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4月3日，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獲得由告密者提供的一塊超過260G信息的硬盤。該硬盤存儲的信息涉及12萬個離岸公司和信托機構的秘密交易，其中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地區的一些高官與富豪也深涉其中。

　　英屬維爾京島是與中國牽扯最深的離岸公司注冊地之一，2010年是中國第二大境外投資者。離岸公司具有高度保密、減免稅務負擔、無外匯管制三大特點。很多官員通過持有秘密離岸公司來掩蓋腐敗行為。

　　學者江涌指出，在貪腐官員自認為“神不知、鬼不覺”接受跨國賄賂、在海外開設秘密賬戶的同時，這些官員、資料、賬戶都進入了美國情報機構的數據庫。美國在需要時就會將黑材料抖出來，這也是美國操縱中國的重要手段。

　　一塊硬盤撕開黑幕：或牽出大批中國高官與富商

　　從4月3日起，一塊存儲信息超過260G的硬盤，讓全球不知多少富豪恐慌不已。調查顯示，這塊硬盤存儲的信息涉及12萬個離岸公司和信托機構的秘密交易，其中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地區的一些富豪也深涉其中。業內人士分析，其中中國客戶涉及的不法交易恐怕也會因此曝光。

　　中國客戶設境外實體比例最高

　　在對澳大利亞一項涉及離岸公司及欺詐丑聞的調查中，記者獲得由告密者提供的一塊超過260G信息的硬盤。硬盤中有約250萬份文件，內容涉及包括英屬維爾京群島、庫克群島和新加坡在內的10個離岸地，包含超過12.2萬個離岸公司或信托的詳細信息。

　　據分析，這些泄密文件揭露了大量富豪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等“避稅天堂”開設離岸公司及銀行戶口的記錄，包括匯款、公司和個人之間的關系等數據和事實。這些信息使一些通過離岸金融公司受益的人浮出水面。

　　數據分析表明，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客戶設立境外實體的比例最高。其中，英屬維爾京島是與中國牽扯最深的離岸地之一，2010年是中國第二大境外投資者，僅排在香港之后。分析數據后發現，大部分在該島持有資產的人士都居于中國大陸、香港及臺灣，這也解釋了為何其會成為中國第二大境外資本來源。英國組織“稅制公義網絡”估計，全球有多達21萬億美元資產存放在離岸“避稅天堂”。

　　有官員借此掩蓋腐敗

　　從可確認離岸投資人的資金往來記錄中不難發現，一些企業交易人員通過使用離岸實體來資助金融欺詐項目，或者從他國大規模基建合同中獲益。同時，泄密文件還提供了一些金融犯罪案件線索。同時也有政府官員通過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持有秘密公司來掩蓋相應的腐敗行為。

　　根據調查，離岸服務機構在幫助客戶掩蓋信息時，要完成一系列程序。比如，離岸服務機構會編造出層次復雜的架構，囊括了信托、公司、基金、保險產品及所謂的“掛名”董事長和持股人。

　　許多國家開始調查犯罪者

　　據透露，某些離岸服務提供商通過揣摩中國客戶的心理狀態，調整其公司形象和宣傳口徑，提供“靈活”和便宜的離岸架構。某些被國際社會公認具有欺詐、逃稅甚至有更嚴重刑事責任的離岸架構，可能被售賣給中國客戶。

　　隨著涉密信息不斷披露，牽涉其中的中國客戶的不法信息也會逐漸浮出水面。這些暴露在陽光下的姓名不僅有億萬富翁、公司高管，還有政界高官、國際軍火商。事實上，不少國家已通過此次泄密信息，“按圖索驥”追查上榜人士的不當行為，開始著手調查涉嫌欺詐和金融犯罪者。 據《中國證券報》

　　離岸公司

　　一些島國建立一些特別寬松的經濟區，允許外國人在其領土上成立公司，稱為離岸公司。對這類公司沒有任何稅收，只收取少量管理費。離岸公司具有高度保密、減免稅務負擔、無外匯管制三大特點。

　　江涌：西方可利用海外賬戶敲打、操作中國官員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老百姓真正親歷了“官吏清則海宇平”的古訓。改革開放后，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旗幟下，“先富起來”成為大小官員的座右銘，撈錢貪腐像野草一般瘋長于中華大地。

　　根據諸多研究資料顯示，為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占領中國民用市場)和國家利益(抑制中國科技創新)，波音公司和中央情報局聯手，將中國民航總局高官拖下水。

　　落入圈套的高官，運用各種手法，最終令投入5.37億(折合今天當有數百億)研究經費、花費10年光陰、一代優秀科研人才、并成功試飛的“運十”下馬，中斷中國“大飛機之夢”。至今，在中國的航空干線上，飛行的盡是波音與空客的飛機。

　　隨著改革開放，跨國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帶進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更新的、更隱蔽的賄賂手段。有人士類比，南美有一種殺人蜂，讓人聞風喪膽，就是歐洲人帶來的蜜蜂同南美本地蜂雜交的后代。

　　如今，中國的“土腐敗”與“洋腐敗”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如果再生出什么“新品種”，具備腐敗“雜交優勢”，治理起來就更難了。

