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八年浮夸風中的趙紫陽為例——談談“高產衛星”的產生機制與死亡人口數字把戲
作者：老田
一、1958年省委書記的政績需要與浮夸風的興起
1955年年底毛澤東主持兩次省委書記會議，商議定出了《農業四十條發展綱要》，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內，依靠農業集體組織，興修水利和采取各種增產措施，把糧食畝產提高到“四五八”目標——黃河以北地區畝產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達到500斤，長江以南達到800斤。
有的省委書記為了表示自己能干，有作為，就謀劃著提前實現，其中最突出的是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和主管農業的書記處書記趙紫陽，他們在1957年就上報中央說廣東轄區內部的潮汕某縣已經平均畝產過了1000斤，叫做“千斤縣”，這個假典型材料經過書記處某責任人（陶鑄的哥們）未加任何稽核而認可，并作為已經核實的材料上報毛澤東（可能是為自己的哥們爭取政績），在1957年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表揚了陶鑄趙紫陽諸人的能干：“有規劃比沒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緊，‘四、五、八’就有危險，抓緊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細作吃飯，我國將來要是世界上最高產國家，現在已擁有潮汕千斤縣。‘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還有二、三十年就行。”（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總結時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49-57卷，第238頁）本來毛澤東組織擬定的《四十條綱要》只要求在1967年之前，實現四五八目標，但是陶鑄和趙紫陽一年就搞出來一個千斤縣，可見他們是多么的能干，毛澤東是多么的保守啊！
千斤縣這樣的政績工程，不是那么容易讓人信服的，畢竟共產黨高官中間職業農民出身的一大堆，估計跟毛澤東不相上下的保守分子不少，所以需要額外做些說服教育工作。陶鑄自己就親自出馬在《紅旗》雜志第五期發表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可能陶鑄的觀點在廣東省委內部還有異議，很快，趙紫陽就給予有力的支持和及時的回應，并在當年的《紅旗》雜志第六期上發表署名文章《從化四日——給廣東省委的一封信》，說“密植一定能夠增產，密植不會帶來倒伏危險，密植后出現的突出問題是勞動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頁）還在文中推廣他所總結的廣東先進農業經驗——復式插秧法，每一個坐在書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讓水稻產量短期內提高十倍，高產又不能讓一粒稻谷長成十粒那么大（這個方面造假有困難），那么剩下來的方法就是讓水稻植株多出十倍來（這個可以通過輟秧來認為地實現）。可以說，趙紫陽不僅通過書記處里頭的哥們，為自己爭取到了一個政績工程樣板的認定，而且從理論上解決了高產的難題，從而設計了1958年各地高產衛星都一體遵循的制造原理。
這個通過書記處稽核的“千斤縣”假典型，給各個省委書記以強烈的刺激，各省爭先恐后搞“千斤縣”典型，四川的李井泉是在新昌縣搞“千斤縣”典型，湖北王任重是在孝感縣搞千斤縣典型。為了把自己的典型做得比陶趙的典型更有說服力和可信性，王任重理性地考慮到不可能每一塊田每一個公社的產量完全同步和一致，曾任《孝感報》編輯的老魏，親身經歷了王任重的千斤縣試驗：“王任重說‘千斤縣里必定有某產幾千斤的公社，畝產幾千斤的公社里頭必定有萬斤田’。”（對老魏的訪問，2005年10月）所以，一個千斤縣要有說服力，必須經過“高產衛星”的經驗。王任重自己親自擔任孝感千斤縣的指揮長，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是副指揮長，還邀請華中農學院的白教授作為顧問，在孝感北門立了一塊千斤縣的大牌子。這樣，到了水稻收割季節各種各樣的高產衛星就出來了。
王任重在文革初期曾經寫過抗辯書，就他在1958年的表現進行辯解，說自己是老老實實向中央說假話的，不承認個人政績上的迫切需要這個關鍵的內在動機，他還辯解說每個省都上報增產一倍以上，基于法不責眾的道理，所以就不能說各省都一致地欺騙中央，正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他是這樣進行自我剖白的：“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陽地區參觀，根據趙修的匯報，提出了‘一季撈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夸口號。全省各地縣區社，經常修改計劃指標，層層壓任務。