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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清:終結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話語權(十二)——評林毅夫的經濟學研究方法(二)

陳世清 · 2014-04-15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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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邏輯是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

  中國經濟是主體經濟

  提要:如果否認發展中國家的主體性——國家與國民的自覺能動性,把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提升、增長方式轉變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純客體的“要素稟賦”上面,那么只能跟在西方發達國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而要理解這一點,又必須靠對稱的、五度空間的思維方式。

  對稱經濟學是發展經濟學而非增長經濟學。增長經濟學著眼于經濟總量的增長、經濟規模的擴大,發展經濟學著眼于國家、民族主體性的增強,人的全面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主客體對稱的對稱經濟學看來,經濟全球化并不否認國家、民族的主體性;相反,經濟全球化以國家、民族的主體性為前提。產業結構由勞動力密集為主向資本密集、知識密集為主的提升,增長方式由產品運營為主向資產、資本、知識運營為主的轉變,既是人類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向,也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必由之路;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更自覺地、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上述發展轉變過程,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而是必然的。問題的關鍵,是使這必然性轉變為現實性,要靠發展中國家的主體性——國家與國民的自覺能動性。如果否認發展中國家的主體性——國家與國民的自覺能動性,把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提升、增長方式轉變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純客體的“要素稟賦”上面,那么只能跟在西方發達國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而要理解這一點,又必須靠對稱的、五度空間的思維方式。之所以經濟學界普遍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解釋不了中國經濟,是因為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與其說是例外,還不如說是經濟發展五度空間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間的思維方式才能與經濟發展的典型現實相對稱。根據五度空間模式,經濟全球化與國家經濟主體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是雙向同步過程。西方經濟學家在解釋中國經濟現象時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礙——思維方式同客觀現實的不對稱。西方經濟學的主體性和邏輯性是對立的。有邏輯則無主體、有主體則無邏輯,是西方經濟學形式邏輯基本思維方式帶來的悖論。新古典經濟學的線性思維方式,使其內容和形式、觀點和方法、理論和實際不對稱,整體上滯后于西方經濟的發展,不能解釋、指導經濟的發展;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更是一種誤導。由于林毅夫秉持西方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學線性思維方式與經濟學范式,所以他無法正確定位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經濟發展路徑,無法正確定位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的關系,無法正確定位中國國家的主體性——國家與國民的自覺能動性在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林毅夫:“發展中國家在產業、技術結構上以及社會、政治制度上和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距,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技術以及制度看起來都比發達國家落后,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成為發達國家,產業、技術水平的提升以及社會、政治制度的變革都是必須的,但是,一個國家的產業、技術結構是內生于這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的,如果不提升這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而試圖去提升這個國家的產業、技術結構,結果就是拔苗助長的趕超。”⑨林毅夫:“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產業會有競爭力,企業靠自己改善經營管理就可以獲得正常利潤,政府可以減少補貼,社會可以積累更多的財富;而按照趕超發展戰略,經濟就會變得沒有效率,還會引發各種社會問題。……在分析問題時,需要看到短期和長期的差別。假如現在有兩個發展中國家,初始的經濟規模一樣大,一個國家采用違背比較優勢的趕超戰略,一個國家采用遵循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在短期內之內,采用趕超戰略的國家重工業確實會迅速建立起來,滿足了很多剛剛獨立的或解放的發展中國家希望快速實現‘富國強兵’的愿望,但是從長期、動態的角度看,這個國家所創造的剩余卻很少,因為它所扶持的產業即使有剩余也是從其他部門里轉移過來的,而真正能夠創造剩余的產業卻因為得不到資本而難以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由于資本得不到積累,經濟規模也就擴張得非常緩慢,甚至出現停滯和危機,所以趕超戰略支持的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而像上面講到過的,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國家因為創造了很多的剩余,經濟規模也擴張得非常迅速。”⑩看來林毅夫“比較優勢論”的立足點是“經濟規模”,參照系是經濟規模“擴張得非常迅速”還是經濟規模“擴張得非常緩慢”,實現經濟規模的機制是價格、利潤與資本積累。這只能說明林毅夫“比較優勢論”的經濟學范式是增長經濟學而非發展經濟學。

