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掩蓋其“比較優勢論”、“要素稟賦論”、“市場換技術論”只重要素分析不做結構分析的線性思維分析在經濟理論方面遇到的尷尬和實踐方面遇到的困境，林毅夫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對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和政府之間的“結構”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變遷”關系做了一番“結構”分析，而他的所謂“結構分析”只不過是在原來屬于平面二維分析的要素分析的基礎上多了一層要政府順應他的“比較優勢論”制定政策的建議，似乎他的經濟分析也屬于經濟“結構”的分析而不僅僅是要素分析。但我們只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把經濟結構的分析上升到方法論的高度而不僅僅是看字眼，那么我們就會看到，林毅夫的所謂“新結構經濟學”并沒有真正超出要素分析的范疇而上升到結構分析的高度，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結構經濟學。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新’在何處 評價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貢獻的依據，應該是它所提出的新的政策見解，以及由它引發的未來研究議題的相關性。”⒅這說明林毅夫自己也認為他的“新結構經濟學”不是新的經濟學范式，不是新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甚至不是新的理論，而只是新的經濟政策。雖然他在新近出版的《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一書中開辟專章“流派之爭與范式的變遷”，但該章正文中只有“為人生賦予意義”、“增長的演進”、“破解財富之謎”、“收斂與發散的解釋”、“對發展的思考”、“新的戰略思考的必要性”，似乎沒有任何真正和“范式”、“范式的變遷”有關的文字⒆。他在本章的末尾提出“用一個更廣泛的理論框架來補充現有知識的時代已經到來。這一理論框架應該為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提供結構化分析——具體而言，就是識別出使窮國發展水平不斷上升，使富國能創造機會和財富的決定因素。”(同上)也只是提出建構新的“結構經濟學”范式的設想，而設想還不等于現實。是否提出新的經濟學范式要看體系本身的內容。林毅夫：“本書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主要圍繞三個要點來組織：第一.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一個國家擁有的土地、勞動力、資本的數量)——在每一個特定時期是給定的，且隨著時間推移是可變的——決定了它的總預算、相對要素價格和比較優勢，而且隨著發展水平的不同而演變。……第二，經濟發展的每一個水平都是一條從低收入農業經濟一直到高收入工業經濟的連續譜上的一點。……第三，在每一個給定的發展水平，市場是有效配置資源的基本機制。但是，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要求在每一個新的發展水平上都有產業升級和多樣化以及‘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的相應改善。”⒇在林毅夫“結構經濟學”的三個要點中，只有客體的要素，沒有主體的要素;既沒有靜態的主體要素：國民素質和知識構成，也沒有動態的主體要素：文化傳承與歷史積累;甚至沒有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基本結構：需求與供給的對稱(“均衡”)關系分析。需求的后面是主體，供給的本質是客體，在結構經濟學中展開需求與供給的對稱關系必然離不開主體與客體的動態關系。林毅夫如果在經濟結構中承認主體的要素，他的“要素稟賦論”和“比較優勢論”就不能成立，因為在經濟主客體關系中，主體總是占主導地位，而林毅夫的“要素稟賦論”和“比較優勢論”卻是以否認人的主體性為立論依據。主客體關系是經濟結構中最基本的關系，也是結構經濟學的核心。由殘缺不全的“要素稟賦”組成的不成結構的“結構經濟學”實際上是林毅夫按圖索驥——按他一貫秉持的“比較優勢”思路量身定做，以給他的“比較優勢”理論貼標簽、提供支持的“結構經濟學”。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邏輯結構會成為一種循環論證：用“要素稟賦論”和“比較優勢論”論證“新結構經濟學”，然后又用“新結構經濟學”論證“要素稟賦論”和“比較優勢論”——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只是他的“要素稟賦論”和“比較優勢論”的“皇帝的新裝”。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結構經濟學，更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結構經濟學”。從思維方式來講，林毅夫之所以在他提出“新結構經濟學”這一新經濟學名詞的同時，卻不能對他提出來的“新結構經濟學”提出新的結構經濟學基礎理論不是偶然的——林毅夫認為經濟理性就是選擇理性。創立新的基礎理論需要創造理性而不是選擇理性，選擇理性只能在現有理論框架范圍內選擇政策、提供政策支點而不能創造新的基礎理論。不過從科學學對學科名稱規范的意義上，不是新的基礎理論、僅僅新的政策見解是不足以在“學”前加“新”字的，正好像沒有自己的經濟學范式和以世界學科發展前沿為參照系的世界級的原創基礎理論、僅僅在世界最高級別經濟機構擔任最高級職務、在國外最高級別刊物發表論文、在國外最高級別論壇上發表演講、有最廣闊的國際化視野、享有國際最高級別聲譽不等于就是“世界級經濟學家”一樣。不要說僅僅新的政策見解，即使有某些理論上的新觀點就在學科前加“新”字，恐怕科學史上的新學科會多如牛毛。這對認識科學發展規律、把握學科發展脈絡沒有好處。從嚴格的科學學意義上，只有新領域才有資格稱為新學科，只有新范式才有資格稱為學科發展的以人名或概念命名的新的里程碑，只有新的基礎理論才有資格在舊學科前加“新”字成為原范式發展的新的階段。按此要求“新結構經濟學”必須在結構經濟學的范式框架中提出結構經濟學的新的基礎理論。所以沒有新的基礎理論、沒有新的理論、甚至沒有新的理論觀點只有新的理論設想和新的政策建議的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有在“世界級經濟學家”頭銜光環照耀下自我拔高、自我炒作、標新立異、過度包裝、強力推銷之嫌。這不是嚴謹的學風，更不是嚴肅的科學態度。但這都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真正關鍵在于，林毅夫以“比較優勢”為杠桿，硬是把他所謂的“舊結構經濟學”中原本一息尚存的“結構分析”肢解成了線性平面分析。沒有結構的“結構分析”，是“新結構經濟學”的悖論。林毅夫：“就政府干預的目標和方式而言，新舊結構經濟學卻有著深刻的差異。舊結構經濟學倡導的經濟政策是違背比較優勢的，它建議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過直接的行政手段和價格扭曲來優先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新結構經濟學則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認為政府應該解決外部性問題和協調問題，以幫助企業進行產業升級。……新結構經濟學的結論是，政府在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過程中的作用，應被限制在提供關于新產業的信息、協調同一產業中不同企業的關聯投資、為先驅企業補償信息外部性，以及通過孵化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來培育新產業。……政府還必須在改善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方面起到有效的引導作用。”(21)如果我們把市場看成立體的結構，那么政府就是市場的要素，政府不在市場之外而就在市場之中。而林毅夫在這里顯然是把政府看成市場之外只能處理市場外部性的因素。在林毅夫那里市場是不包括政府在內的二維平面的“結構”。這實際上是披上結構分析外衣的平面線性分析。知識經濟時代所謂的“舊結構經濟學”“建議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過直接的行政手段優先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原則上是正確的，它和“價格扭曲”不能劃等號，而林毅夫只會平面分析的“新結構經濟學”相對于“舊結構經濟學” 從結構分析的方法論角度而言不是前進而是后退。

