黃金賤！擠兌場面慘絕人寰
四川路迦陵大樓到福州路一段，由上午四時到九時就人如潮涌，不準行人通過，連很多銀行機關職員都無法進去辦公。記者于早晨進入某大樓，出來時人群更擠，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沖出重圍，回來檢視，大衣袖口紐扣上扎牢女子頭發一大撮。九江路外灘中央銀行擠兌的人把附近大廈的門口都堵塞了，住在大廈里的人們沖了好久沒有突圍，便在一樓開了一面大窗，用一塊條板搭在擠兌的人頭上，才能走出大廈。昨天擠兌的情形是空前的，軍警戒備也特別嚴格，由于小販不能接近擠兌行列，黃牛黨昨天也餓得有氣無力，至于身體弱些的，雖不死也大傷元氣了。記者在九江路外灘樓頭俯瞰，只見擁擠的人頭上因受熱冒出的白氣騰騰，好像薄霧一般。嘈雜聲中，不時飄出微弱的“擠死人了”的呼救聲，喊者自喊，聽者無聞，堪稱慘絕人寰。五點光景，在市銀行門口，有個十八歲的男孩靠著墻腳，放聲大哭，他說：“我情愿做癟三，我不回去了！”原來是他的新呢帽和口袋里的二千塊錢，在擠兌金銀時都已不翼而飛了。
商人1949
1949年4月初，毛人鳳秉承蔣介石之意，對上海的一些著名民族資本家下達了遷廠到臺灣的最后通牒令。同時中國共產黨上海地下黨各級組織針對大多數資本家，特別是民族資本家想把工廠、機器和原材料保護好的愿望，及時寫信給他們，宣傳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布的《約法八章》，中共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在這時，不同的人選擇了不同去向。
榮毅仁父子
1949年解放前夕，榮氏家族內部出現了大震蕩，家族中多人遠走海外，資金外流使留在內地的榮氏企業元氣大傷。榮毅仁的父親榮德生認為“生平未嘗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故在最后關頭，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倆決定留在大陸。榮氏父子此舉在無錫、上海一帶的民族工商業者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1950年12月16日，上海工商界舉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示威大游行”，榮毅仁肩扛大旗，走在游行隊伍的最前列。
陳光甫
陳光甫創辦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被譽為 “中國的摩根”。在國共決戰之初，陳光甫仍支持南京國民黨政府，并在蔣介石等人的勸說下出任國府委員。但隨著南京國民黨政府軍事潰退，政治動蕩，經濟凋敝，陳光甫的政治熱情迅速消退。1 949年，中國共產黨曾與陳光甫建立直接聯系，爭取他北上。但陳光甫心存顧慮，1949年3月，他移居香港，成立上海商業銀行香港分行。
杜月笙、黃金榮
1949年6月間，客居香江的杜月笙修書一封，寄給蔣介石，信中說他將盡力勸阻滬上企業領袖返回上海。194 9年4月，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中連獲大勝，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攜家倉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 6日在香港病逝。
