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進程中，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以對外直接投資為載體直接服務于其母國利益，主要表現在：跨國公司通過國際分工操控全球財富分配，從而增加母國財富;跨國公司極力淡化其資本的“國籍”進而加速全球擴張;跨國公司與母國政府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從而成為東道國的一柄“雙刃劍”。對此，必須從維護東道國國家利益的角度給予高度關注。

　　內容提要：作為國際壟斷資本擴張的重要載體和現代企業全新的生產組織形式，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使它與主權國家并列為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的行為主體。在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同時，跨國公司也主導了全球財富乃至權力的再分配。財富和權力是國家利益的重要表現，國家利益是國際關系的核心命題。財富是獲取權力的基礎，權力是獲得財富的保障。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進程中，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以對外直接投資為載體直接服務于其母國利益，主要表現在：跨國公司通過國際分工操控全球財富分配，從而增加母國財富;跨國公司極力淡化其資本的“國籍”進而加速全球擴張;跨國公司與母國政府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從而成為東道國的一柄“雙刃劍”。對此，必須從維護東道國國家利益的角度給予高度關注。

　　作為資本國際擴張的重要載體和現代企業特殊的生產組織形式，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使它與主權國家并列為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的行為主體，成為世界經濟的增長引擎和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力量。在促進世界總產出增加的同時，跨國公司也主導了全球財富乃至權力的分配。財富和權力是國家利益的重要表現，國家利益是國際關系的核心命題。財富是獲取權力的基礎，權力是獲得財富的保障。中國已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三大對外直接投資國，并連續十幾年成為吸收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新興經濟體。國內學術界在對跨國公司的研究上，更多地將它作為現代企業的一種組織形式，而忽略了資本國際擴張的本質。本文在借鑒已有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分析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是如何為其國家益服務的。

　　一、導言

　　20世紀80年末、90年代初，在冷戰結束、科技革命迅猛發展以及全球經濟市場化等一系列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資本主義從國家壟斷發展到國際壟斷階段，即國際壟斷資本在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中占據主導和支配地位。作為國際壟斷資本擴張的載體和現代企業全新的生產組織形式，跨國公司(尤其是發達國家的一些大型跨國公司)發展迅猛，不僅成為世界經濟的增長引擎和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力量，而且與主權國家并列為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的行為主體。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跨國公司在推動貿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同時，也主導了生產國際化進程，扮演著世界生產組織者的角色，構筑起全球價值鏈。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發展更加迅猛，實力不斷壯大。全世界跨國公司母公司數量從1990年的3.5萬家擴張到金融危機爆發前2007年的8.1萬家，這些母公司所控制的外國子公司也從15萬家激增至81萬家。大體來看，這些跨國公司母公司及外國子公司占有世界總產出的1/3、全球工業生產的4/5、世界貿易的2/3、國際技術轉讓的70%~80%，以及國際直接投資的90%。作為非國家行為主體，跨國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經濟的結構和功能，改變了財富的來源和分配結構，甚至改變了國家權力的構成和運行過程。因此，只有在政治與經濟的統一和互動關系中，才能夠準確地把握跨國公司的運作機制及其影響，眾所周知，現代意義的跨國公司起源于歐美工業發達國家。因此，西方國家理論和學術界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主導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系統研究，包括壟斷優勢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比較優勢投資理論、內部化理論和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其中，無論是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研究“零公里界碑”的壟斷優勢理論，還是作為對外直接投資集大成者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無論是以國際貿易學說為基礎，還是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前提，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經典研究”，上述理論研究所解決的是企業的投資動機、投資方式和區位選擇的問題。無一例外，上述理論都回避了或沒有談及跨國公司的資本本性，僅以跨國公司追逐短期或長期利潤為假設前提。對此董有德指出，這表明這些理論的創立者對跨國公司資本本性的深刻認同，或對資本本性合理性的深刻認同。由此可見，上述理論不涉及對經濟現象產生影響的政治因素的探討，更不可能在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中透過現象揭示資本國際擴張的本質。

　　1975年，羅伯特·吉爾平在其《跨國公司與美國霸權：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次將跨國公司與政治經濟學相聯系，由此開創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之先河。吉爾平認為，當前國際關系受權力和財富雙輪驅動，國家權力和跨國公司恰好是這兩種力量的典型代表;在這兩種力量推動下，國際經濟聯系進一步強化，但同時國際力量不平衡格局也日益凸顯。自吉爾平之后，國際政治經濟學為研究跨國公司和國際政治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視角。蘇珊·斯特蘭奇突出了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大結構性權力，并分析了這些不同結構與主權國家及非政府單位(主要指跨國公司)之間的互動聯系及其對國際關系的影響。跨國公司正成為這四大結構性權力的通道，并對主權國家權力的發揮和行使產生重要作用。例如，在安全和生產結構中，隨著生產的國際化，發達國家面對戰爭選擇會更加謹慎，并傾向通過跨國公司攫取財富而非戰爭手段。吉宓對吉爾平和斯特蘭奇兩人的政策主張進行了比較，他認為，斯特蘭奇對跨國公司快速發展下主權國家和市場之間關系的分析有助于完善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特征，吉爾平為代表的主流學派對該問題的合理借鑒則進一步促進了人們對跨國公司影響的認識。如果說斯特蘭奇是從更偏重于國際政治學的角度研究跨國公司，而格里科和伊肯伯里則試圖從更偏重經濟學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解釋，他們從政府與經濟關系的角度，即從權力與市場相互作用的角度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流問題進行了分析。