　　為了理解什么是結構經濟學，首先我們要搞清楚什么是結構。什么是結構?結構就是事物作為系統的內部要素與要素之間的空間關系。所謂結構就是空間結構。在愛因斯坦相對論出現以前經典力學占統治地位時期，所謂結構是三維空間關系;在愛因斯坦相對論出現以后所謂結構就是時間一維加上原來的三維空間成了四維空間關系，自從本人的五度空間理論出來后所謂的結構就是原來的四維加上層次一維成了時間、空間、層次統一的五維空間關系。“時過境遷”所以人的觀念必須“與時俱進”，“士三日不見當刮目相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以五度空間結構存在;這五度空間的結構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時間、空間、層次維度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轉化的，事物就是通過這五度空間的相互轉化來實現發展的。因此，如果說認識事物離不開對對象的結構分析，那么可以說結構分析離不開五度空間結構分析——時間、空間、層次相互轉化的對稱分析。五度空間結構的對稱分析方法是認識事物必備的基本方法，更是打著結構分析旗號的理論體系的基本要求。人類的經濟活動是復雜系統，對人類經濟活動的分析離不開結構分析即五度空間分析的方法;對人類經濟復雜系統用二維的、三維的“結構分析”方法進行分析，就像用牛頓定律對量子現象進行分析，是方法和對象的不對稱，根本不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但林毅夫帶有“結構”字眼的“新結構經濟學”在對市場經濟進行結構分析時，竟然沒有做到五度空間分析;其對經濟結構的分析是平面二維的，甚至沒有達到三維空間的要求。這樣平面的、片面的“結構分析”只能得出片面的結論，不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如果說簡單系統在其所屬的復雜系統中只不過是要素，那么二維空間、三維空間在五度空間整體框架中也只不過是要素，構不成完整的結構，因此從本質意義上對社會經濟現象這一復雜系統的二維、三維空間分析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結構分析，而仍然屬于要素分析。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不是真正的結構經濟學，只不過是要素經濟學，或打著“結構經濟學”旗號的要素經濟學、解構經濟學。解構經濟學就是線性經濟學，滲透在線性經濟學后面的是線性思維方式，也就是他自己講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思維方式。

