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杰瑞•哈里斯 孫壽濤 譯

　　[內容提要]全球化已經導致世界級跨國公司競相成為各自領域的主導性壟斷者。這種競爭性斗爭是由跨國資本家階級而不是由政府支持的國家級成員實施的，這反映了資本主義特征的變化。創造一個無縫連接的金融和生產的世界體系是資本主義追尋市場、資源和勞動力的內在結構性要求。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其中，每個國家按各自的條件和步調融入生產和積累的全球框架。這一計劃充滿著緊張和競爭，但其共同目標是創造一個全球資本主義的統一體系。

　　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世界經濟是由一小撮跨國公司控制的。這些公司每年都被追蹤報道，這些報道體現在一系列重要的研究報告中，包括《財富》雜志的“全球500強”和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世界投資報告”。這些報告中的統計數據構成了一個有關世界生產、金融和競爭的巨大圖像，這意味著一個跨國資本家階級(TCC)的出現。這個階級立足于全球性積累循環和世界范圍的壟斷競爭的基礎之上。

　　如果我們承認在世界生產和金融整合方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話，就需要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壟斷資本的國際化是否改變了階級結構?近年來，TCC理論認為全球壟斷和跨國形態的積累已經改變了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階級形態。生產關系的性質已經改變，不再主要局限于國家邊界之內，而是基于全球性勞動力、投資和資產，這重新界定了資本家階級的特征。這反映在壟斷競爭的性質的變化上，從民族國家范圍內的敵對演變為跨國公司間的壟斷競爭。

　　馬克思曾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資本主義在其為市場而征服地球的過程中必須拆除每一個障礙。所以，擴大資本循環的需要屬于這一體系的內在驅動力的一部分，也是全世界的資本家們都具有的一種必要素質。這種自然的推動力在全球化中最完美地表現了出來。努力建設一個投資和生產的無縫跨國體系的結果，就是跨國資本家階級的出現。這一階級在資本主義自身的歷史運動中具體化，并鞏固下來，這是擴大其自身生存條件的必要性所推動的。這一過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舊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體系處于衰落狀態，一個新的跨國生產和金融體系正在形成中。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沒有變化。利潤、權力的積累，對勞工和自然的剝削，仍是其基本特征，但其方式和手段是全新的。

　　這個過程并不均衡，而且顯示出每個民族國家的特殊性。在每一個民族國家中，跨國資本家階級的成員致力于將(本國)經濟嵌入到全球積累的諸形態中，而且，他們也為了建立一種規制和支持這種新生產關系的治理結構而進行著政治斗爭。這一發展的步伐取決于眾多因素，包括階級斗爭的強度、一國在帝國主義體系中的歷史位置、技術水平、教育和企業實力。這些及其他因素都發揮各自的作用，影響著一個國家與跨國化過程相聯系的速度和深度，并界定了其在全球化過程中特有的國家性特征。

　　那些堅持世界秩序仍以國家為中心的人和主張全球化是一個已完成的規劃的人之間存在的爭論，忽視了這一辯證的過程。這兩種意見的截然對立忽略了重要的一點。正在形成中的跨國體系存在于二者之間的辯證法中。任何一極都無法離開彼此，全球化在二者的矛盾互動中得以成形。

　　在這個過程中，所有那些其權利和福利形成于舊的民族國家制度中的階級力量，皆在為維持其權利和地位而斗爭。工人階級的權利和特權在福特主義工業時代勝出，并被載入不易被取消的社會契約中。如果沒有額外的優惠要求或公然的反對，民族企業的市場份額、稅收規則和補貼不會被放棄。這些沖突導致了一種持續的斗爭，在一個陷入債務和失業的世界中，資本家們為確保實施其規則和邏輯而奮戰。對于跨國資本家階級來說，沒有存在于跨國一體化之外的國內經濟戰略，在他們看來，脫離全球投資而單純基于國內產業政策的(經濟)增長不可能發生。國內發展、利潤和巨大的競爭優勢與全球化同義。新的世界體系在國內和跨國階級力量的斗爭中產生，并反映出兩大集團的相對力量。

　　跨國經濟與跨國資本家階級

　　TCC理論使用了幾個特定的指標界定跨國經濟。主要的經濟指標包括：外國直接投資、跨國并購(合并收購)、外國分支機構、全球組裝線、跨國金融流動、公司董事會和網絡化關系的跨國化(國際化)、主權財富基金的對外投資活動、依附于跨國公司的國內分包商的龐大網絡、股票所有權的跨國性、外國所有的資產、就業和銷售量與國內相關數據之間的比值，以及外國收益和利益所占的比重。資本積累通過這些全球化的通道運作，其所購買或出售的商品幾乎很少有未受波及的。

