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還是要講那幾句老話，我不是學社會科學的，哲學更是門外漢，來妄評“總設計師”、“院士”、“教授”等最高官府、“學術權威”的大論，實在是冒失之舉，倒不是怕身敗名裂，而是怕謬誤眾人。拋磚引玉吧！

理論問題是應該爭論的，不能搞一言堂。實不相瞞，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人民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作以后，從此沒有看過一份人民日報和任何黨報、黨刊，至今不知求是雜志的封面是什么樣！除掉在新華書店買一些馬、列、毛的著作外，就到舊書攤買些便宜的亂七八糟的雜書看看；例如，一本很新的《張愛萍在一九七五》，三元錢就買來了；一本《江澤民改變了中國》，他開價10元錢，我說這類玩藝3元錢行了，他不賣，并說你別看它，幾年后“有用”，我理解了他“有用”的含義，也沒買；另外訂點小報之類。可能是年令大了一點，其實也不祘大，但大腦遲鈍了,看了某些雜書后，就不像人家“院士”、“教授”等看了能寫出“振奮人心”的大作來，我看后，反感到越看越沉悶、難受，像是在吃砒霜。我看了人民日報那篇文章，也是這種感覺，所以從此不看了，免得傷身體。

一個幾十年的報盲，來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么大的問題，定為討人之笑。不過，好在馬、列、毛都主張，看問題不僅要看宣言，更要看實際在干什么？那些大塊文章是做給人看的，文章背后才是真面目。為此，在文革中還真有些人命名為“看行動戰斗隊”。不妨一試，先看行動，后探討理論問題。即先調查、后結論。不過，我的調查，也只能局限在他們執政時出版的書本本了。

以鄧小平、葉劍英等為一浱；華國鋒、汪東興為另一浱。兩派展開的一場大爭斗，鄧小平稱之為內訌，從1977年11月中共十一大開始，到六中全會宣告結朿，或者說中共十二大前結朿，歷時約兩年時間。中共十一大，是在兩派矛盾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一結束，斗爭逐步升級，最后把華、汪一派全部逐出中央領導崗位而告終。

鄧小平說：“這次（指十一大）是為了從全黨全國的大局出發，而且我們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也要一個準備過程，所以黨的十一大中的錯誤口號我不計劃多加評論了。但是這決不意味我們同意那些錯誤的極左的東西”。

胡耀邦：“事情要慢慢地解決。我和一些同志打了招呼，小平同志站出來，我們就有了主心骨了。華國鋒堅持他的極左理論，實際上就是他走向垮臺的第一步”。

鄧小平：“你們可以好好研究一下，首先把類似汪東興這類幫他（指華國鋒）倒忙的人慢慢除掉。……。我們要把全黨的關注點集中到國家的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上來，這是最得之心的口號”。

胡耀邦：“現在需要從理論上把大家從極左的路線上徹底解放出來。我們要在各個領域里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從這一點出發，把全黨的思想統一起來”。

鄧小平：“好呀，你這個黨校副校長就可以在這個方面作作文章嘛。你別看華國鋒、汪東興兼什么校長、（副校長）職務，那都是為了強調一下這個機構重要。其實他們對這個機構最不關心。他們關心的是另外的要害單位。這個你們可能不清楚，我知道他們的鬼算盤是什么。這樣，你胡耀邦就有了可乘之機了嘛”。

胡耀邦：“我看還是要在你強調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上作文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

鄧小平：“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從這一點出發，可以駁倒華國鋒、汪東興那些人搞的兩個凡是的錯誤。……。從這里打開缺口，就可以一通百通了。同志呀，光明的前途就在眼前，但是我們如果不去爭取，那就什么也撈不到了”。

（以上參見內蒙古文化出版社《汪東興傳》第250至252頁）。

葉劍英對華、汪二人說：“凡是毛主席點過頭的都不能批評，這樣一來，好多問題都不能批了。因為幾乎‘四人幫’所干的壞事，毛主席都點過頭。我仔細地查了一下，‘四人幫’幾乎沒有不經過毛主席批準而自己干的東西，問題在于對不對，是不是他們欺騙了毛主席，所以華主席說的四條恐怕還得作一些修改才好”。（參見《汪東興傳》第206頁）。

[周總理：“…，對這些被審查的老干部的事，要政治局七個人簽字才 能生效！”（參見葉永烈著、遠方出版社《高層政壇恩怨》第104頁]（編者按：這里引用周總理的話，答復了葉劊英等的有關問題）。