　　林毅夫之所以把結構分析變成了平面線性分析，根源在于，在他的“結構分析”中，沒有時間、空間、層次的對稱分析;在他的“結構分析”中時間維、空間維、層次維是脫節的。林毅夫：“舊結構經濟學倡導的經濟政策是違背比較優勢的，它建議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過直接的行政手段和價格扭曲來優先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新結構經濟學則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認為政府應該解決外部性問題和協調問題，以幫助企業進行產業升級。”(22)林毅夫在這里把政府直接的行政手段和價格扭曲劃等號，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和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對立起來，是小商品經濟的思維方式。在小商品經濟時期，市場和政府是外在的;政府的行政“干預”確實會扭曲價格。在知識市場經濟時期，市場本身已經立體化、整體化，政府客觀上已經成為完善的市場體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前期投入大、見效周期長、風險系數高，如果沒有政府扶持民間創新—創造—創業，只能靠市場來換技術。而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市場換技術的結果，就是市場丟掉了而技術卻沒有換回來。因此林毅夫歷來主張的“市場換技術”這套路行不通;而要走自主創新這條路，離不開政府政策、資金、行政扶持。這時政府的行政支持不是扭曲價格，而是社會創造價值的必要環節。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而不是價格機制。在小商品經濟時期，“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通過“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格機制”近似表現出來，但并不等于市場的核心機制就是價格機制。在知識市場經濟時期，由于市場的立體化、整體化，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得到直接表現。此時如果再秉持“市場的核心機制就是價格機制”的過時觀念讓價格自由放任，只能放任投機者借助金融衍生品工具興風作浪，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甚至全球經濟危機，政府控制市場、“扭曲”價格就是價值機制的必然表現，也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轉的必要環節。這里“扭曲”的是投機產生出來的不正常價格，維護的是價值及價值正常表現的正常價格。如果說，在小商品經濟時期把政府排除在“市場”之外有近似的真理性，對小商品經濟的結構分析大體可以把政府作為外部因素來考慮，那么對現代知識市場經濟的結構分析把政府打入市場外部性的“冷宮”就有點不合時宜。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若想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是不可能成功的，這是由其要素稟賦結構所內生決定的。對于發展中國家競爭性市場中的企業來說，資本的稀缺、軟件和硬件基礎設施的落后，都使得資源從已有產業向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重新配置無利可圖。”(23)在這里，林毅夫根據新古典方法以“有利可圖”作為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提升的必要條件，以“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作為發展中國家“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然后得出結論發展中國家必須以“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作為產業結構提升的必要條件。林毅夫的這個三段論推理，大前提、小前提都是錯的，所以結論無疑是錯的。首先大前提錯誤。產業結構提升的后面是技術的提升，技術提升的后面是科學的發展。人類歷史上任何大的科學革命都會帶來技術的發明創造、社會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產業結構的提升。而科學家、發明家的發明創造絕大多數不是出于狹隘的金錢利益動機，而是出于好奇、興趣愛好和自我實現的追求。瓦特發明蒸汽機及因此帶來的人類工業革命，其動機并不是出于林毅夫的“有利可圖”;人的好奇心和自我實現的追求是人的主體性的表現，也是人類發明創造的最深層的原動力。人的主體性確實是科學的結構經濟學中不可或缺的環節，正是對人的本性缺乏深層次的分析、主體性的缺位導致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得出錯誤的結論。

　　其次小前提錯誤。即使根據新古典邊際方法，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也顯示出主體的缺位與時間維的缺失。知識經濟時代的邊際效率規律與工業經濟時代的邊際效率規律有不同的內容與表現形式。如果說，工業經濟時代的邊際效率規律以平均利潤率為參照，那么知識經濟時代的邊際效率規律往往是以常態化的超額利潤率為目標。如果說，平均利潤率建立在“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之上，那么，超額利潤率只能靠整體創新——知識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來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其中知識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是有機整體，認為僅僅靠技術創新就能提高產品附加值是不現實的。整體創新靠什么?靠人的主體性，靠國民創新體系，而不是靠比較優勢!由整體創新產生的、常態化的超額利潤率雖然也符合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家的行為取向，然而卻是一般均衡論無法解釋、新古典經濟學無法兼容的。所以，即使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企業要獲取最大化利潤也不一定非要靠“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企業獲取利潤最大化的邊際主義原理也必須在主客體對稱的經濟學范式框架中才能得到充分展開。如果說，發展中國家企業靠“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獲得平均利潤使發展中國家只能跟在發達國家后面一步步爬行，那么靠整體創新使企業獲取超額利潤，發展中國家就能獲得超速發展。因此，即使按照林毅夫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也不是靠“比較優勢”獲取平均利潤的資本積累，而是靠整體創新獲取的超額利潤。林毅夫根據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能靠“要素稟賦”、“比較優勢”逐步積累資本跟在發達國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說明其觀念仍然停留在工業經濟時期，他的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無法與時俱進對知識經濟和傳統經濟作出統一說明。這說明了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歷史局限性，說明了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基礎上的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歷史局限性，說明了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基礎上無法建立真正科學的結構經濟學。