與杜月笙不同的是，黃金榮選擇了留在大陸。1949年，上海解放以前，黃金榮的夫人李志清席卷了黃金榮的金銀珠寶離開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臺灣。1949年4月，蔣介石特別召見杜月笙，讓其帶信給黃金榮，囑咐他“抓緊時機”到香港或臺灣去，“以免遭種種不測”。但是，82歲的黃金榮最終決定留了下來。他對人說：“我已經是快進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拋在外鄉，死在外地。”
大事記：
●1949年2月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由上海遷往廣州。
●1949年2月5日：國民黨行政院長孫科未經代總統李宗仁同意，將行政院遷往廣州。
●1949年4月20日：國民黨中常會在廣州發表聲明，要求停戰，但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和談之門最后關閉。
●1949年10月14日：第四野戰軍攻陷廣州，國民黨政府再遷重慶。
●1949年10月28日：廣州市人民政府成立，葉劍英任市長。
廣州：最是倉皇辭廟日
文/國家歷史特約鄧小夏
1949年2月8日，星期三，陰有小雨，國民黨政府由南京遷往廣州。南遷的決定在1月25日晚已經做出，但為了安定人心，政府依然對外宣稱，“南京遷地辦公，不是政府遷都，我們的首都還是現在的南京。”此時，國共雙方軍隊已經距離僅僅五十公里，兵臨城下的局面，很快讓政府的通告失去了意義。隨著城外槍聲日漸密集，南遷的進度也一再加快，到了 2月5日，行政院已經整體撤往廣州辦公，三天后，整個政府機關南遷。
慌亂的撤退
由于缺乏準備，撤退一直是在慌亂中進行。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機關辦公室主任李茂林從1月底就開始與同事為接待政府南下而忙碌。2月8日晨8時，南京機關職員及家屬三百余人，由南京轉乘粵漢線火車抵達廣州黃沙車站。
國民黨中央原準備以現在廣州市東風路上中山紀念堂為辦公地點，但一時間各部委三百余人均已抵達此間，不但如此，還隨行攜帶了百余箱文件。紀念堂不敷使用，只得將廣東省黨部騰出作為國民黨中央黨部辦公地址，留紀念堂為中央各部職員住宿之用。
在撤離過程中，各部委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許多職員早已在1月底就離開南京，但因中央機關南遷者多，水路、陸路交通十分不便，所以遲遲不能到達。大批公務人員猶如難民，每天都有一大批涌進廣州。廣州市府手忙腳亂，由于原有公房難以安置，只得撥出公園的一部分，用作房屋居住及安放檔案之地。
“衛生部”算是效率最高的一個部門，2月初遷穗后，隨即就在石頭海港檢役所辦公，并在市內中央醫院設臨時辦事處。“財政部”則由于頭緒眾多，遲遲難以安頓。先是覓得長堤廣東銀行三樓及廣東財政廳二處作為辦公地址，隨后又開始設立福州辦事處，同時在南京保留有辦事處負責聯絡工作。由于掌管國庫，遷往廣東的各機關經費都要在此領取，各部委人員在財政部長堤辦公處排起了長隊，但國庫工作人員未能到崗，所以經費遲遲難以領取。
至于那些原先就不被重視的“清水衙門”，在撤離中更是備受冷遇。“僑務委員會”遷穗好不容易找到了辦公地點— —廣東省僑務處，但職工宿舍卻難以安排。“中央審計部”干脆在市內連辦公地都找不到，只好遷往中山縣小欖鎮。好在有廣東審計處長出馬，親自前往小欖鎮，這才接洽到祠堂十余間，作為宿舍和辦公地點。盡管勉強“開張”，但此時此刻，根本無 “計”可審，倒也樂得忙里偷閑，干脆私自放假，等到全部員工到達后再開始辦公。
因政府搬遷，受國事影響，一般公教人員，民眾眷屬，疏散南下者眾多，因倉猝間找不到實際通訊地址的為數不少，造成投遞匯兌不便。在李茂林的記憶中，那段時間，辦公桌上經常堆放著大量信件，都是由于找不到主人而無法投遞的。
“陪都”時光
時年20歲的陳穗平，當時在國民黨的部隊機關任少尉文書。1949年那段時間給他留下的印象就是“亂”。從7 月到9月，僅僅兩個月的時間里，就一連有兩位負責醫療器械、藥材管理工作的庫長不辭而別。后來才知道，這都是利用職權將負責管理的醫療器械、藥材等物資，或拿到市場上交易，或賣給當地醫院，換取大量金錢后一走了事。
