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中文網9日刊登報道《文件顯示摩根大通在華雇傭官二代事涉幕后交易》，詳細介紹摩根大通“為防止不合理雇用行為而設立‘子女’招聘項目，但最后卻把這個項目當成了與中國國有企業做生意的門徑”。如今年8月份媒體曝光的涉及這起調查的雇員，包括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的兒子唐曉寧和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的女兒張曦曦。兩人已先后從摩根大通離職。唐雙寧也缺席了今天(10日)光大銀行在香港公開招股的記者會。唐雙寧在記者會上播放的一段視頻中稱自己在北京有高層會議，故不得不缺席記者會。

　　以下為《紐約時報》中文網報道部分內容：

　　聯邦當局獲取的機密文件提供了有關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雇傭中國統治精英子女的決定的新情況（見相關新聞）。當局獲得的電子郵件顯示，該銀行把一次顯眼的聘用同來自中國一家國企的“現有及潛在商機”聯系在了一起。

　　相關文件還包括多份電子表格，這些表格列有該銀行將雇傭行為轉化成商業交易的“業績記錄”。這些文件提供了迄今為止有關摩根大通“子女”招聘項目最詳細的記錄，該項目是聯邦當局持續數月的一起賄賂案調查的核心內容。

　　這些電子表格和郵件是摩根大通最近交給當局的，它們顯示該銀行為防止不合理雇傭行為而設立了該項目，最后卻把這個項目當成了與中國國有企業做生意的門徑。中國的國企普遍借重華爾街銀行的幫助發行股票。

　　《紐約時報》查閱了相關文件的副本。這些文件顯示，在該銀行位于香港的總部，這種雇傭行為似乎是公開的秘密。

　　在一封提及“現有及潛在商機”的郵件中，摩根大通駐香港的一名高管強調指出，某應聘者的父親是國有金融集團中國光大集團的董事長。

　　這名高管還盛贊該雇傭項目的整體好處，并在另一封郵件中告訴同事：“你們都知道，我一直非常看好‘子女項目’，它幾乎能直接為我們贏得”為中國企業提供咨詢服務的業務。在這些文件曝光之前，此類雇傭行為與商業交易之間存在聯系的跡象還沒有這么明顯。

　　除相關文件外，對摩根大通在崗及以往雇員進行的采訪表明，該銀行內部或與該行有往來的一些人對這一雇傭戰略很憤怒。至少有兩名舉報者曾對此提出質疑，其中一人在2011年4月向香港股票交易所提起了訴訟，另一人則在今年向美國當局舉報了該項目。2011年12月，摩根大通一名級別較低的駐香港銀行員工從該行辭職，并在一封郵件中寫道，“我覺得，我的家庭無法提供其他一些人的家庭向你提供的助力：為公司帶來他們家控制的生意。”此事突顯了這方面的擔憂。

　　摩根大通尚未被控行為不當。對一些無權公開發言的調查知情人士進行的采訪表明，在聯邦當局將雇傭行為調查擴大到其他至少五家在中國做生意的華爾街銀行之際，針對摩根大通的調查可能會成為一個樣板。由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簡稱SEC)發起的這些調查還處在早期階段，調查涉及花旗銀行(Citigroup)、瑞信(Credit Suisse)、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這五家銀行都拒絕置評。

　　摩根大通銀行正在配合由SEC和美國布魯克林檢察官辦公室實施的政府調查，這兩個機構正在調查該行是否從事了用工作機會向中國國有企業換取咨詢業務合同的不當行為。中國經濟受到嚴格管制，規模最大的許多企業都是國企。

　　尚無跡象表明，摩根大通紐約總部的高管對相關文件中描述的雇傭行為知情。當局或許會最終認定，該行的雇傭行為雖然冒進，但并未越過法律界限。

　　摩根大通拒絕置評。

　　SEC和布魯克林的檢察官也拒絕置評。

　　此項調查范圍頗廣，突顯相關雇傭行為在中國可能已經變得相當普遍。20年來，華爾街銀行一直在中國尋覓所謂的太子黨，將高官的家人和朋友變成銀行的雇員和顧問。

　　《紐約時報》查閱的相關文件和進行的采訪表明，摩根大通的一些高管覺得，該行必須加緊行動，與已在中國站穩腳跟的華爾街對手競爭。摩根大通可能采用了對手的一些雇傭策略，甚至與對手共用雇員和顧問。

