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滯漲完全可以稱為“弗里德曼”災難，純粹是由弗里德曼的錯誤經濟理論導致的。

　　貨幣發多了，還是發少了，一直是人們爭論的焦點，這時突然有個統計學家站了出來說，大家不要爭吵了，我來統計了歷史上貨幣增長的平均數，你們以后按照我這個平均數發行貨幣就行了，也就是將每年的貨幣增長固定下來，誰也不能變。這個統計學家就是后來被誤認為經濟學家的佛利德曼，此人其實就是個精算師，擅長統計和精算，對經濟學并不懂。

　　弗里德曼這種固定增加貨幣的政策，一般會造成兩種效果，在經濟繁榮時，會造成貨幣緊缺，在經濟蕭條時會造成貨幣過多，因為繁榮時經濟本身需要的貨幣比較多，而蕭條時經濟本身需要的貨幣比較少，這樣就會在繁榮時產生一種通縮效應，蕭條時就會產生通脹效應，弗里德曼趕的不巧，正趕上美國經濟停滯，所以就表現為通脹效應，所以就出現了滯漲。

　　1970-1978年擔任美聯儲主席的是阿瑟·伯恩斯，他在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引用了弗里德曼的固定貨幣數量論，也是后來的單一貨幣規則，結果釀成了滯漲。

　　在歷史上，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素來就有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傳統。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釘住利率”(釘住政府國庫券利率)甚至是聯儲惟一的貨幣政策目標 .1951年聯儲和財政部的歷史性協議之后，聯儲雖然從釘住國庫券利率的羈絆中解放出 來，但仍然以調整聯邦基金(美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的隔夜利率為主要政策手段。

　　直 至70年代貨幣主義興起，特別是阿瑟。伯恩斯入主聯儲后，這種狀況才得到改變。在貨幣主義者的單一規則貨幣政策是指將貨幣供應量作為唯一的政策工具，貨幣當局或中央銀行按一個穩定的增長比率擴大貨幣供應。又稱穩定貨幣增長率規則。弗里德曼主張將流通中的貨幣加上商業銀行的存款，亦即M2作為控制目標。

　　這種“單一規則”包含三個要點，一是只控制貨幣數量，不控制貨幣價格，二、貨幣數量按照一個公式增長，三，這種公式中的參數來源于美國歷史的平均數據。

　　1970年伯恩斯任美聯儲主席，上任不久后就宣布以貨幣總量為供給目標。每隔六個星期，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就會重新制定各種貨幣總量的目標區間，以及與該目標區間所匹配的聯邦基金利率。如果聯邦基金利率高于或低于目標區間，就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的手法將聯邦基金利率保持在目標區間內。但由于貨幣需求與預期長期真實利率相關，在不斷升高的通脹預期下， 把名義利率維持在一個目標區間內只會增加貨幣需求。因此，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沒有能夠幫助經濟增長，反而由于貨幣供應量過大，不斷的推高了通貨膨脹。

　　然而而控制貨幣數量必然扭曲市場利率，這種扭曲主要體現為市場利率的升高，而企業家的利潤是有限度的，如果市場利率太高，首先是打擊了企業的投資積極性，企業家投資積極性的降低必然導致經濟的停滯，而市場利率太高，企業家即使投資了，也會因為成本太高，而提高商品價格，否則無利可賺，這又提高了通脹，這就是弗里德曼數量控制的傳導原理，也是滯漲的根源，可見這種政策對經濟的扭曲是多么的嚴重。

　　弗里德曼因為這一理論被授予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獎給的頒獎理由是弗里德曼在貨幣的歷史與理論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論證了穩定經濟政策的復雜性，然而弗里德曼研究貨幣歷史無非就是統計出了個平均數，而更諷刺的是他的穩定經濟增長理論，結果不但沒有穩定經濟，反而釀出了從沒有過的經濟扭曲，讓經濟更加的不穩定。美國執行弗里德曼的單一規則的實踐結果就是1970年代的世紀大滯脹。

　　1979年沃克爾上臺，并開始強硬反通脹，它的辦法是在“貨幣供應量”上再綁定一個“目標利率”，實質上基本放棄了單一規則，他最終將聯邦基金利率提到了19%才結束了兩位數的通脹和通脹預期。沃克爾在1981年將聯邦基金利率抬升到了20%。

　　接替沃克爾的是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徹底廢除了弗里德曼的單一規則，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1993年7月22日在參議院作證時出人意料地宣布：美聯儲決定放棄實調控貨幣供應量來調控經濟運行的貨幣政策規則 ，改以調整實際利率作為對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

　　其實只關注利率是對的，控制住了利率經濟就穩定了，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經濟蕭條都是適用的，當然后來金融衍生品大量發展，利率失靈這是后話，不能說控制利率政策的失敗。

　　而控制m2比控制貨幣印刷更可惡，因為m2不是印刷出來的，而是企業貸款貸出來的，比如在經濟蕭條時，企業家沒有投資信心，也就沒人貸款，貨幣想發也發不出去，而到經濟繁榮時，企業家信心爆棚，有多少錢都不夠發，限制了m2就是限制了企業貸款，這不是控制政府，而是干預企業，干預企業就必然扭曲市場。

　　只要是稍懂貨幣常識的人都不會提出這么偏離常識而又偏激的政策，而弗里德曼就是這樣一個毫無貨幣常識的人，弗里德曼不是經濟學家，而是個統計學家，他貨幣理論是基于古老的貨幣數量說，他的獨立貢獻就是用他的統計學功底將這些量化了，而這種量化是基于以往的平均數據，這就是一個統計學家的貢獻。

　　他從統計學切入貨幣發行，結果釀成了災難，但弗里德曼的統計并非難事，在現代電腦如果發達的條件下，用一個EXCEL表格，將數據列好了，不用幾分鐘就能統計出來，筆者也曾統計過美國百年間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其實非常的簡單，而弗里德曼當年沒有電腦，需要手工操作，也許比較麻煩，因此他弄出來的數據也就比較有震撼性，其他人也就不怎么質疑了，但脫離了貨幣理論，而只看統計數據，即使統計清楚了，其邏輯也弄不清楚，弗里德曼作為統計學家，只有統計能力，而沒有對貨幣理論的深刻理解，最終也沒有弄清楚貨幣控制的邏輯。

　　我們也可以將我國目前的貨幣控制政策與之對照分析，我們目前的貨幣政策也是既控制貨幣數量(M2)，也控制利率，那我們是不是跟沃爾克期間一樣了呢，是不是說明弗里德曼理論在中國仍然在使用，甚至說弗里德曼理論仍然沒有失效呢!當然不是，中國雖然控制貨幣數量(M2)，也控制利率，但本質上不是為控制而控制，中國貨幣政策核心中的核心是“緊盯經濟增速”，這是最高層的原則，其次是控通脹，這是第二位的原則，貨幣數量(M2)和利率都是個工具。

　　無論是美聯儲早期緊盯國債市場還是后來緊控聯邦基準利率，或是中國緊盯經濟增速都是非常科學，非常合理而且是既聰明又巧妙的方法。因為貨幣需求是動態的，不同經濟周期對貨幣的需求完全不同，控制貨幣數量具有本質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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