 “他（指葉劍英）深知‘兵變則國亡’只要軍權在握，……”。（參見時事出版社《新中央機密》第259頁）。而先后調換了三十八軍等主要軍隊領導干部……。

在兩派斗爭中，“鄧小平收到了由十二名部隊軍以上干部聯名簽署的建議信，信中強烈要求他不要走得太遠，勸他收回逼華國鋒下臺的成命”。信中說：“ 就連小孩也知道，像華國鋒………，沒有你施加壓力，采取一系列惡劣手段刁難他、恐嚇他，他是絕不會自己辭職的。一面把華國鋒趕下臺，一面把胡耀邦這樣的野心家扶上去，實在是拿人民給你的權力開玩笑。我們實在看不出胡耀邦比華國鋒高明多少……”。“中國有句老話：知恩不報非君子，過河拆橋是禽獸。想當初，你被毛主席打倒，請示華主席把你解放出來時，你可憐巴巴，表現得是那樣的謙虛。但僅僅一年多的時間你自己以為羽毛豐滿，便翻臉不認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排除異己。清洗你看不順眼的人，直到要奪華主席的權，我們衷心地希望還是以民族大業為重，不要小肚雞腸，容不得人，乘早收回你們打算在六中全會上，要干的那些不得人心的事，團結起來，共同對敵”。

“鄧小平將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來真有不要命的人…”。他打電話給總政領導：“中央政治局通報發出后，部隊軍以上干部有什么反映嗎？”

答：“大家都擁護中央決定。認為政治局及時、果斷在采取措施，可以使黨和國家減少很大損失……”

鄧：“真是這樣嗎？”

答：“我們搜集回來的報告是這樣的”。

鄧：“那好，請代我查詢一下這十二名軍隊干部的情況，了解一下他們對中央會議的態度。然后你再把總政的態度報我”。他“照著來信那十二個簽名順序唸了一遍”。

“事情很快查清，那十二名軍官不僅在信中這樣講，而且在聽了傳達政治局通報的討論會上也是這么說的。其中有一個多年從事政治工作的政委拿出《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說：我們在會上提意見，希望上級不要打擊報復。真正履行三不主義”。

鄧小平對一些領導干部（主要是軍隊干部）說：“這里還有一個能不能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性的問題，我看他們都不適宜在部隊工作。我看還是該離休的離休，該調走的調走，決不能讓他們繼續留在要害部門干壞事”。

（以上參見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文化大革命紀實》第542至543頁）。

一場以軍壓政的論戰就這樣展開。

為這場“理論大討論”，胡耀邦等在各類報、刊發表了大量批華國鋒“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擁護；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制止）的文章。在這些文章發表前，胡耀邦在黨校已開展活動。

汪東興把中央黨校的問題和華國鋒作了一番討論。

華國鋒：“我也感到將要有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在悄悄活動著。有人似乎對批判‘四人幫’ 不感興趣了，他們總是要拐彎摸角地批判毛主席的覌點。我們在適當的時候可以在會議上講一講這些問題，以此來統一全黨思想。全國不光是黨校，也不僅僅是一個胡耀邦的問題，我看胡耀邦還有后臺”。

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談到教育戰線問題時。

鄧小平：“我認為，教育戰線上從來就沒有什么十六年來的黑線專政問題，完全是林彪、‘四人幫’的編造。什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臭老九’，統統都是錯誤口號”。

汪東興：“對文化大革命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要全盤否定和打倒一切，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好的嘛。這是毛主席親自領導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嘛”。

鄧小平：“文化大革命沒有多少好處，不是別人而正是這場運動自己使自己走向了反面”。

1977年12月20日至31日中央軍委會議上，鄧小平作了軍隊調配領導班子的講話。

紀登奎和汪東興等針對鄧的講話展開了議論。

汪東興：“…，他‘指鄧小平’閉口不講鞏固和扶持文化大革命涌現岀來的新生事物…。他是用這種手段來提拔和重用他自己的勢力”。

紀登奎：“我看鄧小平是想通過否定文化大革命為手段，把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人都扶起來，然后控制中央，最后奪權，把我們這些人統統趕走，這是人家的一著妙棋”。

汪東興：“我也看出來了。可是華主席…不相信…，一點都看不出一場大禍的來臨…。”。

在汪談到華國鋒不愿采取組織措施時。

紀登奎：“當初我們向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動手的時候，有多少證據？還不是抓了以后才搞出來的證據！…華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怎么不像對待江青等人的問題上那么敏感了呢？”

“這話無意中刺激了汪東興，他知道紀登奎在活捉江青等人時并沒有參與。當逮捕了他們第二天召開政治局會議時才聽到了傳達，當時他手中的筆記本就掉下來了。他失口問道：你們根據什么抓的？”“華國鋒講了幾條理由后”，“紀登奎：這能說服全國人民嗎？”“華國鋒說：等能說服全國人民的時候，我們就人頭落地了。”“汪認為這時紀登奎把這話又變了法子端出來了”。 (編者注：那次政治局會議，是汪東興布置了誰反對逮捕“四人幫”就抓誰的武力監控下召開的，其具體內容在此略)。

“1978年2月24日至3月5日召開的全國人大第五屆第一次會議，已擔任政協主席的鄧小平，又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

