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觀察：三十年代的蘇聯工廠制度
翻譯：李星
《反對派公報》N56-57
1937年7-8月
原編者按：本文作者是外國共產黨員，1928-1936年間赴蘇定居。他曾在莫斯科等地工廠工作，本文發表前已離開蘇聯。
車間會議
至今為止，我在這家工廠上班一個半月了。我是「工人突擊手」[1]，但并無了不起的貢獻。與同工種的法國工人相比，我干的活不多也不出色。但這里的情況不同。無論莫斯科、高爾基城、伊萬諾沃或其它城市，我發現工廠的勞動生產率都很低。（由于個人技術的相對高水平）最近兩周我賺了六百盧布，車間工程師的同期收入只有250盧布，多數工人（雜工、二、三、四級工）能拿60-100盧布。某天，一個相熟的工人（車間黨組織的代表）邀請我參加車間會議。最近幾期墻報一直提醒開會的事，所以我早知道了。
黨支部和工會聯合主持本次會議。從數量的角度講，車間的黨組織較弱——工人的黨員成分只有4%。所有工人都是工會會員，但入會帶有強制性。開會當天，我填寫了保證赴會的書面文件；據我觀察，許多填了「保證書」的伙計收工就走人，沒理開會的碴。
進會場前要登記。工人很少。選舉產生本次會議的「榮譽主席團」（蘇共政治局全體成員）和執行主席團之后，廠長開始做長篇報告。報告內容如下：現有設備足夠完成生產計劃。計劃落空，因為工人和技術員敷衍塞責。生產工作存在若干缺陷：無組織性、職工能力不足與怠工。需要火速提高產品質量。最近兩年出的廢品造成的物質損失，拿來建工人宿舍都夠了。廠里開辦了工人技術培訓學校，但上課率太低、效果差。黨肩負重任，暗藏敵人卻一直搞破壞。我們能夠打垮敵人的頑抗。諸如此類。
與會群眾邊聽邊鼓掌，掌聲熱烈而又無動于衷。然后是一系列無味的發言。前面提到的那位工人黨員也發了言。我熟知他的私下觀點和情緒，所以有所期待。我錯了。他100%地贊同廠長的報告。他聲稱：一切都是工人和技術員的錯。生產計劃太浮夸？胡說！有一幫不滿分子，私下咒罵經理室和黨。這種不滿方式，是低賤、無恥和惡意中傷的方式。需要以布爾什維主義的勇敢精神，在講臺上捍衛自己的思想。需要說老實話、說真話，就像我現在一樣（！）。
他講完后，我無法繼續坐在會場里。惡心的感覺令我窒息。這感覺并非來自那位工人的可憐兮兮而自我矛盾的發言——他無非是專權制度的犧牲者。我對那架蛻化官僚營造的恐怖機器感到惡心，正是那只龐然大物，讓雙重道德和政治虛偽變成了蘇聯社會的常態。
1原文直譯：斯達漢諾夫分子。
「工人突擊手」運動[1]
運動的開端是這樣的：某日下班前的半小時，各車間工會代表當眾宣讀號召「向斯達漢諾夫學習」的斯大林講話。然后，區黨委特派員開始發言：關于「工人突擊手」運動，一切都包含在這篇「可愛」（？）的講話里。斯大林再好不過地概括了「突擊手」運動的性質。我們工人和技術員該做的，是落實黨的新路線。
接下來，另一位干部發言說：「有些人、甚至有些黨員，每逢黨中央或政府下達指示，就喜歡問一聲‘路線對頭嗎？’。簡直亂彈琴！蘇聯政府的領袖既然發出指示，它的出發點一定是為了捍衛工人群眾的利益，一定是正確的指示。我的黨內職位不算最低，可我想都沒想過批評或者參與制訂黨的路線。制訂路線是中央、政治局和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的任務。只要上面提出新路線，我就立即采取措施全力落實它。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就該像我一樣。（社會主義）‘新人’就該像我一樣」。我得指出，對這套官僚的反動「學說」，會場沒什么反應。