陳穗平是1945年成為公務人員的，一直在管理醫療器械、藥材的部門從事文書工作。當時能夠在亂世之中謀得這個職位，除了“人老實”，更有一個特長就是“靠一手好字旗開得勝”。
盡管高官頻爆丑聞，但對于陳穗平這種普通公務人員來說，除了老老實實上班，也沒有別的出路可走。當時公務員入職，必須寫保證書，宣誓，并隨時聽候上級發落。剛開始，入職的文武公務員待遇依生活指數發給金圓券，有六十、一百到三百不等。到了1949年1月后，市級公教人員獲準配發公糧：職員三市斗，工役二市斗，長警五市斗。
在此窘困的處境下，一些職員甚至開始偷竊。當年4月，《中央日報》報道，一名公務員在偷竊電話時被衛兵發現并扣留。這名職員在市政府電臺任職多年，一家七口人都靠他一人微薄薪水維持，平時生活已感萬分拮據，近來形勢更加逼人。由于債臺高筑，加之告貸已再無門，就伺機潛入專門委員會，偷了一部電話，意圖變賣，剛剛走到市政府門口，被警衛發現，隨后被扣留。
電臺臺長親自為此事向市長求情，亦被拒絕。這名職員被扣押期間，守衛不允許家人探視，已經三天未能進食。據這名職員的同事稱，此人平日本來是一安分守己的公務員，此系因生活無著，只得出此下策。盡管同事們紛紛表示同情，但面對此事，也只能是束手無策。
到了5月上旬，形勢更加糟糕。中央各機關施行大裁員，原定按照相關公教薪俸，發放給三個月薪金，折合銀圓百元上下作為遣散費。但后來當局又發行大鈔，而國營事業依然用銀圓收費，進而引起全國金圓券劇烈貶值。
公務人員遣散費照市值計算，僅得銀圓數枚，不僅不夠歸途旅費之用，更無法維持數口之家。在當時的廣州，許多公務人員不過僅存三數日口糧而已，真可謂是雪上加霜。被迫無奈的公務員們，曾發起多次請愿活動，請求改善工資、改善資遣辦法，但均遭到了壓制。
政府甚至頒布法令，公務員聚眾請愿，按戒嚴法執行：“現值戒嚴期間，所有公務員一律勤勉從公，不得聚眾請愿，妨礙公務，各級主管長官須約束所屬，絕對禁止擅自行動，違反法紀，按戒嚴法第一款之規定執行。”
此間時局不穩，物價飛漲，市場食品無不上漲20%-30%以上：雞頸每斤4.8元至5元，鴨3.5元，大蝦6 元，田雞4元，鯇魚2.4元，豬肉3元，燒肉3.6元，菜心8毫，牛肉3.2元，牛腩1.6元。所謂“元”，實際是銀元，而公務員手中則大部分是金圓券、銀圓券，天天貶值。其與“基數”的比率天天不同，時時出入，比如上午1萬元金圓券等于1元的貨品，下午已變成了1萬2千元金圓券等于1元了。
陳穗平還記得當時一出糧(發工資)立即跑步去“剃刀門楣”(因為兌換外幣一買一賣，加上手續費，虧掉不少錢，猶如理發店長發進短發出)將金圓券兌換成港幣。人們到茶樓飲茶，一進門即想好吃什么，預先買好“燒賣籌”、“糯米雞籌 ”，否則到埋單時再結賬的話，價錢已翻了一番。到了最后時刻，300萬元金圓券才換1元時，金圓券已形同廢紙，毫無價值可言。
冷清的中秋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就在同一天，蔣介石卻在廣州，部署“保衛華南”的方針。
與此同時，國民黨的一幫政界人士，則正前去關帝廟，找算命先生占卜民國的命運。也不知是否算命先生為多賺兩個錢，占卜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官員們問政局如何，算命先生回答：“漢室復興，中原在望，天意也。共魔消滅，國事有為，何時了，一載慶升平。”再問到羊城吉兇時，算命先生答：“君問羊城，五羊免劫災，共終難得志，禾熟見奔逃。”又問曲江和廈門的安危，算命先生說：“曲圍由廈解，白兔退林彪。廈門危而復安，天意也。”算命先生的一番話，令政要們歡欣鼓舞。但也就是在此時，人民解放軍正迅速南下，已完成進逼廣州的部署。