　　卡爾.J.霍爾斯蒂指出，跨國公司作為聯結各國間經濟活動的紐帶，其經營活動的進一步強化，使得各國間相互依存態勢出現了新的且更為復雜的變化，各國間的交往活動在變得更加頻繁的同時，所需要考慮的問題也更加復雜。基歐漢和奈(2012年)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中也將全球化、國際機制與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這三個概念相整合，強調了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特別是在跨國公司迅猛發展條件下國家間的相五依存狀態和國際機制如何發揮作用。J.弗里登和麗莎.L.馬丁(J.Frieden&.LisaL.Martin)同樣也指出，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等活動在一國與其他國家交往過程中能夠發揮主權國政府通過政治行為不能達到的作用，這突出表現為經濟滲透和政策影響等幾個方面。B·西蒙斯和z·埃爾金斯(B.Simmons&.Z.El-kins)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建立了一個模型，試圖分析經濟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政策擴散的渠道和作用，他指出，一國潛在政策的更替受到國際競爭和經濟上和文化上相近的國家(sociocultural peers)政策變遷的影響。雖然他沒有直接論及跨國公司的影響，但無論是經濟自由化還是全球化，跨國公司均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勢力，因此該模型也可以間接解釋跨國公司發展與主權國家潛在政策更替的關系。

　　國內理論界關于跨國公司的相關研究仍顯滯后。余萬里首次提出了跨國公司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并梳理了部分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他將跨國公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稱作是在世界經濟重大變革背景下催生出來的一對“雙生子”，這種提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余萬里以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在國際范圍內迅猛發展的時期為分界點，總結了在此前后國際政治經濟學界對跨國公司相關研究的理論分野。鐘飛騰分析了分配效應的政治經濟學和政策效應的政治經濟學這兩大命題對直接投資的影響，又由于跨國公司被廣泛看做是直接投資的載體，因此也可以從這兩個方面理解跨國公司的政治經濟學內涵。由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活動影響到母國和東道國雙方利益的分配，因此母國和東道國均會對跨國公司施加影響使其滿足自身利益，跨國公司政治經濟學本質上還是利益分配的政治經濟學，不過，在邊界上由國內轉向國際。同時，國內政策效應也不斷影響著跨國公司的投資決策和區位選擇。秦麗和李誠邦認為，自由主義、新帝國主義和新重商主義等研究跨國公司和東道國政府關系的傳統范式已不足以解釋當前跨國公司及其對外直接投資的新發展，并引入新的經濟社會學范式來解釋合作、互惠和競爭同時并存的跨國公司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的關系。

　　進入20世紀90年代，柏林墻的倒塌和蘇聯解體，標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持續了半個世紀的冷戰局面的徹底終結，也使此前長期存在的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的快速統一，經濟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跨國公司在推動貿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同時，更加快了資本國際擴張的步伐，主導著生產國際化進程。作為世界生產的組織者，跨國公司將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納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布局中，并以此構筑起日漸完善的全球價值鏈。表面看來，跨國公司構筑全球價值鏈的過程就是資本不斷跨越國界追逐利潤的企業經營行為，是純粹的市場力量在發揮作用，是純粹的經濟運行層面的問題，與政治或國家權力因素無關;但事實上，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就進行了關于市場力量和國家權力相互關系的系統理論研究。羅伯特·吉爾平明確指出，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是美國國家實力擴張的結果，研究美國跨國公司必須考慮國家實力因素。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吉爾平更加明確地指出，美國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只有聯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起來的全球政治體系的來龍去脈才能得到理解。這表明吉爾平深刻地挖掘出國家權力因素在支持本國企業開拓世界市場中的作用。事實上，作為非國家行為主體，跨國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經濟的結構和功能，改變了財富的來源和分配結構，甚至改變了國家權力的構成和運行過程。

　　然而，長期以來，我們在理論建設和政策實踐上更多地將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布局視為企業自發的市場力量，忽視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首先是國際壟斷資本擴張的重要載體，忽視了跨國公司的對外擴張是服務于其國家利益的戰略考量，忽視了財富和權力的關系，本質上忽視了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理論上，從最近30年來我國對于跨國公司問題的研究文獻來看，無論是教材、專著，還是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集中于對跨國公司的經典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全球戰略以及經營管理的評介和總結上，鮮有文章從國家利益的視角加以研究。實踐上，改革開放30多年來，90%的世界500強企業將中國視為其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環節，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初始繁榮(包括就業、稅收和出口等)，但我們“以市場換技術”的初衷井沒有實現，資源耗竭和環境污染問題觸目驚心，威脅到中國經濟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盡管國家鼓勵中國企業利用全球資源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但卻在提高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和企業公平競爭的壓力下，無法給處于成長中的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政策保障與支持，以至于使企業和國家遭受重大經濟損失。

　　中國已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三大對外直接投資國，并連續十幾年成為吸收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新興經濟體。相比之下，國內對跨國公司的理論和政策研究水平嚴重滯后于中國作為重要的新興經濟體參與經濟全球化實踐的現實。如何理解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服務于其國家利益，如何認識市場力量和國家權力的關系，如何處理跨國公司在華經營和中國國家利益的關系，如何支持中國企業進行國際化經營，不僅是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而且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而言，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因此，從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路徑出發，圍繞經濟全球化時代發達跨國公司是如何為國家利益服務的，本文擬從國家利益中財富的視角探討以下問題：(1)跨國公司如何操控全球財富分配，從而有利于母國財富增加;(2)跨國公司如何淡化其“國籍”進而加速全球擴張;(3)跨國公司如何與母國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從而成為東道國的“雙刃劍”;(4)結論和建議。