這樣浮夸風就刮起來了，到了小麥收割的時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塊地畝產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麥的假報告，提出了‘低產趕高產’‘翻一番拐個彎’等錯誤的口號。本來已經浮夸了，仍然在批判右傾保守思想，這樣大家比賽搞‘浮夸’，搞形式主義，在技術改革，農具改革中都出現了‘瞎指揮’與強迫命令的現象。對于主席在成都會議上講的，要有勞有逸，一張一弛，冷熱結合，壓縮空氣等重要指示，我們也傳達了，但由于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首先我自己就發燒到四十度，發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志冷靜下來呢？到秋季我們發燒，浮夸到了極點。”（王任重《十七年來我在湖北工作的情況》，載1967年9月「湖北省直紅司「斗、批、改」辦公室省委機關總部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任重罪行錄》第一集）
王任重的說法是有依據的，多數省委書記們都參與了浮夸風，正是因為這樣，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批評，才被恰如其分地認定為是“向著黨的多數進行猖狂進攻”。
大躍進期間的浮夸風干部，主要責任在省委書記一級的政績比賽，這一點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當年在報章上吹得最厲害的是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他跟各中央媒體關系良好，能夠有效地動員這些媒體的版面為他的政績需要服務。局部問題餓死人最嚴重的河南信陽和安徽北部淮河流域，而作為一個省餓死人最多的則是四川。任何了解五八年浮夸風興起過程的人都清楚，是各個省委書記應該為高產衛星負責，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周惠在同別人閑談時，半認真半開玩笑說，1958年無非三種人：官僚主義；不講真話（圓滑）；看風使舵。又說各省第一書記都該打一百板屁股。這話傳出去了，引起軒然大波。”（李銳《毛澤東的晚年悲劇》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25頁）這些情況，那個長期自稱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先生完全了解——浮夸風是如何興起的以及應該是什么人負責任，但是他本人負有“中央領導”交托的任務，所以要竭盡所能地歪曲事實，先把浮夸風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聯系在一起，與省委書記們的政績需要撇開，就這樣“拐個彎”之后把責任扣在毛澤東頭上。李銳之所以這么說，并不完全是因為他天生喜歡撒謊和顛倒黑白，而是服務于特定時期的政治需要，有關這一點后面還要講到。
二、黨閥與學閥的緊密結合
1958年的高產衛星，主要的動力是來自于省委這個級別，對下是一吹二壓三許愿，脅迫公社干部和社員參加。與底層干部和社員的被動參加不同，知識精英中間卻很不同，有不少人“尖子人”是主動加入高官們的政績合唱團的。
著名的于光遠先生就參加肯定政績工程的事業，他在1958年《紅旗》雜志第四期發表文章《小麥增產對于農業科學研究工作的革命意義》，文章告誡：“我國科學家和科學研憲機關面前擺著一個重大的任務，那就是廣泛地調查研究農民豐產的的經驗，虛心地學習群眾中的新的擔暇，并且加以分析和粽合，集中和提高，作出科學的總結，以便使這些經驗推廣開去，幫助廣大的農民群眾掌握這些經驗，獲得更普遍的豐收。”（第27頁）對于省委書記們的政績論證需要，于處長把握的是多么及時啊，于光遠能夠從中宣部處長位置上脫穎而出到后來的高位，與他總能及時地反應高官們的迫切需要的敏銳嗅覺是分不開的。
省委書記們唯恐落后，廣東能夠實現的我們也能實現，這個政績需要很容易理解，但是也有很多知識精英都出來為高官們的政績需要服務，都寫文章論證高產如何符合科學原理，很多文人都寫文章扣帽子說不相信高產的人就是右傾，著名的吳象先生就寫了一篇這樣的文章《為了實現千斤縣——記晉中十縣農民的決心和干勁》發表在1958年8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文章說“從我們到過的地方看，每個縣毫無例外地都有為數不少的雙千斤鄉、五千斤社、萬斤生產隊，至于萬斤以上的試驗田，更是舉不勝舉。”吳象還在他的文章中間說得活靈活現：“麥子大豐收確實是一把萬靈的鑰匙，能使任何頑固保守的人開竅。劉三才他們的大麥試驗田原定的指標是三千斤，竟把社里一個名叫溫四才的老漢氣急了，他賭咒：‘你們真能打下三千斤，我拚上腦袋！’直到麥子登場，他看著事情不妙，還是不大相信，但打的結果不是三千斤，而是五千七百零二斤。老漢服輸了，當劉三才突擊組再試驗在回茬地產萬斤谷子的時候，他就變成了積極的支持者了。一個夏天，出現了多少溫四才式的喜劇，有多少溫四才式的人物經歷內心深刻的變化啊！”文革初期五一六通知中間猛烈批判“黨閥”和“學閥”的結合，扼殺真理，愚弄老百姓，敗壞共產黨的信譽，最主要的例證都是出現在1958年的浮夸風期間。