“汪東興等人感到是反常的事”。

華國鋒：“現在沒有更多的合適人選，……”。

紀登奎：“現在已經有些危險的預兆，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毛主席講我們國內問題，其中就包括要注意國內出現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汪東興：“國內的‘敵情動態’已報導了一些‘四人幫’的余孽在造謠了，他們說：‘鄧小平的復出和最近一段時間，中央對毛主席的許多重大戰略決策，已進行了重大的修正，這足以說明了華國鋒、汪東興之流已經完全背叛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證明他們本來就是一群可恥的叛徒。人家說我們騙完了全國人民后，又來敗壞毛澤東思想的信譽’”。

紀登奎：“你的話里有個漏洞，……”。

汪東興：“我主張把這些材料印成大字參考，…發給我們的許多同志，…。大不了殺幾個典型就可以了。……。”

“政治局生話會上，汪東興等人剛把一些問題擺出來，鄧小平就給他們來了免戰反擊”。

鄧小平：“現在是什么時候了，你們還要把那些老掉牙的東西抬出來，很不好嘛。………。我從來不管他們說什么，就是全心全意地抓我們的工作，…，我們就是要把經濟抓上去，把那些烏七八糟的人拉下來，誰搞派性，誰搞歪門邪道都讓他們滾蛋”。

接著一些人給鄧提了意見。

鄧小平：“不錯，我是講了類似這樣的話，我有這樣的觀點，是不是就犯了滔天大罪呢？……。我的許多覌點只是作為一種探討提出來和大家談談，以求得科學的解釋，你們搜集起來是何意思？難道是想搞突然襲擊嗎？…”。

以至大家無話可說，而散場。

“華國鋒想把汪東興作為牽制鄧小平等人的力量來使，又為了防止汪東興專權，同意葉帥和一些人的建議，提拔和重用了其他一批領導人，包括軍隊的一些領導人”。

葉劍英：“只有你華國鋒才能和毛主席相提平論，你才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當之無愧的我們黨和軍隊的統帥，誰要是和你爭權，都不會有好下場的。你放心，只有我和小平這些老同志，才是真正的支持你的。你最危險的敵人和對手在你的同令人里面呢”。

汪東興：“你（指華國鋒）一定要把軍權控制在手里，要領導軍委的具體工作，不要把大權旁落。對軍隊領導人的任命，你要親自和他們談話，不要把這樣的權力交給別人，沒有自己的領導權就沒有自己的指揮權，如果你不注意這個問題，可就要犯大錯誤了”。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六十期發表了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于同月11日《光明日報》以本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這篇文章是由胡耀邦審定后發表的。

接著，汪東興接到了一連串的電話：“汪副主席，《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有什么背景呀？你看到這篇文章了嗎？它完全是把矛頭對著毛主席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么我們還要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嗎？請你馬上查一下這篇文章的情況，馬上向華主席匯報。如果我們再容忍這樣赤裸裸的文章出現，那我們就等于公開丟掉馬克思主義了”；“ 請汪副主席好好地看一下，那比赫魯嘵夫的秘密報告還要悪毒，是向我們公開下達的戰書。如果這樣的文章能夠容忍，那就等于資本主義全面復辟了”；“斯大林死了不到三年，出了赫魯嘵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現在毛主席逝世剛兩年的樣子，有人就按捺不住他們的本性了，迫不及待地要砍旗，…”；“否定毛主席，這是他們全面復辟的第一步，如果這一步得逞了，那么下面的就是為劉少奇翻案，為毛主席帶領我們打倒的一切階級敵人翻案，到了那時我們也就快讓人家徹底打倒了。……”。

汪東興接了電話后，查看《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接著查閱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赫魯曉夫提出了“反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和反教條主義等口號，推行了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的路線。稱斯大林是‘迫害狂’、‘嚴酷的專橫’、‘走了大規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在電影上來研究國內的情況和農業問題，按照地球儀來指揮戰役；斯大林的領導造成了蘇維埃社會發展道路上的嚴重障礙’……”。他又查閱了毛主席在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我看有兩把‘刀子’ ：—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了一些了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典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汪東興：“這篇文章（指光明日報的文章）是要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和作為檢驗一切是非的標準。如果這個頭一開，毛澤東思想就基本上被他們丟掉了。……。我們天天喊著要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如果現在再不站出來，那就一切都是空談”。他命令有關人員去查詢那篇文章的來龍去脈。這時又來了紀登奎。

紀登奎：“他們倒底要干什么？真理的標準都不是以馬克思主義來鑒定了，那么他們想怎么樣就怎么樣了，革命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才初次聽到這樣的奇談怪論，今后還怎么前進？”

吳德進門就說：“我敢打睹，文章的作者肯定和天安門的參與者有關，……，絕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