　　林毅夫所謂落后國家向發達國家發展靠的就是“有利可圖”、以利潤為唯一目標、指標和發展動力，說明他的發展經濟學實際上只是增長經濟學。發展是立體的、五度空間的，而增長只是平面的、線性的。發展經濟學需要結構分析，而增長經濟學只需要平面分析。發展經濟學注重規模分析，增長經濟學注重邊際分析。發展經濟學注重邊際效益分析，增長經濟學注重邊際效率分析。即使拿西方新古典經濟學擅長的微觀經濟分析來講，經濟發展也不是僅僅遵循邊際效率規律，而是更多遵循邊際效益規律。企業的規模化、多元化生產、名牌戰略，科學家的跨學科研究，名人效應的跨領域移植等等，追求的就是邊際效益而非邊際效率。

　　我國改革的“紅利”就是創新——包括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紅利”而不是比較優勢的“紅利”，市場實質上就是主體與客體、相對主體與相對客體之間的價值關系，市場就是價值之間發生關系的平臺，發展經濟學要求用主客體的對稱分析代替純客體的線性分析，用五度空間分析代替平面二維分析，用復雜系統論分析代替還原論分析，用規范分析代替實證分析，用規模分析代替邊際分析，用“邊際效益分析”提升“邊際效率分析”，用價值經濟學代替價格經濟學，用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成為市場的核心機制，用國民福利體系代替GDP增長體系，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代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用科學發展代替增長。秉持線性思維方式不可能建構真正的發展經濟學。林毅夫把新古典經濟學的交換價值和價值劃等號、價格機制作為市場核心機制的一般均衡論“原理”一竿子插到底，不但把價格機制作為微觀經濟領域的核心機制，而且把價格機制作為宏觀經濟領域的核心機制，不但作為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機制而且作為宏觀經濟學的核心機制，不但作為結構經濟學的核心機制而且作為發展經濟學的核心機制。這是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錯誤出發導致對經濟發展的結構分析中犯了層次混淆的錯誤。如果說，把價格機制作為微觀經濟的核心機制尚有近似的真理性，那么把價格機制搬到宏觀經濟領域作為核心機制則是絕對錯誤。在宏觀經濟領域明顯地必須以價值機制而不是價格機制作為核心機制;如果說，決定企業是否投資的主要目標是利潤，那么決定經濟發展、特別是可持續發展的，則只能是對整個社會有效益。能夠保證落后國家技術更新、產業升級、增長方式轉變、發展模式轉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全社會創造出來的福利總和無論是量還是質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每個企業的利潤相加，其中看起來“無利可圖”的空缺部分應該主要由政府來填補，僅僅靠“唯利是圖”的企業根本不可能做到。這對于以新古典經濟學為方法論原則、把政府定位于市場外部性的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而言無法理喻也無法兼容，所以林毅夫只好把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唯利是圖的企業，把企業發展經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發展“有利可圖”的產業，把發展“有利可圖”的產業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換技術”上面，最后得出中國只能靠賣地炒房增長GDP、做“世界工廠”來跟在西方發達國家后面一步步爬行“發展”的“發展經濟學”結論。這樣的“發展經濟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發展經濟學而只是增長經濟學。