　　采訪表明，為提升自己在中國的地位，摩根大通于2006年雇傭了Fullmark Consultants公司，后者與瑞信也有業務往來。Fullmark公司從摩根大通獲得了一份每月7.5萬美元(約合46萬元人民幣)的兩年期合同。

　　SEC和檢察官正在依照1977年頒布的《反海外腐敗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進行調查。該法規定，美國公司不得為在招攬業務時獲取“不正當優勢”而向外國官員贈送“任何有一定價值的東西”，否則就是違法。近年來，聯邦當局采取了更強硬的立場，把矛頭對準了涉嫌從事帶有“腐敗意圖”的活動，或是企圖用工作機會換取政府業務的美國企業。

　　尚不清楚摩根大通是否曾與中國政府官員達成提前協議。《紐約時報》查閱的記錄并未表明相關雇員不符合聘用條件。相關文件以及對在崗和以往雇員進行的采訪顯示，摩根大通之所以于2006年創設“子女項目”，初衷是讓雇傭行為受到更嚴格的審查。

　　但是，到了2009年，“子女項目”已為相關職位候選人提供了成為公司雇員的捷徑。相關文件顯示，和普通初級員工相比，來自中國顯赫家族的應聘者面臨的標準不那么嚴格，需要面試的次數也更少。

　　摩根大通還曾提議為“全職工作的關系戶”設立另一個項目，該項目可以給關系過硬的雇員提供價值7萬至10萬美元的一年期合約。內部文件稱，這個項目或許可以帶來“通往商機的清晰聯系”。

相關新聞：

外媒：美國證監會調查高盛等五家投行在華“官二代招聘”

　　據香港《南華早報》9日報道，繼摩根大通因在華雇傭中國高官子女及親屬被調查后，華爾街投行高盛、德意志銀行、摩根斯坦利、花旗集團和瑞士信貸銀行日前也受到美國證券交易監督委員會(簡稱證監會，SEC)的調查。此舉或將曝光華爾街銀行與中國官員子女之間關系的不光彩一面。

　　美國證券交易監督委員會正在調查上述六家投行的這種做法有否違反反貪污法。

　　《紐約時報》7日報道稱，SEC近日從摩根大通獲得了其在華“官二代招聘”的相關機密文件。文件中的電子表格和電子郵件顯示，摩根大通先是設立了一個項目禁止此類“官二代招聘”，最終卻將其視為跟中國國企做生意的敲門磚，這些國企一般都會通過華爾街的投行發行股票。

　　《紐約時報》稱，在摩根大通的香港總部，雇傭“官二代”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今年8月份，媒體曝光涉及這起調查的雇員包括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的兒子唐曉寧和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的女兒張曦曦。兩人已先后從摩根大通離職。

　　對此，摩根大通、花旗集團、高盛集團、美國證券交易監督委員會及美國司法部拒絕回應事件。德意志銀行及瑞信集團也沒有回應。

　　摩根大通現任及前任雇員向SEC透露，銀行內部一些人對這種做法頗為不滿。至少有兩人充當了“告密者”，一人于2011年4月向香港交易所舉報，另一人則在今年向美國當局揭發。一名在2011年12月離職的初級銀行家在辭職信寫道：“我覺得我的家庭無法像別人那樣幫您：把自己的家族生意帶給公司。”（新浪財經-2013年）

摩根大通雇傭中國高官子女獲非法利益被調查

       2013年8月18日，《紐約時報》報道，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動行賄調查，徹查摩根大通是否透過聘用內地高官的子女，協助公司獲取利益豐厚的生意。