  在對稱經濟學看來,客體是要素,主體也是要素,而且是最重要的要素。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改革開放意味著以往建立在經濟、超經濟強制基礎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得到擺脫。人的主體性,是生產力發展的根本標準與動力。改革開放以來的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以金錢為代表的物質財富的增加;在這樣的“經濟學”的引導下,不是使財富成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為財富的手段;不是使經濟發展成為人全面發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手段,從而使財富增長與經濟發展越快,人越成為財富與經濟的奴隸。殖民主義的要害與危害,就是摧垮我國民族的主體性。如果說,近代殖民主義的本質表現是搶占地盤,現代殖民主義的本質表現是經濟侵略,那么當代殖民主義的本質表現是對我國的經濟文化統治。主流經濟學用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主體性,用出口導向型、勞動密集型、資源配置型、世界工廠論來單向定位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長、經濟規模的擴大與資本的快速積累,只會使中國經濟在變幻莫測的世界經濟波動中處于危險的境地。只研究經濟發展、不研究人的全面發展,是主流經濟學的模型不具備解釋力、不具備指導力的根本原因。對稱經濟學范式與主流經濟學范式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把后者顛倒了的主客體關系再顛倒過來,實現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的統一、以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的統一,把主體素質特別是創新能力的提高、人的全面發展放在經濟發展的首要地位。這既是生產力發展的邏輯的要求,也是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歷史要求,因而體現了主體性與科學性的統一。

  在對稱經濟學看來,客體是要素,文化也是要素,而且是更重要的要素。要素稟賦論與比較優勢論是否正確,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比較優勢;搞清楚什么是比較優勢的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比較優勢的思維方式。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是什么,不同的思維方式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那么,我們考察比較優勢的正確的思維方式是什么?是牛頓力學的線性的、純客體的、還原論的思維方式,還是量子力學的主客體統一的、整體論的思維方式?中國“天人合一”中所蘊含的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相對稱的思維方式——對稱邏輯,對于建立對稱經濟學與對稱經濟模式有著先天的優勢。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奠定了經濟學形而上學——對稱哲學的方法論基礎;對稱哲學,則奠定了對稱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對稱經濟學,是對稱的經濟發展觀的理論依據;以對稱的經濟發展觀為指導,可以形成對稱管理學、建構對稱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先天優勢之所以能轉變為后發優勢,就是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碰撞,產生出五度空間的、對稱的、系統論的思維方式,并以此為出發點,進行哲學的、經濟學的、管理學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創新,并帶動制度的、管理的、技術的、產業的創新。通過這些創新,可以使中國經濟后來居上。中國經濟之所以是對稱經濟,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是對稱文化。而中國經濟之所以有可能后來居上,是因為中國經濟是對稱經濟。中華民族的對稱思維方式是中國主要的要素稟賦,也是中國主要的比較優勢。很可惜秉持西方實證主義思維方式的林毅夫先生看不到中國這方面的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

  在對稱經濟學看來,要素有稟賦,結構也有稟賦,而且是更重要的稟賦。單個資源必須放在整個社會系統的環境中定位,才能真正做到最佳利用。在知識經濟時期與對稱經濟學范式中,從宏觀來看的國內國際經濟結構是五度空間的,而不是平面二維與三維空間的。在社會經濟化、經濟社會化的今天,要用系統論來揚棄還原論,用社會經濟系統工程定位要素稟賦。勞動力密集這個要素不可能單獨發揮作用;與勞動力密集這個所謂比較優勢相配套的,是資源密集,而我國恰恰是人口平均資源貧乏的國家,用勞動力密集這個要素稟賦產生的“比較優勢”發展出口導向勞動力密集型經濟,只能造成我國資源枯竭。這說明:從某個要素看的比較優勢,從結構上看很可能恰恰是比較劣勢。用某個要素來說明比較優勢形成模式發展產業,其結果很可能不是揚長避短,而是揚短避長。要素稟賦最重要的是結構,比較優勢最重要的是結構,轉型經濟最重要的是結構。所謂結構優勢,就是生產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結構從不對稱向對稱、消極對稱向積極對稱轉化,在此過程中使人的素質和要素稟賦二者都得到提升,實現勞動力密集和知識密集的統一、勞動力密集和資源再生性開發的統一。對稱結構,是轉型經濟的最深層機制。知識經濟使經濟全球化、生產社會化程度得以按幾何級數增長,這種按幾何級數擴大的生產社會化本身就可以使價值得以擴大、提升、再生。因此,知識經濟以放大的形式,使資源的再生優于資源的配置、資源的配置從屬資源的再生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得以展示和充分發揮。轉型經濟不但表現為經濟活動中知識運營、生產社會化所帶來的資源再生,而且表現為思維結構、社會結構、企業結構、生產結構的對稱、有序、優化組合所帶來的資源的裂變、再生與生產力的幾何級數增長。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關系不僅僅是民間與政府、企業與產業的關系。從結構上看,市場除了民間與政府、企業與產業的關系以外,還有物質生產力與精神生產力、物質經濟與精神經濟、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關系;在性質上,還有財富與幸福的關系;在空間上,還有企業、產業、區域經濟同全球經濟的關系;在時間上,還有配置與再生、生產周期與循環經濟的關系。在配置經濟學看來,比較優勢是要素概念;所謂比較優勢,就是從諸如人口、勞力、資源、成本等要素考慮的比較優勢;其定位是純客體的。在再生經濟學看來,比較優勢是結構概念;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可以通過主體對客體的整合,使區域的空間結構與時間結構顯示出優勢,其定位是主客體的統一。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互補性強,經過協調就可以門類齊全、結構完整、化劣為優;我國改革開放發展是一個從本土化到國際化、從區域經濟到全球經濟的層層遞進、逐步演化的連續的過程,從本土化、區域化到國際化是中國全球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這個時間結構可以使中國經濟在本土化基礎上國際化、主體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經濟危機中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從而顯示出時間結構優勢。時間結構優勢與空間結構優勢二者是統一的:中國的比較優勢就是通過時間結構優勢展開為空間結構優勢,用空間結構優勢提升時間結構優勢。大中華經濟圈使中華民族的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得以有機結合,經濟潛力得以充分發揮,使中華民族得以再次騰飛。這說明:只有用五度空間的思維方式,才能完整把握經濟系統,才能給經濟系統中每一個要素與關系以合理定位,建立合理的結構,形成真正的比較優勢。