「斯達漢諾夫周」的開展，刺激了工廠的最大生產能力。鋼鐵零件與人的肌肉都使出了最后一點力氣。如今，計件工資的定額沒有任何限制。誰完成一份勞動定量，便得到X盧布的報酬；完成100份定額，便得到100X盧布，以此類推。簡直難以想象職工積極性的狂熱和強勁氣勢。總體上講，師傅們樂呵呵地接受了這一新實驗。
工人的熱情從何而來？很簡單。「突擊手」運動的全部熱情，源自對掙錢的渴求與追逐。追逐的動力是貧困而非貪婪。什么東西賦予了這場運動強大的生命力與振奮精神？群眾對多少改善自身赤貧的巨大需求。對工人來說，用哪些手段實現這一目標，自己的身心與全社會得付出何等代價，都不必在乎。他們現在只看重一件事：多掙幾塊錢。
我問自己：運動的口號是「掙錢吧！」，它與新經濟政策的口號「發財吧！」有著古怪的相似。當年的口號加強了富農的政經陣地，使中農與貧農陷入貧困與無產化。今天，對掙錢的渴求與追逐擴散到了整個經濟領域，是否會導致與新經濟政策近似的社會與政治后果？是否會導致各階層物質地位的大分化，而分化趨勢對較機靈、有能力及享受特權的那部分人有利？（各階層）于各異的社會條件下取得的經濟地位，是否將因此呈現長久的穩定化？我回答：是的。不過，暫且擱置對未來的推論，現實終歸更讓人操心。
在蘇聯的工廠里，能看到最戕害工人的生產合理化手段：報酬極低的計件工資制（與獎金制相結合）；越來越快的流水線；「工時標定」制及其它手段。夜班和所謂「社會主義競賽」原則也在殘害工人。利用低工資和對當局的恐懼心理，「社會主義競賽」迫使職工在家里繼續替廠里干活。最后收工的時候，大伙無不精疲力竭。
過去，蘇聯工人的收入限制體現為產量定額的束縛。工人對提高定額沒興趣，因為工資不會超出某個預定極限。「突擊手」式的勞動系統打破了舊的限制，并集中體現出資本主義剝削的一切手段。
另一方面，「突擊手」運動揭示了蘇聯經濟對新機器、新技術的吸收程度。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初期，政府的口號是「迎頭趕上資本主義國家，走在世界最前列！」，拜工業（國有化）與農業集體化所賜，經濟計劃得到運用；十年工業化過后，各生產領域都有驚人成就。這一事實無可爭議。但也要看到另一個事實：蘇聯經濟不僅還沒走在世界最前列，而且尚未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產量定額取消后，「斯達漢諾夫式」的突擊手段被采納，產量無疑大大增加。但如何增加的呢？依靠更高勞動生產率還是更大的勞動強度？這是問題的關鍵。
「斯達漢諾夫周」期間，我觀察所在的工具車間（聚集了廠內的優秀技工）并得出結論：盡管許多人提高了產品數量，但基本上沒人能完成生產任務。要知道，我過去上班的資本主義工廠——設備水平與本廠相同——的產量比本廠次次落空的計劃高一倍。
這一周，工人以極限強度投入工作。幾乎沒人為了抽口煙浪費時間；走廊扎堆兒閑扯的人群也消失了，大家都埋頭干活，許多人午飯也不休息，邊啃面包邊開機器。精密機械修理車間的頭兒告訴我：為了搶時間，他的工人把零件拿回家修。電力修理工和機械工經常一干就是14-16小時，因為壞零件太多了。雖說如此，廠里的總體計劃照舊落空。這一事實的主要結論如下：生產率的增長主要依靠勞動強度的加大，而非利用新技術的結果。「斯達漢諾夫周」期間，工傷、病癥和故障大增，而產品質量下降了幾個百分點！
1原文直譯：斯達漢諾夫運動
蘇聯工廠的矛盾
