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中國在通縮邊緣著實有些“客氣”了，而實際已經發生通縮。從8月份當月的數據看，盡管CPI環比上漲0.2%，但那是食品價格上漲0.7%所致。從PPI的角度看，在經歷了連續4個月的跌幅收窄之后，8月份再次出現擴大，而且環比擴大0.3個百分點，這不是一個小幅度。

　　一位國內一線券商研究機構的宏觀分析師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提前透露了8月份的M2數據，該機構原本預計8月份的M2增速應該在13.5%左右，但實際上，“8月份M2增速只有12.8%，遠低于我們的預期，這個數據是否還會進行調整?”。從12.8%這個增長絕對數看，并未超出合理范圍。但關鍵是趨勢很不好。我們注意到，8月央行并未刻意收緊貨幣供給，但貨幣供應量卻在“自動下降”，這才是重要的問題。

　　可以負責任的說：以上數據說明，中國經濟需求端已經明顯出現疲弱之勢。有人認為：房地產投資趨勢性向下，新經濟規模尚未大規模形成，政策回歸“新常態”后，基建投資和財政支出放緩導致實體有效需求下降。經濟下行導致符合風控要求的企業數量減少，房地產開發貸審慎和同業創新活動放緩導致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下降。二者共同導致貨幣創造內生性減弱。

　　這種說法可以說“對”，也可以說“不對”。說“對”，是因為這些的確是不容否認的經濟現象;說“不對”，是因為他們沒有說出這些經濟現象的背后，實際是貨幣“機制性收縮”導致經濟惡性循環的必然結果。

　　如果依然還是不理解、不承認中國貨幣政策已經落入“機制性收縮”的陷阱，這一“機制性收縮”必然導致經濟下行壓力沒完沒了，直至中國經濟在惡性循環中崩潰而犯下歷史性的錯誤。那會讓一切改革成果付之東流，股市的作用無以發揮，老百姓的財富被大量消耗，國內政治和社會動蕩的壓力會不斷加大等等。

　　所以，我們從思想上就不能認同所謂“三期疊加”——經濟增速的換擋期、轉型升級的陣痛期、前期政策的消化期，更不能把“三期疊加”的后果確認為“新常態”。這是嚴重的誤導，是引導政策只關注改革，而放棄需求引導，任由經濟惡性循環繼續新自由主義“宿命論”。對此，我們務必要提高警惕。

　　在技術上，核心是要破解“貨幣政策的機制性收縮”。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正確認識人民幣匯率問題。我認為，“讓市場供求決定人民幣匯率”的提法本身就是錯誤的。理論上說，匯率至少存在四大決定因素：各國經濟基本面的比較，利率平價，購買力平價，然后才是市場供求。既然如此，怎么能夠無視其他，尤其是無視經濟基本面對匯率的決定作用，而一味強調市場供求決定?必須要看到，前不久人民幣的一輪貶值，說是央行有意為之，其實是國際市場對中國經濟、房地產泡沫崩潰產生懷疑，而央行不得不放寬貨幣的結果。

　　問題是，難道只有等中國經濟崩潰，人民幣才有貶值的可能?否則就要沒完沒了地升值，直至中國經濟崩潰?這不是一個“死循環”嗎?日本、東南亞的經濟、金融危機不都是其本幣被嚴重高估的后果嗎?難道中國也要步其后塵?太危險了，我們必須要找到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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