10月6日是中秋節，盡管兵臨城下，但廣州市內的人們還是沒有忘記過節。李茂林上街閑逛，街市上依舊熱鬧非凡，店鋪中掛滿花籃和五光十色宣傳廣告，糖果餅店前擺著各種奇形異象的月餅，連騎樓底下都塞得水泄不通，行人很不易穿過 “月餅陣”。為了招攬生意，年輕的伙計大聲高唱著推銷曲，“朋友買啦，蛋黃、月寶、鴨月月餅，一銀元一斤”。但終究是看的人多，買的人少。
這一點，連《廣州日報》的記者也發現了。次日，報上新聞稱，“昨六日為農歷中秋佳節，省市機關雖有職員辦公，惟大部遲到早退，情形殊不緊張，各級學校上午上課下午均放黑市假，酒樓茶市更形冷淡，一般市民均打算閉門“深杯滿酌” ，以求一醉，故市面景觀并不熱鬧，加予當局為保治安執行宵禁，禁放鞭炮，賞月情緒并不熱鬧，市民均在外張內弛中渡過中秋。”
到了10月10日，照例要舉辦紀念“雙十節”大會，所有在穗“中央機關”及穗粵各級黨政軍職員均全體參加。一些學校和農工商團體也派出了代表。李茂林還記得當時大會主題是，“誓死反共反蘇到底”，“死守廣州，爭取勝利”，臺上的要員們要市民“協助政府，相信政府”，但臺下的人們則早就開始各自的打算了。
陳穗平所在衛生系統，此時已計劃隨廣東政府先遷逃到海南島，作為最后到臺灣的前站。單位貼出通告要全體人員報名準備。陳穗平在得知此消息時，并沒像其他同事那樣報名，主要原因是不想離開廣東，離開親朋好友。作為一個老老實實的普通公職人員，他并沒有大難臨頭的感覺，還借了200個大洋給一位去海南的同事，這一借當然是有去無還了。
解放
解放軍以神速的步伐逼近廣州，其時國民黨在廣東大陸尚有四個軍和一個兵團的兵力，但兵敗如山倒，紛紛向西南方向撤退，企圖渡海到沿海島嶼。10月12日，國民黨南遷的“中央”機關被迫撤離廣州。國民黨當局的省級機關，亦大批強制征用船只開始從黃埔、大沙頭、黃沙等處撤離。
解放馬上就要來臨，但廣州市一百五十萬市民，卻是懷著“恐懼”、“懷疑”和“希望”的混雜心理，終日蟹居于戶內。1949年10月12日，陳穗平在日記中寫道：“由是日起，停止返工，廣州勢危”，因不想跟隨單位撤退海南，他決定不再去上班。
兩天后，14日晚9時解放軍開進了廣州。在撤逃過程中，國民黨軍隊將橫跨珠江的海珠大鐵橋炸毀，除兩岸尚存兩橋腳一部分，鐵橋已全部被毀，橋身陷入水中，只剩下三個橋墩屹立江中。爆炸時，泰康路一帶民居樓因受不了劇烈震動而倒塌，同時鐵橋被炸時飛出的鐵片，將附近鋪戶擊毀，其中大者三層樓房亦被擊破，小者則直接擊傷市民，造成本市數年以來的最大浩劫。
也是在1949年10月14日晚，在粵海關任文職的呂健行正和幾位同事在家里打橋牌，其中一位叫程逸巖的同事臨時有事要先走，呂健行和其他幾人對此沒有太在意。第二天，廣州解放了，粵海關也暫時停止上班。一星期后，呂健行和同事們才驚奇地發現，打牌時有事先走的程逸巖，竟然穿著解放軍的服裝來接管粵海關。“原來程逸巖就是地下黨人，那晚他是加入解放廣州的隊列了啊！”。
1949年10月15日，錢莊買賣部分啟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郵政儲金的匯業局仍照常開門，但營業部暫時停頓。市內金鋪大多都不營業，而電信局則照常辦公，與解放區的電訊開始通暢，普通民眾發電報則價格不變，平電一字銀元一角一分，急電二角一分。
盡管早在幾個月前，廣州的不少街道紛紛籌建木柵，到了這時，市民反而是鎮靜如常，廣州人見面時，多會說一句： “喂，有什么攪呀！”對方總是先來一個搖頭，繼而是一聲長嘆，然后才開口寒暄。
而茶樓酒館則利市百倍，由于戰火平息，市民們心情大快之余，攜男帶女到各茶樓酒館食品店，吃個痛快，早晚茶市座無虛席。市內公共車各線照舊開行，各街道均有市民聚談，各店鋪也大部分照常營業，惠福西各米店生意興隆，菜市擁擠。報紙上稱，“小童如常嬉戲，無戰氣氛，平靜度過此一開頭。”
對于舊公務員，新政府則采取了招聘和留用的辦法。那些沒有隨同國民黨政府一道撤離的，留在該處，等候人民政府接管。軍事接管工作結束后，按照“量材錄用”的政策，派到廣州市人民政府各部門工作。