　　二、跨國公司如何操控全球財富分配，從而有利于母國財富增加?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后，基于國際分工的對外貿易始終是資本主義國家獲取財富的重要手段之一。英國重商主義集大成者托馬斯·孟于1765年出版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早已是最有力的詮釋。眾所周知，國際分工是世界上各國(地區)之間的勞動分工，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社會分工超越國界的結果，是生產社會化向國際化發展的趨勢。顯然，這里分工的主體是國家(地區)，分工的邊界是產業(產業間分工或產業內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信息技術革命和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國際分工不斷深化，即以跨國公司為主體、以生產要素為邊界的價值鏈分工(或產品內分工)成為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在此過程中，跨國公司不僅主宰了資本、人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全球流動和配置，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主導了經濟全球化紅利的分配，即在增加世界總產出的同時，跨國公司操控了全球財富分配，從而有利于母國財富增加。

　　(一)主導國際分工從產品分工轉化為價值鏈分工

　　眾所周知，傳統的國際分工指產業部門之間的分工，即工業制成品生產國和初級產品生產國之間的國際分工，以及各國不同工業部門之間的分工，分工的邊界是產業。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革命的發展、全球范圍內市場經濟規則的確立和貿易壁壘的逐漸降低，要素特別是資本和技術要素的流動性大大增強。由于市場規模的擴大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價值鏈上的諸多環節(包括生產性活動和功能性活動)得以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更加專業化的細分。于是，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推動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和細化，國際分工就越來越表現為相同產業不同產品之間和相同產品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環節之間多個層次的分工，原來以要素稟賦為基礎的國際產業間分工和產業間貿易，進一步讓位于基于要素可流動的產業內貿易、垂直專業化貿易和公司內貿易。這樣，原來的以國家為主體、以產品為紐帶、以產業為界限的產品分工形式逐漸被一種新的分工形式所取代，即以跨國公司為主體、以對外直接投資為紐帶、以價值鏈上勞動、資本和技術等特定要素為界限的價值鏈分工。

　　當代國際分工從產品分工向價值鏈分工發展，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貿易和投資活動的必然結果。跨國公司是資本主義進入到壟斷的產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發展迅猛，進入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則出現了一批巨型和超巨型的跨國企業。實力強大的跨國公司按照其全球戰略和經營策略在全世界配置資源，實現了全球生產和全球銷售。跨國公司以國際直接投資為載體、依其價值鏈增值方向進行全球區位選擇構筑國際生產體系，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二)通過價值鏈分工操控全球財富分配，從而增加母國財富

　　必須清楚地看到，基于“比較優勢理論”的價值鏈分工的實質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資源整合，即跨國公司相關產業鏈不同環節的分布已經不再局限于一國甚至幾國的地理范圍，而是以對跨國公司有利的所有經濟體為勢力范圍，實現研發、設計、采購、制造、組裝、銷售、服務等各個環節的全球配置和網絡化經營與管理。跨國公司不僅要從各國生產要素(勞動力、自然資源和資本等)的質量和成本差異中降低成本進而獲得利益，而且要通過培育全球范圍的協同優勢增強其對全球不同市場的影響力與控制力，全面提升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以攫取高額壟斷利潤，并最終轉化為母國的國民財富。

　　通過對歷史的觀察發現，在國際經濟關系中，主要優勢(尤其是科學技術、管理和資本方面的優勢)總是壟斷在少數強國、富國手中，它們以這種壟斷優勢為武器，通過犧牲弱國的利益而走向富裕。因此，在這種“比較利益”中，最大的獲益者只能是那些擁有壟斷優勢的富國和強國。正像馬克思所指出“正如一切都已經成為壟斷的，在現實，也有一些工業部門支配所有其他部門，并且保證那些主要從事于這些行業的民族統治世界市場。”“自由貿易的信徒從每一個工業部門找出幾個特殊品種的生產，把它們跟工業發達國家中一般消費品的最廉價的生產等量齊觀，這真是太可笑了。如果說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國如何犧牲別國而致富，那么我們對此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為這些先生們同樣不懂得，在每個國家內，一個階級是如何犧牲另一個階級而致富的。”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馬克思的這一論斷依然正確。

　　跨國公司依靠強大資本、技術和管理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進行滲透和控制后，便可以通過轉移價格、避稅、技術壟斷、產業鏈封鎖等復雜方式造成一個不可逆的不利于東道國的局面，即東道國在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從事經營活動，但卻利潤微薄，例如菲律賓的種植業、中國大陸的加工業，甚至伊拉克的石油采掘業。跨國公司僅需支付要素價格(如勞動力成本)，即可拿走東道國具有比較優勢產業的超額利潤，使東道固不能獲得應有的利潤。

　　基于價值鏈分工的“微笑曲線”認為，研發設計、原料采購、生產制造、物流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終端零售乃至售后服務和品牌管理等多個階段構成了產業鏈的主要環節。其中，附加值更多體現在“微笑曲線”兩端(指技術、設計環節和銷售、服務環節)，而依靠投入勞動要素的部分(主要是制造和組裝環節)附加值最低，即參與國際分工的主體在產業鏈中所處的分工位置決定了附加值的大小。“微笑曲線”展示的制造業利潤微薄并不是普遍現象，在全球的維度會發現眾多反例。發達國家所從事的高附加值產業，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天然的高附加值產業，而是利潤扭曲后的產物。例如，瑞士鐘表制造業以及德國制造業都是利潤豐厚的部門。瑞士鐘表作為高新技術早已經是19世紀的事情，目前瑞士手表的主要部件來自中國和日本;德國制造業也不都是高新技術產品，主體還是以德國中小企業生產中、低等技術產品為主。