汪東興：“對這篇文章的作者，我要向他們脫帽致敬，這件事干得實在內行。一下子就暴露了他們妄圖擺脫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和企圖。這種思想得到了幾乎所有反毛派的支持，……”。

吳德：“他們之所以敢公開發表這樣的文章，他們保證得到了一些大人物的支持，…”。

汪東興：“什么大人物？不就是鄧小平嘛。……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我們就是要親自質問發表這篇文章的人，你們請示過誰？”

蘇振華：“我們海軍部隊是堅決服從華主席的指揮的，只要華主席一聲令下，就是赴湯蹈火，我們也要往上沖，而決不會后退。對于否定毛主席思想的現象，我們就是要堅決斗爭，而不管他是來自什么地方、什么樣的大人物，就是鄧小平講的也是錯誤的”。

陳永貴：“否定毛澤東思想是檢驗一切是非的標準的說法，就是要讓全國人民都糊涂起來，好讓他們用花言巧語把我們迷惑了”。

紀登奎：“…，不能再讓一些對毛主席沒有感情的人擔任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這個問題不解決，大問題還在后頭呢”。

汪東興：“我們對付這些叛徒是沒有問題的。……，只要把他弄起來后，…。例如對待‘四人幫’，到現在誰也決定不了究竟應該怎樣來處理他們”。

1978年4月27日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鄧小平于6月2日在會上講話：“《光明日報》上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你們看到了沒有？沒有看到的趕快看一看，這一課遲早要補上的。我看不補上這一課，你們在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誰也不會提高。這個命題本來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常識，現在好了，弄出是非來了。我們黨有很多同志堅持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是很好的，我們一定要繼續發揚。但是，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主席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覌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是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覌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的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涉及到怎樣看待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這次對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就充分地暴露了我們的一些同志，包括一些高級領導同志的水平，是何等的低劣，何等的渺小，簡直連馬列主義的ABC都沒有，你們說可憐不可憐。不是我在這里笑話這些人，這樣的水平恐怕到了外國都會沒有人理你”。他接著說：“我在這里把我的覌點重申一遍，不要讓有的人故意歪曲我的話。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這樣，林彪、‘四人幫’故意把你的話歪曲一下，然后大加批判，好像他就成了正確的，別人就成了錯誤的。這樣的惡劣作風我也不得不防呀。我再講一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一定要和實際相結合，要分析研究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按照實際情況決定方針政策，這是一切共產黨員必須時刻牢記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這是我的全部話的真正含義”。

“在會下，正好胡耀邦前來向鄧小平匯報一些問題，………，匯報了汪東興和他的淡話后，說：‘這個人還是要堅持過去的一套，說毛主席講過的話就是真理，如果我們連這些都不相信，還要搞什么社會主義？還要搞什么繼續革命？’”。

鄧小平：“汪東興嘛，懂得什么馬列主義，他認為毛主席講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一點點錯誤也沒有，字字是真理，句句都必須照辦，這和林彪‘四人幫’ 有什么區別？在這里，我就隨便地談一下我的思想，反正就是在你們這幾個人面前，就是講錯了，你們也不會抓我的辮子的。對不對？我可以跟你們坦率地講，毛主席關于走資派的說法就是錯誤的。認為黨內出了走資派，中國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就作為發動什么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完全是錯誤！毛主席反對資本主義，但是什么是資本主義，他根本沒有正確的解釋。在極左思想的指引下，把大力發展生產力、堅持按勞分配原則、重視物質利益原則、尊重知識和尊重人才等等主張，說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對頭嗎？這就從根本上混淆了是非嘛。我認為，走資派這個概念本身，就是虛構的，沒有任何的事實根據。我們這些被打成‘走資派’ 的人，有哪一個真正主張過在中國不能搞社會主義，只能走資本主義？沒有一個。我也沒有聽劉少奇說過這樣的話。在1966年8屆11中全會上，就有人在會上要求毛主席和黨中央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一個明確定義，毛主席并沒有解釋。所以，我認為，這始終是一個概念不請、界限不明的東西。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乘機大搞打倒一切，就連毛主席自己也感到打擊面太寬了，他自己1968年就說過：‘不要一提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有些人是好心犯了錯誤’。現在汪東興等人就認為這些還是真理，……”。

華國鐸突口而出：“他是既要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嘛。他什么樣的好事都想干，把我們當成了他的道具，用得著的時候拉出來用一用，用不著的時候就一腳踢開。到了這個時候，我才真有點后悔，當時要是把他頂住就好了，他站不出來，哪里有這樣的結果！如果他還是戴著他那頂‘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帽子，狗屁的事情都沒有。現在他倒成了了不起的人物了，倒跑到我們這里來教訓起我們來了。真是豈有此理”。

后來華國鋒和鄧小平談話時，汪東興在場。

鄧小平：“我早就想和你交換一下意見了，特別是在當前。否則，連我們自已都會懷疑，我們是不是在一些問題上出現了分歧。社會上總有那么一些無聊的人在作我們的文章，說我們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同看法。于是，就是一些很正常的爭論都會變成了了不起的事情，這就要出問題了”。