除了省委書記之外，上面也還是有人樂于搞一些所謂的“大躍進”的。劉少奇在這個方面有很大的貢獻和發明，可惜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選《劉少奇選集》的時候，選擇性地遺忘了五八年夏天到六一年春天整整三年時間，沒有一篇文章入選，當然這樣的小小疏忽顯然不是偶然的。筆者手頭有一套文革期間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選的《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6-1967.7》，該書在被中央文獻研究室所“遺忘”的兩年跨度中間，收入了劉少奇十七篇談話、講話和信件，其中很多獨具特色的講話，頗具劉氏特色和神韻，本不應該被忽視的。例如他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1958年6月14日)中間講組織生活、消滅家庭問題；同北京日報社編輯的談話(1958年6月30日)講黨員應該做黨的馴服工具的問題；在南通干部座談會上的講話(1958年9月23日)、在蘇州干部座談會上的講話(1958年9月24日)、在南京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27日)中間談大干快上和供給制的問題等等，這些能夠說明歷史真實、體現特定時期“時代潮流”的重要文獻，結果都被文獻編選者給屏蔽掉了，今天的人們完全無法讀到了。
小平認為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組成人員是“毛劉周朱陳鄧”，在這個最高層次上，對于浮夸風和瞎指揮比較感興趣的是劉少奇；在國務院主管官員中間，對浮夸風推波助瀾最力的譚震林（他手底下的劉西瑞先生就是根據譚的非凡見解寫出了58年最著名的文章《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高產》）；在各省省委書記中間，政績宣傳工作做得最好的王任重，以“畝產萬斤”檢索1958年的《人民日報》，所得文章一共23篇，其中6篇出自湖北，可見《人民日報》對湖北省委書記的政績需要的響應程度，在全國省委書記中間都是最高的。
劉少奇與全國婦聯談話中間說家務勞動社會化、消滅家庭，時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繩就趕寫了《家務勞動的集體化、社會化》的文章，發表在《紅旗》第七期上，他說：“人們不能不感到，每一個家庭單獨做飯，單獨磨面，單獨縫衣做鞋，單獨帶孩子，是多么不經濟的事情。一方面，家務事消耗了大量的勞動，另一方面，在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迫切地感到勞動力的不足。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必須使家務勞動集體化、社會化。”“所以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等等的建立是由于在合作化基礎上的生產大發展而來，并且是有利于生產的更大發展的。”（第24頁）按照胡繩先生的精明算計，基層干部要是再不辦公共食堂的話，簡直是白癡一個。
鄧小平處在書記處的位置上，雖然跟劉少奇相比他鼓吹浮夸風沒有那么厲害，由于他在一開始就照顧哥兒們義氣扶持了廣東千斤縣假典型，當新的假典型出來時，即便是他有所發現也不可能進行糾偏工作了，正如民間諺語所言“打鐵要靠自身硬”，他自己高抬貴手幫助了第一個假典型之后，對于此后的假典型也只能是照章辦理，否則在官場中間難免大失人心。
八五年高官的政績需要和文人們如蠅逐臭式的捧場，給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文革期間毛澤東提出黨閥與學閥相結合的問題，其經典案例和現實針對性只能出自難忘的1958年，1966年毛澤東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時是這樣說的：“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鉆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么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毛澤東：對中央關于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一九六六年四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第42頁）