社會關系的角度說，蘇聯工廠的「人力物資」大致如下：十個工人有八個農民或農民的孩子。我現在待的工廠里，多數工人是逃避饑荒的農民[1]。毫不奇怪，冶金工人制服下隱藏著小有產者狹隘自私的靈魂。他們的思想世界里，集體財產、社會主義財產的觀念相當淡薄。這些「工人」得以管理現代工業的最復雜機器，而他們接觸過的最復雜工具是鋤頭或犁。他們很難明白面前的機器具有鐘表的靈敏度。機器運轉不好？因摩擦而過熱？某個螺絲軋軋響？拿錘子砸唄！唯一的結果是機器停轉、部分毀壞或鋼產品報廢。但「工人」何必在乎？機器很多，故障會修好。
更有甚之，工人以「突擊手」的方法工作[2]。他只有一個念頭：這一班的時間里機器能提供最高生產力。暫停哪怕幾分鐘，以便擰緊螺絲、清洗機床并給它上油，這與工人的最直接利益無關。某根軸承發生偏離，導致機器生產低劣產品或干脆出產廢品？廢品的數量也值錢。某個零件得重新打磨？不必浪費時間，扔掉變鈍的零件申請新家伙。我待過的所有蘇聯工廠，都能看到對原料和機器的糟蹋做法。我曾在某車間上班，那兒角落里有一堆廢棄的鐵塊（多半是零件）。機器用鋼非常昂貴，我從這堆垃圾里挑選金屬原料給自己制造工具。工友們總以為我保存的工具「出生」在資本主義世界，他們拒絕相信一個事實：我用他們扔的鐵塊給自己造工具。工人與機器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矛盾；這一矛盾，正被「突擊手」運動進一步激化。
低覺悟前提下的計件制與蘇聯工人的低水平生存狀態（后者無疑重要得多），加劇了機器與原料的損毀。對機器——即「國家財產」——存在普遍的「事不關己」態度。班組長的工資與產量掛鉤，使他不顧一切逼著工人跟機器玩命。對國家財產「事不關己」的態度，與班組長對工人身心健康的冷漠互相補充。從車間主任、工程師直到廠里的主要管理者身上，能看到類似的冷漠。這一困境的最大受害者是工人和國家財產，后者不斷遭受破壞與偷盜。誰是最大的受益者？工廠的高層官僚。
1譯者注：指20年代末強制集體化造成的饑荒。
2原文直譯：工人用斯達漢諾夫的手段工作。
上層工廠官僚的寄生性[1]
蘇聯工廠處于碩大無朋的官僚機構籠罩下。它像鉛制屋頂壓得工廠預算搖搖欲墜。我的工廠里，干部隊伍很長：廠長、副廠長、總工、經濟師、總會計師、秘書、副秘書、黨委成員、工會干部、共青團干部、總務主任、房屋管理主任及其他大小官員。此外，還有駐廠軍事教官、國安代表與其他中央部委代表。他們的工資是普通工人收入的5-20倍，而工資僅是干部收入的一小部分，隱性收入才是大頭。有哪些隱性收入？我一一介紹。
工廠擁有一批生產用小汽車（數量多少取決于企業規模）。但它們讓干部們把持著，以滿足自己和家屬、熟人的私人需要。
前幾年，工廠存在內部職工的日常供給制度。除了通用的供應份額，干部有單獨的特供系統，供給品質量好價格低（目前名義上取消了特供，實際還在）。
一般情況下，各工廠都與某集體農莊或國營農場、食品紡織及其它類型的工廠建立互利的伙伴關系。企業從關系戶手里弄到日用便宜貨，供應本廠工人。這些物品首先在干部中分配。
蘇聯有各種學校：中等、高等、優秀學校和較差學校，綜合大學與專科；學生們研究產品制造、外交與國家職能，諸如此類。形式上，每個蘇聯公民只要有一定工齡并掌握某些知識，都能上學。但「上等」學校位置有限，每個名額起碼有10-20-30個競爭者。對競爭者的篩選手段是「人情遠近」。通常，幸運兒總是大官的兒子、兄弟或熟人。
每周，工廠向職工分發定量的戲票或組織觀看體育比賽，但優先權屬于干部。獎金發放也不例外，多數進了干部腰包。
對多數工人來說，醫療服務和藥品既壞又短缺，多半還要付錢。官員擁有質量上乘的醫生、療養院、特護病房。此外，干部享受免費待遇，由工廠或所屬機關付帳。