　　林毅夫之所以把價格機制作為發展經濟學的核心機制，把利潤作為發展的唯一目標、指標和發展動力，是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發展，而把發展定義為增長。什么是發展?發展是社會全面的進步，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生態文明的進步、人的素質提高與德智體能全面提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發展相對于增長而言。增長狹義指的是按GDP來計算的經濟總量增加、經濟規模擴大。增長是直線的，發展是系統的、對稱的。經濟總量增加、經濟規模擴大有兩種途徑：外延擴張與內涵深化。隨著生產的社會化、知識的功能化與社會的經濟化，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在內涵和外延兩方面逐步趨同，GDP增長已經不能全面真實反映經濟增長，即使經濟增長也離不開社會的整體發展;用GDP來計算經濟增長、衡量社會發展已經落后于時代的要求。發展是價值的發展不是金錢的增長，是效益的發展不是效率的增長，是全面的發展不是片面的增長，是辨證的發展不是線性的增長。林毅夫：“發展經濟學的現狀和全球危機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嚴重影響都強烈呼喚著一個新的框架來思考發展的問題。新結構經濟學所提出的研究議程應該能夠豐富人們的研究，深化人們對經濟發展本質的理解。這將有助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實現動態的、可持續的、包容性的經濟增長，并消除貧困。”(24)但按照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一般均衡論和價格經濟學基礎上的“新結構經濟學”，以利潤多少積累資金快慢來衡量“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并制定“發展戰略”的“新的框架”，并不能正確思考發展，更不能深化人們對經濟發展本質的理解。正好像建立在一般均衡論和價格經濟學基礎上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無法真正容納幸福經濟學，建立在一般均衡論和價格經濟學基礎上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框架中的“發展”、“發展經濟學”也只不過是“皇帝的新衣”。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只有“增長”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如果有也只不過是名詞而在概念上仍然是“增長”。“包容性增長”這一概念最早由亞洲開發銀行于2007年提出，主要內容是通過擴大公共品范圍，創造更多的生產性就業崗位、確保機遇平等、減少風險、縮小收入差距、消除兩極分化、使最弱勢群體的基本權益得到保護，把經濟發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讓普通民眾受益。包容性增長最基本的含義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核心是機會平等。目的是完善市場經濟形態，“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會和經濟協調穩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包容性增長”概念所包含的社會理念及其經濟學基礎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會對稱發展的經濟學同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產業化、包括公共產品產業化的政策建議及其理論基礎一般均衡論、價格經濟學、GDP經濟學是根本對立的，也同林毅夫以利潤為導向、價格為核心機制的“比較優勢論”根本對立。“包容性增長”是“增長”向“發展”轉化的過渡概念，通過這個概念展示了“發展”概念和“增長”概念的本質區別，揭示了經濟GDP增長向經濟對稱發展轉變、增長向發展轉變的歷史必然性，說明了中國“主流經濟學”秉持的GDP增長經濟學已落后于時代發展對經濟學發展的要求。

　　西方新古典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是根本對立的經濟學范式。林毅夫之所以把價格機制作為發展經濟學的核心機制，把利潤作為發展的唯一目標、指標和發展動力，還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發展經濟學，不是把發展經濟學定位于研究經濟發展一般規律的理論經濟學，而是把發展經濟學定位為研究不發達國家怎樣向發達國家轉變的決策經濟學、設想經濟學、方案經濟學、政策建議經濟學、利潤最大化經濟學。這就使林毅夫要建立“一個新的框架來思考發展問題”的“發展經濟學”的愿望心有余而力不足。沒有深厚的、扎實的理論經濟學功底而僅僅靠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建立發展經濟學，只能把發展經濟學建立在沙灘上。我們可以試對林毅夫以“新結構經濟學”命名的林氏“發展經濟學”本身進行結構分析。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目標如下：(1)建立一個分析架構，將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和基礎設施、發展水平，以及相應的產業、社會、經濟結構等因素考慮在內;(2)分析政府與市場在不同發展水平上的作用，以及從一個水平向另一個水平的轉換機理;(3)分析經濟扭曲出現的原因，以及政府為退出扭曲應該采取的措施。”(25)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目標結構有以下三個層次：一是“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和基礎設施、發展水平，以及相應的產業、社會、經濟結構”，這是經濟結構層面，雖然在這里林毅夫未窮盡經濟結構的要素選項，因而是不完整的經濟結構層面;二是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及轉換機理;三是政府為退出扭曲應該采取的具體措施。這“二”和“三”層面都是政府行為層面，屬于要素或經濟現象層面。按照系統論的分層法，一個完整的經濟系統應該有以下六大層次：經濟現象、經濟結構、經濟趨勢、經濟周期、經濟規律、經濟本質。真正的結構經濟學應該包含這六個層次的分析，實現從現象到本質的深化、本質到現象的展開、理論對實踐的指導，而政策建議只能是在從本質到現象的展開過程中，把握規律、預測趨勢、掌控周期。其中經濟規律和經濟本質的分析是結構分析的終點、政策建議的起點。而林毅夫在沒有經過經濟規律和經濟本質的分析的基礎上，直接跨階段進入了政策建議。在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目標結構的三個層次中最深層次的是經濟結構;而經濟結構離經濟規律間隔兩大層次，離經濟本質還差三個層次。這樣的政策建議基礎是不扎實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是要打折扣的。這說明，林毅夫并沒有把他的以“新結構經濟學”命名的發展經濟學定位于研究經濟發展的本質和一般規律。這不是發展經濟學，而是發展博弈學、發展政策學。這樣的“發展經濟學”不可能成為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基礎，也不可能作為科學決策的依據。這不是偶然的，因為整個西方經濟學在“拒斥形而上學”思潮和還原論思維方式支配下從來沒有把經濟學定位為研究經濟發展規律，因為它們根本就沒有經濟發展“規律”這個概念。不把經濟學定位為研究經濟發展規律，在研究經濟、市場經濟的靜態結構時尚可抓住一點不及其余，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說各的，各家各派都能混口飯吃而皆大歡喜。但一旦涉及到研究發展問題時，不把經濟學定位為研究經濟發展規律的“發展經濟學”恐怕只能捉襟見肘、漏洞百出、貽笑大方。研究發展卻不研究發展規律本身是一個悖論。事物發展的深層規律制約淺層規律;不研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從不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的特殊規律，不能從對策論的層次提出不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的戰略，只能從博弈論的層面提出不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的設想。這種低層次、現象學層面的遐想由于缺乏深層次的理論支持，很容易被事實所證偽。