　　因此，利潤高低并不完全取決于在產業鏈中所處的位置，也并不完全取決于從事初級產業或者高級產業，更重要的取決于處于主導地位的跨國公司在產業鏈不同環節的利潤分配。以臺灣制造業為例，不可否認的是，臺灣已經擁有了初步的核心技術，能為國際大型電子設備公司(如戴爾、惠普)提供關鍵零部件、產品設計、系統集成和精密加工等工作，相對于其提供服務的跨國公司擁有更高的技術水平，但利潤依然微薄。可以將“微笑曲線”擴展為更為通用的解釋，即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組織者和控制者跨國公司能夠操縱利潤在不同要素上的分配，把更多的利潤轉移給偏好的要素。

　　不僅如此，以初級產業為主的國家也不一定獲取不到高額利潤。眾所周知，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兩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農業和礦業)均由本國公司控制，從而在生產制造環節也可以獲取高額利潤，并進一步將其轉化為本國財富，提升本國國民福利水平。例如，新西蘭具備了乳制品產業的比較優勢，乳制品成為新西蘭第一大支柱產業。100公斤牛奶的國際平均成本為45美元，獨特的自然條件使新西蘭的平均成本僅為30余美元，約為西歐國家的1/2，中國的3/5。在20世紀90年代跨國公司的并購浪潮中，新西蘭拒絕了雀巢公司的合作提議，自己組織了奶農合作企業恒天然公司，代表了約95%新西蘭奶農的利益。恒天然以要素價格向奶農收購牛奶，按國際市場價格在全球市場銷售，取得的超額利潤以紅利和稅收的形式返回新西蘭。

　　再來看另一個和新西蘭具有相同比較優勢的國家——智利。智利生產100公斤牛奶的成本甚至低于30美元，但堅持新自由主義的智利政府在市場開放中，讓瑞士雀巢公司和新西蘭“恒天然”進入本國市場并占據主導地位。雀巢和“恒天然”以要素價格向智利農場收購牛奶并以國際價格出口，因而智利的比較優勢所能帶來的超額利潤自然被外國企業取得。即便比新西蘭更有資源優勢(智利除了出產農產品，還是最大的銅礦產地)，智利也無法達到新西蘭的富裕程度。

　　因此，跨國公司在控制價值鏈分工后對東道國支付的僅僅是要素的價格，換取了對具有比較優勢的要素所產生的超額利潤的分配權。跨國公司操縱要素價值鏈的附著利潤，把要素利潤保留或轉移給母國以促進母國福利水平的提高。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為資本重新安排國民福利的去向奠定了基礎和條件。

　　(三)發達國家在國際分工轉化中的策略選擇

　　國際分工形式從產品分工向價值鏈分工的轉變，發達國家所采取的策略也是不同的，都形成了有利于提升發達國家國民福利的國際格局。

　　在產品分工階段，利潤體現在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內。與此同時，發達國家主導的中心與外圍模式興起，全球貿易利益向主導國家匯集。例如英國建立了以英國為核心的殖民地體系，英國是世界工廠，而廣大的殖民地成為英國制造業的市場和原料產地。超額利潤源源不斷從殖民地匯集到英國，使得英國成為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最強大的國家。英國在政治和軍事上控制其殖民地，在經濟政策上實施有利于英國利益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對殖民地進行產業限制，限制殖民地發展工業以避免競爭，推廣種植園以確保原材料供應，讓殖民地對中心國形成依賴，降低中心外圍體系內的貿易壁壘，實現原材料和工業品的自由貿易;另一方面，對體系外實施排他性貿易政策，禁止殖民地與其他歐洲國家進行貿易以確保利益獨占，這也是造成新興資本主義國家與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頻繁發生搶奪殖民地戰爭甚至世界大戰的根本原因。

　　在價值鏈分工階段，舊殖民地模式顯然已不可能，但國際分工的本質未發生根本變化。作為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和細化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世界經濟的增長，帶來了東道國經濟的初始繁榮，這是國際分工的歷史進步性。但是，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產生的國際分工的歷史局限性、掠奪性依然存在，其掠奪性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表現形式為，跨國公司在主導國際分工、控制全球價值鏈的基礎上僅支付給東道國微薄的要素報酬，從而攫取高額壟斷利潤，進而操控全球財富分配。我們將上述情況稱之為“跨國公司惡習”。

　　二、經濟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失去“國籍”了嗎？

　　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新發展階段，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實質就是資本在國際化運動中不斷增值。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以及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大大改變了企業競爭的環境。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的推動下，跨國公司獲得了跨越政治地理界限的可能，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把過去的多國發展戰略調整為全球發展戰略，從而使跨國公司生產經營的全球化水平不斷提高。在此情況下，跨國公司淡化其產品和公司“國籍”的傾向日益明顯，跨國公司真的失去“國籍”了嗎?