劉少奇后來把高產衛星和浮夸風栽在《人民日報》頭上，似乎省委書記的政績需要和文人們的熱烈追捧都毫無影響，僅僅是人民日報編輯們發表文章時不夠慎重，他說：“你們《人民日報》上登的新聞，有多少是真的？你們天天用大字登頭條新聞，今天說那里生產如何好，昨天說那里的公共食堂辦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們想用這些典型事例來指導實際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樣能指導實際工作呢？”“三年來，報紙在宣傳生產建設成就方面的浮夸風，在推廣先進經驗方面的瞎指揮風，在政策宣傳和理論宣傳方面的片面性，這些，對實際工作造成了很大惡果。你們宣傳了很多高指標，放衛星，在這個問題上使我們黨在國際上陷于被動；報紙宣傳大辦萬豬場，結果是禍國殃民。”“報紙威信很高，大家都以為《人民日報》代表中央，《人民日報》提倡錯誤的東西，大家也以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這幾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領導一半，人民日報領導一半。人民日報搞了這樣多錯誤的東西，影響很壞，可以說，有報紙的害處，比沒有報紙的害處還大。”（劉少奇：關于人民日報工作的講話，1961年5月1日，載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我不清楚劉少奇先生這樣的批評，人民日報的編輯們是不是完全服氣。
三、高產衛星戛然而止
在高產衛星和瞎指揮過程中間，從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合伙脅迫公社社長（實際上就是千斤縣的指揮長和副指揮長們），要求基層干部組織群眾搞不得人心的輟秧法，這樣的安排除了可以增加省委書記在全國性媒體上露臉的機會之外，不會給基層群眾和集體帶來任何好處，此種高產衛星典型只能給底層老百姓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和無價值的勞動投入。由于有省委書記以下各級官員的參與，基層干部和群眾往往難以有效抵制，如果沒有各級高官共同施加足夠大的壓力，顯然，就很難讓底層干部和老百姓大量投入此種毫無產出的勞動。高產衛星的動力到底是來自基層還是高層，毛澤東非常清楚，后來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毛澤東：黨內通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毛澤東1958年三四月間連寫三份黨內通訊，四月底的一份還要求直接捅到最底層的生產隊長層次，這實際上是真正的第一次甩開黨的多數，利用個人影響去進行重大政策糾偏的。當時他的判斷已經很嚴重：“面對‘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猛烈的‘共產風’，毛澤東很著急和擔心，怕出現更大的破壞。現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轉這個局面。他認為這是可能的，根據河南的經驗，就是各省立即召開六級干部會議，一竿子到底，作出統一決定，貫徹實施。三月二日凌晨四時半，他再次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鑒于河南六級干部會的開法有極大利益，不集中開一次，領導不會很強，全省、區不能迅速作出一個統一的決定，而這種統一的決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這個大問題不在三月上半月解決，將遇到大損失，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我國過去幾年合作化講步驟，無破壞。這次公社化，仍然必須講步驟，避免破壞。”（毛澤東給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信，手稿，１９５９年３月２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二十二章《糾“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毛在1959年春天認為可能出現蘇聯集體化之后的嚴重惡果，來不及通過黨的會議協商和正式的程序安排來進行糾偏，迫不及待地利用個人名義寫黨內通訊，試圖利用個人的超常影響力來實現部分的糾偏工作，并勸說高層的熱心人轉思想彎子。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毛澤東曾經順道訪問孝感千斤縣，11月14日“在湖北孝感火車站專列上接見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副書記王延春、副秘書長梅白及全國勞動模范官木生、勤儉持家模范晏桃香、長風人民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朱朝啟等。梅白匯報全省大躍進的典型，當他提到長風人民公社復員軍人、團支部書記官春官創造的‘萬斤田’，畝產萬斤稻谷時，毛澤東說：‘我不相信’。問朱朝啟真實情況，朱朝啟后來（1989年）說：‘我實在有些心虛自責。大躍進時代，在那種特定環境，我哪有勇氣向毛主席報告真實情況啊！我只盼主席不再追間，快快結束這個話題，害怕說長了捅了漏子下不了臺。’”（轉引自：顧龍生主編《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434頁；原文《毛澤東的孝感之行》，載《湖北檔案》1989年第6期）朱朝啟的害怕是有道理的，試問學閥追著黨閥屁股大唱贊歌的年月，誰還敢壞了省委書記苦心經營的政績典型呢？