　　圍繞上述經濟活動，跨國資本家階級得以形成，這些經濟活動決定了他們在生產關系和創造剩余價值中的位置。對于跨國公司的所有者和決策者來說，他們的日常業務集中于制定競爭和積累的全球戰略。這種業務集中體現在一體化的三個層面上，表明了跨國資本家階級的日益成熟。

　　第一個層面，當某公司的資產、就業、銷售、利潤與跨國積累循環以一個決定性的比例相聯系時，資本家必須在涉及有關全球組裝線的協作管理、勞動關系、營銷、競爭威脅、考慮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管制結構和其他的類似因素方面進行決策。這個層面上的全球積累和生產，直接關系企業的生存。

　　在沒有重要的金融投資和依賴外國資本家的情況下，上述描述同樣適用。更深層的一體化發生在公司的外國股東及其持股比例越來越多的情況下，而且投資開始集中于合作項目、跨國并購、外國公司股權持有、外國直接投資和建立與分包商的長期關系方面。這個層面上存在金融和公司利益的跨國一體化，并形成了服務于競爭戰略的全球聯盟。今天的大多數跨國公司處于這種一體化水平上。

　　最后，隨著公司董事會成員國籍的多元化，經營領導的一體化產生了。在對重要的利潤創造中心的管理上，不同國籍的地區領導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跨國會員資格的擴散發生在有影響力的政策團體中，如國際商會或國際金融學院。這些網絡通過推動政治和社會一體化，深化了跨國資本家階級的結構。跨國公司董事會中的共有成員、精英政治委員會和排他性俱樂部為跨國資本家階級成員培訓領導干部、開發共同項目、形成共同的文化態度和經濟假設提供了渠道。

　　壟斷資本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看外國人持有的資產規模。2010年，美國的海外資產總額計20兆美元，而外國持有的美國國內的資產額超過22兆美元，兩項合計42兆美元，這向我們展示一幅關于跨國界壟斷權力規模的圖像。但是，這樣的跨國投資可能成為帝國主義內部對抗的一種形式，使一國的領軍公司為利用和控制市場而侵入其他國家嗎?而且，通過將利潤和資源帶回本國，這些投資難道不是強化了其本國的社會契約、提升了就業基礎和工人階級的福利嗎?除了使資本家階級富裕起來之外，這一競爭還應當附加一些“國家”的內容。剝離其社會契約，競爭就僅僅是資本家之間而不是國家之間的階級斗爭。

　　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通過政治經濟權利的設定使所有公民形成了國家認同。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資本家階級成了一個以國家為基礎的統治階級。這個關鍵特征使得資產階級政府不同于貴族式的農業統治。政府權力需要關注更多事務，而不僅僅是保護國內市場。合法性基于經濟的和社會的紐帶，或者葛蘭西所定義的“霸權集團的共識”。正如舊的口號所說的：“對通用汽車公司有利的也有利于美國。”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隨著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都被剝離了其有價值的內容，如今這個舊口號不再適用。

　　為調查競爭的性質，我們可以考察德國的西門子公司和美國的通用電氣公司的投資。西門子是擁有6萬名以上美國雇員的前一百強公司之一，它在美國擁有100個生產基地，覆蓋了50個州，2010年該公司在美國的銷售額達250億美元，在美國出口中占30億美元。西門子從美國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價值的同時，也提供了工作崗位并增加了美國的出口。這些活動有助于美國的經濟，但沒有給德國帶來什么特別的好處。雖然西門子在德國擁有一個重要的基地，但它是一個徹底跨國化的公司。2002年到2008年間，該公司的外籍工人所占比例從59%上升到69%，國外資產所占比例從62%上升到84%，海外銷售額所占比例從66%上升到84%。西門子的附屬外國子公司也遍布190個國家。

　　通用電氣有著與西門子一樣的跨國競爭戰略。2001年到2010年間，通用電氣解雇了其20%的美國雇員，2008年其全部雇員中53%是海外雇員。2001年到2008年間，該公司的海外資產所占比例從36%上升到50%，海外銷售額所占比例從31%躍至64%。另外，通用電氣在100多個國家設有787家海外子公司。