　　(一)跨國公司生產經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

　　無止境地開拓市場和追逐更多利潤是資本的本性，是資本主義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形成和發展的根本動因。馬克思指出：“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在急速的市場擴張中，跨國公司或者充分利用國家和地區的資源，在全球最適宜的地方設置研發中心、采購中心、制造組裝中心、營銷中心和財務結算中心等，打造全球產業鏈;或者充分利用其他企業的資源，建立企業戰略聯盟或者并購企業，吸納整合全球資源，完善全球產業系統等。在此過程中，跨國公司生產經營的全球化水平不斷提高。進入21世紀后，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制定了“跨國化指數”(TransnationalityIndex.TNI)和“國際化指數”(Internationalizationin-dex)來測度大型跨國公司的國際化水平。

　　“跨國化指數”綜合評價的是企業全球化的深度，說明的是跨國公司在海外的投資、生產和銷售活動占有多大份額，跨國化指數越高，企業的全球化程度越高。由于跨國公司的國外資產、國外生產和國外銷售額的增長都明顯快于其總額的增長，所以大型跨國公司的跨國化指數呈現不斷提高的趨勢(雖然不同年份也有波動)。世界100家非金融類大型跨國公司平均的跨國化指數1990年為51%，2000年為55.7%，2006年為61.6%。“國際化指數”綜合評價的是企業全球化的廣度，說明的是跨國公司在海外的生產經營活動分布在多少國家和地區進行，即經營和利益所覆蓋的范圍。所以這一指標也稱“地區分散化指數”，即跨國公司分支機構在國外分布廣度的量化反映。據UNCTAD的統計數據，2006年所有行業和部門的平均國際化指數為70.1，即全部子公司的70%設在國外，平均分布在海外41個國家和地區。其實，這樣的跨國化和國際化指數還沒有充分反映大型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因為除了擁有在海外直接控制的子公司和分公司外，跨國公司還擁有其他各種形式的投資，例如組建戰略聯盟，實行供應制和分包制等，如果將這些計算在內，其跨國化和國際化指數會更高。

　　隨著跨國公司生產經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出現了淡化跨國公司“國籍”、強化其全球性的趨向，進入21世界后，甚至出現了“全球公司”的稱謂。例如，美國寶潔公司稱其為“全球化公司”，而不僅僅是美國公司;日本東芝公司稱其為“地球內企業”;瑞士的ABB公司定位自己為“處處為家的全球公司”;美國IBM認為跨國公司已經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需要，把向己定義為“全球整合的企業”;匯豐銀行的宣傳語是“環球金融、地方智慧”;更有意思的是，2006年以來，出現了一些著名德國企業轉變為歐洲公司的現象，并將其視為走向“全球公司”的一個過渡階段。上述情況表明，跨國公司的跨國化和國際化程度已經達到了相當高度的水平。可見，大型跨國公司已成為當今名副其實的國際壟斷資本的表現形式。

　　(二)跨國公司資產所有權和管理權的高度集中

　　問題的本質在于，盡管資本越來越跨國化，絕大多數跨國公司從事的全球化經營生產出的產品“國籍”日益模糊，但資本的國別特征依然清晰，主要表現在跨國公司資產所有權和管理權仍然高度集中。

　　從資產所有權來看，據UNCTAD統計，2001年100家大型跨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資產占其總資產的42.6%，2007年增加到56.8%。這一數據表明，跨國公司的跨國化程度明顯提高，但并不意味著一半以上的跨國公司的資產歸外國投資者所有。盡管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以在東道國當地證券市場融資為主(一般在50%-70%之間波動)，因而跨國公司的這部分資產可能是為外國投資者所有的，但無論如何，其產權始終是控制在母公司手中的，不然就不成其為子公司了。在當今股權高度分散化的情況下，占有15%的股權足以實現對子公司的控制。至于母公司，則是掌握在母國的大投資者手中，包括母國大銀行、基金公司、其他金融機構以及其他企業和個人大股東手中。

　　從跨國公司的管理權來看，盡管大型跨國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數目越來越多，地區分布越來越廣，為了對當地市場的變化快速做出反應，跨國公司實施了本地化戰略，其中包括在東道國聘用一些管理人員。但是，必須看到，跨國公司母公司的管理權和決策權依然掌握在本國人手中，其子公司所聘用的東道國管理人員則必須服從母公司高層管理者的意志，忠實執行公司高層決策，即以不影響公司的資產所有權和管理權由本國人掌握為限。關于跨國公司的絕大多數高層決策者，在本國公民中的特定群體內選擇，這在海默提出的跨國公司組織的三個層次論中早已明確指出。雖然跨國公司會刻意淡化和掩蓋自己的國家屬性，但如果觀察其股東構成、治理框架、高層管理者的來源，甚至膚色和教育背景，就會發現其國別特征依然明顯。需要注意的是，母國也可能是一個利益相近的國家集團(如歐盟)。例如，宜家總部在瑞典，大股東坎普拉德家族常年定居瑞士，宜家集團的控股基金會在荷蘭注冊，高層管理機構分布在丹麥和比利時等地。

　　此外，為了接近市場和降低成本，近年來出現了跨國公司將研發中心設在某些新興經濟體(例如中國和印度等)的趨勢，這也成為跨國公司淡化“國籍”的標志之一。但是，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言，壟斷是一切利潤的源泉。跨國公司所具有的壟斷優勢(包括三類：來自產品市場不完全的優勢，如產品差異、特定的營銷技巧等;來自要素市場不完全優勢，如專利技術、專有技術、管理經驗等;來自企業規模效益的優勢)是其獲得超額壟斷利潤的來源，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而“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不能輕易跨出國門”。因此，跨國公司的絕大部分研發活動，尤其是高端研發活動，都在母國國內進行。盡管也有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研發中心開始設立在一些新興市場國家，但是所從事的研發活動基本上屬于高端技術的低端研發環節。