毛澤東絲毫都不相信畝產萬斤的衛星典型，在全會期間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毛澤東召見吳冷西和田家英：“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談話，主要是談宣傳上要壓縮空氣、實事求是的問題。他特別提醒我：辦報的、做記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實事求是的正確態度。”“毛主席說，一定要壓縮空氣。空氣還是那么多，只不過壓縮得體積小些，不要虛胖子，要結實些。我看明年要減任務，工業這樣，農業也這樣。去冬今春修了500億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億土方了，要減下來。”
在同一次談話中間，毛澤東還附帶提到了各路諸侯們的政績需要和投資胃口，實際上也是要人民日報的報道與這些“政績狂”保持距離：“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區組長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產指標，首先是鋼的指標。原來的指標是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確定的。毛主席設想可否把鋼產量的指標從3000萬減為1800萬噸。他原想說服他們，結果反而是各組長力圖說服毛主席維持原來的指標。毛主席說，他們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為他們缺乏根據。他們有的大區明年要增加鋼產兩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幾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這怎么能叫人相信？”“毛主席還說，中央已有12個部長寫了報告，指標高得嚇人，似乎要立軍令狀。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殺頭。鐵道部長說1959年要修2萬公里鐵路。周總理主持制訂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規定5年內才修2萬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當機會主義者。”（吳冷西同志寫的《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第八章《實事求是》，新華出版社1995年）
毛澤東在六中全會期間與吳冷西談完之后，竟然不讓睡覺，要他連夜坐專機回北京向正在召開的新聞工作會議傳達，此后，報章上的假衛星典型戛然而止。不過此前放出來的高產衛星已經為數不少：“《人民日報》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以‘衛星社坐上了衛星’為題，報道了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有5畝小麥畝產2105斤；同月十二日，又報道該社發出第二顆‘衛星’，2.9畝小麥試驗田畝產高達3530斤。僅過幾天，湖北省谷城縣星光社小麥試驗田畝產4353.8斤的報道傳遍全國。從此，展開了一場‘衛星’競賽活動，‘衛星’越來越多，單產越報越高，各種虛報浮夸數字一度充斥中央和地方的報刊、廣播。據不完全統計，從六月上旬到十一月中旬，僅新華社、《人民日報》報道各種‘衛星’就達39次之多。”（《當代中國的農業》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三章第一節）
四、作為政治緊箍咒的浮夸風問題
由于這些省委書記多數都不愿意做自我批評并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結果，這些未被追究的政治責任，始終存在，在新中國政治場域中間發展成為一個“緊箍咒”。文革期間，各地省委書記因為執行劉少奇把文革當第二個反右來搞，算是犯了資反路線錯誤，基本上都受到各地造反派群眾的批評和沖擊，又因為多數人在66年冬天領導黨政系統干部罷工，結果新的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成立之后就靠邊站了；軍隊支左干部占據主導地位的革委會期間，繼續把58年浮夸風的緊箍咒好好地念了幾遍，高官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承認錯誤并在群眾大會上做檢討，這個后來被高官們在回憶錄中間稱之為“政治迫害”。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文革初期犯“走資派錯誤”的省委書記們被逐步恢復職務，1979年開始萬里、胡耀邦等人要搞分田到戶，全國的省委書記中間只有遼寧的任仲夷、內蒙周惠和貴州的池必卿三個支持分田，90%的省委書記持明確反對態度，所以這個分田到戶搞的拖泥帶水，拉鋸了好幾年才分下去，中央一號文件都連續發了六個。