　　更為復雜的是，跨國公司商業行賄在前，美國情報人員跟蹤在后，在貪腐官員自認為“神不知、鬼不覺”欣欣然接受跨國賄賂、在海外開設秘密賬戶的同時，這些官員、資料、賬戶都進入了美國情報機構的數據庫，成為未來、有的就是當下敲打、訛詐中國的把柄。

　　美國正是掌握了不少中國官員的貪腐和洗錢痛腳，在需要的時候就會將黑材料抖出來，這也是美國操縱中國的重要手段。

　　細心的人們不難發現，美國等西方跨國公司暴露的涉華商業賄賂案件中，真正是政府官員所為的少之又少，目前“曝光”的主要的是國有企業管理與銷售人員，這一方面可以“定向打擊”國有企業的形象，敗壞國有企業的聲譽，使國有企業成為不宜存在的企業。

　　另一方面通過對政府官員的包庇，進一步實現敲打與訛詐的目的，鼓勵他們繼續吸引外資，持續推進對外開放。

　　而那些涉案的政府官員，一旦東窗事發即可逃亡西方，被隱匿保護，實際上當中能被引渡回國的更是鳳毛麟角。

　　筆者雖然不能妄自猜測政府官員“紛紛”在海外開設賬戶，但是匯豐銀行公布其瑞士支行僅2007年一年從中國大陸吸收個人存款就達227億瑞士法郎，相當于1600億人民幣，依常識論，所謂“個人”定不是一般平頭百姓。

　　此外，僅僅中國各級官員出訪、出游以及子女海外讀書就業之輩難以計數，而由美國暴露出中國官員腐敗鳳毛麟角，難道這不是很蹊蹺嗎?

　　江涌：腐敗問題是近代中國的頑疾

　　腐敗于人是惡，于國是禍。縱觀中國歷史，“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不斷重復王朝更迭周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腐敗。近代以來，吏治腐敗不僅喪盡民心，而且成為洋人不斷敲打訛詐中國的把柄。

　　晚清吏治呈現出結構性、整體性與惡性腐敗的特征，滲入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層面，并表現出“末世”的瘋狂情結。此時的官場，完全是政以賄成、官以價論、刑以錢免。至新政時期，貪污受賄更是浸滲到官僚系統的各個層面。

　　“在上者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坦然無可忌憚;在下者輦金載寶，鉆營奔競，恬然絕無羞恥。”新政時期貪污受賄的典型代表當屬慶親王奕劻。奕劻納賄“細大不捐”，其貪庸好貨之名連外國人也熟聞。

　　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就曾斥其為“貪得無厭的混帳親王”。奕劻在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挾洋自重，吃里爬外。

　　光緒29年入軍機，就在縉紳名冊上標明天下官缺的優劣肥瘦，放缺任官以孝敬金銀的多寡來定奪，“內而侍郎，外而督撫，皆可用錢買得”。

　　末代皇帝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就記載，“貪贓枉法賣官鬻爵，朝野為之側目”的奕劻僅在英商匯豐銀行就存儲120萬兩貪腐得來的錢財。英國等西方列強也借奕劻的貪腐對其進行訛詐，這位慶親王“以辦賣國外交和賣官鬻爵而出名”。

　　在研究清末新政后，美國歷史學家羅滋曼深刻感受到，“整個政界的腐敗無能是那么的普遍”。當時《倫敦每日新聞》曾發表題為《清國官場腐敗危及人類道德》的新聞述評，指出當時的大清國已是“受賄者兼掠奪者的國度”。

　　繼奕劻之后，爭議極大的要數李鴻章。作為俄羅斯遠東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從1896年開始，沙俄政府為了與英國爭搶修建中東鐵路及獲得在滿洲租借權利，先后實施了一系列賄賂中國官員的活動。“在華俄道勝銀行存款中撥出百萬盧布，作為對中國大臣秘密送禮之用”。

　　在1898年《中俄密約》簽訂后的次日(3月28日)，當時俄國財政部駐北京的代表璞科第付給李鴻章50萬盧布。

　　按照《財政部檔案》(全稱叫《沙俄財政部檔案匯編》)中記載，李鴻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國170.25萬的盧布的賄賂(有李鴻章派人提取款項存條和當日提款的記錄)。李鴻章為了個人私利，出賣國家主權與利益，當時大清民謠“李二先生是漢奸”廣為流傳。

　　南京政府統治時期顯然繼承晚清貪腐遺風，“無官不貪,有吏皆污”。費正清認為“國民黨的垮臺不僅是軍事上的，中國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使它徹底喪失人心”。是謂“搶盡了資財，失盡了人心”。

　　王春瑜主編的《簡明中國反貪史》記載，在孔祥熙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及財政部長任內，公開揭露其貪污美金公債案，計1150余萬美元，折合國幣約26.47億。宋孔兩大家族斂取的錢財，基本都存放在美國。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機大發國難財。

　　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關于中國使用美國貸款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對國民黨政府要員的腐敗情況了如指掌，也是美國能操控國民政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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