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GDP實現7.5%的增長不難，財政稍微發發力就能夠實現。但明年哪?還靠財政保增長嗎?也可以。但是，難道中國總要靠財政的托舉才可以實現一定的增長嗎?可以肯定地講，就目前中國的財力而言，“保”幾年的增長不難，但如果看不到癥結所在，那就一定會越“保”越難，而且早晚“保”不住。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內生性(即“主動性”)經濟增長動力弱化。這一點，中央已經意識到了。但什么原因導致的主動性經濟增長動力弱化?現在，幾乎所有專家學者都一致認為：對于中國經濟，政府管制太多了，束縛了民間資本的活躍程度。所以，必須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來煥發民間資本活力。我們現在也是這樣做的，這也是所謂中央接受了“供給經濟學派”觀點的產物，它試圖通過市場提供新的供給而拉動新的需求。

　　這到底行不行?無可否認。但也必須要意識到，實現“新供給拉動新需求”并不是無條件的。其前提條件是：有利于投資的貨幣環境。沒有新的投資，哪會有新的供給?但很遺憾，整整四年過去了。在這期間我們還在反復地提醒：錯誤的緊縮貨幣政策會摧毀中國經濟的主動性增長動力。但現在的問題已經“變異”了。

　　長期堅持錯誤的貨幣政策，已經使中國金融結構發生了重大扭曲，“金融空轉”消耗了大量“金融養分”，惡化了中國的“供給環境”。它使得實業資本更希望“外逃”去尋找更理想的投資環境，而不愿意留在本土。這個問題，過去我們也多次的重申，而且CCTV關于廣東銀行業協助資本逃逸的報道，也恰恰證明了這一判斷。

　　所以，要讓中國的改革紅利得以釋放，要使供給理論得以成功，治理金融結構、鏟除金融空轉就是“綱”，“綱舉”才能“目張”。如果不在這件事上采取強硬政策，貨幣效率會大大降低，因為會有相當多的資本更加癡迷于“錢炒錢”，而加劇中國的金融空轉。畢竟，對經濟而言，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或者錢劣質卻是萬萬不能。

　　與此同時，還需要強調政策“歸位”。貨幣政策之所以被定義為“總量政策”，是因為資金具有強大的流動性。只要B行業可以在短期內維系高收益，投放給A領域的資金就很容易流向B行業。這方面，過去已經吃過大虧。2008年，政府投資最初是希望“振興十大產業”，而且也出臺了“振興規劃”，但投資最后都流向了房地產，為什么?因為，“振興產業”的“結構性政策”不明確、不具體，也沒有相應的財稅政策，不能使這些產業產生賺錢效應。所以，以“振興產業”為名所獲得的資金，通過各個渠道流向了可以賺快錢的房地產行業。

　　所以說，結構性政策(產業、財稅)就像挖溝，誰深誰淺要分明、要有明顯差異;而總量政策(貨幣政策)就像水，放下去屬于自然流動，如果溝深溝淺清晰分明，水自然會多流入深溝。因此，要扶持“三農”或“小微”企業，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減免其“稅收”，但需要嚴格監控其收入和利潤，為日后準確而適度的“定稅”提供依據。至于信貸和貨幣政策，其關鍵是治理金融結構，整體壓低利率，而不在于“結構性降準”。

　　“結構性降準”可以推動小微企業貸款利率下降，也可以增加小微企業的信貸總量，但最大的可能是：這些小微企業變成“金融倒爺”——即把貸款轉手貸給出價更高者，比如房地產公司。因為這個行業對高息的接受度和容忍度遠高于小微企業。

　　有人說“余額寶”等貨幣基金是銀行的“攪局者”，能夠提高銀行效率。這不能讓人認同，而且事實也不是這樣。它們攪局的結果是，銀行理財產品的花樣越來越多，金融秩序越來越亂，存款競爭越來越激烈，存款成本越來越高，而“金融養分”越來越少。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也是金融監管機構幾乎一致的看法。但誰都沉默不語，更沒人愿意對其采取強硬的治理。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金融空轉繼續擴大，中國的投資環境會進一步惡化，改革紅利也將變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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