汪東興：“我們對《光明日報》上發表的那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存在著看法上的不同嘛，不過我認為你在全軍政工會議上的講話有問題，等于把我們黨內的分歧公開暴露在全黨面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失誤。你那樣講話，起碼應該向政治局常委，或者是向華主席打個招呼嘛”。

鄧小平：“有些挿話也需要嗎？我的講話稿早就印發給政治局的同志了嘛。你難道沒有看見嗎？至于我對那篇文章的一些看法，只是我自己的看法，和大家交換一下意見嘛，這有什么錯誤？有什么可指責的呢？你對胡耀邦和黨校及報社的同志扣了那么多帽子，難道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過了嗎？為什么你給別人扣帽子從來不需要討論，我講幾句常識問題，就要和你們討論呢？這是不是有點不公道呢？”

華國鋒：“到目前為止，我還是不想就這樣問題公開談我的看法。我認為，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不是這個內容。最好，你也別卷進去。汪副主席已經就這件事談了他的擔心和看法，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他作為一個中央負責宣傳工作的領導同志，應該在他認為合適的時候談他的看法，我不想強加于人，也不想強加于他。小平同志，我看你也最好采取這樣的態度”。

鄧小平：“一個共產黨員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覌點。我在事關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問題上，不能采取曖昧的態度。不過，華主席，請你放心，我會維護你的威信和領導權威的，在這個問題上，我一定會遵守黨的紀律。這點，你不會懷疑吧？”

華國鋒：“我相信你的保證”。華接著說：“小平同志，我也覺得你太驕傲了，不過，我并沒有認為你這樣就是不光彩的。我也比較實際。我看你公開了你的看法對我們統一認識有絕對的好處。汪副主席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坦率了些，這符合他的身份和地位”。

鄧小平：“不管是我支持胡耀邦他們搞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也好，還是我親自想糾正毛主席的理論在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也罷，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那就是鞏固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如果我們不這樣，我們就沒法解釋我們兩年來的一系列措施。別忘了就連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我們原來是老朋友霍查，也把我們作為是毛澤東的叛徒和右派政變來看待的。這就需要我們拿出許多理論和事實來回答、教育一些人，包括我們原來的朋友。如果我們之間發生內訌，對你對我對我們大家都沒有什么好處”。

接著從中央到地方發表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文章。高度評價和贊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汪東興對華國鋒說：“像中宣部部長張平化和奉你的命令不參與討論真理標準的湖南省委書記，他們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打擊。這個問題可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可不是我們原來想象的那么簡單呀。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危險的預兆還在后頭呢，人家已經看出了你的軟弱和退縮”。在這以后，汪又說：“怪不得毛主席就說：‘鄧小平這個人你們一般人是對付不了的，就連劉伯承都說不是他的對手，何況你們呢’”；“他（指鄧小平）怕什么？已經打倒兩次了，再打倒一次，對他來說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從這一點說，人家江青、張春橋那伙人就沒有把他批判錯，他的的確確就是一個復辟狂！回過頭來看，毛主席說的話，沒有一句話是錯誤的”。

后來華國鋒：“ 反正用解決‘四人幫’ 那樣的辦法是不行了。他很鬼，防范的很嚴密，我們就是調動一些部隊，也未必就能解決得了他，他已經很快地形成了一整套幫派體系，他把他的老部下、老同伙都提拔和重用了。我們應該在解決‘四人幫’之外的辦法上作作文章。這比上一次更需要嚴加保密。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寧可放棄，也絕不能鋌而走險。我們這些人，可是失敗不起呀”。

不久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

大小會上重點點名批汪東興：“你汪東興以為在毛主席身邊工作幾年就覺得了不起，……。我們這些老家伙，還有…，(對你)不了解嗎？你過去和現在你在毛主席身邊，不就是當個警衛嗎？而我們這些人哪個不是參與重大機密！哪個不是和毛主席同起同坐地在一起研究大事！要是論起掌握毛澤東思想的多少來，我們那個不比你強？……”、“汪東興堅持‘兩個凡是那么堅定，好像他就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其實還不是一個騙局，你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的問題上難道就沒有(做)手腳？毛主席難道真的沒有說過‘按既定方針辦’的話？毛主席難道真的授意過你們粉碎江青一伙了？毛主席批評江青等人（的）指示難道都是像你們說的那么樣，你們就沒有修改和斷章取義的地方？你們傳達的毛主席關于信任你們的話難道沒有假，這些問題大家都不和你們計較，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嘛，……”。