　　真正能夠“豐富人們的研究，深化人們對經濟發展本質的理解”的“新的框架”只能是真正的發展經濟學。什么是真正的發展經濟學?真正的發展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發展規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互關系規律、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社會發展規律的經濟學。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不是發展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更不是發展經濟學的唯一內容。發展經濟學與增長經濟學相對而言。從經濟學的本義來講，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發展規律的，因此經濟學本來就是發展經濟學，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內涵和外延本來就是同一的。之所以發展經濟學會被當做只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因為增長經濟學的存在。傳統政治經濟學，包括西方現代經濟學，實際上都是增長經濟學。如果說，發展經濟學研究發展，那么增長經濟學就是研究增長。增長經濟學以一般均衡論為基礎，以價格為核心，以理性選擇為途徑，以資源配置為歸宿，以利潤增長、GDP增長、經濟總量增長、經濟規模擴大為目標，是指導經濟增長而不是指導經濟發展的經濟學。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一種新古典主義的方法來研究經濟結構的決定因素和動態發展過程。它認為一個經濟體的經濟結構內生于它的要素稟賦結構，持續的經濟發展是由要素稟賦的變化和持續的技術創新推動的……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國要素稟賦升級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時刻根據它當時給定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它的產業。經濟將最富競爭力，經濟剩余將最大，資本積累和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也將是最快的。為了讓一國的私營企業進入該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要素相對價格必須充分反映這些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同時這些要素價格只能在運行良好的市場上通過競爭來決定。因此，市場應該成為經濟的基礎性制度。”(26)據此我們可以斷定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范式框架是新古典主義的“價格均衡論”。隨著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從主觀價值理論、邊際主義理論演變為馬歇爾的“價格均衡論”，就把市場價值通過交換價值來實現的市場行為逐步演變為把價值完全等同于交換價值(價格)的馬歇爾“經濟學原理”，把市場經濟逐步演變為金錢經濟，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也就同時演變為一切向錢看經濟學的庸俗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的方法”就是線性思維方法，是把價值的創造生產實現是市場的原動力歸結為價格機制是市場的核心機制，用價格高低、“經濟剩余”即利潤多寡與“資本積累”速度快慢來衡量資源稀缺度和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程度，這種利潤導向的“微觀經濟學”在微觀經濟層面有正當性、合理性與近似正確性，不恰當地運用到宏觀經濟層面則只能是GDP導向的增長經濟學。用“新古典主義的方法”研究“結構經濟學”是方法和內容的不對稱，用“新古典主義的方法”建立的“新結構經濟學”只能是增長經濟學而不可能是發展經濟學。