　　紐約時報引述政府秘密文件報道，其中一個個案涉及前銀監會副主席、現任光大集團主席唐雙寧的兒子唐曉寧。當唐曉寧加入摩通后，公司就獲得光大集團數宗重要生意，包括為光大的子公司上市提供意見。此外，摩通在中鐵(00390)選擇該行擔任H股上市顧問前，聘請了前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曙光的女兒，而張曙光于2011年被停職審查。據了解，兩名高官子女已經離開摩通。

　　然而，報道稱政府文件沒有顯示摩通的聘用政策，與確保生意能力之間的關系，也沒有暗示所聘員工是不符合資格或幫助確保公司業務。而摩通亦未有被指控進行任何不良行為。摩通在8月公布的季度報告中提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曾向該公司索取有關雇用某些職員和一些生意關系的文件。摩通發言人稱，會完全與監管機構合作。

       相關文件與訪談顯示，紐約當局正在調查摩根大通在更大范圍內的賄賂問題，即該行是否曾以合同和工作為籌碼交換與中國國有企業的生意往來。

　　在給該行的機密信件中，Fullmark宣稱為其“進行引介，并拿到了”與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之間的生意。中鐵是為中國政府修建鐵路的建筑公司。2007年，中國中鐵首次公開發行，募集了約50億美元，而摩根大通就是承銷商之一。

　　過去20年，在中國運營的華爾街銀行和跨國公司曾尋求在其重大中國業務的交易中，聘請高官子女成員擔任雇員、顧問或合伙人。許多銀行毫不避諱地談論高官子女打開門路和解讀政策法規的能力。

　　摩根大通還將客戶的資金投資到了平安保險，并為這家大型企業提供顧問服務。今天，摩根大通代表其客戶共持有價值近10億美元的平安股份。

　　摩根大通還在2009年取得了為北京金隅(BBMG)的首次公開發行進行承銷的業務，北京金隅是中國最大的建材企業之一。

雇傭問題調查擴圍至整個亞洲地區

　　根據一份保密的政府文件顯示，在今年5月，美國證交會(SEC)反賄賂部門曾經要求摩根大通提供唐曉寧和張西西的相關信息。

　　據公開資料顯示，在唐曉寧2010年進入摩根大通之前，該公司與光大甚少有業務往來。而從2011年起，光大集團成為了該行的重要客戶。當年，摩根大通成為光大銀行上市的12家財務顧問之一，2012年則獲得了光大國際出售資產的大單。SEC將調查摩根大通雇傭唐曉寧的行為是否與兩家公司業務往來有關。

　　當前針對摩根大通在亞洲雇傭行為的調查范圍逐漸擴大，美國監管機構正對摩根大通在印度、韓國和新家坡的雇傭行為展開調查。

　　進行此次調查的有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Commission)、司法部(The JusticeDepartment)和一批國外專家。

　　美國監管機構的調查集中在該行的一個項目上，該項目在2006年建立，名為“子女”(Sons and Daughters)，旨在為精英階層的子女和朋友進入該行鋪路。

　　美國當局對亞洲市場的調查還處于初級階段，香港、瑞士和英國當局也在調查摩根大通的雇傭行為。

　　截至目前，摩根大通未對“雇傭事件”做出更多解釋。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美市場的投行業務遭受重創，很多跨國銀行都將投行業務重點移至亞洲市場，而“雇傭事件”的調查勢必會對摩根大通在亞洲市場業務的開展帶來很多不利的影響。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20131115/114217335418.shtml）

【附一】新華社：腐敗公關八種伎倆

　　http://oisum.com/Article/sichao/2009/09/2861.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8/08/content_3323637.htm

　　正如新華社評論所言，跨國公司一些所謂的危機公關，是“花錢買太平”，是典型的腐敗。而這種腐敗，大多以賄賂的形式存在。據民間調查，跨國企業在華行賄事件，近10年來一直上升，我國在10年內調查的50萬件腐敗案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為擴大中國市場，或是得到更多的土地、稅收優惠，或是得到更多采購機會，或者遭遇誠信危機，跨國公司便頻頻“公關”，主要對象是政府官員、國企管理人員或新聞媒體。據記者調查所知，跨國公司在華的公關腐敗，主要采取以下手段：

