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選擇理性到創造理性

　　林毅夫的要素稟賦論與比較優勢論屬于西方配置經濟學范式，而配置經濟學源于選擇理性。林毅夫：“我是接受貝克爾的看法的。經濟學研究的是人的選擇的科學，以決策者是理性的為出發點來觀察社會經濟現象，我認為這是經濟學的本體，任何經濟理論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⑾“不管在什么社會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謂理性指的是一個決策者在作決策時，在他可作的選擇中，總會選擇他認為是最好的選擇。”⑿按林毅夫的說法，發展中國家是采用比較優勢戰略還是趕超戰略，是決策者理性選擇的結果，而決策者理性選擇的依據是利益最大化和要素稟賦。以決策者是理性的為出發點來觀察社會經濟現象是正確的，把人的經濟理性歸結為選擇理性是錯誤的。人的“理性”必須被理性地對待;過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沒有理性，或讓感性戰勝理性，也不足取。人需要理性，也同樣需要把“理性”約束在合理的范圍內。同時，人的理性不僅表現在選擇，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創造。把人的理性限定在選擇，是配置經濟學的思辯產物;把人的理性升華為創造，是再生經濟學的哲學概括。因此，再生經濟學與配置經濟學、價值經濟學與價格經濟學：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經濟學范式”，也有不同的理性標準。人類第一次創業與第二次創業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本質不同;在人類第二次創業時期，經濟學范式同人類一次創業時期的經濟學范式有本質不同，因而也有本質不同的經濟理性標準。選擇哲學與配置經濟學一樣，其歷史背景是小商品經濟;創造哲學與再生經濟學一起，是知識市場經濟的時代精神。隨著選擇哲學被創造哲學所代替，配置經濟學范式將轉換為再生經濟學范式。

　　對稱

　　選擇理性 配置經濟學

　　對稱

　　創造理性 再生經濟學

　　人的理性與經濟學范式

　　就選擇理性本身而言，也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在根據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選擇時，都是理性的;問題是理性的人在進行選擇時要受制于現有的社會條件：制度與政策導向的制約。利益有不同的層次，理性本來也有不同的層次。當低層次的利益與高層次利益、低層次理性與高層次理性、企業理性與政府理性、國民理性與國家理性有沖突時，應該通過制度設計與政策導向，使國民素質提高與社會理性選擇能力結合起來;在國民素質提高的基礎上，在進行社會選擇時，更多地看到自身根本的、長遠的、全局的利益。這與其說是社會選擇問題，還不如說是社會改造問題;社會選擇問題從屬于社會改造問題。把決策者混同于一般個人，把政府混同于企業，把理性混同于選擇理性，然后籠統地以利益最大化和要素稟賦為決策者選擇比較優勢戰略的依據，是草率和片面的。

　　從選擇理性來看，要素稟賦是靜態的、純客體的。從創造理性來看，要素稟賦不是靜態的純客體的，而是動態的、主客體共同決定的。在知識經濟時代，要素稟賦、先天優勢能否轉變為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取決于人的主體性的發揮程度。先天優勢轉變為比較優勢要靠提升要素稟賦，提升要素稟賦使先天優勢轉變為比較優勢是人的主體性發揮的微觀體現。一個國家的資源是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各個要素不是分離的，它們之間的關系不是并列的。低層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層次的要素的基礎，但低層次要素的質和量由高層次要素的質和量決定。一個國家的制度和組織程度、國民素質，可以決定低層次資源的開發和使用程度。這就是為什么總體上資本密集型國家會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總體上勞動密集型國家，會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的根本原因。資源稟賦是劣勢還是優勢，不僅著眼于某個資源本身，而且要著眼于整個社會發展水平;是資本密集還是勞動密集，不是著眼于單個產品，還要著眼于社會組織化程度。國際貿易的基礎固然是優勢互補，但作為互補的優勢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約的。在資源稟賦觀與上可以看出西方經濟學線性思維方式和選擇理性的局限性。

　　從選擇理性來看，比較優勢是靜態的、純客體的。創造理性認為，比較優勢不是靜態的純客體的，而是動態的、主客體共同決定的，隨著社會的發展，主體性的地位越來越高、作用越來越大，在知識經濟時代，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將由主體來定義與定位。因此，離開經濟發展的歷史背景和人的主體性發展的不同階段，靜態地、消極地看待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實際阻斷了像我國這樣目前來看資源貧乏國家、特別是貧窮國家的發展道路，使之消極地淪為“世界工廠”的地位，靠出賣廉價勞動力來糊口。所以，要把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同建設我國國民創新體系結合起來。如果僅僅從工業經濟的眼光消極地、靜態地、純客體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問題，只能使窮的越窮、富的越富，使富國與窮國的兩極分化現象更嚴重，使我國同發達國家的差距繼續拉大。社會的發展，先天的比較優勢會越來越弱化，而后天比較優勢則會越來越強化。在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時代，比較優勢取決于知識、制度與新科技產業中的核心技術。而恰恰是后者，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壟斷，“你方唱罷我登場”是規律性的普遍現象。西方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克歇爾、俄林、薩謬爾森等人的建立在“生產要素比例——生產要素密度原理”基礎上的比較優勢原理，只適合于工業經濟時期。在人類創業的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中，同一個地方、同一種要素稟賦、同一種文化有不同的比較優勢，在國際經濟體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近代科學的發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的哲學為背景;而以相對論、量子力學為代表的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則恰恰需要以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為參照。在工業經濟時代，也許東部平原地帶更適合車水馬龍;在生態創業時期，也許人們更需要西部山區的郁郁蔥蔥。我國勞動力密集的優勢并非只能通過出口產品價格低廉來體現;植樹造林、開發荒地也許更能產生生態生產力。“競爭力”這個時髦概念出現于自由競爭時期;然而就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深層結構而言，“生產力”是個更重要的概念。以競爭力為核心，價格舉足輕重;以生產力為窠臼，人的數量與質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長方式，決定不同的比較優勢。在這里，是主體決定客體而非相反。

　　先天優勢轉變為后發優勢要靠模式轉軌，模式轉軌使先天優勢轉變為后發優勢是人的主體性發揮的宏觀展開。在16、17世紀以前的一、二千年間，中華文明曾經作為人類當時最鼎盛的文明，中華文明都占有主導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國逐漸衰弱，人類文明才由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西方世界獨占鰲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成為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高級的經濟形態。經濟全球化時期，全球經濟是一個巨型系統，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主體性，或有主體性而不參與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處于同全球經濟系統中其他要素的對稱關系中，從而實現能量、信息、物質的交流與再生。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主體性使之在經濟全球化中可以使自己處于同經濟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對稱關系中，在全球經濟重新洗牌中盡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利，從而實現跳躍式且可持續發展。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該自覺地順應歷史潮流，建立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統一、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統一的經濟發展模式。以生產資料共有制為主導的經濟制度、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應該成為建立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統一、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統一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制度優勢;中華民族固有的集體觀念和協作精神優勢，應該成為建立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統一、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統一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精神優勢。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經濟比較優勢。在中國經濟學中，創業經濟學是基礎，知識運營學是主導，縱深科學是把它們貫串起來的線索和紐帶，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學、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完整體系。而林毅夫的建立在“要素秉賦”論基礎上的“比較優勢論”、“世界工廠論”、“市場換技術論”則已經被全球金融危機、被全球金融危機逼出來的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發展模式轉軌的實踐所證偽。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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