　　因此，在跨國公司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產品國籍趨于模糊的現象下，我們必須清醒看到跨國公司的資本國別特征依然清晰。只有資本“國籍”清晰的跨國公司，才能將其在全球經營攫取的超額利潤名正言順地返回母國。認為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已沒有“國籍”的觀點是非常不明智的，把政策制度建立在資本無“國籍”的認識上，將嚴重威脅中國的經濟安全。

　　三、跨國公司如何與母國政府形成利益共同體？

　　吉爾平在《跨國公司與美國霸權》一書中考察了市場力量和國家權力的關系后指出，跨國公司擴展是美國國家實力擴張的結果。他認為，美國在歐洲和全球的政治地位為美國的跨國公司向歐洲和全世界擴張奠定了基礎，反過來，美國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也為鞏固美國實力提供了資金和技術的支撐。作為國際壟斷資本組織，跨國公司從誕生之日起就與國家權力如影隨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進入到國家壟斷時期，國家權力和跨國公司的結合更加密切。一方面，跨國公司依靠其雄厚的資本實力支配著國家的內外政策，推動著國家權力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運轉;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又以國家為其利益的總代表，受到國家的全力維護和支持。20世紀9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發展到國際壟斷階段，盡管出現了一些超巨型跨國公司，其經營規模甚至超過一些中等國家，但跨國公司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新的發展。維護有利于跨國公司發展的制度，也是鞏固最有利于發達國家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安排，即美國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是國家權力的延伸和國民財富的補充，跨國公司與母國政府是一個利益共同體。那么，這個利益共同體是如何運轉的呢?

　　(一)跨國公司帶動母國國民財富水平的提升，并為美國霸權提供物質基礎

　　1.跨國公司帶動母國國民財富水平的提升

　　資本是不斷追逐利潤的，跨國公司之所以把資本投向國外，是因為那里可以獲得比國內更高的利潤。UNCTAD數據顯示，2011年，國際直接投資收益率在全球的平均水平為7%，其中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的投資收益率分別為8%和13%，高于發達國家的5%。正因為如此，美國跨國公司全部利潤的一半來自于其海外的經營活動。跨國公司利用全球分工，構筑全球產業鏈，把越來越多的國家納入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分工體系當中，并通過操控財富分配，在帶動東道國經濟繁榮的同時，把主要利潤轉回母國，這對于改善母國國際收支狀況和提高母國國民財富水平大有益處。據UNCTAD統計，2011年，總量21萬億美元的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共創造了1.5萬億美元的利潤，其中2/3被匯回母國，平均占經常項目收支的3.4%。因此，必須清楚地看到，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支撐一國國民財富的除了本土企業的貢獻外，跨國公司的海外利潤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上述情況還可以以在華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方式轉移利潤的案例加以說明。2007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利用外資與外商投資企業研究”課題組完成的一份關于外資的研究報告表明，在所謂調查的虧損外商投資企業中，約2/3為非正常虧損，這些企業每年通過轉移定價避稅，給我國造成的稅款損失達300億元人民幣。可見，外商投資企業利用轉移定價方式轉移利潤的現象非常嚴重。在中國加工工業只能獲取微薄的要素報酬的情況下，不能不說我們是在犧牲自己，促進了在華投資跨國公司母國財富水平的提升。如果不能同時保證中國財富的積累，那么，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和財富差距就會進一步擴大。

　　2.跨國公司為美國霸權和優勢提供物質基礎

　　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的大發展，不僅增強了美國的經濟實力，而且鞏回了美國的政治和軍事實力。正如吉爾平所說，在海外快速擴張的跨國公司與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的核優勢結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全球霸權的基礎。美國以極低的成本發行充當世界貨幣的美元，讓外國投資者認購低收益、保值增值前景不佳的美元資產政府債券、證券產品、普通企業股權，換自來的卻是全球范圍內的優質資產。美國對外投資目標集中于貨幣大幅升值的其他發達國家和經濟高速增長的新興市場，以及石油、礦產等戰略資源。

　　20世紀60年代，由于不斷惡化的國際收支，跨國公司的作用才被美國逐漸發現，它們在海外的收益被當成維系美國霸權的手段。美國收緊了資本流出的控制，但此時的跨國公司已經在海外成長起來，大部分的投資可以通過經營業務和現金流來實現，美國海外的企業開始向國內返回利潤。海外獲得的真實利潤規模是難以獲得的，因為跨國公司的利潤是在產業鏈上要素利潤被扭曲分配得來的。因此，來自海外轉移的利潤不僅僅是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投資收益上的數字和商標專利技術許可等收入，還存在于母公司總的利潤表中。這也是高盛曾認為德國大眾汽車的每1元利潤中有0.8元來自中國，而表面上中國經營所呈現的利潤總和遠遠沒有那么多的原因。

　　跨國公司所經營的戰略物資本身也對美國霸權起到支撐作用。美國石油公司對能源市場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美國的控制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石油一直以充分供應和低廉的價格為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西歐和日本的再次復興提供了引擎。同樣，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跨國公司操縱的石油價格的大幅波動，也是造成蘇聯解體的直接促進因素之一。應該看到，美國跨國公司的資本實力及其對外擴張的動力格外強大，從在全球擴張的市場中獲取到的超額利潤遠遠超過其他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這就是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的深厚的經濟基礎。