　　1、助學機會。

　　以友誼、鼓勵年輕人深造為幌子，為手握重權的官員子女提供出國條件。操作辦法是跨國公司給國外學校贊助，該學校給官員子女發獎學金，資助官員子女在國外上學、定居。

　　2、腐敗期權。

　　即官員大開綠燈時，跨國公司一點好處都不給。等該官員退休或下海后，再給他在公司弄個職位，給予高薪，或是以別的“合法”方式如“咨詢費”等加以補償。

　　3、關聯交易。

　　跨國公司與官員的親屬通過正常的生意往來輸送利益，賬面上看不出任何貓膩。

　　4、第三方轉賬。

　　跨國公司把錢存入國外銀行，存折銀行卡交給貪官信任的在國外的親屬或朋友，或是把財物存入銀行的保險庫。

　　5、虛擬職位。

　　銀行業最普遍。部分外資銀行為緩解吸存款的壓力和增長業務量，常常將一些高官或大型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領導者的相關親屬甚至是司機等，高薪聘請為高管甚至是副行長之職。

　　6、聘任顧問。

　　一些跨國企業為了拉到某項目的大單，會首先設立一個與主業毫無瓜葛的新公司，再聘請目標對象的相關領導人為顧問，發放上百萬元的年薪。

　　7、股權誘惑。

　　房地產業非常普遍。為拿到地塊，一些外資房地產公司會向公關對象承諾，在未來設立的某個項目公司中予以相應的股權。

　　8、廣告換平安。

　　獲悉某家媒體或數家媒體準備報道與己不利之事實，則采取通過專業公關公司收買媒體記者或報社管理層，通過廣告交換等形式換取暫時的平安。(許凱)

【附二】12萬離岸公司交易黑幕曝光 牽涉大批中國高官與富商

　　引言

　　4月3日，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獲得由告密者提供的一塊超過260G信息的硬盤。該硬盤存儲的信息涉及12萬個離岸公司和信托機構的秘密交易，其中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地區的一些高官與富豪也深涉其中。

　　英屬維爾京島是與中國牽扯最深的離岸公司注冊地之一，2010年是中國第二大境外投資者。離岸公司具有高度保密、減免稅務負擔、無外匯管制三大特點。很多官員通過持有秘密離岸公司來掩蓋腐敗行為。

　　學者江涌指出，在貪腐官員自認為“神不知、鬼不覺”接受跨國賄賂、在海外開設秘密賬戶的同時，這些官員、資料、賬戶都進入了美國情報機構的數據庫。美國在需要時就會將黑材料抖出來，這也是美國操縱中國的重要手段。

　　一塊硬盤撕開黑幕：或牽出大批中國高官與富商

　　從4月3日起，一塊存儲信息超過260G的硬盤，讓全球不知多少富豪恐慌不已。調查顯示，這塊硬盤存儲的信息涉及12萬個離岸公司和信托機構的秘密交易，其中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地區的一些富豪也深涉其中。業內人士分析，其中中國客戶涉及的不法交易恐怕也會因此曝光。

　　中國客戶設境外實體比例最高

　　在對澳大利亞一項涉及離岸公司及欺詐丑聞的調查中，記者獲得由告密者提供的一塊超過260G信息的硬盤。硬盤中有約250萬份文件，內容涉及包括英屬維爾京群島、庫克群島和新加坡在內的10個離岸地，包含超過12.2萬個離岸公司或信托的詳細信息。

　　據分析，這些泄密文件揭露了大量富豪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等“避稅天堂”開設離岸公司及銀行戶口的記錄，包括匯款、公司和個人之間的關系等數據和事實。這些信息使一些通過離岸金融公司受益的人浮出水面。

　　數據分析表明，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客戶設立境外實體的比例最高。其中，英屬維爾京島是與中國牽扯最深的離岸地之一，2010年是中國第二大境外投資者，僅排在香港之后。分析數據后發現，大部分在該島持有資產的人士都居于中國大陸、香港及臺灣，這也解釋了為何其會成為中國第二大境外資本來源。英國組織“稅制公義網絡”估計，全球有多達21萬億美元資產存放在離岸“避稅天堂”。