華國鋒在場一言不發。

“……。你（指華國鋒）太自私了，你為了你自己落好，自己的安全，……。你以為你這么樣能保住自己嗎？錯了！你在一些人看來，毛主席對你那么好，親手把你提拔和重用起來，但是，你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能當上黨和國家領導，竟然把毛澤東的一家抓的抓、關的關、批的批、壓的壓，人家才認為你是最大的兩面派和陰謀家呢。對你這樣忘恩負義的小人，誰還敢和你相交？汪東興到了這個時候，是什么念頭都有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選舉了胡耀邦等三人為政治局委員等人事按排。華國鋒在總結會上肯定了鄧小平1975年的工作，批判了‘四人幫’對鄧小平的迫害；宣布了為彭德懷、薄一波等平反；………。

隨后，由華國鋒按12月25日政治局會議，讓汪東興“辭去一切兼職”，保留副主席職務；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黨委書記；以及其它任免事項。緊接著是一系列的平反工作。

對此華、汪一派大發議論。

陳永貴：“真不像話，毛主席剛剛去世，他們就要這樣干，真像赫魯嘵夫一樣了。就不知道他什么時候作那個秘密報告了。你們信不信，如果我聽到那個報告，我將是第一個站出來罵他們狗日的！”

吳徳：“原來我們總是說江青、張春橋這些人在誣陷鄧小平，現在回過頭來看看，人家那一條是誣陷他？那一條沒有被事實所證明？”

紀登奎：“現在看起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吃不開了，中央是要開始執行劉、鄧路線了吧？那我們這些毛主席培養出來的干部怎么辦？一個個都被鄧小平們批了個一塌糊涂，現在‘兩個凡是’的帽子快和反革命的帽子一樣了，扣在我們頭上壓得直不起腰來”。

華國鋒：“我也擋不住了，現在政治局里鄧小平那些人已經占了多數。只要鄧小平他們一提建議，大家就都跟著響應，我說什么話也不頂用了。原來你們說我是傀儡，我還不服氣，現在我可以實事求是地講，我連傀儡也不如了。現在人家已經從經濟工作上盡找我的毛病，說不定還真要把我趕下臺了”。

后來汪東興給華國鋒看了一個材料：《關于赫魯曉夫從馬林科夫手里篡權的材料》。

華國鋒：“赫魯曉夫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個典型的陰謀家。他篡權的手段和某些人有著驚人的相似。我在考慮，如果采取非常的辦法解決黨內糾紛，合法嗎？”

汪東興：“那些老混蛋們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已經多年了。他們制定的東西在目前還不足以成為約束我們行動的羈絆。但再過一些時間，就很難說了。如果就現在我們足可以向全黨全國討伐他們。現在他效仿的完全是赫魯曉夫的作法，就是要向人民算帳！向黨內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干部，都讓他們以莫須有的借口打下去，凡是跟老鄧走的人都提拔了。胡耀邦的上升，絕不是一個好兆頭。你看吧，這個人可是一個危險分子”。

華國鋒：“…，老鄧……，正在想法子把你弄下去”。

接著把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等都搞下了臺。1980年2月2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批準了汪東興等“辭職的請求”；決定為劉少奇平反；取消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辮論）。

（以上參見內蒙古文化出版社《汪東興傳》第254至422頁）。

隨后召開政治局會議，批判華國鋒。

1980年12月5日，政治局已第九次開會批華國鋒。

胡耀邦：“同志們，從上個月10日開始，我們的會已斷斷續續開了一個月，與此同時，中紀委、中宣部和其它機關也相應召開了會議。盡管大家發言有點泛泛而談，但有一條是共同的，就是華國鋒同志繼續擔任現職是不適當的”。

｛其實，在這次會議前，鄧小平、葉劍英、胡耀邦等已確定，胡耀邦任黨主席，鄧小平自薦任軍委主席（參見《文化大革命紀實》第531至533頁）。｝

鄧小平：“如果你主動地、積極地離開現任職務，我可以建議政治局，中央六中全會將繼續選舉你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選舉你做中央副主席。這將是給你很體面的下臺。任何政黨、任何國家在權力轉移的時候，都不一定能做到這一點”。

會議一致通過了華國鋒的“辭職請求”。同時選胡耀邦為黨主席、鄧小平自薦任軍委主席。但還要華國鋒在必要的公開場合，以主席名義露面。這些，都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絕密文件下發。

陳永貴看到通報頭腦里第一個信號是：“國內已發生政變”。

并出現了前面已介紹的十二位軍以上干部給鄧小平的信。

1981年元旦，華國鋒稱病不出場，胡耀邦登門未果。后來鄧小平上門去。

鄧小平：“你是黨中央的一把手，舉世囑目，我早就該來了。”