　　經濟學范式決定經濟發展模式，利潤導向的西方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決定利潤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林毅夫根據他的西方新古典利潤導向的經濟學方法提出了發展中國家以利潤最大化為資源優化配置原則、實現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充分發揮的名為“發展”實為“增長”的“發展模式”，林毅夫把這種模式稱為“燕行模式”和“領頭龍模式”。林毅夫：“本書第三部分的標題所提到的‘燕行模式’和‘領頭龍模式’概括了許多信息。經濟發展是持續的產業和技術升級的過程，任何一個國家無論處于哪一發展階段，如果能積極發展適應自身比較優勢(由本國的優勢稟賦結構決定)的產業，都可以成功完成這一發展過程。發展中國家取得杰出增長表現的秘訣是利用后發優勢，興辦與本國要素稟賦類似的國家曾發展迅速的那些產業。通過有選擇地認真學習先進國家，后來者可以成功的模仿自18世紀以來已讓多個后進國家順利實現趕超的‘燕行模式’”。(27)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和發展程度進行先后順序的排列組合，和發達國家一起組成燕陣，領頭雁是發達國家(曾經的后進國家)，最落后的國家是雁尾，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的帶領下利用自身的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依次取得發展。林毅夫又進一步對“燕行模式”進行細化分析，在“燕行模式”里又分離出“領頭龍模式”，即同樣是跟在發達國家后面的發展中國家，其中跟得最緊的是“領頭龍”，它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起承前啟后的作用，隨著自身逐步向高端的發展為其他發展中國家騰出相對低端發展的空間，使其他發展中國家得以跟在“領頭龍”后面得到發展。這是典型的線性發展模式。不過承蒙林毅夫把中國定位于“領頭龍”。林毅夫：“世界經濟新增長極的出現，巴西、中國和印度等中等收入大國的崛起，憑借它們充滿活力的增長和巨大的產業規模，給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寶貴機遇。中國自身曾經是發展燕陣中的追隨者，正由低技能的制造業向資本和技術更密集的產業轉型，即將成為‘領頭龍’。這樣的轉型將釋放出接近一億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崗位，足以讓低收入國家目前的制造業就業人數增加4倍以上。其他中等收入增長極國家也表現出了類似的趨勢。低收入國家如果能夠制定并實施可行的發展戰略，抓住這一新的工業化良機，就可以踏上結構變遷的活力之路，成功實現減貧和經濟繁榮。”(同上)“如果發展中國家能順應自身的比較優勢，發掘后發優勢潛力，采納和適應新技術，則完全可以在未來數十年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和迅速增長……如果低收入國家的政府能采納新結構經濟學的建議，建立有利于自身比較優勢的私營部門發展的政策框架，填補領頭龍留下的空間，則有望在未來數十年里達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長速度。”(28)林毅夫在這里講增長速度，講“采納和適應新技術”，就是沒有講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技術創新。非但這樣，林毅夫還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邊際效率分析方法把先進技術的創新和使用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進行了明確分工。林毅夫：“對于技術引進，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借鑒或采用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從而將它們的劣勢轉變為優勢。與之相反，發達經濟體必須在全球技術前沿上進行生產，并必須持續在研發方面進行新的投資以實現技術創新。因此，發展中國家有潛力實現高于發達國家數倍的技術創新率”。(29)林毅夫在這里是把“世界工廠論”建立在“國際分工論”的基礎上，把“國際分工論”建立在新古典邊際效率分析基礎上;通過新古典邊際效率分析方法把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定格在“世界工廠”的位子上。不管林毅夫描繪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市場換技術”來取得的“高于發達國家數倍的技術創新率”的藍圖能否實現，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主義邊際分析方法和線性思維方式基礎上的“發展經濟學”顯然是簡單地把效率當作效益，把增長當作發展，把增長經濟學當作發展經濟學。按照林毅夫的發展路線圖，發展中國家即使能夠取得“高于發達國家數倍的技術創新率”和由落后國家的“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取得較高的邊際生產率與GDP增長率，人民生活水平也會得到較大提高，但永遠只能跟在發達國家后面一步步爬行。這顯然不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發展。發展不等于增長，真正的發展經濟學與增長經濟學不是同一個經濟學范式，各自的理論基礎、理論框架與核心內容都有本質的不同。真正的發展經濟學只能是揚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整體經濟學。作為整體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以經濟的整體發展規律為對象，以對稱發展觀為理論基礎，以價值機制為核心，以理性選擇和理性創造為途徑，以價值創造和資源再生為歸宿，以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提高為目標，是指導經濟發展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在發展經濟學看來，一國由“要素稟賦”決定的“產業比較優勢”不在于該國企業在進入該產業時的眼前盈利能力、暫時的資金積累能力、通過購買技術實現技術更新的能力，也不是靠引進先進技術提高技術創新率和邊際生產率，而在于該國整體發展的潛力、自主創新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和企業長期的盈利能力，在于該國通過暫時的“扭曲價格”變暫時不利的“要素稟賦”為長期有利的“要素稟賦”實現技術更新換代、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發展模式轉軌的跳躍式發展后來居上實現該國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結構經濟學，其邏輯結構是和經濟發展的實踐架構相對稱的;在經濟活動的主體與客體、物質與精神的相互建構中，實現經濟發展，體現經濟規律，展現經濟本質。