　　西門子與通用電氣的競爭遍布全球。它們的優勢并非主要基于其在美國市場或德國市場的地位，也不是基于其自身的本土雇員或本國資產。全球化并沒有使各國都富裕起來，但卻提高了資本流動和離岸運營。國家基礎的收縮意味著工作崗位減少、經濟減緩和社會契約破壞。這是西門子與通用電氣之間的寡頭壟斷競爭，而不是德國與美國的競爭。取而代之的是壟斷資本的國際化，這反映了跨國資本家階級的特征。正如WTO總干事帕斯卡•拉米所說的，“美國制造”或“中國制造”這樣的概念不再適用了，更恰當的說法應該是“世界制造”。

　　通用電氣的戰略在其他的美國跨國公司中頗為典型。微軟來自海外和美國的收益分別是420億美元和82億美元;蘋果在海外和美國的現金收益分別是476億美元和286億美元。據估計，美國公司的離岸存款超過了1.5萬億美元。因為美國的稅率過高，(美國)公司的理性選擇是將現金收益置于海外。但是，這些不再支持資助其本國政府的公司，還能被繼續認為是其本國的領軍公司嗎?跨國公司揮舞旗子要求打破管制、擺脫困境，但卻紛紛跑到開曼群島儲存現金。而且，當利潤來自海外并保留在海外時，資本無法被重新投資以擴大本國的生產并創造本國就業。工人階級沒有得到任何民族利益。對于跨國公司來說，民族國家的身份業已成為一種營銷戰略和可操縱的競爭優勢。這樣的政策暴露了跨國資本家階級的全球特征而不是國家特征。

　　跨國資本家階級不僅放棄了其資助民族國家的義務，而且各國政府也放棄了其本國獨享的金融義務。美國政府在世界事務中的角色是復雜的，特別是其軍事角色，同時，我們也觀察到其經濟政策發生了重要轉變，其“聯邦救市”也日益跨國化。奧巴馬總統挽救美國汽車工業的戰略，是將克萊斯勒變為菲亞特下屬的意大利公司，要求通用關閉工廠、解雇員工并擴大在中國的投資。在求助于銀行業方面，跨國政策也表現得十分明顯。彭博新聞社通過《信息自由法案》獲得的文件表明，美聯儲從公共資金中借出了1.2萬億美元，其中一半流入歐洲公司。在最大的幾筆貸款中，蘇格蘭皇家銀行獲得了845億美元，瑞士的UBS得到了772億美元。既然美國經濟日益融入跨國資本，美國政府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它不再排他性地代表美國資本了。

　　但是，還有純粹的美國資本這樣的東西嗎?考察一下股票和證券的全球一體化特征，一切就很明顯了。2010年，美國持有的外國證券和股票達5.471萬億美元，同時私人持有的美國國內的股票證券額達6.113億美元，外國政府持有的美國證券額達4.373億美元。私人和政府持有的股票和證券超過15萬億美元，這顯示出跨國資本家階級的投資規模，這種投資跨國界地融合了金融和公司利益。另一項最近的研究顯示，在世界上主要的15491家跨國公司中，有來自190個國家的47819個主要股東(個人和機構)。總部和名字不再代表特定的國家利益，取而代之的是陷入寡頭競爭的跨國化的公司所有權。美國基金的全球平衡基金會主席埃里克•李希特說得很好：“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今天所有的投資者都是全球的投資者……國界日益與全球經濟無關。”

　　結語

　　國際化壟斷資本的出現，已經引導資本家階級在全球層面上組織起來。這既不是主動的聯合，也不是基于密謀的謀劃。它是對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歷史局限性的回應，并由追逐更多的利潤、資源、新市場和更便宜的勞動力所推動。實際上，創建一個全球積累的跨國體系并不順利。其中不僅有全球壟斷間的競爭，也有關于政治和管制體制的觀點和政策的競爭。

　　然而，在這個競爭領域，深度的生產、投資和融資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也促使跨國資本家階級在一個共同的任務中相互依賴。跨國資本的霸權集團業已形成，雖然其內部不穩定，且面臨下層的挑戰。全球化，以其新自由主義的和新凱恩斯主義的形式，使得跨國資本家階級的成員們保持一致，重新界定民族國家利益，并宣告了國家經濟學的失敗。因此，這一跨國事業并非單獨來自一個國家或如美國統治階級這樣的資本家集團。相反，它是資本主義對于技術、生產和積累的轉型時代的回應。不同的跨國資本主義模式相互斗爭，在各種場合，如達沃斯或WTO內部的貿易法庭，討論各種政策。但是，雖然存在其基于歷史、國家或地區的公司文化的差異，共同的任務仍然保持不變，即創建一個由跨國資本家階級統治的、起作用的和穩定的全球積累體系。（原載《國外理論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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