　　(二)母國政府為跨國公司提供制度保障

　　如前所述，跨國公司的國際化和跨國化趨勢在不斷加強，實力也在不斷壯大。但是，跨國公司無論如何強大，它也不能代替國家，更不能離開本國政府提供支持與保障。

　　對內，發達國家的國內市場格局并非新自由主義所宣揚的共同遵守同一規則，而是執行有利于本國企業自由競爭的規則;而對外國企業則通過非貿易壁壘、投資審查、稅務法規等各種高超而巧妙的方法盡量排除。例如，德國有對大眾公司的專門立法，確保大眾的利益在德國高于其他外國汽車企業。在美國通用公司破產重組后亟須提供市場份額的關鍵時刻，美國國會發起了對當時在美國擁有最大市場份額的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的安全性責難，迫使豐田總裁在美國國會含淚認錯。而后證實，美國國會的行為實屬在通用公司最需要市場的時機故意對競爭對手導演的冤案。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國會沒有針對豐田公司導演的這起冤案給予糾錯，而是選擇了同樣在美國雇用工人、生產汽車、創造GDP的外國公司。

　　對外，發達國家政府為跨國公司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務就是構筑有利于跨國公司海外擴張的全球制度安排，這是跨國公司興盛的重要前提。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是對跨國公司最為有利的理論基礎，而“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推廣，則是新自由主義從學術理論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范式和政治性綱領的主要標志。

　　20世紀80年代以后，美國等發達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大大放寬或取消了對企業的管制，確實激發了企業經營的活力;不僅如此，發達國家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的推行，更為跨國公司在國內市場飽和情況下的全球快速擴張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新自由主義是對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最為有利的理論基礎，推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制度安排就顯而易見了。掌握著經濟主導權的發達國家通過對外援助、關稅減讓、扶植親近政府等方式，作為換取發展中國家接受并采納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籌碼;同時，“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恰恰是為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擴張打開了大門。正如吉爾平指出，“國家，特別是大國，制定了每個企業和跨國公司必須遵循的規章，這些規章一般反映了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及其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這實質上就是“國家中心的現實主義”的核心所在，即政治框架決定了經濟活動的方向和可能性。

　　不容否認的是，跨國公司與母國的利益雖然總體方向一致，但跨國公司作為企業，仍然是以利潤最大化為其最高目標，因此母國與跨國公司之間也有內部矛盾，例如，母國與跨國公司之間的稅收博弈、跨國公司的產業轉移可能會提高母國的失業率、母國內不向政治利益集團和經濟利益集團之間難免一致，等等。但是，這種矛盾是在國家總體上服務于跨國公司的前提下產生的，在二者的關系中處于次要地位。即便跨國公司成功避稅，分享其利潤分配的最大受益者依然是本國利益集團，并通過漣滿擴散給母國國民。所以，發達國家政府傾向于更嚴厲懲罰外國企業，而不是本國企業，這就是為什么歐盟和美國互對對方企業開出高額罰單的原因。

　　(三)跨國公司與母國政府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對發展中東道國是一柄雙刃劍

　　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的確可以把發展中東道國潛在的比較優勢發揮出來，帶來初始的經濟繁榮(包括經濟增長、資本積累、引進技術、吸收就業、擴大出口等)，這對東道國的經濟條件改善具有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對于落后但擁有豐富資源的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帶來的好處快速而明顯，因此容易被東道國接受。當這些國家擺脫了貧困陷阱之后，若主導產業被跨國公司控制且不能把利潤留在國內，則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會停滯不前。高度關注跨國公司對發展中東道國的消極影響(產業控制)，對新興經濟體而言，具有重大意義。

　　正如壟斷優勢理論所指出，壟斷優勢既是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基礎，也是它們對東道國實施產業控制的手段和方式。跨國公司源于壟斷優勢以股權控制、技術控制、成本控制和品牌控制等方式控制國外經營，借以控制東道國產業。引用一份較早的數據，聯合國經社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Ecosoc)1978年的一份研究成果顯示，1970年，墨西哥外國控制的企業占其制造業總銷售額的28%，其中，煙草業占80%、橡膠業占84%、電機業占79%、化學業占67%、非電氣機械業占62%。英國學者尼爾·胡德和斯蒂芬·揚認為，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產業控制顯示了跨國公司擁有相當大的經濟和非經濟力量，并在寡占性市場結構中會導致過高的價格和超常的高收益等。

　　中國經濟的產業安全問題亟待關注。據《中國產業地圖》(中國并購研究中心)統計，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是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我國第二產業中，除電力、軍工等極少數國家核心行業以外，外資在水泥行業、鋼鐵行業、汽車行業、橡膠行業、機械制造行業、石化行業、玻璃行業、釀酒行業、醫藥行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供水供氣行業、煤炭行業、日用化妝品行業、食品行業、造紙行業、紡織行業、建筑業、家具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羽絨、塑料制造業、工藝品及其制造業等行業中，都占有較高股權和市場控制權。以汽車工業為例，一汽大眾、上海大眾、東風、華晨、上海通用、長安福特、北汽現代、北京吉普、廣州本田、廣州豐田、天津一汽豐田、長安雪鐵龍等中國汽車銷量最大的公司，外資股權均為50%，不包括外資中小企業，外商在華投資和合資控制的53家大型汽車公司，銷售額在1萬億元以上，占汽車市場總銷售額的60%~70%以上;此外，外資在中國汽車零部件市場已占有60%以上的份額，而在汽車電子、發動機零部件和摩托車配件等高技術含量領域，外資控制企業也高達70%以上;在汽車制造行業，法國米其林和新加坡佳通輪胎等外商獨資企業和已被外商控股的輪胎企業，其產能與產量已占有中國汽車輪胎市場80%以上…….