　　有官員借此掩蓋腐敗

　　從可確認離岸投資人的資金往來記錄中不難發現，一些企業交易人員通過使用離岸實體來資助金融欺詐項目，或者從他國大規模基建合同中獲益。同時，泄密文件還提供了一些金融犯罪案件線索。同時也有政府官員通過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持有秘密公司來掩蓋相應的腐敗行為。

　　根據調查，離岸服務機構在幫助客戶掩蓋信息時，要完成一系列程序。比如，離岸服務機構會編造出層次復雜的架構，囊括了信托、公司、基金、保險產品及所謂的“掛名”董事長和持股人。

　　許多國家開始調查犯罪者

　　據透露，某些離岸服務提供商通過揣摩中國客戶的心理狀態，調整其公司形象和宣傳口徑，提供“靈活”和便宜的離岸架構。某些被國際社會公認具有欺詐、逃稅甚至有更嚴重刑事責任的離岸架構，可能被售賣給中國客戶。

　　隨著涉密信息不斷披露，牽涉其中的中國客戶的不法信息也會逐漸浮出水面。這些暴露在陽光下的姓名不僅有億萬富翁、公司高管，還有政界高官、國際軍火商。事實上，不少國家已通過此次泄密信息，“按圖索驥”追查上榜人士的不當行為，開始著手調查涉嫌欺詐和金融犯罪者。 據《中國證券報》

　　離岸公司

　　一些島國建立一些特別寬松的經濟區，允許外國人在其領土上成立公司，稱為離岸公司。對這類公司沒有任何稅收，只收取少量管理費。離岸公司具有高度保密、減免稅務負擔、無外匯管制三大特點。

　　江涌：西方可利用海外賬戶敲打、操作中國官員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老百姓真正親歷了“官吏清則海宇平”的古訓。改革開放后，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旗幟下，“先富起來”成為大小官員的座右銘，撈錢貪腐像野草一般瘋長于中華大地。

　　根據諸多研究資料顯示，為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占領中國民用市場)和國家利益(抑制中國科技創新)，波音公司和中央情報局聯手，將中國民航總局高官拖下水。

　　落入圈套的高官，運用各種手法，最終令投入5.37億(折合今天當有數百億)研究經費、花費10年光陰、一代優秀科研人才、并成功試飛的“運十”下馬，中斷中國“大飛機之夢”。至今，在中國的航空干線上，飛行的盡是波音與空客的飛機。

　　隨著改革開放，跨國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帶進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更新的、更隱蔽的賄賂手段。有人士類比，南美有一種殺人蜂，讓人聞風喪膽，就是歐洲人帶來的蜜蜂同南美本地蜂雜交的后代。

　　如今，中國的“土腐敗”與“洋腐敗”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如果再生出什么“新品種”，具備腐敗“雜交優勢”，治理起來就更難了。

　　更為復雜的是，跨國公司商業行賄在前，美國情報人員跟蹤在后，在貪腐官員自認為“神不知、鬼不覺”欣欣然接受跨國賄賂、在海外開設秘密賬戶的同時，這些官員、資料、賬戶都進入了美國情報機構的數據庫，成為未來、有的就是當下敲打、訛詐中國的把柄。

　　美國正是掌握了不少中國官員的貪腐和洗錢痛腳，在需要的時候就會將黑材料抖出來，這也是美國操縱中國的重要手段。

　　細心的人們不難發現，美國等西方跨國公司暴露的涉華商業賄賂案件中，真正是政府官員所為的少之又少，目前“曝光”的主要的是國有企業管理與銷售人員，這一方面可以“定向打擊”國有企業的形象，敗壞國有企業的聲譽，使國有企業成為不宜存在的企業。