華國鋒：“可能你會認為我裝病，……”。“我認為在決定中國命運的二十八天里，特別是粉碎‘四人幫’的那幾天，我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當時只有我和汪東興同志作了周密研究和部署，臨行動時通知葉帥參加。現在，你們都想爭功，都把我在粉碎‘四人幫’中的第一功淡化了，加上許多人不了解情況，所以我的能力和威信都受到了影響，想一想，我在粉碎‘四人幫’時冒了多大的風險，所以我即使有什么錯誤，大家也應該諒解”、“如果說我沒有能力當主席，難道就有能力當副主席嗎？干脆把我全撤下去得了，免得一些人不放心”。

鄧小平：“……。我今年已七十七歲了，比你大十七歲，是不是？你無限光明的前途還在后嘛。如果你從一事件中吸取教訓，完全可以重返中央主席的崗位”、“你知道別人說你什么嗎？”“有人說你偽造毛主席那條‘你辦事，我放心’的指示，說你才是中國最大的政治騙子，連毛澤東身邊的人都否定寫過那段話”、“還有比這更難聽的呢，”他把幾張紙給華國鋒，“你看看這些吧，這關系到你的人格、名譽啊”。

華國鋒看了“臉色大變，額頭冒汗，…”。

一場“理論大討論”到此基本結束，后來把華徹底搞下臺，已是輕而易舉。

（以上參見《文化大革命紀實》第538至554頁）。

這一場歷時約兩年的兩派派斗和內訌，采用揭老底等等，許多派斗場面，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同志和朋友一定很熟悉，還可以說即便鬧派性，水平還極底，庸俗之極，遺憾的是這類大人物天天高喊誰鬧派性就把他拉下來，可他們自己竟動用黨權、行政權等一切上層建筑，成了他們派斗、內訌的工具。我們不得不認為，這是我們黨的恥辱、民族的恥辱。

本來，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三人，偽造毛主席手令、篡改和歪曲毛主的講話、偽造毛主席“囑托”、“遺志”等，搞宮庭反革命右派政變(注：兩派斗爭時，他們自己作的結論)；應受到黨紀國法嚴懲是罪所應得。但偏偏要打著“理論討論”的晃子，而且以派的利益標準決定是非，捧的捧、打的打，愚弄人民。

但也不全是壞事，從他們派斗、內訌中，人民從中弄清楚了一些本來一筆糊涂帳的重大是非問題。赤裸裸地暴露了發生在我們黨內兩場宮廷政變黑幕。

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根據馬列主義，理論來源于實踐，并受實踐的檢驗；但理論高于實踐，并指導實踐。這就是實踐與理論的作用、反作用原理，如果只強調實踐，而不承認或貶低理論對實踐的反作用，就是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錯誤；如果不承認實踐的第一性，過分強調理論的反作用，或否定實踐的第一性，這就犯主觀唯心論的錯誤。這我在評“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一文中已作了闡述。并簡要批判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馬克思根據階級斗爭的發展規律，以及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發展變化，揭示了人類社會最終必然實現共產主義，這一偉大理論，一直在指導著國際無產階級沿著馬克思指引的這一方向前進。但全世界至今沒有一個國家實現了共產主義，誰也沒有見過共產主義，包括馬克思本人在內。這能說就證明了馬列主義還沒有經過共產主義檢驗，就可說他錯了嗎？否定這個理論的只能是修正主義或機會主義或工賊、無產階級叛徒。馬克思這一重大理論，恰恰說明理論來源于實踐，但高于實踐、并指導實踐這一客觀真理。事實上，只要世界上還存在剝削階級和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共產主義就不可能實現，但最終一定能實現，這個道理，就我們這些不懂馬列主義ABC的，也起碼懂得這個知識。再如毛主席關于資產價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理論。毛主席提出這些問題時，我們這些人都認識不上去，可是毛主席去世后，一些人倒是自覺地做了實驗品，證明了毛主席太英明了，預見得那么準確。

可見，理論受實踐檢驗，這不是憑一時一事就能有檢驗結果的，這不像量體溫、測血壓那樣，馬上就能得出結論；更不是憑某幾個人的好惡所能下結論的。

當然，相當數量的走資派不會承認自己是走資派、或者承認也是為了翻案；這也同蔣介石至死不承認是反動派、布什不承認是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戰犯一樣。但這同樣不是誰說了算，而是實踐證明他們是，這個實踐就是其自身的言行。盡管蔣介石曾有過號稱幾百萬軍隊、布什擁有一切現代化侵略戰爭武器，但也不能掩蓋其反動面目。但是，從實踐中預見到蔣介石、帝國主義是反動派，而制定一系列理論、策略等，指導革命戰爭，把他們打敗。這正證明，這些理論來源于實踐，但高于實踐，并指導實踐而取得勝利。

自然科學也是這樣，例如哥白尼從實踐觀察、分析和研究中，發現的天體說是個典型例子，一些邪教徒，誣陷他是“邪說”，而處死了他；但后來人們證明哥白尼的理論是正確的，是一大發明，那些邪教頭才是歪理邪說，人類文明的殺手。這也是個典型的理論來源于實踐，并受實踐檢驗；但又高于實踐，指導實踐的例子。這類例子很多，就不舉了。