現在說住房。對干部群體來說住房不是問題。工廠家屬樓首先保證領導用房。如果還有富裕，才輪到工人排隊。干部家庭（丈夫、妻子和一個孩子）通常擁有兩三個房間外帶廚房，經常還有浴室。工人的五口之家如果能攤上一個10-12平米的房間，非得感謝上帝不可。
假如誰懷疑上面的描述，我建議他們看看莫斯科「滾珠軸承」廠的家屬區（我在那家廠子也上過班）。
最后要補充一點：人情徇私制的橫行，使廠里的漂亮女人（女工、職員和秘書）淪為上層干部的輕易獵物。事實上，這是蘇聯賣淫業的主要形式。誰來付還這筆「過夜費」呢？還是蘇聯工廠！
1原文直譯：上層工廠官僚主要依靠企業預算的總支出生存
企業的人身壓迫制度
為證明蘇聯的社會主義性質，當權者常援引工業建設和產業「巨人」的發展數據。然而（攫取）利潤的基礎上，資本主義有更多巨型工廠，并提供更多更好的產品。既然說到姓社姓資，展示工人與工廠的關系本應更具說服力。當然，我指的并非那些關系的物質一面，而是它們的社會特征。
說心里話，蘇聯工廠是一座苦役監獄。我敢這么講，因為它是純粹的事實。工廠的無數觸角束縛著工人，把他體內最后一滴汁水吸干；工廠監控他、刺探他、對他的一切（包括個人隱私）無所不管；只有死掉，工人才擺脫上述苦難。
廠里的書記局保存著全體工人的檔案，從生平履歷到任何其他材料。在企業里，工人處于密探網、墻報、廠雜志、黨與工會組織及會議的刺探目光下，如履薄冰。工人的任何小錯都記錄在案，被廠內黑板報點名曝光；假如犯了大錯，會受到廠內「同志法庭」處理；一旦自己的政治忠誠遭到懷疑，便輪到國安出面了。
工廠（或說廠內上層官僚）是工人的主子。一句「生產需要」，廠里就能把工人派去天涯海角數月甚至數年。工人無法拒絕，否則會給扣上逃兵和怠工的大帽子，鬧不好蹲大獄。
農忙季節，工人常被派去農村——有時很遠——幫忙收割和搶運糧食。木柴、煤炭和鐵原料的緊急搬運也不時以工人為臨時勞力。嚴冬之際，工人還負責除雪。莫斯科地鐵工程實施期間，我曾目睹數千18-20歲的女工充當不折不扣的苦力：挖隧道、搬運鐵塊和建材。要知道，上頭拍板的地鐵工期很短。這類「大干快上」的活動造成很多意外傷殘，但蘇聯統計部門從未公布有關數字。
蘇聯的廠規相當嚴酷。連續兩三次遲到（哪怕五分鐘），工人就成了「曠工分子」；這罪名很嚇人，足以開除任何工人。假如你的工作證上有「曠工」記錄，就沒法再進任何工廠。這類工人只有一條生路：放棄專長和工種，改謀別職（去當溫飽難料的雜工或雇農）。「曠工分子」生活惡化的原因不僅在于收入下降，也因為失去住宅。想恢復原有工作，被開除者得有數年的「良好」表現。
當局推出的工作證制度，也有妨礙工人自由流動的意圖。工人無權自主換工廠。誰愿調走，得請求地方官僚「解放」他。如果請求被回絕，工人的「解放」便成泡影，被迫放棄調走的好處。
以上諸種丑惡統統打著虛偽的「自由」旗號。新一代工人沒見過其它（社會政治）條件，也就屈服于現有體制。至于老一代工人，他們視周遭的官僚專制為回歸可怕的（沙皇）專制，是「吃二遍苦、遭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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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烏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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