　　另一方面通過對政府官員的包庇，進一步實現敲打與訛詐的目的，鼓勵他們繼續吸引外資，持續推進對外開放。

　　而那些涉案的政府官員，一旦東窗事發即可逃亡西方，被隱匿保護，實際上當中能被引渡回國的更是鳳毛麟角。

　　筆者雖然不能妄自猜測政府官員“紛紛”在海外開設賬戶，但是匯豐銀行公布其瑞士支行僅2007年一年從中國大陸吸收個人存款就達227億瑞士法郎，相當于1600億人民幣，依常識論，所謂“個人”定不是一般平頭百姓。

　　此外，僅僅中國各級官員出訪、出游以及子女海外讀書就業之輩難以計數，而由美國暴露出中國官員腐敗鳳毛麟角，難道這不是很蹊蹺嗎?

　　江涌：腐敗問題是近代中國的頑疾

　　腐敗于人是惡，于國是禍。縱觀中國歷史，“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不斷重復王朝更迭周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腐敗。近代以來，吏治腐敗不僅喪盡民心，而且成為洋人不斷敲打訛詐中國的把柄。

　　晚清吏治呈現出結構性、整體性與惡性腐敗的特征，滲入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層面，并表現出“末世”的瘋狂情結。此時的官場，完全是政以賄成、官以價論、刑以錢免。至新政時期，貪污受賄更是浸滲到官僚系統的各個層面。

　　“在上者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坦然無可忌憚;在下者輦金載寶，鉆營奔競，恬然絕無羞恥。”新政時期貪污受賄的典型代表當屬慶親王奕劻。奕劻納賄“細大不捐”，其貪庸好貨之名連外國人也熟聞。

　　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就曾斥其為“貪得無厭的混帳親王”。奕劻在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挾洋自重，吃里爬外。

　　光緒29年入軍機，就在縉紳名冊上標明天下官缺的優劣肥瘦，放缺任官以孝敬金銀的多寡來定奪，“內而侍郎，外而督撫，皆可用錢買得”。

　　末代皇帝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就記載，“貪贓枉法賣官鬻爵，朝野為之側目”的奕劻僅在英商匯豐銀行就存儲120萬兩貪腐得來的錢財。英國等西方列強也借奕劻的貪腐對其進行訛詐，這位慶親王“以辦賣國外交和賣官鬻爵而出名”。

　　在研究清末新政后，美國歷史學家羅滋曼深刻感受到，“整個政界的腐敗無能是那么的普遍”。當時《倫敦每日新聞》曾發表題為《清國官場腐敗危及人類道德》的新聞述評，指出當時的大清國已是“受賄者兼掠奪者的國度”。

　　繼奕劻之后，爭議極大的要數李鴻章。作為俄羅斯遠東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從1896年開始，沙俄政府為了與英國爭搶修建中東鐵路及獲得在滿洲租借權利，先后實施了一系列賄賂中國官員的活動。“在華俄道勝銀行存款中撥出百萬盧布，作為對中國大臣秘密送禮之用”。

　　在1898年《中俄密約》簽訂后的次日(3月28日)，當時俄國財政部駐北京的代表璞科第付給李鴻章50萬盧布。

　　按照《財政部檔案》(全稱叫《沙俄財政部檔案匯編》)中記載，李鴻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國170.25萬的盧布的賄賂(有李鴻章派人提取款項存條和當日提款的記錄)。李鴻章為了個人私利，出賣國家主權與利益，當時大清民謠“李二先生是漢奸”廣為流傳。

　　南京政府統治時期顯然繼承晚清貪腐遺風，“無官不貪,有吏皆污”。費正清認為“國民黨的垮臺不僅是軍事上的，中國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使它徹底喪失人心”。是謂“搶盡了資財，失盡了人心”。

　　王春瑜主編的《簡明中國反貪史》記載，在孔祥熙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及財政部長任內，公開揭露其貪污美金公債案，計1150余萬美元，折合國幣約26.47億。宋孔兩大家族斂取的錢財，基本都存放在美國。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機大發國難財。

　　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關于中國使用美國貸款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對國民黨政府要員的腐敗情況了如指掌，也是美國能操控國民政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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