經濟發展的結構是五度空間的結構，人類經濟發展在時間、空間、層次的相互轉化中實現，在五度空間相互轉化中實現的各國經濟發展軌跡是螺旋式上升與波浪式前進的非線性過程。人類率先進入農業社會的，不是當時畜牧業最發達的國家;工業革命之花之所以綻開在英國，不是因為英國當時農業最先進;而信息革命的機遇女神之所以靜悄悄地降臨自由女神的國度，也不是因為美國的工業發展程度高于英國。這種超越發展不見得完全是基于后來居上國家的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更多的是文化、制度、地理環境和人的主體性，其中制度變遷與技術創新起著更關鍵的作用;由各國結構變遷展開來的人類經濟發展的路線圖不是、也不可能是呈現出林毅夫的由“燕行模式”與“領頭龍”模式組成的直線，而是曲線。因此，林毅夫基于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的發展與他的“燕行模式”與“領頭龍”模式之間不對稱，他的結構經濟學理論與他的經濟發展模式邏輯上不兼容，與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也不吻合。發展經濟學的邏輯結構是五度空間的“全息元”;知識經濟時代在發展經濟學指導下建構起來的經濟發展模式應該是知識經濟(層次)、經濟全球化(空間)、各國國情(空間)、經濟現代發展趨勢(時間)的統一，是企業、市場、政府，要素、結構、功能的統一。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經濟學是知識經濟學而不是技術經濟學。重技術輕科學、重自然科學輕社會科學的傳統觀念，有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歷史的局限性。知識經濟時代，將是社會科學主導自然科學，科學主導技術，軟技術(同社會科學、思維科學對應的技術)主導硬技術(同自然科學對應的技術)。強調技術立國的日本如強弩之末，而注重知識創新的歐美則保持強勢就是證明。知識經濟的生命力，在于知識產業的龍頭化：用知識和知識產業來統馭和改造傳統產業，使第六次產業革命形成的知識產業同傳統產業之間從分離走向以知識產業為中心的統一，使傳統產業——工業、農業、畜牧業走向統一。知識是傳統產業統一的橋梁和紐帶。技術沒有共享性，知識有共享性，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通過知識創新帶動技術創新實現技術后來居上，把知識的層次性轉變為時間的跨階段發展。發展經濟學和創業學、經營學、管理學是統一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創業模式、經營模式、管理模式是統一的;當今時代發達的資本市場、企業家市場和企業孵化器可以輕易地解決具有市場潛力的新技術的企業化、產業化，使之轉變為生產力和經濟效益，靠自身資金積累達到一定規模后才進行創業使技術轉變為生產力和效益的做法已經過時。誠然，人類經濟增長方式依次經過資源(即林毅夫的“要素稟賦”)運營—產品運營—資產運營(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運營(金融產業)—知識運營(知識創新帶動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帶動傳統產業結構升級)，但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借助知識的共享性、信息高速公路和全球經濟的普遍聯系，具體某個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通過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實現跨階段或濃縮某個階段的時間段取得跨越式發展，使中國這樣的勞動力密集型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實現勞動力密集、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統一。新農村建設包括知識農業與農村城鎮化建設就可以做到勞動力密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的統一。發展中國家政府從政策、資金、人才、基礎設施、法制誠信環境方面扶持創意—創新—創造—創業工程，是發展中國家技術更新、產業提升、超越發展的必要環節乃至主導環節。在此過程中政府逐步從市場外部性轉變為市場內部性是自然歷史過程。發展本來就是解決外部性問題。解決“市場失效”的根本途徑，是把政府宏觀調控定位于市場調節之中而不是之外;政府扶持創業工程、促進技術創新與技術轉化、優化提升社會產業結構的目的不僅僅是提高企業邊際效率或為企業資金積累提供外圍環境服務，而是提高整個社會發展水平與福利水平。發展只能是五度空間的，具有時間空間層次統一結構的經濟本身不可能是按照新古典邊際效率視野線性發展的;冠以“結構經濟學”名號的發展經濟學不但離不開經濟結構的分析，而且離不開本身的結構分析，離不開經濟學、創業學、經營學、管理學、創業工程相互關系的結構分析，打著結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旗號的所謂“世界工廠論”、“要素稟賦論”、“勞動密集論”、“比較優勢論”等理論背后的新古典線性發展觀和線性發展模式不可能解釋經濟現象、認識經濟規律、揭示經濟本質、指導經濟發展。這就是林毅夫“此次全球危機以其巨大的金融、經濟和人力資本代價，也未能幫助其找到原因”(30)的原因。

　　引文出處

　　(21)(22)(23)(24)(25)(26)(29)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9，P25,25—28，37，38，5，5—6

　　(27)(28)(36)(37)(38)(39)(41)(42)(43)(44)(45)(46)(47)(48)(49)(51)(53)林毅夫：《從西潮到東風》，中信出版社，2012.9，P112—113，108， XX11—XX111，009，157,201，205—212，188

　　—189，193，075，101—102，XXX,055—059，037，188—189，093—101，202

　　(40)鳳凰網http://survey.news.ifeng.com/result.php?surveyId=17523

　　(50)(52)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9，P202,195.

　　⒆⒇(30)林毅夫：《繁榮的求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9，P14，11，269

　　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年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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