  增長經濟學以“要素稟賦”為核心概念,發展經濟學以“經濟主體性”為核心概念。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比較優勢只有通過對外貿易才能實現。如果一個國家以比較優勢作為經濟增長的立足點,那么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只能是外向型增長模式。可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驗證明:外向型增長模式只能帶來國內資源枯竭、商品匱乏、

  物價上漲、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出口產品換來的大量外匯隨著美元的不斷貶值而不斷縮水,靠血汗工廠、廉價勞力生產的產品等于白送人。市場讓出去了,技術沒有換回來;相應國內的國民創新體系卻受到“比較優勢論”、“市場換技術”理論及根據這種理論制定出來的各種政策、特別是教育產業化政策的沖擊而不斷萎縮。事實證明:建立在“比較優勢戰略”基礎上的出口導向型勞動力密集型經濟增長模式是舍近求遠、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的增長模式,是典型的泡沫GDP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發展的、跛腳的增長模式,是一條與我國大國地位和真正的“要素稟賦”特征極不對稱的、畸形“發展”的模式。實踐證明: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擴大是以犧牲民族的與企業的經濟主體性為代價,那么其增長將是不可持續的。如果一國離開客體要素稟賦就沒有比較優勢,就會使出口產品競爭力下降,就會引發國內經濟不景氣、產業結構不能升級,那只能說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本身就有問題。全球化對不發展國家是有利還是不利,關鍵在于不發達國家的主體性發展程度。像我們這樣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內市場最大、產業結構最齊全、產品門類最完整、各地區各具特色又發展嚴重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的主體性,應該包括創新—創造—創業機制暢通靈活的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產業結構完整的經濟體系、核心技術保密體系、金融危機防范體系、糧食危機防范體系、戰略物資儲備體系、內需導向型市場體系、民生保障體系、各區域優勢互補體系,以及為建立這樣的體系所必須的強有力的政府宏觀調控能力,而不是僅僅著眼于先天的和外國相比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也不是資本積累、GDP增長與經濟規模擴大的速度。民營企業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但作為國家和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如果不是從主體的角度來定位經濟體、定位經濟發展模式,那么就無從理解企業主體、區域主體、民族主體、國家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能理解國際經濟關系、區際經濟關系。要從主體的角度來定位經濟體,就不能以價格機制作為我國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而必須以價值機制作為我國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民族與國家的經濟主體性,既是價值的主體,也是價值機制的前提與組成部分。以價格機制作為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主流經濟學的要害,是打著經濟全球化、全球市場化、用價格機制“優化”配置全球資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價格機制來吞掉國家與民族的經濟主體性,把貧富兩極分化從國內擴大到全球;在全球“價格”機制的基礎上,把西方“價值”觀念和霸權主義通過“顏色革命”推廣到全球。配置經濟學——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機制一元化、利潤最大化、經濟規模最大化是西方價值一元化和把經濟全球化演變成世界單極化的理論基礎與理論工具。市場經濟是主體經濟,也是立體經濟。如果說,過去的計劃經濟是從宏觀方面違背了市場主體化、立體化原則,那么“世界工廠論”、“要素稟賦論”、“比較優勢論”則是在微觀產業層面違背了市場主體化、立體化原則。市場主體化、立體化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統一的基礎,也是對稱的經濟發展觀的基礎。只有對市場的立體的思維,各種對立才會揚棄、分歧才會趨同,各種意識形態才會被統一到科學的發展觀中,成為一元與多元相一致、絕對與相對相統一的完整嚴密的一般的、人類的經濟學科學理論體系對稱經濟學體系。

  引文出處

  ⑨林毅夫:《論經濟學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4,P77

  ⑩林毅夫:《中國經濟專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7,P133,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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