萬里后來回憶了分田的艱難，他對別人講：“1980年初我到中央工作，進了書記處，分工管農業，這個難題可大了。……上層領導機關基本上還是推行“農業學大寨”的那一套，對農村改革，特別是對包產到戶，抵觸情緒很大。我分管農業，依靠原來這套‘機器’來開展工作怎么行呢?還有不少省的領導思想也不通。我跟耀邦講，中央決定中規定不要包產到戶，我們支持農民的正當要求，會始終被看做‘違紀’‘違法’，這樣不行啊!是不是先開一次省委書記會，大家通通思想。5月31日，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講話，熱情贊揚肥西和風陽的包產到戶。此后情況有了好轉，但還是吵吵嚷嚷，全國性的爭論并沒有停止，有些反對的人手里掌著權，他不同意你就于不成。于是，決定9月份開一次省委第一書記座談會。”“那時候，農業部門的一些領導，認為包產到戶破壞了集體經濟，阻礙了機械化、水利化，思想很不通。我兼農委主任，農委里思想轉過來的也不多。我就抓了個杜潤生，他是鄧子恢時代農村工作部的秘書長，實際經驗多，也有理論水平，又比較善于處理各方面的關系。我就請他來主持起草會議文件，對文件作解釋、說明。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產到戶”改為“可以包產到戶”或“支持包產到戶”。但是，會上爭論很激烈，看來通不過。公開贊成比較突出的，一個是貴州的池必卿，一個是內蒙古的周惠，一個是遼寧的任仲夷，這是少數；多數表示沉默，有的還堅決反對。”（張廣友 韓鋼《萬里論農村改革》，載三農中國網站）
在1980年代早期，改革設計師們始終是少數，搬動了鄧小平這樣的大腕出面講話，反對意見還是壓不下去——“吵吵嚷嚷”，為了以少數人意志去壓倒黨內大多數，值得又開始念緊箍咒——通過竭力宣傳浮夸風和餓死人的因果關系，威脅那些繼續在領導崗位上反對分田到戶的人；李銳等人實際上就是服務于這個需要，表面上是從事“非毛化事業”，但是在現實政治場域中間，是少數改革派威脅多數反改革派——是要形成對那些反對分田的省委書記們造反追究政治責任的潛在壓力，以便農村改革順風啟航，通過攻擊毛澤東，在實際上威脅王任重（此時是分管農業的副總理）和90%反對分田的省委書記（這些省委書記中間絕大多數在大躍進時期都曾經在省委書記任上干過，對浮夸風興起和蔓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因為“浮夸風”需要與政治需要聯系在一起，要作為少數強迫多數的政治緊箍咒來使用，所以，就需要擴大浮夸風的宣傳效應。因為只是需要威脅高官改變政治態度，并不是真的要實事求是地追究責任，所以，宣傳口徑中間充滿著政治機巧：首先是要把所有的責任掛在“極左路線”名下，把責任和因果邏輯搞亂，然后說是人禍，預留下追究政治責任的“張弓待發”態勢，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大躍進概念的內涵重新定義為1958-1960年三年時間，而不是具體政策和戰略，這樣就能夠方便地把三年時間內發生的一切事情，無論應該由什么人負責的事情，都掛在大躍進的帳戶下面，從而留下一個按照實際政治需要解脫多數人的空間；第三步就是掩蓋并篡改數字來放大負面影響，從而輕而易舉地預備好了一個輿論氛圍：大躍進期間的浮夸風罪魁禍首都罪該萬死。這樣的宣傳就對那些對浮夸風有責任的省委書記們，形成極大的政治威懾力，造就這樣一個態勢：不管在任何時候只要小平同志愿意拋出誰，誰就很容易陷入萬劫不復的處境中間，這極大地瓦解了反對分田的書記們的政治意志，確保反對意見全部被維持在“保留”狀態。本來王任重是堅決反對分田的，但是他的浮夸風問題最為嚴重，現在面臨著追究政治責任的危險，只好隱忍不發，離開副總理崗位去當政協副主席算了，這再一次證明了“打鐵要靠自身硬”的道理。
根據這個政治需要，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變動數據就被人為地做了手腳，1980年代初期發布的人口普查和統計局數字中間，因為數字修改時經過未經仔細校核，同一個系列的數據相互之間矛盾很大，導致增長率數字和年度人口數字無法吻合，這顯然是某個奉命篡改數字的官員不認真工作、敷衍了事帶來的惡果。按照許滌新的研究，關鍵差距在于人為地放大了1959年的人口數字，導致1961年之前的數字都不準確。當然，許教授不方便說這是中央某人授意的、同時跟特定時期的政治需要有什么關系，他把這個不合理的數字放大，蓋在各地的“浮夸風干部”身上，認為這些干部出于顯示大躍進政績需要，不愿意承認1959年的糧食困難和人口減少。按照許教授他們的研究：“三年累計，按總人口計算減少135萬人，按自然變動增加622萬人，兩者相差757萬人。從一九六四年普查結果看，三年困難時期里這兩個數字都有一定的問題。一九五九年是困難時期的第一年，這一年里出生人數減少、死亡人數增加的現象已經開始。這一年自然增長677萬，比前一年增長數下降40%是比較接近實際的。而總人口增加1213萬，只比上一年少增128萬人，增長率仍保持在1.8%是不符合實際的。原因是，當時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長速度已減慢，特別是浮夸風盛行，有些地方為維持較高的增長率有意多報人口。從一九六○年來看，總人口減少1000萬人，自然變動減少304萬人都偏低，實際人口減少還要多。一九六一年總人口繼續減少，而自然變動卻增加249萬。兩者方向相反，數字也都是不準確的。根據一九六四年普查資料計算，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的三年中，總人口增加數和自然變動數不一致，主要是一九六一年以前統計不準造成的。根據一九六四年普查資料回推，一九六一年人口應當是64508萬人，比原統計數大約減少1486萬。”（參見許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一章第一節）