按照鄧小平們的邏輯，共產主義、共產黨宣言、國際歌、中華人民共和囯國歌，都得由鄧小平圈定的“實踐”檢驗，而后于以否定。唯有鄧氏“貓論”、“先富論”、“資本家入黨論”、“階級斗爭熄滅論”……，才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那就只能是千百萬烈士的鮮血白流了。人們就有充分理由提出質疑：鄧小平究竟是無產階革命家、還是無產階級叛徒？

自稱懂得馬列主義ABC的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的經驗主義錯誤。更為嚴重的是，他為了推行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用黨權、政權，迫害十二位敢于說話的軍以上干部、迫害拒絕宣傳、貫徹反馬克思主義的經驗主義的部長、省委書記等。這同上面講的邪教徒沒有本質之分。

鄧小平一再強調對學習、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完整、準確的…。遺憾的是恰恰是他自己，用馬列的只言片語為武器，扣帽子、打棍子，搞資產階級專政；歪曲篡改馬列主義的完整的理論體系。

坦率講，標榜是人民“公仆”的鄧小平，他知識淺薄外，還怕學習、怕看書、上班遲到早退，靠同毛主席、周總理等在一起開會，聽了幾句馬列的話，就擺出懂得馬列ABC的架子，嚇唬別人。然而，他在回答美國華萊士提問他每天工作幾小時說：“每天工作兩小時”。(參見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國共產黨重大事件紀實》第2018頁)。李先念說：“我沒有什么好講的。現在趙紫陽搞資本主義，鄧小平打橋牌，我還有什么好講的。幾天前我去見鄧小平，我講話他在牌桌上，頭都不回，我慎重地說：小平同志，我是來向你匯報工作的！他才轉過身來，這樣我還有什么好講呢？在這一點上，我和陳云同志的認識是一致的”。(參見東西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社《鄧小平最后歲月》第22頁)。可見，國家主席李先念找到牌桌旁，向他匯報工作，他照打牌不誤。聯想到他當十年總書記，不向黨的主席請示、匯報工作。分明是個浪蕩公子，在農村就夠得上二流…的資格了。人們竟不敢相信，被捧成神一樣的鄧小平，一天只上兩小時班，其余時間打牌、抱孫子；那個工人、干部、教師、醫生等等，敢這么干？毛主席、周總理等常年超負荷工作，通宵加班是家常便飯。而鄧小平卻對他們說三道四，一個浪蕩子反被捧上天，這樣的理只能是“中國特色”。查查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如此昏庸的皇帝也沒有幾個，康熙皇帝還“微服私訪”、乾隆皇帝還“三下江南”，他連一個封建皇帝都不如，還“總設計”什么呀？從報紙上看到，有些地方政府明令宣布：上班時打牌，首先撒職再說。我就弄不清：鄧小平上班打牌，講幾句篡改馬列主義的話，不僅無故，反捧上了天；小官上班打牌，就要“先撤職”還要“再說”，這公道嗎？難道中國共產黨有兩本黨章、兩套法紀？這不真是在開國際玩笑嘛！這樣干，除了腐敗，還能有什么好結果。

關于鄧小平一直以被林彪、“四人幫”“迫害”為資本，抓著“林彪”、“四人幫”這頂大帽子，隨心所欲迫害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我不排除他同林彪、江青間有互相批評的問題，或攻擊也好。但從以下事實：其一、“對于鄧小平，毛澤東在對其批判打倒的同時，在政治上是有所保留的，在人身上也是保護的。對鄧小平的監管，毛澤東只讓他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從來沒有讓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參見遠方出版社《高層政壇恩怨》第28頁)；其二、前面如周總理所說：“…，對這些被審查的老干部的事，要政治局七個人簽字才能生效”！其三、如前面摘引的葉劍英對華、汪二人說：“凡是毛主席點過頭的都不能批評，這樣一來，好多問題都不能批了。因為幾乎‘四人幫’所干的壞事，毛主席都點過頭。我仔細地查了一下，‘四人幫’幾乎沒有不經過毛主席批準而自己干的東西，問題在于對不對，是不是他們欺騙了毛主席，所以華主席說的四條恐怕還得作一些修改才好”。葉劍英在這里隱瞞了上述周總理關于審查老干部的嚴格規定，混淆視聽。可見，鄧小平把毛主席、周總理和黨中央對他的批判、審查，以批林彪、江青之名，發洩不滿，推翻自己“永不翻案”的檢查，利用手中之權，為自己翻案。他反手是云，復手是雨，是典型的兩面浱；臺上握手，底下踢腳，同王熙鳳沒有什么兩樣。這不管怎么說，問題是嚴重的。這不僅有誣陷、栽贓林彪、江青之嫌，而且有明顯為自己開脫罪責的問題。

惲仁祥              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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