　　經濟剌激計劃和龐大的市場需求給予跨國公司豐厚的回報，充分享受了我國經濟高速成長所帶來的好處和便利。據統計，1990~2004年，外資企業從中國匯出利潤高達2500億美元。據世界銀行2008年估算，中國GDP總量中有約40%是外資創造的。我們清楚地看到，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跨國公司通過主導國際分工將中國限定在產業鏈的低端，只能寂取很低的要素報酬；跨國公司控制了中國主導產業，將大量利潤匯回母國；跨國公司擠壓了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造成了中國國民福利的流失；等等。

　　四、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跨國公司的本質一方面是全球經濟繁榮的動力，另一方面是全球利益再分配的工具。當前的研究過多集中于前者，而相對忽略了后者。發達國家通過國家政治力量，在全球推行有利于本國跨國公司海外擴張的制度安排;以跨國公司為載體，充分利用和控制全球價值鏈，操縱利潤流向母國，提高本國國民福利，形成相互依賴、互為目的利益共同體。而東道國則處于利益分配的低端，雖然可以通過獲取產業轉移、擴大就業創造繁榮的經濟增長局面，但在國際制度安排的約束下和無數條全球價值鏈的綁定下，很多發展中國家陷入長期的貧困中，不能實現國家富裕和強大。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但主流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的要素價格均等化的預測并未實現，而我們看到的是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的富國和窮國間差距擴大的預測成為事實。新興經濟體既可以是跨國公司的受益者，也可能成為是獵物。一方面，通過跨國公司帶來的資金技術，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源稟賦得以釋放;另一方面，如果產業被外資控制，利潤被抽離東道國，則新興經濟體則會陷入如拉美和東南亞所經歷的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已經實現了經濟繁榮，但還沒有成為富裕國家。目前，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更要求我們應理性和清醒地對跨國公司進行深入研究，制定符合中國利益和國際規范的政策，對此有如下建議：

　　第一，對跨國公司的認識上要與時俱進。我們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但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要與時俱進地深化對跨國公司的認識。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淡化了產品的國別屬性，但并不意味著其資本“國籍”的消失，區別國內企業和國外企業不是根據其經營的地理位置，而是其利潤流向哪里和股東構成等。另外，從長期來看，參與全球價值鏈可以成為發展中國家建設生產能力的一個重要途徑，但全球價值鏈的潛在風險應高度關注，因為全球價值鏈的長期發展收益不是自動獲得的。參與全球價值鏈可能導致在一定程度上依賴狹窄的技術基礎從事有限的增加值活動。

　　第二，重視借鑒國際經驗。在充分認識跨國公司的實質、認清跨國公司如何操控全球財富分配的基礎上，制定有利于中國國家利益并符合國際規則的政策。要認真研究發達國家和進入高收入行列的新興經濟體是如何巧妙地保護本國企業和市場，防止跨國公司偷稅漏稅、逃避責任。國際借鑒是對全球化博弈的政府技能提升最有效的方式。正如19世紀時美國有這樣一句格言“不做英國讓做的，只做英國做過的。”即不是聽發達國家怎么說，而是看它在走向富裕的進程中是怎么做的。

　　第三，重視國家經濟安全。要對國家經濟安全有充分的保障，除了與國防、安全有關的工業外，一些基礎產業的保護也應該放在重要的位置，不能任由跨國公司控制。如農業技術，如果在基因、種子、害蟲防治等方面被外國公司控制，將會對本國社會穩定造成巨大的威脅。信息技術、能源也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要素，而金融業和骨干大型企業，是國家經濟穩定的重要力量，這些領域即便落后，也應適度有效保護，因為它們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第四，改善對各級政府官員的評價考核標準。取消招商引資作為對官員業績評價的標準，扭轉社會上對外資不加思考的歡迎態度，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對各個產業進行監控;限制外資在已經過剩的領域進一步發展，防范外資對某些行業的壟斷。對外資要加強引導，使它們為國民經濟做出更加積極的貢獻。因為跨國公司壟斷必然損害消費者、本土企業和中國國家利益，所以一旦形成壟斷，必須用策略加以改變。

　　第五，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正確處理國家和市場的關系，“國家和市場密不可分：國家需要市場，市場也需要國家”。中國企業“走出去”不是單純的市場行為，必要時需要國家權力的支持，尤其是在海外并購中，更需要政府的扶助。同時對國內市場有策略地、有效地保護，讓企業能夠在本土實現壯大，形成競爭力，這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前提條件。從國際經驗看，這是一條唯一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明確提出了國民收入倍增這一振奮人心的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更為中國從繁榮走向富裕指明了方向。因此，我們更應清醒和清楚地看到，跨國公司在給東道國帶來經濟繁榮的同時，把超額利潤轉移給更強大的母公司及其母國。我們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在進一步的開放過程中對跨國公司因勢利導，趨利避害;在進一步的改革進程中以國家權力有效保護和發展民族企業，為本國企業提供公平的發展環境，確保本國資源稟賦所帶來的超額利潤留在國內，避免國家經濟主導權的喪失，實現國家的繁榮和富裕，保護中國的國家利益。

　　關雪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秘書長；

　　張猛，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國際人文藝術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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