本來，在困難時期過后，中央辦公廳曾經匯總過非正常死亡數字的，根據曾經在中辦工作的同志介紹，這個數字在700-1000萬之間。另外還有一個數字，是公安部掌握的三年時間內全國總的人口死亡數量，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紀登奎親口問過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謝告訴他三年總共死亡人數2500萬人（訪問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2007年4月），如果考慮正常死亡率為千分之十，則非正常死亡人數在500-600萬人之間。因為不能很好地滿足特定時期的政治需要，所以，這兩個有依據的數字都沒有發布，而發布的卻是那個許教授認定有明確疑問的數字。
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死亡率數字，59-61年的未能延續整個五十年代的下降趨勢，有反常上升，若把當時的支持死亡率定在10‰，那么按照超出正常死亡率水平來簡易計算，59年超出4.59‰，60年超出15.43‰，61年超出4.24‰，分別計算出來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非正常死亡人數59年302.91萬，60年1037萬，61年280.72萬，合計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20萬人。（數據來自《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第1頁）如上所述，不管這個數字是否包含浮夸，只要是同一個系列人口數據，死亡率和出生率數據都產生于年末人口數據形成之后，在年末人口數據、與死亡率、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數據之間，絕對不會出現自相矛盾的情形，因為后三個數據都是在第一個數據匯總之后，經過計算得出來的。但是統計局發布的數據恰恰不能讓這幾個指標相互吻合，這只能說明相關數字已經經過“事后的”篡改，而改動數字時又沒有進行仔細驗算，才會出現相互矛盾，這是顯而易見的。以1964年和1953年人口數據作為基準，按照統同一序列的增長率數據進行驗算的結果看，官方改動數字是以1953年數據為基準進行的，從1955年數據開始修改公布數據，修改的方式是從1955—1959年逐年改大公布人口數據，使之逐步高出實際人口數據達到1200余萬，然后從1960年開始逐步改小數字使之接近于實際人口，由于改動數據時未加仔細驗算（當時沒有謹慎地運用計算機進行系列取值），在進行較長時間段驗算和反向驗算時，驗算數據和公布數據的差額驚人。這個驗算結果，恰好可以跟公安部死亡數字吻合，而辦公廳匯總的數據略大，這個差距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因為困難時期部分地區有外流人口難以精確估計，上報的死亡人口中間包括了部分外出逃荒人口數。
根據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相關數字的驗算結果（單位：萬人，增長率和死亡率數據：‰）
統計局發布的三個數據 按照64年人口數回推 按照53年人口數上推
年份 死亡率 增長率 年末人口 計算人口 差額 計算人口 差額
1964 11.5 27.64 70449 （1953、1964年是人口普查年份，年末數據較準確）
1963 10.04 33.33 69172 68554.2 -617.8 69948.4 +776.4
1962 10.02 26.99 67295 66343.0 -952.0 67692.2 +397.2
1961 14.24 3.76 65859 64599.4 -1259.6 65913.2 +54.2
1960 25.43 -4.57 66207 64357.4 -1849.6 65666.3 -540.7
1959 15.59 10.19 67207 64652.9 -2554.1 65967.8 -1239.2
1958 11.98 17.24 65994 64000.7 -1993.3 65302.3 -691.7
1957 10.80 23.23 64653 62916.1 -1736.9 64195.6 -457.4
1956 11.40 20.50 62828 61487.7 -1340.3 62738.2 -89.8
1955 12.28 20.32 61465 60252.5 -1212.5 61477.9 +12.9
1954 13.18 24.79 60266 59052.6 -1213.4 60253.6 -12.4
1953 14.00 23.00 58796 57624.1 -1171.9
二〇〇八年八月四日
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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