1949年10月20日，接管市政府的軍事代表發布通告：“廣州市政府及所屬單位現職人員工茲現于本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兩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下午十二時至五時，自來市政府報到并照常辦公，如逾期不到即作離職論，特此通告，仰各周知。”李茂林、呂健行由此在新政府繼續工作，直到退休。
陳穗平則稍有波折。廣州剛解放時，有短暫的真空時期，部分公務員外走香港、澳門找工作，陳穗平也是此時乘坐免費火車到香港，隨后又去了澳門。
但在兩地并不順利，當時報紙上發布有不少新政府各行業招聘的廣告，陳穗平最后還是選擇回到廣州。在對比多條廣告后，他認為工商聯400斤糧(折成150元)的工資最有吸引力，于是在2000人的參加的考試中，他成為了被錄取的 200人之一。紛擾的生活結束了，一切又重新開始。
舊聞：匪幫首要份子紛逃廣州臺灣
1949年2月21日《南京晚報》報道
羊城雖好不易居 南遷官員要還都
(本報今日廣州專電)南遷公務人員因“物價貴，不易居”，紛紛發動還都運動。李代總統所廣播之肅整官場與滅絕貪污，在此間已發生重大影響。甚而有一家報紙提出沒收逃港要員之全部財產，并沒收逃往臺灣國民黨要員財產之半，貪污人員則處以苦工服役。
1949年2月21日《南京晚報》報道
立委感慨表示將要睡地板了
在廣州房荒鬧得最嚴重的今日，抵穗立委近百人住的問題，又要使行政院也感頭痛了。行政院前日指定撥中國、農民兩銀行之宿舍及鳳凰、金龍等旅店交給立法院，但是十六日下午二時，立院秘書處與立委多人，前往東山兩銀行宿舍時，那里已經“人滿之患”。據說，盤據此間的還不是兩銀行的職員，可是卻不肯遷出。至于幾家旅館，原規定八折征租，但都故意抬高底價三分之一，才打八折，結果反而租貴了。若干立委很表憤慨，他們說：“政院的命令行不通兩間銀行和幾家旅館，如果再僵持，寧可睡地板，也不再去找麻煩了。”這件事現在由秘書處向政院交涉中。
1949年10月7日《廣州國華報》報道
官員扶乩問時局
(本報專訊)此間省政官員多人，以北平共匪袍笏登場，國際環境與戰局變化，對大局如何了結，至感焦慮，五日晚聯訪省府顧問陸文闌于私邸，談興方濃，乃作扶乩之議，香兒潔凈，扶乩開始，隨獲漢壽亭侯關帝降臨，對時局及華南安危示偈八句如下：吾乃關壯繆，無事下云游，諸子無可憂，廈門活有救，舊都冠沐猴，有如潮水流，勿恐狂風舟，粵境樂無憂。
眾官獲此偈語后，六日晨攜返省府交與若干未參與扶乩之首長觀看談論，頗為熱鬧云。
1949年4月26日《南京晚報》報道
匪幫首要份子 紛逃廣州臺灣
(新華社北平二十五日電)由南京逃來上海的國民黨匪幫首要份子失魂落魄地向廣州及臺灣等地逃命，偽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何應欽于二十三日逃到上海后，當晚即召集顧祝同、湯恩伯、周至柔、桂永清、陳大慶等戰犯份子，舉行軍事會議。二十四日上午，何又召集潘公展、徐寄頃等，大言不慚地宣布"政府有確保大上海的最大決心"，但這個會剛剛開完，何匪就溜往廣州。同時逃到廣州的還有賈景德、黃少谷、端木杰、賀衷寒等，匪首蔣介石據傳已于二十四日自上海乘軍艦逃向廈門。張群在向匪首蔣介石請示后，亦已由上海慌忙回重慶。顧祝同、翁文灝、孫連仲、陳雪屏、閻錫山等人，分于同日逃往臺灣，臺北松山機場從早至晚，機聲隆隆不絕，飛機不斷從上海搶撤匪幫高級人員，停留上海的飛機不敢留在上海過夜，均于天黑前逃至臺北。
(本專題中舊聞選自田曉箐先生提供的《解放時期社會新聞》書稿，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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